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經濟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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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美國 傳媒經濟學 《傳媒經濟學刊》

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發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該領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如學科歸屬不清、研究進路不明、傳媒經濟本質存在爭議等問題,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國外傳媒經濟學研究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如何進一步推動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相對來說,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早且已處于比較成熟的階段,其研究雛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當時,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杰米提出了“廣播經濟學”的概念,此后,廣告經濟學、電信經濟學、電視經濟學、報業經濟學等概念也相繼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討。②1987年,《傳媒經濟學刊》在美國創刊,并發展至今,成為唯一被SCI收錄的傳媒經濟學雜志,它作為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標志,代表著這一領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對2004年~2008年《傳媒經濟學刊》所刊文章從研究主題上進行分類,并對每一研究主題進行具體分析,以期提供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并為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提供有益線索。

《傳媒經濟學刊》的研究主題

2004年~2008年,《傳媒經濟學刊》共99篇,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從宏觀層面到微觀層面,從傳媒政策的制定和演進到傳媒產品的定價、廣告的具體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筆者對這些研究主題進行詳細分類,確定五個相對集中的研究主題: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傳媒公司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盜版問題與版權保護、市場結構與傳媒表現、文化折扣與電影海外票房收入。

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一般意義上,“多元化戰略”是指一個企業同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業中進行經營,而且向不同的行業市場提品和服務。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戰略,此后,多元化戰略逐漸成為公司戰略研究中的重點內容,其中,實施多元化戰略的動機、實施多元化戰略時應考慮的因素、企業多元化的績效等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

隨著研究的擴大與深入,以及傳媒經濟學本身的發展,多元化戰略的問題進入了傳媒經濟學者的視野,并日益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所在。公司多元化戰略包括產品多元化、市場多元化、投資區域多元化和資本多元化。傳媒公司在實行多元化戰略時是選擇一種,還是選擇其中幾種同時進行?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是否會導致傳媒經濟績效的良好表現?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同其他類型公司如制造業企業的多元化戰略是否有本質上的區別?這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有學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戰略,通過選取澳大利亞、歐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這些國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實行多元化戰略的內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們的母國市場,更多地實行產品多元化戰略,而歐洲國家和澳大利亞的出版公司同時實行產品多元化戰略和地區多元化戰略。③相關產品多元化戰略及地區多元化戰略會導致傳媒集團良好的經濟績效,然而,過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關的過度多元化戰略的實施將會導致傳媒集團經濟績效的下降。④

對于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同其他類型公司如制造業企業的多元化戰略是否不同,有學者認為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同其他類型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在本質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傳媒產品在雙重市場上進行二次售賣、產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點對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并無影響,因此,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與其他類型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并無本質上的不同。⑥

應該說,學者們對于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進行了積極而有益的探討。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樣本的選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樣本的選取集中于大型的傳媒公司、樣本的收集主要來自歐美國家等。未來的研究對于樣本的選擇可以更加多元化。

傳媒公司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選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是指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入海外市場,它具體可分為非股權模式和股權模式。非股權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約模式,而股權模式則包括合資和獨資兩種模式,獨資可以通過新建和并購進行。⑦進入模式的不同將會影響公司進入海外市場后的經濟績效,因此,傳媒公司在國際擴張時要對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進行謹慎選擇。

公司在選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時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可以歸納為環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戰略因素。⑧有學者選擇環境變量中的兩個具體指標即文化距離和東道國風險,檢驗它們對傳媒公司進入模式的影響,該研究選取1981年~2001年美國廣告公司在海外市場投資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文化距離和東道國風險對美國廣告公司的進入模式的選擇有重要影響,當東道國與母國文化距離較大以及東道國風險較大時,美國廣告公司會選擇以合資方式而不是并購方式進入。⑨

并購模式與其他進入模式相比有哪些優勢?已有的大量文獻認為并購可以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及其他協同效應的產生,這也是傳媒公司選擇并購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動因,但是并購是否必然導致上述種種優勢的產生,有學者進行了檢驗,該學者選取1998年~1999年11家傳媒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與已有文獻不一樣的結論。⑩

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學者對傳媒公司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進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國傳媒的國際市場問題(Dupagne,1992)、跨國公司的發展問題(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場的進入問題(Holtz-Bacha,1997)。至今,這一問題仍然是學者們的關注熱點。

盜版問題與版權保護。版權是否應該進行保護以及如何進行保護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有研究者認為版權保護會導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因而主張不應該實行版權保護;也有研究者認為版權保護是為了保護作者、音樂家和傳媒產品生產者的權利,否則就沒有辦法讓他們進行創作,因此,盡管會出現不必要的福利損失,但還是要進行版權保護。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版權保護變得日益艱難,這一問題的研究也變得更加緊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認為應將傳媒產品分為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不同的傳媒產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時,其遭受到的經濟損失是不同的,因此,該研究提出應針對不同類型的傳媒產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應該從社會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版權保護,版權保護的不應該只是版權所有者的權利,也應該保護使用者和渠道擁有者的權利,以使得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對盜版問題以及如何進行版權保護的問題上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對已有的研究來說可謂有所突破,其應用到現實的情況如何,仍需要進一步檢驗和審視。

市場結構與媒體表現。經濟學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特征將市場劃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四種類型,公司所處的市場結構決定公司的行為和經營,因此,傳媒經濟學家十分關注傳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的行為表現。市場結構如何影響媒體表現?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有學者認為市場競爭與媒體表現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在集中的媒體市場中媒體有充足的資源去開發多元化節目。有學者則認為市場競爭與媒體表現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這些學者認為在一個集中的市場中,媒體會爭取獲得最大數量的受眾,因而會導致節目的同質化。

市場結構與傳媒表現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很多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卻得出矛盾的結論。筆者認為,可以選取不同的傳媒類型,嚴格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傳媒表現的變量,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文化折扣與電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審美趣味、生活方式、價值觀、語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傳媒產品在進行跨國傳播時因不被他民族觀眾認同或理解而帶來產品價值的折損,傳媒經濟學家對于文化如何影響媒介產品的欣賞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盡管他們的焦點是在經濟變量而非文化意義上。在解釋美國傳媒產品為何主導全球市場時,Hoskins和Mirus(1988)發明了“文化折扣”一詞:“扎根于一種文化的特定的電視節目、電影或錄像,在國內市場很具吸引力,因為國內市場的觀眾擁有相同的常識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會減退,因為那兒的觀眾很難認同這種風格、價值觀、信仰、歷史、神話、社會制度、自然環境和行為模式。”具體到電影這一傳媒產品,文化折扣和電影出口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系、不同類型的電影是否會遇見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這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結語

通過對2004年~2008年《傳媒經濟學刊》發表的文章進行梳理,發現當前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

(一)研究視野開闊,研究視角多元化。傳媒經濟學研究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而且對于同一問題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旨在檢驗、補充和發展已有的理論。

(二)研究范式遵循經濟學研究范式。傳媒經濟學研究主要是理論型研究和應用型研究,遵循經濟學研究范式,對于與傳媒相關的經濟問題進行研究與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實證分析、規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實證分析占多數。這5年里《傳媒經濟學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實證分析的文章有66篇,約占總體的66.7%。

(四)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向性。研究問題如傳媒產品的版權保護、文化折扣與電影出口、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競爭、傳媒產品的定價及付費模式,等等,這些問題無一不緊扣現實進行研究,旨在提供解決方法和可能性建議,現實指向性強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選取《傳媒經濟學刊》一本期刊作為研究對象,而忽略了其他相關的研究成果,未來可以選取更多的期刊進行研究,以提供當前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全面圖景。

注 釋:

①顧永波、殷曉蓉:《略論當前中國傳媒經濟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新聞界》,2008(5)。

②陳中原:《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簡要回顧》,《新聞大學》,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傳媒經濟學》,魯曙明、洪浚浩主編《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吉莉安•道爾:《理解傳媒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Francis L.F.Lee王建陵:《文化折扣與跨文化預測:以美國電影在香港的票房績效為例》,《文化藝術研究》,2008(1)。

第2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公交移動電視作為數字移動電視中的一種，它是借助公交車的載體平臺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裝了數字移動電視。而上海于2002年10月開始公交數字移動電視服務。隨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個省市也陸續在公交車上播放移動電視。公交數字移動電視成為當前車載數字移動電視發展的主力軍，在公交系統上大顯身手。

公交移動電視已經成為了一種新興的傳播現象，它的盛行符合傳播的時代趨勢，并且它同時具有大眾傳播和分眾傳播的特點。但公交移動電視是怎樣產生的？從媒介經濟學的原理這一角度來分析，公交移動電視的產生與發展存在著多種動因：

1、供給與需求。供給與需求是兩個重要的經濟范疇，供給是指生產者向市場提供的能滿足人們需要的勞動產品，它是實現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或前提；需求是消費者根據其購買能力向市場提出的對勞動產品或勞務的需求，它包括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兩種類型。把供給與需求理論引入電視領域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二是電視節目已經走向了市場。目前我國雖然還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但是電視節目的商品性已為人所共知。特別是公交移動電視的產生，更加是市場規律特別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結果。

在傳媒市場上，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是消費者，也就是受眾。所謂受眾需要，即受眾對信息、知識的不滿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動電視的產生正是隨著目標受眾的生活方式和行為規律的變化而變化，跳出了與傳統電視媒介的競爭藍海。媒介形態的多元化格局為受眾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受眾不僅能夠在自家客廳觀看電視節目，在乘坐公交電視的路途中也能觀看到精彩的電視節目。在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人們對于信息缺乏的焦慮感是無時不在的。對于這樣一個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費群體，供給方公交移動電視便產生了。公交移動電視媒體呈現出領先性、多樣化、融合化的發展趨勢。

2、資本的逐利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資本、勞動力和成熟的產業運作經驗的支持，工業文明已經積累的大量剩余資本繼續尋找新的投資熱點。根據國內學者的估計，2008年我國文化市場有上萬億元的市場容量。巨大的市場容量就意味著客觀的產業利潤和廣闊的發展空間。移動電視作為高速看漲的擁有高投資回報率的媒體，已經成為為數不多的剩余市場空白點，吸引了眾多資本的目光。以業界翹楚東方明珠移動電視為例，大股東分別為東方明珠集團與上海文廣集團、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一個是資本運作的先行者，一個是重量級的內容制作商。這樣的強勢組合，可謂如虎添翼。

3、資源的稀缺性。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產生的。相對于人類社會的無窮欲望而言，經濟物品，或者說生產這些物品所需要的資源總是不足的。經濟學上所說的稀缺性是指相對的稀缺性，它所強調的不是資源的絕對數量的多少，而是說，相對于人類無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資源也是不足的。

在傳媒產業中，受眾無疑是最重要的資源組成部分。受眾的注意力一向是眾多媒介追逐的對象。而顯然受眾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當公交移動電視的及時出現有利的填補了這一注意力縫隙時，公交移動電視已經能在受眾注意力這塊蛋糕上分得屬于自己的一塊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東方明珠移動電視收視終端32，000個，日均受眾規模超過1056萬人次。其電視終端已廣泛覆蓋上海8000多輛公交車，90％以上的公交線路，每天受眾到達人數為889萬人次，受眾日均乘車45.9分鐘。種種數據表明，新興的公交移動電視正以迅猛的態勢來到媒介生態圈中。新興電視媒介公交移動電視所占有的媒介接觸點與傳統電視媒介相比，其受眾接觸的時間、地點、情景和功能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可以說，定位于差異化競爭的公交移動電視從誕生之初就擁有了先天優質的注意力資源。公交移動電視受眾接觸點的時間分布已經不再集中于傳統意義上的“黃金時段”。根據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的調研結果顯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動電視擁有不同尋常的“黃金收視率”。因此公交移動電視有效的利用了傳統電視媒介難以覆蓋的主要時間縫隙，提高了節目到達率，占據了基數可觀的注意力資源，展現了公交移動電視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國，公交移動電視已歷經數載，隨著以技術為核心的諸多條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動電視的內容與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相關研究數據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國移動電視市場的平均增長率將超過50％，預測在未來的3年至5年內，公交移動電視將至少占據全國300多億元的廣告市場份額。可見公交移動的產生順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豐富了媒介生態，開辟出了新興媒介產業發展的另一片藍海。

參考文獻

①吳克宇主編 ：《電視媒介經濟學》,華夏出版社.2004年1月【M】第74頁

②連有：《西方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M】2008年3月 第53頁

③東方明珠移動電視省略/opgm/index.php

第3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京劇 梅派 美學思維 傳承發展

博大精深的梅派藝術可以用一個“美”字來描述，其風格典雅大方，流溢著溫文端莊的古典美。已故戲劇大師焦菊隱曾經認為：不僅是京劇，我國古典的或現代的戲曲都是詩。如此說來，梅蘭芳的舞臺藝術可算是詩化的極致了。梅派藝術的戲境又與傳統的詩境、畫境相通。古人寫詩，講究“言有盡而意無窮”；古代作畫，力求“無畫處皆成妙境”。所謂“情景交融”，所謂“虛實相生”，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皆為要為欣賞者留下一塊情感想象的自由王國。自梅派成日之始，其成名卓著者，慕而隨之者，可謂錦天繡地，滿目俊才。

和雅中正 天人合一 圓融高遠 天成之美

梅派唱腔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美學原則，具有端莊嫻雅的的古典美。平和中正，恰到好處，處處出自天然，全無人為斧鑿痕跡，在表面規矩平淡之中顯現出深沉含蓄的內在魅力。梅派音寬清亮，圓潤甜脆，梅派唱腔以大方自然為主，平易近人，雅俗共賞，平穩之中蘊藏著深厚的功力，簡潔中飽含著深情。

梅派藝術是圓的藝術，給人以美的享受，京劇音樂大師徐蘭沅先生有一口訣：行腔不做作，寸勁適當足；音節要相連，不叫板捆住，少用棱角式，重要在滿足；非真也非虛，似有也似無；明緩暗偷氣，內中皆有骨；脫盡模仿處，現出真面目。這段口訣比較生動形象，對梅派唱腔及行腔要領作了總體概括。梅蘭芳作為一代藝術大師，經過一番精雕細琢后，使其精華浸入觀眾心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使人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梅派藝術圓融恰當地傳承了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中國哲理慣于“道可道，非常道”，講究感悟。因此梅派藝術在傳承中，每位傳人都會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梅派弟子言慧珠所形容：早期梅派如隸書，唯美嫻熟，成熟期梅派如楷書，中規中矩，晚期梅派如草書，古拙質樸。

欣賞梅派唱腔，心入化境之時很難描繪其神色，因為梅派已臻于化境，以至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梅派不及程派幽咽冷艷，卻自然天成地表達人物內心之憂怨；不及荀派俏媚活潑，卻能入微地刻畫人物一顰一笑的悲喜之情；不及尚派剛健挺拔，卻自有女性一番端雅秀妍。如在《貴妃醉酒》中，表達貴妃之怨，哀懣之至不是號啕頓足，而是在雍容雅態之下唱出滿懷凄郁，節奏如訴如泣，幽怨動聽，行云流水般而不失端莊大度。“楊玉環今宵如夢里，想當初進宮之時，萬歲是何等的待你，何等的愛你，到如今一旦明夸暗棄，難道說從今后兩分離”，恨意與緩情相揉，悲切與優美相契，及至最終感懷：“惱恨李三郎，竟自把奴撇，撇的奴挨長夜。去也，去也，回宮去也，只落得冷清清獨自回宮去也。”綿綿余味無窮，口齒噙香，使觀眾在清新曠遠中感受無限失寵的遺憾，可見《貴妃醉酒》的唱腔不追求突驚而出的華麗，而在清微澹遠的柔靜中和婉地表達內心之情，潛移默化感染觀眾，以致“音聲相和”﹑“大音希聲”之美。

梅派唱腔華而實，甘甜圓潤，醇厚亮麗，中和大氣，以至達到大音希聲的意境，打動人心卻不著一絲痕跡，如春雨潤物細無聲，充盈天地之間而若即若離，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功力。梅蘭芳晚年時代，將自己畢生的劇曲反復琢磨，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梅八出”，不刻意追求情節的劇烈沖突，而追求心境的詩意之美，不執著于外在的繁華錦繡，而講究內在意境的平和淡雅。如《宇宙鋒》中的經典折子《修本》與《金殿》兩場，所有劍拔弩張的危險情境被處理成主人公

趙艷容一弱女子與強權的斗智斗勇，在舞臺表現上又被處理成大段描繪心理的不同板式等唱腔。如《我這里假意兒懶睜杏眼（反二黃慢板）》唱腔，該唱段運用深沉的慢板節奏，揭示了劇中人裝瘋時的悲憤心情，唱腔韻律熔煉深沉，塑造了趙艷蓉的音樂形象，特別是梅派唱法與音樂伴奏“心氣合一”，于幽微之處見其巧妙。而在慢板過門音樂中，又表現出聲斷意不斷，段唱腔是在氣韻，字韻，聲韻之中一氣呵成，營造出梅派唱腔具穿透性的經典形式美。梅派塑造人物時，將戲曲的虛擬之美、樂感之美等多方面美學因素渾融婉轉地融人情感表達之中，使唱念與表演完美結合。趙艷容裝瘋時的絲毫不給觀眾以丑陋之感，所有身段都經過優美的藝術加工提升。正所謂和諧流暢，自然天成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儒家境界。

梅派的舞臺表演無不在平易中蘊藏著深邃的內涵。在運用各種表演技巧塑造人物的同時，他又能“惜墨如金”，如眼神，在關鍵時目光一致，神采倍增，使人產生不可名狀的美感。梅派的水袖功夫極好，但不濫用，所以總以最簡捷的方式最精煉的動作，武功極有根底，步法準確而且輕盈迅捷，開打干凈漂亮，又于舞打中融入舞蹈，勻凈婀娜，麗而英武，成功地將中國傳統藝術精髓融于戲曲表演中。

如《霸王別姬》中的舞劍，《霸王別姬》中虞姬演唱“二六”唱腔與《夜深沉》曲牌伴奏的舞劍，均是因戲而劍。戲中四面楚歌，沒有退路，只有決一死戰，虞姬性情厚重，她只能忍悲痛勸解大王。因這段生離死別的情景，創出了剛柔相濟的歌舞骨風。虞姬唱“二六”是用中板節奏來抒發她對大王的勸解之意，肺腑之言，柔情四溢，圓潤的劍姿與腔并行。緊接《夜深沉》音樂伴奏來烘托嚴謹的舞劍意境。劍鋒揮灑將心神合一，剛勁四射，似撕心裂膽的訣別，凄美獨特的創意程式，將心境表現得淋漓盡致，其美涵成為永恒的藝術典范。回望梅蘭芳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創作的時裝戲和歌舞戲可以發現，梅蘭芳試圖把中國女性的古典美巧妙地融入現代審美體系之中，《西施》中的翎舞，《廉錦楓》中的刺蚌舞等等，都滲透著充滿生機的青春氣息，于是中國京劇藝術不再局限于舞臺上的唱功技藝，而是向昆曲學習，載歌載舞，昆曲在以京劇為代表的地方戲時代已日趨勢微，但美學原理卻悄悄保留下來。這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氣韻，人們推捧以梅蘭芳為代表的京劇藝術，皆源自心底深處潛藏的傳統美學意識。博大精深的梅派的美學風格不會固定的表現在某一出劇目或某段唱腔中，而是滲透到它的所有經典代表作中，通過演出過程傳達出來。如《天女散花》一折中刨出了長綢舞，舞動的戲中意境“天人合一”。該戲創出了靈動的唯美表演形式，使觀眾耳目一新，在繼承與發展的不同時代，從一個天女散花的場景，改到眾佛塑性的烘托，形成了雕塑美的氣韻，眾佛靜姿與靈秀的天女舞風融洽結合，其藝術表現力更加鮮活美感。《散花》一戲的不斷創意，煥發了京劇藝術的生機。隨著時代的不斷升華，創造出了嶄新的藝術意境。

梅風梅骨 自成一系 循流展派 繼古承新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運動、變化是事物鮮活生長的保證，世界上沒有完全一樣的樹葉。突破、創新，是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流派在創造中產生，更需在創造中傳承、繁衍。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梅派藝術也需發展，按照它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也就是應當在古典和諧美的基本表演法則的指導下，進一步實現唱念和做表之間的和諧統一。

梅派之所以成為梅派，之所以領軍京劇、風靡中國、驚艷世界，在于梅大師的勇于創造和對美的永無止境的追求。京劇是梅蘭芳的生命。執著，是梅蘭芳生命的支撐。梅的一生，生命不止，創新不已，終修成梅派藝術和梅派精神。獲得梅派真傳的梅派弟子，都具有梅派精神，善于繼承、發展，勇于開拓、創新。梅派發展成今天的參天大樹，不僅依仰梅蘭芳突破窠臼，開辟新天地的勇氣與智慧，還有追隨他、弘揚他，像他一樣勇于不仰賴前人，走自己探索之路的諸多弟子和傳人。因此，才有今天我們看到和感受到的如此枝繁葉茂﹑碩果參天的梅派。如程硯秋。程硯秋15歲時拜梅蘭芳為師。此后，梅蘭芳發現他有一條特殊的與眾不同的好嗓子，不適宜學自己，便讓程拜王瑤卿學習，經老師的因材施教，程硯秋終于唱出了自己。僅僅十年，便脫穎而出，與梅蘭芳、尚小云、荀慧生一起享有中國京劇四大名旦之美譽，譜寫出中國京劇和流派發展史上最榮赫、最輝耀的一筆。程與梅的不同，不僅證明了流派的形成最重要的在創新，更表現了梅蘭芳的胸襟慧眼和程的堅毅、向上，表現出藝術大師的形成，歸根到底在于崇高謙和的偉大人格魄力。

對梅派藝術傳承的最大功臣自是我們尊敬的梅派掌門人梅葆玖先生。他對梅派藝術的執著與忠誠，使得梅派藝術之花始終嬌媚無比，并眾望所歸地成為梅派最具權威的傳承人。他使最純正的梅風、梅韻遍涉天下，桃李無數。如優秀梅派傳人李勝素﹑張慧芳等藝術名家。

學流派而不囿于流派，是當今流派傳承的一大特點。如李佩紅、史依弘，二人原都是刀馬旦兼武旦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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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在全國比賽中獲過金獎，但她們卻因喜歡文戲，尤愛梅、程，而毅然改學青衣，不但獲得老師贊許，且都獲得成功。李佩紅將梅派經典改用程派演出，是因其心儀梅派很久，很想將梅、程乃至關的藝術熔于一爐表現。這表現了她的大膽卓識。梅派青衣史依弘鐘情程派經典《鎖麟囊》很久，她說：這是她小時看京劇唯一讓她落淚的一出戲。所以，她演《鎖麟囊》既是“尋夢”，也是“圓情”，便在她有條件自主抉擇劇目時，大膽地走向破格。二人殊途同歸，當為梨園佳話。較后的李維康，在廣集博采各旦角流派的基礎上，堅持獨自發聲、行腔和極其婉約細膩感彩的處理，別具風神，受到廣大觀眾的追捧。“一樣心情別樣嬌”，說的豈止是青年才俊為京劇藝術帶來了這樣的新奇與明艷，更因其在對梅派藝術傳承發展中的新和美而使整個梨園界對京劇藝術的繼承與發展產生了新的感悟與思考。時代的發展已將我們年輕的演員改變提升，由戲的思考進入到人的思考，是時代的進步和人的進步。時代需要考慮這一代人如何在傳承老一輩藝術家藝術的同時，如何將他們開啟的道路拓得更寬，從而使我們京劇藝術繼古承新，一往無前。

流派發展依賴創新。繼承、發展流派藝術，是振興和弘揚京劇的一大關鍵。當代京劇演員應將其引為一生之使命，以嶄新的理念、開放的思維，發展的眼光，認真對待流派，善于繼承，勇于超越，將新時期的京劇藝術推向更高、更新、更美的境地。

總之，梅派藝術是京劇流派歷經滄桑之路歷練的奇葩，在近百年的金聲玉振中愈加奪麗，已臻爐火純青，功成卓著。梅派藝術的美學涵韻不僅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精華所在，更是天地宇宙之氣合一的美學內在，靜和高遠，國之氣魄。作為世界三大體系之一的梅派藝術，對其合理的繼承發展乃至超越，啟發者當代世界對于傳統的回歸，使之永遠綻放在世界藝術之林！

參考文獻：

[1]《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2]《戲曲音樂新論》 安祿興﹑錢國楨編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3]《中國戲曲美學》 朱恒夫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第4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傳統美學;現代景觀設計;應用

一、現代景觀設計中傳統美學的應用

(一)傳統美學中的和諧美

在中國文化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天人合一”理念一直貫穿始終，因而這種整體意識也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這種“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意識主要就是講究以整體為美，將大自然、人、藝術設計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藝術就是對這一整體的呈現。“整體美”是這種“整體意識”的傳統美學的一個重要理念，我國傳統的審美都是注重對景觀整體的美，完全不同與西方國家那種注重每一個細節美的審美意識;而這種整體美的進一步發展就會演變成“和諧之美”這種審美思想，即景觀的設計要達到萬物和諧的最終境界。“和諧”二字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節制”，體現在傳統美學上就是“尚清”、“尚淡”的審美追求，與之相對應的藝術原則就是：虛實、濃淡、深淺等等。講究一種整體美，不是使其中的各個因素的關系走向一種極端，而是相互協調、交相輝映。只有處理好組成景觀整體的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把握好適度原則，才能使整個景觀的藝術境界有所提升。例如我國的遼寧大連市的海之韻廣場，其中的主體雕塑、五組主題雕塑和人造瀑布以及鋪地廣場等要素相輔相成、相互輝映，同時廣場與大連市最美的濱海路北段相連，不僅給美麗的濱海路增添了獨特的魅力，也使廣場更具有觀賞性，極大的突出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二)傳統美學中的意境美

中國美學區別于西方美學的重要體現就是意境，意境二字是我國美學獨有的美學概念。在我國，“意境”二字作為美學概念最早可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但是這種審美意識在唐朝得以成形，關于什么是意境，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回答：第一，景觀設計者的主觀意識、審美特征和客觀物質的結合就是意境;第二，意境就是情景融合，相互輝映，所謂“情”就是景觀設計者內心的美學感受以及設計的靈感，而“景”不僅僅是自然景觀，還包含了經過設計師加工過的景。景觀設計師對“意境”的創造正是經過自身對現世生活、對人生的體驗并將其融進自己內心深處的映射，利用特別的藝術手段表現出景觀中的“意境美”，這樣才能使設計出來的景觀作品呈現出不一樣的審美價值和感染性。例如位于我國江南古城蘇州的留園，就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美學的這種“意境美”。

二、傳統美學視角下的現代景觀設計原則

(一)整體性原則

在中國傳統美學影響下的中國人，形成了中國式的審美特點，即對任何事物的審美，首先就是對該事物的整體形象有一個初步的把握，先整體再局部，之后再回到整體。這種“整體美”的傳統美學原則要求現代景觀設計需要深入貫徹整體性原則。現代景觀設計是具體的構成要素組成的，像自然環境、人工雕像、光線等等，而現代景觀設計最終呈現的整體效果，不是各個構成要素單純的相加，而是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配合、相互輝映的綜合體現，是各個要素的有機結合。而每一個組成要素都凝結了人們的精神、情感，這些要素共同配合，凸顯了現代景觀的表現力、感染力，從而向人們傳達著某種信息、情感，極大的滿足人們內心的需求。因此，對于現代景觀作品的“美”的評價，需要考慮的是景觀設計作品的整體效果，而非各要素“單獨美”的單純結合，“整體美”來源于各個部分之間的和諧配合。而對于城市景觀的設計需要從城市的整體出發，將這個城市的形象與特征充分展現出來。

(二)以人為本原則

現代景觀的出現是為了促進人們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的提高。因此現代景觀的設計必須要以人為本，這也是中國傳統美學的課題中應有之義，對人的關懷是現代景觀設計的根本出發點與最終歸宿。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現代景觀設計在注重美感之余，更重要的是使人們達到一種生理上的舒適感。人們戶外行動的需求是現代景觀設計的重要根據，對于一個景觀設計的成敗、設計水平的重要評價依據就是它是否滿足了人們戶外活動的需求以及滿足的程度。因此在現代景觀的設計中，需要充分考慮到人民大眾的需求，以人為本設計出符合現代生活、現代社會發展的現代景觀。

(三)區別對待原則

景觀所處的地域不同，其設計也應該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傳統美學“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下，現代景觀的設計需要充分考慮到景觀所處城市的自然、社會環境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牢牢把握區別對待這一原則。比如說在氣候較為炎熱的地區的房屋等建筑的墻體都較薄，且通透;而天氣較為嚴寒的地區的墻體設計較厚，在建筑材料的選擇上也傾向于選擇耐凍的材料，因此這兩種地域的景觀結構是迥然不同的。并且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下，也會形成不同的植物景觀，且不同的地域下生活的人們對于景觀設計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的自然環境也會形成不同文化、審美傳統。因此，傳統視角下的現代景觀設計需要區別對待，依據地域環境的不同進行景觀的設計。

第5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一、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取之有道、用之有益

第一課《神奇的貨幣》以及單元一綜合探究的教學，教師要引導學生層層揭開貨幣的“神秘面紗”，更重要的是，要結合基本理論，立足學生生活實際，運用典型例證或創設生活情境，引導學生從情感、態度、價值觀角度去討論、去思考。比如 “中國首善”陳光標，從30歲就開始慈善事業，截至2010年10月累計捐獻款物約14億元人民幣，連續4年獲得中國慈善領域政府最高獎“中華慈善獎”。通過類似的典型事例，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了價值觀上的熏陶，逐步認識到，對于金錢，應該取之有道，用之有益、用之有度；逐步認識到，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會“讓我們的靈魂更純潔、道德更高尚、人生更有意義”。

二、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理性消費、綠色消費

第三課《多彩的消費》第二框“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的教學，教師既要立足教材理論、貼近學生實際去“創設”情境，也要引導學生去“生成”、去發現情境中包含的消費觀，更重要的是要在探究過程中讓學生得到態度、情感、價值觀上的升華，在學生內心深處真正樹立起科學的消費觀。比如“保護環境，綠色消費”的教學，我設計了一幅漫畫、一段視頻和兩個問題。漫畫是“砍樹”圖，標注“人類砍伐第一棵樹時，文明開始了”“人類砍伐最后一棵樹時，文明結束了”；視頻是“地球一小時”活動的宣傳片；在此基礎上，我的問題是：“①談談你所理解的綠色消費。②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綠色消費提幾個建議。”通過這樣的探究活動，理性消費、綠色消費的消費觀也從書本上升華為學生自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

三、樹立正確的擇業觀―自主擇業、愛崗敬業

第五課“新時代的勞動者”集中探討了勞動者的“就業、擇業觀”問題。為了更直觀地感知我們本地的就業狀況，利用周末，我帶領部分同學參觀了江蘇省泗洪縣的三個地方：“苦力”市場，企業的車間、廠房，高科技企業的辦公寫字樓。在參觀的基礎上，我引導學生對教材上的“情境漫畫”展開討論，因為有了此前參觀的感性積累，同學們的討論很熱烈，不時還有激烈的爭論。后來，我們還把班級模擬成一個公司，設置了一些模擬崗位，舉行了一次“模擬招聘會”。通過這樣的“從實踐到書本，再從書本到實踐”的過程，自主擇業、愛崗敬業的擇業觀就不再是書本上抽象的經濟理論，而內化為學生自覺的價值取向了。

四、樹立誠實信用觀，打造人生“金字招牌”

第6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傳媒類院校；傳媒類繼續教育；辦學空間；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3）11―091―02

一、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所面臨的困難

（一）教育大眾化

教育大眾化對傳媒類繼續教育所形成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國家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的階段，而在教育從精英化向大眾化轉變的過程當中，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也已經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數逐年增加，其年增長率高達4%，而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狀況的存在使得繼續教育的招生人數急劇下降，尤其是近些年來普通高等學校招生人數的持續增加和分數線的逐年降低，更是嚴重影響了繼續教育的正常辦學。

（二）競爭過于激烈

傳媒業在近些年來實現了高速發展，且因其自身顯著的特殊性而使得開設傳媒專業更加具有競爭性，國內相當多高校內都已經開設了該專業。一些教學水平較高的綜合性大學也設立了傳媒類的學院或者是系，這都加劇了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的競爭力度。傳媒類招生計劃在各個學校都是處于增加的狀況，競爭的激烈性使得大量學生又致力于追求更高的學歷，加劇了對于傳媒類學科專業性的要求，這對于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的辦學而言無疑也是巨大的挑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平較高的綜合性大學開設傳媒類碩士專業的比例是相當大的，因而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壓力之大也就可見一斑。

（三）辦學目的不明確

在當前的教學體系當中，繼續教育的真正目的尚處于不明確的狀況當中，這也就意味著相關方面人員的對于傳媒類院校繼續教學的定位不準確，或者說是將其置于一種邊緣化的位置之上，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使其在整個教育體系當中無法占據主體地位，且在整體當中的比重也相當低。現代傳媒類院校在繼續教育的辦學過程當中，無論是教學方式還是專業設置，無論是課程安排還是教學目的的制定等都還處于摸石頭過河的階段，且其內部層次的結構以及考核的具體標準等也還十分不成熟。也正是因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原因使得傳媒類院校在開展繼續教育的過程當中存在著結構性的劣行，最終導致其發展的邊緣性。

（四）缺乏必要的辦學特色

傳媒類院校在開設繼續教育的過程當中明顯表現出辦學特色的缺乏，這就使得傳媒類院校在學科體系等方面缺乏多元化，呈現出過于單一的狀態。事實上，傳媒類院校在辦學過程當中應當盡可能地結合其他學科來形成一種多學科交叉的學習體系，這樣才能夠培養出綜合性的高素質人才。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的辦學內容都集中在新聞采編、廣電編導、播音主持、舞蹈表演和文化創意等基礎學科方面，因此就表現出非常嚴重的同化現象，這對于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的辦學而言無疑是十分不利的，難以突出辦學個體之間的區別。事實上，在現代傳媒業當中是存在著較多方面類型人才的缺口的，如營銷方面或者是管理方面等。除此之外，還存在的較大的問題就是師資力量的缺乏，也是導致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發展遇瓶頸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看到的是，非學歷教育在當前的發展狀況仍然是十分理想的，但畢竟主流的教育形式仍然是學歷教育，因此，學科設置的過于單一以及教學實踐的缺乏等問題也都是不容忽視的，需要相關方面人員在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妥善處理。

（五）運作模式不合理

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在辦學過程當中存在著運作模式不合理的狀況，其原因主要是管理缺乏科學性，或者說是管理人才的不到位，正是因為這樣，想要實現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的良好發展就一定要實現其辦學的市場化，通過市場的帶動來促進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不斷完善，最終體現出繼續教育辦學的實效來。但是當前大部分傳媒類院校的管理模式都還是比較呆板的，其方式方法都沿用的是普通高等學校成人教育的模式，并不能夠充分體現和發揮出繼續教育的特點和優勢來。因此，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在辦學過程當中就只能夠通過市場化的包裝來實現發展空間的拓展和優化。

事實上，在較多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過程當中都遇到過上述各個方面的問題，但基于傳統函授教育和自學考試的形式來對繼續教育的形式進行市場化的完善是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的，需要結合市場的實際需求來開展培訓并有效拓展辦學的實效和空間。

二、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空間的拓展及遠期發展途徑分析

（一）結合國家產業結構和轉型升級來實現發展

當前，我們國家正處于產業結構大幅度調整階段并不斷實現轉型升級，在這樣一種狀況之下，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的辦學空間實際上是得到極大擴展和促進的，這主要是因為戰略性的產業結構調整能夠帶動職業同步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和調整，最終在繼續教育的辦學空間當中表現出來，這對于職業內涵將有著持續性的豐富作用。傳媒類院校在這樣一種大的環境和背景之下應當盡可能地主動適應并積極參與，使得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的遠期發展途徑能夠和現代社會的轉型發展不謀而合。總之，就是要利用正確的思想來指導工作，使得傳媒業的生命力能夠得到延續和發展，保證傳媒業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都能夠保持健康持續的發展。

（二）通過精品課程培訓來加強特色

在傳媒類繼續教育辦學過程當中要綜合性地考慮較多方面的問題，包括培訓的規模、效益以及其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畢竟傳媒類繼續教育辦學是一個持久發展和進行的過程，并不是游擊戰，因此，必須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來保證其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培訓項目的有效開發，通過培訓項目的有效開發來保證傳媒類繼續教育的培訓產品具有儲備性，并在對相應制度進行更新的時候保證實現合理化的完善。上述目標的實現就需要充分結合和發揮出學校內的師資力量，通過精品課程的開發和教學來加強品牌特色，最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形成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培訓項目群來。因此，一方面，要準確定位學習者的特點和能夠接受的價位；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到市場當中去對當前形勢予以準確把握。

（三）媒體與技術融合

現代科技的發展速度十分驚人，新媒體和新技術始終處于全新變革的發展狀態當中，加之三網融合的實現，更是對傳媒行業人員思想觀念的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媒類從業人員必須具備敏捷的思維能力和快速的反應能力，且在專業技術知識上必須有充足的儲備。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過程當中就要充分認識到這樣一種要求，基于技術發展和傳媒業發展的實際狀況來定位相關單位對于從業人員的要求。要實現專業技能型和知識普及型培訓的結合，并在培訓過程當中對學習者進行層次的定位和劃分，具體可包括企業管理類、操作類和黨政決策類等，在教學環境下可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確定。

（四）加強合作來形成一體化的運行機制

在現當代社會背景之下，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辦學過程當中很難通過一己之力來實現最佳發展，一般來說還是應當盡可能地加強與當地政府及企業之間的合作，充分利用教育培訓的手段和方式來構建服務型的公共教育平臺。這樣一種傳媒類繼續教育辦學實際上就是實現了開放式辦學，走出校門并與多個相關方進行合作，通過一體化的運行機制來實現共贏。

傳媒業在近些年來發展勢頭十分迅猛，但是傳媒行業對于創新精神的要求也是相當之高的，因此，在競爭過程當中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就是人才競爭。如可以圍繞著廣播電視等形式來積極面對傳媒業，基于這樣一種方式來充分發揮學校的智力優勢，使得學校能夠有更多更好的機會來與地方政府或者是廣電系統等合作，為學校以及學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且最終培養出能夠更好服務于傳媒業的廣電系統高素質人才來。總而言之，就是通過良好的服務來求得更多的支持，通過有效的貢獻來謀求更為長遠的發展，真正拓展傳媒類院校繼續教育學院的辦學空間。

參考文獻：

[1]章慰.高校繼續教育合作辦學模式研究[J].成人教育，2011，（7）：57.

[2]黃樹彬，黃敏.繼續教育發展及高校培訓市場拓展研究探析[J].現代企業教育，2012，（8）：69-70.

[3]賈安林.探索辦學模式拓展遠程教育――關于繼續教育學院發展方向的思考[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3，（21）：35.

第7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不僅富有獨特的民族審美命題與范疇，而且也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在這種美學思想影響下的文藝創作，無不充滿了對人的關注、對人之生命價值意義的關切與肯定。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賤、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以禪論詩，包藏了無限的機趣，使詩話進人到更高的審美價值境界，體現了一種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審美情趣。禪宗的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性靈的自由抒發，將其引人到詩話當中，就充分表現了人的靈感與活躍的情慷，從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義的精神。以禪心點化詩心，通過神思，領悟詩的意境美，使主體內心體驗與宇宙生命脈動相連，從而達到物我兩忘，自身獲得徹底解脫。

第8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大數據對傳媒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其實，不僅傳媒行業會受到大數據帶來的影響，大數據也對傳媒學術研究產生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目前已經有學者開始就大數據對傳媒研究的影響進行了初步分析，但總體而言，新聞傳播學界對大數據的研究偏重于現象描述和情況介紹，對大數據給學術研究帶來的挑戰和學術創新問題的研究卻較少。基于此，本文以傳媒經濟研究為對象，考察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挑戰，為大數據背景下傳媒經濟研究的發展提供行動路線圖。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挑戰

傳媒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來自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理論、產業經濟學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有學者認為，大數據在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對傳統經濟學形成了沖擊，由此提出大數據經濟學（Big Data Economics）概念，認為應該運用大數據思想對傳統經濟學進行深化研究。在傳媒經濟學研究方面，大數據在研究范式、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研究對象等方面都會對既有研究產生沖擊，傳媒經濟學研究面臨著理論創新的挑戰。

1.研究范式

按照庫恩的界定，范式是一個學術群體中大部分成員共同認可的一整套前提假設，是學術共同體公認并共享的世界觀。傳媒經濟學基本遵循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設。理性人假設認為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個體，在制定每一項決策時都會嚴格按照成本收益比進行考量和計算。但批評者指出，完全理性假設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在現實中，一方面，搜索信息需要花費巨大的時間成本和精力;另一方面，人們缺乏分析和處理巨量信息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們只會搜索有限信息，以此作為決策的依據，這就是有限理性假設。

有限理性假設比完全理性假設更加接近現實，但這兩種假設有著共同的前提，即個體對信息的搜索和處理需要巨大的成本。因而，決定采用完全理性假設還是有限理性假設時，主要是比較獲取信息的成本和從信息中得到的收益：當信息收益大于信息成本時，繼續搜尋信息，逼近完全理性假設;當信息成本等于或大于信息收益時，停止信息搜索，按照有限理性假設采取決策。

在大數據環境下，理性假設的前提遇到了挑戰，大數據技術極大地減少了受眾搜索信息的成本，受眾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決策所需的各種信息，并利用數據處理技術對信息的收益進行計算，在此基礎上作出決策，這使得有限理性范式失去了解釋力。同時，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網絡空間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形態和交易形式，如以分享、合作為主題的維基百科、開放源代碼、網絡共享等，這些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用理性范式進行解釋，如果從理性的角度計算成本收益關系，那么人們沒有動力進行網絡分享與合作。然而，這種“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在今天的互聯網世界越來越常見。這些大數據時代的新現象很難用理性范式進行解釋，我們需要用新的傳媒經濟學研究范式解釋這些行為和現象。

2.研究理論

在研究理論上，大數據時代的傳媒經濟研究不僅需要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社會學理論、網絡科學理論等其他學科理論。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個體脫離了所屬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群體，研究者忽視了社會關系、人際傳播、社會結構因素對個體的影響，脫離個體所鑲嵌的社會情境因素來考察個體，犯了“低度社會化”的錯誤。在傳媒經濟理論中，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他們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都是黑箱，我們不知道生產者和消費者是如何做出生產和消費決策的，哪些因素產生影響、如何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都處在黑箱中。

在大數據的幫助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網絡研究理論，把個體納入到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情境中，考察個體鑲嵌其中的社會關系因素如何影響個體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研究影響個體行為的各種因素及其影響機制，揭開人們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的黑箱，從而發展出能夠揭示傳媒經濟行為一般規律的理論。

3.研究工具和方法

傳媒經濟學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樣調查、內容分析、假設檢驗、實驗研究等，盡管這些方法有其優點，但它們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傳統方法都無法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在大數據面前，這些傳統方法基本是無能為力的。

以抽樣調查方法來說，在大數據來臨之前，受制于研究條件和數據可得性，研究者只能對有限的數據進行抽樣，通過對有限樣本的分析推斷總體的狀況。抽樣分析的前提是所抽取的樣本能夠代表總體，但在研究中很難使樣本能夠完全代表總體，樣本與總體總會存在一定的誤差，抽樣調查的價值也因此打折扣。在大數據時代，可以直接對總體數據進行分析，而無需通過抽樣調查來估計總體狀況。同樣，內容分析法也是基于抽樣分析，通過抽取樣本對媒介內容進行研究。實驗法也是對少數受試者施加試驗刺激，通過與對照組進行比較研究，觀察實驗刺激產生的效果。這些傳統方法都是小數據時代處理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適用于大數據環境，大數據需要學者設計運用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4.研究對象

在微觀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對象是個體的企業、家庭或個人，研究者通過對單個企業或個人的生產、消費等行為的分析，考察影響他們決策的各種因素。在傳媒經濟學研究中，媒體、受眾也是作為個體存在的。這種研究有兩方面缺陷，一是個體的消費行為始終處在黑箱中，我們不知道個體是如何做出消費行為決策的。二是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從對個體的研究中獲知關于總體的狀況，而總體狀況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和應用價值。

大數據可以在這兩方面做出改進，首先，借助于大數據技術，研究者可以對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準確的追蹤分析，掌握受眾在每時每刻的媒介接觸和消費行為。另外，大數據可以使研究者獲知受眾整體的媒介接觸和消費情況，進而對受眾的媒介接觸和消費趨勢做出預測。

5.研究主體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者也提出了挑戰，在大數據時代，研究者需要對大數據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充分認識大數據對傳媒經濟研究帶來的深遠影響，學會從大數據的研究范式出發思考問題。另外，研究者也需要掌握數據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學會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對傳媒經濟學的各類問題進行研究。同時，跨學科的學術合作與學術交流也變得更加重要，任何單一學科的視角和方法都難以對大數據環境下的傳媒經濟現象做出充分的解釋。只有從傳播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種理論視角進行跨學科考察，才能對大數據環境下的傳媒經濟問題做出深入的研究。

大數據時代傳媒經濟研究的創新

大數據對傳媒經濟學研究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在大數據環境下，傳媒經濟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創新：

1.受眾行為分析

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始終是傳媒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在小數據時代，很難準確全面地了解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無論是傳統的入戶調查，還是受眾的自我報告，都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樣本量太小，從樣本中得出的結論不具有推廣性;二是受眾在接受調查時經常會給出有偏向的答案，由于第三者效應的存在，受眾總會有美化自身行為的可能性。這使得對受眾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的研究變得非常困難。

大數據技術能夠對受眾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實時分析，比如受眾在網絡上點擊了哪些頁面、停留了多長時間、鏈接到哪些網站、購買了什么商品、發表了怎樣的評論等信息都可以被后臺服務器保留，通過分析受眾的個人接觸信息，可以準確把握受眾媒介接觸行為的特點和模式，進而對受眾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

2.市場趨勢預測

大數據技術可以對市場趨勢做出準確預測，舍恩伯格認為，大數據的核心就是預測，它是把數學算法運用到海量數據上來預測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一個著名的例子是Farecast票價預測工具，這個工具通過對近十萬億條機票價格數據進行分析，預測美國國內航班機票價格，其預測的精準程度達到75%，每位使用該系統的消費者每張機票可節約50美元。

3.廣告及營銷精準度研究

在小數據時代，廣告投放呈現出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形態，廣告的投資回報率很低，商品的營銷手段也較為粗糙，難以對受眾進行一對一的精準營銷。大數據環境下，通過對每位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模式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可以進行精準的廣告投放和商品營銷，提高廣告和營銷的精準度。

比如，亞馬遜運用數據挖掘技術，通過分析用戶的瀏覽、收藏、購買、評論及其他用戶的反饋等數據，預測每位消費者可能感興趣的內容，將其推薦給消費者。亞馬遜提出，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亞馬遜只會推薦一本書，而這本書就是消費者將要購買的那本書。

4.盈利模式創新研究

大數據環境下，媒體的盈利模式也需要做出調整。在讀者量不斷下滑、廣告市場被新興媒體分流的現實背景下，傳統的二次售賣模式難以為繼。傳統媒體必須創新盈利模式，利用大數據技術帶來的機會，整合數據資源，尋找新的盈利增長點，實現自身的逆轉。傳媒盈利模式的創新也是傳媒經濟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第9篇：傳媒經濟學范文

1.政治的生成與傳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實無法定義，因為政治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固定在哪種含義上。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達爾曾說:“確切地說，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復雜的事物，很可能還是人類所遇到的最復雜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備處理政治復雜性的技能，人們就會草率或過分地簡化政治，這就是危險。公正地說，我們認為，大多數人確實都把政治簡單化了。”①所以，認知人類的政治，需要從歷史和邏輯兩個角度展開。從人類政治歷史演變的“歷時態”看，政治與國家、經濟、社會關聯。與國家關聯的政治，按照馬克思的理解，政治現象是人類從野蠻進入文明即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的產物，因而，各種復雜紛繁的政治現象所體現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社會中各階級圍繞著“國家”的統治權力而展開的激烈斗爭。因此，從與國家關聯的角度來認識、把握、研究政治，是貫穿人類幾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線，直至當代仍然如此。與經濟關聯的政治，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人們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生活還沒有什么獨立性，在很大的意義上政治生活就是他們相對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會生活。當人們的維持生活與生產資料的經濟生活逐步凸顯出來越來越具有獨立意義的時候，人們便從與“經濟”相對應的意義上認識、把握和對待政治了。應該說，在當下社會里，人們對于政治的認識更多的是從與經濟對應的意義上，或者說是從與經濟關聯的維度來把握和認識政治的。與社會關聯的政治，從社會維度對政治的認知和把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產物。在人類社會諸多領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們的政治生活就是“社會”生活，這種政治、社會生活可能僅僅只是相對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說，這可以視為從社會關聯或意義上的“政治”，那么毫無疑義，這種界分是完全不自覺的。隨著經濟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對政治的制約，人們從與經濟對應的意義上認知和把握政治，而當人們能夠自覺地從高于經濟和政治本身的境界來把握政治的時候，實際上又是從“社會”的境界和意義上對政治的把握。這正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過程。從國家、經濟、社會三個維度所規限的政治，即政治的“歷時態”生成過程，可以歸納為政治的國家化、經濟化、社會化過程。這種過程既是一種時間意義上的歷時展開過程，又是空間意義上的橫向擴展過程。這種過程正是政治從無到有、從己到人、從私到公、從內到外、從一到多的通過“傳播”這一根基性路徑的生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在被理解為“人類社會的特質”的基礎上與政治的本質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為:沒有不通過傳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沒有被統治者的統治者一樣，即所謂的“政治即傳播”。這種看法的深度與視角，可能不同于現在人們對政治傳播的理解與解釋，尤其是傳播學學者對于政治傳播本質的看法。我們沒有具體展示所謂政治傳播的歷史形成過程。比如，在中國歷史上從堯、舜、禹及上古時期《尚書》《左轉》等所記載的“口傳”政治，先秦諸子百家的“說服”政治，秦漢時期的“書刊”政治，唐宋時期的“進奏”政治，元明清時期的“特務”政治等;在西方歷史上，古希臘羅馬乃至中世紀的辯論修辭政治，近代資本主義時期英法德的報業新聞政治，美國的宣導性政治，以及傳播學創建后在傳播技術與新媒體引擎下的說服政治、修辭政治、溝通政治等。在我們看來，展示這樣具體的對政治的傳播過程，在理論上并不能揭示傳播的政治本質和屬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樣運用傳播來實現自己的。毫無疑問，展示政治是如何運用傳播或者在政治范疇中討論政治，無法說明我們上述的政治在“國家化、經濟化、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規定性這一理論見解。所以，這種理論，看來看去，還是一種傳播學，而不是政治傳播學。

2.政治統攝傳播

傳播是一種交流，交流是一種過程，是一種信息流動的過程。在這里，實際上“信息”是傳播的核心，比“流動的過程”更為重要，至少說二者同等重要。但傳播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預設了這種信息，即把這種信息當做一種既定的東西，認為傳播的變化就是傳播過程的發展，認為傳播學就是研究這種過程之規律的學問。毫無疑問，傳播的“過程”本身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確實越來越復雜，但是，研究者們把這種過程研究得更加復雜。打開現在任何一本傳播學著作，濃墨描寫的是過程。諸如線性的、非線性的、單向的、雙向的、立體的、直接的、反饋的、系統的;還有所謂拉斯韋爾模式、神農———韋弗數學模式、奧斯古德模式、韋斯特利———麥克萊恩模式、德弗勒反饋模式、賴利夫婦模式、馬萊茨克模式、鮑爾———羅克希依賴模式等等，紛繁復雜，眼花繚亂!說實在的，不僅僅是非傳播學研究者們很難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傳播的學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為了使問題回歸簡單樸素，我們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讓我們回到“傳播學之父”施拉姆當年對傳播的認識和研究上來。施拉姆確認傳播的“人類社會特質”的基本思想后，認為傳播是一種信息流動的過程，雖然之后他對“傳播關系”“傳播行為”“傳播契約”“傳播過程”等展開不斷深入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與他對“信息”的認知是同一的。就是說，傳播過程的展開與被傳播之“信息”的生成擴展相互依托，是同一個過程。這一點，被后來的傳播學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對傳播過程的研究上。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傳播學只看到傳播形式而看不到傳播內容的原因。事實上，施拉姆當年創建“傳播學”時，首先研究了傳播的內容———“信息”。在他《傳播學概論》里專門有一節是談“信息的性質”。他指出“信息是傳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農和韋納的思想，認為“凡是在一種情況下能減少不確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問題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著所講的大量的通過信息流動“減少不確定性”而形成“確定性”的過程，正是信息的“社會性內涵”的生成與展示過程。換句話說，我們是要通過人的社會性本質的生成與展示過程，才能知悉“傳播”究竟在傳什么!這也是“傳播”必須由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來說明的原因。施拉姆當年這種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會是各種關系的總和，在這些關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們要明確了解的一點是:人類傳播是人做的某種事。它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它本身沒有什么不可思議的，除非是傳播關系中的人使之成為不可思議。訊息本身并無含義，除非是人使之有含義。因此，我們研究傳播時，我們也研究人———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與他們所屬的集團、組織和社會的關系;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別人和受到娛樂。要了解人類傳播，我們必須了解人是怎樣相互建立起聯系的。”②當我們認為，傳播過程受制于所傳播的內容，而傳播的內容即“信息”的內涵是人類社會性本質的具體生成與展開的時候，傳播本質中的政治要素便凸顯出來。也就是說，傳播的“使不確定性不斷地走向確定性”的過程，正是一個傳播的內容不斷地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傳播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政治化的過程。傳播的社會化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也是一種政治化過程，這是我們觀察與探究“傳播究竟在傳播什么”的一種理論視角。其實，現實發生著的傳播歷史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一點。2003年，法國學者埃里克•麥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傳播理論史———一種社會學的視角》，這部優秀的著作從社會學的視角對西方傳播理論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麥格雷提出了研究傳播的“三個維度”:“要更準確地定義傳播這個詞，必須選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詭辯論的角度，接受社會科學奠基人和繼承者以不同方式發出的邀請，把傳播看成一個我們永久居住的三維空間。……我個人贊同的表述是:傳播現象是一個‘自然的’‘文化的’和‘創造性的’現象，三層意思的重要性逐層遞增，分別對應的是與客觀世界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政治秩序。”③關于三個維度的關系，麥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統攝傳播”的學術思想:“把握上述三個層面、三個世界的關系，是傳播研究面臨的一大挑戰。……傳播首先是文化事實和政治事實，其次是技術事實。”④“客體、社會關系和政治秩序，是傳播的題中應有之義。任何一種傳播學理論都是由幾個不可分割的部分組成的:人與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對權力/文化關系的判斷、統領全局的政治秩序觀。……任何理論都是由科研預設以及意識形態、倫理觀念和政治判斷組成的。無視理論某個部分或多個部分事先已經納入的觀點，就可能冒倒退的風險。學術研究思潮的發展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⑤可以看出，麥格雷在這里已經突破了社會學的視角，講的是研究傳播所應堅持的哲學和政治學立場，是從傳播的社會本性出發超越了社會學本身。他據此非常推崇馬克思側重于意識形態的關于社會關系本質的理論，推崇涂爾干關于社會共識與社會整合的理論，推崇韋伯關于社會行動的理論。麥格雷尖銳批評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由于互聯網、新技術和新經濟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傳播學研究的“技術決定論”的死灰復燃。他認為這種對傳播的研究，偏離社會與政治的軌道，是傳播研究的“回歸客體”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傳播的內涵與廓清政治傳播的邊界時，還應該說清楚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的關系。現在，很多的研究自命為“政治傳播研究”，而其實質是一種傳媒的政治研究。現在的研究狀貌，與其說是政治傳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說是“傳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學者認為:“傳媒政治是從傳媒的視角研究政治和從政治的視角研究傳媒的一門政治學的分支學科。就它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來說，它指傳媒與政治關系及其一般規律，是政治的一種手段和形式，是關于傳媒的權力構成和權利分配。”⑥很明顯，這種界說似是:傳媒政治是從政治的視角研究傳媒，而無法達到從傳媒的視角研究政治，從傳媒是無法深入到政治的。這種情況下，是根本無法探求“傳媒與政治關系及其一般規律”的。在我們看來，所謂傳媒政治，已經是下沉到政治傳播很低層面———以媒介作為傳播工具———的一種具體的媒介研究，正像我們同樣可以從社會、文化、經濟、技術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樣。如果非要給傳媒政治尋找一個“歸宿”，勉強可以歸為“傳播政治學”(如果能構成一種“學”)。當年麥克奈爾在她的《政治傳播學引論》中已經非常明確把“政治傳播”與“傳播政治”做了區別:政治傳播講的是“關于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⑦，而傳播政治指的是以政黨等為主體的通過政治廣告、政治公關等形式為自己的競選而做的具體行為。媒介，只是其中一個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們看來，政治傳播，著力的是人類社會中政治與傳播的本質性融合，它立足于與社會“同一”的人類政治生活。這種理解中，政治與傳播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均居“本體”地位;而所謂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傳播，以單純的傳播為“本位”，研究傳播與政治的關系，研究傳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與功能。因此，這種研究的著力點是“政治的媒介化”與“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國學者米蘭•本奈特和羅伯特•恩特曼主編的《媒介化政治:政治傳播新論》，雖然以“政治傳播新論”作為副標題(這種標題誤導了很多讀者)，其實，正是一本研究“傳播政治學”的著作。在我看來，作者在書中把“傳播政治學”說得很清楚:“本書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過影響信息交換，從而影響人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思想和行為的。”⑧這個“宗旨”準確地說明了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那么，為什么會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聲明道:“媒介化的政治傳播已經在當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據了核心地位。盡管傳統政治的諸多形式，諸如挨家挨戶式的游說、政黨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開展等仍然沒有消失，人們也依然可以在沒有媒體參與的情況下直接進行政治討論。但是很多的政治組織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多方面的運用，政治統治以及一系列相關的步驟(諸如形成輿論等)是不可能以其現有的方式順利實現的。”⑨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的差別在于，如何理解人類社會生活中政治與傳播的地位及其關系。那么，這里的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是如何認識政治與傳播的，作者在書中的觀點是頗具代表性的:“在此，我們講‘政治’寬泛地定義為社會中‘對價值的權威分配’。這里的‘權威’指的是公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決策者借由其權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強制行使權力，以控制、管理社會內物質、服務、衛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價值的流動。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會，從統治權的角度來看，個人的權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現代民主之中，傳播順暢與否是衡量權力大小與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通過傳播，人們不僅能夠使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利益(或‘偏好’)為人所知，而且還能夠了解政府的活動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這些偏好。傳播可能會掩蓋政治決策者背后的動機和利益瓜葛，從而對社會中的權力和政治參與產生負面影響。但傳播也能夠通過促進公眾參與政治決策，在這些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⑩將政治傳播與傳媒政治或傳播政治學區別開來，有利于回歸政治傳播的本原，沿著正確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傳播。

三、政治傳播與傳播政治經濟學

在研究中，還有一個核心命題就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它也往往與政治傳播糾結在一起。從外部形態看，傳播政治經濟學比前面所說的“傳媒政治”的研究對象要規范、系統，因此，說到傳播政治經濟學，人們似乎容易接受，而把“傳媒政治”當作傳播政治學，人們可能還不以為然。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傳播學研究中一個獨特的流派。“這個流派完全有別于美國的實證學派，它著重分析傳播體制的經濟結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過程，從而揭示傳播與文化工業的復雜性，以及通過資本實現的傳播與文化活動對社會過程的影響。通過對傳播的所有權、生產、流通和受眾消費等層面的分析，傳播政治經濟學試圖展現傳播的社會權力關系。”瑏瑡一般來說，傳播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范式在傳播學中的具體應用，或者說，支持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性理論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范式是從政治、經濟即權力和資本關系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現象的世界觀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義為并聚焦于對社會關系尤其是權力關系的研究上。眾所周知，這一理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馬克思。19世紀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其核心的理論是唯物史觀。具體到傳播學領域，傳播的政治經濟學范式認定媒介及其信息傳播是社會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個傳播過程看做是一種包括傳播資源生產、分配、流通、交換、消費各環節以及宏觀決策的經濟活動，把所有的媒介產品當商品，從而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媒支配和控制的權力關系。歸根結底，傳播的政治經濟學關注大眾媒介的所有權結構、所有制關系及其控制。到21世紀，跨國傳媒集團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信息壟斷或滲透，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點批評指向。傳播政治經濟學貌似是對傳播的一種“經濟機制”的分析，然而這種分析卻是從“政治視角”出發，或者說，這種經濟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場上。正像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看到經濟的政治意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結論總是政治的。據此，它被命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傳播政治學便難解難分。對于傳播的研究，當從“政治經濟”的寬泛視角“濃縮”到獨有的政治視角時，它就成為一種傳播政治學。無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還是所謂研究傳媒政治的傳播政治學，其著力點都是對“傳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劃歸到純傳播學的“流派”。而政治傳播，既不能說是著力于單純的“政治”，也不能說是著力于單純的“傳播”，它著力的是“政治傳播”。這就是三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四、政治傳播與政治社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