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詩中的儒家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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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詩中的儒家禮儀旨歸

“禮”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標志，唐代茶詩中即凸顯出儒家的禮文化旨趣。唐代茶詩的出現，反映了唐代文人墨客對茶文化的情有獨鐘。詩以言志，唐代文人墨客在品茶、飲茶之時，將自己的品飲感受寄寓于詩歌中，將自己的旨趣、愛好以詩歌的形式予以表達，從而使儒家的禮儀在茶詩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唐代茶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僧人曾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與高僧大德在交往過程中結下不解之緣，他們彼此以詩會友、以詩言志，創作出大量詩歌。詩中有禮，以禮彰顯出儒家之禮儀文化。眾所周知，儒家文化一直講求仁、義、禮，并試圖將之推廣開來。“禮之用，和為貴”［1］，此言精當地說明了儒家文化的價值旨歸。儒家所追求的文化發展目標，其終極價值指向是因禮而和。中國歷來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儒家文化講求禮，唐詩中的茶文化充分體現了儒家文化的禮儀性、和諧性。如張籍的詩歌《和陸司業習靜寄所知》：“幽室獨焚香，清晨下未央。山開登竹閣，僧到出茶床。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逍遙無別事，不似在班行。”［2］4328此詩即表明了儒家禮儀文化之價值旨歸：唐代茶文化尤其發達，因之，唐代以茶待客的現象非常普遍，在喝茶的過程中，敬茶為客，待客以茶，其間彰顯了儒家的禮儀文化。詩人以茶待客，體現的是敬茶人的熱情、大方。同時，在詩人敬茶的過程中，彬彬有禮，凸顯了敬茶之人（施禮）與飲茶之人（受禮）的和諧之美，并由茶禮到茶詩構成了完美的茶文化。再如白居易《曲生訪宿》詩云“村家何所有，茶果迎來客”［2］4326，亦凸顯了儒家的禮儀文化。其一，由白居易之詩可以管窺唐代待人以禮的茶文化的興盛，在唐代不僅以茶待客，同時還配有茶果，凸顯出唐代茶禮；其二，對來訪客人敬之以茶，是一至高的禮儀，凸顯了儒家禮儀文化的規約性，即茶文化凸顯了儒家的禮文化，茶文化中蘊含著儒家之禮，由茶詩可以管窺儒家茶文化之禮事。在唐代，客人來了，小孩要以茶敬之，孩童均知茶事中所蘊含的禮文化。有唐以來，主人即使生病臥床，如若客人來訪，亦要起床提供茶飲，以示對來客的尊重與敬意。如張籍的詩歌《贈姚合少府》：“病來辭赤縣，案上有丹經。為客燒茶灶，教兒掃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臥空瓶。闕下今遺逸，誰瞻隱士星。”［2］4326這首詩反映了主人臥病在床，客人來訪之情形。雖是臥病在床，但是有客人來拜訪，依然會起床泡茶敬客，以示主人的熱情，體現出儒家文化以禮待人的特質。詩人在病重之時仍然要為訪客“添爐烹雀舌”（劉禹錫《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為客燒茶灶”，儒家的禮儀文化在燒茶、品茶的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既有唐詩宋詞之美譽，同時也有隋唐佛學之佳談，詩歌與佛學是隋唐時期的顯著特征。唐以降，文士與僧人的交往，以及以茶交友之風盛行，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茶文化。因為“佛教的寺廟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勝之地，這些地方是唐代詩人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挫折時的隱逸之所和心靈向往之地。也正因如此，唐代詩人就和僧徒結下了不解之緣，與僧徒交往的詩歌、題詠佛寺的作品，在唐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唐代飲茶之風盛行，尤其在文士和僧人之間。以茶待客，凸顯了敬茶之人的熱情，同時也彰顯了文士和僧人之間的禮儀文明。如劉禹錫的《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看畫長廊遍，尋僧一徑幽。小池兼鶴凈，古木帶蟬秋。客至茶煙起，禽歸講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2］4026同樣，陸龜蒙的《謝山泉》亦體現出了這樣的禮儀文化：“決決春泉出洞霞，石壇封寄野人家。草堂盡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2］4026在陸龜蒙的這首詩中，反映了作者待客以禮，親自為客人煎茶的全過程，彰顯了儒家的禮儀文化。唐代文人通過詩歌抒情，以表達儒家內在的道德文化底蘊，即表現出儒家文化的禮儀特色。在唐代茶詩中，除了體現儒家的禮儀旨歸外，還凸顯出佛教文化的禪悅旨歸。

唐代茶詩中佛家的禪悅旨歸

唐茶詩中之所以能夠體現出佛家的禪悅旨歸，是茶本身的功能使然：茶清淡甘甜，常飲茶可以提神、益思以及消除疲勞，讓人之精力專注于本心，獲得本心之旨歸，這其中暗含著禪悅之趣。禪本身的意思為禪定，不為外物所擾，不為外物所動，即般若學所倡導的不執著于有，也不執著于無，倡導對待任何事物均要采取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不執著于外物，如此才能獲得禪機真諦，為此，禪宗提出了“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三個基本命題，教化眾生不要拘泥于外界事物，因為“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4］。這即是我們所說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種釋然情懷。這種情懷為文人墨客所吸納，并通過茶詩來表達他們“隨緣自適”的禪悅旨趣。“禪”本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禪之原初系“禪那”之簡稱，佛教經典中對禪是這樣闡釋的：“禪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5］禪之心性之思即蘊含著“寂”，即通過內心世界的寂靜，達到內心世界的諧和。禪宗講求“悟”，“悟”有漸悟、頓悟之爭。在中國化佛家中，無論是漸悟還是頓悟，其宗旨均是為了達到直指本心、見性成佛。唐代茶詩也體現了這種直指本心之悟，而悟性的獲得即是因飲茶而起。茶的基本功能在于提神、益思、消除疲勞，讓人之力量專注于本心，以獲得本心之旨歸。僧人可借茶消除疲勞，借茶來明心見性，達到至善的道德境界，獲得人生之理，通過茶的恬淡而達到對萬物的超然，從而提升“色即是空”的人生境界。佛教講究“悟”，而飲茶能促使人有所妙悟，這種妙悟即在于悟人生之真諦，去人生之苦諦，達到最高境界。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指出“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6］，揭示了禪道與茶詩在“悟”方面的異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茶詩大家吳海在《藏海詩話》中亦表明了這一態度：“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茶詩與禪文化具有可通約性，在唐代，一些有識之士常用茶詩來表達自己的那種安閑自然、淡泊寧靜的心境。通過對茶詩的體悟，了解到人之生命與宇宙之諧和一致，使人獲得一種超然的人生態度，不為外物所累，不為外物所遷，進而獲得禪悅旨趣。在中國哲學史上，隋唐時期主要是佛學之時代，也正因為如此，文人與僧人的交往在人之心性修養層面有著共同的話語體系。文人墨客與僧人在交往中，或多或少受到僧人的影響，他們在僧人身上尋找到生活的樂趣、人存在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文人墨客向往僧人的悠閑自在、清心寡欲和無牽無掛，艷羨僧人“共水將山過一生”（杜荀鶴《題道林寺》）的虛靜生活，并由此獲得人生的樂趣。唐代諸多茶詩均反映了詩人這種對禪悅生活的向往。如劉禹錫的詩歌《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勞動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爐烹雀舌，灑水凈龍須。身是芭蕉喻，行須筇竹扶。醫王有妙藥，能乞一丸無。”［2］4028劉禹錫這首詩作于被貶之后，本來心情郁悶，又逢身體有恙，心情無疑是雪上加霜，但此時有遠方禪客來探望他，受寵若驚中又感到極大安慰，于是煮茶待客，以上等茶招待客人，以表敬謝之意。作者在詩歌中盛贊這些禪客身心俱空，無憂無慮，手持筇竹，美若芭蕉，云游天下，真是神仙福氣。此詩充分展示了唐代茶詩中的禪悅旨趣。再如唐代詩人李中的詩歌《寄廬山白大師》：“一秋同看月，無夜不論詩。泉美茶香異，堂深磬韻遲。”［2］4027詩人與僧人之間的那種和諧溢于詩中，展現了詩人和僧人以茶論詩、吟詩品茶，并在幽靜的環境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與享受，最終達至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境界。在品茶吟詩、吟詩品茶之時，詩人、僧人的心靈得到凈化，人生境界在茶飲中得到升華，雙方都在彼此的交流與溝通中獲得人生的禪悅，所謂“世途煩囂，詩人士大夫久處期間，則又不耐其擾，遂亦不得不往游禪林，借茶求靜，暫解塵網”［7］。由品茶、喝茶而獲得人生樂趣，稱之為茶文化之禪悅，這即是唐代茶詩中所彰顯的禪悅之旨趣。李澤厚說：“禪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熱，更少激動昂揚的歡樂，而毋寧更為平寧安靜。它不是追求在急劇的情感沖突中，在嚴重的罪感痛苦中獲得解脫和超升，而毋寧更著重在平靜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別是在與大自然的交往欣賞中，獲得這種感受。比起那強烈刺激的痛苦與歡樂的交響樂，它更能似乎長久地保持某種詩意的溫柔、牧歌的韻味。而它所達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悅也是一種似乎包括愉悅本身在內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種異常淡遠的心境。”［8］飲茶談詩，以詩寄情，禪茶一味，唐代茶詩凸顯了此種禪悅旨趣。詩人與僧人在交往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僧人對詩人的影響，這使得詩人在飲茶、品茶的過程中所創作的詩歌具有禪的屬性與特征，使唐代詩人體會、享受到了禪悅的樂趣；另一方面，僧人也頗受詩人和詩歌意境的影響，使唐代僧人身上也有著詩人的氣質與情操，因而更增添了唐代茶詩中的禪悅旨趣。

唐代茶詩中的道家隱逸旨趣

唐代茶詩不但盡顯儒釋的禮儀與禪悅旨趣，還彰顯道家的隱逸旨趣。唐代茶詩中的道家隱逸旨趣也別有韻味。如果對中唐以后的詩歌進行發掘與整理，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部分唐詩彰顯了文人的隱逸旨趣，這與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息息相關。中唐以后，唐朝由盛轉衰，各種矛盾與沖突日漸凸顯，朝廷內部紛爭不斷，爭權奪利，黨羽斗爭，弒父、弒君現象日益嚴重，這種社會現實使一些有識之士的入世情懷遭受打擊，“遁世”之念不時涌現。詩以言志，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將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寄托于茶詩中。整體看來，中唐以后飲茶之風盛行，反襯出當時文人墨客消極遁世的思想。中唐以后的詩人，在茶詩中明確提出“中隱”這個概念，如白居易的《中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2］4032白居易的這首詩，明確表達了文人的隱遁情懷。這首詩歌雖然不是茶詩，卻表明了文人墨客對當時社會現狀的不滿與感傷，以致想要隱遁起來，逃避現實之難。顯然，在當時環境下，文人還不能完全將自己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表達出來，只能以詩言志，茶詩正反映了文人墨客的這一思想情懷。“中隱”是介于“大隱”與“小隱”之間的一種歸隱，中隱能有效逃避現實間的混戰與紛爭，逃避對現實的不滿。與儒家的入世情懷相反，“中隱”更多的是一種出世隱逸情懷。“中隱”之價值功用，可從茶葉本身獲得，因為茶本身的諸多特點與“隱”息息相關。首先從茶之色來看。茶之色為綠色，與自然之色一樣，動物也常以綠色逃避天敵。由茶之色，唐代文人墨客浮想聯翩，創作了不少詩歌，因為綠色能讓人放松身心，平復心情，拋下煩惱，怡心養情，并讓人進入到逍遙自在的境界之中。如詩人盧仝《玉川茶歌》中的“碧云引風吹不斷，白花浮云凝碗面”［2］4066，即凸顯了茶之色。此詩中，作者對茶的顏色、形狀作了生動的描繪。詩人面對碧綠的茶園，回想起現實生活中的喧囂，不禁產生暫時逃離現實、躲避現實之念頭，渴望彼岸世界的幽靜與安寧。再從茶之生長地域來看。茶樹一般生活在幽靜的高山坡地之中，且喜溫好濕。文人墨客一般喜歡游山玩水，享受山水所帶來的寧靜與逍遙，如此才能激發自己的創作激情和靈感。文人的這一喜好與茶樹的生長環境正好契合，同時也符合道家遁世的超然情懷。最后從茶之香來看。茶有淡淡的清香，甘甜中略帶苦。一些文人在品味茶之“疏香”之時，能體會到君子之間淡如水的感覺，從而祛除自身張揚、狂躁之性情，在淡淡的人情中體悟出超然忘機和高雅脫俗，使人達到“疏”之境地。另外，茶之香甜中還帶微苦，使人在成功之時不忘奮斗之苦，在享受之時不忘勞碌之苦。唐代詩人在品茶之時創作的一些茶詩，常常借茶之性隱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幽靜、清雅、恬淡，超然于世。如詩人韋應物在《喜園中茶生》曰：“潔性不可污，為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爾植荒園。喜隨眾草長，得與幽人言。”［2］4132韋應物系隱逸詩人，此詩通過描繪茶的習性反映了他隱逸田園的情懷和不染塵俗的、恬靜的生活態度。白居易在其詩歌《題施山人野居》中也借茶表達了自己隱遁的思想：“得道應無著，謀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風塵少，松齋日月長。高閑真是貴，何處覓侯王。”［2］4029在這首茶詩中，作者描繪了道家閑適的隱遁生活：白天插秧種田，晚上品味茶香，并借茶以明志，表明了文人墨客在亂世時所向往的生活，反映了道家的隱逸旨歸。再如白居易的茶詩《食后》“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舉頭望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2］4037這是一首典型的茶詩。在詩中，作者借茶描繪了他所向往的隱逸生活：吃完飯后，小睡起床，手持茶碗，悠然自得。再如唐代詩僧皎然的詩歌《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多自欺。愁看畢卓甕間夜，笑向陶潛籬下時。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驚人耳。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2］4033作者皎然既是僧人，同時也是詩人。詩中，好友送來了剡溪名茶，白色瓷盞里的茶湯如瓊漿玉液，清香四溢，作者一飲二飲再飲后，仿佛進入了道家物我兩忘的仙境，妙不可言。茶后仙境正是作者所說的仙人丹丘所追求的那種境界，在此神仙境界中，作者獲得了心靈的超脫。唐代像白居易、皎然等借詩以言志的茶園詩人較多，通過茶詩，反映了這些文人恬靜、淡雅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家的隱逸旨歸。

結語

在中國歷史上，隋唐時期在茶文化和詩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詩人創作了許多茶詩，在這些茶詩中蘊含著儒釋道三教的價值旨歸。研究唐代茶詩中所蘊含的儒釋道價值旨趣，有助于弘揚中華傳統茶文化，尤其是唐代的茶文化。探討唐詩中的儒釋道旨趣，也有利于提高人之身心修養，提升人之道德境界。（本文作者：陳力祥 單位：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