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經濟促進經濟增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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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鄉村經濟促進經濟增長的定性分析

中國經濟“失衡并增長”已經持續多年，尤其是鄉村經濟遠落后于城市經濟。以下的分析在于解答結構調整能否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支點。筆者的觀點是肯定的

（一）鄉村經濟城市經濟結構失衡狀態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經驗

一般地說最優經濟增長路徑應是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其結構也得到優化。按照這一假設，“失衡并增長”的模式顯然不是最佳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改革開放前10年的實踐來看，我國一直堅持增長優先的原則，其原因是基于計劃經濟時代長期的短缺。改革開放之初，結構失衡表現在：鄉村中的各行各業都落后于城市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城市經濟尤其是第二產業中的工業過速發展；農產品相對工業產品供應相對短缺；生產資料供應過剩，消費資料短缺；生產資料供給中初級產品、低附加值產品過剩，高附加值產品不足；資源配置過程中政府配置行為過剩，市場配置行為不足。人的積極性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得到巨大釋放。雖然經濟發展的質量與結構問題被忽視，但GDP卻實現了較高的增長率，達到10%。從改革開放的第二個10年來看是向市場經濟轉型的10年，由于前10年，高速增長背后的結構失衡不斷累積，環境、社會代價日益增加，可持續增長的根基被嚴重侵蝕。但這段時期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明顯增強，開放改革的前沿沿海地區經濟闊步前進，雖然遭遇90年代初的急剎車和末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經濟增長率仍達10%。第三個10年的結構問題是城鄉差距和東西部差距，但是這一時期我國的制造業和城市化及基礎設施的巨額投資和西部大開發及新農村建設帶動了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增長率仍達9%以上。不難看出這3個10年政府的調控政策都是調了結構帶動了增長。首個10年，主要鼓勵增加消費資料生產和基本建設；第二個10年主要進行企業現代化改造和城市化初期。第三個10年主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城市化建設和制造業的大幅度投資以及平衡東西部和城鄉差距，基本都是從結構調整開始最后實現GDP總量增長。就中國國情來看，沒有增長也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和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依賴于經濟的快速增長。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福利的全覆蓋、經濟發展活力、乃至世界影響力擴大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都是依賴于經濟的高速增長，這其中鄉村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關鍵是如何保持較高的增速。從以上我國改革以來三階段的經驗分析來看，經濟增長都是由于政府給予了某些地區以特殊政策或給予某些產業以特殊政策，首先刺激這些地區或產業的過度增長，再通過這些地區和產業的優先增長帶動周圍地區或相關產業的增長。這個經驗我們可以用以下過程概括：城鄉經濟供求均衡（低速增長）——政府打破平衡——資源的在鄉村和城市重新配置和集中——收入和利潤的增加——經濟增長（較高速度增長）。要說明的是，改革開放之初，鄉村嚴重落后與城市經濟我國的經濟結構是失衡的。雖然其基礎是計劃經濟，政府向家庭和企業放權讓利改革，但由于鄉村和城市經濟起點不同實際上是放大了這種結構失衡，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經濟和城市經濟的結構失衡。這里要注意兩個問題，其一，著力控制經濟和經濟結構失衡有可能帶來的風險。高度重視社會、資源和金融風險及房地產泡沫，做到防微杜漸，做到各方的和諧或基本平衡；其二，從執行角度，要切實保證經濟發展的正能量不斷增加，從頂層設計開始，大刀闊斧削減體制中負能量生成因素。

（二）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具有的現實性因素

現階段，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內在積極因素比較多，具體反映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鄉村城鎮化將繼續推動宏觀經濟增長。鄉村城鎮化和體制創新、技術進步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一步彰顯。以鄉村城鎮化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從25％提高到70％，用時近百年，而我國2007年城市化水平是44％，到2014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54.6%。雖然如此和發達國家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根據我國的經驗城市化每提高1%，經濟就增長3%，故此伴隨農村城市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必將對基礎設施行業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刺激作用，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推動力量。如城市、城鎮地下管網的改造和更新、城市垃圾處理的投資等都將成為新的增長點。所以中國經濟在一個較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仍是現實的和可能的。第二，鄉村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和完善。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大為改觀，城鄉市場趨于一統。鄉村市場主體進一步豐富和活躍，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新鮮活力。市場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它為人們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為企業提供了各種經濟資源自由組合的選擇權利。近30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市場經濟主體的這種自由選擇權力。因為改革開放后，由計劃經濟過度到市場經濟，市場主體地位得以確立，其創造財富的激情被釋放出來，遂產生了如此高的經濟增長率。第三，政府調控實力和對鄉村經濟發展的反哺。現階段我國政府擁有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在世界范圍內首屈一指。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大力發展農業，著力解決三農問題。政府對三農的支持反哺的財力與年俱增，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日益豐富和科學。30年來，我國政府成功地將糧油計劃供應轉變為市場化，防范和控制了多次出現的經濟和社會波動，成功的防范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2003年以來，政府又將總量調節和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及時把控調控的方向、時機和力度，保證了經濟快速增長。其二，政府政收入規模不斷攀上新臺階，使政府調控的物質基礎日益雄厚。其三，政府外匯儲備大幅增加。截至2013年末，政府外匯儲備已達3.82萬億美元，比上年增加5097億。進一步提高了抵御各種經濟波動的能力。我國的經濟實力的提升，離不開鄉村經濟的支持，新中國成立之后的60幾年來，鄉村經濟通過剪刀差為我國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資金，這是無可置疑的。政府發展西部，發展三農的政策將是長期的，資金也將是充裕的。

二、政府今后結構調控取向及國際比較

（一）政府的調控取向

1.科學地確定各地鄉村經濟區的發展定位[5]。我國的空間經濟布局應該是東北經濟區、華北經濟區、西北經濟區、中原經濟區、華東經濟區、華南經濟區和西南經濟區。每個經濟區鄉村經濟都應都設立相應的經濟特區——模范鄉村經濟區。每個特區之間實行差異化的政策即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又可以發揮當地優勢，在全國看來還是合理分工。各地要根據鄉村資源和環境的負荷、開發開放情況及發展態勢，把握鄉村經濟區域比較優勢，進行合理的功能定位，選擇非模式化的發展道路。

2.合理鄉村經濟產業宏觀布局和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其一，保護制造業，中低高端制造業合理布局，切不可隨意將中低端制造業擠到鄉村，防止鄉村經濟走我國城市經濟發展——治理的老路。鄉村經濟產業向低耗、無污染、技術密集度高的方向推進。其二，繼續支持和發展鄉村經濟中的農業。農業生產的基礎還相當脆弱，我國每年都要進口大量農產品。無容置疑，今后隨著時代的進步，將有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業生產必將進入以農戶加企業、家庭農場、現代化的農業股份制企業為龍頭的生產模式階段，農產品生產、加工、物流業將吸收相當數量的從業人員進入。其三，優化第三產業和其他產業結構。我國第三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0%，和高收入國家的50%相比，三次產業結構還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尤其在鄉村，第三產業發展的空間更廣闊。

3.加快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引進新能源技術。目前我國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交通、通訊能源供應水源供應、環境治理等基礎設施非常落后，跟不上鄉村經濟和社會發脹的要求。所以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從頭開始，基礎設施的支撐體系要與鄉村人口、產業的空間格局相適應，不能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藍本直接復制到鄉村。鄉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4.鄉村經濟區域發展方面的創新。協同和聯合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創造鄉村經濟區域發展的自動更新機制；實現鄉村區域互補互惠，共同發展；以縣域經濟發展為主線，實現城鄉市場的進一步融合。以連片開發，整村推進為模式建設新農村。創設系統的鄉村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

5.鄉村經濟與社會結構層面調控取向。經濟層面，既要防止過快的增長，又要防止過低的經濟增長的極端現象。在社會層面，繼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不遠的將來實現鄉村和城市不同階層國民社會保障的統一，縮小收入的兩極分化。加大環保力度，城市不得將鄉村作為垃圾場。

6.繼續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應該才正式開始，看看鄉村混亂的村鎮布局、破舊的民宅、泥濘的道路，新農村的建設與開發這應該成為經濟增長點。

7.鼓勵鄉村企業生產技術升級換代和科技創新。

（二）促進經濟增長手段的國際比較

1.以發展科技作為經濟增長的手段。歐美發達國家人均GDP破5000美元之后，政府先后制定和完善了科技產業政策。在人均GDP收入突破10000美元高收入后又形成了完整的產學研體系，建立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以美國為例，20世紀80年代先后頒布旨在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貝赫-多爾法案》、加快產學研結合的《史蒂文森-懷德勒法案》。日本則高度重視技術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倡導“技術立國”的口號。亞洲四小龍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后也開始注重自主研發，開始走上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并重的發展道路。

2.注重鄉村經濟和城市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的階段而變化的。從20世紀50年代起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后，又不斷調整三次產業內部的結構，以金融、市場中介服務、房地產等為支柱，以專利、版權、商標和設計等為內核的創意產業，快速發展起來。在第逐步取代了傳統產業。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歷程證明了本人的論點。

3.注重經濟體制進一步深化改革。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的危機迫使資本主義國家接受了政府干預的理念。美國羅斯福新政的推行，標志著他們開始推行凱恩斯主義，加強政府干預，致經濟得以快速恢復和發展。人均GDP從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著手，健全和完善調控體系。以美國為例，又對羅斯福新政后的市場經濟進行了改革；英國則又進行新一輪私有化運動，同時對國家的福利制度改革；法德兩國則建立健全自己的政府調控體系；日本政府是為了創造穩定的經濟環境，重構財政和金融制度。亞洲“四小龍”始終在計劃和市場之間搖擺，在50-70年代開始學習社會主義的優點建立國營企業和編制經濟計劃；80年代后政府又開始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制度，減少政府干預，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以及搞國營企業私有化和放開貿易管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之是利用結構調整手段促進經濟的增長。

4.注重拓展鄉村發展空間。鄉村發展空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又是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以后發達國家普遍采取的重要舉措，包括法國、英國、日本及新加坡和韓國等。這些國家的特點是國土面積狹小，發展空間有限。我國則不同，廣闊的鄉村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舞臺。鄉村的綠色、環保開發區建設，以及鄉村城市化、小城鎮化和現代鄉村別墅的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將吸引居民從城市向鄉村轉移，也將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中國政府是強力政府，始終把鄉村經濟和促進經濟增長與發展放在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地位。政府推動經濟增長將是始終的。從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我國政府的政策踐行了這個宗旨，保持了經濟的增長。不論產業結構失衡與否，政府均可采用鼓勵刺激個別產業進步的政策，從而產生產業的極化效應，促進經濟的增長。可以得出結論：鄉村經濟和城市供求均衡（低速增長）——政府打破平衡——資源在鄉村和城市重新配置和集中——鄉村產業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較高速度增長）邏輯下經濟增長不會有時間下限。

作者：田建中 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