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服務貿易全文(5篇)

摘要：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催生了很多商業模式，電子商務迅速興起，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巨大變化，同樣給國際貿易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加強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模式研究，切實解決國際貿易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推動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為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貢獻中國力量，成為當前國際貿易的重要課題。本文分析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現狀，剖析我國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面臨的挑戰，圍繞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商業模式創新、國際貿易體系創新、跨境電商平臺創新、技術標準規范創新、監管制度體系和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提出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途徑，對我國電子商務和國際貿易協同持續發展很有借鑒。

關鍵詞：國際貿易；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協同發展；體系創新

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現狀

（一）電子商務快速增長成為推動商貿流通業發展的重要動力近年來，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推動電子商務迅速發展，形成了龐大的消費群體。截至2019年6月底，我國網民數量已經達到8.5億人，移動互聯網用戶規模突破1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61.2%，網絡消費、網絡購物和網絡交易日趨大眾化，電子商務交易正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的調查統計，2019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34.81萬億元，較2018年增加了3.18萬億元，同比增長10.1%；較2012年增加了26.8萬億元，增長了3.35倍；從個人交易情況分析，個人交易額達到13.3萬億元，同比增長15.5%，占電子商務交易總額的38.2%，充分顯示居民個人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和電子商務交易模式的廣闊市場前景。從2012年以來的統計數據分析，在全球經濟下行和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大背景下，電子商務交易額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年均增長率超過20%，帶動商品貿易更加活躍，帶動數字經濟模式增加，促進物流網絡和物流服務水平日漸完善，同樣帶動了國際貿易發展，電子商務快速增長成為推動商貿流通業發展的重要動力。2012-2019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增長情況如表1、圖1所示。

（二）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加速我國跨境電商業務增長通過互聯網技術，電子商務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活動的局限，促進了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為世界各國消費者提供了多元化、全方位的商品貿易服務。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業務量實現持續兩位數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2018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總額達到9萬億元，同比增長11.7%，占我國電商交易總額的28.2%，較2012年增長了4.3倍，年均增長率超過25%。其中，出口跨境電商交易規模為7.1萬億元，同比增長12.7%，占跨境電商交易規模的78.9%，較2012年增長3.7倍。特別是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的助推器，2018年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貿易進出口總額突破萬億美元規模。作為全球電商的重要載體，我國跨境電商企業超過20萬家，業務已經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吸引著越來越多跨境電商出口企業入駐。2012-2018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總額變化情況如表2、圖2所示，2012-2018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進出口結構如表3所示。

（三）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帶動相關產業加快轉型升級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給傳統消費模式帶來革命性變化，極大促進商品貿易流通，迅速改變傳統國際貿易格局，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日益增強，帶動相關產業不斷加快轉型升級。在電子商務的推動下，全球消費在線化程度不斷擴大，商品貿易流通鏈條更加暢通，渠道更加便捷，產業鏈更加完善。消費者可選擇產品的品種更加豐富多樣，不同消費層次需求基本都能夠得到滿足。特別是近幾年，在線醫療、網絡教育、新零售等消費需求爆發式增長，網絡零售對消費的促進作用進一步提升。通過電商貿易協同，相關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經營模式不斷創新，產品制造商可以更精準的開發產品，大大降低了產品零售成本，市場活力不斷釋放，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協同發展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國作為制造大國和電商大國，通過跨境電商業務實現了中國商品全球供應，中國制造越來越受到歡迎，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四）國際貿易和電子商務一體化產業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我國進一步加大改革開放、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國家各部委陸續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我國企業加快對外投資，推動中國企業、中國商品“走出去”。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稅務總局、國務院國資委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激發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熱情，對外投資連年保持增長。在商貿物流基礎設施方面，隨著對外投資的增長，境外經貿合作區、特殊經濟區等的建立，全球貿易方式不斷延伸。商貿網絡全球布局加速優化，全球一體化商貿物流體系正在形成。我國一些跨國企業也逐步形成了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國際競爭優勢和能力穩步提升。跨境電商交易已經成為重要的外貿形式，出口商品品種越來越豐富。根據圖3可知，我國出口商品涵蓋電子產品、服裝服飾、家居園藝、戶外用品、鞋帽箱包等，種類繁多，品種豐富。電子商務為國民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也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渠道和平臺，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以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開始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進軍國際市場，業務范圍覆蓋擴展到全球，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支生力軍，大大加快了貿易全球化進程，促進商貿流通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跨境電商出口品牌化步伐加快，中國產品開始向全球品牌進化。

摘要：經濟發展逐漸趨向全球化，對于國際貿易而言，更多的國際合作及經濟領域所開展的區域共識，都會促進全球經濟的整體化發展。從經濟角度來看，世界范圍內經濟合作的增加及體制革新，將會促進全球整體經濟的進步與發展。我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在世界經濟舞臺上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當前面臨全球化經濟形勢的最新挑戰，如何應對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后續國內經濟發展的走向。因此，要了解當前的國際經濟貿易形勢，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戰不殆。本文著重探討了國際經濟貿易的整體形勢及其對我國當前對外貿易戰略選擇的影響。

關鍵詞：研究分析；國際經濟貿易；發展；對外貿易；戰略選擇

經濟全球化模式是基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而逐漸形成的，隨著人們交流模式的進步與發展，信息交換速率及效率都在不斷提升，促進了貿易與自由化程度的進步，在全球范圍內推動了經濟交流，這種趨勢是近些年來經濟的重大走勢，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近年來我國的整體對外貿易政策也在不斷對外展開，例如“一帶一路”倡議、對外支援政策等，都代表了我國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決心與思路。在此基礎上，對全球整體的經濟形勢有所了解并掌握，有利于我國制定整體的對外貿易策略，更好地促進對外貿易的展開。

1國際經貿發展進程中呈現的趨勢分析

1.1經濟模式發生新變化

在經濟發展全新時期，生產力的基礎模式得到了基本層面的改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全新型經濟將會在未來社會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全新格局中，以全新產業內容及產業類型所代表的生產力模型將會成為最新的主導力量。一方面，新型經濟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另一方面，產業不斷自我優化而逐漸升級。從世界整體進步的角度來看，在新時期，各種以云計算技術和AI技術等為代表的新型產業在當前經濟模型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在整體的經濟進步及發展中，這種全新的經濟內容也成為主導力量。以云計算為例，在云計算模式的幫助下，很多行業都已經改變了傳統的行業生態，改變了行業的整體運行思路。這種理念及狀態的應用是新型經濟所帶來的巨大改變，也將會是全球經濟的具體化體現，而且在最新理念的應用中，這種模式在不斷創新及發展。

1.2貿易談判呈現多元化趨勢

摘要：2021年3月18日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揭示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向政治和經濟深層次領域發展。隨著中國雙循環戰略的實施，中歐投資協定的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完成，新冠疫情對國際貿易的深刻影響，中國貿易發展的空間實現了極大拓展。本文認為我國有必要實施更加靈活的對外貿易戰略，以應對復雜多變的周邊及世界經濟格局。

關鍵詞：對外開放；貿易戰略；新冠疫情；機制改革

中國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經過近20年的高速發展與改革，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備的制造業體系，貨物貿易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國制造深刻影響著世界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面對非經濟因素影響，世界公共衛生安全影響，中國的對外開放開啟了新的征程，本文通過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歷程及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剖析問題，為深化對外開放戰略提出政策建議。

1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趨勢

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歷程，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提高了國際貿易地位，儲備了大量外匯，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但在新的形勢下，我國對外貿政策進行了戰略性的重點調整，應堅持為我所用，適時改進的策略發展對外貿易。開放、創新和市場化是全球化三大驅動力(俞嵐,2019)，中國應繼續堅持開放、創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實現新發展格局下的創新發展。全球價值鏈是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動力，是人類社會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個國家謀劃發展時必須面對的時代潮流(高凌云，臧成偉,2020)。中國應在全球價值鏈中，不斷提高站位，實現更大利益，滿足國內的高質量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1.1我國貨物貿易發展現狀

根據2019年世界貿易組織國別數據，我國貨物貿易出口排名世界第一，以離岸價計算為2.50萬億美元；進口排名世界第二，以到岸價計算為2.08萬億美元。以出口類別細分，2018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制成品出口占比93.2%，農產品出口占比3.3%，燃料和采礦產品出口占比3.2%。進口方面，根據2018年的進口細分數據，我國農產品進口占比9.1%，制成品占比61%，燃料和采礦產品占比26.4%。從貨物的貿易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制成品依然是貨物貿易出口的主力軍，但同時仍有大量制成品進口，中間有32.2%的差額，說明我國制成品的出口中包括一部分進口再出口，這是中美貿易順差的一部分原因，也就是我國制成品的很大部分是再出口，仍然只承擔了一部分加工或深加工的收益。中國的農產品依然是進口大于出口，優勢并不明顯。在燃料和采礦產品方面，能源供應對發展的影響極其深刻，新能源革命是我國必走的發展之路。

內容摘要：目前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尤其是其貿易保護主義對象頻頻指向中國。在此背景下，本文深入剖析了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根源及對策。在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的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既有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國際經濟力量深刻演變的經濟層面動因，也有經濟發展成果未獲得廣泛共享和平等分配等的政治因素。但無論是貿易保護還是自由貿易，都是經濟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發達國家貿易保護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繼續保持它們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位置和保住其全球生產體系控制者的地位，即通過“環境的塑造”來提升其產業競爭力，打壓他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基于此，本文探討了中國在當前國際經貿環境下的應對策略。

關鍵詞：貿易保護全球價值鏈經濟變革

引言

近年來，英國脫歐、美國“退群”、中美貿易摩擦等事件，都表明發達國家日益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正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據WTO（2016）統計，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限制措施在持續增加，而取消貿易限制措施的速度則非常慢。從2008年到2016年5月中旬，新增的貿易限制措施多達2835項，其中僅708項被取消，貿易限制措施凈增加2127項，而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成為全球頭號限制自由貿易的國家。據英國《全球貿易預警》報告（2016）統計，從2008年到2016年，美國對其他國家采取了6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僅2015年就采取了90項（大約每4天出臺一項），是德國、英國等國家的兩倍多，位居各國之首。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總統上臺以來，一切堅持“美國優先”，使保護主義的態勢愈發嚴重。當前發達國家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多將矛頭指向了中國。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21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調查針對中國（商務部，2016）。為什么曾經倡導自由貿易的國家開始進行貿易保護？為什么其他國家的貿易保護頻頻針對中國？基于此，本文深入剖析了當前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根源，探討了中國在當前國際經貿環境下的應對策略.

一、貿易保護的根源

（一）經濟層面

第一，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活動總體疲軟，貿易增長顯著下降。IMF（2016）數據顯示，1985-2007年間實際世界貿易增長率平均是全球GDP增長率的兩倍，而2012年以來顯著下降，甚至不及全球GDP增長率，2016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僅為世界實際GDP增長率的60%（WTO，2017）。在過去五十年里，貿易量增長如此長時間低迷幾乎沒有發生過。為應對危機，世界各國相繼采取了經濟刺激政策，全球GDP增長率在2009年觸底反彈。但此后僅持續了兩年，2012年增長率又出現了大幅下滑。這表明短期刺激性政策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期，傳統增長動力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變弱，而以3D打印、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技術雖不斷出現，但尚未形成主要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大背景下，美國等多數發達國家面臨增長緩慢、失業率高企、貧富差距拉大等嚴重問題。為應對這些問題，在短期刺激效果不佳的情況下，一個簡單的辦法便是實行貿易保護，因為這比解決其國內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要容易的多。第二，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冷戰結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超級大國美國為中心，歐洲、日本和新興經濟體多極并存的世界經濟格局。但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經濟遭受重創，經濟陷入一個長期的震蕩和調整過程。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成為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力量。以貿易為例，自21世紀開端以來，發達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雖占主導，但在不斷下降，由2000年的65.8%下降至2017年的52.5%，并且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份額均出現了下降。其中，美國下降了3.4個百分點，歐盟下降了4.7個百分點，日本下降了3.5個百分點。同期，發展中國家貿易份額則逐步擴大。從2000-2017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份額從31.92%上升到44.41%，與發達國家有平分秋色之勢。同時，發展中國家貿易份額的擴大全部來自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非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出現了小幅下滑），其中中國的貢獻最大，僅中國的出口份額就擴大了8.9個百分點，由2000年的3.9%上升到2017年的12.8%，達到2.2萬億美元，是美國的1.5倍，穩居世界第一大出口貨物貿易國。面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發達國家面臨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同時為了轉移其國內矛盾，美國等發達國家傾向于指責他國，特別是指責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于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便愈加明顯。

摘要:近年來，數字貿易在世界各國快速發展，逐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但同時也對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提出重大挑戰，現有的WTO框架協議已經無法滿足全球數字貿易飛速發展帶來的規則需求。一直以來，美歐掌控數字貿易國際規則的話語權，其在規則的制定中十分注重貿易自由流通和隱私保護。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應當在全球經濟大變革中抓住機遇，積極參與構建新型數字貿易規則，提出數字貿易規則的“中式方案”。

關鍵詞:數字貿易；國際規則；電子商務；數字化

近年來，受益于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高速發展，數字貿易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興起，改變了國際貿易原有的發展模式，虛擬化、數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成為當前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數字貿易推動全球價值鏈變革，降低貿易準入門檻，推動傳統貿易轉型升級、商業模式升級換代，逐步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現有的數字貿易規則不完善且滯后于實踐，遠不能適應數字貿易快速發展的需求，制約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了全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數字貿易的內涵和數字貿易國際規則的進展

數字貿易興起的基礎是數字經濟，是數字化和全球化發展到一定時期而形成的一種新型貿易模式。盡管數字貿易發展迅速，但是目前國際社會對數字貿易的具體定義并未達成共識。2013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率先提出數字貿易的概念，即數字貿易是利用互聯網傳輸和交付產品和服務的商業活動或國際貿易，但大部分的實物貿易并未囊括其中。201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在《美國和全球數字貿易2》報告中將數字貿易分為四類，分別是搜索引擎、社會媒介、數字內容以及其他數字產品或服務。［1］2018年，美國貿易代表部則將其定義為用電子手段進行的貿易，并將電子商務劃歸至數字貿易，因而可以將數字貿易簡單劃分為兩類:傳統的電子商務和跨境的依靠電子手段進行的貿易。數字貿易的涌現對全球貿易投資規則提出新的挑戰，在各國的雙邊和多邊貿易中涉及的越來越廣泛。在WTO的現行規定下，沒有針對數字貿易出臺專門的規則，在其發展的初始階段被等同于電子商務，而其相關的規則制定多集中于WTO框架下的協定文本及附件中，如《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信息技術協定》(ITA)等。［2］2017年WTO各成員國共同《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強調了電子商務的重要性及其所涵蓋的發展契機，同時確保數字一定程度的自有流動和禁止所有數據的本地化。但是目前對于電商傳輸關稅、電子商務的定性和服務模式以及新型電子商務分類等問題尚未解決。WTO的框架協議顯然無法滿足全球數字貿易飛速發展帶來的規則需求，發達經濟體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制定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三個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數字貿易規則。［3］TPP數字貿易規則主要對電子商務進行了規定，核心是追求自由開放的數字產品和服務貿易，利于維護美國在內容服務、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站等領域的優勢。2018年，除掉美國以外的11個成員國簽署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并生效。同年《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簽署，對規則進一步改進，并將電子商務章改為數字貿易章。2019年11月，美國又同日本簽署了《美日數字貿易協定》，進一步推高了數字貿易規則水平。TTIP于2013年啟動，對歐美經濟乃至全球貿易格局均會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雙方已對數字貿易部分條款達成共識，集中于電子認證服務、消費者隱私保護等方面，并未涉及數字本地化和跨境數據流動。對于TISA，數字貿易規則是其框架下的重要議題，從2012年初啟動早期協商到目前為止已進行了多輪談判和協商，其主旨便是創設跨境數據、電子商務等新興領域的管制規則，從而帶動數字貿易和跨境貿易的發展，跨境數據流動、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儲存本地化、互聯網平臺責任等提案是其中的焦點議題，而其關于數字貿易的成果也主要集中于電子商務領域，這與TPP基本相同。一直以來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被歐美主導，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地位，2020年10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將逐步打破這一局面。包含中國、日本、韓國等15個成員方的RECP由東盟10國提出，將涵蓋29.7%的全球人口，經濟規模占2019年全球經濟總量的29.3%，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貿易協定。［4］RECP將有助于推動解決數據確權認證，增強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政策、跨境數據流動規則上的話語權;同時有利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升級和數字貿易全球規則的制定;利于數字產品嵌入全球價值鏈，實現數字貿易的全產業鏈發展。

二、以歐美為代表的數字貿易規則的主要內容及比較分析

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正通過區域貿易協定、WTO多邊框架積極推動數字貿易規則新體系的制定和完善，而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憑借自身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優勢，建立了具有全球約束力的規則體系，掌握數字貿易規則的領導權和話語權。［5］美國通過其主導的TPP、USMCA等貿易協定建立了數字貿易規則體系，形成了“美式模板”;而歐洲則通過TTIP等協定建立了對應的“歐式模板”。美國數字貿易發展早起步早，基礎設施完善，數字技術領先，相較于其他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同時也是最早將數字貿易從數字經濟中分離出來的國家并率先提出數字貿易的概念，是全球數字貿易發展的引領者，也是相應規則的重要制定者和設計者。美國貿易規則的制定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極具美式基因。美國尋求在既有WTO的框架下，積極推動雙邊談判以及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積極推動制度變革，鞏固自身數字貿易優勢，體現美國數字貿易意志和優勢的規則基本成型。2017年美國提出《促進數字貿易的基本要素》的報告中進一步完善，其內容包括倡導數據傳輸永久免關稅、推動跨境數據自由流動、推崇網絡開放等，切實維護自身在數字貿易的切身利益，利于數字貿易規范化、制度化，但難以在全球范圍內推廣。二是夯實理論研究。美國不僅率先劃分數字貿易的基本含義和內容范圍，更為數字貿易規則研究提供理論支持，始終走在世界前列。如2013年在《美國與全球數字貿易1》中率先界定了數字貿易的定義和范圍，2014年在《美國與全球數字貿易2》中將國內貿易納入其中，拓寬數字貿易范圍，2017年《數字貿易關鍵壁壘》將互聯網中的銷售和在線服務、全球價值鏈中的數據流等都納入至數字貿易的范疇，概念更為寬泛。三是主導貿易談判。美國數字貿易發展早，在現有的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美國具有極強的話語權，在貿易談判中占據主導地位，以使得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符合美國自身的切實利益。通過在WTO框架下的多邊會談、雙邊貿易談判、多邊和區域談判來構建新的數字貿易協定或規則體系，其中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便是集中體現了美國利益優先的主要范本。在數字貿易的規則上，美歐掌握話語權，兩者在發展數字的貿易的目的上趨于一致，但在數據跨境流動的基本理念和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有較大分歧。美國積極推動跨境數據自由流動，陸續出臺一系列“確保數據自由流通”的方針政策，宣揚信息和數據自由的立場，并且明確反對數字存儲本地化，以便維護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核心利益。相對而言，歐盟則對跨境數據的自由流動更加審慎，更加注重對個人隱私和國家安全的維護，隱私保護被歐洲人普遍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人權和消費者權益。在歐盟制定的《數據保護指令》(1995)中，明確要求個人數據禁止向達不到歐盟標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輸送，同時相關數據需要第三國建立數據保護機構，且經過其登記后才能運營使用，特定條件下，隱私數據的使用還需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批準。［6］歐盟的核心主張是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的前提是保證數據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管，同時要求跨境數據應境內存儲，只有其他非歐盟國家或地區對數據的監管或保護達到一定的條件，才會向其傳輸。2017年歐盟通過了《數字貿易戰略》報告，明確表示反對數字貿易保護，禁止強制要求數據本地化，強調對個人信息和公民隱私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