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貿易國際規則進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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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數字貿易在世界各國快速發展，逐步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但同時也對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提出重大挑戰，現有的WTO框架協議已經無法滿足全球數字貿易飛速發展帶來的規則需求。一直以來，美歐掌控數字貿易國際規則的話語權，其在規則的制定中十分注重貿易自由流通和隱私保護。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應當在全球經濟大變革中抓住機遇，積極參與構建新型數字貿易規則，提出數字貿易規則的“中式方案”。

關鍵詞:數字貿易；國際規則；電子商務；數字化

近年來，受益于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高速發展，數字貿易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興起，改變了國際貿易原有的發展模式，虛擬化、數字化、智能化、便捷化成為當前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數字貿易推動全球價值鏈變革，降低貿易準入門檻，推動傳統貿易轉型升級、商業模式升級換代，逐步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現有的數字貿易規則不完善且滯后于實踐，遠不能適應數字貿易快速發展的需求，制約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了全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數字貿易的內涵和數字貿易國際規則的進展

數字貿易興起的基礎是數字經濟，是數字化和全球化發展到一定時期而形成的一種新型貿易模式。盡管數字貿易發展迅速，但是目前國際社會對數字貿易的具體定義并未達成共識。2013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率先提出數字貿易的概念，即數字貿易是利用互聯網傳輸和交付產品和服務的商業活動或國際貿易，但大部分的實物貿易并未囊括其中。201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在《美國和全球數字貿易2》報告中將數字貿易分為四類，分別是搜索引擎、社會媒介、數字內容以及其他數字產品或服務。［1］2018年，美國貿易代表部則將其定義為用電子手段進行的貿易，并將電子商務劃歸至數字貿易，因而可以將數字貿易簡單劃分為兩類:傳統的電子商務和跨境的依靠電子手段進行的貿易。數字貿易的涌現對全球貿易投資規則提出新的挑戰，在各國的雙邊和多邊貿易中涉及的越來越廣泛。在WTO的現行規定下，沒有針對數字貿易出臺專門的規則，在其發展的初始階段被等同于電子商務，而其相關的規則制定多集中于WTO框架下的協定文本及附件中，如《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信息技術協定》(ITA)等。［2］2017年WTO各成員國共同《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強調了電子商務的重要性及其所涵蓋的發展契機，同時確保數字一定程度的自有流動和禁止所有數據的本地化。但是目前對于電商傳輸關稅、電子商務的定性和服務模式以及新型電子商務分類等問題尚未解決。WTO的框架協議顯然無法滿足全球數字貿易飛速發展帶來的規則需求，發達經濟體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制定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三個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數字貿易規則。［3］TPP數字貿易規則主要對電子商務進行了規定，核心是追求自由開放的數字產品和服務貿易，利于維護美國在內容服務、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站等領域的優勢。2018年，除掉美國以外的11個成員國簽署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并生效。同年《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簽署，對規則進一步改進，并將電子商務章改為數字貿易章。2019年11月，美國又同日本簽署了《美日數字貿易協定》，進一步推高了數字貿易規則水平。TTIP于2013年啟動，對歐美經濟乃至全球貿易格局均會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雙方已對數字貿易部分條款達成共識，集中于電子認證服務、消費者隱私保護等方面，并未涉及數字本地化和跨境數據流動。對于TISA，數字貿易規則是其框架下的重要議題，從2012年初啟動早期協商到目前為止已進行了多輪談判和協商，其主旨便是創設跨境數據、電子商務等新興領域的管制規則，從而帶動數字貿易和跨境貿易的發展，跨境數據流動、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儲存本地化、互聯網平臺責任等提案是其中的焦點議題，而其關于數字貿易的成果也主要集中于電子商務領域，這與TPP基本相同。一直以來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被歐美主導，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地位，2020年10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將逐步打破這一局面。包含中國、日本、韓國等15個成員方的RECP由東盟10國提出，將涵蓋29.7%的全球人口，經濟規模占2019年全球經濟總量的29.3%，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貿易協定。［4］RECP將有助于推動解決數據確權認證，增強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政策、跨境數據流動規則上的話語權;同時有利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升級和數字貿易全球規則的制定;利于數字產品嵌入全球價值鏈，實現數字貿易的全產業鏈發展。

二、以歐美為代表的數字貿易規則的主要內容及比較分析

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正通過區域貿易協定、WTO多邊框架積極推動數字貿易規則新體系的制定和完善，而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憑借自身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優勢，建立了具有全球約束力的規則體系，掌握數字貿易規則的領導權和話語權。［5］美國通過其主導的TPP、USMCA等貿易協定建立了數字貿易規則體系，形成了“美式模板”;而歐洲則通過TTIP等協定建立了對應的“歐式模板”。美國數字貿易發展早起步早，基礎設施完善，數字技術領先，相較于其他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同時也是最早將數字貿易從數字經濟中分離出來的國家并率先提出數字貿易的概念，是全球數字貿易發展的引領者，也是相應規則的重要制定者和設計者。美國貿易規則的制定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極具美式基因。美國尋求在既有WTO的框架下，積極推動雙邊談判以及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積極推動制度變革，鞏固自身數字貿易優勢，體現美國數字貿易意志和優勢的規則基本成型。2017年美國提出《促進數字貿易的基本要素》的報告中進一步完善，其內容包括倡導數據傳輸永久免關稅、推動跨境數據自由流動、推崇網絡開放等，切實維護自身在數字貿易的切身利益，利于數字貿易規范化、制度化，但難以在全球范圍內推廣。二是夯實理論研究。美國不僅率先劃分數字貿易的基本含義和內容范圍，更為數字貿易規則研究提供理論支持，始終走在世界前列。如2013年在《美國與全球數字貿易1》中率先界定了數字貿易的定義和范圍，2014年在《美國與全球數字貿易2》中將國內貿易納入其中，拓寬數字貿易范圍，2017年《數字貿易關鍵壁壘》將互聯網中的銷售和在線服務、全球價值鏈中的數據流等都納入至數字貿易的范疇，概念更為寬泛。三是主導貿易談判。美國數字貿易發展早，在現有的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美國具有極強的話語權，在貿易談判中占據主導地位，以使得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符合美國自身的切實利益。通過在WTO框架下的多邊會談、雙邊貿易談判、多邊和區域談判來構建新的數字貿易協定或規則體系，其中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便是集中體現了美國利益優先的主要范本。在數字貿易的規則上，美歐掌握話語權，兩者在發展數字的貿易的目的上趨于一致，但在數據跨境流動的基本理念和個人隱私保護方面有較大分歧。美國積極推動跨境數據自由流動，陸續出臺一系列“確保數據自由流通”的方針政策，宣揚信息和數據自由的立場，并且明確反對數字存儲本地化，以便維護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核心利益。相對而言，歐盟則對跨境數據的自由流動更加審慎，更加注重對個人隱私和國家安全的維護，隱私保護被歐洲人普遍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人權和消費者權益。在歐盟制定的《數據保護指令》(1995)中，明確要求個人數據禁止向達不到歐盟標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輸送，同時相關數據需要第三國建立數據保護機構，且經過其登記后才能運營使用，特定條件下，隱私數據的使用還需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批準。［6］歐盟的核心主張是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的前提是保證數據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管，同時要求跨境數據應境內存儲，只有其他非歐盟國家或地區對數據的監管或保護達到一定的條件，才會向其傳輸。2017年歐盟通過了《數字貿易戰略》報告，明確表示反對數字貿易保護，禁止強制要求數據本地化，強調對個人信息和公民隱私的保護。

三、中國數字貿易規則的發展構建與政策建議

近年來，我國數字貿易規模躍居世界前列，在數字貿易規則的探索過程中取得初步成效，但總體還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目前我國與國際組織簽署的文件中多使用電子商務和跨境電子商務的概念，數字貿易還未從數字經濟發展中完全分離出來。當前，我國的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積極參與構建電子商務國際規則體系。目前我國積極推進十余個自貿協定電子商務議題談判，積極參與世貿組織、上合組織等多邊貿易體系下的電子商務議題磋商，同智利、格魯吉亞、亞歐經濟聯盟等多個國家和組織完成了合作協議的電子商務議題談判，同時在與韓國、澳洲等國家和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中也使用了電子商務的條款。［7］二是利用跨境電子商務的先發優勢帶動數字貿易發展。我國的數字貿易發展較晚，但在電子商務領域處于世界領先的位置，微信、支付寶在支付領域具有先發優勢，阿里巴巴在跨國電子商務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電商發展中的平臺可以為數字貿易服務，現有的電商規則也可以為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所借鑒。三是利用政策法規改善數字貿易環境。201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對常態化跨境信息流動實施禁止或限制。2019年，我國《電子商務法》正式實施，進一步規范化我國電子商務行業的發展。四是注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缺乏對個人隱私的保護。2016年歐美達成《隱私保護條例》，美國采用立法、監管和自我監管相結合的方法，歐盟是需要其他國家為個人數據傳輸提供有效保障措施，而我國與其他成員國在此方面幾乎是空白，未來還需加強對個人隱私的保護，與歐美接軌。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數字貿易在對外貿易增量中占比越來越大，但目前我國的數字貿易規則十分不完善。發展數字貿易，既是數字經濟全面興起的客觀發展要求，也是中國參與制定國際數字貿易規則的現實需求，應當從戰略層面重視數字貿易規則的構建。［8］一是積極參與國際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堅持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積極參與雙邊、區域和多邊的貿易規則制定，強化議題合作，推動數字貿易規則朝符合大多數成員國利益的方面發展。［9］二是提出數字貿易規則的“中式方案”。以“一帶一路”為重要抓手，推動自由貿易協定建設，結合自身特點，大力推進以合作為導向的數字貿易規則和多邊貿易體系。［10］完善數字貿易的法律法規和配套措施。緊跟全球數字規則的最新進展，加強對相關法律法規的研究，為我國的數字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作者:劉晨哲 賓建成 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