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關鍵詞】湘劇；花鼓戲；戲曲器樂；活態保存；活態教學模式

傳統音樂文化，是人類生息行為的符號之一，是民族的歷史創造，是族人集體的記憶和精神寄托，是凸顯民族“身份標示”的重要參數之一。世界民族皆如此。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度，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傳遞和承遞，為民族血脈的綿延至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民族在全面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一方面。會注意積極吸納人類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開闊視野；另一方面，需和世界民族一樣，注意保持本土文化的獨立性，保護民族的標識性特征，維護人類精神文明的多樣性，倡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對于國家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等，都會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響。但凡是一個想要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都會格外重視自己的文化資源、人文環境以及民族素質。對于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而言，繼承是最好的保護，發展是最深刻的弘揚。要想做到此兩點，如何做好傳統音樂資源的保存工作，也就是“活態保存”，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本文亦將針對傳統戲曲器樂（湘劇、花鼓戲）為具體切入點，來進行此類探討。

一、戲曲器樂（湘劇、花鼓戲）的完整性“活態保存”

筆者主要對三個方面進行了考慮：一是對傳統的保存方式提出補充。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以大力發展各種類型的“數據庫”等方式，幫助湘劇、花鼓戲戲曲器樂這一藝術事項得以瞬間凝固，不僅僅將曲譜、文字、圖片之類的“無聲文本”進行保存，更要將音視頻類的“有聲文本”納入其中，為中國傳統音樂留下一些個相對完整、直觀的本貌；二是對湘劇、花鼓戲器樂傳統音樂承載體――“人”的社會維護。眾所周知現代化進程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那么就要敢于直面以對，認真分析具體情況，大膽加入現代化的進程，參與其中，幫助湘劇、花鼓戲建立新的生存空間，正確維護傳統資源的符號特征，尤其是對傳承載體“人”予以維護；三是針對湘劇、花鼓戲在音樂院校中的“活態教學模式”的實施。在學堂教育已成為當今社會文化教育主流的今天，音樂藝術院校作為專門承載音樂教育職能的單位，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本土音樂文化傳承的另一個重要陣地。除需重視中國民間音樂的各方面課程設置外，還有一個傳統音樂教學法的研究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下文將以湖南湘劇、花鼓戲的活態性戲曲器樂教學為例加以具體闡釋。

二、戲曲器樂（湘劇、花鼓戲）的完整性“活態教學模式”

所謂湘劇、花鼓戲的“活態教學”模式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建立湘劇、花鼓戲戲曲器樂演奏的民間式的“活態教學”課堂。這是一個帶有十分明確的實踐性質的教學課堂，通過“活態教學”模式的訓練與培養，幫助受教育者對湘劇、花鼓戲這一戲曲器樂音樂形式在一定范圍內有一定的實際操作能力，在學習和加強演奏技巧的同時，更近距離提升對本土音樂形式的情感，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課堂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靈活方式，教學的師資既可以是湘劇、花鼓戲的原生性承載體――民間藝人，也可以是本校或者外校在這方面很有造詣的教師。但我們會要求教師們自身必須不斷加強對中國民間音樂，尤其是湘劇、花鼓戲戲曲音樂的學習，真正懂得其音樂之本源，同時更應對湘劇、花鼓戲器樂演奏與合奏較高的實際操作能力。第二，向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民族和國家學習，維護民族標志，保存和傳承民族文化信息和記憶，健全中國傳統戲曲音樂湘劇、花鼓戲器樂課程設置。

下面將以花鼓戲優秀傳統劇目《劉海砍樵》的器樂音樂教學為例，具體的對教學設置與內容進行闡述。首先，整體性活態式教學實踐步驟包括：1.尊重原本，悉心整理樂譜；2.各樂器（大筒、嗩吶、笛子、古箏、阮、揚琴、琵琶、鑼鼓打擊樂等）分課堂由專業教師或本地民間團體中的資深藝人交授與習得；3.主要“三大件”（大筒、嗩吶、鑼鼓打擊樂）進行合樂訓練；4.所有樂器進行合樂訓練；5.樂隊與歌唱演員開始合唱腔；6.分場次聯排；7.響排；8.帶妝彩排；9.正式是實踐演出。更重要的是，在教學中，我們每學期會安排一定的課時參與民間花鼓戲社團的音樂活動；參與和觀摩群眾性的演唱大會、比賽以及學術研討會等活動；要求學生利用雙休日參與民間民俗音樂活動；在寒、暑假期間，會由學校組織或自行聯系到民間湘劇、花鼓戲劇團、藝人、傳藝場館等進行專題性的田野考察等。這樣可使學生們能夠真正的掌握和駕馭地道的花鼓戲器樂演奏技巧與風格，也才能夠完整的把民間傳統花鼓戲器樂音樂符號活態式的保存與傳承下來，這是實行“活態教學模式”的重要部分。

其二，除了對花鼓戲器樂的演奏與實踐訓練以外，我們還更應注重對花鼓戲這一音樂文化事項整體性的學習，即特色專業基礎課程教學，也就是對湘劇、花鼓戲的鑼鼓經和經典曲牌的學習，主要包括唱腔課、劇目合排課等課程，這是為了解決學生對花鼓戲音樂文化了解不夠深入，對戲曲知識貧乏等一系列問題，進一步實現整體性活態音樂的教學與文化傳承。具體包括了：對花鼓戲各劇目、各年代、各流派的理論和經典唱腔內容進行學習；對唱腔的創作背景、音樂特征、板式結構等理論知識進行系統學習；重視學生實際操作環節，即花鼓戲唱腔系統的模唱，以配合在專業主課演奏中對其風格韻味的準確把握等等。

可以說，作為教育，作為一個民族的本土文化教育，我們應積極思考對傳統音樂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模式，以活態式的教學與實踐方式，使的當代學子了解和融入到我國優秀的傳統音樂文化，也為后市留下一個相對完整的傳統音樂本貌。

三、目前戲曲器樂（湘劇、花鼓戲）的教學成果舉要

首先，在整體劇目編排與演奏上有諸多優異成績，如2003年，湖南藝術職業學院戲劇系師生創作演出大型歷史新編劇目――湘劇《秦王遣將》，榮獲湖南省首屆戲劇節金獎；2003年湖南藝術職業學院戲劇系師生創作演出大型歷史新編劇目――花鼓戲《玩不羅》，榮獲第六屆全國映山紅戲劇節金獎；2007年，湖南藝術職業學院戲劇系師生創合作音樂劇――《同一個月亮》，榮獲首屆中國校園戲劇節優秀劇目獎，并獲得團中央、教育部、文化部舉辦的全國藝術類職業院校優秀劇目展演優秀成果獎；2009年湖南藝術職業學院戲劇系師生創作現代花鼓戲――《五十二家別墅》，榮獲湖南省首屆校園戲劇節特別劇目獎，并獲第二屆中國校園戲劇節優秀劇目獎等等。

其次，由于近二十年來學院尤為重視整體性的活態演出實踐訓練，戲曲器樂專業以戲曲劇目為重點教學，培養了一大擁有多項技能的優秀人才，許多優秀畢業生已在湖南省、市、縣級戲劇（湘劇、花鼓戲）院團擔任司鼓、主弦等樂隊演奏演員。更有諸多學生榮獲國內外獎項，如在2008年至2015年間，喻瑩老師組建的汀月箏樂團多次參加省級、國家級器樂比賽及文藝展演，曾獲得第三屆（香港）國際民族器樂大賽組合銀獎，湖南省第五屆洞庭湖杯民族器樂大賽組合金獎等榮譽，并有多人在省級、國家級重要民族器樂大賽中奪得金獎和銀獎，成果豐碩。

第2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史地周刊》系《大公報》一副刊，于1934年9月21日由史地周刊社主辦，顧頡剛擔任主編。《史地周刊》辦至1937年7月23日停刊，在其存在的三年時間里，基本每周刊發一期，總共出版146期。《大公報?史地周刊》產生于特殊年代，在教育理念上，民國史地教育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強調知識教育和能力培養相結合。民國時期，大多數中學教師進行史地教學時會結合當時發生的大事件和相應的教學掛圖、實物模型等教具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在教育內容上，民國史地教育融合官方、民辦和個人優秀的史地知識，力求教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豐富了民國史地教育的內容；在教學方法上，民國史地教育揚長避短，汲取傳統優秀教育方法結合西方先進教育方法，提倡自主學習教學模式，對后世教育教學有重要影響。

二、民國史地教育存在的問題

民國時期的史地教育，是在社會極具變革的大背景下，既繼承傳統又汲取西方先進教育思想而逐漸形成的具有民國特色的課程教育。自1934年開始一直到1936年末，《史地周刊》針對民國史地教育問題開展了激烈討論，對中小學史地教育的方法、教師的培養、教材的編纂和選用等不同主題都有涉及。筆者通過研讀歸納為以下幾點：

1、教科書知識體系不完善

民國時期中學史地教育書籍參差不齊，教學內容缺乏鮮明的時代性。例如，民國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第一條指出“‘研求中國民族之演進，特別說明其歷史上之光榮及近代所受列強侵略之經過與其原因，以激發學生民族復興之思想，且培養其自信自覺發揚光大之精神’，而在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第一條中則指出‘敘述我國民族歷代文化政治社會之變遷，以說明本國現狀之由來’”。以為例，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國沈陽后又陸續占領了東北三省，然而這種喪權辱國的大事件在當時的民國本國史教科書中只是簡單地講說之后就跳過了。正如徐世?了?說“歷史的本身原是富有興趣的，而且一個人生來就是有歷史興趣的，不幸現在學校里竟缺乏培養這種興趣的教科書”。課程標準與教科書教學目標的脫離，使得民國歷史教育無法取得應有的教學效果，從而促使民國史地教育的失敗。

2、教師專業化水平不高

根據創刊的宗旨，在創刊初期《史地周刊》的前期文章確實為民國史地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輿論和理論支持，但是隨著局勢的不斷變化，史地教育的發展依然步履維艱。一方面民國史地教師師資聘任選拔機制不健全，教員專業知識水平較低。人們普遍認為，史地課程專業性不強，因此史地教師的專業與否也就無關緊要。然而術業有專攻，在實際教學中史地課程對教師專業性要求較高，史地課程性質要求教師具有淵博的知識，不僅熟知本國史、現代史，還有熟知古代史，世界史等各種歷史知識，而民國史地教師的選拔往往忽視了這一點。另一方面，教師專業技能水平不高，教法不精。楊遵怡指出“中學教育應注重地理，特別是在‘國難方殷’的今日，各校應該設立專門的地理教師，同時教育部應速主編一本標準的地理課本”。由此可見，良好教育效果的實現，不僅需要系統專業的教科書而且需要教法精深，知識淵博的優秀教育者。

第3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書籍屬于當時重要的文化消費商品，其封面設計包裝和其他商品一樣需要挖空心思和投入相應的資金，從而達到更好地將商品銷售出去的目的，追求書籍封面設計的“醒目”“、震撼”，成為書刊商家和封面藝術設計者的共識。在的影響和書籍成為重要文化商品的共同觸動下，書籍封面的種類逐步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為了獲得更好的書籍銷售市場，民國時期各大出版機構在沒有設置專職的書籍封面設計、裝幀設計家的情況下，專門聘請了大量的作家、教育家、畫家等從事書籍的封面設計、裝幀藝術設計，其中，魯迅、豐子愷、聞一多、葉靈鳳、陶元慶、陳之佛等人也參與到書籍封面設計、裝幀藝術設計的過程之中。這些藝術和教育名家們在為書籍設計封面和裝幀之時，注重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設計中體現出顯著的民族性特征。同時，他們還將西方的藝術思想大膽地引入到書籍封面設計中來，實現書籍封面藝術設計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同時具有創新性，實現中西藝術的結合，推動了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裝幀藝術設計的發展。該時期的封面設計藝術作品已經較為成熟，并不是簡單地模仿西方國家書籍的造型，而是在對西方文化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將部分西方文化中先進的元素有選擇性地融入、應用到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之中，較好地表達了設計家的藝術思想，實現中西方國家藝術元素的有機融合。比如，在陳之佛設計的《小說月報》、《東方雜志》的封面之中，其采用了中國古典的圖案，具有十分強烈的民族性特征，同時其圖案樣式豐富多彩，不僅有中國的傳統圖案，同時還有西方圖案和日本圖案，封面設計具有顯著的創新性。該時期書籍封面設計中大量使用美術字，將中國漢字進行幾何化、圖案化的變形，從而讓書籍名稱的漢字與其他相關漢字也成為封面設計的重要元素之一，具有良好的審美效果。

二、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的民族性

民國時期，學習借鑒西方文化已經成為一股潮流，甚至不少人還形成了“崇洋”的傾向，許多文化藝術作品均注重借鑒西方造型及其經典人物，有不少西方造型直接被移植到中國書籍的封面上，而這些封面的造型和書籍的內容之間并無必然聯系，此種“照搬”的封面藝術設計逐步受到了人們的反思。比如，魯迅就十分反對單純的“拿來主義”，反對在封面藝術設計中“照搬”西方造型，對如何融合中西方文化運用于封面藝術設計進行了探索，魯迅為此作出了突出貢獻。魯迅在《論“舊形式的存在”》一文中提出“：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

在具體的實踐中也同樣如此，當時出版的魯迅的許多書籍均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金石篆刻、漢代畫像磚等經常性成為魯迅書籍封面設計中的造型，，具有十分鮮明的民族性特征。比如，《桃色的云》是魯迅的翻譯作品，該書于1923年出版發行，該書是一位盲人詩人的童話集，在對書籍的封面進行設計之時，使用了飛禽走獸以及橫條帶狀的造型圖案，這些元素是從漢代畫像磚中提取出來的，具有顯著的民族性特征。中華民族的傳統審美心理結構，在藝術作品上表現出來就是，非常注重想象，強調一種情緒上的和諧，不喜歡物欲化，而是注重精神的享受，注重情理交融。因而，民國時期不少藝術家的書籍封面設計作品，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民族元素，賦予了封面設計中國靈魂，和西方文化中注重感官刺激的審美傾向完全不同，通過運用比喻、夸張、象征等手法描畫圖案，以此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與內涵，促使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裝幀藝術設計具有顯著的東方神韻，民族性特征十分顯著，讓讀者在翻閱書籍之時就感覺到東方神韻在嘩嘩流淌。1927年，《文藝與》一書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在表現“性”的封面設計之中，設計者并非像西方國家的書籍一樣直接將那些和相關的元素展現在封面上，而是以高雅的花朵、富有生命力的葉子來象征書籍的內容，可謂超凡脫俗、高雅豐富。民國時期許多雜志的封面設計中，也非常注重傳統民族元素的運用，不少雜志的封面設計將傳統文化中的敦煌藝術、石刻、青銅器、瓦當紋樣、彩陶、青花等作為設計的元素、圖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顯著的民族性特征。比如，《甲寅》雜志就是此方面十分經典的案例，其封面采用古代的器物造型作為圖案，而《甲寅》這個雜志就是積極倡導中華民族傳統的刊物，將中國的古典形式和刊物的內容相互結合起來，同時也將字體較為巧妙地融合到器物之中，為了突出“甲寅”，還刻意刻畫了一只老虎在封面的下方，十分令人矚目，設計可謂十分獨到，是體現民族性特點封面設計之佳作。

三、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的創新性

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的生命力還在于，不僅較好地傳承了傳統、民族特點，封面設計者們還通過積極主動的學習，在的積極推動下采納西方文化藝術的精華，推動了該時期封面設計的創新發展。隨著民國時期書籍買賣市場的逐步發展繁榮，人們逐步發現在封面設計中賦予更多的視覺元素更能夠獲得讀者的喜愛，因而逐步開始重視在書籍封面中融入更多的視覺元素。剛開始時，部分出版發行商將月份牌上的仕女圖運用到書籍的封面上，后來發現能夠增加書籍的銷量，其他出版商紛紛效仿，直至最后發展成為書籍封面設計中的視覺文化。魯迅的《偽自由書》被查禁之后，魯迅將其書名修改為《不三不四集》予以繼續出版發行，而且還在封面的上方加上“weizjushu”的條幅，封面的視覺文化與魯迅的個性獲得了一致。此外，隨著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文化中的元素也逐步豐富了民國時期書籍封面設計中的元素，使封面設計更具創新性。

第4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關鍵詞：民國時期 中國室內設計 表現形式 功能性 借鑒

檢 索：.cn

“形式追隨功能”是現代主義設計的重要觀點，這一觀點要求設計的表現形式必須以功能性為中心。雖說功能性思想不是判斷現代主義設計風格的唯一標準，但它絕對是判斷的前提和基礎。對于中國的室內設計（民國時期多稱室內裝飾）發展過程中何時出現現代主義設計理念這一問題，雖然目前國內學術界觀點不一，并且以目前所發現的史料來看，在民國時期的中國，也沒有哪個室內設計師或室內設計機構宣稱自己的室內設計風格屬于現代主義設計風格范疇，但是，通過對這一時期室內設計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筆者認識到，在民國時期，我國室內設計在設計形式上已經較多地表現出了注重功能性的設計特征，若加以研究，可為國內外學者研究我國現代主義室內設計起源與表現形式提供良好的前提性研究成果。

一、我國室內設計中功能性思想的出現

有關居室設計中的功能主義觀點在我國出現較早，春秋時期有齊景公有“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晏子春秋》）功能性擇居觀點，東漢時王充從功能角度出發認為“鑿窗啟牖，以助戶明”（《論衡?別通》），古代雖然以繁文縟節的裝飾為尚，室內設計以盡顯貴重材料與雕刻、鑲嵌等工藝為能事，以顯示權貴富賈們的身份、地位、財富與權勢，但是并不富裕的中下階層，囿于財力的限制，在選材檔次上注意經濟節約與實用即可，在工藝上，往往較簡潔的幾何形態較多，以節約室內裝修工程經費，這種平民階層的功能性裝飾之潛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現當代。至20世紀初期，清王朝的被連帶著各種舊的社會制度被動搖，與體現人的價值相關的室內居住環境的設計受到社會上包括上層階級的所有階層的關注，西方“以人為本”的平等價值觀念越來越影響到中國人的價值判斷，受西方設計思想影響的崇尚功能性與自由、舒適、美觀、便捷的室內設計思想逐漸打破封建禮制的束縛，在中國大中城市生根發芽，受到開風氣之先的城市居民歡迎，并逐漸建立起強有力的城市民眾基礎。

二、民國時期我國室內設計中的表現形式

民國時期我國室內設計的功能性思想，主要表現在材料、造型、色彩、空間、裝飾等元素的形式設計中。這些元素都是從人的實際運用角度出發，以功能性設計形式來表現的。這些表現形式既符合追求簡潔、自然及革新精神的青年人的審美心理需求及當時平民階層的經濟節約需求，為當時的民眾營造出了較為強烈的現代生活氣息。

（一）室內空間的組織形式

民國時期，我國室內設計不僅注重個體空間的設計，更注重群體室內空間的組織，對于各個空間所在的位置能作出“以人為本”的合理化的功能性組織，使各個空間最大化地凸顯自身的使用功能，民國學者孔賜安在1935年第2期《青年界》上發表文章《住宅設計》中認為“設計房間時，最先要注意各個房間相互的位置……比如會客廳應在前面和大門相近，有客來便于引他進去。起居室應占住宅的中心地位，同臥室、餐室不可相隔太遠。因為起居室是日常習用的處所，也多半是子女嬉戲的房間，應同其他各室通連，以資便利。”這種空間組織形式，主要是為了空間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再如“寢室是夜晚休息的處所，應求安靜……不妨在樓上”等。空間組織不僅是為了很好地發揮空間的功能性，也須考慮方便于人的使用，民國時期的室內設計充分考慮了這一點，例如“（寢室）須同浴室廁所相近。餐室應該接近廚房，廚房應該靠近伙食間”[1]等，都是這一時期注重功能性的室內設計在顧及人的使用的方便性的典型案例。

（二）室內造型的表現形式

室內造型包括界面、家具、家用電氣設備、裝飾品等造型。這一時期，反對傳統，表面無裝飾的幾何造型在室內設計中流行。無論平面還是立體造型，光潔的面，讓人心情舒暢，給人以功能主義機械美的享受，現代感強，受到民眾尤其是青年人的歡迎。早在民國初期，我國就有學者歸納出我國當時室內造型上的從繁復向簡潔的變化，認為“現代住宅愛清楚；十五年前愛用曲線，而最近愛用直線。”[2]至20世紀30年代，我國受西洋建筑文化影響較重的沿海大城市中眾多建筑內部，崇尚直線條的現代功能主義造型已經比較流行，當時文獻記載民國時期（20世紀30年代）沿海大城市中建筑室內造型道：“一個房間內，一切的一切，均受長直的簡凈的形式構成之，便像雄壯的男性似的，我們能感到輕快，雅素與快美。”由此可見當時直線條造型在室內造型中居于主導的地位。當然，直線條在室內造型中使用過多，會出現呆板面貌，當時的室內設計師使用的方法就是在室內造型“富有直線味的全體中，當以少數曲線調劑之。”[3]這些曲線也是相對規則的流線、弧線或折線，能給以簡潔、流暢的現代感，其使用目的只是為了調節直線過多時的負面視覺影響。在1933年第2期《藝風》雜志上刊登的雷圭元先生創作的客廳設計和主婦室室內設計作品中，幾何化造型風格表現得非常明顯，可作為這一時期我國室內設計造型設計的代表。

（三）色彩的表現形式

色彩是室內設計的靈魂，能給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并影響人的主觀情感。民國時期，功能性空間雖然也注重色彩的情感性，但追求色彩簡潔的幾何化效果，注重色彩的識別功能，純色運用較多，整體色彩設計注重調和、趨向統一。統一協調的色彩給人感覺簡潔、大氣。雖然民國時期我國研究人員已經認識到不同色彩在功能上會給人所帶來的心理感受的差異性，如“赤黃橙等色，多有暖味，稱暖色；此類色彩，都生積極的興奮的感情。青色有寒冷的感覺，稱寒色，此類色彩，都是消極的，有沉靜的感情；紫與綠，處在寒暖之間，入于寒色就感寒，入于暖色就感暖”，但就用色而言，則認為“室內布置上所用的色彩，應當調和統一”，[4]反對凌亂花哨，以適應現代人的審美心理需求。

（四）材質的表現形式

民國建筑，受西方“堅固、實用、美觀”建筑設計觀念的影響，在室內設計中材質首先講求得堅固其次是實用，堅固是質量要求，實用是功能與經濟節約要求。民國時期，新式建筑受到歡迎，新式建筑用何材料？“上覆以玻璃或鉛皮，下鋪以石屑或沙塊，無橫直之梁柱，砌四壁以石鐵，此建筑新式房屋所用之材料也。”[5]這就是當時人們所追求的時尚材質。這些材料功能顯著、堅固耐用、現代氣息強烈的，被廣泛運用于室內設計中。當時學者評價室內裝飾中的材料運用時認為“二十世紀的裝飾，永遠在利用新的和經濟的材料”[6]，以此來滿足民眾注重功能、講求經濟節約及追求新的材質感受的審美心理的需求。

（五）通風與采光

民國時期，我國室內設計非常重視通風與采光，門窗被賦予通風采光的重要責任，相對于人造光源而言，出于健康、衛生的需求，太陽光的利用顯得尤為重要。民國時期，理想的“居室的方向應該朝南，使陽光時時能夠射入”，而“切忌朝北，因為終日都沒有陽光照著。”[7]可見采光在室內設計中的重要性。在民國時期，室內設計以“通風采光保健慰安等切己的問題為重”[8]，人們逐漸擯棄舊有的封建禮制與迷信思想，關注人身的健康與環境的衛生、舒適問題，“以人為本”意識走向自覺，人成為衡量一切行為的價值的尺度，這是現代文明的體現。

（六）陳設的秩序化布置

民國時期，中外方物質與精神文化迅速，我國室內陳設種類增多，但不管室內陳設數量如何，秩序化的布置常常成為大眾共同的認識。民國學者錢用和在1937年第129期《廣播周報》上發表文章《家庭布置及管理》認為當時民眾在對待陳設布置的態度上“有錢人家和無錢人家有共同相同的地方，如整齊清潔的布置”。秩序化布置的陳設，給人整體感、簡潔感強，這種布置有不僅利于我們生活效率的提高，例如“桌案幾椅，首先不可亂置，必須處置有了秩序，請賓朋的時候不致碌亂的安擺了”，而且對我們的生活情緒、身心健康都會產生影響，當時人認為“倘若布置得沒有了秩序，使我們修養底時候也不能得到充分底休息，豈不是增加我們身體上底困苦了么？所以家庭是應當布置有了秩序，那才能得著衛生上底幸福，精神上底愉快呢。像他人贊美人家家庭的良美如井井有條啊、模范家庭啊，無非是布置的良好而已。”[9]陳設的秩序化布置，使得家庭內部顯得有條理，能較好地發揮室內陳設的各項功能，為居住者帶來簡潔、輕松、舒暢的生活環境，符合現代人的居住要求。

結語

第5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論文摘要]河南大學民國文獻專題閱覽室的建設本著保護為主、兼顧使用的原則，做到全盤規劃，合理布局，發揚團隊合作的圖書館精神。文章就建設過程中存在的選書標準、保護和使用的矛盾等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近年來對于民國文獻資源的建設和保護工作已引起圖書館業界的高度重視——原生態保護刻不容緩。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重慶、南京等民國文獻豐富的地方館都已動手搶救和著重保護。正如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力所言如再不及時搶救，若干年后，我們的后人，也許能看到甲骨文、敦煌遺書，卻看不到民國的書刊!河南大學作為一所百年老校，加之留美歸來跨越第一、二代圖書館學人李燕亭先生的默默經營(李先生民國時期執掌河南大學圖書館20余年)，故而收藏的民國文獻豐富且很有價值。近年來，館領導審時度勢，籌劃建立了河南大學民國文獻專題閱覽室。現就這一頗具特色的民國文獻專題閱覽室的建設狀況、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對策，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

1民國文獻資源建設的意義

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復雜而特殊的社會轉型期。由于近代報刊與印刷業的勃興、東西文化的碰撞、整理國故的提倡、與新圖書館運動的興起，以及政治形勢的大變局，使得當時以圖書期刊為重要傳播媒介的社會文化事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乃至形成了20世紀30年代文化學術的高峰期。當時，報刊雜志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民國文獻的出版與發行量達到一個空前的規模，民國時期也成為“中國文獻昌盛期的開端”。而研究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文獻與當前中國的現實——第三次與世界文化接軌——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保存這些文獻資料，對后人研究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社會教育、歷史宗教、文學藝術等具有全方位的史料價值文獻研究界已達成普遍共識：民國時期，政治經濟雖然衰敗，思想文化卻大放異彩，社會轉型、學術興盛與方法創新三位一體，互為因果，形成了思想文化中西匯流、百家爭鳴的興盛局面；民國文獻是一批極為重要的文獻，其思想文化價值不在善本古籍之下。

“中美百萬冊數字圖書館合作計劃”項目專門列出民國圖書，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民國文獻的整理工作，也提升了民國文獻的價值和意義。然而，由于“貴古賤今”觀念在文獻學界的巨大影響及其對國家文獻工作政策的無形主導，使得民國文獻的價值長期被忽視，搜集與整理工作被遲滯，以致這些文獻去今未遠卻面臨湮沒與散佚的嚴重危險。因此，搜集和整理民國文獻已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

2007年7月，河南大學圖書館將散見于各館各室的民國文獻資源篩選出來，組建了一個民國文獻專題閱覽室，共收集各類圖書和期刊10萬余冊。這一舉措，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和研究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源，提高河南大學特色館藏的核心競爭力，充分發揮學校民國文獻資源的作用和效益。

河南大學民國文獻資源的建設，本著保護為主、兼顧使用的原則，全盤規劃，合理布局，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于2007年1O月9日對外開放之后受到師生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好評。這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遇到了不少值得探討的問題。

2河南大學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源建設狀況

2．1建設目的與選書原則

建設目的：保護為主，兼顧使用。選書原則：根據實際，寬嚴有度。

河南大學圖書館民國文獻閱覽室是以書刊合藏的方式優化組合的，即將民國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所產生的文獻(主要是中文圖書和期刊)統一歸放在一個閱覽室之內。由于民國年限的限制和館藏書刊的情況，我們對圖書采取了上限稍寬、下限從嚴的選書原則。因本館已建有一個古籍閱覽室，其藏書時間未受限制，主要以線裝版本確定取舍。而民國文獻閱覽室所收藏圖書則主要是平裝或精裝本(洋裝書)，也收入1912年之前出版的一些圖書。下限則截至1949年10月1日之前，選書較為嚴格。報刊情況較為復雜，有些舊期刊或因收藏不全解放后加以補充影印，如《東方雜志》、《新青年》等，都有原刊和影印本。為了方便讀者的閱覽和管理，我們采取原刊和影印本合放的方式，將新舊版分開排序，一般讀者只需看影印本。有些期刊則全部是解放后的影印本，如清末民初的許多小說期刊、左聯的許多刊物等，也存放在內。報刊的鑒藏比較靈活，這體現了我們的建設目的——保護為主，兼顧使用。

2．2全盤規劃，合理布局

2．2．1集中精力，分階段突破

河南大學圖書館民國文獻資源的建設大致經過四個階段：第一階段，2007年暑假前將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篩選重組，這是民國文獻資源建設的鋪墊和前奏。第二階段，暑假期間，資源的整合，細排上架。這兩個階段都是集體合作，協力完成。第三階段：抽卡、卡書核對、查漏補缺、鑒藏精選，這是攻堅階段。卡和書都存在著錄項不詳或有書無卡、有卡無書的情況，需要查漏補缺，反復核對。第四階段：完善目錄體系，回溯建庫。后兩個階段由成立的民國文獻專題建設小組負責完成。

2．2．2兩條腿走路，整理和服務兩不誤

目前民國文獻閱覽室正在一邊建設一邊對外開展服務工作。有專職人員負責整理，也有專職人員提供服務。這種兩條腿走路的策略，使得整理與服務兩不誤。

2．3團隊攻堅、通力合作的圖書館精神

縱觀整個民國書庫的建設過程，無論那個階段，都足團體合作的結果。這其中充滿著艱巨而又繁瑣的勞動，如細排上架、卡書核對、完善目錄體系等工作，都是臟活和累活，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困難。盡管分工不同用人不同，但大家都能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使民國文獻閱覽室得以在較短時問內初步建成并如期接待讀者，同時又不影響文獻整理工作的繼續進行。這種通力合作的精神，是河南大學圖書館長期形成的優良傳統。盡管如此，圖書館在鑒藏民國文獻資源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問題。

3民國文獻資源整理過程中發現的問題

3．1選書的標準問題

3．1．1如何界定“民國文獻”

這一問題目前在學界還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有人認為：“民國文獻在時間概念上一般界定為1911年1O月——l949年10月為限的民國時代出版物”。有人認為：“民國文獻是指1911年‘’爆發至1949年9月止我國出版發行的中文文獻。”山西省圖書館在民國文獻的保護方面制定了一套方案，提出了“民國文獻”與“民國善本”概念，以涵蓋1911年(或稍前)——1949年(及稍后)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中國范圍內所出版發行的所有文獻。按照《民國時期總書目》中的定義，1911—1949年問出版的文獻屬民國文獻。

河南大學對民國文獻的選書，上限延伸到清末，下限截至1949年lO月1日之前。筆者以為，圖書的出版周期較長，如果以這一時間斷限，很多民國時期已經成稿并已納入出版計劃或正在校勘之中卻拖延到1949年lO月1日后才出版的圖書，或是民國時期出版，1949年底再版的圖書，就被摒除在外了。如周谷城主編的《世界通史》(1949年10月初版)，屬于商務印書館自1933年就陸續推出的精品系列圖書《大學叢書》之一種，周谷城主編的《民國叢書》(上海書店，1989—1996)將其收錄其中，“中美百萬冊數字圖書館合作計劃”也將其收入民國文獻之列，學術界亦普遍視其為民國學術經典。再如Ck學國文》，1949年9月葉圣陶親自選定，1949年10月初版；《明清內閣大庫史料》第一集上下冊(明代)，東北圖書館印行出版，1949年12月初版本，等等。如此篩選下來的1949年10月至年底出版或再版的書有近500冊。這些書該如何處理?

3．1．2期刊影印本的處理問題

民國期刊種類很多，河南大學圖書館藏有788種，其中有一部分大型雜志(如《新青年》、《東方雜志》、《清華學報》、《小說月報》等)，既有原刊也有影印本；也有少量雜志是20世紀6O年代左右影印的，沒有原刊(如《河南》、《豫報》、《拓荒者》、《北斗》等)。這些影印本如何處理?

3．2卡書核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卡書核對過程中亦出現了一些問題：(1)有書無卡現象，有2000余冊。這些書可以確定是民國時期的書，版權頁清晰俱全但卻沒有卡片。(2)有卡無書現象，有2500余張。這些卡片確定著錄的是民國圖書，但書庫卻無書。(3)問題書500余冊。這些書有的沒有出版日期，有的版權頁不全，疑似民國圖書。這些書的界定該如何處理?

3．3目錄體系和數據庫的完善及老號書問題

在文獻整理過程中還發現了如下問題：(1)無出版年代或著者、出版者不詳。這些現象在原書、卡片和數據庫中均有反應。(2)有書無目現象：原數據庫沒有著錄卻有藏書。(3)有目無書現象：原數據庫有著錄卻找不到藏書。民國文獻閱覽室目錄體系的完善問題亟待解決。(4)老號書的問題。民國文獻閱覽室現整理上架對外開放的圖書是以《科圖法》分類的，但另有老號書(《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存書8400冊尚未整理。還有從其他院校合并過來的民國圖書，也存在分類不統一的問題。這些書急需重新整理、分類、上架以便讀者使用。

3．4保護和使用的矛盾問題

保護為主必然造成使用不便，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問題。民國文獻是較為珍貴而又難以保護的群體文獻。據國內一些專家研究，民國時期普通報紙的保存壽命一般為50至100年，民國時期圖書的保存壽命為100至200年，在歷代文獻的保存壽命中，民國時期文獻的壽命最短。民國文獻的搶救和保護得不到解決，其使用和開發也就無從說起。比如，河南大學圖書館所藏唯一的一套平裝本《四部備要》，一抹就掉渣，不能再翻閱挪移，修復問題亟待解決。另外尚有百余本已散架、不能再看的民國圖書。對其整理、修復迫在眉睫。

4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4．1關于選書問題

筆者以為，在“民國時期文獻”的界定方面，宜寬不宜嚴。要考慮文獻的形成過程、內容、性質等方面的因素，再結合出書時間綜合考慮，不宜劃定一個以政治為界標的硬性日期。國家圖書館特藏部主任蘇品紅表示，廣泛來說2O世紀初的文獻都應該歸于民國文獻。科學地鑒定民國文獻，是一項難度較大的系統工程。圖書館工作者應積極借鑒專家、學者、收藏家的學術成果，多讀一些書話、書目、書評及版本學、史料學等方面的書籍，為圖書館民國文獻的保護和鑒藏工作服務。關于期刊中的影印本，就河南大學圖書館來說，不妨收入民國文獻閱覽室。如《豫報》、《河南》及河南大學民國時期創辦的一些期刊，是最能代表圖書館特色的文獻，應加強保護和建設，形成自己的優勢。

4．2關于卡書核對問題

卡書核對是一項艱巨而又繁瑣的工作。本館的做法是：(1)有書無卡的，在整理的過程中先加上一張白卡待補，再根據書名書號抄錄，返回各書庫重新找到原卡(已找回卡片2000余張)。若找不到，再補充著錄一張完整的新卡。(2)有卡無書的，返回各書庫重新查找(已找回圖書1300多冊)。(3)疑似民國圖書的，先放在一邊，最后利用《民國文獻總書目》、《生活全國總書目》進行查詢驗證，也利用網絡進行查詢。

4．3關于目錄體系和數據庫的完善及老號書的問題

目錄體系和數據庫的完善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圖書館選派了一批文化素質高、責任心強的專職人員分工合作，協力完成。關于老號書的問題，有的本身就是復本，可以從元數據庫中套錄，有些則需要重新分類。

4．4關于民國文獻的保護與使用的矛盾問題

民國文獻的保護與使用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保護是為了更好地使用，只有加強保護才能使民國文獻資源得到更好的開發和利用。民國文獻的保護工作是全國性的整體系統的規劃工程，需要全方位重視和研究，更需要知識、技術和資金的支持。河南大學民國文獻資源雖已整合在一起，但對殘破書的修復和脆化書的加固等原生態保護工作還沒有展開；基礎設施還不夠完善，如藏書環境的控制，恒溫、恒濕、空氣質量標準的檢測等。

第6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關鍵詞：民國時期；外商；廣告創意；本土化

當今社會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許多擁有品牌的公司都看準了國外市場，要讓自己的產品去分享國際市場，在進行營銷的過程中，廣告宣傳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不同文化的原因，品牌在進軍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受到來自文化的阻力。如何能有效地占領某個市場，消除或減弱這種阻力，在中國近代，外國公司產品傾銷中國占領了極大的市場，并且獲得豐厚的利益，值得我們去探析及借鑒。

一、民國時期外商在中國的狀況

在民國的38年間，中國處在內戰外患，國勢危險的時期，外國的一些列強對中國進行了大肆的資本輸出。前后許多世界性的托拉斯組織在中國設立了總部或分支機構，在華外商數1892年為579家，1901年為1102家，到了民國初年的1913年增加到了3805家。它們通過遍布中國各地的分配中心和代銷商店，把貨物送到最小的零售商販手中[1]。

二、外商在中國所面臨的處境

雖然中國在外國商家的眼中是商品最大的傾銷市場，但是，無論市場再大，也有市場占有率的問題。對于外商來說，存在著不可忽略的，也必須面對的處境：

（一）外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外國企業在中國的機構之大，數量之多，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這些公司很多都是國際大牌公司，如美孚火油公司、中國肥皂公司、通用電器公司、美國鋼鐵公司、英國亞細亞石油公司、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我們今天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可口可樂公司等。這些公司來華的目的都是想盡快占領市場，傾銷其產品，獲得高額利潤。對于他們來說，相同產品的公司就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二）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之間的競爭

民國時期許多有志青年走出國門到日本，到西方去學習一些先進的知識和技術，這種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一批有技術、會管理的民族資本家，使他們的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同外國資本家進行長期的競爭和對抗。例如，20世紀30年代南洋兄弟煙草采取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薄利多銷等策略，并加大廣告宣傳力度，對自己創立的“飛馬”牌香煙，千方百計地維護。除了登報多做宣傳外，每包香煙都印上“振興國貨”字樣，以擴大影響。經過幾輪反復的艱難斗爭，飛馬牌香煙戰勝了在中國有了廣大的消費者，并且扎根多年的英美煙商的老刀、大英牌等，在中國香煙市場占了絕對優勢，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發展成為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的佼佼者[2]。像這類中外同類產品的競爭不僅在香煙市場上，在其他市場上也屢見不鮮。開展有效的廣告行銷售手段是外商之間以及中外企業之間競爭的焦點。

三、外商產品在中國長驅直入

民國時期，雖然國家處在極其動蕩的境地，雖然民族資本家也在這個時期已吸取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營銷理念，在激烈的產品之爭、廣告之爭上也爭取了一定地位，但總體來看，這時期的外國產品在中國到處開花，在有些行業，時常呈現出壟斷地位。他們推銷哈德門牌、老刀牌、大英牌、金磚牌等香煙，其完備的銷售網，強大的廣告宣傳攻勢，使香煙銷售每日差不多呈幾何級數向上增長[3]。香煙市場的中國長驅直入，在其他的市場，例如：保險、銀行、火燭、紡織、醫藥、酒業等也是這種情況。

為什么外商在民國這種特殊的混亂局面，面對如此的競爭和當時民眾抵制外貨的高漲情緒下能取得這種“驕人”的成績，這不得不與外商在廣告創意宣傳時注意到中國民眾傳統的文化心理有著極大的作用。也就是在進行廣告創意時，考慮到文化差異的問題，考慮到廣告創意本土化的問題。在菲力浦·科特勒的著作《營銷管理》中就提到：要有針對性營銷，對各種不同的人要展開多種多樣有目標的營銷，有影響購買行為的諸因素中，文化因素常常發揮著最為深遠和廣泛的影響。在約瑟夫H.博耶特、杰米T.博耶特所著的《經典營銷思想》中，在論證“怎樣打造一個強有力的品牌”中談道：在打造品牌時可以把你的品牌和一些確實有傳統的東西（比如國家）聯系在一起。這里的“傳統的東西”實質上就是指要注意文化差異。從民國時期外商進駐中國時所使用的廣告來看，他們很注意廣告創意中的中國文化元素的運用，這對于我們今天要進軍國際市場的一些企業，也可以是一種很好的借鑒。民國時期的外商在中國的產品如何進行本土化策略呢？

（一）人力資源的本土化

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可以化解產品管理中的溝通障礙，理解當地的消費文化，創造出有效的營銷策略。民國時期外國企業注意尋找合適的管理和廣告創作的伙伴，這些人又是地地道道的當地人。這些人才知道只有與民族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歷史、文化、才能流傳開來，才具有生命力。因而外商在中國從管理人員到廣告創作人員大多是中國人。例如：英美煙公司在上海經銷商之一的永泰和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鄭伯昭就是一個中國人。他是一個頗有經營頭腦的人，他的經銷戰略中所顯示出的精明強干是其他人望塵莫及的。他對本民族的心理洞察是非常準確的，投其所好，讓消費者嘗到“甜頭”。他不遺余力推銷產品，大搞有獎活動，包裝內出現“意外驚喜”，贈送帶有廣告的年歷畫、美女畫、書片等，使產品銷售直線上升。

外商不惜重金請技藝高超，在中國有很高知名度的畫家來給他們制作廣告畫。外商清楚地知道，這些畫家最了解中國民眾喜歡什么內容、形式的廣告。這時期在廣告創意中比較活躍的有中國近代年歷廣告設計鼻祖周慕橋；中國近代廣告畫家丁云先；中國近代廣告畫家，20世紀初傳統禮教題材廣告代表人物周柏生；中國近代廣告擦筆繪畫技法的創始人，20世紀初年歷廣告的杰出代表人物鄭曼陀；英美公司廣告部的挑大梁人物，受洋商非常器重的近代廣告畫家胡白翔，梁鼎銘，還有周慕橋的徒弟謝之光，杭稚英，倪耕野等等，這些畫家為外商設計了大量的廣告畫。如，周慕橋曾為“安東謙盛豐”的贈送品、英美煙公司的“老刀牌”等設計廣告，他的月份牌《關云長讀“春秋”》成了那時小商店搶掛之物；梁鼎銘，在民國中期是他的創作高峰，其主要作品是為英美煙公司、永泰和煙草股有限公司和老巴奪父子煙公司等的品牌創作的；謝之光為老巴奪煙草公司、美和制造首飾表帶廠、帝國火災保險公司、啟東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如生罐頭食物廠等。中國畫家服務于外商企業在當時已形成了一種潮流，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從這里可以看到，外商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市場可以長驅直入與當時的人力資源本土化有很大的關系。

（二）廣告創意的本土化

除了這個方面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畫家在為外商服務時，他們所設計的廣告非常符合當時中國民眾的文化心態，這就是廣告創意的本土化。

大衛·奧格威指出：“要吸引消者的注意力，同時讓他們來買你的產品，非要有好的特點不可，除非你的廣告有很好的點子，不然，它就像很快被黑夜吞噬的船只”[4]。奧格威所指的“點子”就是廣告創意。廣告創意在現代廣告運作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它有的時候甚至能決定一個產品的命運。

民國時期，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后，他們注意到如果再以侵略者的姿態出現在廣告中，那勢必會引起消費者的反感。因此，他們請中國畫家創意了符合中國公眾心理的廣告。在傳統廣告理論中，著名的AIDMA模式闡述了廣告的宣傳過程與接受過程，實質上就是廣告主施加心理影響和消費者接受心理影響的過程。只有具有心理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廣告活動，才能觸動公眾心理最后達到購買行動。中國的畫家，自小接受的是中國式的傳統文化和道德教育，因此，他們最了解中國的普遍民眾喜好何種內容與形式的廣告。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他們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差異，即使它們是外國產品，但消費者是中國人，就應該把這些產品廣告戴上中國的“面具”。這種廣告創意對當時的外商產品迅速占領中國市場取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許多外商的產品用了中國老百姓喜歡的民間故事、文學題材、神話傳說、歷史人物、英雄人物等作為創意的重點。例如：啟東煙草公司聘請畫家金梅生所作的《雀屏中選》就是用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并且金梅生把這一題材做成了連續性，從射雀屏到入洞房，這樣連續，成為當時人們喜聞樂見的廣告畫。日本三井洋行看這一題材在相當長時間內經久不衰，請畫家李少章作同一題材，在1930年月歷廣告，使用全開紙印刷，還加上“民國萬歲”的口號來與中國人套近乎；又如梁鼎銘為哈德門香煙創作的以歷史人物為題材的《虞美人舞劍圖》、《斬蔡楊兄弟釋疑》，以神話為題材的《青鳥》；倪耕野、胡伯翔以文學題材分別為金磚牌香煙、哈德門香煙所創作的《紅樓韻聲》和《關云長義釋曹操》，這樣的廣告創意在當時的中國畫家手下數量是驚人的。從今天我們對廣告創作要求的三要素：原創性、相關性和震撼力來看，應該說和現代廣告的要求差距很大，但從當時來看，有這樣的注意廣告創意本土化理念的制作水平，已屬不易。

今天，在大家都呼喊著如何進軍國際市場，如何使中國的品牌在國外市場捍衛自己的市場，我想民國時期外商產品在中國廣告本土化策略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從如今外國品牌在中國某些市場長期處于霸主性地位的情形來看，它們一直延續他們的“傳統”——廣告策略本土化。

參考文獻：

[1]趙琛.中國廣告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43.

[2]白光.中外早期廣告珍藏與評析[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175.

第7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參考文獻說的簡單點就是指對某一學術研究做的解釋等作用，只能做為參考，它的寫作要求也是很高的，以下是學術參考網的小編整理的關于會計監督論文參考文獻，希望給大家在寫作當中帶來幫助。

會計監督論文參考文獻：

[1]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史料編寫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中國會計史料選編（中華民國時期）ⅠⅡⅢⅣ.[G].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2]郭道揚編.會計百科全書[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

[3]趙友良編.中國近代會計審計史[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年.

[4]宋麗智編.民國會計思想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5]魏文享編.民國時期之專業會計師論會計師事業（資料匯編）.[G].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6]朱伯康、施正康編.中國經濟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7]王海民、楊進、劉韜編.會計發展概論[M].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8]曾勁.中華民國時期會計教育研究[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11）.

[9]鄭漢中.民國時期的會計師制度[J].財會月刊，1994（02）.

[10]楚財.民國時期會計機構的設置[J].財會通訊，1990（04）.

[11]呂增根.淺析民國初年的政府會計改革[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07（09）.

[12]林美、馮俊豪.我國兩次引進西方會計理論的比較[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2006（12）.

會計監督論文參考文獻：

[1]陳國輝，李長群.論會計市場失靈與政府監管[J].會計研究，2000：24-28.

[2]王海民.對政府會計監管問題的幾點看法[J].會計研究，2001：29-31.

[3]劉永澤，陳艷.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導向的現實選擇[J].會計研究，2002：28-31.

[4]雷光勇，陳若華.管理層激勵與會計行為異化[J].財經論叢，2005：42-47

[5]曾慶生.國家控股，超額雇員與公司價值[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6]吳水澎，畢秀玲.論政府對會計監管的必要性、缺陷和效果[N].廈門大學學報2002：10-17.

[7]郭慶旺，賈俊雪.地方政府行為、投資沖動與宏觀經濟穩定[J].管理世界，2006：19-25.

[7]胡宇辰，戴淑燕.企業家需要激勵與約束[J].江西社會科學，2001.

[8]陳冬華.地方政府、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D].上海：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博士論文，2002：5-8.

[10]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權、報酬與盈余管理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7：111-119.

[11]劉鳳委，孫錚，李增泉.政府干預、行業競爭與薪酬契約--來自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工商管理理論論壇，2007：76-84.

會計監督論文參考文獻：

[1]證監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2002.

[2]趙春光.中國會計改革與謹慎性的提高[J].世界經濟，2004（4）：53-62.

[3]陳旭東，黃登仕.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的時序演進與行業特征研究[N].證券市場導報，2006（4）：59-65.

[4]李增泉，盧文彬.會計盈余的穩健性：發現與啟示[J].會計研究，2003，2：19-27.

[5]曹宇，李琳，孫錚.公司控制權對會計盈余穩健性影響的實證研究[J].經濟管理，2005（4）：34-42.

[6]丁瓊.董事會特征與會計盈余穩健性--基于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D].蘇州大學，2010.

[7]曲曉輝，邱月華.強制性制度變遷與盈余穩健性--來自深滬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07（7）：20-28.

[8]薛晶晶.董事會特征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D].北京交通大學，2010，6.

[9]王艷艷，陳漢文.審計質量與會計信息透明度一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06（4）：9-15.

[10]毛新述，戴德明.會計制度改革、盈余穩健性與盈余管理會計研究，2009（5）：24-25.

[11]劉鳳委，汪揚.公司治理機制對會計穩健性影響之實證研究.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學報，2006（3）：16-22.

[12]陳勝藍，魏明海.董事會獨立性、盈余穩健性與投資者保護.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96-128.

第8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第5期樂愛國： 《中國倫理學史》對朱子學的闡述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2卷現代對于朱熹哲學的系統闡述，至少應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中國倫理學史》所述第三期“宋明理學時代”第九章“朱晦庵”。作為民國時期第一部系統的中國倫理學史，這部著作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其中對于朱熹倫理學的闡述也在后來的朱子學研究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研究《中國倫理學史》對朱子學的闡述，對于了解民國時期乃至當今朱子學研究的來龍去脈，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朱熹思想之來源

 

認為，“宋之理學，創始于邵、周、張諸子，而確立于二程”[1]137，二程門人楊時“以研究六經為格致之主”，“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晦庵。伊川之學派，于是大成焉”[1]171。這一觀點，不僅在民國時期，而且直到當今，依然為多數學者所接受。需要指出的是，在講朱熹思想來源于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的同時，特別強調程頤與程顥的差異以及朱熹與程頤的學派關系。

 

朱熹于宋乾道四年(1168)編成《程氏遺書》，于九年(1173)編成《程氏外書》，將程顥與程頤兄弟合稱“程子”。然而事實上，朱熹在世時，陸九淵就討論過程頤與程顥之間的學術差異，并涉及程朱關系，指出：“元晦似伊川，欽夫(張栻)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卻疏通。”[2]后來，明代的黃宗羲也說：“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3]卷十三《明道學案上》，542顯然，這里既講朱熹繼承程頤之說，又說朱熹的學術與程顥的不同。1904年，王國維在《教育世界》上發表的《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后易名《論性》)在論述宋代人性論的發展時，既講“伊川糾正明道之說，分性與氣為二”，又講“朱子繼伊川之說，而主張理氣之二元論”[4]。這里明確講程頤與程顥之異，并認為朱熹繼承程頤之說。

 

《中國倫理學史》在闡述宋明理學時，不僅分章討論程顥與程頤的倫理學思想，而且專題討論了“伊川與明道之異同”，指出：“伊川與明道，雖為兄弟，而明道溫厚，伊川嚴正，其性質較然不同，故其所持之主義，遂不能一致。雖其間互通之學說甚多，而揭其特具之見較之，則顯為二派。如明道以性即氣，而伊川則以性即理，又特嚴理氣之辨。明道主忘內外，而伊川特重寡欲。明道重自得，而伊川尚窮理。蓋明道者，粹然孟子學派;伊川者，雖亦依違孟學，而實荀子之學派也。其后由明道而遞演之，則為象山、陽明;由伊川而遞演之，則為晦庵。”[1]164-165這里明確認為，程顥與程頤分為兩派，后來分別發展為陸王之學和朱子學。

 

需要指出的是，又認為程頤“雖亦依違孟學，而實荀子之學派”，進一步追溯了程頤對于荀子的思想淵源關系，還說：“朱子偏于道問學，尚墨守古義，近于荀子。”[1]137-138“晦庵學術，近以橫渠、伊川為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遠以荀卿為本，而用語則多取孟子。” [1]137-138遺憾的是，《中國倫理學史》并沒有就此作出更多的討論。而事實上，程頤對荀子多有批評，指出：“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5]朱熹也說：“自孟子后，圣學不傳，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如荀卿說得頭緒多了，都不純一。”[6]

 

在看來，程顥與程頤的差異，又延續至門人謝良佐與楊時之別，所謂“上蔡毗于尊德性，紹明道而啟象山。龜山毗于道問學，述伊川而遞傳以至考亭者也”[1]169。事實上，朱熹不僅經楊時而上接程頤，而且還繼承了自程顥而來的楊時、羅從彥、李侗一脈的“靜坐”，并結合程頤的思想，而改造為 “敬”。朱熹《答張元德》說：“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7]黃宗羲也說：“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后動靜為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為有病。故豫章為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3]卷三十九《豫章學案》，1277

 

《中國倫理學史》對于朱熹思想來源分析，在民國時期具有很大的影響。謝無量于1916年出版了民國時期第一部以朱子學為專題的學術著作《朱子學派》而成為這一時期朱子學研究的先驅。他于同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指出：“明道之學，每以綜合為體;伊川之學，每以分析立說。此二程所由大同小異者也。后來陸王學派，近于明道;朱子學派，近于伊川。故明道之宇宙觀，為氣一元論;伊川之宇宙觀，為理氣二元論。朱子承伊川，其說益密。” [8]321926年，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講授《儒家哲學》，其中也指出：“明道的學問，每以綜合為體;伊川的學問，每以分析立說。伊川的宇宙觀，是理氣二元論;明道的宇宙觀，是氣一元論。這是他們弟兄不同的地方。程朱自來認為一派，其實朱子學說，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淺。”[9]這里既講程頤與程顥的差別，又明確講朱熹之學近于并繼承程頤。1932年，馮友蘭發表《朱熹哲學》，指出：“朱子之形上學，系以周濂溪之《太極圖說》為骨干，而以康節所講之數，橫渠所說之氣，及程氏弟兄所說形上、形下及理氣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學，可謂集其以前理學家之大成也。”[10]在稍后的《宋明道學中理學心學二派之不同》中，馮友蘭又認為，朱陸的差異“于二程之哲學中即已顯著”，并指出：“伊川一派之學說，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發展。明道一派之學說，則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當的、至陽明而得到完全的發展。”[11]這些論述，后來納入1934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應當說，馮友蘭的這些論述與《中國倫理學史》所謂朱熹思想來源于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程頤與程顥之間存在差異，朱熹傳承程頤而同為一派，有許多相似之處。

 

二、朱熹思想之框架

 

《中國倫理學史》第三期“宋明理學時代”第九章“朱晦庵”分為“小傳”“理氣”“性”“心”“人心道心”“窮理”“養心”“結論” 等節，專門論述朱熹的倫理學思想。先是討論“晦庵本伊川理氣之辨”“取橫渠理一分殊之義，以為理一而氣殊”[1]172-173;進而討論“由理氣之辨，而演繹之以言性”“取橫渠之義以心為性情之統名”以及由“心之有理氣兩方面”而引出道心人心[1]173-175;最后討論“晦庵言修為之法”，包括窮理之法和養心之法。[1]175-176實際上，這些討論亦可大致歸為后來闡述朱熹哲學所謂的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三個層次，其中“理氣”屬“本體論”， “性”“心”“人心道心”屬“心性論”，“窮理”“養心”屬“工夫論”。

 

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是民國時期第一部以“中國哲學史”命名的學術著作。該書第三編上“近世哲學史(宋元)”第十一章“朱晦庵”在論述朱熹哲學時，分為“太極及理氣二元論”“性說”和“修養之工夫”三節。1927年，黃子通發表的《朱熹的哲學》分為“宇宙論”“論性”“論仁”“論修養”四部分。1929年出版的鐘泰《中國哲學史》第三編“近古哲學史”第八章“朱子”在論述朱熹哲學時，分為三個部分：“理氣”“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居敬窮理”。同年出版的賈豐臻《宋學》在論述朱熹哲學時，分為：(一)“哲理說”;(二)“心性說”;(三)“修為說”。1931年，陳鐘凡發表的《兩宋思想述評》(七)十二章“朱熹之綜合學說”在論述朱熹哲學時，分為(1)“宇宙論”，(2)“心性論”，(3)“行為論”。應當說，這些論述框架與《中國倫理學史》大致相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論述中所包含的基本內容以及邏輯線索也與《中國倫理學史》大同小異。

 

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提出哲學的門類包括：一、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二、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三、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四、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教育哲學);五、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六、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12]之后，周予同于1929年出版的《朱熹》在論述朱熹哲學時，分為三大部分：一“本體論”，又分為：(一)“理氣二元論”，(二)“理一氣殊說”;二“價值論”，又分為：(一)“倫理哲學”，再分為(甲)“性論”，(乙)“心論”，(丙) “修養論”;(二)“教育哲學”;(三)“政治哲學”;(四)“宗教哲學”;三“認識論”，又分為：(一)“知與行”，(二)“致知與格物”，(三)“窮理與讀書”。馮友蘭的《朱熹哲學》以及《中國哲學史》“朱子”章分為：(一)“理、太極”，(二)“氣”，(三)“天地人物之生成”，(四)“人物之性”，(五)“道德及修養之方”，(六)“政治哲學”，(七)“對于佛家之評論”。這些對于朱熹哲學的論述框架，則是在《中國倫理學史》的基礎上又有所擴大，涉及朱熹的政治哲學、宗教哲學等。

 

三、朱陸兩派之異同

 

《中國倫理學史》指出：“自宋及明，名儒輩出，以學說理之，朱陸兩派之舞臺而已。”[1]192顯然是把朱陸之辨看作宋明理學最重要的內容。該書特別就朱陸兩派的形成發展以及朱陸異同作了具體討論。

 

關于朱陸兩派的形成發展，說：“宋之理學，創始于邵、周、張諸子，而確立于二程。二程以后，學者又各以性之所近，遞相傳演，而至朱陸二子，遂截然分派。”[1]137同時，又在闡述程門大弟子謝良佐和楊時的學術思想時指出：“上蔡之言窮理，龜山之言格致，其意略同。而上蔡以恕為窮理之本，龜山以研究六經為格致之主，是顯有主觀、客觀之別，是即二程之異點，而亦朱陸學派之所由差別也。” [1]171認為朱陸兩派形成于程頤與程顥之別，由程頤經楊時而至朱熹，由程顥經謝良佐而至陸九淵，而有朱陸兩派之異。這就是所說：“由明道歷上蔡而遞演之，于是有象山學派;由伊川歷龜山而遞演之，于是有晦庵學派。”還進一步指出：“象山之學，得陽明而益光大;晦庵之學，則薪傳雖不絕，而未有能擴張其范圍者也。” [1]192

 

關于朱陸異同，《中國倫理學史》從多個角度作了探討。就思想來源而言，說：“大抵朱學毗于橫渠、伊川，而陸王毗于濂溪、明道;朱學毗于荀，陸王毗于孟。”[1]178就學術思想的異同而言，則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尊德性、道問學方面，說：“朱子偏于道問學，尚墨守古義，近于荀子。陸子偏于尊德性，尚自由思想，近于孟子。”又說：“朱陸兩派，雖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差別，而其所研究之對象，則皆為動機論。” [1]137-138第二，在為學修身方面，說：“晦庵之見，以為象山尊心，乃禪家余派，學者當先求圣賢之遺言于書中;而修身之法，自灑掃應對始。象山則以晦庵之學為逐末，以為學問之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古人之文字而在其精神，故嘗詰晦庵以堯舜曾讀何書焉。” [1]180還在討論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差異時指出：“朱學泥于循序漸進之義，曰必先求圣賢之言于遺書，曰自灑掃應對進退始。其弊也，使人遲疑觀望，而不敢勇于進取。陽明于是矯之以知行合一之說。” [1]187-188第三，在思想方法方面，說：“朱學近于經驗論，而其所謂經驗者，不在事實，而在古書，故其末流，不免依傍圣賢而流于獨斷。陸學近乎師心，而以其不膠成見，又常持物我同體知行合一之義，乃轉有以通情而達理，故常足以救朱學末流之弊也。惟陸學以思想自由之故，不免軼出本教之范圍。” [1]192

 

與此同時，還就朱陸之學對于后世的不同影響作了闡述，指出：“朱學平實，能使社會中各種階級修私德，安名分，故當其及身，雖嘗受攻訐，而自明以后，頓為政治家所提倡，其勢力或彌漫全國。” [1]138“陽明以至敏之天才，至富之閱歷，至深之研究，由博返約，直指本原，排斥一切拘牽文義區畫階級之習，發揮陸氏心理一致之義，而輔以知行合一之說……茍尋其本義，則其所以矯朱學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勵實踐之勇力者，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中國倫理學史》對于朱陸兩派之異同的重視和分析，對于民國時期的朱子學研究具有很大的影響。謝無量《中國哲學史》指出：“宋學有朱陸兩派對立，后來或尊朱而抑陸，或尊陸而抑朱，故朱陸異同亦哲學史上所不可不考者也。朱子嘗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于道問學處缺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者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此可為二家異同之定評。”并且還說：“陸學尚簡易直截，朱學重學問思辨;朱學在‘即物窮理’，陸學言‘心即理’。一主于經驗，一主于直覺;一主于歸納，一主于演繹。此其所以卒異也。”[8]71-72梁啟超《儒家哲學》指出：“陸子學派，有點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義利之辯和發明本心……知識方面，朱子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于圣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陸子以為學問在書本上找，沒有多大用處，如果神氣清明，觀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夠清楚。修養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謹嚴拘束，隨時隨事檢點。陸子教人立大，不須仔細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難搖動。所以朱謂陸為空疏，陸謂朱為支離，二家異同，其要點如此。”[9]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理學與心學的層面討論朱陸兩派之異同，指出：“一般人之論朱陸異同者，多謂朱子偏重道問學;象山偏重尊德性。此等說法，在當時即已有之。然朱子之學之最終目的，亦在于明吾心之全體大用。此為一般道學家共同之目的。故謂象山不十分注重道問學可;謂朱子不注重尊德性不可。且此點亦只就二人之為學或修養之方法上言之……朱陸之不同，實非只其為學或修養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學，根本上實有差異之處。此差異于二程之哲學中即已有之……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雖只一字之不同，而實代表二人哲學之重要的差異。”[13]

 

四、朱子學之價值與局限

 

《中國倫理學史》不僅闡述了朱熹思想之來源、朱熹哲學之框架、朱陸兩派之異同，而且還進一步討論了朱子學之價值與局限。該書指出：“宋之有晦庵，猶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孔子以前，道德之理想，表著于言行而已。至孔子而始演述為學說。孔子以后，道德之學說，雖亦號折衷孔子，而尚在乍離乍合之間。至晦庵而始以其所見之孔教，整齊而厘訂之，使有一定之范圍。”[1]177在這里，充分肯定了朱熹在儒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還把朱熹與孔子相提并論，稱二者“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應當說，《中國倫理學史》在民國時期影響之大，其中對于朱子學的推崇，也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1914年，湯用彤發表的《理學譫言》指出：“紫陽之學，繼程周之后，致廣大盡精微，直可綜羅百代……是以先生之學，受于前賢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釀百世之文教。”[14]1927年，黃子通發表的《朱熹的哲學》指出：“朱熹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個集大成的人。”[15]1931年，陳鐘凡發表的《兩宋思想述評》(七)十二章“朱熹之綜合學說”指出：“朱熹學說之特色，在網羅古今，融會貫通，自成系統……括囊大典，承先啟后，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也。”[16]1932年，馮友蘭的《朱熹哲學》稱：“朱子之學，可謂集其以前理學家之大成也。”[10]這一說法后來融入1934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1947年，錢穆發表《朱子學術述評》，認為朱熹的最大貢獻，“不在其自己創辟，而在能把他理想中的儒學傳統，上自五經四書，下及宋代周、張、二程，完全融成一氣，互相發明”，“集孔子以下儒學之大成”[17]14，并且指出：“以整個中國學術史觀之，若謂孔子乃上古之集大成者，則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17]20這里把朱熹與孔子相提并論，與是一致的。

 

《中國倫理學史》不僅認為朱熹與孔子一樣，“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而且還認為朱熹確立了儒教之權威，指出：“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時代，不過具有宗教之形式。而至朱晦庵時代，始確立宗教之威權也。”[1]177雖然在這里把儒教看作一種宗教，而后來又認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孔子、宗教，兩不相關”[18]，但他充分肯定了朱熹對于確立儒學權威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帶來的儒學的普及。他說：“自漢武帝以后，儒家雖具有國教之儀式及性質，而與社會心理尚無致密之關系……及宋而理學之儒輩出，講學授徒，幾遍中國。其人率本其所服膺之動機論，而演繹之于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為規范，得社會之信用。其后，政府又專以經義貢士，而尤注重于朱注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于是稍稍聰穎之士，皆自幼寢饋于是。達而在上，則益增其說于法令之中;窮而在下，則長書院，設私塾，掌學校教育之權;或為文士，編述小說劇本，行社會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茍有從師讀書者，則無不以四書為讀本。而其間一知半解互相傳述之語，雖不識字者，亦皆耳熟而詳之。雖間有苛細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議既成，則非至頑悍者，不敢顯與之悖;或陰違之而陽從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繩人。蓋自是始確立為普及之宗教焉。斯則宋明理學之功也。” [1]139-140

 

《中國倫理學史》肯定朱熹在儒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又指出其局限性，指出：“宋儒理學，雖無不旁采佛老，而終能立凝成儒教之功者，以其真能以信從教主之儀式對于孔子也。彼等于孔門諸子，以至孟子，皆不能無微詞，而于孔子之言，則不特不敢稍違，而亦不敢稍加以擬議……其篤信也如此，故其思想皆有制限。”[1]141而且還明確認為，朱熹的學術“矯惡過于樂善，方外過于直內，獨斷過于懷疑，拘名義過于得實理，尊秩序過于求均衡，尚保守過于求革新，現在之和平過于未來之希望” ，因此“尤便于有權勢者之所利用”而盛行于明以后。[1]178

 

后來的“打倒孔家店”，事實上并非要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儒學，而恰恰是要反對把孔子定于一尊。說：“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19]因此，對于中國古代思想，他主張“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后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20]換言之，就是要把孔子、朱熹等當作學術研究的對象，進行價值中立的客觀研究，而不是當作崇拜的偶像。對此，賀麟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指出：“五四時代的，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面上，雖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在前一時期、張之洞等人對于儒家思想的提倡……之最大貢獻，在破壞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和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他們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他們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21]事實上，《中國倫理學史》對于朱子學的研究，正是要呈現其“真面目”。

第9篇：民國時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關鍵詞:經學史 經學 民國 概念

伴隨“經學”官方學術地位的喪失,民國學者對“經學”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改前人讀經解經闡發經義的風格,而是大多站在“經學”以外的立場對其認識,力求對“經學”重新進行思考和給予新的界定。由此關于“經學”的定義,也產生了多種說法,對于這些說法,文章認為大致可以從近代歷史學、治世學、傳統學術三個角度進行把握,進而來了解民國時期學者對“經學”概念研究的基本情況。

一、以近代歷史學“對象化”、“客觀化”研究法定義“經學”

按照近代歷史學的觀念,民國時期部分學者對“經學”的研究,強調的是對“經學”歷史的總結,多把“經學”看做是“死”的,認為“經學”是已經過時的東西。所以,一味注重從“客觀”的立場看待“經學”。然而,這種從“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的方法看似客觀公正,卻未必真實如此,其中隱含了一個前提條件,即個人以自身所持有的思想觀念作為評判準則。

黃毅民在《國學叢論》中說:“我們根據經學內容的學理,斷定經學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結晶。無論什么五經六藝,都是儒家的政治、倫理、哲學各觀念系體的極端表現。因為這種觀念體系產生于封建社會,同時,它是適應封建社會意識的總和。長期滯留在封建社會階段而不進展的中國,當然要尊崇經學為無上的信條了。”又在第三編《經學》“本編綴言”中說:“‘經學’本來是儒家的文獻,與諸子哲學,殊無二致。但歷來,好像諸子與經學不能相提并論。緣儒學稱經,外此則只不過是一種學說而已。因為歷來儒學占優勢,經學亦隨之被尊為天經地義。現在,我們本不該再替經學張目,可是為了要明確的了解經學的變遷起見,不得不這樣的單獨提供出來。幸讀者明了此意。”①

周予同在《“經”、“經學”、經學史》一文中說:“所謂‘經’,是指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編書籍的通稱;所謂‘經學’,一般說來,就是歷代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對上述‘經典’著述的闡發和議論。”②又在《怎樣研究經學?(上)》一文中說:“經學只是中國學術分類法沒有發達以前之一部分學術綜合的名稱。”③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黃毅民、周予同都認為“經學”是已經過時的東西,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結晶”,是“中國學術分類法沒有發達以前之一部分學術綜合的名稱”。二人對“經學”概括的方法是一種“對象化”、“客觀化”的研究法,注重主客二元對立,“經學”似乎只是研究的實體對象,與研究者當下生活無多大關系。或許正是受到這種“對象化”研究法的影響,諸如馮契主編《哲學大詞典·中國哲學史卷》、蔣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吳雁南主編《清代經學史通論》等著作,基本上都將“經學”定義為“注釋、闡明和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而這樣的研究結果,卻導致“經學”成為了一種與研究者當下生活毫不相干的東西。

二、以治世學概括“經學”

治世之學,切己之學也。凡學者,總是關乎自身,學“為己”而已。不少學者認為“經學”不僅為范世之學,關乎天下,更是切己之學,益于身心,緊密聯系現實生活。

徐敬修在《經學常識》一書中說:“所謂‘經學’者,經世之學也。研究之者:則進足以治理國政,退足以修己獨善;考究其政治典章,則又有資于讀史,而治文學者,則又可以審文體之變遷,治地理者,則可以識方輿之沿革;蓋‘經’為中國文學之祖,古來政治之源,其所該甚廣,學者所不可不知也。”④

王國瓚在《經學與科學》一文中說:“經學者,范世之學也,凡修齊治平之道莫外焉。”⑤

日本學者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一書中也說:“所謂經學,乃是在宗教、哲學、政治學、道德學底基礎上,加以文學的藝術的要素,以規定天下國家或者個人底理想或目的的廣義的人生教育學。”⑥

以上學者大致都認為,“經學”是一種關乎當下國家、社會以及個人生活的智慧之學,時勢變遷,環境迥異,“經學”修齊治平之道卻不曾過時,而是處處為人們所應用。

三、以傳統學術統緒界定“經學”

按傳統典籍分類方法,“經”居四部之首,張京華先生在《從經史子集到文史哲》一文中說:“‘經’非指某一類書,而是指某一性質之作,其本義即劉歆所云‘王官’。上古三代官師合一、政教合一,其職守為王官,其學即王官之學。”故“經學”以傳統學術統緒而言,即是王官之學、天子之學、先王之學。然而先王創制之意,則表現為先王由上治下的優先性社會實踐,亦即“古帝王之經世也”。

凡在《經學通論敘恉》一文中說:“凡先王之典籍謂之經,博綜群言,研覈經恉,判其異同,求其條貫,謂之經學。”⑦

朱劍芒在《經學提要》一書中說:“古人以不可變易之道,載之于書,謂之經籍。后人誦習經籍,深究古人著述之本旨而謀所以闡發之方法,則謂之經學。”⑧

陳、朱二人于“經學”之定義,大致對先王創制之意有所體察,又就傳統學術統緒源流脈絡而言,對“經學”、“經”淵源有所追溯,這在學理上無疑是對“經學”的深刻認識。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民國時期學者各自占據立場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對“經學”的定義也各執一說。“經學”究竟該如何確切定義,可能需要學界長期探討才能解決。然而,民國學者對“經學”不同角度的概括,卻應該引起當下學界對“經學”定義偏執的反思。

注釋:

[1]黃毅民《國學叢論》(上冊),北平:燕友學社,1936年,第287-288頁、328頁。

[2]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6頁。

[3]周予同《怎樣研究經學?(上)》,《出版周刊》,1936年第195期,第1頁。

[4]徐敬修《經學常識》,上海:大東書局,1931年,第3-4頁。

[5]王國瓚《經學與科學》,《國學》,1937年第1卷第1期,第34頁。

[6]本田成之著、孫俍工譯,《中國經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6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