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中的女性主義文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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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當代文學教學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女性文學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女性主義文學的寫作延展開來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創作潮流中的私人化寫作、欲望化寫作、身體寫作等一系列緊密關聯的重要現象和命題。

關鍵詞：當代文學；新女性文學；身體寫作

一、女性主義寫作的意義指向

女性主義寫作與女性身份認同以及女性話語表達之間的關聯性，使得女性主義文學在欲望寫作與身體寫作的層面上有強烈的表達。因為整個人類書寫的歷史都浸透了男性中心主義，所以女性書寫理念倡導者堅持開創一種全新的女性書寫，即讓寫作回歸女性身體，從描寫女性身體的獨特經驗開始，讓女性重建對世界的認知，讓世界正視女性的存在。商品市場經濟時代，女性更多地被貼上了商品的標簽，或者成為各種商品的附屬物，如豪車與美女，而男性成為消費者，尤以“成功’’的男性為主。商品經濟取代男權文化成為女性新的主宰，在這種背景下，女性主義寫作不無現實地具有批判意義。女性主義寫作與女權主義思想之間緊密相連，它從一開始便以其對男權文化以及相關的思想觀念的強烈質疑而顯示著自己的價值。20世紀20年代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及廬隱的《海濱故人》為代表的女性主義文學作品顯示出了西學東漸之后在現代思想啟蒙下女性意識在文學寫作中最初的自覺。這一時期的女性主義思想表達，一方面十分注重對深深地鑲嵌在封建專制體系中的男權文化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努力地展示覺醒了的知識女性決絕抗爭的勇氣及其所承受的傷痛與孤獨感。從長久的男權文化壓制下所蘇醒了的女性解放意識，具有一種強烈的對抗與批判要求，它與“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個性解放、人的覺醒融匯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思想解放力量，體現出了一種具有現代轉型意義的價值取向，成為那個時代宏大敘事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20世紀的女性主義文學寫作中，20年代的女性寫作雖然數量有限，但卻是最為醒目的，它激起的社會反響也是最強烈的，同時也使得女性意識的自覺與解放訴求成為三四十年代女性寫作最為重要的思想資源。

二、政治解放到身體解放：復蘇的女性話語表達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50—70年代，“五四”意義層面上的女性主義思想表達不復存在，有關女性命運及處境的描寫被納人到了階級斗爭與階級解放的話語體系之中，對舊中國婦女命運的描寫主要是揭示舊時代婦女受壓迫的悲慘人生，以及在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的介入下翻身獲得了解放，20世紀40年代于延安解放區由丁毅、賀敬之所執筆完成的歌劇《白毛女》及60年代的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是這一寫作模式的最佳范本。而在這一時期，另一種有關女性面貌及命運的講述是對新社會中全新的婦女形象的塑造，在這種塑造體系中，主要是顯示出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半邊天等種種意義內涵。也就是說，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婦女解放問題以完成時的語態與方式在被描寫和敘述。在這一時期，婦女解放被看作是成為社會解放以及政治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婦女受壓迫成為封建主義舊思想及封建制度罪惡性的一個證明，因此，革命之后的新社會中婦女不再受壓迫，婦女翻身得解放，便成為必然的結局。而如果依然出現不平等的、婦女受歧視或壓迫的事實，則便被看作是封建舊思想的殘余，是舊制度的遺留物。言下之意，新制度中是不會產生這種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的，或者說新制度沒有婦女受迫害的問題，或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在這一思想邏輯下，20世紀50—7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對新社會婦女處境的描寫完全跳出了“五四”時期與男權文化相抗爭的表達方式，轉而以一套全新的階級解放的話語體系進行書寫，努力展現新社會下婦女全新的精神面貌，小說《李雙雙》中的女主人公李雙雙是這一時期新政權下社會主義勞動婦女新形象的最具標志意義的代表。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女性主義思潮全面復蘇與覺醒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便是王安憶，她在80年作的作品在兩個層面上有著突出的意義，一是以女性個體成長體驗為敘事支點的文學寫作；另一個便是女性主義意識的強烈表達。前者是以《雨沙沙沙》為代表的“雯雯系列”，后者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王安憶的“三戀”，即《小城之戀》（1986）、《荒山之戀》（1986）、《錦繡谷之戀》（1987）。“雯雯系列”中始終存在的便是一個成長中的女孩的敘述支點，這種個體成長體驗的層層展開，形成了王安憶小說獨有的沉靜之美，也使得她的寫作游離于“政治一歷史”的宏大敘事之外，呈現出一種獨有的個人風格特點。而王安憶的“三戀”則以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對人性的深人剖析，以及對性之于人生的探討而將新時期女性文學的寫作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世紀90年代是女性主義文學的一個活躍期，也是女性主義文學向縱深推進的一個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女性文學寫作以其體現出的強烈的女權主義思想意識而令人側目，同時也使得女性主義文學成為彼時最為突出的一股文學思潮。20世紀90年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的崛起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東漸有密切關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誕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于80年代初傳人中國，90年代中后期開始興起，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批評思潮。正是在這一時期，以陳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為代表的新女性作家迅速崛起，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創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

三、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中的成長表達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女性主義文學寫作呈現出強烈的敘述“自我”的特征，作家們常常將自我對外在世界一切的感知作為敘事的主體內容，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種十分突出的自我體認意識。正因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女性文學常常是在一種自我心理的書寫中展現個體獨特的成長體驗，可以說，就成長敘事而言，20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中的成長敘事體現得最為強烈和純粹，“成長”成為作家尋找自我、體認世界、感知時間的一種重要的方式，這在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綿綿的《糖》以至春樹的《北京娃娃》等作品中都有著鮮明的體現。陳染的寫作一直是中國文學中最強烈地追尋個人世界的隱秘表達的一脈的代表。她總是活在一個高度個人化的世界之中，從不屈服于外界的沖擊和壓力，也并不向自我的孤獨和寂寞低頭。她始終在內心的禁區中守望，不斷試探內心與外部的邊界所在。她的作品有一種強烈的從個人的內心出發的傾訴欲望，也有不斷清理個人記憶的愿望。她一面向讀者敞開自己的內心世界，向外部的他者發出詢喚，期望得到他者的理解和認同，一面不斷拒絕外部世界的沖擊和侵擾，強化了個人在社會中的孤絕感和個人世界的自主性。陳染的作品有一種強烈的自我傾訴的特色，她總是不憚于將內心最復雜和最微妙的感情加以表達。陳染善于捕捉那種復雜、微妙和難以表達的心靈世界，她的這種表達是極具人性開掘的突破意義的。從這個角度看，陳染的寫作標志著一個新的個人化的時代的到來。而這個時代正是今天的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新的時代。個人確實得到了實現，而個人的自由也意外地變成了不受拘束的放縱的身體和急于被滿足的欲望。女性得到了身體的自由，但卻被消費和時尚的潮流奇觀化，變成了被享用和消費之物￥自我不是一個孤立的絕對主體，它不能不在和他者的相遇之中存在。陳染的內心獨白式的傾訴總是試圖期待、接納、認可他者，將自身的希望寄托于他者。但隨著他者面貌的展開，她卻發現他者的面貌總是破壞、侵越自我的安寧和尊嚴，于是個人試圖逃離他者。陳染的作品不斷地書寫著對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追溯和回憶，這種回憶成為確認自我的一種方式。陳染將童年和少女時代的經驗中朦朧的、不清晰的過程通過回憶來加以展開，這種展開的目的是理解和認知自我，將我是誰的問題通過回憶再度提出來。陳染的回憶里經常有少女和成人男性接觸的奇詭經驗。這些經驗是少女告別童年的不可逃避的過程，但這種和他者面貌的相遇卻也是幻滅的過程。少女幻想的浪漫被堅硬的現實擊碎，少女失掉了天真，體驗了實在世界的無法消除和忽視的殘酷。人脫離天真進人世界的過程是無奈，又是期望。陳染在這里提供了個體生命的最真切、最切實的表達，這種表達也意外地變成了中國告別天真、進入世界的隱喻。天真少女發現了外部與自身的疏離，發現形成的自我在外部的沖擊中進退失據的慌亂和猶疑。于是，個人失掉了天真，變成了成人。陳染在這里將不間斷的、綿延的回憶展開成為今天中國記憶的重要部分。它的關鍵之處在于陳染用小說表現的個人經驗在此變成了一個社會在曲折和困擾中探求和尋找的可能性的表征。陳染自己也曾說過，一個好的作家作品，都會有“心靈自傳”的成分，無論他書寫社會人生什么樣的話題，都會包含他自己的價值觀、思想、情感和愛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私人生活》可看作是作者自己的精神成長史。陳染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身體寫作的特征。在陳染的《與往事干杯》《無處告別〉〉《私人生活》等作品中，涉及了青春少女時代的經驗和極為個人隱秘的生活情史。在敘述中，陳染對青春少女性意識覺醒后既懼怕男性而自守，又渴望男性而含情脈脈的躁動不安，以及女性在生命內部重大變動時期（如初潮）、既張皇失措又甜蜜沉靜的矛盾心情做了極為細膩、清晰地描述。在代表作《私人生活》里，陳染以倪拗拗這個出生在都市書香家庭的女孩子為主人公，講述了她敏感、封閉而又隱秘的成長體驗．高中老師T、鄰居獨居的女人禾、大學時代的同學尹楠，成為她記憶這種成長的重要節點。而在這種成長的體驗與敘述中，與身體有關的性的體悟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方式，陳染以這樣的途徑，找到了回到個人心靈世界的路途，由此而專注于女性自我內心世界的抒寫，從而傳遞出對男性話語所營造的空間與生活的懷疑與拒絕。林白是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寫作中另一位頗具標志性意義的作家。林白的寫作與陳染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都以一種獨語體的方式對一個女性的成長在心靈的層面上進行追憶和展開。同時，林白在其作品中對熱衷于對女性個人體驗進行極端化的描述，專注于講述絕對自我的故事，她還善于捕捉女性內心的復雜微妙的涌動。《一個人的戰爭》是部相當具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借著這本小說，林白有意總結她早期的生活及創作經驗，并思索一個女性為寫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全書始自五六歲（敘述者）林白撫摸自己，初識身體的欲望，一路描寫她的少年學習經歷，初燃的創作野心，流浪四方的奇遇，一再受挫的戀愛，被迫墮胎的悲傷等情節。她最后輾轉由家鄉來到北京，“死里逃生，復活過來”。林白洋洋灑灑寫來，頗有不能自已的時候；但全書的形式雖不夠精致，仍有一股直率動人的力量。往事不堪回首，但也只有真誠地檢視過去歲月的希望與虛惘，自剖年少的輕狂與虛榮，作家才能開拓出更成熟的視野。林白寫自己成名心切，曾貿然抄襲了別人的作品，留下洗不清的污點；寫自己一心壯游他鄉，卻在最可笑的騙局中失去貞操；也寫自己為愛獻身，幾至歇斯底里的絕望。自揭瘡疤，不是易事。但林白告解懺悔的動機無他：生命最絕望的時刻反而成就她對創作最深切的執著。一個女作家的成長，真是用身體來作為賭注。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20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寫作以其強烈的女性自我表白與自我體認意識而打造出一種獨特的敘事風格，回到自我個體的成長體驗中去尋找自我的歷史影像與心靈記憶，由此構筑女性個體歷史空間成為作家們不約而同的敘事走向。的確，20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正是以其強烈的自我體認而表達出對以往男權文化壓制下的女性書寫的拒絕與反抗，女性個體成長體驗的細膩呈現，恰恰表達出的是對男權文化為代表的政治權力話語的排斥。獨白的語體風格、身體感性的認知方式，都顯示出20世紀90年代的女性文學寫作在文體層面上的大膽探索與堅決的轉型。女性文學中自我言說式的心靈獨白看上去將文學寫作帶向一個狹小的寫作空間，境界與格局都十分有限，這在從王安憶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小說創作中便有著十分突出的體現，到陳染、林白等的創作中更是走向了成熟，但正是這種帶有“排他性”的自我敘述，使得女性文學寫作能夠遠離現代以來一系列的宏大敘事命題，而這種刻意的回避，恰恰是女性寫作確立自身價值體系必須要做出的選擇。女性文學的寫作常常與欲望寫作及身體寫作相關聯，在她們對歷史的追敘中，傳統文學中的時代風云面貌被極大地淡化，一切都聚焦到了自我個體的生命成長記憶中而加以過濾和展開，身體而不是語言成為與外界世界對話的重要途徑，從而使得女性文學寫作中的這種對世界的感知方式更具個人的真實性，而不是在某種現成的話語體系中來完成對世界的認知。所以，陳染、林白等人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身體寫作的傾向，其內在的是一種女性寫作立場的表達，這與后來衛慧小說《上海寶貝》中的那種感觀化、肉體化的身體寫作有著很大的不同。陳染、林白等人的身體是另一種言說世界、感知歷史、體驗生命的方式，衛慧以及春樹小說中的身體則是后工業時代的消費語境中被物化的欲望的表達，是以身體欲望的直接書寫來呈現在碎片化的物質世界的存在狀態。陳染、林白等的文字書寫則有著詩的特質，個體記憶沿著身體的點點滴滴的感知而展開，對身體記憶的追敘成為個體對生命、情感、歷史、社會、人際等一切認識的重要方式。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陳染、林白等為代表的女性文學中的身體寫作是女性主義話語體系的承載，也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一種女性話語的體現，而對個體成長的追憶和敘述則成為女性重建自身歷史體系的一種策略和g說方式。

作者:郭劍敏 單位: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