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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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關 鍵 詞：語文；學科性質；育人功能

作者簡介：劉巧利，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語文作為母語教育，奠基著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和核心價值觀，具有育情、明理、達意的整體育人功能，在國民教育體系中一直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在實踐應用中，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育人功能。理解語文，理解語文的性質、理解語文應有的功能，是發揮語文育人功能的重要前提。

一、語文課程所蘊含的獨特育人功能

在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中語文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是國家的教育政策賦予語文的課時所代表的地位，還是基于語文本身性質、語文教材教學熱烈的學術及非學術討論，都彰顯了語文有著無可替代的育人功能。那么，語文學科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樣獨特的功能？它為什么會有如此獨特的功能？這些是我們理解、發揮語文獨特育人功能的前提。

1.奠基著人的基本思維方式

語文內涵豐富。自現代以來，學界關于語文學科性質的爭論就一直在持續，較為有影響的論點就有工具性、人文性、思想性、實踐性、應用性、兼容性……這些論爭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語文極其豐富的內涵，它的確在發揮著工具性、應用的同時，又有很強的思想性、人文性。那么，這些豐富內涵背后的更本質性的東西是什么？換句話說，究竟是什么使得語文具有這樣豐富的內涵？語文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最核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我們會發現，因為它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緊密相連，它最核心的功能培育人的基本思維方式。現代語言學的研究表明，語言和思維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重要標志。恰如于漪老師所指出的，“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地質層，積淀著中華文化的精粹。”[1]語言和思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學習一種語言就是學習一種思維方式，學習一種世界觀。從源頭上講語言文字是特定文明特定思維方式的結晶。“語言和思想、情感是同時發生的，它不僅僅是載體，實則上它就是意識、思維、心靈、人格的組成部分。教學生語言，也就是同時在用人類的精神文明，用中華文化的乳汁哺育他們成長，提高他們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2]語文教育因其語言性和言語性特征成為兒童發展不可替代的力量。如果說數學培育的是現代邏輯思維，語文則傳承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精髓、傳承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整體思維方式，培育著中華民族認同的根基。

2.蘊藉著德性內涵和豐富的價值內容

語文蘊藉著德性內涵和豐富的價值內容，價值觀教育是語文教育的原有之義。語文學科具有人文性特點，具有“成人”的價值和意義。語文教材經嚴格的篩選、審定，蘊藉著德性內涵，具有強烈的價值取向，蘊含著主流文化價值。語文教科書在學校教育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無論是我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是如此。在許多學校尤其是教學教育資源不那么豐富的農村學校，教科書提供的教學資源要超過90%。也正因為如此，語文教材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最具效力的載體，也是主流價值觀培育的基本途徑。我們知道，實現個體發展、個人的社會化及個人族群文化的認同選擇，核心基礎仍是共同價值觀。我國古代講求“文以載道”，優秀的詩文作品無不滲透著家國情懷；教材所選的我國近現代以來的以及國外的作品，也都體現出了正面的價值追求。

3.具有以育情為基礎的整體育人功能

語文課具有育情的功能。好的語文課讓學生的情感得到豐富充盈，或者滿心歡喜，或者憂愁心傷，或者激情滿懷，或者義憤填膺……在不知不覺中，情感與認知，得到了升華，甚至體現在行動之中。李澤厚先生認為中華文化是情本體文化，語文課本所選擇的詩經、左傳、史記、唐詩、宋詞、經史子集等往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重要的載體。這些內容滋養著孩子的情感。情感教育在兒童的發展中至關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本質正是其情感的質量及其表達。我們確信一個人的某種價值認同、遵循，乃至于形成人格，雖然需要以一定的認知為條件，但根本上是一個人情感變化、發展，包括內在情感品質與外在情感能力提升和增長的過程”。[3]

語文課，因其本身獨特的育情、明理、達意的功能，使學生們能夠在提高語文素養的同時，得以在中華及人類優秀文化滋養下知情意行得到發展。與專門的德育課程相比，語文課的育人，在發生機制上因其潤物細無聲而更具有彌漫性，在功能類型上因其豐富性更具有全面性，給人以真善美的奠基，形成著人的“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語文課具有著我國傳統意義上的教化功能，它更具有學生的主體性，并非是外界要改造“我”，而是我在人類優秀文化之中，“感動了”“感悟了”，感受到了真善美，厭惡著假惡丑。

二、語文育人功能發揮所面臨的困境

語文教育的育人功能發揮一直面臨著不可回避的問題：學生的語文素養不高，教師的教法過死，學界對語文學科的性質爭論向來激烈，社會對語文教材、教法的爭論一直就沒有停止過，什么能夠進入語文教材，語文究竟應該怎么教，語文為什么總是牽動人心？這里固然有著課標、教材、教法、教師等方面各不相同的原因，但筆者認為語文教育所面臨的三大困境，是制約語文育人功能發揮的重要原因。

困境之一是定位不清，負擔過重。語文的學科性質長久以來就有爭論，各方也賦予了語文過重的負擔：人文主義者強調其人文性，實用主義者強調其工具性，各不相同。這一困境是有著明顯的歷史緣由的，它是語文由傳統的一統地位到現代分科教學轉變的必然結果。中國古代的教育主要就是“語文教育”，知識沒有分化，從蒙學到“大學”也是一脈相承的，工具性與人文性是有機地統一的，幾乎所有的知識都是由它來完成的。自現代學校興起，廢除讀經，代之語文，語文便處在了眾多力量的沖突之中。早在五四前后的中學中，“教員之中，被學生反對最烈，趕走最多的，便是國文教師。往往有一校之中，四五個國文教師全被學生趕走的。”正如王富仁教授所指出的那樣，現代語文教育面臨著由“大語文”向“小語文”的轉變。[4]語文教材任何一種微小變化，都牽動著各方敏感的神經。語文課程所承擔的多重功能，我國各地在文化傳統資源上的差異，使得教材的選編異常難以令人滿意。語文教材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之間的不平衡，也使得語文育人功能發揮大受詬病，有研究者認為百年語文教育的最大教訓是把人文學科蛻變為工具學科，把育人功能單一化為語言技能訓練，把兒童發展目標畸形化為政治社會化。語文作為母語教育所具有的思維培養、精神涵養功能難以發揮。

困境之二是語文教師總體水平不高，難以充分發揮語文的作用。我國基礎教育階段約有200萬語文教師，能夠充分發揮語文的教育作用、學生們喜歡的教師是多少呢？有人估算是10萬人，這肯定不確切，但就社會對語文課堂的批評來看，高水平的語文老師恐怕是少數。這不僅和我國語文教師的培養、培訓機制有關系，也和困境之一的學科性質不清、考試評價機制大有關系。這些綜合地導致許多教師對語文本身的性質、功能不能形成自己清晰的認識，不能夠將語文專業知識、素養和教育學的理念有機結合，形成適宜、恰當的教學思想、教學設計，更不能夠形成良好的教學風格。導致語文教學“少慢差費”，不能發揮語文的整體育人功能。

困境之三是語文教學難以體現語文的應有之義。多年來在很多學校形成了僵化的教學模式，幾千萬中小學生的語文課堂往往是：釋詞――分段――概括段落大意――歸納中心思想――總結寫作特點。幾十年間，我們許多人都是經歷這樣的語文教育的。隨著新課改的推進，有些教學模式中好的東西也丟掉了，而三維課程目標在熱鬧的課堂表面下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施。語文所本來具有的人文育人、情感育人、整體育人的特點淹沒于各種異化的教學之中。

三、如何發揮語文獨特的育人功能？

既然語文因其獨特的學科資源而有著獨特的育人功能，那么，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語文的育人功能呢？筆者認為，教材、教師、教法三個方面最為重要。

1.以教材為抓手：體現優秀文化和兒童生活

好的語文教材，是語文育人功能得以發揮的基礎，是其源頭之水，具有其他讀物無法比擬的重要性。然而，從百年語文教科書的發展歷程看，語文教科書的質量，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加之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各地文化都不同，如何把普遍的人類優秀文化和當地的特色文化結合起來一直都在探索之中；在教育思想上，恰如葉瀾教授所說，作為學校根本價值的“育人”問題，作為發展成長的主體――學生的需要問題，從學科的設置之始到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編寫為止，都沒有真正進入作為設置者和編制者的心中。明晰語文學科的性質、完善語文教材的編寫，把優秀文化的核心要素與兒童發展的規律結合起來，針對當下的問題，在保有以往注重價值觀等傳統優點外，關照學生生活需要、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生命歷程相聯結，尤為重要。

2.以教師為主導：發揮其育人的關鍵作用

在中小學階段，教師具有著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一個孩子喜歡一門課，往往是因為任課老師，一個孩子討厭一門課，也往往是因為該任課老師。語文獨特的育人功能能否發揮，教師起著關鍵作用。語文教師對語文學科、語文教學的功能、使命、價值能不能有自覺的認識，并體現在教學設計、教學實際過程之中，是語文能不能實現其獨特育人功能的重要因素。

語文是文化的重要載體，這一性質也給語文教師帶來了深層次的挑戰。在當今的知識經濟社會，了解孩子所處的文化，語文教師必須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成為終身學習的典范。一位擁有文學博士學位的朋友曾經很沮喪地告訴我：中職的語文課簡直是沒法兒上了！學生們和她聊“海明威”，她特高興地講了一番，沒想到這些學生大笑，說他們談的是選秀節目的亞軍“海鳴威”。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信息網絡技術突飛猛進，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學生成長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青少年學生思想意識更加自主，價值追求更加多樣，個性特點更加鮮明。學生的文字性信息、知識主要來源于教科書的時代已然一去不復返了。每一次時代的變化，語文教師面臨的挑戰都是最多的。語文教師發揮領導者的作用，是發揮語文育人功能的重要保障。

第2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新課程 高中語文 教學 德育功能 對策

所謂的德育就是思想品德教育，高中階段的德育是學生成長成熟的一個必經階段，是學生樹立正確價值觀念、道德情操的關鍵時期，對其日后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新課程標準將德育放在首位，并將其作為中學階段教學的主要內容。語文教學以知識教育為主，而語文知識蘊含著深厚的人文因素、道德精神，對德育有很大的幫助，為此，需要充分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本人結合自身的經驗，闡述發揮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意義，并提出對策。

一、發揮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意義

為了對語文教學德育功能進行研究，需要明確發揮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意義，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如下幾點：

1.促進德育工作開展

高中是德育開展最為緊要的階段，面臨高考以及未來的學業、職業發展，學生需要樹立遠大理想，培養良好習慣，養成堅定的意志品質，勇于開拓進取，保持樂觀向上的精神。而語文教學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名家作品、時代散文、詩詞歌賦等都凝聚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而這也是德育開展的重要感性資料，從這個角度來看，以語文教材為藍本，全方位、多角度發揮語文德育功能，是切實提高德育工作水平，促進德育工作開展的客觀需要。

2.完善德育手段

立志成才、明禮誠信、愛國守法、尊老愛幼等基本道德準則，是高中德育的重要內容，但是在實際的德育工作中，理論教育為主，致使教育抽象化、工具化，難以切實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而語文學科具有感性化的特點，富有思辨色彩，通過語文的學習，能夠完善德育手段，提升德育實際效果。

3.肩負語文教學使命

語文教學并非只是簡單的學科學習，中華民族文化太多的“密碼”蘊含其中，不但傳授知識，還傳承文化。語文教學既是一個鍛煉學生能力、豐富學生知識的過程，也是一個育人的過程。在應試教育和升學高考的嚴峻背景下，語文教學功利化色彩較為濃重，知識和技能教學目標成為主要目標，而在情感教育、價值培養等方面并不是十分到位。為此，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是語文教學應該肩負的重要使命，是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培養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客觀要求。

二、新課程發揮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對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對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發揮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需要提出發揮德育功能的對策。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巧妙融入愛國主義教育

學校德育的重要內容就是愛國主義教育，教師要充分利用語文課堂教學，積極傳遞正能量，讓學生心中愛國的種子滋長發芽。在正式學習文本之前，教師要善用作者簡介這個環節，融入愛國主義教育元素，諸如在教授《祝福》正文之前，教師就可以把魯迅棄醫從文之路對學生進行簡短的介紹，并將其以文學解放民眾的愛國之情與學生們分享，從而激發學生們的愛國之情。語文教材中有諸多描繪大好河山的寫景抒情片段，這些文字描繪了山川的秀美，反復誦讀這樣的文章，能夠陶冶學生的心性，凈化學生的心靈，使其滿懷自豪感。語文教材中涉及到諸多的中華文明，不但包括藝術、繪畫、建筑，還包括雕刻、印刷等，我國對人類文明做出的貢獻可圈可點，文明史十分耀眼，教師可以設置問答、討論、分享等環節，使學生加強對祖國燦爛文明的了解，這樣也可以使其心生驕傲。

2.靈活滲透思想品德教育

德育內容在很大程度和語文教學的內容重合，兩者都建立在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基礎之上，只不過語文教材包羅更廣，著重于文章的審美、知識的傳授，而德育則將思想品德教育、價值教育、習慣培養等作為重點。語文教材內容豐富，教師要善于挖掘教材的思想教育因素，對學生進行深刻的思想品德教育。具體來說，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其一，善用富于感情的語言，語文教學帶有很強的感性色彩，為了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教師要用有感情的語言教學，在傳遞知識的同時，將感情傳遞給學生，讓學生對教學中講述的情感能夠感同身受，激發其學習語文的熱情，這樣不但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強其對思想道德品質的理解。諸如在講授《紀念劉和珍君》的時候，教師就可以以飽滿的感情，將主人公的優秀品質立體展現在學生面前，使學生加深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其二，善用言傳身教，教師是學生學習的榜樣，對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養成有著直接影響。新課程下，教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師生之間應該互相尊重。教師課堂教學態度要和藹，采用鼓勵型教學策略，多對學生加以表揚，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批評，呵護學生的自尊心；在課堂上要考慮學生的學習需要，關注學生的學習情緒，及時調整自身的教學策略；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尊重學生的人格、思想，多以道理辨是非，而不是單純的懲罰。只有通過言傳身教，才能讓學生學會尊重人、尊重自己，學會接人待物，與人相處，學生的思想品質才得以鞏固提高。其三，嚴格約束自身行為，教師要善于規范自己的行為，正所謂其身不正，其令不行。教師在課堂上弘揚的思想道德精神，自己要親身實踐，諸如孝敬父母、樹立遠大理想等，只有通過身體力行，才能提升對學生的培養效果。

3.合理選用道德教育方法

思想道德教育，在語文教學中有著廣泛的接合面，要取得預期效果，還需要選擇合理的教育方法。具體來說，要采取如下方法：其一，情感共鳴法。情感是沒有界限的，人的情感是相互感染的，情景體驗、情感分享等都會促進學生對思想道德品質的理解。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把握文章的主旨感情，并以學生可以接受的方式傳遞給學生，激起學生情感共鳴，使學生深入文章描述的情境，加深對價值、情懷、思想的理解，從而達到育人目的。其二，委婉突破法。思想認識、政治立場等問題，在語文教學中勢必會涉及，如果平鋪直敘地從政治角度、思想角度解讀文章，不但喪失了語文教學的藝術性和美感，還會讓學生產生抵觸情緒，為了讓學生心悅誠服，教師要善于抓住突破口，加強對文章深層的挖掘，尋找和思想教育內容聯系的點，以此深入，切不可全面大論政治、思想，應該不露痕跡、不著聲色，如此才能將思想教育滲透其中。其三，組合教學法。語文教學的形式多樣，為了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教師可以采取多種教學形式，諸如口頭作文、演講比賽、課外閱讀等，通過活潑的氣氛，能夠使學生加深對思想道德品質的領悟。教師要善于從語言表達入手，將作品的思想內涵挖掘出來，解讀深層次內涵，并對其加以精彩、到位的點評，逐層深入、步步為營，如此才能更好地將思想道德教育與語文教學融合，使學生從中受到啟迪。

4.著力提升教師德育素質

要教會學生如何為人處世、求真求善，教師就需要具備過硬的道德素質、業務素質。為此，應該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制定完善的績效管理制度，提高教師育人的積極性，激發其聰明才智；其二，堅持學生主體地位，以人為本的理念是新課程的重要支撐，教師要能夠換位思考，站在學生的角度了解其需要，考慮怎么對其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升教師的德育素質；其三，提高教師業務素質，學校要組織教師進行培訓，接受最新的理論和實踐內容，明確語文教學的發展方向，開展創新型教學，寓德育于語文教學中，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

5.注重加強德育實效

新課程標準豐富了語文教材的綜合性，其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為此，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要發揮出來，就需要植根教材，采取有針對性的德育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尋找準確切入點，為了在語文教學中融入更多德育內容，就需要結合當前的國情，選擇那些名言警句，由此深入，諸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等，通過這樣的佳句深入，非但不會覺得生硬，反而會帶給學生很大的啟發。其二，注重自我教育，為了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就需要調動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學習能力，辯證地接受語文知識，汲取其中的營養，學會生活、學會合作，提升學生自我教育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學生的終身發展。

三、總結

語文教學有深厚的文化積淀，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蘊含了大量傳統故事、名言警句，具有很強的德育功能。而在語文教學中，如何將德育功能發揮出來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不僅是促進德育工作、豐富德育手段的客觀需求，同時也是語文教學育人使命的重要承載。高中階段對學生至關重要，德育工作效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未來發展的前途，只有進一步提升高中德育效果，才能深化新課程改革，使學生獲得更好更全面地發展。而語文教學擁有豐富的人文資源，與德育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是必然的選擇。本文對發揮高中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意義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課程下發揮語文教學德育功能的對策。

參考文獻：

[1] 凌希明.多種閱讀訓練法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文學教育（中），2010（1）

[2] 凌希明.發揮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文學教育（中），2010（2）

[3] 趙霞.談語文教學的德育功能.職教論壇，2002（2）

第3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益最大化的文化產品。對于引進的影片來說，片名就是影片的商標，是影片的廣告，它所起的作用是影片在海外市場獲得商業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功能目的論”認為“翻譯目的決定實現譯文預期功能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雖然目的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還有爭議，但筆者認為它對于電影名翻譯這種目的性較強的翻譯領域無疑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功能目的論 電影片名翻譯 商業價值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德國兩位著名理論家賴斯(Katherina Reiss)和弗米爾(Hans J．Vermeer)“功能目的論”(Skopos theory)的提出，給世界上研究翻譯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為一些違反某些現在翻譯標準但卻經實際檢驗十分成功的翻譯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功能目的論”的核心概念為翻譯目的，“翻譯目的決定實現譯文預期功能的翻譯策略和方法。”該理論使翻譯的研究跨越了語言層次，突破性地把翻譯放在行為理論和跨文化交際的框架中進行討論，提出翻譯行為并不是單純的語際轉換，它更是譯者目的的實現。對電影名的翻譯而言，其目的決不能僅僅局限于翻譯行為本身，不能停留在實現電影名藝術性、文學性、概括性等普通價值層次上，而應力求實現電影名的翻譯在電影產業化操作中巨大的商業宣傳價值。雖然目的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還有爭議，但它對于電影名翻譯這種目的性較強的翻譯領域無疑具有指導意義。

二、功能目的論

“功能目的論”是20世紀70年代德國譯論家Hans J. Vermeer發展起來的翻譯理論模式，“Skopos”為希臘語，意為“意圖”、“目的”、“功能”。功能派翻譯理論的創始人為德國Katharina Reiss。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局限》一書中，以等值理論為基礎，提出理想的翻譯應該使譯文和原文在概念內容、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上實現對等，但她又指出翻譯實踐中又存在例外，即有時由于“翻譯要求”的某些特殊需要，譯文與原文的功能特征可能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功能考慮比等值標準更重要。

1984年Vermeer在與Reiss合著的“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書中以行為理論為基礎，正式提出Skopos theory，其核心概念為翻譯目的，“翻譯目的決定實現譯文預期功能的翻譯策略和方法”，這是目的論中的“目的法則”，也是最高法則。而決定翻譯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譯文受眾，即處于某種文化背景中，擁有特定知識結構，特殊期待和交際需要的譯文接受者。Reiss功能翻譯論是以原文為中心的，而在Vermeer“目的論”中原文被降到了次要地位，“源語文本已不是譯者的首要依據，源語文本只是譯者在翻譯前需獲得的諸多信息的一種”。在對翻譯概念的界定方面，目的論以行為理論和跨文化交際理論為理論基礎，認為翻譯并不是簡單地以原文本為基礎的符號轉換，而是一種為實現信息的跨文化、跨語言交際而進行的復雜行為。Vermeer認為翻譯就是“在目標背景中為目標環境下的目標目的和目標受眾制作一種文本。”

三、功能目的論指導下的電影片名翻譯的策略及方法

目的論認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了翻譯所應采取的策略和方法。電影名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在實現電影名一般價值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其商業價值，所以，任何一種能達到此目的的翻譯方法都可以被采納。電影片名常見翻譯方法有以下幾種：

1.直譯法。電影片名的直譯是根據原語和譯語的語言特點、修辭特點，力圖再現原語片名的內容和形式。當原語與目的語能夠在功能上達成一致時，這不失為一種簡單而又行之有效的翻譯方法，如：“Anna and The King”《安娜與國王》，“True Lies”《真實的謊言》，“Dance with Wolves”《與狼共舞》，國產影片《英雄》“Heroes”，《秋菊打官司》“Qiuju Goes to Court”，《一聲嘆息》“A Sigh”等。

2.意譯法。電影片名過分直譯會讓人覺得晦澀難懂，從而降低觀賞欲望。為了使觀眾真正理解原片名的內涵，譯者采用意譯方式，通過增詞、轉類、擴展等手段以實現片名的信息、文化及審美價值。“The Interpreter”《翻譯風波》，“Speed”《生死時速》，“Just Married”《新婚告急》，《尋槍》“The Missing Gun”，《城南舊事》“Old Days in Southern Beijing”等就是運用意譯法的成功范例。

3.直意結合法。這種譯法介乎直譯和意譯之間，既保留了原名的一些成分，又加上了一些內容概括。美國1939年拍攝的電影Waterloo Bridge講述的是一個哀婉動人的愛情故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國倫敦的一次空襲警報中，年輕的上尉軍官羅依•克勞寧與芭蕾舞演員瑪拉相遇于滑鐵盧橋上，他們一見如故，很快墜人情網。然而，由于戰爭有情人終未能成為眷屬。最后女主人公在滑鐵盧橋上葬身于車輪之下，香消玉隕。《魂斷藍橋》的譯名既保留了原片名中的“橋”(Bridge)，又考慮到內容是愛情悲劇，加上“魂斷”二字，可謂恰如其分。該譯名不但避免了直譯為《滑鐵盧橋》引起的歧義，而且，譯名也很雅，“魂斷”二字“頗具文學意境”；另外，譯者變通借用了具有我國民族文化特色的藍橋相會的傳說，使之更易為我國觀眾所接受，精彩的片名與精彩的內容使這部影片在我國長映不衰。

4.創造性編譯法。在直譯、意譯均不能恰如其分地體現原片的內容甚至失去原片的韻味和特色時，譯者會以原片為基礎，進行創造性地改編翻譯。有一部美國校園生活片，片名叫Mr．Holland’s Opus。影片講述了一位平凡的音樂教師賀蘭先生的故事。賀蘭先生在教學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干了30年，他“不富有，也不出名，但他的成就超過了名和利”，他所在學校的每個學生都受過他的影響，他就是交響樂團的指揮，每一個學生都是他的音符，每一個學生都是他的作品(opus)。片名直譯應該是《賀蘭先生的作品》，現在譯為《春風化雨》，譯名比原名有更深刻的主題意義，展示了影片看似平凡實際上不平凡的故事，讓觀眾去體會一個教師水滴石穿、春風化雨的人格魅力。這個譯名的妙處還在于它寓意深刻，得影片之神髓，讓觀眾產生美好的聯想。“春風化雨”指適宜于草木生長的風雨，常用于比喻良好的教育。看到這個譯名，中國觀眾很容易聯想起古典詩詞名句“潤物細無聲”，還會聯想到“園丁”，從而對影片中的老師肅然起敬。同時．美妙的譯名也像一件藝術精品，給人以美的藝術享受。

四、結束語

目的論認為翻譯是一種行為，一種跨文化的交際行為。目的論遵循的首要法則是目的法則，譯文的交際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對于目前電影名的翻譯來說，我們應在實現其藝術價值等一般性價值的基礎上，力求實現它的商業價值，即在保留電影名一般特征的基礎上，盡量發揮其廣告宣傳的作用，提高其市場營銷的效率。但是，強調電影名翻譯的商業價值，一定是在保留電影名藝術、文化、審美等價值的基礎之上，切不可為盲目追求商業價值而丟棄藝術的結晶、文化的瑰寶及語言的獨特魅力。

參考文獻：

[1]龍千紅：《英語電影片名佳譯賞析―兼談電影翻譯對譯者的要求》，《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9。

第4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一、從文學批評標準到批評價值觀的話語轉換

在人類的文學活動中，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文學接受是相伴而生的，也是相互作用而發展的。每當有文學作品創作出來，人們在閱讀理解和接受的過程中，就往往會對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加以品評議論，因而就形成“文學批評”，如果在此基礎上再對文學做進一步深入的規律性的研究，那么就成為專門的“文學研究”。也許可以說，通常所謂“文學研究”，不過是“文學批評”的延伸和深化而已。因此應當說，在整個文學活動系統中，文學批評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和意義。按加拿大批評家諾斯羅普·弗賴的說法，所謂文學活動，就是“文學”和對文學的研究即批評兩個部分，通常所謂“學習文學”是不可能的事；人們不過是在用某種方式來了解它，而所能直接學習的，其實是文學批評。同樣，我們在教文學時所感到的困難也是來自這樣的事實：文學是不能教的，所能直接教的只是文學批評。①而在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應當說是文學評價，即對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一定的價值評判。而要進行文學評價，就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依據一定的價值尺度，或者說根源于一定的文學價值觀念。

在過去較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這種文學批評所依據的價值尺度，通常被稱之為“批評標準”。新時期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當代文學批評一方面打破過去的僵化模式，突破既有的批評觀念，甚至也不再使用“批評標準”這樣的概念，唯恐這個概念所關聯著的批評觀念以及作為“標準”的這種“剛性”力量繼續發揮作用，妨礙文學批評的變革解放；另一方面，當代文學批評不斷走向開放多元的變革發展，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方法論”熱潮之后，從文學批評方法到批評觀念、批評話語等，都不斷花樣翻新，文學批評的功能也更多轉向了描述、闡釋及私語式言說。由此帶來的問題則是文學評價即價值評判功能日益弱化，與此相關的便是文學批評的價值立場嚴重缺失以及價值尺度或價值觀念的迷亂，這也許是當今文學批評中存在的最突出、也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當然，價值觀的缺失與迷亂，也許并不僅僅是文學批評領域存在的問題，在當今整個文化領域可能

收稿日期：2013—02—2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問題》（05bzw012）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賴大仁，男，文學博士，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湖北師范學院文學院“楚天學者計劃”主講教授（南昌330022）。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正是面對這一現實狀況，針對所存在的問題，云杉在題為《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的文章中，特別強調了價值觀在文化建設中的核心和靈魂作用：

文化的靈魂是什么，就是凝結在文化之中、決定著文化質的規定和方向的最深層的要素，就是核心價值觀。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文化立場、文化取向、文化選擇。講軟實力、文化力，從根本上取決于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歷史和現實反復表明，如果沒有這個最核心的東西，一種文化就立不起來、強不起來，一個民族就沒有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一個國家就沒有統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動。②

從文學批評本身的特性與功能而言，價值觀具有價值評判的特性，因而在整個文學活動中能起到價值引領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文學批評站在什么樣的價值立場，秉持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就成為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如果說過去所使用的“批評標準”概念，由于歷史的原因如今已不大使用，但文學批評的價值評判問題依然存在。我們未必要固守在“批評標準”的范圍內討論問題，也許可以適當進行話語轉換，比如轉換為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問題來進行探討。

所謂文學批評的價值觀，是指在文學批評活動中，在對文學的意義闡釋與評價中所體現出來的種種價值觀念，如審美價值觀、社會歷史價值觀、人文（或人學）價值觀以及各種文化價值觀，等等。通常文學批評以文學創作及其成果為基礎，反過來也會在相當的意義上對文學創作起引導和促進的作用。實際上，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創造活動，其中包含著作者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價值選擇與價值創造，比如對所反映的社會歷史、所描寫的人生人性等的認識評價態度。也就是說，作品中必然包含著作者的社會歷史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人性觀、審美觀，等等。作為文學批評，在它的各種功能中，應當說最核心的是意義闡釋與評價，其中也必然要涉及到對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歷史生活、所描寫的人生命運、所表現的人性善惡等加以認識評價，因而也就不能不表現出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如果說作家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會決定他選擇寫什么題材，而且決定他會怎么寫，那么批評家具有什么樣的價值觀，也會決定他對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做出什么樣的評價；而這種評價反過來又會對文學創作起到引導和促進的作用，因此，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問題，值得特別關注和重視。

然而，如上所述，在我國過去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并沒有對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問題引起應有的關注。過去的文學批評理論，關注的重心僅在于“批評標準”，而且又是限定在“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即便是后來把“政治標準”轉換成為比較寬泛的“思想性標準”，也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涵括文學中豐富的價值內涵。改革開放之后，文學批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較長時期里，人們關注的似乎主要是批評方法與批評模式的變革方面，對于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方面的問題，則并未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重新探討。比如在文學批評的理論觀念方面，受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和解構主義觀念的影響，在打破過去比較僵化的批評模式及其批評標準的觀念之后，應有的與時俱進的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系統似乎并未建立起來；在文學批評實踐方面，意義闡釋與評價功能也往往被弱化乃至消解。由此便帶來當代文學批評的疲軟與某種程度的價值失范現象。現在看來，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及其對文學的意義闡釋與評價，仍然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當代文學的精神價值取向，并由此而對社會生活中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影響。正因為如此，就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全面系統地梳理和研究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問題，從而為建構當今的文學評價體系和價值觀念提供理論參照。

二、文學批評價值觀的形成及其當代嬗變

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問題，根源于文學批評的基本功能。盡管文學批評實際上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描述功能、闡釋功能，等等，但文學批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應當是文學評價或評判功能，即對文學對象做出應有的價值判斷與意義分析，這應當說不言而喻。當然，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它究竟實現什么樣的功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卻又往往取決于文學批評主體的角色定位、批評立場與價值取向。然而不管怎樣，只要文學批評不喪失自己的本質特性，就總歸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文學評價的特性與功能。而一旦要進行文學評價，無疑就要涉及到據以進行評價的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問題。從表面上看，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好像具有某種客觀性和普遍性，似乎可以進行某種理論化的規定和表述，然而實際上，在這種表象的背后，隱含著頗為復雜的內在關系，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討。

馬克思在談到對真理的探討問題時說過：“同一個對象在不同的個人身上會獲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個不同方面變成同樣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質；如果我們撇開一切主觀的東西即上述情況不談，難道對象的性質不應當對探討發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響嗎？不僅探討的結果應當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結果的途徑也應當是合乎真理的。對真理的探討本身應當是真實的，真實的探討就是擴展了的真理，這種真理的各個分散環節在結果中是相互結合的。難道探討的方式不應當隨著對象而改變嗎？”③本文由收集整理在馬克思看來，對真理的探討關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探討者的主觀因素，即不同個人身上不同的精神性質；另一個方面則是客觀對象的性質，要使探討的結果與事物本身的性質相一致，那么探討的途徑就必然要受到事物本身性質的制約，如果不遵循客觀事物本身性質的要求，就無法達到探討真理的目的。文學批評的價值評判也是同樣的道理。就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而言，也實際上關聯著這樣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對作為批評對象的文學（主要是文學作品）本身價值內涵的認識。進行文學批評的前提，或者說之所以需要進行文學評價，是因為文學當中包含著價值內涵，它實際上會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影響作用。文學當中所包含的價值究竟具有怎樣的特性以及文學價值又是怎樣生成與實現的，都有必要認識清楚。因為只有認清了文學本身的價值特性，才能使文學批評的價值標準及其價值評判契合文學本身的規律和要求。另一方面，則是文學批評主體的價值觀念，盡管文學批評的對象即文學作品的因素是確定的，但文學批評主體的價值觀不同，也會導致不同的評價結果。文學批評所涉及的主要價值觀念，包括審美價值觀、社會歷史價值觀、人性價值觀、道德價值觀、文化價值觀以及關于真善美的價值觀念等，由此構成了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系統。

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的變革發展，是與這個時代社會生活的變革發展以及當代文學的變革發展密切相關的；同樣，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問題，也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這個時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嬗變以及文學創新發展所帶來的價值觀變化相關聯的。

首先是當代社會變革發展中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問題。當代社會是越來越走向開放性與多元化的變革發展，從經濟發展到社會生活形態，從人們的生活方式到思想觀念，包括人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等，也都越來越多樣化，使整個社會顯得豐富多彩充滿生機活力。在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念多樣化是正常的，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一個真正文明和諧的社會，還是應當有社會價值觀的共同基礎，有這個社會所應當倡導的主導性價值觀，有關于是非、善惡、美丑的基本價值評判尺度，甚至有必要倡導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然而從現實狀況來看，新時期以來社會價值觀的嬗變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價值觀念紊亂的現象，而這種社會價值觀念紊亂，則又與文學和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形成互動影響，因此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

其次是在當代文學實踐的變革發展中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問題。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一方面，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包括如上所說的多樣化的社會價值觀念，也會以各種形態在文學中反映出來；另一方面，作家在生活實踐中也必然受到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會形成作為創作主體的價值觀念，從而決定作家對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抱什么樣的態度，給予什么樣的審美判斷與評價，形成什么樣的審美價值取向。從當代文學變革發展的總體情況來看，應當說也是呈現出開放性、多樣化的發展趨向，顯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從文學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或價值取向來看，既有充分表現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值得肯定的積極方面，也存在著精神價值缺失或審美價值迷亂等種種情況，也同樣值得加以關注。

當代文學批評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現實條件下變革發展的，它經歷了破除過去比較僵化的批評觀念與模式，引入西方現代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然后尋求在當代社會文化語境中轉型發展的曲折歷程。在這個過程中，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也不斷發生嬗變。這種價值觀嬗變，一方面受到如上所說的社會價值觀嬗變的影響，同時也與當代文學創作實踐中的價值觀變化形成互動影響；另一方面，當代文學批評自身也力求實現觀念與方法的大變革。于是我們看到，在當代文學批評的變革轉型中，既有對應有的批評價值立場的堅守，也有求新求變或茫然困惑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文學批評的價值評判弱化及其功能性缺失問題，過于倡導相對主義批評價值觀所帶來的價值多元主義、價值虛無主義問題，過于強調文學批評個人化所帶來的批評主體性弱化及批評倫理缺失問題，還有文學批評價值觀念中的非歷史化、非道德化、非理性化問題，等等。如上所說，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問題，并不僅僅是文學自身的問題，它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價值觀和價值行為之間，與社會生活的變革發展之間，已經構成了一種相互影響和彼此互動的關系，因此就有必要將以上幾個方面的價值觀問題相互關聯起來加以研究探討。

三、當代文學批評價值觀的主要問題評析

首先，對于當代文學批評價值觀命題中一些主要問題的探討，一方面關聯著對其理論內涵的理解，關乎我們應當堅守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也關涉對于當代文學及文學批評中的價值觀念的評析，關乎對于當代文學實踐的價值導向，因而有必要把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問題與當代文學藝術實踐聯系起來討論。其次，就某種價值觀念當中所包含的一些具體問題而言，也需要放到當代文學批評視野中來加以觀照。比如社會歷史觀當中所涉及到的文學反映歷史生活，包括一般歷史題材、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觀念問題；文學反映現實生活，包括文學描寫社會矛盾、文藝大眾化與表現人民性的觀念問題；審美觀當中所涉及到的文學審美理想與審美娛樂價值觀的問題；文化觀當中所涉及到的大眾文化批評、生態文化批評以及經典文化價值觀的問題等。這些問題都各自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因此需要納入到當代文學批評的視野當中來進行價值觀念的具體探討。最后，在對當代文學批評價值觀的某些具體問題的探討中，也需要把理論批評與實際批評結合起來，將對文學批評價值觀的認識思考，應用到對某些文學或文化現象的評論分析中去。如在人性觀的探討中，對一些文藝作品中所表現的人性觀加以評析；在文化觀的探討中，對一些大眾娛樂文化現象的價值觀進行評析等。這樣也許可以使文學批評價值觀問題的研究探討，既從文學批評實踐中來，也回到文學批評實踐中去，從而實現理論批評與實際批評的交織互動。

從當今文學批評理論和批評實踐的現實情況來看，當代文學批評價值觀中尤為值得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當代文學批評的審美觀問題。我們既有必要繼續重視文學“審美形式”方面的價值，更需要從人學思想出發，著眼于人與文學的審美關系，來理解文學的審美特性與意義價值：一是審美具有令人愉悅的特性與價值；二是審美具有令人解放的特性與價值；三是審美具有使人超越的特性與價值。當代文學及文學批評理應具有這樣一種“人學”視野及其審美價值觀。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恰恰是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文學審美觀念上的誤區：一是“文學審美本性論”，將“審美”視為文學的本原特性或唯一本質，除此之外不承認文學還有別的什么特性與功能，這并無益于文學觀念的撥亂反正；二是“審美論”，將審美學意義上的感性解放，悄然替換成了生物學意義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縱，人的精神美感下降為動物式的官能，導致審美精神滑落，使文學審美活動中的感性與理性重新失去平衡，帶來審美乃至人性的異化；三是“審美日常生活化”的觀念，積極方面是使文藝從圣壇回歸民間，從精英回歸大眾，從藝術回歸生活，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文藝審美在大眾化、世俗性的潮流中不斷降低藝術審美水準，消解真正的藝術審美精神；四是“審美娛樂化”觀念，將審美等同于娛樂，過于強化文學的審美娛樂功能而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導致當前文學的“過度娛樂化”、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導致文藝審美精神的失落。這是當代文學及文學批評的審美觀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其二，當代文學批評的社會歷史觀問題。按照文學批評的“歷史觀點”，要求洞察人物事件所關聯著的那些歷史條件和現實關系，把握人物事件所處的歷史潮流，從歷史的必然要求與現實可能性之間的關系中，對人物事件做出正確而深刻的分析評價。就其中所包含的價值內涵而言，要求富有“歷史理性”精神，即對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歷史生活及人物事件做出正確的理解與評價，起到推動社會變革進步和人性解放的歷史作用，從而體現歷史進步的價值觀。然而某些文學批評有意無意地弱化“歷史觀點”，宣揚“新歷史主義”或后現代性的社會歷史觀，如歷史即偶然無規律，歷史即想象虛構無真實，歷史即爭斗無是非，歷史即人性的表演或展示無善惡，歷史即游戲無意義以及英雄史觀、帝王史觀，等等。這些所謂“新歷史主義”觀念，實際上放棄和消解了“歷史理性”和歷史進步的價值觀，其結果只會帶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社會歷史觀的混亂，這個問題的確值得引起足夠的重視。

其三，當代文學批評中的人性觀問題。在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念體系中，建立人性價值觀的維度是必要的，但仍需要堅守“歷史人道主義”的人學觀：一是人性本質觀方面的歷史主義，始終從人的社會實踐及歷史進程來理解人性，而不是抽象地想象和假設某種確定不變的人性；二是人性價值觀方面的人道主義，對人性的扭曲和異化現象堅守歷史的批判立場，始終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價值理念。無論是文學創作中對人性的描寫與表現，還是文學批評對文學作品的闡釋與評價，都應當堅守這個原則。但在當代文學及文學批評中，也有人有意無意地張揚人性即“性”，人性即“欲”，人性即“情”，人性即“樂”等價值觀念，形成了一種很有害的價值導向。當今究竟應當如何理解人性，建構什么樣的人性價值觀，既關乎當代文學的健康審美價值導向，更關乎當代人性的健全發展，因而值得引起足夠的關注。

其四，當代文學批評的文化觀問題。在當今文化轉向和西方“文化批評”觀念的影響下，當代文學批評愈益成為一種文化批評，因而就有文化價值觀的問題，即站在什么樣的文化立場和秉持什么樣的文化價值觀來進行文學批評的問題。從當代文學批評的現實來看，顯然存在著經典文化價值觀與大眾文化價值觀的沖突。面對當今文藝大眾化的現實，我們更需要在吸取各種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尋求對大眾文化的積極肯定與批判反思兩個方面的視界融合，找到一種比較辯證的價值立場：一是充分看到和肯定大眾文化中所蘊含的民主性價值訴求，防止站在精英文化立場貶抑大眾文化；二是不能喪失文化（文學）批評的理性批判立場，應充分看到大眾文化中的消極方面，如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等，對此給予必要的批判抵制；三是應當確立這樣的價值理念，即任何文化都應當有利于增強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有必要警惕大眾文化重新造成對人的主體性、自主性的淹沒和消解。當代文化（文學）批評應當堅持應有的價值理念，形成良好的價值導向。

四、當代文學批評價值觀的建構問題

如前所說，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問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嬗變密切相關的。這種價值觀念的嬗變既根源于當代社會生活的變革發展，同時也受到當今時代愈益突出的后現代文化語境的深刻影響。西方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隨著我國新時期改革開放而同時傳輸進來，對我國當代文化的變革發展，包括當代文學與文學批評的變革發展，都發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和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背景下，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顯得更為突出。后現代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觀念，如解構主義的哲學立場，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念，多極化與多向性的思維方式，世俗化與時尚化的價值取向等等，都在相當程度上對我國當代文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它不僅影響到當代大眾文化形態，甚至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反過來，社會現實中具有某些后現代特性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念，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影響理論家的學術思想，影響文學家和批評家的價值觀念與藝術傾向以及各種當代文化形態的價值取向，彼此交織互動，形成當今時代后現代主義的整體氛圍，成為當代中國多元融合的文化語境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文學與文學批評觀念的變革，尤其是價值觀念方面反映出來的種種問題，無不受到各種后現代文化觀念的影響，無不與這種后現代文化語境的作用相關。我們將當代文學及批評的價值觀問題放到這種當代文化語境中來觀照，就可以看出這種后現代性價值觀念或價值取向的某些特點。比如從當代文學批評的整體情況來看，一元中心主義的文學觀念（包括價值觀念）可以說已被解構，人們對文學本質特性及價值功能的認識，愈來愈趨向開放性和多元化，從社會意識形態觀到審美觀、文化觀，等等，都已形成從多視角、多維度進行研究與評論的新格局。這一方面使當代文學批評充滿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某些多元混雜迷亂的新問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文學批評的進一步變革拓展，并不僅僅是一個解構與尋求多元發展的問題，更有一個從批評形態到價值觀念的重新建構問題，其中仍有不少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的文化發展不可能走后現代主義的道路，而是需要走向自覺的文化建設。在此背景下，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也不可能總是在后現代性的軌道上滑行，而是有必要逐漸克服前一時期轉型發展所帶來的“轉型期綜合癥”，如浮躁、盲從、唯“風”是轉、唯“新”是從、多元混雜等現象，從而自我超越走向積極建構，這是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鑒于歷史的經驗教訓，當代文學批評要在已經形成的多元探索局面的基礎上重新建構，比較可行的可能還是走“主導多元、綜合創新”的道路。這就意味著，當今文學批評形態的建構，一方面理應包含“多元建構”的含義，即任何一種文學批評的探索，都應當從渾沌走向明晰，從混雜走向有序，從零散走向系統整合，逐漸形成一個由文學批評觀念、方法、范式、話語構成的完整系統，這樣才談得上成為“多元”中的一元。而另一方面，當今所謂建構的主要任務，恐怕還在于“主導形態”的建構，即建構當今時代最需要提倡、也最需要發展的文學批評形態。而在當代文學批評形態的重構中，最重要和最關鍵的，仍然是文學批評的價值立場與價值觀念的建構問題。這實際上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學批評自身的價值功能問題，即文學批評究竟何為？我們認為，當代文學批評最根本的特性與功能仍然是價值評判。在充分開放多元的當下社會，通過文學批評進行審美價值評判與價值選擇，使之形成良好的審美精神價值導向，顯得尤其重要。二是文學批評當中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評判問題，即文學批評如何才能有效和有為？文學批評要對文學現象及文學作品進行評價分析，必然有一個站在什么樣的價值立場、以什么樣的價值觀念來進行評析的問題，如果缺失了應有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評判，就很難說這種文學批評是有效和有為的。因此，當代文學批評形態的重構，最終還是要落到文學價值觀念的建構上來。

第5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摘要：功能翻譯學從譯文的功能角度來解釋翻譯過程，并認為翻譯目的影響翻譯策略。文學翻譯最基本的目的有語義目的和交際目的兩類，在文學翻譯過程中，翻譯目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譯策略也不同，所以不同譯本對目標讀者造成的影響也截然不同。本文從功能翻譯學視角，對《紅樓夢》兩個譯本中的詩歌翻譯進行對比分析，具體探討不同譯文功能影響下采取的不同翻譯策略。

關鍵詞：功能翻譯學；《紅樓夢》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4-0139-02

1、引言

20世紀70年代，功能翻譯學派在德國開始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提出文本類型學說的凱瑟琳娜?萊斯（Katharina Reiss），提出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的漢斯?弗米爾(Hans Vermeer)，主張翻譯交際學說的賈斯塔?霍茨?曼塔里(Justa Holz-Maenttaeri)，以及功能翻譯學派的集大成者克里斯汀娜?諾德(Christiane Nord)（張美芳，2006）。與傳統翻譯研究方法相比，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從譯文的功能角度（Skopos）來解釋翻譯過程，并認為目的---功能直接影響了翻譯策略，并由此影響了最終的譯本。

2、理論背景

諾德（2001）指出，文學翻譯的最基本的目的可以分為語義目的和交際目的兩類，其中語義目的包括文本闡釋和文化解讀，交際目的指的是文本功能和效果。譯者在翻譯文學文本時，可以根據具體的翻譯目的作出主觀性選擇，或順應，或刪減，或改寫，或顛覆。（Nord，2001）。這些手段都直接體現了譯本功能和翻譯目的對譯者翻譯策略的影響。

由于譯本的產生背景與預期功能的不同，不同的譯本之間差異很大，其譯者在翻譯時發揮了各自的主體性。本文所選取的素材正是《紅樓夢》中的詩歌翻譯，而文學翻譯中最能體現翻譯目的對翻譯策略影響的就是詩歌的翻譯，不同背景的譯者在不同翻譯目的下產生的譯本是截然不同的。

3、譯文功能對翻譯策略的影響與制約

在文學翻譯中為了實現不同的翻譯目的，譯者要調動各種能力、采用不同策略來解決翻譯中的種種困難。因此，不管是“譯什么”還是“怎么譯”，其實都體現了譯文功能對于翻譯策略的影響與制約。但在翻譯過程中，翻譯目的卻遠不止一個。由于不同譯者的文化意識、人文素養、價值心理和審美情趣等各有差異，譯者對譯文功能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也就導致了導致翻譯策略的不同。

本論文所選用的兩個《紅樓夢》的譯本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其譯者分別為為著名漢學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和其女婿閔福德（John Minford）與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中）、戴乃迭（英）夫婦。此兩本譯本是迄今為止最權威，影響最廣泛的不同譯本 。

3.1、楊譯本“紅詩”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中）、戴乃迭（英）夫婦翻譯，于1978― 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北京)分三卷出版。此譯本問世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目的是為了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學典籍，因此承擔了文化傳播的功能。因此在翻譯策略上，譯者忠實于原作者，基本上完整地再現了原文的精神實質和藝術內涵。在處理文化差異時主要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

例： 楊譯：

寒塘渡鶴影，A stork’s shadow flit across the chilly pool.

冷月葬花魂。 The poet’s spirit is buried in cold moonlight.

這次對詩實際上是在預言今后兩人今后的命運，即史湘云會像“渡鶴”一樣孤獨的漂泊，無依無靠，林黛玉會像她當年埋葬的那些落花一樣香消玉殞。這兩句詩描繪出了一副凄凄瀝瀝的畫面。在翻譯這首詩時，楊譯本在較大程度上尊重了原文，較好的從意義上再現了原詩的精神實質和藝術內涵。全詩整體采用“異化”的翻譯手法，用詞精準貼切。

“紅詩”還具有較強的敘事性特色，這些敘事被用來提點全文梗概，揭示人物命運，暗示情節發展等。由于“紅詩”中隱含了這些信息，這就使得“紅詩”富于內涵意義。為了讓目的語讀者了解較好的理解“紅詩”的特點，翻譯的重點在于內涵而不在于詩歌字面意義。

例：楊譯：

慣養嬌生笑你癡， Fool, to care for this tender child,

菱花空對雪嘶嘶；An image in the mirror, snow melting away.

好防佳節元宵后， Beware what will follow the Lantern Feast,

便是煙消火滅時。 The vanishing like smoke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譯文中，楊氏夫婦為了翻譯原詩的內涵，用了this tender child來言明判詞的所指，但這個詞在原詩中對應的確是“你”。譯者用了“child”表示嬌生慣養的生活是小時候的生活，而不是現在；“菱花”是英蓮的代指，由于直譯不能傳達出其中的隱喻，譯者直接就用了An image來代指英蓮。全詩基本忠實于原文，譯本它不但準確地傳達出了對英蓮難逃慘死命運的預言，還傳達了原作中“雪化”、“火滅煙消”的悲慘意象，使譯文讀者能準確理解“紅詩”的內涵和特點。

3.2、霍譯本“紅詩”

《紅樓夢》的另一個全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用了10年的時間，翻譯了前80回，分別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紅樓夢》分冊，最后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漢學家閔福德完成。霍克斯是著名漢學家，對中國文化有著極其深刻的造詣。霍譯本主要是從外國人的角度來了解中國文化，譯本主要起到在文化鑒賞的功能，差異上主要采取歸化的翻譯手法。

例： 霍譯：

寒塘渡鶴影，A stork’s dark shape crosses the cold, bright water

冷月葬花魂。Where, moon-embalmed, a dead muse lies in state.

霍譯并沒有完全忠實于原作者，僅在意境上與原詩相似，較多地采用了歸化翻譯。“花魂”直接翻譯成了具有希臘神話人物的名字muse（繆斯），因為林黛玉曾經有過“葬花”的行為。而在希臘神話里，奧菲斯死后，正是繆斯收集和埋葬了奧菲斯殘破的尸體，而且繆斯代表著女性的一切，她會彈琴，寫詩，作畫，這與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的形象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樣替換式的翻譯使得即使不懂中國文化的西方人也能鑒賞中國文化。

例：楊譯：

慣養嬌生笑你癡，Fond man, your pampered child to cherish so

菱花空對雪嘶嘶； That caltrop-glass which shines on melting snow!

好防佳節元宵后，Beware the high feast of the fifteenth day,

便是煙消火滅時。When all in smoke and fire shall pass away!

在翻譯本詩時，霍譯同樣與原詩出現了較大的偏離。霍譯在翻譯“慣養嬌生”時，用了pampered和cherish兩個詞語，用“溺愛”替換掉了原詩中的“慣養嬌生”內涵。為了讓英語讀者準確理解“元宵節”（the Lantern Feast）一詞，用準確時間the high feast of the fifteenth day來翻譯，使西方讀者能夠較為清晰的理解中國文化。

3、結語

譯文功能對于“紅詩”英譯策略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制約著譯者對原文的闡釋，分別導致了以原文作者為中心的譯本與譯文讀者為中心的譯本；另一方面，譯文功能的實現反作用于譯者，成為評價譯本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以譯本功能為導向研究“紅詩”英譯策略不僅能夠指導翻譯實踐，更能夠用于評價譯本。

參考文獻：

[1]、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M].trans.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Language Press, 1999.

[2]、――. The Story of the Stone[M].trans. David Hawkes. London: Penguin, 1973

[3]、Nord, Christiane. 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M]. 張美芳譯.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5.

[4]、――.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Reiss, Katharina．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9.

[6]、――.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第6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摘要：：功能翻譯理論視角依據民歌翻譯行為發生的起始端與接受端的差異，將民歌翻譯分為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跨符號翻譯三大類型。而民歌翻譯行為的這種類型三分法與功能翻譯三大原則有著密切關系。

關鍵詞：功能翻譯理論 民歌語內翻譯 民歌語際翻譯 民歌跨符號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一 功能翻譯理論三原則

功能翻譯理論三大原則是目的原則、一致原則和忠實原則。

翻譯目的論中的核心術語是“skopos”（目的）。目的論認為翻譯行為的首要決定因素是翻譯行為之目的，即意向性。它預設了兩個前提：自由意志及多種可能的行為選擇。

翻譯目的論的最高準則是目的原則：翻譯行為由目的決定，目的決定手段。每個文本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并為這一目的服務。目的原則可表述如下：翻譯應采用這樣一種模式，這種模式能夠使翻譯行為或翻譯文本在特定情境中充分發揮其功能。在這特定語境中，這種翻譯行為往往以需要這種翻譯行為的人所期盼的行為方式發揮其功能。

目的論認為，翻譯行為的可行性不取決于原語文化，而取決于譯入語文化。然而，原語文化也是翻譯行為的一個構成要素，故明確這三點要特別注意:文本的意義或功不是對文本語言的簡單解讀，它遠遠超越了文本語言符號本身；文本的意義或功能因讀者才有價值，是為讀者服務的；不同讀者對同一文本的解讀是不同的；讀者往往基于自己的興趣與價值取向選擇文本意義或功能的關注點。

對此，漢威爾對翻譯行為提出了一致原則和忠實原則。一致原則是指譯文應能為譯入語受眾所理解、所接受，應合符譯入語文化與情境要求。翻譯交際行為只有為譯入語受眾所接受，成為譯入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才是真正成功的翻譯。

漢威爾把譯文與原文本間的對應關系稱為“忠實原則”，因為譯文就是關于原語信息源的信息源，它們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忠實原則在于原文本與譯文之間，其表現形式取決于兩個要素：譯者對原文本的理解與翻譯目的。如新聞的翻譯要求最大程度地忠實于原文，直譯可體現忠實原則。

目的原則、一致原則與忠實原則不是并行關系，而是處于等級關系中。忠實原則要服從于一致原則，而這兩者又同時服從于目的原則。若目的原則要求文本功能的變化而與一致原則或忠實原則相沖突，則后兩者不再發生作用，要讓位于目的原則。諾德特別指出，目的原則不但適用于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也一統天下。

二 功能翻譯視角下的民歌翻譯類型

在功能翻譯理論視域中，民歌翻譯被界定為一種有目的的行為。這種有目的的行為涉及語言、音樂藝術乃至舞蹈等不同學科和不同領域。民歌翻譯涉及兩種雙向變換的目的行為：一是從一種語言素材變換到另一種語言素材的目的行為；二是從一種語言素材變換到藝術形象等非語言素材的目的行為。民歌翻譯行為發生的起始端與接受端的差異可為民歌翻譯的類型定位提供參考。

而依據翻譯行為發生的起始端與接受端的差異對翻譯行為進行分類的這一做法，雅克布遜有過經典論述。他把翻譯分類為三種：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跨符號翻譯。語內翻譯是指用相同語言對一特定語言材料進行復寫的過程；語際翻譯是指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的語言材料復寫過來的過程，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翻譯；跨符號翻譯是指將語言材料變換成非語言材料的過程，如將語言材料變為藝術形象或音樂旋律的變換過程是跨符號翻譯。

雅克布遜的翻譯三分法涉及多種不同學科與不同話語，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種翻譯三分法可以為民歌翻譯提供直接指導，原因有三：一是民歌翻譯既有同種語言內不同方言之間的語言素材之間的變換過程，又涉及不同語言之間民歌語言材料的解讀、復寫過程；二是民歌的獨特音樂價值對民歌翻譯提出了特殊要求，要求民歌翻譯既要考慮一般翻譯的要求，又要考慮民歌音樂美學價值的有效遷移；三是民歌翻譯行為起始端與接受端的多元構成使民歌翻譯行為涉及了從語言到旋律或舞蹈的變換過程。雅克布遜翻譯三分法中跨符號翻譯為民歌翻譯中音樂價值的保留提供了方向。

據此，民歌翻譯行為可分為民歌語內翻譯、民歌語際翻譯和民歌跨符號翻譯。民歌語內翻譯是指在同一語系中不同方言之間將一種方言的民歌語言材料變為另一種方言的語言素材的復寫過程，如將廣西壯族民歌譯成普通話，或將陜北民歌譯成普通話，屬于民歌語內翻譯。事實上，所有將本語系內的方言民歌譯成該語系內標準語的翻譯和同語系內任何兩種方言之間的民歌翻譯行為都是民歌語內翻譯。在英國文學史上，彭斯就是將英格蘭民歌形成英語，成功進行語內民歌翻譯行為的例子。在國內，依古壯自抄本整理翻譯出版的《布洛陀經詩》和《壯族麼經布洛陀影印譯注》（8卷本），也是成功的大規模語內民歌翻譯行為。

語際民歌翻譯是指在不同語系之間，將一種語言的民歌語言材料變為另一語系某種語言材料的復寫過程，如將英語民歌或日語民歌譯成漢語，或把中國民歌譯成英文都是語際翻譯。中國民歌語際翻譯事業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民歌語際翻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目前尚不具備成立的條件。第一階段肇始于清末民初，最早譯介到中國的歌曲有：1908年葉中冷翻譯的美國《飛渡鳩迦》，佚名翻譯的法國《馬賽曲》，20世紀20年代馬君武翻譯的德國《迷娘之歌》和劉半農翻譯的愛爾蘭民歌《最后的玫瑰》；第二階段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俄羅斯民歌被翻譯傳唱，其代表人物有薛范先生；第三階段以改革開放為始點，許多英美、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民歌先后被譯介到中國。這些都是我國民歌語際翻譯行為的實例。我國民歌語際翻譯行為特點是輸入性民歌語際翻譯行為與中國民歌的輸出性民歌語際翻譯行為之間嚴重不平衡，“二者呈完全不對等的逆差態勢”。

民歌跨符號翻譯情況比較特殊且較為復雜，既有語內跨符號翻譯，又有語際符號翻譯。目前民歌跨符號翻譯行為不少，但這些行為往往是自發性的，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少，有待學者們的開拓。

三 功能翻譯理論三原則對民歌翻譯類型的指導作用

翻譯目的是民歌翻譯行為的主導原則，對民歌三種翻譯行為都有決定性的指導作用。民歌翻譯目的既可以是傳播民歌聽覺藝術的行為，也可能是把民歌語言素材作為文學文本來對待，還可以把民歌作為變換成舞蹈素材的來源對待。民歌翻譯文本對目標語境的適應則由翻譯目的和翻入語終端形式決定，要求民歌譯本使讀者理解并接受，并在目的語文化以及使用譯文的交際環境中有意義。民歌翻譯的一致原則對民歌語內翻譯要求較高。而忠實原則在民歌翻譯中則體現出相當的靈活性，有時要求較高，有時則相對讓位。忠實原則就是通常所說的譯文忠實性，民歌翻譯忠實的程度取決于民歌翻譯的目的和譯者對原文的理解。

翻譯目的決定了民歌語內翻譯行為的全過程。如果把民歌作為一門聽覺藝術，即為唱而翻譯的民歌語內翻譯就主要應考慮通過唱和聽來接受和欣賞，而為了履行民歌譯本最為基本的交際功能，“切唱”和“切聽”就成為民歌翻譯這一交際行為成功的兩大標準。對唱者來說，民歌譯文要切唱；對于聽者來說，民歌譯文則要切聽。根據目的論的首要原則，任何翻譯行為都是由它的目的決定的，也就是說目的決定方法，切唱和切聽自然也就成為了民歌翻譯的兩大首要標準。

如果把民歌語言素材作為文學文本來對待，則無論是民歌語內翻譯還是民歌語際翻譯都會凸顯忠實原則與一致原則，尤其是忠實原則要求較高。這一目的要求民歌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加強忠實原則對民歌翻譯行為的指導作用，聚焦于原語民歌的文本本體意義，而翻譯策略應以異化為首選。

翻譯目的對民歌跨符號翻譯同樣有主導性指導作用。將民歌素材變換成舞蹈的民歌跨符號翻譯行為本身就是目的，這就決定了這種翻譯行為要充分凸顯一致原則的指導作用。這種跨符號的民歌翻譯目前發生在語內居多，如民俗文化旅游景點的即景表演就常有民歌語內跨符號翻譯行為的發生，云南昆明的民族村表演、廣西賀州黃姚古鎮的表演都是這種民歌語內跨符號翻譯行為的范式。

譯文必須符合一致原則是功能翻譯理論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說，譯文必須在其被接受的交際環境中有一定的意義。歌曲翻譯也應該遵循這一原則，這就是民歌翻譯的一致原則：切境。譯文要切境就意味著一個譯本必須盡量向目的語境靠近，因為只有受眾認為譯本所發送的信息符合他們的文化語境，他們才會樂于接受譯本，這種交流才算成功，這時歸化翻譯策略就成了民歌翻譯的首選。民歌語內翻譯與民歌語際翻譯中文化研究翻譯與文學翻譯可在忠實原則指導下采用歸化翻譯策略。

最后，由于民歌翻譯是將原語民歌所提供的信息用語言素材或其他形式再現出來，也就不可避免地和原語民歌文本有著某種特定聯系，從而形成了功能翻譯理論的另外一個原則：忠實原則。這個原則要求在不違反前面兩個原則的基礎上，民歌譯文應盡可能地忠實于民歌原文。因為民歌總是借用某種風格來表達某種感情、傳達某些內容，因而對于民歌而言，這種忠實就應該是基于情感、風格和內容意義上的，所以除了前面兩個原則外，民歌翻譯還要求遵循忠實原則，實現民歌翻譯的切情、切味、切意三種功能標準。

下面我們看看一些具體譯例：

例1：《腳夫調》

原文：不知道咱娃兒喲干些什么？

譯文：I wanna know what our kids are doin’?

例2：《下太原》

原文：奴的哥哥備馬要下太原。

譯文：My love is gonna ride for Taiyuan.

原文：不叫你下太原。

譯文：cause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例3：《這么好的妹子見不上面》

原文：三疙瘩瘩（的）石頭石頭（哎）哎兩（呀么）兩疙瘩瘩磚。

譯文：What sort of stones and what sort of bricks.

以上陜北民歌的特點是，這些語言都是勞動大眾的日常語言，隨口唱來，流暢、質樸、自然，不加任何雕琢。而譯文中也采取了英美普通大眾日常交際中使用的非正式口語體，以期通過另一種形式再現原歌應有的語言特色和風貌。這樣的翻譯處理策略不僅保留了原文的口語化色彩，而且不生搬硬扯、不顛三倒四以求所謂的押韻，朗朗上口，容易入樂演唱，具有語言特有的自然韻律美。人民大眾的語言就要用人民大眾的語言來翻譯，這對民歌語際翻譯行為尤為重要，事關中國民歌能否以另一種語言形式走向世界歌壇，從而改變民歌語際翻譯輸入與輸出的不平衡態勢。

四 結語

民歌翻譯行為類型的定位意義在于讓譯者明了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性質、范圍、對象及其原則，從而更好地把握翻譯中的策略選擇。翻譯策略選擇的適當與否直接影響民歌翻譯行為成功與否及民歌翻譯根本目的的最終實現。民歌翻譯行為的這種類型三分法與功能翻譯三大原則：目的原則、一致原則和忠實原則有著密切關系。民歌翻譯行為的三分類型是民歌類型學的首創，而功能翻譯理論三大原則對民歌翻譯三大類型的不同指導功能的探討當然也是學界首試。

參考文獻：

[1] 華有杰：《功能翻譯理論架構綜述論》，《作家》（下半月），2011年第4期。

[2] 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Xang 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29.

[3] 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Xang 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1.

[4] 緱斌：《論民歌翻譯的學科定位、歷史現狀及其策略》，《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第7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總的來看，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文藝批評自身的不斷變革發展，有些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比如文藝批評的方法模式已不再單一，批評家究竟借鑒采用什么樣的批評方法與批評話語，都已經不是問題，只要切合批評對象的特點和解讀需要，能對文藝現象進行獨到深刻的闡釋評析，就是有效的批評方法。再如文藝批評的視角與言說方式也已不再受到局限，批評家是主要站在社會公共立場，偏重于社會化批評，還是基于主體自我的視角，偏重于個體化的闡釋評論，也都完全取決于自己的選擇定位，只要能切入文藝實際說明問題富于啟示意義，就能得到人們的歡迎。還有文藝批評的價值取向，在開放多元的時代條件下，即便有所倡導，也實際上不可能有什么強制規定，仍然取決于批評家的認識理解與主體選擇。總之，當代文藝批評已經獲得充分的自由解放，文藝批評的外部環境條件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在這種現實情況下，當下文藝批評日益凸顯出來的，我以為主要是文藝批評主體性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文藝批評倫理問題。

所謂文藝批評倫理，是指批評主體從事文藝批評活動所持守的道德準則、職業操守與主體人格精神等等。提出文藝批評倫理問題的理由和根據也許在于：從文藝批評的本質特性來看，它是一種對文藝現象及其文藝作品進行認識闡釋與價值評判的活動，這就決定了文藝批評本質上不是面向自我的自說自話，而是面向社會、面向他人的一種社會化活動。姑且不論社會化批評本來就需要站在社會公共立場言說評判，并力圖對社會公眾、社會生活產生影響，即便是所謂個體化批評，實際上也不可能完全是個人圈子里的自說自話，必然要關涉到對作家作品的評說和對讀者社會的影響，因而脫離不了社會性。正如一切社會化活動如政治、經濟、法律等都無不包含倫理關系（如經濟倫理、政治倫理、法制倫理等）一樣，文藝批評活動同樣包含著一定的倫理道德關系，因此就必然帶來批評倫理問題。在當今文藝批評狀況紛紜復雜的情況下，批評倫理問題便更加凸顯出來了。

在我看來，當今文藝批評倫理問題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當代文藝批評“何為”的問題。這不僅關乎對文藝批評價值功能的理解，更是一個批評倫理問題。如上所說，文藝批評的特質在于，它是對文藝現象及其文藝作品的認識闡釋與價值評判活動，之所以需要這種闡釋評判，是因為它有助于深化人們對文藝的認識理解，使文藝活動本身成為更加自由自覺的活動，也使文藝在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建構及其社會文明進步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具體的文藝批評活動中，通常需要面對這樣兩個方面的關系：一方面，文藝批評具有很強的個體獨立性，它需要批評家有自主自由的主體精神，有才識獨具的學識修養，有異乎常人的專業眼光和敏銳的審美判斷力，從而對文藝現象和作家作品有獨到的認識見解與闡釋評析，形成個性化的批評風格，顯示出獨特的評論價值；而另一方面，文藝批評又具有很強的社會公共性，它要面對所評論的對象即文藝家，要面對文藝作品的接受者即廣大讀者觀眾，批評家對文藝現象和文藝作品進行闡釋分析與價值評判，必然要對他人和社會產生影響。從前一個方面而言，批評家固然可以把文藝批評作為自己批評個性、才情、智慧的自我表現，追求自我精神寄托、修身養性與價值實現；而從后一個方面來看，文藝批評就不能過于“為己”，即不能過于從自我出發，只為個人興趣愛好精神寄托，或只為張揚個性露才揚己，而是有必要為他人和社會著想，考慮對文藝創作、讀者接受以及社會文化價值導向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作用，具有基本的道義良知，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強調文藝批評的個體獨立性及“自為”性，并不意味著可以不承擔社會責任，這兩個方面應當是有機統一的。然而現在的問題是，一些文藝批評把兩者的關系扭曲了。如果說過去的社會化乃至政治化批評過于強化政治評判，只把文藝批評當階級斗爭思想斗爭的工具，既排斥了文藝本身的豐富意義，也壓抑了文藝批評的獨立性，造成了文藝批評的普遍僵化，那么作為對這種現象的逆反，一個時期以來某些文藝批評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有些人極力否認文藝批評的社會性，一味強調文藝批評的個體獨立性和自為性，宣稱“我所評論的只是我”，文藝批評不過是評論者的自我表現或智力游戲而已，與社會和他人無關。由此帶來的則是當下文藝批評愈益偏重描述闡釋而回避價值評判，愈益回避消解社會責任而向個人化、私語化的偏向發展。這顯然是對文藝批評本質特性的扭曲，也是有悖于應有的批評倫理的。

二是如何對待文藝批評對象的問題。創作者與評論者的關系，是文藝批評需要面對的基本倫理關系，也是歷來容易引發矛盾爭議的問題。從文藝批評倫理的意義而言，我以為最根本的是如何處理文藝批評的原則與寬容的關系。一方面，文藝批評的本質特性在于它是對文藝的認識評判活動，這樣它就不能沒有基本的原則立場，不能沒有起碼的價值觀念，不能沒有關于是非、善惡、美丑的評判標準，不能喪失價值評判的功能，不能放棄理應擔當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在當今文藝創作充分開放多元容易引起價值迷亂的情況下，文藝批評更有責任堅守應有的原則立場，堅持社會普遍公認的價值準則，堅持用先進文化價值觀引領文藝實踐。對于那些挑戰基本道德與審美準則，褻瀆人性與藝術的極其低俗惡俗的現象，理應進行批判抵制，從而凈化文藝環境。這是對文藝家和讀者負責，也是對藝術和社會負責。而另一方面，在堅守基本價值立場的前提下，在藝術審美的意義上，則有必要倡導“文藝上的寬容”。文藝家的創作如同耕種“自己的園地”，往往依個人的修養、個性、才情而自由創造，這樣才有文藝園地的豐富多彩。倘若拿了批評上的大道理去強迫統一，這樣文藝就不能成為文藝了，所以寬容是文藝發達的必要條件。不過這種寬容，應是秉持批評家應有的審美理想與職業道德，基于對文藝事業的真誠熱愛和最大善意，對文藝家的藝術獨創與審美追求給予充分的理解尊重，以平等的對話交流和熱情的鼓勵引導，促進文藝事業的健康發展。這是一種理性的寬容，而不是庸俗的迎合與遷就。在對藝術和社會負責的立場上，寬容與原則也應當是有機統一的。然而從現實情況看，這種關系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鑒于對過去動輒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式批評的畏懼與嫌棄，如今人們更希望批評的寬容。然而在一些人那里，一旦強調“寬容”，便似乎可以不要原則，可以不負責任地曲意逢迎和隨波逐流，無原則底線地迎合遷就與退讓放縱，這就將使文藝批評的價值喪失殆盡。而從另一方面看，如今有一種時尚叫“酷評”，貌似鐵面無私，卻僅憑個人意氣和主觀好惡，隨意褒貶任意撻伐，讓人感受到的只是某種偏執、蠻橫與霸道，缺乏對批評對象的善意理解和理性寬容，這同樣不是應有的批評道德，同樣為人們所反感和鄙棄。

第8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摘要：博大精深的武術文化是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其教育價值的傳承在武術文化的發展中有著重要的意義。文章通過對武術文化價值的釋義、教育功能的分析，提出武術文化教育功能傳承的重要性以及傳承的具體內容和著重點。

關鍵詞：武術文化；教育功能；傳承

武術文化要想得到好的傳承和發展，就應著眼與本土文化教育這個主陣地，把學校教育作為武術文化傳承的根基。是兩億多的青少年兒童了解中國武術文化，接受中國武術文化。因此武術文化的傳承在學校教育中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武術文化釋義

作為典型的東方文化的武術文化，處處滲透著東方人的哲學觀念與審美理想，是現代人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和諧統一的理念的典范。武術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術語，與武術相比，既相互統一，有各有側重。武術更側重于現實存在的技術形態，而武術文化的更側重于非技術的那一部分，注重的則是藝術審美、價值功能等方面的內容。武術文化自武術發源之始就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國武術文化的獨特的特性是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關鍵所在，以致武術文化已成為中國文化的標志和國家形象的一種符號。鑒于武術文化內容的豐富的內涵，我們可以從廣義的和狹義的兩個角度來認識。廣義上的武術文化可以認為是文化中關于武術的所有，例如：影視中的武術、學校教育中的武術、文學中的武術等。而狹義上的武術文化則是指那些源流有序、風格獨特、拳理明晰、自成體系的傳統武術流派的傳承制度、武德要求等內容。

2 武術文化教育的功能

武術作為文化教育的一種手段，具有十分獨特和突出的教育功能。武術文化的理論教育，不僅可以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的思想道德品質的提高。武術文化的實踐教育則可以增強學生體質，開發學生智力。武術文化的體驗鍛煉則有助于學生各項綜合素質能力的提高，對學生的健康成長以及更好地適應社會有重要意義。武術學習是一種技德雙修的過程――技術的練習過程也是武術文化的一種訓練過程，在技術的練習過程中有助于學生正確的道德觀和人生觀的形成，是學生從中領悟到中國武術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養成堅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頑強的毅力。

3 武術文化教育功能的傳承

3.1 武術文化教育功能傳承的意義

當代武術的純理論與純技術兩級分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把武術割裂成連個部分，2007年的第十屆第五次上海市政協會議上，邱丕相針對這個現象提出中小學武術課程的開展不適用與武術對高、新、美、難的追求，中小學武術的開展應著眼于促進身體健康成長的運動，并通過武術練習培養學生堅持不懈的精神品質，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學習。被西方競技體育思想影響的競技武術，把傳統的中國武術中內涵豐富的武術文化給拋棄了，以至于這種被體操化了的競技武術失去了原有的教育價值，也因此沒有什么傳承和發揚傳統的武術文化之說。因此，對武術中武術文化教育的傳承研究，對進一步推動武術走向世界，更好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3.2 武術文化教育功能傳承的內容

對傳統美學的傳承。中國傳統的名族文化中對美的闡釋在武術中得到了傳神的表達和描述。在武術教學過程中，對武術美學的傳承也不容忽視，而且傳承方式有很多，如借助古典文學藝術中的文學表達手段或者是武術著作中對武術的經典描述，調動學生豐富的想象力，是學生從中體會出武術之美，從而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

對傳統哲學的傳承。中國武術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在太極拳中得到了印證，又如國家統一推行的二十四式簡化太極拳中就包含著求陰陽思辨、求靜的思維。通過對太極拳的學習，可以把原本抽象的哲學內涵通過具體的太極拳動作生動的演繹出來，人體通過練習太極拳動作套路，不僅可以使身體更加強健，而且可以從中學到相關的武術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中國傳統哲學中對辯證法的理解和領悟。

對傳統道德禮儀的傳承。道德禮儀在武術中表現為武德，武德也是武術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武技精、武風良、武境美、武志堅、武旨正、武禮謙、武紀嚴、武德高、武儀端、武學勤等十個基本內容。通過對武德的學習，可以使學生了解傳統文化中關于道德禮儀的內容，也從而激發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學習興趣以及激發學生的民族精神。

3.3 武術文化教育功能傳承的著重點

教育理論的轉變。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中國傳統文化隨之淡化，中國武術想要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更好的傳播，武術教育理念必然要做出一些是影視界發展潮流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在吸收西方外來思想中好的一部分的同時還要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實現以健康第一為理念，傳授武術技術與武術文化相結合的中國武術。在國內，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應把武術課程設置為適用于各年齡階段學生學習的必修課。并制定一些相關的規章制度，以確保武術在學校中更好地開展，另外，還應準們培養一批高素質的武術教師，這些教師不僅要有高水平的武術技術，更應對傳統的武術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這樣對武術文化教育的傳承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重視武術人才培養的同時，必須加強對武術場地、器材等硬件設施的建設和投入，以確保武術文化教育的順利進行。武術器材和武術服裝等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體現在不同武術套路風格對武術器材又不一樣的講究，不同風格的武術套路，所選擇的武術服裝的款式、色彩也不盡相同，這些都為武術堵塞的審美價值增添了不少色彩。

注重武術課堂教學。注重武術課堂教學首先體現在所安排的武術課的課時上，要增加武術課的課時數。如果課時一定的情況下，就應該考慮選擇更具有武術代表性的學習內容進行授課。學習內容的選擇和安排應適合學生現階段的身心發展的需要，對學生的身心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是學生在參與武術運動的同時，了解傳統的武術文化內涵。例如，在中小學的武術教學中加強武德等內容的學習，培養學生對傳統武術文化乃至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在高校中則要致力于弘揚傳統文化的美德，培養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并通過對武術技術的學習或參加舉辦的武術比賽展現出來。

4 小結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武術文化內涵逐漸被細化淡化的現象對無數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武術作為一種優秀的傳統民族體育項目，在今后的發展中加強對武術文化教育的傳承，把中國武術的獨特性保留下來是是武術走向世界的關鍵所在。因此深入了解武術文化內涵，加強對武術文化教育的傳承，走本土化與國際化相結合的道路，全面深入的開展武術文化保護工作，實現武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金紅梅.武術文化傳播在高校德育過程中的獨特功能[J].教育探索，2007（4）：10212.

[2] 溫力.中國武術概論[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5.

第9篇：文學價值與功能的理解范文

理性來自拉丁語，在希臘文獻中能找到與“理性”意思相似的詞。廣義的理性，意指與感覺相對立的意識功能，除了清醒思考外，還有對思想作高度整合功能，以及支配行為功能，除了邏輯和推理外，還包括直覺。康德的理性指一種更高和以無條件綜合為特征的思想功能，目標是上升到無限，以求最高統一和整體性，在實踐的方面，理性成為一種以最高原則來規定和要求行為的內在絕對律令。廣義的理性把人包容在他要理解的整體世界中，隸屬于整個世界，不以世界主宰自居;狹義理性，把人和世界分開，以主體身份對世界。馬爾庫塞將理性的內涵歸納為五個方面:一是主體與客體相互聯系的中介;二是人們借以控制自然和社會滿足各種需要的能力;三是一種通過抽象來獲得普遍規律的能力;四是自我思維主體借以超越現實的能力;五是按照自然科學模式形成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傾向［1］。這五個內涵事從“主體”和“人”出發，強調理性的主體性和工具性。文學理性從認知角度看，文學用特有方法行使其批判功能，這種批判常以幽默方式進行;文學提供局限的和具體的知識;文學理性的作用是隨機地處理不可言說的沖動與語言操作之間微妙的創造性的關系。文學理性從道德實踐角度看，作家通過提供有關道德理想，不是可操作的社會改革方案，道德理想深刻影響著人們現實行為。柏拉圖認為，其所處時代的文學是感性的與膚淺的和墮落的，夠不上理性而被逐出理想國［2］。亞里士多德溝通理念與實在，賦予詩歌以必然和可然，而使文學具有理性的尊嚴。雪萊指出詩人是人間未經承認的立法者。

二、高職語文教學呼喚文學理性

高職語文教學需要理性啟蒙話語。高職生的特殊性在于直接面對就業，所學知識的工具性功利性較突出，必須要在短時間具備一定人文素養。文學的理性塑造要害之一是啟蒙。高爾泰賦予文學以人的解放重任，認為歷史上所有傳世不朽偉大文學藝術作品，都是人道主義作品，是以其人道主義力量來震撼人心的;文學之美的價值和藝術價值從屬于更宏觀價值，即以人的解放程度為標志之社會進步［3］。文學的非理性以合法性，抨擊對個人感性生命壓抑，“反封建”就是一個響亮口號，因為人們發現和反對對個人生命和情感蔑視及壓制。賦予或重視文學情感性，是客觀可接受的。文學中個人意識的覺醒，自我意識成熟度高，主體的審美、藝術活動就越高，而個人心靈自由就是理性的自由。這種理性對高職生的感染和熏陶是無形和效果顯著的。高職語文教學需要思辨理性。高職生如果單純傾向于就業和打工，思辨能力與抽象能力必然缺失，語文教學在這方面大有可為。思辨理性是十八世紀以來認識論哲學的基本關注點。事實表明，思辨理性是近代以來提供思想合法性的有效途徑。當代文學理性研究突出表現在于比過去更重視敘說圓滿性;更重視對古希臘和先秦以來重要思想資料;更加注重對思辨理性的合理涉及。高職語文教學需要提升高職生的審美性。審美性在當代中國文學語境中具有重要而熱烈的作用。審美被現代人用于對生活的證明與敘述，甚至能代替宗教或道德。西方倡導審美優先，個人感覺被賦予合法性和基礎性，個人可通過審美來寄托自己精神。審美或文學的審美性，確認文學的感性性質，為文學擺脫政治提供理由。有學者把文學的大類歸結為審美性，如報告文學是否屬于文學，在于它是否具有審美性，報告文學中是否表現出來理性的審美，審美性成為正面價值標志。審美性在語文教學別有號召力，在于它既有中國傳統人文精神淵源，又與中國現代社會以來美育救國思想相共鳴。高職語文教學需要培養高職生的精神自律性和職業專業性。自主性(自律性)是當代學生是否具備現代性的基本標志之一。人的精神世界解體，首先分解為科學、道德與藝術三個自律領域，隨后又在每一領域逐項分類，形成無數專業領域，每一領域有其自律系統，并形成專家對文化權威。一般認為，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對學生的作用在于，詩性出自語言的一種特殊用法，把對應原則從選擇軸心反射到組合軸心，突出詩本身的材質(語音)可能性與專業性。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開始出現的“朦朧詩”，凸現詩歌自身審美價值，強調詩人個人直覺，以前所未有的言語結構組成新的形象和可作多種解釋的情感方式。它使那一代的學生強烈意識到語言的作用和音節的作用，對依賴于再現對象的觀念產生質疑，與詩的詩性相遭遇。文學對學生精神陶冶而言，不僅標志一種特性，而且也標志一種高級精神活動，這種精神能極大地滿足學生今后成長的價值取向;尤其是今后學生步入社會后對自己領域以外的文化和政治無能為力時，如果有一個純屬文學的領域，屬于學生學習和研究的自由領地，外人不至于干涉。

三、高職語文教學的文學理性塑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