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歷史遺址開發及保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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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邊陲，是人類文明重要的發祥地之一，具有豐富的人文歷史遺址資源。隨著市場化、城鎮化發展的快速推進，人文歷史遺址的合理開發與有效保護問題引起了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關注。但是，當前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與保護研究仍然存在研究對象過于集中、研究方法單一、研究視角不夠寬廣，缺乏實證支撐等突出問題。因此，立足于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應積極推進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研究創新。

關鍵詞: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研究

人文歷史遺址是中華民族文化得以傳承的物質載體，是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和科技發展的歷史見證，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保護人文歷史遺址對推進國家文化建設，提升中國文化影響力，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給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帶來了諸多挑戰。為了現實的物質和經濟利益，一些地方的人文歷史遺址遭到破壞，或者遭到過度開發。云南正處于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重視開發自然資源和現實發展資源的同時，大力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合理開發和有效保護人文歷史遺址，對于推動云南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一、人文歷史遺址的內涵及其價值

人文歷史遺址，顧名思義是指一定地域范圍內由相關的歷史文化遺產所構成的整體物質環境，是表現一個地區或城市形象與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它主要由古文化遺址、歷史建筑、歷史街區和革命歷史遺址等構成。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邊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具有豐富的人文歷史遺址資源。云南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聚居較多的地區，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豐富的文化。云南地區富有代表性的人文歷史遺址既是其文化獨特性的典型表現，也是其文化得以傳承的物質載體。古滇國遺址屬于典型的古文化遺址，大理古城、建水古城、麗江古城、會澤古城等屬于典型的歷史建筑，麗江束河古鎮、昆明市南屏街、建水老街等屬于典型的歷史街區，陸軍講武堂、紅軍長征遺址等屬于典型的革命歷史遺址。人文歷史遺址具有重要的價值，主要體現為具有不同屬性、不同特質的文化遺址在社會發展和社會生活實踐中能夠滿足人們不同的需要，這種需要滿足的程度和高低不僅取決于文化遺產本身的屬性和存在質態，還取決于人們的認知水平和科學研究的層次。一般意義上看，人文歷史遺址大多具有重要的經濟、文化、科研和育人價值。文化價值:人是一種文化性的存在，文化遺址作為特定歷史發展的產物，反映著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交互作用和相互關系，承載著特定時空背景下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價值觀和文化符號體系。文化遺址不僅是歷史的“殘片”和“影像”，體現出人們記憶的延續性，具有文化認同和文化識別的重要功能，同時也是地方認同和地方意識形態的典型反映。比如，反映云南高原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人文歷史遺址是云南獨有的，它把云南文化與其它地域性的文化區別開來，只要置身于云南就能很自然地感受到它的獨特性。經濟價值: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高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空前改善，文化生活的需求變得愈加強烈，特別是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心靈的歸宿和文化養分。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合理的保護和開發，可以把文化遺址打造成供人們學習、休閑、旅游的文化空間。當今世界，文化可以做成巨大的產業并帶來經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共識，越是發達的國家越是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和開發，特別是把歷史文化遺址打造成文化品牌的時候，它不僅能夠帶來有形的價值，還能帶來無形的價值。科研價值:歷史文化遺址作為文化的物質景觀，還具有重要的審美的、藝術的和科學的研究價值。文化遺址往往是特定時空內人們實踐創造和技術發明的結晶，體現了前人對自然、社會以及人類本身發展規律的認識。現代人可以從人文歷史遺址中獲取很多藝術創造、科技發明和科學研究的靈感和啟示。比如，云南麗江古城的先民們就非常懂得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積累了很多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寶貴經驗，在引入古城的不同河段對保護水質有不同的要求，分別用于洗菜、洗衣和沖馬桶。香格里拉藏族民居的建筑理念，在防火、避風、防潮等方面具有獨特的設計，這些都具有獨特的科研價值。育人價值:大量鮮活的歷史文化遺址，承載著特定時期、特定區域物質和精神文化印記，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元素，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合理的保護和開發，對普及文物知識，推動人文歷史遺址保護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反對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提升人們文化認同感、自豪感和歸屬感的有效途徑，具有較強的育人功能。

二、云南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研究現狀

近年來，隨著市場化、城鎮化發展的快速推進，人文歷史遺址的合理開發與有效保護問題引起了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關注。國家和地方先后出臺法律法規，提供資金支持，保護和修繕人文歷史遺址。一些學者也結合地方發展實際，對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和保護展開了積極的研究和探索。

(一)政府層面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和保護工作。為了加強對文物的保護，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促進科學研究工作，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國家早在1982年就制定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云南于1984年通過了云南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辦法。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省文物工作者共調查各種不可移動的文物單位5300多項。昆明、大理、麗江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騰沖、建水、巍山、威信被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歷史文化名城。經各地人民政府正式審定公布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44項。其中，國家級保護單位17項，省級保護單位102項，使我省具有一定歷史、藝術、科學研究價值的文物古跡得到了法律的保護。［1］同時，加大對文物的維修力度。“十五”期間，全省維修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7項，投入1300萬元;維修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77項，投入2．97億元;維修州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33項，投入1900萬元。［2］為了對國務院和省人民政府批準公布的具有重大歷史、科學、文化價值或者紀念意義的城市、鎮、村、街區進行有效保護，云南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云南省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名街保護條例》。具體到地方，各地依據歷史文化遺址的特點和保護現狀，制定了符合地方實際的保護條例。相關細則參見《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云南省麗江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條例》、《云南省麗江古城保護條例》、《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條例》、《會澤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實施細則(試行)》、《大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麗江古城傳統商業文化保護管理規劃》、《麗江古城旅游資源保護管理規劃》和《麗江古城傳統文化保護管理規劃》、《建水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會澤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總體規劃》和《會澤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控制性詳細規劃》等。

(二)學界層面

從國外看，目前對于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在國際上已取得共識，但在具體方法和措施上，由于各國文化背景不同，也存在不少差異，有一些還存在著爭議。像意大利、法國、英國以及丹麥、挪威、芬蘭等國家留給大家的基本印象就是城市歷史建筑和風格保存非常好，而正因為這些歷史建筑，使她們成為世界各地游客游覽觀光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許多國家80%的城市建筑被毀壞，但二戰以后，這些國家的城市規劃師們，在城市的恢復重建上，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條路，就是按照原來的圖紙進行修復性建設，把這些歷史性建筑恢復到二戰以前的風貌。后來，這批歷史建筑在塑造城市形象，傳承城市文化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成為了城市發展不可估量的寶貴資產，也成為許多國家和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資源。［3］國內，一些學者從宏觀角度探討云南歷史文化遺址的保護措施。相關研究，首先必須提及的是以邱宣充、張瑛華為代表的研究團隊，他們依據各級政府公布的文物保護單位，對云南各地的歷史文化遺址分門別類地作了科學簡述，為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地理學等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對城鄉建設、旅游、教育和對外文化交流等部門的工作，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4］以木基元、陳文敏為代表的學者以“歷史文化名城”為分析單位，從宏觀層面分析了人文歷史遺址的總體性特征、系統性開發與保護及其政策構建的具體措施。［5］大多數的研究成果則以“個案”的形式，把研究重心放在一個個具有豐富人文歷史遺址資源的“歷史文化名城”上，期望通過個案研究能夠演繹出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的一般性規律。以大理、麗江、昆明、建水四個城市的古城文化遺址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相關研究參見(蘇曉毅，2004)((曉敏，車震宇，2008)、(楊福泉，2007)、鄧蜀陽，2008)(和仕勇，2007)、(許嬋，2008)、(饒峻姝，饒峻妮，2010)、(安學斌，曹志杰，2010)等。少數學者則從更為微觀的視角，提出了人文歷史的保護和開發策略。唐黎洲等分析了新時期昆明歷史街區的保護策略。［6］安學斌、曹志杰從城鎮化發展的視角，對大理當前遺產保護地的現狀進行了梳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遺產保護地開發和保護的創新策略。［7］以上研究為我們進一步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云南人文歷史遺產開發與保護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

縱觀當前的研究成果，在探索云南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展方面積累了較為全面的理論和實證素材，有力地推動了云南人文歷史文化遺址的研究進程，使云南人文歷史遺址研究逐步豐富化和立體化。但是，以上研究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對象過于集中

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文化名城方面，難以體現人文歷史遺址研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這種研究忽略了同屬于歷史文化遺址范疇的其他歷史遺址的研究，諸如歷史街區、革命歷史遺址等。實踐層面，中國城市發展陷入“南方北方一個樣，大城小城一個樣，城里城外一個樣”的特色危機，在古城的修復、開發與保護，忽略了每個古城文化的特質和差異性，使得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開發措施出現重合或雷同現象。這與我們對城市文化的挖掘和傳承，地方文化歷史遺址研究不夠深入存在緊密聯系。

(二)研究方法過于單一

大多數研究均從某一領域和視角切入，基本上屬于“自說自話”，要么從靜態層面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登記和建檔，側重于人文歷史遺址的物質形態描述，要么從技術層面論證和探討遺址的修復、重建問題，不同的研究主體提出不同的建議和主張，缺乏多學科之間的相互整合和對話。實踐層面則表現為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無法實現城鄉規劃、社會建設、人文歷史遺址保護，城市文化構建的統籌協調和科學謀劃。

(三)研究內容不夠豐富

研究帶有較強的功利性色彩，很難結合城鎮化、市場化發展需求從多角度、多視角進行研究。官方側重于保護規劃的制定，但在具體實施規劃過程中往往出現開發過多，保護不足的現象;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針對具體人文歷史遺址保護措施的研究，強調人文歷史遺址物質形態的修復和重建，忽視人文歷史遺址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傳承。

(四)調查研究比較缺乏

云南雖然人文歷史遺址眾多，但系統的調查分析不夠，嚴重阻礙了人文歷史遺址的深入研究。一方面，能科學歸類并系統反映云南人文歷史遺址全貌的研究很少;另一方面，當我們對某一人文歷史遺址進行研究時，一些遺址卻只能查到一個記載或登記的基本情況，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不能準確反映人文歷史遺址保護和受損的動態情況。

四、努力推動云南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研究創新

(一)強化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的現狀調查

對人文歷史遺址遺存及保護現狀的清晰把握是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深入研究、保護與開發的前提和基礎。首先，要搭建一個人文歷史遺址分布的時空網狀體系。通過扎實的調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科學歸類，按照遺址形成的歷史時期及其現存的空間分布進行建檔、立卡。這個時空網狀體系要能清晰呈現文化歷史遺址的形成時期，并能在點、線、面三個層面反映出人文歷史遺址的空間分布:點的層面就是要對云南現存的各地歷史文化遺址以及被各級政府定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進行全面的調查和歸類，以便把握云南省人文歷史遺址的全貌;線的層面就是在點的基礎上，對具有典型歷史文化內涵，歷史文化遺址眾多的地段或區域進行歸類和整理;面的層面就是要呈現出已經融合了開發和保護為一體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地的概況和特點。其次，對人文歷史遺址的受損和保護現狀進行深入調查。通過精心收集和深入調查，對城鎮化背景下，云南歷史文化遺址的保護現狀進行分析，研究不同類型的歷史文化遺址遭到破壞的形式、程度，并有針對性的提出保護建議。最后，深入分析和論證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和保護價值。在現實國情條件下，經濟價值及教育意義成為古建復原和遺址重建的重要動機，要分析不同情況的歷史遺存，評價其意義與價值，確定保護的對象與原則，結合人文歷史遺址現狀調查，充分發掘和利用相關的歷史文化資源，進行資源再詮釋、環境再創造。

(二)尋求多學科研究方法和技術路徑支撐

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與保護研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多學科提供理論和技術支撐。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考證、分析以及挖掘其多元文化價值涉及到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針對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修復、重建等具體工作則需要自然科學提供現代技術支持，主要涉及到建筑學、物理學等相關學科。正如古希臘規劃家道撒迪亞斯(C．A．Dociadias)所說，“為了獲得一個平衡的人類世界，我們必須用一個系統的方法來處理所有問題，避免僅僅考慮某幾種特定元素或是某個特殊項目的片面觀點。”［8］因此，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與保護研究需要形成一個集聚各類專家和各方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組織或機構，以便在具體實踐中能夠充分發揮各方專家的特長，兼顧各方專家的意見，使人文歷史遺址開發和保護的具體措施更加科學合理。從實踐層面看，可以考慮常設，也可以通過整合文化宣傳、文物保護等相關部門的力量，以建立“智庫”的形式，在需要的時候由相應部門召集運行。

(三)進一步豐富人文歷史遺址的研究內容和視角

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與保護需要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城鄉發展規劃、文物保護等多方面統籌規劃。不同的社會需求就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和視角進行研究。從政府的視角看，主要體現在公共政策層面的研究上，研究如何為人文歷史遺址的開發和保護提供系統的、科學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從社會建設的視角看，應該側重研究人文歷史遺址開發和保護的社會整合機制。關注社區或遺址保護地如何組織和引導社會大眾對遺址保護的積極參與，以及如何科學定位政府與公眾在遺址保護中的角色和地位，以便為創新社會管理提供決策參考和經驗素材，為當前中國的社會建設提供“鮮活的實證范本”;從文化建設的視角看，人文歷史遺址的研究應該圍繞人文歷史遺址的核心文化、符號象征、歷史記憶和文化載體等要素，深入分析特定時期的人文歷史遺址所具有的文化地位和價值意義;就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修復和重建，更多地涉及到如何整合現代各種先進的科技手段和技術路徑，實現人文歷史遺址開發與保護的科學性，修復和新建中實現“修舊如舊，新建如舊”，確保人文歷史遺址的“原真性”。

(四)實現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有機結合

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想要完全以靜態的、孤立的方法保護歷史文化遺址是不現實的。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不是為了保護“過去”而保護，更是為了連接“現在”和“未來”而保護。因此，不僅僅需要對人文歷史遺址進行調查、考證，在此基礎上進行登記、定性、定級、維修、保藏、保管、防腐、防蛀、分類等層面的靜態研究。更要結合地方城鄉建設的現實需要，根據有無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現實經濟價值、觀賞價值、教育意義等，把保護和開發有機結合起來，激發特色人文歷史遺址活力，使人文歷史遺址的多元價值得到合理的開發和保護，讓人文歷史遺址所承載的文化元素和價值形式在新的時空背景下能夠得到延續和發展，確保人文歷史遺址在特定文化空間內分布有序，功能組織合理。同時，將原本相對分散和獨立的人文歷史遺址整合進入城鄉發展的動態規劃中來，使城鄉社會建設與人文歷史遺址保護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共贏共生。總之，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和開發是一項系統工程，人文歷史遺址的研究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的修復和重建層面，而且也體現在對其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傳承層面。對人文歷史遺址的研究需要整合各方力量，需要多學科提供方法論支撐。政府應該充分參考研究的最新成果，制定合理的保護和開發規劃，使人文歷史遺址的保護和開發呈現可持續發展態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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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波 單位:曲靖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