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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視角下媒介素養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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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視角下媒介素養演進

        一、媒介素養綜述

        (一)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medialiteracy)這一概念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當時的學者們認為需要提升受眾的文化素養來區分電影中的流行與庸俗。在文化研究學派的重鎮英國,精英們一開始對于大眾媒介所營造的“平民”文化不屑一顧,當時的媒介素養指將精英文化凌駕于大眾文化之上的一種“免疫”(immunity)的優越感,常指稱文化素養。但之后大眾傳媒的發展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與控制,受眾在媒介接觸過程中對媒介的批判能力和抵制媒介控制的能力被認為是媒介素養培養的核心。因此,這一階段的媒介素養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甄別媒介中的虛假信息以及對媒介的負面效應的批判上。進入到第三代移動通信時代之后,媒介素養的外延不斷拓展,網絡傳播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成熟的模式、精良的內容俘獲了大量受眾的芳心,從而開啟了媒介素養的另一種研究范式:雙向互動的網絡模式改變了傳受關系,受眾開始變成傳者,開啟了從娛樂到政治等多個領域的賦權(empowering)與參與(participating)模式。媒介使用權的下移給媒介素養研究帶來了新內涵,數字思考力、網絡信息使用與批判等能力成為了媒介素養的新內容。媒介素養培養范式先后經歷了“免疫—甄別—批判—賦權”①的演進過程。

        (二)融合視角

        現代通信業和傳播學的發展都受益于美國數學家克勞德•香農(ClaudeShannon)。這位信息論的創始人對信息的概念加以簡化,用“比特”作為衡量信息的單位,并提出了“信息熵”的重要概念,開啟了當時的通信業、密碼業以及后世的信息產業的華章。隨著我們逐漸逼近香農定理的極限,網絡上行和下行的速率持續提升,信噪比不斷提高,融合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雙重優勢的電信傳播模型更加契合羅杰斯提出的“創新的擴散”假設,充分考慮了個體在使用媒介中的互動過程和參與體驗,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美國從1996年《電信法》頒布伊始就開始了網絡融合實踐。法律的保障和美國通信行業協會(FCC)的自律使得電信運營商和廣電運營商得以雙向進入。英國政府于1997年做出政策性的決定,逐步取消對公眾電信運營商經營廣播電視業務的限制。日本也在管理體制上實現了電信與廣電監管的融合。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媒體融合也在加速,傳統媒體也從內容提供商(CP)向綜合性信息服務商(ISP)轉變。2019年6月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發放的四張5G商用牌照不僅授予了三大電信運營商,也授予了廣播電視運營商。電信運營商與廣電運營商的界限進一步模糊,隨著國內網絡融合、融媒體建設的制度性掣肘進一步消除,相信融合推進速度還會進一步加快。在5G技術規模化商用之際,移動通信網與廣播電視網的雙向融合向縱深拓展,社交媒體、物聯網、智慧城市等成了電信業務的增值服務內容,融合的范疇更為寬廣。既然媒介素養的底層技術發生了嬗變,誕生于大眾傳播時期的媒介素養研究必然需要更新。對于媒介素養的研究,需要將其置于通信與傳播的融合框架之下,才可以認識其深刻內涵。

        二、移動通信網絡發展歷程

        1978年美國貝爾實驗室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個移動蜂窩電話系統并于1982年正式商用,標志著第一代(1G)移動通信系統正式出現②。由于設計以模擬技術為基礎且采用了頻分多址(FDMA)的調制方式,1G移動通信只能傳輸語音,不僅不能提供數據業務,甚至無法支持漫游服務,而且通話保密性差。隨著數字通信技術逐漸發展并替代模擬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以時分多址(TDMA)技術為核心技術的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2G)橫空出世。盡管傳輸速率依然很低,而且網絡不穩定,但是相比于1G通信,2G通信帶來的體驗是前所未有的,不僅語音通話質量高,短信(textmessage)所帶來的能指“狂歡”也無以復加。同時,具有全球影響力和領導力的網絡制式更是讓全球移動漫游成為了可能。由于2G無法承載高數據速率的移動多媒體業務,面對新頻譜、新標準、更快數據傳輸的需求,以碼分多址(CDMA)技術為代表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3G)應運而生。國際電信聯盟(ITU)于2000年5月確定WCDMA、CDMA2000、TD-SCDMA三大主流無線接口標準。在3G通信標準中,CDMA是一種廣為普及且聲名顯赫的標準,三大通信技術都碰觸到了CD-MA的底層專利技術,從而造就了3G時代的最大贏家———CDMA專利擁有者高通公司。CDMA作為一種擴頻多址數字式通信技術,多路信號只占用一條信道,因而極大地提高了帶寬使用率,傳輸速率也大大提升。從3G時代開始,通信速率的提升也直接導致了實時圖片傳播的普及,而智能手機的出現則為3G插上了翱翔的翅膀。但遺憾的是,高速率數據傳輸,尤其是高清視頻傳輸在3G通信中依然無法實現。因此,還在3G研發和應用的進程中,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4G)已經開始醞釀,科學家們繼續著對高速率和高質量數據傳輸的追求。相比3G時代較為統一的技術標準和占據優勢的市場份額,4G通信標準的稱謂稍顯復雜。國際電信聯盟將4G稱之為IMT-Advanced技術,也有的將其稱之為B3G、BeyondIMT-2000,技術標準有LTE、LTE-Advanced(含TD-LTE-Advanced和FDD-LTE-Advanced)、WirelessMAN-Ad-vanced、WiMAX等。盡管術語復雜,但是4G一般指的是基于正交頻分復用多收發天線(OFDM-MIMO)技術和空分多址(SDMA)技術的通信過程,其傳輸容量更大、速率更快。從4G時代開始網民也正式從文字語音傳播時代進化到了視頻傳播時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主導制定的TD-LTE-Ad-vanced于2012年正式成為IMT-Advanced國際標準,從而實現了“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并跑”的承諾,向通信強國邁進。從第一代到第四代通信技術,我們一直在對技術和標準進行更新、升級和加工,因而在通信技術的代際更迭中,“演進”是被提及最多的單詞。但是,在4G向5G的過渡中,是繼續演進(evolution)還是開創革命(revolution),在學界和業界則有爭議。客觀了解5G技術本身以及其衍生影響才是理性態度。5G網絡已成功在28千兆赫(GHz)波段下達到了1Gbps的傳輸速率,相比之下,當前第四代長期演進(4GLTE)服務的傳輸速率僅為75Mbps。5G傳輸速率可以比4G快100倍,輕松看3D或4K電影。除了更快的網速,高可靠、低時延、低能耗、大連接是5G網絡更形象的注解。人與人之間進行信息交流一般可以接受140毫秒的時延,但5G對于時延的最低要求則是1毫秒或者更低,這樣就使得自動駕駛、工業互聯網、智慧醫療、智慧家居等變成可能。媒介環境學派認為,媒介技術構建的環境機制,可以改變或重組人類社會的交往模式、工作模式與教育模式。④5G的通信技術加上日趨成熟的大數據及物聯網技術,將會使人與人的通信轉向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實時泛在連接,刷新了自古登堡印刷術問世以來的時間觀與空間觀,永遠“在線”“在場”,如此革命性的技術突破顯然不僅僅會對通信行業的上中下游帶來改變,它形塑的應該是整個經濟業態與社會關系。

        三、融合視角下的媒介素養內涵嬗變

        從通信、網絡與新聞傳播融合的大視角來看媒介素養,我們發現,1G到4G時代的媒介素養基本上是圍繞了“物質世界信息化”來展開的,人們用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方式來編碼物質世界。受眾從被媒介這個“魔彈”一擊即中的機械對象演變成了技術賦權下書寫各種能指符號的主體。而5G時代的媒介素養則重點轉向了“信息世界物質化”;人工智能在沉寂了30年后重新成為顯學。蘊含了人、機、物的5G使得當代媒介素養不僅界定困難,教育實踐起來也更復雜。因此,從融合的視角來梳理、審視媒介素養,將為當下媒介素養實踐提供理論指引。

        (一)1G、2G時代的媒介素養:培養(formation)1G和2G時代的通信以語音為主,幾乎沒有數據交換,因此可以被理解成文本語音傳播時代。“地球村(Globalvil-lage)”還是麥克盧漢筆下天馬行空的想象。媒介素養在這一時期是一種漸進式的啟蒙培養(formation),這種媒介素養培養有點類似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的掃盲運動。盡管廣播、電視和電話依然是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重要介質,但人們開始熱衷于進網絡聊天室,興奮地與別人分享網名,在“賽博”空間中盡情釋放自我。

        (二)3G時代的媒介素養:涵養(cultivation)3G時代的語音通信開始向融合圖片、視頻的多媒體傳播演進,圖片傳播的大幕拉開。以今天的眼光來看,3G時代的圖片像素既不是高清,也談不上生動。但在當時,圖片符號經由手機傳播帶來的沖擊力是無以復加的。3G時代智能手機的出現催生了增值服務,增值服務又促進了受眾個性化傳播,受眾個性的釋放則賦予了符號更豐富的意指,受眾傳者化的傾向愈發明顯。這一時期的媒介素養教育不僅需要教會受眾作為接受者如何使用媒介,更需要涵化(cultivate)受眾作為傳播者把關和多級傳播的能力。

        (三)4G時代的媒介素養:素養(literacy)得益于傳輸速率與通信技術的進步,4G時代擁有了文字、圖片、視頻一體化的多模態傳播效果。數據量激增的負面效果是人們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受困于“信息繭房”。在知識、信息乃至媒介技術本身都快速迭代的時代,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和人際關系都日益媒介化。媒介和技術一起,消解了物理空間的區隔,填充了受眾除了睡眠之外的所有時間,導致了“媒介化社會”的形成。媒介化伴隨著泛在化、碎片化、娛樂化,對受眾的媒介素養提出了很高要求。在4G時代,我們不僅需要學習,更需要在提升媒介素養(literacy)的前提下進行各種學習,培養網絡理性,避免“網絡謠言”和“后真相事件”。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多年的網絡涵化,4G時代網民的網絡理性、媒介管理和甄別能力加強,媒介素養的提升呈現出“自發”態勢。

        (四)5G時代的媒介素養:修養(culture)如果說4G時代的受眾媒介素養尚屬“自發”的行為,5G時代的受眾媒介素養則會顯現出“自為”的態勢。因為5G技術將是像電力技術一樣的通用技術,而且由于5G采用“微基站”模式,“泛在”感會更強,永遠“在線”“在場”的無縫連接使得我們迅速進入了以用戶為主的公共傳播時代。在“人人都是麥克風”“物物可作麥克風”的全媒體時代,媒介素養將是一種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一種教養和修養(culture),用戶通過“參與”媒介來實現理性公民的目標。

        四、5G時代媒介素養教育模式

        (一)“三位一體”模式

        5G時代的媒介素養蘊含技術素養、符號素養與情感素養于一體。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與低延時的5G技術一起催生了革命性的聚合效應,受眾的用戶體驗突破了瓶頸,更多的情感需求被數據發掘出來,人們對于語言、符號、機器的使用、理解和共生的能力都被納入媒介素養的研究領域。

        1.技術素養

        技術革新一直是通信演進的重要力量,媒介技術也一直是媒介環境學派研究的焦點,學者們廣泛認可傳播技術對社會的再建構。傳播技術改變的不僅是人類傳遞信息的方式,也必然帶來更深層面的變革。技術媒介素養作為當代人的基本素養,就好比讀寫能力(literacy)一樣,成為必修課。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3年的“媒體和信息素養(mediaandinformationLiteracy)”評估框架中所提到的那樣,“每一個居民都需要和理解媒體和信息供應者的規則,以發揮他們在社會中的功能,了解更多來自虛擬世界的機會和威脅,學會管理資源。”⑤在PC時代,人類實現了數字化,通過PC機連接上互聯網之后可以實現傳播;在3G時代,人類實現了網絡化,但在傳播大容量視頻的時候人們主要依賴Wi-Fi;在5G時代,人類將實現智能化,借助人工智能的認知工具,跨越多屏不同媒介形式的整合傳播生態得以建構,全息媒體變得可能,受眾可以從微觀與宏觀、真實與虛擬、單模和多模等多個技術維度來強化傳播效果。

        2.符號素養

        “符號”是符號學的基本概念,被認為是最小的意義單位。縱觀電信傳播的融合歷史,超越語言范疇的符號始終是人們互動的基礎,符號素養因此也構成了媒介素養的重要一環。互聯網的聚合效應促進了個性的釋放,個性的釋放又給予多模態符號更廣闊的表現空間。傳播符號日益呈現出“立體、分眾、多元”的趨勢。從符號生成的角度來看,數字媒介素養將演進成基于計算思維的一種信息素養(informationliteracybasedoncomputationalthinking)。媒介符號素養將和穿衣吃飯一樣關乎教養,成為基本素質,成為現代文明交往中的一種基本禮儀。在5G傳播模型中,5G技術可以與不同需求耦合產生了更豐富的使用場景,大量的“語言-非語言(verbal-nonver-bal)”多模態符號組合借助全效媒體生產了更佳的用戶體驗。

        3.情感素養

        現代傳播重視雙向交流,無處不在的即時通信工具和社交網絡進一步刺激了個體的情感需求。根據彭蘭的研究,我國的媒介素養研究“主要是關注傳統媒體或網絡1.0時代的媒介素養,較少涉及社會化媒體對媒介素養提出的新挑戰”⑥。隨著5G時代的到來,受眾傳者化和公共傳播的概念日益凸顯,傳統人際關系衍生成了“人-媒介-人”的三角關系,其中,個人的心理定位和社會角色等都在被重構。全員受眾通過全程媒體實時獲取信息并宣泄情感來實現情感訴求。但是遺憾的是,網絡并非萬能靈藥。“抖音”“快手”等網絡群體狂歡沒有掩蓋個體的數字化孤獨和人際交往的情感性危機,也不能掩蓋人本觀念淡薄,情感素養亟需增強的事實。個體情感素養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其在媒介上的表現,所以許多發達國家都給予了媒介情感素養高度重視,將其列入教育序列。在以往的經驗中,我們通常直接借鑒發達國家的媒介素養教育模式,本土化動力不足,實施可行力差。更要命的是,在我們的媒介素養教育實踐剛有起色之際,新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又撲面而來。我們需要堅持立足于中國本土語境,將“技術、符號與情感”有機聯系在一起的“三位一體”融合模式,“三位一體”模式在媒介素養教育的“三位一體”融合模式中,提高受眾的技術素養是前提,學習符號的正確理性使用是手段,但是提升情感素養才是目的。三種素養盡管重點不同但殊途同歸,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人們對于媒介公共領域的尊重和呵護,使用媒介的過程中充盈著理性精神。大量針對K12(6-17歲)年齡段兒童的媒介素養教育主要側重于引導兒童如何使用數字媒介來助力移動學習。技術賦權的意義固然重大,但是對用戶情感訴求的深刻關注,提升對媒介的使用能力、甄別能力和批判能力更應該是媒介素養教育的初心所在。

        (二)分級教育模式

        沿著“三位一體”融合模式繼續思考,就是制定媒介素養教育的實踐策略。考慮到我國國情以及教育的循序性,媒介素養教育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堅持分級模式。分級模式有兩層意思:一是媒介素養教育的內容需循序漸進,二是提升媒介素養的對象需分層分級。

        1.1G、2G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

        引導用戶認知媒介,理解媒介的基本原理,學會抵制媒介的負面影響,初步實現對媒介的“免疫力”。值得一提的是,1G版本并未過時,只是現在需要提升媒介素養的用戶日益低齡化。我們需要加強學前兒童的媒介素養研究和教育模式研究。與其視媒介為“洪水猛獸”,倒不如研發“疫苗”,多方協作構建科學的媒介素養教育體系,培養網民對媒介的理性態度。

        2.3G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

        在理解的基礎上鍛煉對媒介的利用能力,尤其需要提升基于泛在媒介和移動媒介的學習和工作能力。由于缺乏針對性的課程,當代大學生在媒介行為管理和媒介創新素養等方面表現不佳。但我們相信,隨著線上線下一體化教育(O2O)、慕課(MOOCs)、教育云(Educationcloud)等實踐,我們的媒介利用能力還將深化。

        3.4G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

        學會客觀分析媒介,對泛在媒體內容理性批評,更加從容地應對媒介。隨著社會化媒體向縱深發展,傳播的性質已經從廣播變成了窄播,分眾用戶直接接觸高信度信源變得可能,用戶既要生產內容,又要甄別內容;既要學習適應媒介,又要學習批評媒介,避免“娛樂至死”和“信息繭房”的發生。

        4.5G時代的媒介素養教育

        在物聯網時代和大數據時代,大到人際關系鏈,小到生活習慣,數據將建構我們每一個主體。使用數據的受眾在5G時代的主體性地位非常重要。5G時代的媒介應該更加數據化、可視化、智能化,人、社會和媒介之間的界限會進一步模糊,提升媒介也就是自我提升,人在媒介中“美人之美”、人與媒介“美美與共”的和諧場景可期。個體在使用媒介技術傳播符號的同時,亦收獲了情感回報。從1G到5G的媒介素養教育是從傳播內容分析走向傳播主體的情感分析,我們需要對標發達國家的媒介素養教育經驗盡快出臺符合我們國情的媒介素養評價量表和分級教育方案,媒介主管部門需要會同教育部門盡快將其融入進我國現有的國民教育序列框架之中,使之成為提升我們信息能力,縮小“數字鴻溝”的有力利器。

        (三)融合模式

        1.全球模式與在地經驗的融合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7.88億,網民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比例高達98.3%。⑦移動網絡基礎設施的迅速發展催生了大量的非原生網民,移動互聯網話語權群體逐漸形成了彈幕文化、次元文化等亞文化類型,網絡語詞層出不窮,網絡輿論來勢洶洶,成為社會輿論的助推器。“喉舌”模式與回應社會輿論滿足受眾需求的模式一起組成了混合傳播模式,構建了中國特殊的媒介價值取向。特殊的媒介價值觀規定了我們的媒介素養教育必須將全球模式與在地經驗進行融合。我們的媒介素養教育不能機械模仿北美模式,堅持強調媒介實用主義,也不能簡單學習歐洲模式,過分重視媒介賦權批判精神。中國媒介素養教育必須尊重現實,既借鑒全球模式,亦考慮在地經驗。在媒介素養的分級教育模式中,首先需要提升媒介素養的當屬直接內容人員,也是廣大用戶最重要的信源———媒體從業者(1.0對象)。在信息獲取渠道日益多元化的“地球村”里,如何有效地遏制謠言,媒體信源的權威非常關鍵。媒介素養教育的2.0對象是各級意見領袖。在數字化時代,人們使用微博、微信等媒介尋找歸屬,宣泄情感。在這當中,從娛樂明星到知名學者的各級意見領袖對廣大網民的影響頗為重要。這些對其粉絲有重要影響力的、“類媒體”的意見領袖的微博和微信既是私器,亦是公器,其使用者亟需提升媒介素養。3.0對象是優先和較常使用媒介的各類窗口工作人員,如新聞發言人、電子政務者等。相比于寬泛的媒體報道,這些人的言行更關乎老百姓的直接利益,因而更容易引發選擇性解碼和對抗性解碼。4.0對象則是所有人。隨著傳受關系日益模糊,人人都是網絡上的重要節點,小蝴蝶引發的熱帶雨林大效應的案例并非罕見。可以說,人人時時需要有素養,網絡處處需要有修養。

        2.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融合

        傳播學的發展理論強調大眾媒介對國家的貢獻,人們希望媒介能夠加速實現后發信息國家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對于今天的中國媒介,社會轉型是不可忽視的背景。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使我國受眾需求日益多元化,并且消費時代的受眾對媒介的心理期待升值。在社會轉型的語境下,媒體如何做到滿足受眾多元化需求的同時正確引導社會觀念、塑造良好社會氛圍變得十分重要。長期以來,我們都在設想用戶需要什么樣的媒介素養教育,不能及時更新和不接地氣的教育內容與形式常常導致傳播效果欠佳,對于媒介技術的表面化應用更不能有效回應用戶的情感訴求。鑒于此,我們既需要考慮國家與社會的實際情況,也需要尊重用戶的情感訴求,媒介素養教育必須翻轉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要引入在基于5G、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自下而上”的數據驅動供模式,強化情感語義研究技術,對用戶生產的非結構化數據進行實時關注和回應,提升媒介受眾的情感素養。只有這樣才可以最大化發揮媒介在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保持社會穩定,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大目標。電信技術的革新豐富了媒介符號的表達,隨著主體性的發展,人在媒介使用過程中的情感訴求也愈發重要。媒介素養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是一個不斷求索的動態過程。我們對媒介的理解以及媒介化社會的發展程度深刻影響媒介素養教育研究與實踐。只有沿著循序漸進的原則,融合通信學和傳播學等學科內涵,尊重教育規律,實行媒介素養教育的分級推進,才可以真正提高我們在全程、全息、全員、全效的全媒體時代之媒介素養。

        作者:李煒煒 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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