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協調發展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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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業 區域經濟 協調發展

一、房地產業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效應分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帶動效應是指一個產業發展所需的各項生產要素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對其他產業的拉動。在區域經濟中表現為，房地產業及其直接或間接產業的經濟技術關系，即房地產業的發展對其他產業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連鎖反應，從而對區域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產生影響。這一帶動效應主要包括三個層次：（1）房地產發展對區域經濟相對后向產業的帶動；（2）房地產發展對區域經濟前向產業帶動；（3）房地產發展對區域經濟的旁側帶動。

（一）房地產發展對區域經濟相對后向產業的帶動

這一帶動效應又稱向關聯效應，是指房地產業發展對其直接或間接提供生產要素產業的帶動，如金融業、建材業、冶金業、建筑業、勞動力等。房地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這些產業為其提供原料基礎。而就某一具體地區看，若房地產業的發展呈現快速上升的態勢，則該地區的這些產業必然產生繁榮發展的景象。相反，若房地產業發展萎靡，則該地區的這些產業則會相應的產生衰退。

（二）房地產發展對區域經濟相對前向產業的帶動

亦稱房地產業前向關聯效應，是指房地產業發展對直接或間接需求本產業產品或服務的產業產生的影響，如裝飾裝修行業、廚房設備行業、衛生設備行業等。盡管房地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建筑業、建材業等為其提供基本生產要素，但由于現代化市場經濟的需要，房地產業的發展對裝飾裝修、廚房設備等行業的需求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房地產業的旁側帶動效應

旁側帶動主要指的是由于房地產業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對區域內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等產生的較大影響。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房地產市場的良好發展對消費者的生活形成有利保障。從而對改善區域內的人口素質、社會制度、消費結構等提供可能性。

房地產業正是通過以上三種形式的帶動效應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作用。但這種作用并不能簡單的看作是積極的，同時這種效應也有自身的限度。由于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健全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加之我國不同地域具有的較大區域性差異，使得房地產由滿足人類基本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逐步演變成可以增值的投資理財產品，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這種現象更為明顯。這一方面說明，房地產的發展給區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有效動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區域經濟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也給區域經濟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二、區域經濟對房地產業發展的推動效應分析

房地產業通過帶動效應，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同時反過來區域經濟的良好發展也推動了房地產業的發展。這一經濟現象表現為區域經濟對房地產業的推動效應上。

（一）國民收入增長對房地產業產生的推動效應

有關學者研究表明，國民收入與房地產業之間存在著倒U現象，即在人均收入較低的發展水平下，由于住房難以成為大眾化消費物品，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房地產業所起作用就很小；但隨著收入的增加，住房需求則不斷擴大，國民經濟中房地產業的促進作用則增強；而到后期，由于住房高度普及化，區域經濟對房地產業的推動效應則變弱。由此可見，房地產業一味的突飛猛進并非能完全促進區域經濟的良好發展。只有把握好兩者的發展比例關系，才能夠實現兩者合理發展的關鍵目標。

（二）區域經濟內投資水平對房地產業產生的推動效應

房地產業與區域經濟內投資水平之間保持著及其密切的關系。表現為兩者之間正向相關的關系。增加區域經濟的投資水平，尤其是增加對固定資本的投資力度，會直接刺激房地產業的發展。相反，投資水平的降低，特別采取相關措施抑制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業的發展則會出現收縮。但這種關系并非絕對，而是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

（三）區域消費水平對房地產業產生的推動效應

消費水平與房地產業之間往往保持著正相關的關系，一個國家或地區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房地產的需求則會變大；反之則會縮減對房地產的需求。同樣，這種推動效應的前提是，消費水平的提高與房價的變動保持在一定的合理比值上。如果，房價過高或由于消費水平的變動而導致邊際消費傾向發生顯著變化時，區域經濟的消費水平則會對房地產業的發展產生抑制作用。此外，像信貸規模、利率等對房地產業同樣產生較大影響。投資量大、收益率高、投資風險大等特點，使得房地產業開發對于信貸規模和利率變化極為敏感。通常情況下，信貸規模擴大、信貸門檻降低時，有利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樣，利率的降低一方面不但降低了房地產的開發成本，同時另一方面低利率信貸間接擴大了市場需求，進而推動房地產業的發展。

三、結語

從房地產業與區域經濟相互作用看，房地產業都是一個具有較強區域性特點的基礎性行業，在經濟發展中往往起先導性作用。但國民經濟的區域性特點使得并非每個地區都適合把房地產業作為主導產業，甚至支柱產業。相反，房地產業發展過程當中產生的區域性差異又反作用于區域經濟，因此只有正確研究、把握房地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內在規律，才能夠實現區域經濟與房地產業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順全.房地產業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及作用[J].產業經濟，2010（6）：77-79.

第2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區域 協調發展 主體功能區戰略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5-0040-04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格局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但影響區域協調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改善不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在制度建設上邁出扎實性步伐。

一、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

何謂區域協調發展？一種觀點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區域之間在經濟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發展上關聯互動，從而達到各區域經濟均衡持續發展的過程。也有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不同區域基于自身要素稟賦的特點，確定不同要素約束條件下的開發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時在政府的調控下，保持區域之間的發展條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圍內，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狀態下的發展狀態。還有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區域之間相互開放、經濟交往日益密切、區域分工趨于合理，既保持區域經濟整體高效增長，又把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并逐漸收斂，達到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正向促進、良性互動的狀態和過程。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區域協調發展是指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既要保持國民經濟的高效運轉和適度增長，又要促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區域間的經濟差異穩定在合理、適度的范圍內，達到各區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一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雖然上述定義從區域關系的相互聯系、區域發展的相互促進、區域差距的逐漸縮小、區域利益的共同增進等方面進行了闡述，但總體上講，其視角主要集中于區域經濟差距與聯系上。我們認為，區域協調應該是：在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前提下，空間布局合理，總體經濟、社會效益最佳，人民享受公共服務水平基本均等（基本公共服務主要是指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社會救助、促進就業、減少貧困、防災減災、公共安全、公共文化等）。即，在居民享受基本均等公共服務的基礎上，導致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不是刻意追求各地區經濟差距的縮小。

二、目前區域協調發展的表征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實施，我國區域經濟格局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一是區域經濟差距有所縮小，區域協調發展程度明顯提高。長期以來，我國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普遍低于沿海地區，而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來，東部地區發展的加速導致全國的地區差距迅速拉大。在區域政策和經濟周期等多種力量的影響下，進入21世紀后，地區差距擴大的速度逐漸放緩，自2004年起開始逐步下降，最近幾年地區差距縮小的趨勢尤為明顯，區域協調發展的程度顯著提高。以人均GDP計算的差異系數明顯體現了這一特點。

二是區域合作日益緊密，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城市群和經濟圈。近年來，我國區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擴大，合作內容日趨豐富，地區間經濟聯系不斷增強，區域合作關系日益緊密，區域一體化程度明顯加強。在推進區域合作中，城市群和經濟圈理念開始逐步形成并體現，成為影響區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但是，從區域協調另外兩個重要方面看，卻并不盡人意。

一是不同地區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程度存在差異，必然導致各地的初始財政收入有不小的差距，但通過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的縱向轉移支付和地區間的橫向轉移支付等各種手段，各地區最終可用財力的差距將可以被大大縮小，從而實現不同地區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目前我國各個省份之間的財力支出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同時，各地間人均財政支出的差距與各地人均GDP的差距相比，并無顯著不同，差異系數甚至大于人均GDP，這反映出不同地區在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依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基本公共服務目前還未能成為縮小地區差距的突破口。

更為重要的是，表1中的人均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基本上是按照各地常住人口來計算的，事實上，當前各個地區財政中基本公共服務支出的受益對象絕大部分是本地戶籍人口。各個地區當地人口和外地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越拉越大，矛盾沖突日益突出，而且若以當地人口計算各地區差距可能也更為明顯。

二是空間布局不盡合理，各區域經濟發展特色并不明顯。由于區域間要素流動不充分，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區域間無序競爭現象嚴重，導致產業結構同構化問題較為突出，地方經濟特色不突出。

三、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因與機制

一般而言，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因，一是基于經濟效率最大化原則，為達到整體效率水平的提高，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這里，企業是主體，市場規律是準則。二是基于公平原則，利用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實現區域經濟社會的大致平衡，這里，政府是主體。三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平衡，尋求次優，即在以市場為基礎的大背景下，發揮政府的調節功能，促進區域之間的協調。除了市場作用外，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力來源可以分為四種情況，即單純國家層面的需求；某一區域單方面的需求；區域雙方的共同需求；國家與區域兩個層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種來源的動力特征和結果是為了參與更大范圍的外部競爭，主動探索區域合作的有效途徑，形成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秩序，實現總體經濟的最優化。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主要有：

市場機制。市場機制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根本途徑。當然，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動、企業擴張和產業轉移，既可能擴大區域差異，也可能縮小發展差距，但是，作為配置資源的有效方式，市場機制能夠最大限度地釋放經濟發展的能量，增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效率，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

空間組織機制。即運用空間規劃、空間開發、空間管制等多種空間組織方式，對全國的區域空間進行全局謀劃，對各區域的功能定位、區域空間聯系網絡建設等進行戰略指引，加強區域之間的聯系，實現資源結構、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的最優配合，提高空間經濟配置效率。空間組織機制可通過最佳的空間配置使個體要素充分發揮作用，獲得整體經濟效益，產生節約經濟、集聚經濟、規模經濟等。

合作機制。即構建基于博弈理論下不同區域共贏的合作機制，獲得分散條件下難以企及的綜合優勢和經濟效益。

援助機制。就是采取區域互助、國家扶持、生態補償相結合的方式，對欠發達區域進行持續性的幫助，改善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條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和公共服務提供能力。

治理機制。治理機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區域協調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保障市場機制、空間組織機制、合作機制、援助機制發揮作用而間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建議

根據對區域協調內涵的理解以及區域協調機制的梳理，我們就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一）以主體功能區戰略為主，構建區域政策體系

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精神，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是基于自然地理、發展階段、經濟基礎等考量的，主體功能區戰略是基于不同地區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考量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主要著眼于縮小地區差距，主體功能區規劃主要著眼于解決國土優化開發問題。依據上述我們對區域協調的理解，目前，宜將主體功能區戰略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盡管一旦實行主體功能區政策，可能導致區域經濟差距的再次擴大，但是這種政策是最有利于促進總體經濟增長的，也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因此，有必要對區域協調再認識，對區域經濟差距不要太過在意，將重點放在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上。一是健全區域發展協調機制。一方面，加強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建設，通過立法將國家區域發展的戰略目標、重大政策和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等明確下來，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完善區域合作的政策協調和利益協調，建立健全爭議解決機制。對于一些重要的跨行政區的區域合作組織，應賦予其一定的跨區行政管理職能，來保證區域合作組織能夠發揮真正的協調作用。二是綜合考慮自然、經濟、社會、文化以及行政區劃等多方面因素，對不同層次和不同方面的區域面臨的不同問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將產業調控政策和區域協調政策結合起來，有效提高資源空間配置效率。三是構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機制，以弱化經濟差距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二）創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環境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區域協調最為重要的特征，為此，需要合理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明確界定各級政府間的權責。中央和地方的權責劃分，要根據建設現代國家的要求，將其納入法治化和規范化的軌道。要明確各級政府權責，將中央地方的責權劃分制度化、明確化、法律化，并以此來規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基礎上合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事權和支出責任。

均衡各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能力。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其財政能力。提高欠發達地區財政能力的主要措施：一是調整轉移支付的標準，以人均財力而不是經濟總量作為轉移支付的基礎。二是完善和規范中央現行轉移支付制度，積極探索財政轉移支付的新模式。三是推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的法律化進程，加強中央轉移支付資金的管理，增強資金使用的規范性、透明性、科學性和民主性。四是建立轉移支付資金的績效評價機制，保證轉移支付資金切實起到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作用，提高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效果。同時，還可以通過建立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來提升限制性開發地區公共服務供給能力。

同時，為有效推進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合理界定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制定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國家標準，以保障各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最低水平。

（三）完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機制

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主體，必然通過自身努力使自身或相關主體利益最大化，在整體中必然存在局限性，特別是在中國政府考核機制唯經濟指標的單一性，使得政府有限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與整體利益最大化出現“囚徒困境”的沖突。不合理的政府考核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在進行財政支出投資時，并不以本地區的資源稟賦為基礎，而是以投資周期短、見效快的產業為主，使得各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并沒有用在各自的比較優勢產業上，造成支出效率相對低下。同時，由于我國地方政府績效評價的重點放在經濟評價方面，忽視了公共服務評價，對加大區域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程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須建立科學、合理、考慮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績考核標準，發揮其對地方政府選擇的正確導向作用，奠定發揮區域協調發展合作機制、市場機制等作用的基礎。

[參考文獻]

[1]覃成林，姜文仙，區域協調發展——內涵、動因與機制體系[J]，開發研究，2011（1）

[2]丁輝俠，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路徑探析[J]，理論導刊，2011（12）

[3]范恒山，我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與實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6）

[4]劉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態勢的新變化[N]，中國經濟時報，2013-03-21

第3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江蘇“十三五”時期發展的總體目標，就是要深入貫徹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視察江蘇重要講話精神，努力建設經濟強、百姓富、環境美、社會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蘇，而“強富美高”戰略定位的每一個方面無不蘊含著協調發展的原則要求。具體而言，經濟強不僅是經濟綜合實力強，同時也應該是經濟結構整體強，要求必須正確處理好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之間的關系，堅持區域協同、城鄉一體發展，堅持四化同步、軍民融合，努力做到比例協調、結構優化。百姓富集中體現為民生社會事業發展好，要求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堅持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同步發展，確保人民群眾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環境美強調的是生態環境質量優，要求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當務之急是修補生態環境損壞短板。社會文明程度高則要求正確處理好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切實促進“硬實力”和“軟實力”一起增強。具體而言，以協調發展理念引領“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應著重抓好以下方面重點工作：

一、全面融入國家區域發展總體布局，在更高層次上提升區域協調發展水平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不是平均發展、同質發展，而是要主攻相對薄弱環節，實現優勢互補的差別化協調發展。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省一直高度重視區域協調發展，特別是“十二五”時期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實施，蘇南提升、蘇中崛起、蘇北振興實現重大突破，沿海地區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增長片、增長帶，區域聯動融合發展格局逐步形成。但由于我省區域自然稟賦不同、發展基礎各異、區位環境有別，區域發展差距依然較大，2014年蘇北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蘇南的43%和51%，區域發展不平衡仍然是制約發展的突出“短板”和重大課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因此既是即期大事，也是長期戰略，由此帶來的實際成效將有利于發揮我省的比較優勢和某些地域的后發優勢，進一步優化生產力布局，為江蘇經濟健康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后勁。為此，“十三五”時期，理應繼續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區域互補、南北聯動、跨江融合、陸海統籌，在更高水平上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一是推動全省三大區域發展與國家層面區域發展總體布局緊密結合，更大力度推動蘇南提升、蘇中崛起、蘇北振興，推進沿滬寧線和沿江地區、沿海地區、沿東隴海線地區特色發展，加快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二是高起點建設南京江北新區，加快南通通州灣江海聯動開發示范區和連云港國家東中西合作示范區建設，打造長江經濟帶建設先行先導地區，規劃建設運河、淮河生態經濟帶和寧杭生態經濟帶，加快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三是加快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區域快速交通體系和統一規范的區域政策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新完善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

二、扎實開展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著力提升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水平

統籌城鄉發展是協調發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全面小康重在全面，難在全面，重在農村，難在農村，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同步推進城鄉共同繁榮，共同進步。指出“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江蘇城鎮化起步早、成就好、基礎實，城鎮化進程總體上一直走在全國前列，但是對照新階段新要求，城鎮化發展方式還比較粗放、質量水平還不夠高，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實質性打破，城鄉發展差距依然明顯。“十三五”時期，要加快實施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全面推進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格局，努力建設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先導區、示范區。一是扎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所謂“人的城鎮化”，就是要突出以人為本，提高城鎮化質量，將目標放在造福百姓、富裕農民上去。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居住證制度，分類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常住人口全覆蓋。二是完善新型城鎮化推進機制。以開展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為契機，落實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城鎮化投融資機制、新型城市行政管理模式、新型城鎮化標準體系等試點任務，積極探索完善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健康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三是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大“六個一體化”統籌推進力度，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合理配置，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推進新一輪農村實事工程，促進農村經濟繁榮。

三、深入實施民生幸福工程，促進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同步發展

堅持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同步發展，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協調發展理念的核心要義之一。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和社會進步同樣也是發展，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理應內在統一、協調平衡。“十二五”以來，江蘇經濟快速發展，經濟總量連跨三個萬億元臺階，超過7萬億元，人均GDP超過8.8萬元，但相比之下，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不能同步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這就要求在繼續做強經濟的同時必須投入更多精力和資源做好教育、就業、社保保障、醫療衛生等民生工作，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十三五”時期，要緊緊圍繞“七個更”的目標，深入實施民生幸福工程，注重機會公平，扎實辦好各項民生實事，推動民生建設邁上新臺階。一是持續增加居民收入，拓展富民增收渠道，合理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確保讓人民群眾擁有更滿意、更可靠的收入；二是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促進就業創業；三是推進新一輪脫貧幫扶工作，大力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完善扶貧開發長效機制；四是提高社會事業發展水平，扎實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加快建設“健康江蘇”，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五是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大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健全社會救助優撫體系，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建設，確保人民群眾擁有可靠的保障。

四、不斷提升公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

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發展是協調發展理念的客觀要求。堅持兩個文明并重，就是要堅持雙輪驅動、雙翼共振，促進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步增強，實現“身”“心”系統平衡發展。中央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改革開放之初就確定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戰略方針。新時期提出要以辯證的、全面的、平衡的觀點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推向前進。隨著江蘇經濟快速發展、物質生活的不斷改善，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相當艱巨。“十三五”時期，要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把建設文化強省擺上突出位置，加快構筑思想文化建設高地和道德風尚建設高地，不斷提升公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一是加強先進思想文化引領。先進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和中心環節，要堅持以培養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心骨，深入推進思想理論建設，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二是促進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健康繁榮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實現途徑，要豐富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和均等化，實施文化精品創作工程，提升文化產業競爭力。三是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開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要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實施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工程，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四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取向，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內容，要加快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深化法治江蘇建設，筑牢維護公平正義的堅強防線。

第4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論文摘要】國家、省市的主體功能區區劃方案分別將于2007年底、2008年底出臺。劃分四類主體功能區之后，制定實施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成為構建以主體功能區為基礎的區域開發榕局的重要保障。加強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的研究．是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新任務。本文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過程中需要加以特別注意的幾個問題進行了探討

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增強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大舉措。按照《關于開展全國主體功能區劃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2006]85號)的要求，國家、省市的主體功能區區劃方案分別將于2007年底、2008年底出臺。四類主體功能區劃分之后，制定實施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成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增強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

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主體功能區布局基本形成”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是“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據此，主體功能區建設將引發我國經濟社會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加強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的研究，是學術界當前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研究的基礎和前提

經濟社會發展空間失衡的現狀，是主體功能區建設的起點。在不同歷史時期，我們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有著不同的認識，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目標、政策重點及政策手段都存在較大的差異。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目前的這種空間失衡狀況，與過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設計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研究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首先需要對我國制定實旖區域政策的歷史進行認真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方面進行了許多大膽的探索。“六五”計劃沿用對國土空間的沿海、內陸二分區劃，力求通過沿海率先發展、地區協作和國土開發整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七五”計劃提出東、中、西三大地帶劃分，并對三大地帶及老、少、邊、窮地區的發展途徑、發展政策進行了差異化的規定。“八五”計劃沿用“七五”計劃的空間區劃框架，對各地帶的發展戰略、國土開發整治和環境保護做出了相應的規定。“九五”計劃提出了七大經濟區的構想，“十五”計劃則詳細闡述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在每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都出臺了相應的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雖然實施這些政策的成就不容懷疑，但這些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制定實施區域政策的實踐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有什么啟示和借鑒，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六五”到“十五”，區域協調發展，主要是指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協調，區域協調發展的落腳點是區域繁榮。區域政策的目標在于增強區域自身的發展能力，縮小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而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途徑一是加快落后地區的開發，二是加大對落后地區的幫扶。全面的區域開發，推動了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但也使得經濟社會發展受到的資源環境承載力約束目益突兀。“十一五”規劃從人的全面發展、緩解資源環境承載力約束的角度，將區域發展不協調界定為人口、經濟、資源環境之間的空間失衡，并將區域協調發展的落腳點歸結為人的富裕和全面發展，區域政策的目標則從縮小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轉向縮小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緩解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環境承載力約束。

建設主體功能區，一方面要通過空間管制，規范空間開發秩序，緩解資源環境承載力約束，另一方面要力求增強區域自身的發展能力，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高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和社會總體生活水平。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設計，需要在總結我國制定實施區域政策歷史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我國區域發展格局的成因，充分借鑒以往的區域政策在增強區域自身發展能力方面的經驗，以期達到緩解資源環境承載力約束和增強區域自身發展能力雙贏的政策效果。

二、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研究的思路

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是糾正經濟社會發展現有的空間失衡、構建以主體功能區為基礎的區域開發格局的重要保障。主體功能區劃格局、主體功能區建設目標，集中反應了國家對以主體功能區為基礎的區域開發格局構思；由于這種開發格局是在區域政策驅動下逐步形成的，因此，主體功能區劃格局和建設目標決定了政策需求。區域政策由不同的政府部門供給，當不同政府部1]制定的區域政策合理分工、彼此協調，且區域政策供給能夠最大限度滿足經濟主體對政策的需求，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就處于均衡狀態，政府的政策資源實現了最優配置。

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一是要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市場運行秩序，二是要向市場傳遞政府意圖，強化對市場運行的引導，疊加政策信號和市場信號，使市場主體的行為選擇既滿足其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內在要求，又與政府的政策意圖一致。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永遠不可能完全滿足市場主體利用區域政策獲利的需求，主體功能區建設成就的大小，一是取決于政府擁有的政策資源，二是取決于政策撬動市場的能力，取決于政府推動和市場形成二者的合力大小。

基于經濟人假設，市場主體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欲望是無盡的，其利用公共政策優惠而獲利的欲望也是無盡的；市場主體往往是根據已有的政策供給調整政策需求也就是說，政策需求常常是隨著政策供給變動而變化。但在政策實踐中，如果將政府的政策供給與市場的政策需求在一定時點上形成的膠著狀態定義為政策均衡，這種均衡往往是多方利益妥協的折衷均衡，是政府政策供給主導下的均衡。

基于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均衡的分析，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研究大致分為區域政策需求研究、區域政策供給研究、不同區域政策分工格局研究三大部分，其中區域政策供給研究是重點。區域政策供給研究的主要內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區域政策供給能力研究。在全面清理政府掌握的政策資源摸清政府財政家底的基礎上，對政府建設主體功能區的能力進行全面評估。其次，區域政策的針對性研究。全面審視空間失衡的現狀及成因，明確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針對的區域問題，并對該項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引發的新的區域問題進行研究。第三，政策制定、實施主體間的協調性研究。對不同的區域政策制定主體，以及區域政策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之間的協調狀況進行評估，提出協調政策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利益訴求的對策建議。第四，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供給研究。在全面吸收前三個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建議。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研究各部分的重點及相互關系可用如下技術路線圖表示：

三、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研究的幾個重點

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研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長時間艱苦的努力，囿于精力和能力，在本文中，筆者僅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政策研究中需要予以特別關注的幾個重點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

1、區域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協調

主體功能區建設，是依靠行政區推行的跨行政區經濟社會管理，涉及政府和市場兩個主體，包括推進和形成兩個相互獨立、彼此又有密切聯系的過程。在推進的過程中，政府起主導作用，在形成的過程中，市場起主導作用。政府推進，就是政府利用政策杠桿，對市場主體施加影響，以期形成不同主體功能區間合理分工，差異發展的格局；市場形成，就是指不同主體功能區間合理分工，差異發展的格局只能是在市場主體追逐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形成。政府推進和市場形成能否統籌協調，有機契合。政府與市場的統籌協調，關鍵在于政府運用區域政策彌補市場失靈，疊加政策信號和市場信號，強化對市場運行的引導，使市場主體的行為選擇既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又與政府的政策意圖一致。

建設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有中央政府和省(直轄市)政府兩級制定主體，各級政府都是區域政策的實施主體。中央和省(直轄市)政府制定的區域政策，除了本級政府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下級政府實施。不同層級政府間、同層級的不同政府間往往存在價值取向的差異和利益訴求的沖突。制定實施區域政策，必須正視這種差異和沖突。制定區域政策，必須明確該項政策所針對的區域問題，合理設計政策目標，并對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引發的利益格局調整，以及因政策實施而引發的區域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實施區域政策，要通過完善利益協調機制、政策實施機制、政策實施評估及效果反饋機制，統籌協調不同的政策制定主體，以及政策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間的關系。

2、協調區域政策與主體功能區區劃、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

對國土空間進行主體功能區區劃、編制實施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制定實施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是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三個重要環節。從統籌協調政府推進和市場形成這個角度來看，這三個環節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主體功能區區劃格局、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對未來以主體功能區為基礎的區域開發格局的設計，決定了區域政策的需求；當前政府的財力、政府與市場的協調程度，以及區域政策制定主體與實施主體之間的協調程度，決定了區域政策的有效供給能力。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區劃、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是平衡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供給和政策需求，促使區域政策發揮最大效益的重要途徑。

在國家、各省市主體功能區劃方案即將出臺，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編制尚未開始的背景下，加強對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的研究，一是可以在全面評估政府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供給能力的基礎上，提出主體功能區劃方案的修改、調整建議；二是在深入研究各項區域政策的作用對象、作用效果的基礎上，為編制實施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三是在仔細審視研究主體功能區劃、主體功能區區域規劃和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彼此間的協調程度的基礎上探索統籌協調區域政策的制定主體、實施主體、政策作用對象間的利益訴求的途徑，并為確定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的階段性目標提供科學依據。

3、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間的分工與協調

第5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解決措施

一、我國經濟發展的背景

區域間的差別主要存在于自然資源狀況、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產品供給、思想文化及社會體制環境等方面，是大國經濟不同于小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區域發展差距過大不僅影響整體經濟發展，甚至會加劇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比如，我國一些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偏遠地區，而因為區域差距的持續擴大影響到民族團結的問題，可能給國際上一些恐怖組織有了趁機分裂中國的機會，長此以往甚至會影響到國家的團結、穩定和繁榮。

總體來說，區域差距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因素。我國需要實現由外向型的經濟發展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內需型的經濟發展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提供了指導思想。一切的最終目標都是“以人為本”，逐步實現不同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城鎮化科學的發展。

二、中國區域差距的現狀分析

區域差距的衡量是非常復雜的，它受所采用的指標體系、衡量方法、區域單元以及價格和時段的選擇等多個因素的影響。考慮到中國目前尚處于加速發展經濟的階段，區域差距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的差距，因此衡量區域差距的指標主要是從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來尋找，下面將從三大區域之間的差距、省際之間的差距和其他差距來分析：

（一）三大區域之間的差距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東部、西部和中部三大板塊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并且這種擴大趨勢在短時間內不會有明顯的改變，這引起了政府和學者們的高度重視。經研究發現，我國地區居民收入差異和東部地區內的省際差異的擴大化64%是由東西部之間差異擴大引起的，還有28%左右的差異是來源于東部地區省際差異的擴大。生產要素不斷向東部地區集中的同時，人口卻沒有向東部相應集中，造成核心發達區域生產與人口分布的高度失衡。

（二）省際之間的差距

造成中國各省之間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形成的生產要素存量配置結構，與很多省市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不一致，而目前的省際之間的差距開始成為我國區域差距的主要影響力量。經濟特區、沿海省市、內陸省市由于開放早晚不同，在人才、收入水平、物資、資金、技術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三）其他差距

有學者曾經分別選取東部和西部中處于人均GDP極端的縣級區域進行對比，這樣的區域劃分比地帶、省區更能突出落后地區的特征，從而減輕了地帶平均、省區平均所掩蓋的區域內部差別。也有可能因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南輕北重”的局面并沒有改變，而“東輕西重”的局面逐漸加劇，這樣進一步促進加工制造業正向沿海地區集中，造成中國省區之間的經濟差異呈雙峰狀，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三、促進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

區域差距在很多國家都存在，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尤為突出，雖然大多數地區的區域差距是合理的，但是忽略中國區域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后果，因此中國需要開始進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新階段。

（一）財政政策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發展的初期，市場的力量總是傾向于擴大區域發展之間的差異。如果想要協調區域發展的問題，就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在市場經濟發展到比較高的階段的時候，依靠市場中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技術的擴散機制達到區域協調發展的目的。隨著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政府需要意識到廣大落后地區對經濟發展的訴求，將一系列教育扶貧、人才開發、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相繼在落后地區出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的戰略，希望可以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二）金融政策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因此想要推進和加速區域經濟社會從不平衡到平衡就需要加強區域金融發展的協調性。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導致其資金的供給和需求存在分布上的差異，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也就存在了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是構成區域經濟增長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加快工業化進程和促進經濟增長，需要金融部門將有限的發展資金引導到投資回報率比較高的產業中，然后需要企業外部對企業高管施加外部壓力，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最后是需要分散風險。這樣市場中投資主體的多樣性分散了新技術使用的風險，將會促進經濟的跳躍式增長。

（三）人口政策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隨著人們對人口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對中國發展階段特性的認識，中國人口政策正在逐步走向理性。但是在實際執行生育政策的過程中，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影響，比如在許多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而在發達地區執行起來阻力就小多了。甚至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到了區域子女生育率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子女教育的差別，這樣不同區域人們的下一代素質差別進一步拉大，當地的人力資源也就不能夠滿足當地的市場需求。針對這個問題，政府需要建立以人為本的中國人口政策，實行人口流動和人才開發相結合的原則，將過多的農民工轉向城市和東部地區；然后將人口流動按照城鄉統籌、區域統籌、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原則，實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人口均衡發展。這樣既解決了中國流動人口的就業、生活和養老問題，還可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四）區域政策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區域政策是為了解決區域問題，實現不同區域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而設計的，要將所有的財政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結合起來，實現協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的。實現區域政策的功能，既可以彌補市場在調節區域在發展關系上的缺陷，還可以規范地方政府對區域經濟的調控和管理行為，努力縮短地區之間的差距。

四、總結

區域差距是歷史、地理、文化、政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是一個長期而且艱巨的任務，需要根據國情國力、綜合考慮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等來制定相應的計劃和措施。

參考文獻

[1]和云.“三個支撐帶”與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若干思考[J].區域經濟評論，2015，（4）.

第6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　區域生態補償；區域制度；制度障礙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7－007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2

生態補償是指促進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的經濟手段和制度安排，是當前我國生態、資源、環境和區域協調發展等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生態補償問題具有較強的空間尺度特征。在國內外大量的生態補償實踐中，生態保護者、受益者和破壞者的具體“形象”總是不斷變化，個人、企業、社會組織、各級政府、區域和國家等，在不同層面的生態補償中均承擔著不同的“角色”。在宏觀層面，“京都議定書”和“國際碳權交易”等明確了國家之間在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的權力和義務，是最高層面的生態補償機制；在微觀層面，鄰里之間由于噪音、采光權或其它環境問題等產生糾紛，并通過適當的協調機制(如街道、社區或地方法院)予以解決，從而構成最低層面的生態補償。當前，我國區域發展的價值取向已逐步由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向協調發展轉變，自然、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將取代經濟增長成為評價區域發展狀態的主要目標。但同時，我國的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一些地區不顧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盲目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區域性乃至整體的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在此背景下，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經濟開發潛力和開發強度，適度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構筑有序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成為統籌區域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建立完善的生態補償機制和政策保障體系，對于實現這一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所提出的“區域生態補償”，就是從“區域關系”的角度來研究和操作生態補償，關注于區域主體，關注于區域尺度上的“生態一經濟”過程和資源環境問題，并通過相應的區域政策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是整個生態補償尺度體系中的重要部分。

1　生態補償的“區域”困境

生態補償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區域之間的補償，如流域上的問題。區域生態補償在實踐中遭遇到諸多難點和障礙，區域問題的存在使生態補償變得更加復雜。

1.1遭遇到的現實問題：以流域上的“區域”困境為例

各種空間尺度的“流域”覆蓋我國國土面積的95％以上，成為生態補償中的代表性問題。一個完整的流域會包括多個行政區域，形成上游區域、下游區域，因此具有跨區域性，也是典型的區域層面上的生態補償問題。

流域作為一個系統，從整體效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其不同區段應承載不同的生態和經濟功能。上游地區要涵養水源，最大程度的減少污染排放，從而保障流域的生態安全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此，上游地區要限制某些產業的發展，同時進行大量的生態工程建設，并承擔相應的成本，同時損失許多發展機會，從而導致上下游地區之間環境、生態和經濟利益的不平衡，這是流域生態補償的根源。區域對流域整體性的分割，使生態補償不再是人與地的關系，而演變為人與人(區域之間)的關系，“跨區域”是生態補償最困難和最典型的問題，也是人地關系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同時，存在和不斷出現的“跨流域”問題，使跨區域的生態補償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流域問題是典型的區域之間的生態補償，其難點與障礙體現在：

1.1.1補償責任的問題

在流域問題上，下游區域應當向上游區域支付生態補償，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在具體的制度環境下如何讓區域承擔責任，即上游的“生態”責任和下游的“補償”責任，卻成為一個難點。

在具體的實踐案例中，這種區域責任多是由上、下游區域共同的上級政府出面，以法律、行政等手段進行的硬性安排。由下游區域和上級政府共同承擔，或是由上級政府單獨承擔補償責任，是實踐中比較常見的解決辦法。如福建省就出臺相關文件，要求九龍江流域下游的廈門市每年出資1000萬元，閩江下游的福州市每年出資1000萬元，由省里再配套一部分，成立專項資金(由省政府監管)用于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在浙江省的德清縣，由縣政府出面關閉了西部上游鄉鎮的全部污染企業，并由縣級財政統一安排資金，用于西部地區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對關閉或外遷企業的補償；福建省在晉江流域上游區域設置了交界斷面水環境質量標準，對不達標的區域就不再安排補償專項資金；江西省則出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關于加強東江源區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決定》，明確了省、市和縣三級政府在生態保護工作中的職責。

一個客觀現實是，下游區域承擔補償責任的積極性并不高，而上級政府的補償能力和目標又很局限，因此在實踐中存在著上下游區域之間生態、環境和經濟利益的矛盾。

1.1.2補償標準的問題

區域之間基于生態／環境服務價值的交易，談判和協商是確定區域補償標準的理想模式。但在流域問題上，由于上、下區域對環境服務價值理解上的巨大差異，以及交易成本問題，區域制度障礙等因素，使得實踐中的生態補償大多無奈地選擇了其它的替代性辦法。

(1)上級政府主導下的“水權交易”。在浙江省金華江流域，上游水源區磐安縣與中下游的東陽市、義烏市均屬金華市所轄，因此在財政上易于協調。東陽市以2億元的價格一次性把橫錦水庫每年4999.9萬m3的永久用水權轉讓給義烏市，并保證水質達到國家現行一類飲用水標準，并且義烏市向供水方支付當年實際供水0.1元／m3的綜合管理費。

(2)上級政府安排的“補償專項資金”。晉江流域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主要分布在泉州市境內，是泉州市最主要的生產生活用水水源，也是向金門供水的一個重要水源首選地。2005年泉州市政府出臺了《晉江、洛陽江上游水資源保護補償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規定》，2005―2009年每年籌措2000萬元，5年籌集一個億的補償資金。資金來源于市本級財政固定投入，下游受益縣(市、區)按用水量比例等因素分攤1500萬資金。資金主要用于晉江、洛陽江上游地區的水資源保護項目，主要是環境基礎設施建設

(包括城鎮生活污水、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項目。

(3)以補償“公共服務”代替技術上的補償標準。遼寧省從2008年起由省財政每年出資1.5億元，用于對東部水源涵養區16個縣(市、區)的生態補償。補償資金的分配遵照固定的計算公式，屬于財力性轉移支付，重點用于生態建設與保護，鄉鎮政權正常運轉及社會事業發展等。

1.1.3補償方式的問題

區域之間支付手段的匱乏也是流域生態補償中一個難點。實踐中的案例大多是嵌入于政府體制內，通過政府層級內的轉移支付，專項資金等形式對上游區域實施補償，在補償方式上也多局限于“退耕還林”、環境基礎設施、小流域治理等工程建設，或是直接的“公共物品”補償等。

實踐中也有一些方式創新的有益嘗試，如“異地開發”和“水權交易”等形式。如浙江省紹興市湯浦水庫有限公司與慈溪市自來水公司簽署了《供應水合同》，紹興市將每日20萬m3的引水權賣給了慈溪市。但這些方式創新的共同特征是，政府(尤其是上級政府)仍發揮著關鍵作用，紹興和慈溪的水權交易雖然是企業行為，但交易雙方都是地方政府掌控的企業，并且交易的價格與合同的執行都在當地政府的監督之下，但其進步之處在于實現了區域間的直接支付。

綜上所述，區域之間的生態補償在實踐中確實遭遇到諸多難點，流域的問題雖然很普遍，但仍具有特殊性，對于其它方面的區域之間的補償，如碳循環、酸雨、沙塵暴、大氣污染等，在實踐層面上本就沒有流域生態補償豐富，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遇到的難點問題會更多、更尖銳。

1.2“區域”理論的不足

所有的理論問題都是從實踐中發現的，而實踐上的諸多難點，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區域生態補償的基礎理論儲備不足。

地理學和生態學，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已經解決了一般意義上的生態補償的理論問題，也就是有關于人地關系的一般理論。但由于區域主體的特殊性，使得我們運用外部性、區域性、生態平衡、產權、公共物品和庇古稅等理論卻并不能為區域生態補償提供基礎理論的支持，我們并沒有形成對區域產權、區域外部性、區域之間“服務一受益”關系的作用格局等的清晰的認識，區域生態補償仍面臨著基礎理論上的困境。

一個客觀事實是，“人地關系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不等于“區域協調發展”。因此，本文提出“區域生態補償”，就是要探討區域視角下生態補償的基礎理論和實踐問題。

1.3大量的區域問題

與實踐困境和基礎理論不足相對應的是，作為一種協調區域關系的手段，存在著對區域生態補償迫切的現實需求。

1.3.1區域經濟發展難以克服的一個歷史性局限

經濟活動的負外部作用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一個歷史性局限，“生態不經濟、經濟不生態”構成了一道生態經濟鴻溝。上述人地關系的矛盾也同時體現在區域關系的層面上。對于“環境不友好”的產業，發達國家或地區也頂多是將它們通過“經濟全球化”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形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地區，通過“生態”與“生產”的地域分離來緩解自身的人地關系矛盾。產業轉移會伴隨著人地關系矛盾的轉移，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接受工業化國家的擴散、走工業化道路與大量消耗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惡化通常是并行的，如果沒有向其他國家再次轉移生態環境負擔的條件，人地關系矛盾會長期留存在本國或本地區。

1.3.2“區域”的形式、結構在不斷發展

從實現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等國家戰略的層面，“區域”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此外，“區域”這種組織形式，其內在結構和本質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不斷增強，幾個具體表現是：

(1)“空間管制”成為理性政府的主要作為。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空間管治是理性政府的主要作為，也是區域有序發展的基本保障。空間管制的理念在我國也越來越受到政府的推崇，并在政府的管制手段中占據重要地位。空間管治的手段是多樣的，主要包括編制和實施各類區劃和空間布局規劃，制定和落實區域政策和區域法規等。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是，我國各級政府新近主導編制的各類規劃(特別是“十一五”時期以來)，都非常重視功能分區和空間引導等方面的安排。

(2)功能區劃逐步取代傳統的區劃。從當前我國區劃工作的發展趨勢看，功能區劃將替代傳統區劃，功能區域將成為地理學區域研究的核心內容和組織地理信息的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綜合發展規劃、城市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生態功能區劃和主體功能區劃等政府主導編制的各項規劃，在規劃目標、方法和內容上的變化表明(越發重視功能分區和空間統籌發展)，功能區劃和功能區域正在成為政府實施空間管制的重要手段。地域功能區劃已成為保障國土空間合理開發，構建有序空間結構的重要保障。通過采取空間約束和空間協調手段，對不同類型的區域采取“空間限制”、“空間準入”和“空間鼓勵”等措施來協調各層級空間發展。

(3)“主體功能區戰略”的實施。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按照主體功能定位調整完善區域政策和績效評價，規范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間開發結構。

無論是“空間管制”、強調“功能區劃”還是“主體功能區戰略”，都將會對我國區域關系的現狀結構和格局，以及區域間生態、環境和經濟利益的作用機制帶來深刻變革，同時也對區域生態補償研究提出了賦予時代特征的新的課題。

1.3.3區域利益沖突的普遍存在

首先，當前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系列資源環境問題，如生態脆弱、敏感地區“開發”與“保護”的困境，流域內區域對水資源的爭奪，沙塵暴的生成、遷移與擴散，土壤退化、水土流失、酸雨等，本身都會演化為區域之間的一種利益沖突。其次，各類“功能區劃”的實施，在制度和政策層面上固化或深化了區域之間的利益沖突。如生態功能區劃中確定的水源涵養區、生態保護區等，主體功能區劃中的限制和禁止開發區域，都被嚴格限制了一些環境不友好的經濟開發活動，形成發展權力的“剝奪”，從而導致區域之間的利益沖突。

對于大量的客觀事實，一個基本判斷是，區域之間環境、生態和經濟等方面的利益沖突以及區域間的激烈競爭，將在一段時期內成為我國區域關系的主要方面。并對區域協調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如何統籌區域發展，如何協調區域關系，都對區域生態補償研究提出了迫切的現實需求。

1.4協調區域關系是生態補償的重要功能

在維護資源環境的實踐中，“誰污染誰治理”、“誰獲益誰補償”成為一個普遍認同的原則。如果一個區域對“外部”――其他區域提供了生態環境的正外部作用，則獲益的區域應該給予補償，理由是存在“生態不經濟”，為其他區域提供生態環境正外部作用的區域，往往要支付一部分

用于保護和建設的成本，或者放棄開發而失去一部分工業化的機會。在我國的浙江，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為了獲得上游地區提供的清潔水源，為上游地區提供“工業開發區”和提供生態建設的資助，就是很好的補償形式。而由中央政府投資的一些生態治理工程，有效地遏制了生態環境的退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國際社會，發達國家為承擔溫室氣體減排份額，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造林等生態建設項目和提供清潔生產的技術，也是受到普遍歡迎的補償措施。

可見，生態補償手段能夠有效地緩解區域之間的利益矛盾，幫助形成新型的區域關系。因此，協調區域關系就成為實施區域生態補償的焦點和重要功能。

2　區域生態補償：關注的核心問題

從協調區域關系的視角出發，我們更加關注區域在生態補償問題中的責任和重要角色，即區域生態補償。

2.1定義

在“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假設下，區域的“理”會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生態系統退化、環境質量下降和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等一系列非理性結果，致使生態、環境和經濟利益的矛盾沖突成為當前區域關系的主要方面，使區域關系處于不和諧與不可持續的狀態。

區域生態補償(Regi0TIal Eco-compensadon)就是將生態保護者、受益者和破壞者等生態補償機制中的利益主體定位于區域尺度，關注于區域主體、區域產權和區域利益，并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育的成本，區域發展的機會成本等，通過適當的經濟、政策手段或制度安排，調節不同區域之間生態、環境和經濟利益的不平衡，從而實現保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升整體環境質量，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目的。概括地講，區域生態補償就是通過生態補償的手段來協調人地關系中的區域關系問題。

2.2區域主體

以行政區域為基礎形成的經濟區域(行政經濟區域)，彼此間激烈的競(爭)合(作)關系，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而行政經濟區域之間的生態、環境和經濟利益上的沖突是區域矛盾的主要內容，并成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制約。與其它類型的區域相比較，行政經濟區域具有清晰的邊界――行政界限，同時也是區域利益的邊界；存在區域利益的代言人――政府，它的利益邊界與區域邊界相一致，而政府所掌控的各類資源使其能夠成為區域行為的主體(見圖1)。因此，從生態補償的視角出發，我們主要關注行政經濟區域在這一問題中的作用。

2.3關鍵科學問題

區域生態補償在理論研究和實踐當中的關鍵科學問題有：

(1)區域間生態功能格局的識別方法和等級劃分。依據不同生態系統、“生態一經濟過程”的功能類型和空間格局，識別“生態功能區域”。通過區域外部作用、區域外部性的分析明確不同區域的服務對象，明確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客體，揭示區域生態補償的格局。

(2)區域間的權益配置標準、損益關系及其配置方法。通過科學、可行的方法測算區域之間作用的強度，依據保護生態環境、彰顯社會公平、體現經濟可行性的原則，研究區域間生態、環境和經濟權益的配置標準和損益核算方法。區域產權和區域利益、區域外部性、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是其中的關鍵問題，也是理論和實踐中的難點所在。

(3)區域生態補償的實施方案及其效果監測與評價。根據主體的補償能力和客體的補償意愿，設計區域生態補償的實施方案。根據區域主體的特質和區域尺度“生態一經濟過程”的格局，分析市場、各級政府和企業在區域生態補償當中的作用。形成可行的評價方法，評價實施生態補償在生態環境保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協調區域關系等方面的效果。

綜上所述，從“生態補償”這個思路出發，探討人與自然以及區域與區域之間關系的理論，并以區域協調發展為目標，形成“區域生態補償”的認識體系，進而對其實踐需求展開研究，其理論意義和應用意義都是非常顯著的(見圖2)。

3　區域生態補償遇到的區域制度障礙

現實生活中較為成功的區域生態補償，其中的一個關鍵實現機制是，這些實施補償的區域(或國家)都會承認自己的責任，而生態補償的問題也總是出在區域之間難以形成承擔責任的機制。在我國的現狀區域制度下――強勢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經濟、激烈的區域競爭和顯著的區域發展差距，使這一問題表現的更為顯著。

在市場上，企業是利己、排它和競爭的。在對資源、生態環境問題的討論中，企業及其外部作用是導致市場失靈的基本因素，所以必須有政府實施經濟的或行政的強制，如征稅、污染標準、各種處罰，包括強令關停。如我國關于資源環境的法律法規中就規定了企業必須為其資源開發行為繳納土地、水、礦物資源使用費和用于礦山恢復、生態環境修復或恢復的補償費。國家還不斷提高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如要求礦山規模和企業規模，以利于企業實現對資源環境的社會責任。總體來說，政府的介入和政府強令企業實施生態補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企業負面的外部作用問題。而談到政府(區域)要承擔的生態補償責任時，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存在著幾個前提：

其一，存在著上級(中央)政府與下級(地方)政府之間的縱向關系，也存在區域與區域、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的關系，上級對下級承擔責任有制度上的根據，而平行的同級之間則存在制度上的障礙。

其二，地方政府的一切發展行為對“區域”來說是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非排他性，由于存在生態經濟鴻溝，政府的發展行為要么因為生態而損失發展，要么因為發展而損失生態。在我國目前的歷史階段上，由于堅信“發展是硬道理”，地方政府一般都會選擇發展和承受生態損失，于是在區域內部，政府的公共服務行為也會產生對生態環境的負的外部作用。

其三，區域是開放的地理空間，一個區域生態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其他區域和整個外部系統發生作用和影響。

因此，對于同一級別的各個區域，外部的生態環境是公共物品，而發展所必須的資源則屬于私人物品，地方政府必須通過競爭在市場上和從上級或中央政府那里獲得資源，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會在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兩難選擇中更傾向于本區域的發展利益，而忽視對其他區域的負面的生態環境影響。而對于由不同層級區域組成的區域體系，上至國家(中央政府)，下至鄉鎮(地方政府)，上級政府的行為往往是公益性的，關注全局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但是其掌握的資源是短缺的，這兩個因素都會產生與下級政府的利益沖突或矛盾，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公益性的一面，所以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在資源的分配方面不僅要保護地方政府的發展權利，還要給予那些為了維護全局的生態環境而承受了利益損失的區域以生態補償。

實踐中，我國的政府體制可以實現這種補償，如中央政府財政對青海省“三江源”地區生態移民的補償，國家林業部門在東北和西南各地實施的“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中國家多個部門對湖北、陜西境內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遼寧省“大伙房水庫輸水工程”由上級政府

向水源地區支付移民、污水處理、小流域治理等全部費用，這些都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實施生態補償的典型案例。

但是相同級別區域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排他的和競爭的，地方政府的制度決定了一個地方政府的“公共財政”的地理邊界是非常清楚的，地方財政的形成、增長和使用必然嚴格地局限在行政區邊界之內，對于全局性的和外部性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生態環境來說，一些區域為其他區域提供了生態服務，如森林生態系統的服務、減少水土流失、清潔河水和減少大氣污染等，卻很難從其他區域的政府那里得到補償。地方政府之間利益關系的市場調節是失靈的，所以中央或上級政府的調節、調控就顯得非常重要，成為我國當前生態補償面臨的焦點問題。

綜上所述，區域之間承擔責任的機制是區域生態補償的焦點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判斷區域生態環境外部作用的性質和格局，如果是為所有區域共享的公共物品，獲益者就是國家，中央政府就應當承擔補償責任；如果有明確的獲益區域，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質，則獲益區域應當承擔補償責任，而其中遇到的制度上的缺陷應由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協調解決。

4　結論

一般意義上的生態補償是對人類社會傳統發展方式的限制。限制過度開發和“環境不友好”的開發模式，對生態系統服務和受損生態系統承擔責任并為此支付成本是生態補償的本質內容，這也是經濟學在解決人地關系中外部性問題時的基本思路。但是，面對“實現區域協調發展”這個科學命題和重大實踐，生態補償還要同時解決人地關系中的區域關系，這就是區域生態補償問題。

從區域關系角度出發，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問題的一個必然出路是制定區劃和安排各個區域的分工。由此帶來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那些被限制的區域基本上都是經濟發展的落后地區，將意味著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矛盾。由此可見，在“空間管制”和“功能區劃”的管理模式下，不同功能區域之間的“外部作用”或“外部性”非常明顯，如果獲益者不補償，區域協調發展就無從談起。

第7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區域發展現狀；區域協調發展；產業結構升級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改善了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歐盟等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陷入低迷，加之國內人口紅利等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逐漸喪失、資源環境的約束使得我國傳統的粗放型、外向型經濟面臨結構性減速的趨勢。為此，于2014年提出我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在“新常態”的語境下，不僅我國的經濟增速、經濟結構、經濟增長動力面臨著由舊到新的轉變，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和政策也需要及時調整。在過去的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由于政策和區位等因素，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尤為突出，已成為限制我國產業結構順利升級轉型的重要原因。根據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經濟增速放緩時期也是一國內區域經濟差距較小的時期。因此，如何在調結構的過程中彌合區域差距對我國經濟未來良好、均衡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新常態下我國區域發展的新特征

過去我們傾向于用東中西部地區或是華北、華南、華中、西北、西南、東北等方式劃分我國區域，各區域的發展也呈現出“東高西低”、生產要素向東南沿海聚集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東部地區2015年的生產總值占全國55.57%，工業總產值占全國56.14%，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等東南沿海省份仍保持著我國省份經濟總量的領頭羊地位。但在新常態的形勢下，我國區域發展也表現出了新的特點。

1. 增長趨勢的區域變化。2006年我國江蘇、山東、廣東和浙江的GDP增長率為14.9%、14.7%、14.1%和13.6%，分別位于全國各省份的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九的位置；2015年這四個省的GDP增長率降為8.5%、8%、8%、8%，位于全國各省份的十二、并列十八的位置。2007年～2015年期間，東部地區除了天津市的GDP增長率保持在全國前列，占據GDP增長率前幾位的都是中西部省份，并且多為南方省份。這說明我國中西部省份的增長潛力較大，雖然東部地區有規模經濟的優勢，但是增長率已無法保持過去超高的態勢。

2. 要素稟賦的區域變化。雖然從總量上看，勞動力和資金等生產要素仍大量聚集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但要素稟賦結構已經發生了地區變化。東北地區近幾年成為人口凈流出地區，作為傳統用工大省的江蘇近幾年也處于人口增長率逐步降低的狀態。從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來看，雖然2016年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廣東位于全國的前列，但是與2006年的平均工資相比，中西部省份的平均工資漲幅遠超過東部沿海省份。2015年平均工資最高的北京比平均工資最低的河南高2.45倍，2006年平均工資最高的北京比平均工資最高的江西高2.58倍，區域間的平均工資差距在縮小，這也說明原來依靠廉價勞動力參加國際產業分工的優勢逐步縮小，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向資金密集型產業調整。

3. 居民消費結構的區域變化。隨著地區間經濟差距和工資差距的縮小，我國區域間的居民消費情況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按照商務部2016年的報告，我國中西部地區的重慶、貴州、云南、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消費市場保持了11%以上的高增速，鄉村地區的消費增長也自2013年以來一直高于城市地區。2015年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占全國的比例為56.03%、25.61%和18.35%，2006年此比例分別為58.71%、24.17%和17.18%，東部地區的消費品零售總額有輕微下降的趨勢。

4. 產業結構的區域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按照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數據提供的數據，2015年我國制造業質量競爭能力最強的前幾個省份為上海93.27、北京90.25。天津89.70、浙江89.51、江蘇89.34、廣東86.83、安徽85.53、陜西85.28、重慶85.22、福建84.63、湖南84.61、湖北84.53。從區域來看，東中西部地區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制造業競爭力指數分別為86.37、82.39、81.69。2006年，達到80分以上的省份有北京82.86、天津82.24、遼寧80.32、上海86.78、江蘇84.87、浙江 83.75、福建82.57、江西81.13、山東81.49、湖南80.48、廣東83.98、重慶83.62、四川80.86。東中西部地區的制造力競爭指數分別為82.96、77.18和78.05。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的制造業競爭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東南沿海地區仍是我國制造業最為發達的地區。除了制造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我國在新常態下鋼鐵和煤炭、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還面臨著“去產能”的任務，產業結構升級迫在眉睫。

除了以上提到的幾點特征外，我國高鐵、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了產品、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外商投資、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產業和企業加快了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速度，使得新常態下地區間呈現差距縮小但地區特色突出的特點。

三、 影響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因素

從經濟學理論上看，地區發展不平衡是“常態”，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無法做到完全相同的發展。學者們從很多角度來解釋地區發展不平衡性產生的原因，比如Kojima（2000）從比較優勢和邊際產業擴張的角度說明地區間產業轉移和升級的現象；Krugman（1991）從規模報酬遞增和運輸成本的角度解釋地區間發展不平衡；Alwyn Young（1989）用技術溢出的內生增長模型解釋這個問題；此外Grossman和Helpman（1991）分別從垂直增長和水平增長兩個方面考察了質量提升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應該說，這些理論對于解釋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性都能提供一定的理論幫助，從而提供解決的對策，但我不能忽略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政府政策的作用，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主要受歷史因素、制度因素、市場因素和資源環境因素的影響。

1. 歷史因素。眾所周知，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尤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戰備需要進行的三線建設，將大量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軍工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比如陜西、重慶、四川、江西等地，現在很多與機械、雷達、航天等行業相關的企業大量集聚在這些省份，為這些省份打下了堅實的工業化基礎。但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我國提出“梯度”發展的區域策略，大量的資源傾斜到東部沿海地區。對照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也可以發現，在航運發展的現代，沿海地區的確具有運輸成本更低的區位優勢，所以1978年到2000年期間外資企業也將加工貿易的企業大量投資在東部沿海地區，汕頭、深圳、珠海、廈門、海口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也擴大了中國出口，給中國一個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機會。2000年后，梯度發展政策轉為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全面振興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等區域發展政策被依次提出，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差異中尋求協同的可能性。

2. 制度因素。除了歷史上特殊時期實行的區域發展政策，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還受到財稅體制、城鄉二元體制、人口政策、國有企業行業發展規劃和戰略產業選擇等制度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制度性因素造成資金、勞動力、技術等不斷往東部沿海地區流動，客觀上造成了中西部地區要素稟賦的改變，因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集聚在東部沿海地區。國有企業聚集在大量資源型、壟斷型行業中，從資源和資金方面控制著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每一次有關國有企業政策的調整，都對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調整，對我國現在產業結構轉型造成了不小的挑戰，東中西部地區不能再依賴低成本勞動力謀求低質量的發展路徑。

3. 市場因素。市場因素包括國際和國內市場、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從國際市場來看，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承接了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邊際轉移，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隨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開始將制造業回流，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提出要將海外裝備制造業遷回本國的政策。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我國彌合地區不平衡性有利有弊，利在加快所有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弊在有可能使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從國內市場來看，河北、山西、內蒙古、湖北、江西等省份煤炭、鋼鐵等產業嚴重過剩，阻礙了各地產業結構的升級改善，也不利于地區間的協同發展。要素市場變化最大的就是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稟賦長期以來并不能在本地區發揮作用，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更使得很多勞動密集型行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而非中西部地區，這對于想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地區造成了產業升級路徑的困難。國內由于地區保護主義和行業壟斷的存在，一直沒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產品市場，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落后地區消費結構的提升，進而影響了當地生產結構的優化。

4. 資源環境因素。我國粗放型經濟的發展對我國東部地區的資源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負外部性，地下水、酸雨、霧霾等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強烈約束了這些地區未來的發展，給人民生活也造成不便。一些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古地區陷入產業結構轉型困難、相關產業工人大量下崗的情況。長久來看，資源環境的惡劣也會影響外商投資的熱情和勞動力的健康，對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有不利的影響。長久以來，我國對經濟增速的追求缺乏對于環境問題的監督，使得很多地區重復了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雖然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體上不如東部地區發達，但在新常態下，資源與環境的約束使得這些地區不能選擇高能耗、高污染、見效快的低端產業發展，在短期內也是造成區域內不平衡性的重要原因。

四、 新常態下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h

新常態下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機遇和挑戰，產業結構升級也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動力，借助產業優化過程彌合地區經濟差距，還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要充分發揮中央政府在產業結構提升中頂層設計的作用，對于綠色、高技術、低能耗的產業加大財政補貼力度、減少稅費，根據地區的比較優勢選擇適合當地發展的產業，對于較為落后的地區加大補貼和扶貧力度。同時也要結合貨幣政策的作用，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經濟穩定的作用。有的學者研究得出貨幣政策對地區協調有不對稱性，因而必須有相應的財政政策的配合。在可以的條件下，各大區央行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權來對貨幣政策進行調整。

2. 充分發揮經濟帶的作用。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要充分發揮有針對性的地方化區域政策，比如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環渤海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圈、泛珠三角大經濟圈，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2013年提到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國內，各種經濟帶與經濟圈考慮到了不同地區的差異性，伴隨著城市群的建立，首先改革戶籍改革制度、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新農合保險彌合城鄉之間的差異，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由點及面地推進臨近區域的協同發展。“一帶一路”戰略聯通了我國與國外的市場，可以將國內的產能和產業轉移到沿線國家，同時可以發揮中西部省份的區位優勢，加深中西部地區與國外的貿易聯系，同時中國走出去的企業也可以利用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

3. 改革戶籍制度、提高勞動力素質。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戶籍制度是二元經濟的典型特征，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也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在新常態的背景下，除了打破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的束縛外，加大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力度，為其進城提供良好的教育、醫療、養老待遇也是應有的題中之義。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國勞動力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高素質的勞動力為我國產業升級轉型提供了創新的動力。目前技術人員大量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應加大對科研人員的引進力度和財政補貼力度，為科研技術人員向中西部流動做好政策助力。同時東部地區應多開展對中西部地區的技術指導和交流，從勞動力要素層面改變地區差距，保證新常態下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轉為創新驅動。

4. 制定可持續的綠色產業政策。除了財政政策的直接投資外，還應該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嚴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發展綠色、低碳、清潔、可循環管、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發揮區域內產業集聚的作用。同時也不再把GDP增長率作為考察地區領導政績的目標，將環境因素納入地區領導的考核中來。利用中西部地區自然生態環境較好的優勢，發展綠色農業、生態園、旅游業等產業，引導當地農民參與到綠色產業生產中來，在地區差異中尋求地區協同發展的路徑。同時結合金融創新，給企業辦理綠色保險業務，免除企業進入綠色產品的后顧之憂。

5. 建立統一的商品市場。除了破除要素流動的桎梏外，我國還應該打破地域間的市場隔離、區域隔離的影響，健全市場機制和空間組織機制，建立起統一的商品市場，暢通貿易體制。并且在道路交通等物流體系建設的基礎上，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產品流通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發揮國企在我國經濟體制中的主導性作用，努力形成一種健康有序、合理高效、公平競爭、開放包容的市場體制。

6. 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政府對自身的角色定位需要適時轉變，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和市場環境的監督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ψ隕戇繆蕕慕巧進行正確的定位。中央政府更多地提供宏觀上的框架，以政策、法規、制度來保障各地區協同發展的機會；地方政府更多在執行層面保障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現階段，各地方政府應打破地區封鎖的僵化思想，地方政府之間多展開合作，在充分認識自身優勢基礎上與其他區域優勢互補，逐步擴大區域一體化的范圍，最終達到區域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范劍勇，高人元，張雁.空間效率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選擇[J].世界經濟，2010，（2）：104-119.

[2] 郭克莎，汪紅駒.經濟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若干重大轉變[J].中國工業經濟，2015，（11）：5-15.

[3] 阮建青，石琦，張曉波.產業集群動態演化規律與地方政府政策[J].管理世界，2014，（12）：79-91.

[4] Grossman G M， Helpman E.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557-586.

[5] Kojima K.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 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0，11（4）：375-401.

[6] 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7] Young A.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89， 106（2）：369-405.

[8] 黃群慧.“新常態”、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增長新動力[J].中國工業經濟，2014，（10）：5-19.

[9] 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J].經濟研究，2015，（5）：4-19.

[10] 劉志彪.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產業政策功能的轉型[J].南京社會科學，2015，（3）：33-41.

[11] 任保平.新常態要素稟賦結構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開發的動力轉換[J].經濟學家，2015，5（5）：13-19.

[12] 覃成林.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系研究[J].經濟學家，2011，4（4）：63-70.

[13] 張朝，苑西恒，郝磊.新常態下資本市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研究――中美的比較視角[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12）：122-126.

[14] 張少軍，劉志彪.我國分權治理下產業升級與區域協調發展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勵不相容與選擇偏好的模型分析[J].財經研究，2010，36（12）：83-93.

第8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主體功能區；主體功能區劃；區域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801(2007)06－0067－04

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按照主體功能定位調整完善區域政策和區域開發績效評價，規范空間開發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間開發結構。本文擬對主體功能區劃規劃工作推進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做一簡要述評，以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的深入研究。

一、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基本情況

(一)關于主體功能區建設提出的背景

針對主體功能區建設提出的背景，理論界從我國客觀現實及發展趨勢入手，結合基礎理論。全方位地展開了研究和探討。

1、發展契機。目前，我國部分行政區由于利益驅動和追求政績，地區之間各自為政、重復建設，帶來惡性競爭和無序開發。嚴重制約了區域協調發展。開展主體功能區建設正是針對不同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實行不同的發展速度、目標、模式和政策，以切實緩解各地區的盲目攀比和發展沖動，促進區域統籌發展和科學發展的落實。

2、客觀背景。我國資源稀缺而且空間分布不均勻，由于人口數量的快速增加，再加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我國資源環境矛盾日益突出。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充分考慮各地人口、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將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納入區域管理的評價體系中，目的是從根本上避免資源的過度開發。主體功能區的提出有利于更好地解決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的沖突，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地域上的體現。

3、認識創新。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了“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概念，這是對國土空間開發理念和模式的重大創新。它借鑒了西方國家對空間開發進行嚴格限制的成功經驗，提出對經濟過密的地區著重進行優化調整，對生態脆弱的地區實行限制開發，對自然保護區實行禁止開發的新思路，結合我國以往有關國土空間規劃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國主體功能區建設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是我國現階段加強國土空間管理的一項重大創新。

(二)關于主體功能區的性質

學術界對主體功能區的性質展開了探討，以資源承載力和現有開發密度、發展潛力為指標，研究者闡述了對主體功能區性質的不同看法。

1、功能區。一些學者試圖借鑒國外的功能區劃分方法來劃分主體功能區，以強調主體功能區的主體功能作用。但由于許多國家在進行功能區劃分時，主要依據相互作用指標，這種識別方法不適用于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并且“主體功能區”這個概念在西方國家沒有可供參考的成例，因而受到部分研究者的批判。

2、功能區兼類型區。有研究者提出，主體功能區具備經濟類型區和功能區的雙重屬性，屬于典型的經濟類型區。不同于綜合經濟區。具有區內發展條件和經濟特點的相對一致性。同時主體功能區又是按照它在全國或上級區域中所承擔的不同主體功能而劃分的功能區，因此，不同的主體功能區又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

3、類型區。主流觀點界定主體功能區為類型區(專業術語稱“均質區”)，區別于功能區。主體功能區是以區內質的相同性和區際的相異性為依據，以資源承載力和現有開發密度、發展潛力為依據劃分的功能區。在自然景觀和經濟景觀上呈現類型差異性，所以主體功能區的性質應屬于類型區。

(三)關于主體功能區的定位

主體功能區和“三大地帶”、“四大板塊”是我國在不同時期提出的區域戰略，側重點不同，三者并不沖突。而且主體功能區是對“四大板塊”空間格局劃分的細化，是考慮資源承載力前提下對“四大板塊”的一種完善。在四大板塊政策支持的基礎上，主體功能區通過對地域單元制定有針對性和差別化的區域政策。來促進區域形成多元化的發展模式。主體功能區只有和“四大板塊”相結合，才能共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但是，也有部分學者對主體功能區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的地位提出質疑，認為劃分主體功能區有利于強化區域調控，但是單純依靠主體功能區建設未必能較好地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有學者提出在主體功能區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劃分問題區域；還有學者提出要定位自主創新功能，建立創新樞紐城市，補充四大主體功能區定位的不足，由此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四)關于主體功能區的作用

目前，學術界對主體功能區的作用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理論界對此各抒己見。

1、主體功能區的作用。研究者普遍認為主體功能區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四點：促進區域的分工與合作，優化資源空間配置，引導生產要素有序流動，構建合理的地域分工體系；優化區域開發秩序，實行空間管治，規范城市發展規模，形成合理空間開發結構；創新區域管理模式，分類管理和調控區域，實施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和績效考核標準，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引導經濟布局、人口分布適應自然，逐步實現人口、資源、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空間開發格局。

2、關于突破行政區劃的爭論。有學者提出，主體功能區劃突破了傳統行政區劃的局限，可以打破行政區界限，消除行政分割。對此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行政區劃格局是國家空間(區域)治理的最基本格局，不可以沒有行政區劃，也不可以隨意突破行政區劃，兩者都是政府協調區域矛盾的政策工具，只有基礎與具體的區分，作用不可替代。

3、主體功能區作用的質疑。有學者認為主體功能區并非針對區域協調發展而設計的，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實行空間管治和分類調控，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規范和優化空間開發秩序。主體功能區建設將會進一步加劇空間不均衡，而且并非都能解決區域的發展問題，有可能加大西部大開發和落后地區發展的難度。

二、主體功能區建設研究的主要問題

(一)關于區域管理主體的討論

目前，國務院涉及區域管理的部門有20多個，由于涉及區域管理的部門太多，為避免相關部門在主體功能區劃分與管理方面的矛盾與沖突，研究者紛紛建言獻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建議，由發改委確定分類政策總的方向和要求，國務院各相關部門制定具體的政策、實施細則、條例，還應適時成立負責主體功能區劃的組織、管理、協調和評估的專門機構。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

則建議，設立類似于美國地區開發署這樣的機構。有研究者認為近期應成立一個由專家、政府官員與非政府區域開發組織聯合組成的區域政策研究院，專門研究主體功能區劃分的基本空間單元、指標選擇與區域等級等。將來成立一個由國務院總理直接領導的區域管理委員會，集中行使分散到各部門的區域管理職能。

(二)關于主體功能區的劃分層級及劃分標準的討論

對于主體功能區劃的層級，有研究者建議構建國家和省兩級主體功能區劃層級，中央和省級政府分別承擔劃分標準和分類政策的設計。中央政府制定劃分國家一級主體功能區的全國統一標準。省級政府制定劃分省一級主體功能區的標準。各省可依據“省級政府負責制定和實施針對本省主體功能區的分類政策、實施細則、條例，首先必須符合國家及主體功能區對于該區域的政策要求。同時又能根據本省實際情況保證政策設計上的靈活性和自主性”。

(三)關于主體功能區劃的基本單元的討論

目前，基本空間單元的選擇沒有明確。大多數研究者主張以市或縣級行政區作為基本空間單元。一般認為市縣層次較具操作性，盡管縣級行政區內存在的類型差異也很大，選擇以鄉鎮作為劃區基本單元，操作難度和工作量很大，而且基本數據資料也不全，有可能缺乏數據的支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的課題組認為。應該將國家和省兩級主體功能區劃都劃到縣級單位，因為縣級單位相對穩定，數量、國土面積、經濟實力和管理手段都比較適中。試點省份江蘇省按照不同空間尺度劃分主體功能區：一是以縣為空間單元形成省域主體功能區；二是以鄉鎮為空間單元形成市域主體功能區：三是以網格為空間單元形成縣域主體功能區。

(四)關于主體功能區的劃分指標的討論

主體功能區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發展潛力為依據進行劃分，由于所涉及的變量和因素較多。指標難以量化，導致有關指標的選取存在很大的爭議。部分研究者認為不同主體功能區不應追求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只有優化和重點開發區的界定，才要綜合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經濟開發密度和未來發展潛力等指標。有研究者以重要的區位和交通干線。表征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主要考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土地資源承載能力的類型組合。并結合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大小等因素，初步確定優化開發區域和重點開發區域劃分方案㈣。限制開發區主要以生態環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為指標。禁止開發區不用具體指標劃分，它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家森林公園、國家地質公園、國家重要的濕地范圍框定即可。

三、主體功能區建設還需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主體功能區的立法問題

主體功能區建設目前尚缺乏制度保障。從國外經驗看，區域政策一般都有相應的立法體系。通過立法來保證區域政策的權威性和執行力。我國在區域政策立法領域尚有空白，因此，在主體功能區建設實施的過程中必須同步推進立法建設，明確主體功能區的法律地位，健全與主體功能區建設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確保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各項工作全面落實和持續發展，確保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目標的實現。

(二)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實施問題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編制工作已經啟動。規劃是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重要環節。但是主體功能區規劃在實施層面上會遇到以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是在主體功能區建設中的定位。規劃有別于區劃：區劃是對一定地域進行空間單元的劃分，而規劃是對已劃分好的區域進行產業發展和區域整體發展戰略的方案設計及其實施對策。區劃和規劃是承上啟下的關系，因此在制定主體功能區規劃時，規劃的評價指標體系不能同區劃的指標體系相重合。

二是在規劃體系中的定位。主體功能區規劃從覆蓋范圍上和相關規劃重合，所以在制定主體功能區規劃時要盡量避免和相關規劃的沖突。要形成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其他各類規劃為支撐，各類規劃定位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的規劃體系。

(三)區域政策體系設計問題

主體功能區功能定位的實現是要通過完善的宏觀調控機制和市場機制來實現的。目前我國的區域政策大多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還不適應構建主體功能區的要求，主體功能區的形成需要依靠政府和市場的合力作用。區域政策應積極引導形成一個有利于主體功能區形成的長效市場機制，明確限制不能開發的活動，給經濟人提供可以自由發展項目的選擇余地，而不是政府重點扶持項目，政府的作用只能是積極引導，而不能取代市場。

(四)建立定期調整機制問題

主體功能區需要有定期調整機制。區域發展是動態變化的，隨著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發展潛力指標的變化。四類主體功能區可以相互轉化，同時四類主體功能區的范圍也會發生變動。定期調整可以使區域的功能定位和自身條件(包括承載力、資源稟賦、發展潛力等)相匹配，實現區域管理的科學性和靈活性。

(五)建立動態監測機制問題

動態監測機制是定期調整機制的配套機制，定期調整機制要對地域單元的主體功能區劃指標體系作動態監測，隨著指標體系的變動超過一定幅度，及時對地域單元進行主體功能區定位的調整。這一機制的建立涉及動態監測機制的設立和指標體系變動幅度限界值的設置，定期調整機制可以根據區域發展和功能變化及時反饋信息和進行調整，以保持對空間開發秩序的有效調控。

第9篇：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范文

關鍵詞：區域差距；區域發展差異因素；區域協調發展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8-0014-03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中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主要表現為西部、東部和中部的差異。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衡量方法主要有極差法、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等。以2009年中國各地區的極差數據為例，各省之間人均實際GDP普遍差距懸殊。東部人均GDP最高省份上海是西部人均GDP最低省份貴州的8倍左右；學者們通過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的變動也基本得到了一致結論：改革初期中國地區差距較大，但從改革開放到1990年，地區差距逐步縮小。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地區之間發展差距又開始逐步

擴大。

但是，在區域差距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學界存在較大爭議。魏后凱、沈坤榮等認為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主要是由外商投資引起的。都陽等認為人力資本稟賦稀缺、市場扭曲和開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難以實現與東部趨同。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市場化程度、所有制結構差異等方面解釋我國區域差距的成因。

一、區域差距影響因素分析框架

分析區域差距的成因無法通過一兩個因素間的比較就得出全面、準確的結論，因為這些因素往往交織融合在一起，發揮合力的影響作用。但是，可以把影響區域差距的具體因素，分解為以下四個方面來

分析。

（一）投入要素的質量

資本、勞動力和土地（包括自然資源）是傳統意義上的三要素。這三種要素的投入“量”無疑會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但同時，這三種要素的“質”的特征對于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影響更不容忽視。以資本因素為例。首先，本地區的資本累積直接影響該地區的資本數量。一個地區的人均資本增長會遵循什么模式，一直存在比較大的爭議。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索洛-斯旺模型、儲蓄率內生決定模型、內生增長模型等理論的研究雖然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國的現實中，但是為我們分析“本地區資本積累”的機制、成因、趨勢提供了思路。其次，影響一個地區資本存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外地區資本流入。區域吸引此類資本的根本性措施只有一個，即提供給資本盈利機會。從根本上講，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受到本地區資本供給的限制，關鍵在于區域是否具有足夠的有效資本需求。

從要素質量特征方面來說，要素質量的特征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要素的稟賦結構狀況，二是要素的空間配置狀況。要素稟賦結構主要指一定區域內各類要素的比例構成。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各個地區的要素稟賦結構往往存在比較大的差別。要素稟賦結構狀況對區域差距的產生和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選擇，有重要的影響。要素的空間分布狀況是要素質量特征的另一個主要方面，特別是人口和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對于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資本因為具有高度流動性，明顯區別于人口和自然資源）。從各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某個擁有理想資源組合的特定地點，往往得到優先的、快速的發展。自然資源“量”上的優勢，只有結合其空間分布這一“質”上的優勢，才能構成完整的資源優勢。

（二）要素配置效率

區域的要素數量和質量只構成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素如何配置則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改革開放以前，全國的要素配置是通過統一的計劃機制進行的。實踐證明了這種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市場化改革開始后，逐漸以市場取代計劃來配置要素，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但我國漸進式的改革方式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且改革在空間上是逐步推進的。這就意味著，市場化進程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存在差異。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導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差異，并進而導致了經濟增長的差異，它是區域差距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三）要素使用效率

要素質量和配置既定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取決于要素使用效率。微觀層面上，企業使用要素的效率和企業內部的技術水平密切相關，而技術進步最根本的源頭是勞動分工。所以，一個社會里的分工越細化，要素的使用效率就越高。企業使用要素的效率還受由其他企業所構建的外部環境的影響。這就涉及企業的空間集聚效應。空間集聚效應包括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其中，將企業外部的信息與知識內部化，活化企業的內部資源，是提升企業網絡內整體要素使用效率的最優方法。宏觀層面上，社會制度、文化因素等也會影響一個區域內的要素使用效率。

（四）空間格局變動

資本、勞動力、技術是決定產出的最直接原因。這些因素能解釋為什么“產出是這么多”，但是不能解釋為什么“產出會在這個特定的位置”。空間格局的變動是政府區域發展戰略的選擇和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它對于地區差距的影響可以根據時期選取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空間經濟理論認為即便是一個完全均質的區域，其區域內的經濟分布仍會呈現某種規律性，不會均勻地分布在區域內所有范圍。空間格局的變動對于區域經濟發展起著明顯的影響作用。這種作用的結果是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狀況出現分化。政府的區域發展戰略選擇和區域政策的實施則更多地影響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和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首先，在地區經濟發展中，要素投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保證區域間協調發展，必須從源頭——即投入來進行調整。對于落后的地區來說，如何吸引外區域的資本、人才等要素特別重要。其次，中國入市后，市場化不僅是內在的要求，各個地區都將面臨外部力量的約束。市場化進程對于經濟的發展的影響不僅限于要素配置效率，而且更廣泛地影響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深化改革，加快市場化進程，縮小各地市場化進程方面的差距，是縮小區域差距的重要途徑。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還必須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最后，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響區域經濟差距的另外一個因素。對于中西部來說，要縮小和東部的差距，就必須大力提高生產的效率。雖然目前中西部和東部相比，存在著經濟發展上的巨大落差，但是在引進和運用新技術提高生產率方面，則有可能具有其獨有的后發優勢。此外，中西部必須揚長避短，積極開發利用自身的空間優勢和獨有的區位資源，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　楊開忠．加快中國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J]．中國工業經濟，1996年．

[2]　王小魯，樊綱．中國地區差距:20年變化趨勢和影響因素[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3]　魏后凱．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2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