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文學人文歷史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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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西湖為中心的地域場景

敘寫茶文化的熱情令王旭烽90年代以后的創作有了明確的文化指令。從杭州西湖的實景出發，作家尋求著經典的永恒價值。以西湖為題材的文學創作可謂源遠流長，從古至今，西湖以湖光山色使人流連忘返。王旭烽認為，恰恰是這種印象，容易遮蔽人們的目光，使人較難穿越外在，進入真正豐富而深邃的本質?！拔骱菀鬃屓隋e覺成風花雪月，但它從來就和壯懷激烈共存，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雹荨稅矍槲骱肥艽死砟畹尿屖?，于真實場景中糅入虛幻，貫之以浪漫主義的情感，從中有對人性的種種哲學思考和文學探討，又完成了其敘事方式的蛻變，在抒情寫意中完善著對文體的實驗性建設。這部以十個系列中篇構成的長篇小說，以“桔瓣式”結構“完成既有多角度的個性，又有真、善、美的共性的西湖較為合適的文體選擇”⑥，它區別于《茶人三部曲》的主旋律風格，呈現出“后工業時代的寫法”?！稅矍槲骱肥桥c西湖的實際場景相連的，十個中篇對應歷史上西湖十處最有名的風景。作家不僅以景名入題，而且行文緊扣景域的特色。例如《斷橋殘雪》的開頭：“在一個早春的傍晚，我向斷橋走去。那時，黛色已侵入它石壘的肌膚，西湖稠濃墨綠，躺在它身下……”《平湖秋月》中有如此介紹：“從這里望出去，可以看見明月下的西子湖。湖上三島呈品字形，鑲嵌在黑寶石一般的湖面上。又見三潭印月，隱隱約約，在水一方。真是地上平湖，空中秋月……”其他如《雙峰插云》中的描述：“那時茫茫一片，雙峰若沉若浮，時隱時現，峰耶曰是云，云耶曰是峰，俄頃又突然鉆破云霧，在湛藍的天空中顯現出俊秀的身姿———這一切，正是無心人不能領略的意境吧”，等等，無不是西湖經典景致的最恰當解釋。它們以現實中西湖景觀的自然視覺印象，給小說文本營造了濃郁的詩意氛圍。但作家顯然不是給西湖十景寫導游詞，她要提煉出“感受”與“認識”的差別。

二、識：場景事象的文化意蘊

《茶人三部曲》之后，王旭烽出于對西湖的價值認識，從而萌生出一生用筆用文學藝術來構建一個杭州的想法。在作家眼里，“西湖，是一個有終極意義的存在”，這不僅僅是指自宋開始便形成的西湖自然景觀，而是每處景觀都與豐富的文化事象相聯系，從而構成了獨到的人文景觀，闡釋與認識這種文化，是深層次解讀西湖的開始。這部“西湖十景”小說，在文化內容上特別廣泛。比如《平湖秋月》中對浙派古琴的品讀，《曲院風荷》里對佛教文化的認識，《花港觀魚》中對中國觀賞魚歷史的敘述，《柳浪聞鶯》里對越劇和“王星記”扇子的介紹，等等，無不追溯著地域文化的悠久歷史。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沒有繼續《茶人三部曲》中“對峙”的構思理念，而是懷揣結構和內容“相融浸潤”的想法，嘗試著文本形式與地域的自然景致和人文內涵保持高度和諧的創作實踐。以《柳浪聞鶯》為例，作家將故事場景安排在南山路“柳浪聞鶯公園”一帶，涉及涌金門、聞鶯館、萬松嶺、中國美院、清波門、錢王祠等真實地段。由于在十處景點中，唯有此景是以聲顯色的，于是作家設置文化事象時安排了越劇。因為要表現戲劇，所以在文本結構上，作家采取了傳統戲劇的樣式。小說開頭就是戲劇開場白的寫法，有聲有色，有亮相，有畫外音。其他如《曲院風荷》中因荷生蓮，因蓮系佛，完成了從世俗花卉到宗教文化的認識；《雷峰夕照》中的“嵌套結構”所形成的曲折波瀾與故事傳奇性風格的一致性；《三潭印月》中博客式小說的網絡特色等，無不顯示出作家的先鋒實驗精神。它從文學的角度表現了自然和人文結合得天衣無縫的西湖，進而作家將以虛構的方式，對其作出“最別致又最富有情感的解讀”⑦。

三、悟：意蘊深處的哲理內涵

王旭烽寫小說，與其說是為了反映原生態的現實生活，毋寧說是以獨到的情感表達方式表現自己對生活的主觀感受。這種不刻意迎合讀者的寫作個性，使作家在對于西湖文化的挖掘與整理之中，除注意搜尋這片特定的土壤所孕育出來的特定的人文精神之外，更進一步探索西湖文化與西湖人文在命運遭遇和歷史變化之間的某種聯系。“西湖十景”的物理空間是優美雅致的，作家在此背景上，巧妙地于真實生活經驗與虛構的事物之間建立起聯系，在真實世界與太虛幻境之間形成敘事空間，從而以各呈其態的愛情為引，從歷史變遷、時尚變化的大視角，對傳統人文理想和人格精神的現實遭遇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例如《南屏晚鐘》以忠誠與背叛為主題，《蘇堤春曉》關注永恒與剎那的對應，《斷橋殘雪》討論了堅守與順應的關系，《平湖秋月》揭示了精雅與粗俗的矛盾，《雷峰夕照》則是心靈與歷史相對于虛構和真實的并存現象的比較。如此嚴肅、沉重甚至不乏慘痛的立意與“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西湖實景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作家在完全的真實和完全的虛構之間，上演著人性的多面與復雜，深掘出地域文化“蝕人心骨，斷人肝腸”的本質同構關系。由場景認識特定的文化事象，再經文化事象與小說人物結合生發對生活理念的思考。王旭烽完成了從文學的思考到思考的文學的追求，并且由于其作品的結構、敘事等文學形式體系的創新與發展，讓人在琢磨“形式”所擁有的形而上的意義之余，充分認識到作家的藝術穎悟對一種極富地域文化特征的小說文體在建設和完善過程中的重要性。同時我們從作家“有意味的形式”中，讀到了有普遍意義的形象與各種情狀下的人性表現，這是從典型的局限出發，尋找永恒與無限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