民間檔案館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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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網絡調研西方社群檔案館與我國民間檔案館建設現狀，認為二者在館藏結構、國家檔案事業中的地位，以及補充社 會記憶方面存在相似之處，但仍有許多差異，西方社群檔案館有值得我國民間檔案館借鑒之處，應結合實際吸收其長處， 以推動我國民間檔案館科學發展。

關鍵詞：社群檔案館 民間檔案館 檔案事業 社會力量 

新《檔案法》第七條提出“國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和支持檔案事業的發展”[1]，《“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也將“鼓勵、引導、規范社會力量參與檔案事務”作為“十四五”期間健全檔案管理體制機制工作的一部分[2]，首次為我國民間檔案館發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和路線規劃。當前，西方的民間檔案館工作經驗已較豐富，其中社群檔案館較有代表性；我國近年來也建設起一批民間檔案館，在此背景下，筆者以西方社群檔案館為例，探討其與我國民間檔案館的同異，思考我國民間檔案館的科學發展之路。

一、西方社群檔案館與我國民間檔案館的共性

1.檔案館藏結構不拘一格。西方社群檔案館與我國民間檔案館的館藏均處于“大檔案”觀之下，以不拘一格的館藏結構體現檔案館的主題。西方社群檔案館倡導“包容性”和“多樣性”，其館藏不局限于傳統檔案形式，還包括有助于社群成員感到認同感的多樣檔案形式———“社群檔案館的藏品通常包括了書籍、星歷、衣服以及更多的文件、照片和視聽材料”[3]等。同樣，我國的民間檔案館無須接受檔案主管部門的強制性指導與檢查，其館藏通常可根據創辦者及成員的主觀意愿與興趣而拓展。例如，“游戲的人”檔案館除與游戲相關的文書檔案外，還藏有游戲雜志、游戲研究著作、游戲軟件及游戲主機、硬件設備等。

2.國家檔案事業邊緣地位。西方社群檔案館與我國民間檔案館均處于國家檔案事業的邊緣地位。西方社群檔案館的館藏來源于在主流歷史敘事和主流檔案工作中被忽視、被邊緣化的社群，通常不以傳統檔案形式出現，國外檔案學界將其描述為檔案工作和國家檔案事業中邊緣性、非主流的一部分內容。2020年，《CommunityArchives,CommunitySpaces:Heritage,memoryandi-dentity》[4]一書仍提到“社群檔案常被視為邊界對象”。民間檔案館在我國亦處于國家檔案事業的邊緣地位，截至2022年3月，能在互聯網上檢索到的民間檔案館僅有18家，數量較少。同時，我國絕大多數檔案保存或將保存于官方機構，民間檔案館的非官方屬性決定了其在我國檔案事業中的邊緣地位。

3.社會記憶的有益補充。西方社群檔案館和我國民間檔案館的館藏都是社會記憶的有益補充。西方社群檔案館能發揮留存群體記憶、增強身份認同的作用，少數社群的記憶被妥善保管下來，成為社會記憶的有益補充，社會記憶呈現多元特征。例如英國黑人，“多年來，一些年輕黑人面臨種族主義的壓力和它帶來的矛盾，并以黑人身份為恥”[5]。黑人文化檔案館在留存英國黑人集體記憶、增強英國黑人身份認同、建構英國社會記憶方面持續發揮作用。我國民間檔案館的館藏主要反映了某地區、某時期、某領域歷史，這些“歷史”在官方檔案中或許有所記載，但難免遺漏、散落，有的只能從民間檔案館的館藏中窺得一二。如廣東省嶺海檔案館部分收藏來源于散落鄉間的舊物、廢物[6]。民間檔案館在收集散落民間的珍貴檔案，補充社會記憶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二、西方社群檔案館與我國民間檔案館的差異

1.創辦初衷不同。社群檔案來源于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外的少數社群，“社群”被認為是“圍繞著一組共性而團結在一起的群體”[7]。社群檔案館，就是部分少數社群為記錄自身、增強認同，并向社會展示自身而創辦的。如南亞裔美國人數字館的創辦初衷就是記錄南亞裔美國人的故事與歷史，補充美國歷史———“確保南亞裔美國人不會缺席美國故事”[8]。我國的民間檔案館的創辦初衷通常是出于興趣或工作原因，因藏品規模增大而創辦檔案館以保存藏品。如皋民營電影資料檔案館館長直言，當初辭職收藏電影膠片完全是出于個人愛好[9]。

2.資金來源不同。西方社群檔案館經過長足發展，受到社會各界關注與支持，接受捐贈并開展營利服務，具有穩定資金來源。一方面，大多社群檔案館網站上都設有“捐款”選項，以吸收社會捐款；另一方面，營利服務也是社群檔案館的重要資金來源，如德國電腦游戲博物館設置了門票、導游服務等盈利項目，單人票價格為6—9歐元，家庭票價格為15歐元，導游服務則統一定價為60歐元[10]。我國民間檔案館起步時間晚，數量少、規模小，多為非營利機構，運營資金較少。例如，屈干臣檔案館、嶺海檔案館、汶上縣紅色家庭檔案館自建成便免費開放，缺少資金籌集手段；屈干臣自費購買了70㎡的居室作為展廳[11]，嶺海檔案館館長在收集藏品過程中時常將錢花光[12]。

3.參與模式不同。西方社群檔案館的參與模式多樣，有社群參與模式、多元群體模式、角色轉換模式以及曼德拉模式等[13]，是“自下而上”的參與模式，強調社群成員參與到社群檔案工作中，擁有對社群檔案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主流檔案機構不干涉社群檔案館工作。如英國的賢人檔案館[14]，每個愿意分享自己人生經驗的成員都可聯系志愿者參與檔案館資源建設。我國的民間檔案館采取“自上而下”的參與模式，由檔案館創辦者產生收藏需求，向社會公眾收集檔案，進而建設起檔案館，由館內工作人員開展檔案館管理工作。同時，我國民間檔案館需要接受檔案主管部門的監督、管理與指導，在這一過程中，民間檔案館自主性受到一定削弱，但管理更加規范。例如，常州市出臺了《社會檔案館管理辦法（試行）》，海寧市出臺了《個人檔案史志工作室（家庭檔案館）管理辦法》，以規范管理當地民間檔案館。

4.信息化水平不同。西方社群檔案館普遍建立了在線檔案館網站，這些網站設計美觀，排版合理。通過檔案館網站可瀏覽數字化檔案或專題展覽，信息化水平較高。如南加州華人歷史協會網站上設有專題展覽，利用VR技術將訪問者“置于”展廳之中；展廳中設置多個訪問點，參觀者點擊不同的訪問點“移步換景”，可選擇近距離欣賞展品，亦可選擇了解訪問點背后的故事和相關檔案。我國民間檔案館普遍未建立在線檔案館網站，信息化水平較低，僅有華僑華人歷史文獻檔案館、“游戲的人”檔案館及湖南達人檔案館建立了在線檔案館網站。其中，“游戲的人”檔案館和湖南達人檔案館網站上有價值信息較少，不僅沒有數字化檔案展覽，還有許多誘導性廣告。僅有華僑華人歷史文獻檔案館有數字化檔案展覽，亦無廣告，但網站設計不夠美觀。

5.館藏服務方式不同。西方社群檔案館注重館藏服務的多樣性與深度，起到較好的服務效果。如洛杉磯當代檔案館[15]不僅設置有位于洛杉磯唐人街的展覽空間和便捷的線上檢索工具，還通過表演、獨立書籍發布、教學研討會、放映和展覽等形式激活館藏檔案，構建起當代洛杉磯的復雜歷史。我國民間檔案館的館藏服務相對簡單，以線下展覽為主，個別的設置有線上展覽，缺乏其他服務方式。同時筆者也注意到，如皋民營電影資料檔案館于2019年12月“升級”為占地9000㎡的“華夏電影文化中心”[16]，其館藏服務方式雖仍以線下展覽為主，但結合如皋市建設“電影文化小鎮”的發展規劃[17]，與旅游業接駁后或能激活更多的館藏服務方式。

三、思考與啟示

1.加強館際合作，優化檔案館建設。在資金規模不足的情況下，通過館際合作“抱團取暖”是優化民間檔案館建設的可行手段。首先，同領域、地域民間檔案館之間應加強館際合作。例如，嶺海檔案館可與華人華僑歷史文獻檔案館交換僑批檔案復制件，補充館藏；同處松陽縣的石倉文獻館可與葉長連私人檔案館聯合辦館辦展，既可形成規模效應，又可串聯起明清以至新中國成立后松陽縣及浙南地區的歷史和風土人情。其次，綜合檔案館應加強對民間檔案館的支持。當前我國綜合檔案館與民間檔案館存在著“管理與被管理、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這種關系之下綜合檔案館除了對民間檔案館開展日常性的管理與指導外，還應給予民間檔案館辦館資金、辦館場地、檔案修復等方面的支持。

2.改善運營模式，吸引公眾參與。借鑒西方社群檔案館“公眾參與”模式，能使民間檔案館更具生機與活力。首先，采取代存模式，吸引公眾參與。對于主動向民間檔案館寄存藏品的，無償保管其藏品，并根據代存藏品的價值給予不同獎勵；在不失去藏品所有權的情況下，代存者可優先利用自己的藏品。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參與民間檔案館共建共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其次，搭建線上平臺，加強與公眾互動。民間檔案館通過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社交媒體搭建線上平臺，借由平臺推廣服務迅速打開知名度，吸引線上公眾關注。實時更新館內資訊，吸收公眾意見，根據公眾需求設置活動，如藏品直播、同好聚會、志愿服務等，吸引更多公眾參與民間檔案館共建共享，構建起良性的公眾參與模式。

3.加快信息化建設，打造數字檔案館。首先，應該推動館藏檔案數字化。檔案數字化完成后，民間檔案館可在展覽時以數字化檔案增強與公眾互動，而將檔案原件存放于條件好、地價低的庫房之中，既不影響公眾參觀時對于檔案信息的獲取，也能更好地保護檔案原件。其次，數字檔案館設計要兼顧美觀與數字化檔案利用，板塊設置合理，實現與社交媒體的對接，拓寬公眾參與、參觀渠道。

4.改進館藏服務方式，提高服務效果。民間檔案館館藏服務方式改進應重視館藏服務的多樣性和深度。在館藏服務的多樣性方面，應結合實際，創新館藏服務方式。例如，“游戲的人”檔案館可設置專門主機，以便參觀者體驗經典游戲作品；如皋民營電影資料檔案館可結合當地“電影文化小鎮”建設規劃，建成電影主題公園。在館藏服務的深度方面，應深入挖掘檔案的學術價值。例如，創辦常州市家譜檔案館的常州市譜牒與祠堂文化研究會，是一個利用家譜檔案研究家譜文化的機構，可利用家譜檔案創作一批學術成果。我國許多民間檔案館都有獨立或與學術界合作研究的資源基礎，公開發表的成果可由民間檔案館向公眾共享，使公眾了解檔案中蘊含的價值。

參考文獻

[1]國家檔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EB/OL].（2020-06-20）[2022-03-01].

[2]國家檔案局.中辦國辦印發《“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EB/OL].（2021-06-09）[2022-03-01].

[3][5]AndrewFlinn.Whosememories,whosearchives?Independentcommunityarchives,autonomyandthemainstream[J].ArchivalScience,2009（9）：71-86.

[4]JeannetteA.Bastian,AndrewFlinn.CommunityArchives,CommunitySpaces:Heritage,memoryandidentity[M].London:FacetPublishing,2020：ⅩⅩⅡⅡ.

作者:吳鈞維 黃天麒 單位:成都市市容環衛管理事務中心助理館員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檔案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