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戲劇城市形成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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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從文本到舞臺的形變，戲劇也在思想與實踐層面發生了空間變化，并服務于城市文化的轉型升級。作為戲劇演出的場域空間，劇場成為城市“第三空間”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全球戲劇城市在戲劇內部演化和城市外部發展的動態平衡過程中應運而生。結合世界空間和時間的流變，依托戲劇特性及其與城市交互史的基礎，我們認為全球戲劇城市的形成要素包括了“基因”“場域”“教育”和“氣質”四個方面。

關鍵詞：全球戲劇城市；基因；場域；教育；氣質

一、全球戲劇的發展與城市歷史的互動互融

城市之“蘊”映射于城市文化。戲劇作為多元文化藝術的組合，結合新媒體技術，突破其空間限制，與城市歷史互動互融。宗教是戲劇發展與城市歷史互動互融的起點。比如，公元前3200年的古代埃及，那時候的戲劇本質上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宗教儀式。公元1000年之后，西歐國家的奇跡劇、圣史劇、道德劇在教會以及后來的演出市場上均獲得了巨大的認可與反響。生活是戲劇發展與城市歷史互動互融的基點。比如，反映市民生活和觀點的宋雜劇標志著中國戲劇進入了成熟階段。隨后，明清傳奇延續了宋元南戲的新興變化，出現了中國戲劇史上的第一次繁榮與第二次繁榮。地理是戲劇發展與城市歷史互動互融的要點。比如，明代南曲系統的四大聲腔是城市地理與戲劇融合的表現之一，包括了海鹽腔、余姚腔、弋陽腔和昆山腔。其中，由昆山腔演化來的昆曲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政治是戲劇發展與城市歷史互動互融的交點。比如，日本戲劇隨著階段、政權和城市的變化發生了許多更替。能言狂，含延年能、田樂能，從鐮倉末期開始成為了當時的主流戲劇樣式，但隨著德川幕府的滅亡和武士階級的消失，其地位大不如從前。直到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在東京早稻田大學舉辦了能樂源流表彰大會、昭和四十一年（1967年）建設了國立能樂堂等事件后，才逐漸趨向平穩。舞臺是戲劇發展與城市歷史互動互融的支點。比如，公元15、16世紀后，英國和法國的戲劇陸續搬上舞臺演出，成為當前人們對于戲劇的第一印象。這也是全球戲劇開始國際傳播的萌芽時期。如今，從紐約百老匯到倫敦西區，從阿維尼翁戲劇節到烏鎮戲劇節，戲劇與城市的關系愈發密切，戲劇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全球化正不約而同地成為一種趨勢。

二、全球戲劇城市的空間共享與資源合作

戲劇，承載了經濟轉型與城市空間格局演變的多樣性，[1]對于闡述城市空間共享有著重大意義。本文認為，全球戲劇城市，是指擁有完整的戲劇文化產業鏈以及多個成熟的戲劇文化產業集聚區，主要通過戲劇來推動文化創意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適應創意經濟提升的城市。據此，全球戲劇城市的代表有中國的上海與烏鎮、日本的東京與利賀、英國的愛丁堡、法國的阿維尼翁、德國的柏林、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這些全球戲劇城市的所屬類型依次為“經濟與戲劇強強聯手的城市群”“戲劇及其它文化均有悠久歷史的城市”“以戲劇為主要文化與產業的城市”和“多重身份中戲劇屬性仍較突出的城市”。全球戲劇城市的空間共享，主要包括劇作家創作的“文本空間”、演藝人員打造的“舞臺空間”、觀眾參與體驗的“劇場空間”和“網絡虛擬空間”以及融入城市建設的“景觀空間”，都是能夠有效改善城市空間分化和利益群體分化的“戲劇類共享空間”。戲劇家何冀平在其戲劇作品的話語空間中承載了京、港兩座城市的特點；《易卜生戲劇地理空間研究》一書解讀了易卜生戲劇中“以南北方為框架的地理空間、以高山峽灣為主體的挪威地理空間、以挪威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間、以教堂塔樓為核心的宗教地理空間、以涼亭樓閣為主體的家園地理空間”的特點；[2]上海版《阿依達》的演出吸引了上百家媒體、三千多名演職員以及四萬五千多名觀眾，創造了世界歌劇演出史上的多項吉尼斯紀錄，在上海體育場實現了戲劇城市的“空間共享”。全球戲劇城市的資源合作，主要包括文化產業資源的合作、城市品牌資源的合作、戲劇人才資源的合作，從戲劇身份的視角推動了城市的文化藝術發展，深化了與城市其余身份屬性的融合。例如，以上海和烏鎮為代表的全球戲劇城市群，從經濟與戲劇兩個方面強強聯手，為中國的戲劇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近代的上海戲劇產業在當時上海租界的特殊空間環境中，形成了以戲院為市場主體的生產與營銷機制以及從為產品找到合適的觀眾，到生產觀眾需要的產品的策略轉變。[3]緊鄰上海的烏鎮在“古鎮”“水鄉”的標簽中再增添了“戲劇”這一關鍵詞，打造了國內首屈一指并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文化品牌“烏鎮戲劇節”，順利完成了從“休閑小鎮”向“文化小鎮”的轉變。[4]同時，上海戲劇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和浙江傳媒學院等專業藝術高校也為這片土壤培養輸送了一大批優秀的戲劇工作者。

三、全球戲劇城市的形成要素

從全球戲劇城市形成的核心問題出發，基于但有別于全球城市應具備的“地點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規劃的能力、商業的激勵作用”三個關鍵因素[5]以及遵循在“能力支持、制度建設、規范引導”三重維度上參與全球治理[6]的要素，提煉出了全球戲劇城市形成的四個基本要素，分別是基因、場域、教育和氣質。

（一）戲劇所在城市的“基因要素”一個城市的歷史進程會裂變出相應的城市基因，正如張鴻雁提出用“城市文化因子”和“城市社會再造文化因子”來分析城市化與城市進化的關系那樣，[7]城市的“基因要素”為進一步研究城市屬性特色開啟了新的切入點。城市滋養戲劇的發展，戲劇重構城市的基因。美國戲劇家愛德華•阿爾比的代表作《美國夢》以紐約為原型，通過揭露城市空間場域背后的故事，解讀城市中的人物關系和社會問題，從而賦予城市真實形象。美國劇作家奧古斯特•威爾遜的作品則通過對時間的種族化和空間化處理，表現了美國黑人失去與非洲文化身份的聯系后，開始尋找精神上的救贖與文化上的再聯系，間接構建出了一部20世紀美國城市黑人生活史，[8]進一步闡述了只有對本族文化足夠自信與自覺的民族，才能在精神上獲得自我身份的救贖與被尊重。繁榮穩定時的城市基因與遭遇異族入侵時的城市基因截然不同，而這些不同的基因會無形地加入城市文化演變。例如，日本占領中國臺灣后試圖改造當地的歌仔戲，不僅遭到了當時歌仔戲藝人和戲劇工作者的抵抗，而且推動了中國大陸劇種與戲班大批赴臺演出，折射出了中華文化根基的認同感與榮譽感。再比如經典戲劇《哈姆雷特》，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具有當時英國的社會因素，但是經過改編的《哈姆雷特》（由尼克盧修斯、考索諾瓦斯和斯皮納導演）則解讀了東中歐戲劇潮流的發展，還清晰勾勒出了地區基因中的政治性和玄理二者在所謂“靈魂政治”的劇場中進行的交融。[9]

（二）戲劇生長空間的“場域要素”劇場，既是一個實體建筑物，又是一個透過演員和觀眾互動的觀演場域，還是一個真實與虛構共存的創意世界。經過發展，劇場從單一觀演機能轉變為集劇場藝術展演、交流、教育于一體的綜合機能，包含了藝術創作與展示、觀演體驗與交流、藝術鑒賞與人才培養。位于倫敦南岸的莎士比亞環球劇院和莎翁故鄉的皇家莎士比亞劇院是兼具城市性和場域性的空間代表。劇場，作為城市文化場所，為城市提供了精神自由交流的空間。這里產生的藝術創造、思想交流和經濟價值，是社會空間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城市亦給予劇場經營與管理的政策和資源，支撐戲劇文化的傳承。有關劇場空間的設計與建筑，首要考慮因素是戲劇作品的呈現類型和觀演需求。以日本平成初期（1989—1998年）為例，日本新建劇場至少有近20個，呈現出了日本社會對戲劇空間的巨大需求。以劇場規模來劃分，有至少5個小劇場（小于500個客席數），至少5個中劇場（501至999個客席數），至少4個大劇場（1000至1999個客席數），以及至少3個超大劇場（大于2000個客席數）。如果說，布景城市和景觀城市是常見的城市舞臺形式，[10]那么，劇場是戲劇裂變及演化的內部空間，戲劇與城市發生的碰撞是戲劇發展的外部空間。以中國戲劇家曹禺為例，其戲劇創作的“場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個是大學和學院，另一個是劇團和劇院。前者包括了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國立劇專和中央戲劇學院，后者包括了中國旅行劇社、中央青年劇社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11]通常情況，外部空間的碰撞更容易成為人們現實生活接觸戲劇的一個契機，比如，戲劇普及、劇作支援、戲劇節等。

（三）戲劇專業學習的“教育要素”大學是培養國家精英的場域。[12]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戲劇教育形成了創作性戲劇、教育戲劇和劇場教育等主要模式，適用于不同對象和需要。事實上，戲劇與教育，自古以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戲劇教育是戲劇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關系到戲劇人才的選拔、培養，關系到對戲劇史上許多問題的認識，也關系到戲劇藝術經驗的總結、推廣與提高。[14]比如，古希臘的公民教育中就有戲劇教育，中國古代的六藝中也包含著戲劇教育的元素。中國的現當代戲劇教育開始于20世紀初。第一所培養話劇人才的學校是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接下來是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南國藝術學院（上海）、高爾基戲劇學校（江西瑞金）、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主要有職業訓練和通識教育兩種模式。“教育要素”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戲劇教育是藝術教育的一部分，它的終極目標是人格教育，[15]像是綜合性大學開展的戲劇美育，以及面向兒童和青少年的戲劇普及教育，不僅能培養運用戲劇語言進行自我表達的能力，而且還豐富了教育手段。本文涉及的是狹義的戲劇教育，特指在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專業教育。例如，北京的中央戲劇學院、上海的上海戲劇學院、香港的香港演藝學院、臺北的臺北藝術大學、紐約的茱莉亞學院、倫敦的皇家中央演講與戲劇學院、首爾的韓國國立藝術大學等都是這些城市的戲劇高等教育陣地。

（四）戲劇文化傳遞的“氣質要素”戲劇是真實生活的寫照，又與生活保持距離，它傳遞的“氣質”既深藏于靈魂、無形卻有力，又根植于民間、平易且共生。縱觀全球，18世紀啟蒙時期的法國，戲劇作為商業與工業的興盛圖景，呈現出了“戲劇—節日”的最初構想，即戲劇的烏托邦起源，[16]那個時期的狄德羅和萊辛在法國和德國幾乎同時創立了市民戲劇，為現實主義戲劇理念奠定了基礎。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提倡的戲劇觀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和人類命運的創作觀念，推動了20世紀戲劇的理性轉向。美國現代戲劇理論家、耶魯大學戲劇系首任系主任喬治•皮爾斯•貝克先生于1905年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戲劇課程，又稱“47工廠”，為美國現代戲劇培養了以尤金•奧尼爾為代表的戲劇中堅力量。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受到了中國京劇表演的啟發，創立了“敘事劇”的戲劇理論。在國內，中國明代的屠隆以儒學為“嘉谷”、佛道為“甘漿”的三教合一思想在其三部戲劇創作《曇花記》《修文記》《采毫記》中有著透徹的體現。[17]時任南開學校校長的張伯苓先生提倡新劇運動，以“練習演說，改良社會”為宗旨，[18]進一步改善了當時學生團結力量薄弱、無組織能力的現狀。[19]小劇場運動催生了中國現代話劇和現代戲劇教育，改變了中國新時期“戲劇危機”的困境，刺激了校園戲劇的新一輪繁榮。[20]這些人和事，都需要被置于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全局中，在與傳統規范、信仰、藝術和文化的相互關系中去理解，[21]這也是戲劇文化連接當代年輕人的“氣質”所在。

四、全球戲劇城市的未來思考

由于戲劇的藝術表現主要通過劇場空間內各要素的互動產生，因此，全球戲劇城市的評價指標應由總體戲劇實力、劇場空間和支撐條件三個維度構成，具體包括城市戲劇土壤、各類戲劇協會、各類戲劇教育機構、各類劇場空間、知名戲劇人、代表劇團、經典劇作、成熟的受眾群體以及在智能化與個性化方面的創新等指標。未來，全球戲劇城市將遵循從“各自發展”到“相互競爭”到“聯盟互補”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路徑，形成四類聯盟：一是國內全球戲劇城市聯盟。以中國為例，聯盟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香港、臺北、烏鎮、撫州；以英國為例，聯盟城市主要包括倫敦、愛丁堡、斯特拉特福。二是區域全球戲劇城市聯盟。以東亞為例，聯盟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首爾、東京。三是洲內全球戲劇城市聯盟。以歐洲為例，聯盟城市主要包括倫敦、巴黎、柏林、羅馬、雅典。四是洲際全球戲劇城市聯盟。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戲劇城市群聯盟。

作者：陳思 單位：上海戲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