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語言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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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在日常教學中，教師應使學生認識到，掌握詞匯量的多少在教學里面占據的重要性，一般來說，一個詞的意義并不是詞本身固有不變的，一成不改的東西，也是在于這個詞在不同環境和語義下的運用。而這種運用也就是來源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事物的認知聯想，并不是隨心所欲想象出來的東西。當然，形成一個詞的相互聯系，有規律的多義范疇。對于英語學習者來說，詞義范疇的邊界是萬萬不可以改變的，詞義范疇是固定的、明確的，有變化、具有彈性的表現。提高英語教師詞匯教學的規范和指教支持，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雖然教師不能預測詞義的發展，但可以很好地解釋一些詞的具體義項和抽象義項之間的關系，可以使學生充分的了解詞匯的詞義的發展和其規律，深刻理解其演變機制，對學生的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有著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

認知語言學理論首先認為詞的意義不是由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構成，而是多種因素折衷而成的心理實體。其次，認為詞的意義在系統中是模糊的，不可能完全清楚。為什么不能表達清楚，為什么不能一目了然，因為它是多種因素的折衷結果。再次，把表達語言結構之間語義和表達語言與使用者之間的語用義揉成一團，一鍋煮，折衷兩者，采取中間路線，避免了一些語義學和語用學難以解決的問題。認知語言學認為人們理解語言不能只信賴字面意義和詞典，詞典中的語義信息只表示出說話人對世界知識的一小部分。人類知識全部的復雜性只有在百科全書中才能體現，這是游離于語言系統本身之外的，人們理解語言必須依賴百科知識。

人們對語言的理解是語言知識和百科知識的折衷，在認知語言學看來，英語詞匯是充分理解各種話語和語篇的基礎。認知語言學可以提高英語詞匯教學的效果，取其精華棄其粗糙，成為英語詞匯教學的方法論，這樣可以系統地指導英詞匯教學。認知語言學方法論的研究，我們可能找到指導英語詞匯教學的統理論基礎。對于英語學習者而言，學習詞匯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英語詞匯中有許多不同意義的解釋需要掌握，并且能夠較好的運用，這就要求學習者對英語語言環境的分析能力，以及對英語語言含義的理解能力，和在生活中對實物的體會。在人們做熟悉的眾多理論中，究竟是哪一種理論應該受到教學研究人員的青睞？在英語詞匯教學設計中，如何在不同的理論中汲收營養，是一種科學的教學理論，這些問題是研究方法論的根本問題，只有面對正確的方法論，才能在研究中取得科學的成果，我們將以認知語言學作為理論基礎，尋求提高詞匯教學效果的最頂級的途徑。

長久以來，課堂教學一直強調英語語法的重要性，重點認知和理解語法，我們的英語教學都是以語法作為基礎結合結構、時態為綱要來組織語句，對句子結構的分析和操練，學習者有待提高，近而忽視了對英語詞匯的教學，英語詞匯的教學常常處于教學的附屬地位，停留在讀音、拼寫、詞形變化、英漢對譯等表面層次上，詞匯教學仍然是“經驗式”—過去自己怎么學習詞匯的現在就怎么教。總的來說，傳統的詞匯教學經驗有他可取的一面，但是存在許多不足，認知語言學的基礎上在需要加以改正和完善。

作者：胡艷娟單位：內蒙古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第2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先秦時代，“天”主要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靈之天。在當時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這兩種性質，而哲人們則或偏重于以自然論天，或偏重于以神靈意志論天。所謂“究天人之際”，主要就是對神與人、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之間關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與人為的關系為重點，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與天地參”等天人關系上的三種主要學說。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說強調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的息息相通、和諧統一。當時闡發此說的主要有孟子和莊子等。孟子提出“盡心知性知天”的命題，認為人性與天道是相通的、統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體，人們只要盡量發揮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為天所賦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規律。孟子相信，“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孫丑上》）等善良本心是人與生俱來的，只要將其加以擴充，就能夠成就善性，最終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莊子也主張天人合一，并以“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為最高精神境界。不過，與孟子強調擴充本性的思路不同，莊子走的是一條收斂心性的路子。在莊子看來，自然與人類原本是合一的、和諧的，只是由于人放縱自己的欲望，并且出于對知識、理性的盲目樂觀而任意行事，才破壞了這種天與人的和諧統一。因此，他主張“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們克服知識、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順應自然的法則。出于這樣一種思想，莊子對當時各家學說及其影響下的社會制度與社會生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應當消除一切人為建構，重新回到自然的懷抱，恢復天人關系和諧的主張。莊子對人的社會性存在意義的評價未免失之消極，但他強調人應當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則對于我們反思現代文明的負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說強調自然和人為的區別，主張以積極的人為來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類的吉兇禍福，認為天是物質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荀子·天論》），明確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規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們應當“明于天人之分”，與其一味地歌頌自然、對自然頂禮膜拜，不如積極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當地批評莊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與天地參。“與天地參”說是在肯定天道與人道既有區別又相統一的基礎上，強調人可以參與自然界的變化。《周易大傳》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卦傳》）認為天地人“三才”之道屬于不同的層次，既有所區別，又相互聯系。人處于天地之間，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體能動作用，來調節自然的變化，協助萬物達到完滿的成就，而人自身則在此過程中實現“與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便是對這一思想更為明確和系統的表述。

上述三種天人關系學說，并不是完全對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張天人合一的，實則皆以天人有別為前提；而主張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認天與人的聯系。只是“天人合一”說強調人類要適應天道，回歸自然；而“天人之分”說則主張人類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與天地參”之說，則在承認天人之間區別的同時，又看到天人之間可以統一，而且統一的基礎在于人的主動性，因而提倡人類要積極進取，重視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實現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人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片面夸大人的主體力量；也不是聽任自然的擺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動作用。人可以也應當認識、掌握、運用自然規律，以保持、發展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諧關系。這第三種學說注重天人之間的辯證統一，成為后來中國傳統文化處理天人關系的根本原則和主導思想。

重視人倫和諧

個人總是生活在群體之中，正確處理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在任何時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關系成為先秦諸子十分關注的哲學課題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學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人類群體生活的特征，強調人與人應該互敬互愛，和諧共處。這里我們以儒家為主，旁及諸子，對先秦哲學關于人倫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一）“仁者愛人”。“仁”是孔子確立的最高道德準則，其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論語·顏淵》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推而廣之，“仁”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內容和要求；但約言之，又都以“愛人”為其根本立場。為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并將其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實施“仁政”，認為“民貴君輕”，老百姓的整體利益要高于君主的一己利益。基于這一立場，孟于將憑恃武力、權術治天下而不顧百姓死活的政治斥為“霸道”，強調只有充分重視百姓利益、以仁義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夠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當時，其勢力、影響與儒家不相上下的墨家則提倡“兼愛”，主張要愛人如己，實行普遍的愛，也就是“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墨子還把“兼相愛”和“交相利”結合起來，強調“愛人”不能離開“利人”。具體說來，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人人都應當盡自己所能做有利于他人的事，這才是真正的“愛人”。

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都肯定自我與他人是同類，主張人與人之間應當相愛，閃耀著古代人道主義思想的光輝。兩家的學說也有區別：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是有差等的愛；墨家則強調愛不應有等級差別，主張不分遠近親疏，平等地愛一切人。墨家這種兼愛主張雖然胸懷更為博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傾向，但與后來封建社會結構不相協調，因此反倒不如儒家的仁愛更易實行。另外，儒家的仁愛以情感和倫理為本位，重義輕利，而墨家的兼愛則以實利為標準，帶有功利主義色彩。這都造成了儒家仁愛思想影響日益增大，墨家兼愛思想影響日趨衰絕的不同歷史命運。

（二）“五倫”“十義”。要維系人際關系的和諧，就需要明確每個人在不同倫理關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應的權利與責任，將其以適當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范確定下來。儒家思想特別重視這一方面。孟子曾對基本的倫理關系及其相應準則有個簡明而權威的界定，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長幼”包括兄弟一倫在內。后世所講的人倫，便是按照孟子的說法，以“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為最基本的五種倫理關系，稱為“五倫”。

在五倫中，共有十種角色，每一種角色都有其所應當遵循的基本道德準則，這就是“十義”。《禮記·禮運》說：“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十義”說強調父與子、兄與弟、夫與婦、長與幼、君與臣之間的權利與責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像漢代以后那樣要求一方絕對服從另一方。

（三）“知禮以立”。“禮”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體現，政治制度、法律準則和道德規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個方面。孔子非常重視禮，他說：“不知禮，無以立”（《論語·堯曰》），又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

社會要安定團結，個人要發展完善，沒有禮的約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孔子對于當時各種破壞禮制的現象特別是社會上層人士的“無禮”之舉的嚴厲批評。出于維護禮教制度的權威性的考慮，孔子強調要維護“禮”的一貫性和連續性，但他同時也承認，禮制的具體內容可以也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加以調整。

戰國末期，荀子作《禮論》，系統地總結并發展了先秦時代禮的學說，認為對于禮應當在保持其基本原則不變的前提下，不斷對其具體內涵作出因革損益，這樣才能既適應形勢變化又保持變而不亂。荀子不僅重視禮在調節人際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還強調治國要禮法兼用。他說：“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的這一主張，對后來封建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以“和”為貴。“和”，原意為相應，引申為和諧，特別是多種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國語·鄭語》載，西周末年史伯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并解釋說：“以他平他謂之和”。在這位史學家看來，不同事物間的差異、矛盾及其平衡、統一才會產生新的事物，而簡單重復、絕對同一則不可能推動事物的發展。孔子也主張“和而不同”，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并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個準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強調社會的整體和諧。孔子的學生有若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更是明確地把“和”視為全部社會制度的價值旨歸。孟子重視“人和”，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強調“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則倡言“群居和一”。他說“人生不能無群”，而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紛爭、趨于強勝，人們就必須各守職分而彼此和睦。“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只要社會各階層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社會的進步。

“和”的思想極富辯證意味，它積極地看待自然和社會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各自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與發展。這種以和為貴的思想，歷來是中華民族核心的價值理念。在歷代儒家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實踐下，它深入到每一個社會細胞家庭當中，最終融化成為全體國民的國民性，孕育了我們民族熱愛和平、寬容博大的胸襟。正是憑借這種智慧，中華民族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社會危機、民族矛盾和戰爭創傷，始終以一種健朗、豁達的態度正視過去的苦難教訓，立足現在的實際需要，開創未來的美好生活。

主張辯證思維

與異彩紛呈的哲學內容相應，先秦諸子的思維方式也是絢麗多姿的。其中既有直觀思維、形象思維，也有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而豐富的辯證思維正是先秦哲學思維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體思維、變易思維、對待思維與中庸思維。

（一）整體思維。先秦時代，儒、道、名、陰陽諸家都強調整體觀念，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都各是一個整體。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須了解整體，從整體的視角去把握部分的實質。據《莊子·天下》篇載，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和“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著名命題，對宇宙萬物從大小兩個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莊子的《齊物論》更宣揚齊是非、齊彼此、齊物我的相對主義理論，強調從“道”的觀點來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無差別的，是一體的。《周易大傳》的天人協調說，也認定天地與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是相互統一的關系。陰陽家則以陰陽、五行的思維模式來解釋宇宙間的一切現象，以五行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來說明自然界是多樣性的統一。

（二）變易思維。先秦哲學各流派都認為宇宙間沒有不變的事物，自然和社會都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如孔子感嘆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老子》謂：“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莊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馳若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周易大傳》更是通過對《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辭的解釋，總結和闡揚陰陽變易說，成為中國古代哲學中論述事物發展規律學說的代表。《周易大傳》的中心內容就是講變易，認為變易是宇宙萬物的基本規律，變易的實質就是生而又生，不斷地產生新事物，所謂“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系辭上》）。《周易大傳》還贊揚社會政治的變革，《革卦·彖傳》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周易大傳》的這種變易哲學，為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封建時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對待思維。先秦哲學還通過對待觀點來闡述事物變化的根源和規律。所謂對待觀點，就是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而對立雙方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周易大傳》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認為對立面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轉化是宇宙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規律。《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動”的重要命題，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在一定條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轉化。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都是講對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滲透、相互轉化乃是宇宙事物的根本規律。《孫子兵法》也包含有豐富的對待觀點。書中強調，治與亂、勇與怯、強與弱、眾與寡、安與動、勞與佚等一系列矛盾對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即是說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戰國時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首倡“矛盾”之說。相對而言，韓非更強調對立面的斗爭，強調矛和盾對立的雙方“不可同世而立”（《韓非子·難一》），但他也認為相互斗爭的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第3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外語教學；學習理論；認知論；社會文化論；比較研究

一、引言

關于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分類，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種學習理論。其中三分法的贊同者居多。多數專家認為，語言習得理論大致可分為外在論、內在論和社會文化論。內在論是這三大理論流派中最龐大的一個，主要分為兩大流派──先天論和認知論。認知論又包括信息處理模式、連接主義論、信息競爭模式等理論。三大理論流派中，社會文化論是當今研究的熱點。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現的對話論、活動論、實踐共同體等理論。早年研究者多對內在論和外在論進行了比較研究，但內在論尤其是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方面的比較研究并不多見，本文試從這一角度對其進行初步的探討，以期對外語教學和研究有所啟示。

一、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1.認知論的主要觀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二語習得研究對象從單純的語言開始轉向學習過程中學習的主體等因素，在研究學習者外部因素時，開始對曾經被視為是"黑箱"的學習過程進行了全面探討。

認知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心理過程，是二語知識系統的發展和在交際中的使用。從認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語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識，把學習一般知識的方法應用于語言學習之中。認知論包括信息競爭理論、信息處理論和其他多種理論。無論哪種理論都認為：第二語言學習是對一種復雜認知技能的習得。學習一種外語，就是學習一種技能。把語言習得等同為一般的認知過程，認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就是一個語言信息在大腦中輸入、加工、處理，新舊信息各個階段的重組和連接直至自動化的過程；試圖以人類學習一般知識的過程為依據來認識第二語言習得，只要經過最初的機械練習，以及不斷的信息處理和加工，通過掌握語言規則，就可以逐漸達到信息處理的程序化和自動化。

2.社會文化論的主要觀點。

社會文化論綜合了理解人類行為的多個學術領域，發展出超越了個體與環境的二元論的概念。人類通過能動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變革外部世界，進而變革自身，在這種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使客體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與具體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體與客體世界的關系得以實現，從而說明人類受外部客體的制約，特別是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二語習得同樣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社會文化論強調二語習得中社會文化的作用，強調學習者的內在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互動，從而豐富了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也為研究第二語言習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維果茨基狹義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社會關系和文化制品在組織人類特有的思維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個不孤立于社會環境而可以系統研究認知的框架。

二、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的區別

1.強調語言習得模式中的不同環節。

這兩大理論都承認語言習得模式是輸入（或環境或刺激） 語言習得內部機制輸出（或習得的知識，或行為）。但認知論更關注語言習得的內部機制；而社會文化論則更重視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關系。

2.與心理語言過程的關系。

社會文化理論與包括認知論在內的其他語言學習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社會化和語言習得不從產生它們的語言交互環境中剝離出來。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

3.運用發展法來分析學習者語言習得時的隱喻不同。

認知論的隱喻是習得，即學習者接受語言輸入，習得語言并儲存在頭腦中，在需要的時候輸出。社會文化研究方法的隱喻是參與，個人在學習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個人最終能獨立完成的能力必須在社會交往中以協作的方式獲得。社會文化理論因此為語言學習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角，認為個人和社會融為一體，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不可分離［7］。

4.二語習得領域的相關研究方法。

以臨近發展區為例，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觀發生領域，即在逐句的話語交際中來認識學習者第二語言的內化。社會文化理論的微觀發生研究從認為交互導致語言學習，轉向認為交互是語言學習發生的場所，從而為二語習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選擇。

5.對于語言輸入、輸出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的探討。

Krashen的輸入假說與Swain的輸出假說對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認識論并未對這一矛盾提出解釋。但運用社會文化理論探討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在二語習得中的作用時，他們的分歧可以得到解決。維果茨基認為人類高級思維功能建構于社會、文化、歷史和教育的環境中。而這個環境是一個由社會相互交流編織成的網，一個由語言輸入與輸出的辯證統一體。所以，語言輸入與輸出活動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語言的發展。

6.相互交流中參與談話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認知論啟發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說對于在幫助學習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社會文化論有著不同觀點。其主要區別在于對個人認知過程的強調不同。相互作用假說強調學習者頭腦中的個人認知過程。相互作用通過給予學習者需要的輸入來加速內在的過程，最終使那些認知過程成為可能。社會文化論者認為，通過社會的相互交流而發生的學習過程中，交流會話更重要，他們認為，隨著社會活動中知識的內化，人們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組他們的認知過程。

三、認知論與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1.認知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內在論強調學習者從自身經驗背景出發對客觀事物的主觀理解和意義建構，重視學習過程而反對現成知識的簡單傳授。認知學習論為現今的外語教學帶來了一場新的革命。該理論認為學生學習時頭腦中的認知結構和認知加工過程是決定學習結果和學習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條件雖然重要，但都只是影響學習的間接因素。這種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教學有許多啟發。教師要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活動中，采用現代教學手段，以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對學習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對新學知識的解釋、推理、運用能力，樹立教學目標的新觀念。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沒有什么教學目標比使學生成為獨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學習者更為重要。所謂獨立，是指學生離開老師，甚至離開學校之后還能繼續學習；所謂自主，就是讓學生去主宰、支配學習內容，而不是由學習內容來支配、控制學生，變"要我學習"為"我要學習"。 教師在創設學生學習的外部條件時，必須以學生頭腦中的認知規律為前提。這些外部條件指能激起學生努力去從事思考和記憶等心理活動的事件。外語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拋棄"一言堂"的傳授方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要重視學生內在認知動機的作用，這里的內在認知動機是指由學生的學習活動本身所引起的學習動機。

2.社會文化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最近發展區是維果斯基社會文化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兒童現有水平與經過他人的啟發幫助可以達到的較高水平之間的差距，就是“最近發展區”。維果斯基認為：教學不僅應該考慮兒童已經達到的水平，而且要考慮兒童經過努力可能達到的水平。只有當教育走在發展之前時，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張教師要重視學生學習的最佳期限，不應盲目拔高或遲滯，以免錯過最近發展區。據此，可以得到以下啟示：①學生是自主積極的學徒式學習者。②學生的學習受背景影響。③教學應向學生提供挑戰性認知任務和有效支架。④教學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力系統。最近發展區對學習英語的啟示是：教師在英語教學中，應關注學生學習的背景，傾聽學生需要；激發英語學習興趣，創設有效支架；創設活動情境，增強參與意識；發揮學生特長，體驗成功樂趣；提倡合作學習，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結語

不管是二語習得研究的主流認知論還是研究的新熱點社會文化論，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標題"認知和社會文化: 兩個平行的二語習得視角?"所預示的一樣，社會文化視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開創了另一個新天地。如Yoric所倡導的，假如我們能為學生多建幾座橋梁讓他們從中選擇的話，相信他們到達終點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文化視角只是這眾多"橋梁"中的一座。

【參考文獻】

［1］ 焦俊峰.第二語言習得過程的多角度透視［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9(1):71-74.

［2］ 劉緋.國外著名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綜述［J］.貴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72-75.

［3］ 賈冠杰.二語習得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

第4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文化、意識與行為的關系是心理學文化意識演變中的核心問題。通過對三者關系的不斷反思與追問，得出:語言以及由諸符號所構成的神話、宗教、藝術、科學等文化形式是探究人類行為機制的新視角。

一、心理學文化意識的演變

對人類行為機制的探索一直是人們鍥而不舍的一個主題。人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意識的，所以要探究人的行為機制，必先探究人的意識。這樣，“意識”就成為研究者們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它作為一種現實存在，抽象不可捉摸。囿于此，研究者們所進行的研究一直以來未有多大進展。心理學過去百余年間的各學派，像精神分析、行為主義和人文主義等學派，從內在的認知、經驗、人格以及外在的環境因素人手來尋找人類行為的原因，但或受限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或受限于應用領域，未能有效而全面地解釋人類行為之謎。

隨著西方心理學“價值中立”的破產和跨文化心理學尋找普適性理論的失敗，人們開始重視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塑造與制約作用。這一轉變，使人們把研究人類行為作用機制的目光聚焦到了文化上，出現了心理學的文化轉向。美國心理學家皮特森明確指出:“以文化為中心的觀點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義和行為主義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之外的第四個解釋的維度。它的意義就像三維空間之后發現的作為時間的第四個維度。”同時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又被認為是平行于認知革命的一場“文化革命”。這樣，文化問題就從傳統心理學的邊緣地帶進人了心理學的中心視域。從跨文化心理學到文化心理學，再到文化建構主義心理學，心理學的文化意識在不斷演變。在這種不斷演變中，人們不斷反思與追問心理、意識、文化三者的關系，追問文化與人類行為作用機制的內在關聯及這種關聯背后的根源性的東西。

文化，在本文中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物質文化，諸如器物、房屋、工具、武器等，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方面;精神文化，它包括種種知識，包括道德上、精神上及經濟上的價值體系，包括社會組織的方式，及最后—并非最次要的一一包括語言。語言是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是一套發音的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社會組織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復合體，是集團行動的標準規矩。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一方面，只有在人類的精神改變了物質，使人們依他們的理智及道德的見解去應用時，物質才有用處;另一方面，物質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習慣的歷程中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以上所界定的文化的內容或者說靈魂一般都融匯于諸如語言、神話、藝術、宗教、科學等各種各樣的文化形式之中。

二、文化心理學:視心理為文化的投射

(一)理論觀點及相關研究

早期的心理學把文化作為尋找普遍意義的心理規律要排除的“干擾因素”，主張“去文化”。而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者們認為:(l)人的任何內在、深層的心理結構及其變化都不可能獨立于文化的背景和內容。心理和文化彼此貫穿、相互映射、相互滲透。(2)“人類內在心靈的統一體”不可能被預先設定，人的心理活動過程植根并依賴于符號系統和社會組織系統之中。嘆3)文化對心理過程來說是一種“先在的”和“決定勝的”因素。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者們認為文化從下述三方面決定了人的心理與行為:第一，為了獲得社會的承認，個體總是通過各種類型的學習，將那些指導和確定思想、行為的社會文化模型內化為自己的心理模型。第二，語言作為一種文化成分或文化分支系統，常常決定個體的思想與行為，盡管這種決定很少能被意識所覺知。個體在接受一種語言的同時，也接受了一種相應的行為和文化模式。第三，文化模式不僅構造了人的思想，而且構造了人的感知。 社會文化模型、語言等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影響作用，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人們行為上的差異，這在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一書中已充分論述，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切實地能感受到。但是，是社會文化模型、語言等這些文化形式本身具有這樣的特質與作用呢?還是它們本身代表著什么?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近年來，研究者們還從文化影響人的內在假設方面展開研究，認為這是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影響的較深層次，也是文化影響的最終層次，它決定著人們的思想過程、知覺、情感以及行為方式。雖然有這樣一種提法，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未具體展開。人的內在假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它的作用機制又是怎樣的呢?它能否清晰解讀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具有決定作用的根源所在呢?

(二)評價與反思

文化心理學把“文化”引人了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解釋，認為先于個體而存在的社會文化模型、語言、文化模式等，單方面決定了人的心理與行為。但我們聯系著人的實踐性本質來看，“語言等所具有的實踐功能，即影響和改變人們行為的作用，并不是它本身具有的，并不是作為它的物質形式的某種聲音或圖形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將自己的實踐力量賦予它的結果。或者說，不過是因為它以特定的方式外在地表達了人的實踐力量，從而才使他具有了形式上的某種功能”再結合著人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來看，人所具有的實踐力量無非是指人的意識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所以實踐力量實質是指人的意識的存在與作用，并且這意識是與人的實踐活動相互促進、共同存在的，它們同時也與人的心理相互構建、相互界定。文化心理學的觀點，對于語言等文化形式、意識、實踐活動及人的心理這幾個存在的關系方面，缺乏互動性的思考，只強調了人的心理與行為形成過程的一個方面，難以揭示人類意識與行為的本質。

縱觀文化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及與文化有關的研究可以發現:研究者們多是從文化與人格的關系、文化影響人的心理與行為的途徑等方面大做文章。至于文化為什么能決定或影響人的心理與行為的根本原因方面，卻沒有較深的思考。我們知道，途徑只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卻不是也代替不了對問題根源的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可以有很多，但問題的根源卻只有一個。雖然近年來人們考慮到了文化對人內在假設方面的影響，并且認為它是文化影響人的心理與行為的較深層次。但文化為什么能影響到人的內在假設呢?由于文化心理學單純視心理為文化的投射，以上問題它沒法給出一個答案。

第5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英文名稱：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主管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主辦單位：廣州外語外貿大學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廣東省廣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003-6105

國內刊號：44-1165/H

郵發代號：46-70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78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社科雙效期刊

聯系方式

第6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認知語言學在語言教學中的應用是全新的研究領域，此方面系統闡述的專著并不多見。Randal Holme的《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倡導認知語言學理論假設與語言教學理念的相得益彰，并詳實地介紹和展示了認知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二語課堂教學，促進了認知語言教學觀的形成和發展。

一、引言

認知語言學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蓬勃發展，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在語言學的一些領域里領導著當今的研究新潮流。同時認知語言學也不斷拓展，表現出的趨勢是與其他學科結合，產生出新的研究視角，比如在語言教學中的應用就是全新的研究領域。此方面系統闡述的專著并不多見，Randal Holme的這本《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出版，列入當代國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文庫）是一個大膽且有益的嘗試。

二、本書內容介紹

此書共分為九章四個部分。第一章序論明確了全書的主旨是倡導并在課堂中實施基于認知語言學理論的全新教學理念，此理念可以跨越生成語言學引領的理論指導型教學法和系統功能語言學引領的實用理論型教學法之間的鴻溝。第二到第四章為第一部分主要闡釋認知語言學關于人類認知的體驗性的基本觀點。語言學習作為一種認知過程，也是基于體驗的。體驗性是認知語言學理論和語言教學實踐的契合點，這也有力地說明前者在后者中的應用是可行的。其中第二章關于語言的意義的難題。作者認為對于二語學習而言，關鍵不是拿二語所提供的新的語言形式去套學習者用母語能夠熟練表達的舊的意義，而是去掌握二語中的新的概念和范疇，以及這些新概念、新范疇所形成的錯綜復雜的網絡體系。本章最大亮點是作者從認知語言學的意義觀出發，為二語課堂里的詞匯教學設計了生動有趣的活動。第三章圍繞概念化過程（conceptualization）、體驗性認知（embodied cognition）和意義的起源（origins of meaning）進一步論述認知語言學關于語言和認知的理念，并探討這些理念對二語教學的啟示。第四章的主要觀點是語言交流總是伴隨著肢體動作或手勢，因此，如果能有意識地調動學生運用肢體動作或手勢，應該有助于語言的習得。

第五、六章構成第二部分，論述認知觀及認知視角和認知方式對語言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的影響和作用。其中第五章重在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以及跨語言和跨文化的差異對于二語學習的影響。從認知觀出發，作者提出了語言學習的新理念，即“語言學習應該完成于同目標語的文化實踐長期的和系統的接觸中”并認為語言教學的目的不是培養在單一文化環境中生存的學習者，而是在各種文化群體之間能自如地交流和溝通的學習者。第六章的重點是從那些不同的認知視角和認知方式出發，探討語言教師如何能對其善加利用來有效地講解目標語的形式和意義，并通過有針對性的課堂活動來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

第七、八章構成第三部分，主要論述基于認知理論的具體教學方式，涉及詞匯教學、語法教學等。第七章關于百科意義的教學，作者提出進行詞匯教學時，教師可以有意識地幫助學生構筑相關的框架或知識域，也可以有意識地幫助學生構建詞語的上下義關系。第八章作者設計了一些示范練習，說明教師可以通過幫助學生識別構式、在實踐中總結構式的結構、在語境中嘗試構式的具體形式等方法來促成學生的二語學得。

第九章構成第四部分也是全書的結論，提出了開發認知語言學大綱（cognitive linguistics syllabus）的構想，這讓認知語言教學在課堂的真正實行又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全書條理清晰，邏輯嚴密，論證層層推進，為二語教學打開一個全新的思路，提出一套在課堂中切實可行的認知教學方案。

三、本書的亮點

（一）理論聯系實際

認知語言學傳承古代哲學大師們的思想，又經過近幾十年的迅猛發展，涵蓋的內容已相當廣泛。此書擇要性地介紹了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比如體驗觀、范疇觀、認知識解等，這些都堪稱認知理論的基石，同時與語言教學又緊密相關。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并不僅僅倡導基于這些認知觀的二語教學理念，更致力于指導認知語言教學觀的課堂操作，比如作者設計了諸多生動有趣的相關課堂活動和練習來實行此教學理念。這些課堂活動涉及詞匯教學、語法教學、文化教學等，有一定的操作性，這使得認知語言教學觀不僅僅停留在空泛層面，同時也讓一線教師在實際教學中能運用并掌握之。可見，此文既有理論的高度又有實際操作性。

（二）論述流暢，圖文并茂

無論是理論介紹或是課堂活動的闡述，此書的語言平實流暢，銜接自然。除了文字說明外，此書還配有圖表、圖示，尤其是生動形象的圖示和其相關文字的完美結合清晰地傳達出作者的觀點和意圖，便于讀者理解和操作，增強了閱讀效果同時也為讀者帶來了一定的視覺享受。

（三）觀點原創，嘗試有益

此書不僅是理論層面對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結合系統闡述的嘗試，同時在實踐層面也對二語課堂的教學活動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全書貫穿了作者獨到的見解和原創性的思路，雖然一些活動的可操作性和實際的效果還有待于教學實踐來檢驗，但這種嘗試必定是有益且值得鼓勵的，也是值得讀者思考和學習的。

認知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的結合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趨勢，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一方面可以加深和拓寬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層面，另一方面可以促進二語教學理念和方法的變革和發展，產生新的認知語言教學觀。Holme這本書的貢獻也正是促進了認知語言教學觀的形成和發展。

第7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會語言學 國內研究 綜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據文獻記載,這一術語最早見于美國語言學家H.C.Currie的論文《社會語言學的設計:言語和社會階層的關系》(1952)。1964年5月,美國召開首屆社會語言學大會,會議論文集題名《社會語言學》在次年出版,標志著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

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社會語言學于20世紀60年代誕生于美國,并于70年代末傳入我國。經過許多語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來的中國社會語言學(廣義)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中國的學者此間在社會語言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狀況進行概要的回顧與總結。

關于中國社會語言學的起始時間,學術界尚無統一說法。大體上表現為三種: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1980)的出版;陳原《社會語言學》(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考慮到70年代末還有其他一些語言學家開始譯介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把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的出版作為中國社會語言學形成的標志。因為這是國內第一本書名中含有“社會語言學”而又以漢語為對象的著作。

中國社會語言學發展到今天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初創階段(1979~1987年:從自發到自覺)

從自發到自覺通常認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是舶來品,但陳原指出,自古以來的中外語文學家都曾討論過古語與今語、文語與口語、標準語與方言在社會功能上的差別,19世紀初的歐洲方言學家對于民族語內部各種變體的調查即是社會語言學的工作。就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語言運動而言,如20世紀初期的國語運動、20年代的白話文運動、30年代的大眾語討論以及北拉運動,還有50年代的推廣普通話、現代漢語規范化等,盡可以劃入社會語言學工作,但這些運動并非自覺的或獨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進,中國學者的社會語言學研究才從自發走向自覺。這一階段的中國社會語言學成果,主要表現在通論性著作和理論譯介兩方面。前者除陳原的兩本書外,還有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5),游汝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許國璋70年代末開始研究社會語言學,有關論文收入《許國璋論語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林書武等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社會語言學譯文集》(祝畹瑾編)和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出版。《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85年第5期以專刊“語言與交往:社會語言學研究個案與應用”,

發表了一批社會語言學論文。這一時期的缺陷:一是結合中國社會實際不夠,二是對社會語言學的對象和范圍的認識尚模糊。

二、迅速發展階段(1987~1993年:從引進走向結合中國實際)

從引進到結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國社科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舉辦了“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北京)。會議展示了7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現狀,對推動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學院深港語言研究所主辦了首次“雙語?雙方言”討論會(深圳)。1990年11月,中國社科院語用所和蘇州大學聯辦“首屆應用語言學討論會”(蘇州),其中不少論文是關于社會語言學的。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社會語言學的專題研究。主要著作有張清常《胡同及其他――社會語言學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國現代語言計劃的理論和實踐》(1993)等。除了數量眾多的期刊論文,還結集出版了《雙語雙方言》(1~4集)、《語言?社會?文化――首屆社會語言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1)等。這階段繼續出版了一批關于社會語言學的譯介、概論性著作和教材。在譯介國外成果方面,除了《國外語言學》等雜志連續刊登譯文(如Lesley Milroy的《語言和社會網絡》等)外,還出版了佐伊基《社會語言學演講錄》(劉明霞等譯,1989)、郝德森《社會語言學》(丁信善譯,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陳原《社會語言學論叢》(1991)、陳建民《語言文化社會新探》(1989)、孫維張《漢語社會語言學》(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會語言學概論》(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會語言學導論》(1992)、戴慶廈《社會語言學教程》(1993)等。

三、穩定深入發展階段(1994~2000年:從熱潮走向冷靜和成熟)

與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表現得相對冷清。除了兩年一次的“雙語雙方言”討論會繼續召開,應用語言學討論會上還有人關注社會語言學問題外,專門的社會語言學研討會1992年起,一次也沒有舉辦,論文數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的前途感到憂慮,甚至將其類比于式微的“文化熱”,提出要重振社會語言學。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語言學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靜中趨于成熟。一方面,學術界開始就其形成以來的研究進行梳理,總結成果的同時也指出不足,對中國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無論深度、廣度都超過了前兩個時期。其中主要有陳保亞《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1996)、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1999)、周慶《語言與人類》(2000)等。此外《雙語雙方言》連續出版,陳恩泉主編的《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1999)、李如龍主編的《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2000)等論文集打開了新視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國語言學步履維艱的時期,但與文化熱一樣,社會語言學的出現無疑帶來新的生機,言必“文化”“社會”一時竟成時尚。90年代以后,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起和計算機應用對語言研究的需求,本體描寫又成了語言學的新熱點。雖然這一時期的社會語言學從“熱潮”到“冷清”,但同時必須看到,至今仍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認準了“社會語言學”這條道。

四、新的繁榮階段(2001年至今:研究領域不斷擴展)

進入深入發展階段后,中國社會語言學領域一度曾顯得有些沉寂,但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冷靜和反思階段。一批中青年學者也開始積極參與和組織有關的學術交流活動,掀起了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新。十年里以“社會語言學”為標題或關鍵詞的論文數量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2001―2009年間國內學術期刊上所發表的與社會語言學有關的論文表明:中國社會語言學在學科理論、語言變異、語言接觸和語言規劃這4個主要研究領域中各有新的進展,其中語言變異研究近年來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為語言接觸研究。

1.學科理論研究

在學科理論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問題包括學科綜述、社會語言學的學科性質和學科地位、社會語言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地位等。從理論性質來看,中國學者普遍認為社會語言學是功能主義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現代語言學越來越重視使用者話語的大趨勢,理論與實踐價值兼備,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楊永林.《社會語言學四十年》(2001)、趙蓉暉《中國社會語言學發展的若干特點》(2004)、張興權《“社會語言學”術語溯源》(2005)。

2.語言變異研究

變異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關于語言變異的理論、語言的各種變體(性別、年齡、行業、語域……)等,其中稱謂語和網絡語言研究是近年的熱點。這一領域內的研究還在不斷拓展,具體材料的開發和理論的深入是大趨勢。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語言生活與語言變異研究》(2009)、陳松岑《語言變異研究》、徐大明《語言變異與變化》(2006)、蔡少蓮《語言變異的元語用分析》(2006)、郭風嵐《語言變異:本質、因素與結果》(2006)等等。

3.語言接觸研究

社會語言學自始至終強調語言的多樣性,而個人和社會的語言多樣性起源于語言之間的相互接觸。總的看來,國內關于語言接觸的具體研究(如雙語)開展得較多,綜合性研究還比較欠缺。關于語言接觸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慶廈,羅自群《語言接觸研究必須處理好的幾個問題》(2006)、B.Heine, T.Kuteva, 劉云, 龍海平《〈語言接觸與語法變化〉簡介》 (2009)、戴慶廈,楊再彪,余金枝《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小陂流苗語為例》(2005)等等。

4.語言規劃研究

不少學者在回顧和總結中國社會語言學的進展時都曾提到,我國在宏觀社會語言學方面的成就十分顯著,這和國家在語言建設方面的實際需要是分不開的。我國歷史上先后有過不少具有社會語言學性質的語言規劃活動,為該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實際素材。改革開放以來,語言規劃研究向更深的層次發展,這一社會語言學的宏觀領域內加入了更多微觀的內容,和語言變異研究在許多方面聯系起來了。

現在語言生活的不斷豐富、學術觀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進都為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未來的中國社會語言學應該是一門學科門類齊全、理論體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備、實踐價值明顯、特色鮮明的學科,它將在中國的語言學和社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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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大明等.當代社會語言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4]楊永林.社會語言學40年[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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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楊永林,司建國.社會語言學研究――反思與展望[J].現代外語.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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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陳原.《社會語言學》[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6.

[12]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C].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3).

[13]楊永林.《社會語言學》導讀[A]?北京:外研社/布萊克韋爾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劉瓊,女,江蘇城市職業學院張家港辦學點,講師,從事英語語言學的教學與研究

第8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應用語言學詞串結構功能

【中圖分類號】H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17－0048－02

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興起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詞串已成為語言學領域研究的一個熱點。詞串是能夠實現語法、語篇和語用功能的意義和形式的最小的語言單位，可以整存整取，對語言的習得和輸出具有重要的作用。國內外學者從詞匯學、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等角度對詞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國外的研究大多致力于揭示口筆語詞串的差異以及不同學科領域中詞串的差異。國內的詞串研究起步較晚，大多研究旨在揭示二語學習者在詞串知識上的欠缺以及詞串與口語或書面表達之間的關系。還有一些研究以本族語者語料為參照點，對比分析我國學習者與本族語者在詞串使用方面的差異。

國內研究發現，我國英語學習者存在詞串知識欠缺、詞串使用過度、使用不足以及使用不當等問題。而學術論文是最具權威的學術體裁，是挖掘學科知識的重要源頭，了解國際核心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中的詞串使用水平并以它為學習者的標桿，可以讓學習者更好地意識到自己與國際學者之間的差距。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語料庫的方法探討應用語言學領域學術論文中詞串使用的特征，以期為我國應用語言學領域學術寫作提供建議和指導。

一 理論基礎

1．詞串的識別

詞串的識別首先涉及詞串的長度。Biber et al將詞串定義為由三個或三個以上的詞構成的詞的序列的組合。在先前的研究中，詞串的長度從三詞到六詞不等。先前的研究證明詞串的長度與數量成反比，即詞串的長度越長，這種類型的數量越少。五詞和六詞詞串數量較少，而有的三詞詞串包含在四詞詞串中。因此，本研究只關注四詞詞串。第二是截取頻率，Biber et al在他們基于朗文口語和書面英語語料庫的研究中設置一個較低的截取頻率為每百萬詞出現十次。在后續研中又設為20～40次。第三是詞串必須出現在不同的文本中的數量，通常至少在3～5個文本，或10%的文本中，這有助于避免寫作者的個人偏好。綜合以上三點，筆者將本研究中的詞串操作定義限定為每百萬詞出現40次且在5個不同文本中出現的四詞序列的組合。

2．詞串的分類

本研究依賴于兩種分類法，即Biber et al提出的結構分類和Hyland的功能分類，因為這兩種分類法更為具體并且適用于書面語體。

Biber et al基于朗文英語口語和書面語語料，根據詞串的結構特點將其分成“NP－based”、“PP－based”、“VP－based”和“Others”四大類。這四種類別又可以進一步分成12類：（1）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2）名詞短語＋其他后修飾語片段；（3）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4）其他介詞短語片段；（5）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6）被動動詞＋介詞短語片段；（7）系動詞be＋名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8）（動詞短語＋）that從句片段：（9）（動詞，形容詞＋）to從句片段；（10）副詞從句片段；（11）代詞、名詞短語＋be（....）片段；（12）其他形式。

Hyland在Biber的研究基礎上，專門針對學術寫作中的詞串功能進一步作了分析，將詞串劃分為三大類型：研究型、文本型、參與型。研究型詞串旨在幫助作者描述活動的過程和經歷，包括：（1）定位；（2）過程；（3）量化；（4）描述；（5）話題。文本型詞串用來建立上下文關系，包括：（1）過渡；（2）結果；（3）文本結構；（4）構架。參與型詞串旨在描述與文章的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包括：（1）立場；（2）融入。

二 研究方法

1．研究問題

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1）應用語言學領域學術論文中有哪些四詞詞串？（2）這些四詞詞串的結構和功能各有什么特征？

2．語料

為了確保分析結果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嚴格遵循了科學采樣的原則。本研究采樣的語料來自隨機抽選的應用語言學領域的五種國際核心期刊上的學術論文。時間跨度為2011～2013年，從每種期刊中各每年各隨機抽取10篇，共計150篇。語料總量為1008134個形符。所選文章的作者必須從姓名判斷是英語本族語者。所有語料均剔除題目、摘要、關鍵詞、標題、參考文獻、附錄、圖表，只保留其正文部分。

3．研究工具及過程

工具及過程：（1）按照既定方案收集并整理語料；（2）將整理好的語料輸入到wordsmith 5.0語料庫分析軟件中，提取出符合本研究詞串操作定義的四詞詞串；（3）對提取出來的四詞詞串根據Biber et al提出的結構分類和Hyland的功能分類進行分類；（4）統計各類四字詞串在語料庫中出現的數量。

三 結論與啟示

針對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筆者共提取到符合本研究的四詞詞串118個。由于篇幅所限，現只列出頻率最高的前10個四詞詞串：in the case of、as well as the、on the other hand、in the context of、on the basis of、at the same time、in the use of、in terms of the、in the form of、a wide range of。

針對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筆者按照Biber et al提出的結構分類和Hyland的功能分類法對提取出來的118個四詞詞串進行分類。統計結果表明，應用語言學領域學術論文中的四詞詞串具有以下特點：（1）結構上，動詞類詞串數量最多，介詞類次之，名詞類較少，分別占詞串總量的42.4%、29.7%、23.8%，其中帶介詞of的詞串較多，這與Hyland的研究結果一致，學術論文中大量使用包含of詞串來確定數量、地點、突出特征、判斷事實等；（2）功能上，則更傾向于使用語篇型詞串，研究型次之，參與型最少，分別占詞串總量的50%、36.4%、13.6%，其中表達研究結果和文本結構的詞串較多。語篇型詞串的大量使用表明了寫作者的語言使用能力較高，因為這些詞串關注的是語篇及其信息或論證的組織。

這些研究結果對應用語言學領域學術論文的寫作具有指導意義，可以引導學習者關注國際專家在本學科領域寫作時常用的詞串，意識到自己與專家學者在寫作方面存在的差距，并通過背誦、記憶、模仿和使用專家們使用的高頻詞串來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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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認知語言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網絡流行語 生態語言學 認知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

一、引言

作為語言系統中的新興成員，而且是當下最能體現時代特征以及當代人生活狀態和精神訴求的語言形式，網絡流行語成為了當今語言學領域研究的熱門話題。從語言學視角研究網絡流行語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通過對網絡流行語的研究，探究語言內部系統之間的關系，從而掌握語言內部的發展規律、語言變遷規律和語言發展動態，進一步豐富語言本體的研究；第二，追蹤時代前沿，掌握最新的語言文化動態，為網絡語言學的發展奠定重要基礎，也有利于語言學相關理論的補充、拓展和完善。

在我國，語言學界主要從語義、句法、功能、認知、心理、社會、文化等角度，就網絡流行語展開較為系統的研究。然而，關于網絡流行語的研究仍存在不少問題。本文歸納整理了最近幾年語言學界對網絡流行語的研究，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缺口和問題，以期對完善網絡流行語的研究提供一些幫助。

二、從語言學視角解讀網絡流行語

在文獻方面，以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CNKI收錄的資料為文獻來源，以“篇名”為檢索項，以“網絡流行語”為檢索詞，選擇全部文獻，不限年限，共檢索到1334條。從時間和數量特征來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1年，前期研究成果比較少，在2008年以前，每年發表的論文數不超過10篇，在2008～2010年期間，相關研究論文的數量呈顯著上升趨勢，幾乎每年都成倍增長，之后速度放緩但仍處上升趨勢，2015年達到頂峰，有233篇，2016年降到188篇。

這些科研文獻不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絕大多數都是從語言學視角進行研究的，截止到2016年，知網上收錄的從語言學視角研究網絡流行語的資料有1228條，由此可見，語言學是網絡話語分析領域的主力軍。趙樂平（2015）指出：“語言學的探索已經深入到網絡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匯、修辭、語義、語用、語境、語體等多個層面。”面對1994～2010年間中文CSSCI來源期刊中關于網絡語言的大量研究成果，陳敏哲、白解紅（2012）指出：“在近二十年來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逐步將研究的范圍從網絡語言本體（包括網絡語言的性質、詞匯、句法、修辭特征等）、網絡語言的規范問題以及對待網絡語言的態度問題，逐步拓展到網絡語言與語文教學、網絡語言與當代社會文化、網絡語言與網民的心理特征、網絡詞語及其意義生成的認知機制等領域，學者們對網絡語言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

近幾年，尤其是最近兩年，從語言學視角分析網絡流行語的文獻來看，以生態和認知語言學視角居多，這也體現了語言學界對網絡流行語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但也不乏從應用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以及語言本體等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分析的科研文獻。

三、從生態語言學視角解讀網絡流行語

生態語言學視角，是將網絡流行語看作語言生態系統的新成員，或探究其在語言環境中是如何促生和變化的，或探究其是如何反過來影響語言生態系統的環境的：鄒春燕（2015）在《生態語言學視域下的漢語網絡流行語研究》中，利用生態性的全息論和生態位理論對網絡流行語在形式和意義上的動態變化作了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研究，并首次構建了生態語言學視域下的詞匯研究模式，既觀察了語言在環境中的變化規律，又重視了語言和環境的關系；或運用生態語言學中的語言的多樣性與動態性探究網絡流行語：石杰（2016）在《從生態語言學視角看網絡流行語》一文中從網絡流行語的來源、特征、帶來的多樣文化及其發展情況等方面出發，論證網絡流行語具有多樣性和動態性的特點，進一步證實了其符合語言發展的生態原則，應對其進行規范和引導，積極促進其成為漢語體系的一部分；或從生態語言學的角度分析網絡流行語的趨勢以及應持有的態度：畢會英（2013）在《從生態語言學視角談網絡流行語》中指出，網絡流行語作為語言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有其存在的客觀原因，語言在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發音和結構上的變異，而網絡流行語幽默、詼諧的生動表達往往通過此變異實現其效果，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語言規律，反而增強了網絡流行語的幽默效果，因此人們應該樂觀、寬容地對待網絡流行語。從保護弱勢語言的角度出發，人們應該公正地對待新興語言，容許新興語言在語言生態環境中存在，進而保持語言生態的多樣性。

也有從生態語言學視角直面探究網絡流行語的語言污染和治理問題的學者，如楊勇、張泉（2015）在《生態語言學視野下網絡流行語的語言污染和治理探究》中指出：“網絡流行語對現代漢語已經構成大面積污染，需要多方合作，加強網絡跟蹤、評估和監管，才能提升網絡語言的規范度，捍衛母語的純潔性，保障現代漢語生態系統健康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

四、從認知語言學視角解讀網絡流行語

從認知語言學視角出發，有學者運用認知語言學的認知C制、概念隱喻、轉喻以及概念整合等相關理論，探究當今網絡流行語的意義建構，如王婷（2016）在《流行語的認知機制分析》一文中，以《咬文嚼字》2012～2015年的“十大流行語”為研究語料，按照漢語構詞法對其進行分類，并探究各類流行語意義建構的機制。王婷的研究結果為：舊形新義流行語的意義建構機制為重新分析，如“任性”一詞本義是由著自己的性子、不加約束，而現在的意思則是敢作敢為、天真率性，這種從貶義到褒義的詞義色彩的變化中涉及重新分析；縮合式流行語的意義建構機制為概念轉喻，如“網紅”是“網絡紅人”的縮略語，兩者存在于同一認知域中，在具體的語境中，源域（前者）為目標域（后者）提供心理可及性，“網紅”形式簡潔，作為認知參照點，為“網絡紅人”這個整體提供心理可及性，用部分代整體，進而引導識解者獲得整體意義。

有的學者從認知語言學的象似性原則出發進行研究。王寅在《論語言符號象似性》一文中將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定義為：語言符號在音、形或結構上與其所指之間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現象。李燕芳（2016）在《象似性視角下的網絡流行語認知探析》中，從影像、圖示和隱喻三種象似性視角出發研究網絡語言的象似性，認為象似性現象也有一定的認知理據，并從省力原則、情感交流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等幾個方面探討了網絡流行語形成的認知理據。

五、從社會語言學視角解讀網絡流行語

有的學者從社會語言學視角研究網絡流行語，認為語言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不同時期的語言不僅反映了其自身的語言特點，還從側面體現了社會的發展狀況，并將網絡流行語看作是特定網絡群體使用的一種方言。如徐先梅、馬東（2013）指出：“網絡流行語是一種新興的社會方言。方言可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地域方言是依據地域范圍的分布界定的，它在這一地域內具有全民性的特征。社會方言是具有某種社會特征的人（如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階級、階層、原居住地等）在某些場合所使用的語言。網絡流行語是網民這一特定的社會群體在網絡這個交際平臺上使用的一種特殊的言語表達方式。”

關于網絡流行語的規范性問題，網絡流行語的研究資料中幾乎都有涉及。有的學者認為，網絡流行語給語言帶來了活力，如徐先梅、馬冬（2013）在《網絡流行語語言變異現象研究》一文中指出：“網絡流行語作為語言變異的一個體現，在時代的發展中是一種新鮮血液，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語言的發展，受到廣大網民的喜愛。”語言學家陳原指出：“語言因為有了變異，才能夠把不適用（不能適應社會需要）的成分淘汰掉，才能夠使自己豐富起來，換句話說，語言的變異使語言本身經常有活力，不至于僵化。”在2015年1月召開的第十屆青年語言學者沙龍上，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李宇明（2015）指出：“新媒體時代曾有一種觀念很盛行，就是‘語言純潔論’。”李宇明認為，“純潔論”是五十年前甚至更早時代的看法，語言是不可能純潔的，語言一旦純潔，那么這個語言就死亡了，語言一定是在每個人心上想的、鍵盤上跳動的，絕對純潔的語言并不存在。有的學者認為，網絡流行語這種語言形式是對現代漢語規范性的挑戰，一些不問出處和真正內涵只為追求娛樂的流行語所折射出的大眾文化趨勢和社會心理，正在沖擊著網絡流行語文化的積極意義。網絡流行語簡單地“復制”和“粘貼”，正在讓漢語變得干癟、乏味，這種思考不無道理。

在語言學界，網絡流行語是語言系統的新成員、新的語言形式，充滿朝氣和活力，成為語言學研究的熱點。本文以知網上檢索到的文獻為資料源，歸納整理了有關從語言學視角解讀網絡流行語的研究。可以看到，相關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且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深化。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問題在于對網絡流行語的定義不統一、對網絡流行語的規范性治理看法不一以及研究Z料單一等。希望本文可以為國內學者今后開展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參考。

（本文為2016年度大連外國語大學科研基金項目“傳播語言學視域下網絡流行語研究”[項目編號：2016XJJS27]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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