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政策論文：前蘇聯文學政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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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娜麗、李璇 單位：西南石油大學
前蘇聯解體是有諸多原因的，這里暫不提歷史因素、民族矛盾以及斯大林模式弊端長期積累的影響，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蘇共文學政策的失誤以及因此帶來的對前蘇聯文學的錯誤指導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不恰當的甚至錯誤的文藝指導思想在意識形態上所引起的前蘇聯國內的思想混亂、政治情緒波動以及社會政治秩序混亂是前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之一。具體來說，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來看前蘇聯在文學政策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過分突出文學的政治功能，削弱了前蘇聯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
審美教育是借由培養受教育者的審美能力，陶冶其情感，激發其對美的事物的追求和向往，從而達到在潛移默化中凈化其思想、提高其道德水平的目的。審美功能是文學作品最根本的社會功能所在，所以以此為契合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借由文學作品來實現對受教育者的思想和道德教育。審美教育對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有效手段，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枯燥說教變為生動趣味的文學賞析，受教育者在體驗作品中的自然美、生活美和藝術美的同時，他們的審美品位得以提高，積極向上、熱愛生活、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得以培養，從而理想人格得以塑造。
進行審美教育的前提是具有審美藝術性的文學作品的存在，而前蘇聯文學的許多作品是缺乏這一特性的。前蘇聯時期，文學的發展方向完全受控于政治權力之下，不斷出臺的文學政策對寫作事業進行了非常細致的指導和規定。前蘇聯文學的發展受到政治思想的影響之大，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前蘇聯文學的典型特征就是必須具有某種政治功利性，它必須為統治階級所倡導的事業服務，必須符合蘇共黨性的強制性規范。“強調文學作品必須用正確的思想教育人民完全是題中之議，應該如是的。但是不能狹隘地、機械地、簡單化地來理解和處理這個問題，更不能急功近利，把藝術作品變成空洞的說教”。［2］恩格斯曾就文學作品的傾向性說過一段話，他明確指出：“我決不反對傾向詩本身。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可是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3］蘇共的領導和政府及其政府所屬部門通常是先提出文學的發展方向，然后再通過不斷出臺的文學政策以及決議規定文學的創作方法，并通過必要的行政措施使之正常化、規范化。“蘇聯文壇的特點是從頭一天到最后一天，而這七十年的文學斗爭史，實質上是一部政治斗爭史”。［4］
前蘇聯文學領域的創作自由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文學作品變為按照蘇共的意識形態標準進行的加工訂貨產品。在這種文學政策的指導下，前蘇聯得以發表的文學作品都必須體現蘇共的官方意志，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性，文學作品里充滿了高度意識形態化乃至政治政策化的內容。前蘇聯作協成立后，文學創作受到了統一的領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文學作品唯一的創作和評判方法，其他的創作方法均粗暴地遭到排斥。前蘇聯作協的章程要求作家們的作品要真實地、歷史具體地描寫現實，要完成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無視藝術創作自身的規律對作家在創作中所使用的方法進行強制性的規定，毋庸置疑，會使作家創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進而會嚴重影響作品的藝術效果，使作品喪失審美趣味，根本談不上發揮審美教育的功能。作家們即使運用再多的寫作技巧，編寫的故事情節再曲折生動，由于缺少了對個人本真精神世界的描寫，缺少真正的心靈之聲，都根本無法吸引和打動讀者。如卡達耶夫的《時代呀，前進！》、莎吉娘的《中央水電站》、革拉特柯夫的《動力》以及潘菲洛夫的《磨刀石集體農莊》等一些以社會主義建設和農業集體化為題材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前蘇聯文學因為注重政治教化功能而失去了審美意味，文學作品變為乏味的政治宣傳材料，使人們失去閱讀的興趣。
片面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削弱了前蘇聯文學的思想教育功能
思想教育功能主要是指文學作品對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作用，這是文學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方面。優秀的、偉大的文學作品能夠提高人們的思想境界和認識水平。盡管文學作品中不會直接描述人類生活世界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但這些往往能夠通過作者的感性描述，透過作者哲理性的思考體現出來，從而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馬克思曾說：“現代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5］其次，作家對人類自身生存狀態的認識和反思往往會體現其作品中，這對于人們正確人生觀的樹立必將產生重要影響。優秀的、思想內涵深厚的文學作品能幫助我們正確認識和理解人生。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人生境界、人生態度、人生道路的選擇。再次，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價值導向，對人們價值觀的樹立也會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價值觀是人生觀的重要內容，人生價值包括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兩個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是人生價值的主要方面，這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所應涵納或體現的重要內容。
而在前蘇聯時期，文學的思想教育功能則被大大削弱。斯大林執政時期，前蘇聯國內對斯大林個人及其理論的崇拜盛行，斯大林理論成為是非的評價標準，斯大林打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號，在前蘇聯國內各領域實行專制統治。這使得文學領域的發展在政治權力的過分干預下呈現出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狀態。斯大林執政時期，在20世紀30年動了“大清洗”運動。所謂“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在前蘇聯的整個思想文化的廣大領域中所進行的大范圍的規模空前的大批判運動，其間有許多思想文化界人士遭到被捕甚至被迫害致死。斯大林強調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里“進行戰士般的意識形態斗爭”。“‘大清洗’的結果，是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管理的行政化的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形成了以中央集權為特征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管理制度……禁止科學問題的自由討論，整個思想界只能對領袖人物的思想和一言論作注解工作，導致整個社會思想和社會發展的停滯”。［6］前蘇聯的文學政策受“左”傾的教條主義傾向的引導，對作家實行恐怖統治，批判、壓制甚至清洗已成為家常便飯。作家們在進行創作時不敢觸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不敢講真話，也失去了進行藝術探索的勇氣，而是一味地去歌功頌德。一時間，“無沖突論”開始盛行。“所謂的‘無沖突論’，指的是文學創作中的一種忽視現實中的矛盾和沖突、一味歌功頌德和粉飾太平的傾向”。［7］49僵化地、教條式地用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來對人們進行思想教育根本不能取得實際的效果，并不能提升人們的思想境界。“蘇聯長期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思想文化斗爭……在文化藝術、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的大批判、大斗爭，使人們不敢講真話，說實話。否則，各種批判和打擊會接踵而來”。［8］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領導人對思想文化領域的發展形勢進行嚴密監控，對文化理論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不是積極的鼓勵和引導，而是刻板的發號施令。不僅如此，而且會嚴厲批判甚至懲處那些被認為思想不純或者向資本主義靠攏的人，輕則將其清除出科研和教學隊伍，重則禁止其發表作品甚至將其流放至海外。因此，作家們的文學作品只能做一些表面的宣揚或贊美工作，沒有對現實世界的哲理性思考和批判，讀者也無法從中受到教育或啟迪。
偏離馬克思主義方向，削弱了前蘇聯文學的政治教育功能
政治教育功能是文學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的主要方面，執政者的政治思想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質和方向。具體來說，文學作品的政治教育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發揮政治社會化的作用，引導人們認同某一政治觀點和政治方向，培養人們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使其樹立與執政者一致的政治立場，從而鞏固執政基礎并維護社會的穩定發展。二是影響人們對國家、階級、社會制度等重大政治問題的認知和態度。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能夠預示或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能使人們從中感知并認識到某種具體的社會政治環境下政治局勢的發展方向。三是調節人們的政治情緒，發揮穩定社會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暗含有美好政治理想的文學作品能夠提高人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并增強社會的凝聚力，使全社會的力量都能夠向相同的方向聚集，從而避免劇烈社會沖突的產生。
然而，前蘇聯的文學作品因為領導人放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失去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而無法發揮以上三方面的功能。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共企圖改變前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開始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這在思想文化領域引起了非常大的思想混亂，作家開始不知道什么是值得信仰并追隨的。很多作家開始接受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和蘇共已成為“全民國家”和“全民黨”，開始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企圖宣揚抽象的人性論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二十二大后，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被正式宣布為蘇聯文學的‘思想旗幟’……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必然會引起文學觀念的根本變化，必然會改變蘇聯文學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7］50戈爾巴喬夫比赫魯曉夫走的更遠，直接提出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口號，開始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徹底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要求“堅決放棄意識形態的壟斷主義”，宣揚抽象的人性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戈爾巴喬夫的這些失去社會主義原則，分不清是非的言論曾經使不少人受到迷惑，當時在前蘇聯國引內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人們的政治信仰也開始搖擺不定，蘇共在人們心目中的威信開始下降，人們對社會形勢的發展方向變得茫然和不知所措。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強調作家要勇于揭露和批判現實社會中的陰暗面，一時間，文學創作領域里批判浪潮興起。作家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創作出許多帶有很強的暴露性的作品，這當中不僅包括政論文，甚至還有小說、詩歌和劇本，其中的許多作品還帶有鮮明的反共和反社會主義傾向。“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根本問題在于以抽象人性論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取代馬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為蘇聯的解體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種下了禍根，同時也使得文學政策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把文學引上了邪路”。［7］56最終，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失控，這導致了前蘇聯人民政治情緒的波動和國內政治局勢的動蕩，并對前蘇聯解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文學作品成為變相的宣傳品，削弱了前蘇聯文學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
文學在心理素質教育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心理健康是全面評價一個人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標，以往人們對它的重視不夠，但不管受不受重視，不管是在遙遠的前蘇聯時期還是當今社會，它對人們精神面貌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實施心理教育，就是對受教育者進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指導，使受之形成良好的個性、健全的人格。文學作品有一定的幫助人們保持并且重新獲得健康心理狀態的作用。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學能起到積極作用的一個方面。
一方面，閱讀文學作品，能夠引導人們對苦難、不幸、挫折等問題的理解和思考，從而有助于解決人們的心理問題，避免可能出現的心理障礙，使之保持健康的情感和樂觀的心態；另一方面，通過創作或閱讀文學作品，人們能夠宣泄心中的苦悶與不滿，獲得精神上的安慰與鼓勵，得到一定的心理補償。恩格斯說：“民間故事書的使命是使農民在繁重的勞動之余，傍晚疲憊地回到家里時消遣解悶，振奮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卻勞累，把他那塊貧瘠的田地變成芳香馥郁的花園；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憐的徒工的簡陋閣樓變換成詩的世界和金碧輝煌的宮殿，把他那身體粗壯的情人變成體態優美的公主。”［9］因此，文學作為一種消遣娛樂的方式，對于減輕現實世界中的痛苦與單調，對于增加人們對生活的熱情與信心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然而，在文學政策干預下的前蘇聯文學，有許多作品讀來都讓人覺得是在進行僵化的、教條化的政治說教，根本不能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蘇共的領導人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時，不能夠將這些理論與時俱進，將其與前蘇聯社會的發展實際結合起來加以運用。在指導文學發展時，根本沒有認真地去發現、研究并解決前蘇聯文學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而是一味地以行政命令去壓制，習慣于采用作決議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處理問題而不講求實效，從而表現出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傾向。“斯大林模式下蘇聯的社會政治生活處于極端不正常的狀態。就文學領域來講，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旗幟下生成的中心文學差不多都是一色的‘訂貨’產品。政治與文學的同構在蘇聯達到了空前的統一”。［10］“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共表面上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實際上卻是將其束之高閣、不聞不問。理論上鮮見創新和突破，多數情況下只是把黨的一些決議或者是某些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簡單化的解釋和論斷作為判斷是非的惟一標準和根據”。［11］前蘇聯文學政策的制定者沒能夠認識到文學的特點并尊重文學的創作規律，他們也不重視文學藝術中的多樣化要求，而只是刻板地要求變為“為了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這種在政治高壓下產生出來的教條化的作品，能否發揮心理健康的教育作用，自然無需多言。
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對前蘇聯文學政策上的失誤進行分析與思考，不僅對于我們當下制定自己的文學政策，發展和諧的社會主義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而且對于充分發揮文學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功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途徑，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進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針對性、感染力和實效性，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