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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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長學制醫學生；實例―討論教學模式；流行病學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50-0142-02

長學制高等醫學教育是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研究生教育性質的高層次本科生教育，目的是造就出一批具有較強的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并富有創造精神的新型人才。《流行病學》作為一門方法學學科，是臨床醫學生的必修課，在臨床醫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且作為一門群體科學，在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和醫學服務三個領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而《流行病學實驗課》在理解和掌握流行病學理論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和探索適合于長學制醫學生的《流行病學》實驗教學內容和方法，提高長學制醫學生學習《流行病學》課程的效果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的《流行病學》實驗教學是采用對實習資料進行分析和計算的教學方法；而實例―討論教學模式是討論法與實例教學的有機結合，是教師與學生直接參與，共同對具體的應用實例進行討論的一種教學模式。這種模式著眼于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2]。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適合于長學制醫學生的《流行病學》實驗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并探討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對長學制醫學生《流行病學》實驗課的教學效果。

一、方法

1.調查對象。在我校03級5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學生中隨機抽取2個班的所有同學共68人、在7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學生中隨機抽取1個班的所有同學共31人作為調查對象。

2.教學方法。對5年制醫學生采用常規的理論課和對實習資料進行分析和計算的教學方法。對7年制醫學生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具體教學方法[3]：（1）針對每一次相應的理論課內容，由教師選擇近年發表的中文或英文醫學期刊中涉及到人群研究設計的研究論文作為實例。（2）結合每次實驗課實例的研究設計，復習相應的理論知識，如描述性研究、病例對照研究、隊列研究、流行病學實驗研究和篩查和診斷試驗的評價等。（3）對實例進行討論分析：①教師啟發、引導和組織學生；②學生分組討論，對實例的研究設計、具體實施方法、資料分析以及討論和結論進行討論和質疑。（4）對各小組的討論結果進行評價和綜合。（5）歸納總結出適合于理論課各部分的研究實例，編寫適合于長學制醫學生的實驗教學內容。

3.問卷調查方法。本實驗教學課程結束后，對研究對象采用匿名填寫問卷進行調查。調查表內容包括：對流行病學實驗課和本次采用的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的喜歡程度、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的收獲大小、本次采用的實例―討論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建議和意見，以及本學科方法對將來的工作是否有幫助。

二、結果

1.調查應答情況。本研究分別調查5年制和長學制學生68人和31人，5年制和長學制學生應答人數分別為61人和30人，應答率為90%和97%。

2.對《流行病學》實驗課和實例―討論教學模式的喜歡程度。90%的長學制醫學生和67.2%的5年制醫學生喜歡上流行病學實驗課，86.7%的長學制醫學生和85.2%的5年制醫學生喜歡流行病學實驗課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

3.采用實例―討論教學模式的收獲。60%的長學制醫學生認為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可以“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60%的長學制醫學生認為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有利于對所學理論知識的掌握和應用”，僅有10%的長學制醫學生認為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能夠激發自身的潛能和創造性”，而5年制醫學生的這個比例分別為50.8%、59.0%和11.5%。

4.預計本學科方法對將來工作的幫助。有40%（12/30）的長學制醫學生認為本學科方法對將來的工作有幫助，且幫助很大，另有40%（12/30）的長學制醫學生認為本學科方法對將來的工作雖有幫助，但幫助一般。而5年制醫學生的這個比例分別為50.8%（31/61）和26.2%（16/61），結果見表3。

5.采用實例―討論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在被調查的長學制醫學生中，僅有13人對本次采用的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回答，其中26.7%的長學制醫學生認為本次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實驗課課時不足。

三、討論

本研究針對傳統的《流行病學》實驗課教學采用對實習資料進行計算和分析的教學方法不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等的缺點，首次嘗試對長學制醫學生的《流行病學》實驗課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通過將實例教學與討論有機結合，學生可直接參與到流行病學的實驗課中，從而加深其對流行病學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與單純講解理論知識的傳統教學相比，實例―討論教學模式的最大特點在于以和每次講授的理論課有密切關系的研究實例為基本素材，將學生引入一個特定的真實情境中，使學生對每種不同的研究實例從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的選取、資料收集方法、統計分析、討論部分的對比分析等不同內容，通過師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共同討論，進行深入剖析，從而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學習效果，同時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終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應用能力[2]。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90%的長學制醫學生喜歡上流行病學實驗課，86.7%的長學制醫學生喜歡流行病學實驗課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和5年制醫學生相比，長學制學生中不喜歡上流行病學實驗課以及不喜歡流行病學驗課采用實例―討論教學模式的人數及比例較少，表明絕大部分長學制醫學生喜歡上流行病學實驗課以及對實驗課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本研究結果提示，在以后的《流行病學》實驗課中，應逐步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替代傳統的對實習資料進行計算和分析的教學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長學制和5年制的醫學生均認為，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上《流行病學》實驗課，容易理解所學的內容，而且便于記憶，并且可以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利于對所學理論知識的掌握和應用。而且這種教學模式比較自由、靈活、互動，可以調動學生和教師上課的積極性；同時對每次的內容采用實例來進行具體評價，加深了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印象。但僅有少部分學生認為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方式能夠激發學生自身的潛能和創造性，這可能與各種不同的人群研究設計在學術論文撰寫中均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學生很難突破這一模式有關。

大部分長學制和5年制醫學生認為，流行病學這門課程所學到的各種研究設計方法對將來的工作有幫助，尤其是對將來從事科研工作的同學來說會有很大幫助。長學制學生畢業后，很多人除了從事臨床工作，會同時從事科研工作，而開展臨床研究離不開《流行病學》課程學到的人群研究設計，而實驗課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恰恰可以使學生通過閱讀前人發表的學術論文，并參與實例討論，掌握各種研究設計的要點和方法，以及在開展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這樣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生通過對《流行病學》理論課的學習和實習課的實例討論分析，將全面掌握流行病學的各種研究設計，為今后開展臨床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基礎。也有10%的醫學生不知道流行病學課程對將來的工作是否有幫助，主要是因為大部分醫學生在學習《流行病學》課程時，是在未真正接觸臨床和開展科研工作階段。實際上，大學現在每年有兩批業余科研和暑期科研在招募本科生參與科研，因此，建議對人群研究感興趣的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利用業余時間或暑期，參與到開展人群研究的老師的課題中，盡早接觸和了解人群科研設計，把所學到的流行病學知識應用到實際的科研工作中。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采用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授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課時不足，無法在課堂上利用充足的時間來展開實例討論。目前臨床醫學專業學生《流行病學》課程的總學時數為36學時，其中實驗課的學時數僅為4學時。而流行病學作為一門方法學課程，如果僅有理論課的講授，再加上幾學時的實習課的計算分析，根本無法滿足課程的需要。因此，目前實驗課的學時數不足，不利于學生全面掌握流行病學課程中的重要知識。本調查結果也提示，在學校醫科各專業培養方案的調整修訂時，應考慮增加《流行病學》課程尤其是實驗課的學時數。

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在實例―討論的過程中，學生不僅學會了如何運用所學過的《流行病學》的各種理論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而且培養了批判性思維去解決學習中遇到的問題，同時還學會了如何表達自己的思想，學會了如何與同學合作，使醫學生在校時就初步具備了將來工作必備的素養、能力和心理素質。

總之，實例―討論的教學模式在長學制醫學生《流行病學》實驗課教學中具有良好的教學效果，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學中加以應用。

參考文獻：

[1]王建華.流行病學[M].第7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

第2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流行病學 科研設計

健康網訊:

俞蕙 朱啟 200032 上海醫科大學兒科醫院 臨床流行病學是臨床醫師在臨床研究和醫療的實踐中，將流行病學、社會醫學和醫學統計學的原理和方法應用到臨床，從患者個體的臨床診治擴大到患者群體特性的研究，以探討疾病的病因、診斷、治療、預防和預后等規律。它是一門科學的方法學。 臨床流行病學的研究對象是患者及其患病的群體，這與實驗醫學的動物實驗或生化、病理、分子細胞水平的研究不同，也與傳統的流行病學有所區別。 臨床流行病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和各種危險因素，以認清疾病的發病本質和得到明確診斷，并為防治提供依據；探索新的診斷性試驗和方法，以提高診斷水平；開展試驗治療研究，以發現和評價有益或無益的治療措施或藥物，從而提高治療水平；研究疾病的自然病史和某些干預措施，改善患者的預后等。 臨床資料的來源是患者的病史、體征、實驗檢查的結果。這些資料是否真實可靠，直接關系到臨床研究和診治的質量。由于受資料質量的限制，制約了臨床醫學的研究水平，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要使臨床科研產生質的飛躍，必須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臨床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據臨床醫學研究中所選擇的課題進行科學的設計（design）、測量(measurement)、評價(evaluation)。 (一)設計：（1）首先要正確選擇研究課題。（2）根據課題性質選擇最佳設計方案。例如病因學、治療學及預防性試驗研究，最佳為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驗，其次為隊列對照研究，回顧性因果研究則宜用病例-對照研究。診斷性試驗研究必須應用金標準作比較研究設計，無對照組的研究以及敘述性的研究一般是不可取的，其科學論證強度差。（3）研究對象的正確診斷，制訂具體的納入和排除標準。（4）樣本含量的大小要合適，防止樣本太小，試驗結果不說明問題，樣本太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費。（5）防止或識別各種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干擾。例如采取隨機分組、盲法治療和分析以及分層分析等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6）正確應用統計學的分析方法。 (二)測量：(1)疾病的發生頻數可用發病率、患病率，疾病的后果可用病死率、致殘率、死亡率以及并發癥的發生率等。（2）診斷試驗方法要有敏感度、特異度的指標。（3）治療或干預措施可呈現有效或無效反應，會有相應的臨床癥狀、體征以及各類實驗室指標的動態變化等。這些變化值可以采用各種計數指標和計量指標進行衡量。 (三)評價：(1）臨床各種檢驗結果的準確性評價。（2）診斷性試驗的評價，應用金標準比較敏感度、特異度、預檢值、似然比。（3）治療性試驗結果的利弊評價。（4）疾病病因、因果關系以及某些患病危險因素的影響程度。（5）疾病的預后的評價。（6）衛生經濟學的評價：成本-效果、成本-效益、成本-效率分析。例如，對防治效果的結論是否有對照、是否遵循隨機化原則是防治效果考核中極其重要的原則。目前發表的許多醫學雜志的論著中沒有設立對照組。如某研究用中藥方法治療小兒乙型肝炎的療效報道，其中治愈53%、基本治愈28%、好轉14%，總有效率 95%。這樣的結果不能使人感到可信，因為急性肝炎有90%是可以自愈的，僅少數演變為慢性肝炎，而慢性肝炎也會自行緩解或復發，不設對照組，就很難判斷此緩解是由于藥物作用還是本身自然病程的發展規律。同時該文章療效評定選用的臨床標準，無一例使用病理改變標準，而乙型肝炎患者臨床緩解與病理變化并不完全一致。要使結果可信，必須設立對照組，選用較為可靠的客觀指標評定療效。隨機化原則是另一主要的原則。真正的隨機化是使觀察組和對照組除觀察因素外，其他因素在兩組中的分布基本上做到均衡一致，即存在可比性。下述的方法并非真正的隨機化。一種是丟錢幣的方法，一方面由于出現正反面的機會并不均等，主要是不能書面寫下來，不能復制，不能進行檢查。另一種是根據日歷，單日進來的患者進A組，雙日進來的患者進B組。醫生和患者都易發現規律，從而人為地推測分組情況，從而改變次序。真正的隨機化應符合：（1）醫生和患者都不知道患者應該進入哪一組。（2）醫生和患者不能從上一個患者已經進入的組別來推測下一個患者會進入哪一組。（3）患者進入試驗的順序是通過數學方法求出來的，并在試驗開始前已用文字寫好，在執行過程中可進行核對，并可被他人復制。 藥物臨床研究規范化是臨床科研的重要內容，也是臨床流行病學的重要方面。對于新藥進入臨床試驗，進入臨床驗證應按要求分為3個階段。第1期是小規模臨床試驗。一般采用志愿者作有關藥物耐受性、安全性以及有效的給藥方法等方面的探索。找出安全有效的劑量及給藥途徑、療程及副作用。第2期為正式臨床驗證階段。初期用隨機對照觀察，評價防治藥物的真實效果，同時進一步了解其適應證及不良反應。后期要求在3個以上的驗證單位同時擴大進行隨機對照試驗。第3期即為推廣應用，特別注意其安全性的考察。臨床流行病學要求在分析評價藥物是否有效時參照以下幾點原則：（1）患者是否為真正隨機分配接受藥物措施的試驗，而不是書面上的隨機，更不能將隨意分配誤當隨機分配。（2）是否觀察和報告了全部的臨床有關結果。包括有效的和無效的，有益的和無益的作用。在判斷這些結果時盲法具有重要意義，它可以有效地排除衡量性偏倚，確保結果判斷的重復性和真實性。（3）被研究的對象是否明確。描述納入和排除標準，臨床的各種特點包括性別、年齡、地區、疾病的類型和病情的輕重等。（4）是否考慮了統計學和臨床上的重要意義。臨床意義主要是看藥物的效果，效果愈大臨床意義愈大。統計學的意義是分析試驗組和對照組的療效差異，是否為來自藥物治療的真正效應。如統計學表示的P＜0.05，即臨床上發現的這種效果差異有5%的機會是來自偶然的機遇，而由藥物治療引起的真正效應為95%。統計學分析的差異

顯著性意義并不涉及療效差異的大小程度。（5)藥物治療措施是否確實可行。如有關藥物治療除應有劑型、劑量、給藥途徑外，還應詳述具體的措施等。（6）結果是否包括了全部納入的病例。要求未完成規定治療而中途丟失的病例不應超過總觀察數的10%。一旦病例失訪或退出超過20%，則全部結果將有很大可能失去真實性，臨床意義及價值必將遭到嚴重影響，甚至變得毫無意義。 臨床醫生掌握臨床流行病學的基本知識和方法，對醫療質量的提高，對制定臨床科研設計和具體實施來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對臨床醫學教學質量的提高都起著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臨床流行病學已愈來愈受到臨床醫生們的重視，上海醫科大學和華西醫科大學在國際臨床流行病工作網（INCLEN）支持下，建立起臨床流行病學培訓中心，并編寫供臨床醫生和研究生閱讀的臨床流行病學教材。某些省市醫學會及衛生局已把臨床流行病學作為住院醫生晉升主治醫生的必修課程。 中華兒科雜志

第3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教學模式 學生參與 授課 流行病學

流行病學是預防類專業的主干課程,作為方法學,它已廣泛應用于醫藥衛生的各個領域。流行病學的原理和方法應用于現場,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起到了沖鋒陷陣的作用。2003年的“非典”暴露了我國公共衛生事業中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比如,專業人員數量不夠,整體素質不高,特別是現場調查研究和應急反應能力不強等。當前,新的公共衛生形勢對流行病學的教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深化醫學院預防類專業的流行病學教學改革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一、傳統流行病學教學模式的不足

傳統流行病學教學模式主要是采用填鴨式講授的方式,這是一種相當單一的傳授知識的方式,主要以教師為中心、以認知性知識學習為目標,學生處于被動接受狀態。但基于流行病學作為方法學的特點,理論性較強,且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抽象性,難以像形態學那樣直觀教學,學生常感到難以理解和掌握。加之這種教學模式,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久而久之,一些學生甚至會產生厭學情緒。因此,如何加強課堂教學效果,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加深學生對流行病學基本原理的理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流行病學理論教學改革中要研究的重點。

針對我國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流行病學專家和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看法和建議,比如課堂上采用啟發式、討論式等教學方法,但總地說來,某些教學內容或教學方式的改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于廣泛推廣和應用。課堂討論式教學盡管相對于傳統的教學法能夠較好地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但因為課堂時間的限制和學生自身的原因,不可能讓每個學生都參與到教學互動過程中來,所以仍然有大部分學生是旁觀者和知識的被動接受者,本質上它并沒有改變學生被動學習的狀況,以致難以培養出適應時展需要的創新性人才。

二、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的探索

1.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的理念

“參與式”教學已較早被提出并廣泛應用于教學中,它是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實際上也屬于“參與式”教學模式的范疇,只是前者要求學生親自參與到教的環節當中來,而后者沒有要求。相對于“參與式”教學模式,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更是一種體現民主、平等、真正參與和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它是以培養和發揮人的主體性為價值取向,以發揮學生的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為前提,師生共同參與、共同發展的一種新型課堂。這種教學方式使學生在教-學位置轉換過程中從被動地接受知識轉變為主動去獲取知識,從教學的“客體”變為教學的“主體”。這樣既能培養學生的語言表達、想象、分析和綜合等邏輯推理方面的思維能力,又能促進學生實踐、協作和創新意識的發展,從而真正發揮學生學習主體的作用。

2.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的實施

從課本中指定某一些章節(如各論部分的章節)由事前指定的學生來主講,授課教師和其它同學作為聽眾。主講完之后由教師和其它同學進行提問和討論,最后由教師帶著問題作全面總結。具體實施過程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1)合理流行病學問題的產生和時間的分配

教研組成員提前集體備課,嚴格按照教學大綱精心設計問題和合理安排章節內容所講的時間,應長短適宜,給課堂提問、討論和總結預留充分的時間。

(2)試驗班級學生的提前思想動員

在教務辦老師的主導下,說明課程教學改革的目的和意義,每個學生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把教學內容、教學時間和教學進度表分發給學生,同時告訴學生相應的參考書籍,要求學生認真備課,備課內容為試講內容所在章節的全部內容。備完課之后,要求學生相互之間進行試講,也可以找教研組成員進行試講,每次嚴格限定時間。

(3)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在流行病學教學中的應用

每次上課,首先由學生在限定時間內講述,講完之后,由教師和其它學生提問和討論。如果沒有學生提問,授課教師務必提與本次上課內容緊密相關的2～3個問題。所提,問題首先由試講學生作答,再由其它學生作答或補充,整個提問、作答的時間也得限定。最后由授課教師帶著問題對整堂課的內容做出全面總結。

3.學生參與授課教學模式效果的調查

學期末組織學生以小組討論的形式進行座談,并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和座談的內容包括新的教學方式的合理性及對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的主動性,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意識,綜合能力等方面提高的作用。結果表明:在被調查的56個學生中,全部(100%)學生認為該教學方式合理,其它調研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學生對該教學方式有較高的評價,他(她)們普遍認為在提高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提高語言表達等綜合能力方面明顯優于傳統的教學方法,其中全部(100%)學生認為該教學模式能提高學習的主動性。由于教研組人員時間的限制,我們僅僅納入了一個班的學生作為試驗對象,摸索了該教學模式的整個基本過程,為進一步的推廣提供經驗和基本的框架。在摸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1)課堂氣氛的控制,學生參與式教學對學生的要求較高,而一個班內的學生可能參差不齊,所以有時課堂氣氛難免不好,要求教師對課堂有較好的駕駑能力,始終能營造一種輕松愉悅的氛圍。(2)課堂時間的控制,因為課堂時間有限,要求授課教師嚴格把握,所提問題要求精煉,所以上課之前,教研組成員一定認真集體備課,精心設計問題,不能有半點馬虎。(3)教學內容和參與人員的分配,有的章節(像緒論的內容)不適宜讓學生講,所以學生上臺講的內容應該有選擇性,一定要精心挑選。另外,是讓所有的學生都上臺講,還是只讓部分學生上臺講?這也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如果人數多,不可能讓每個人上臺。

參考文獻:

[1]王聲勇.流行病學教學與高素質的疾病控制人才培養[J].疾病控制雜志,2004,8(4):289-290.

[2]王蓓.提高預防醫學專業流行病學教學質量的實踐與思考[J].西北醫學教育,2004,12(4):321-323.

第4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混合式教學;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課程

食品安全面臨的首要問題即食源性疾病，其發病率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食品安全水平的直接指標，是食品安全問題最直接的表現方式，預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成為食品安全領域和公共衛生領域共同的重要任務，必須運用流行病學專業知識與技能。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是流行病學在食品學科中進行具體應用的分支學科，在食品安全相關事件處理中具有重要意義，是華中農業大學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利用流行病學原理和方法對食品安全與衛生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及評價。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課程涵蓋大量的概念和公式，實踐性強，學習難度較大，對教師的專業素養及授課經驗要求較高，教學中需要豐富的案例和充分的討論，僅依照教材開展課堂講授是遠遠不夠的。國內外教育研究與實踐者為了彌補傳統教學模式的不足，已經探索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E－Learning的發展，混合式教學模式受到普遍關注，并在眾多的課程中進行了大量研究。混合式教學的核心在于整合各種教學模式和學習資源，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形成師生的良性互動和學生的自主高效學習。在食源性流行病學課程中開展混合式教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能夠為提高教學質量起到積極、現實的作用。本研究利用多種形式的優質資源，采取混合教學模式對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課程進行探索實踐，教學效果獲得提升，為今后開展進一步的教學改革和建設相關平臺提供參考。

1優化教學資源，改革教學設計

流行病學教材及課程均是針對醫學專業而建設的，目前缺乏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的系統資料，學生對各種資源也缺乏甄選能力。為避免該現狀對學生學習產生影響，首先，教師廣泛搜索和查看流行病學在線課程，確定一門流行病學MOOC為主要在線課程資源，并為英語基礎好、有深造意愿的學生推薦一門英文MOOC，以便后續實施進階性教學。網絡課程及醫學院校教材的內容并非完全契合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教學計劃，教師在推薦MOOC資源的同時還要制訂學習指導計劃，確定學生需要掌握、熟悉、了解的章節內容，為學生精準利用網絡教學資源提供明確指引。其次，教師精心選擇了現場食源性疾病暴發流行病學調查等教學視頻、案例資料，自編部分教材，使學生能夠得到和食品質量與安全專業更為密切貼合的理論指導。最后，教師緊扣課程教學大綱，將各章節學習要點及要求詳細列出，并分別鏈接到相應的學習資源，如教材、MOOC、自編教材、視頻地址等渠道，編寫學習手冊(handout)，明確每次課程的任務和重難點。通過教學資源的整合與優化，為學生課前、課中、課后的學習提供充足可靠的資料。疫情防控期間，在線教學的實踐為混合式教學提供了經驗，在教學設計層面轉變傳統課堂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革新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策略［1］。在進行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課程教學設計時，教師結合對教學對象和教學內容的分析，從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這三方面對教學目標進行分類闡述，確定各章教學和學習的重難點。在知識層面，注重由真實問題引發學習要求，結合學生自己收集到的食源性疾病案例深入淺出地講解重要概念及方法特點，為后續應用相關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夯實基礎。在能力方面，借助學生通過小組討論確定下來的食源性疾病調查研究實踐，運用課程相關知識進行食源性疾病分布特點描述、病因分析與推斷并提出防控建議，檢驗學習效果，提升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情感態度價值觀方面，將不懈探索的科學精神、為人民健康負責的職業擔當、團結共進的協作能力等思政元素潛移默化地應用到課程學習與實踐活動當中，使學生不僅在專業上獲得新的知識能力，同時在思想道德修養上也獲得成長。在改革現有教學設計的基礎上，教師團隊以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促進學生深度學習為目的，采用基于課堂環境的討論辯論式學習和課下真實任務驅動的研究性學習等形式，圍繞課前、課中、課后三個階段的學習活動進行整合設計。以雨課堂為主要載體，完成課前自主學習的任務單布置，網絡學習資源和預習課件，課中試題能夠檢測學生的學習情況，學生可通過彈幕發送未理解的知識點，然后完成課后自測、研究性學習成果評價等任務;以多媒體課件和文獻節選為課堂教學的主要素材，增加動畫演示環節和案例解析及問答互動設計，通過教師的講解引導學生深入思考。混合式模式下的教學設計注重線上線下的有機結合和靈活切換［2］，將線上學習資源的碎片化知識點通過課堂里的啟發和討論從邏輯上串聯起來，側重講解“為什么”“如何做”等深層次內容，使學生融會貫通，再輔以課后的在線測驗、問卷調查，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在實踐中進一步熟悉流行病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

2基于雨課堂的混合式教學實踐

雨課堂以PowerPoint這款教學中最常用的軟件和師生均熟練使用的微信為基礎。作為混合式教學的一種工具，雨課堂能夠在教學過程中加強師生聯系且不增加教與學的負擔。在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的教學改革實踐中，教師團隊充分使用雨課堂的預習、隨機點名課堂問答、隨堂考試、彈幕、課后測驗及研究成果評價等功能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提高學習效率，使教師能夠實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時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適當調整，優化過程考核。具體實施過程中，課前，教師通過雨課堂當次課程的學習手冊、預習課件、MOOC鏈接及相關文獻，引導學生自主學習重要知識點和基本概念，鼓勵學生提出疑問，促進學生思考。課中，教師先借助3個左右的選擇題及簡答題了解學生預習情況，把握課堂教學進度和重點內容，發現需要特別關注的個別自主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為后續進行針對性學習指導做好準備;結合課件與文獻指導學生深入學習流行病學方法學、設計原理與實施原則，通過案例討論、文獻評析等方式強化流行病學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講解課程的難點內容后，及時布置相關的拓展練習題，檢查學生的掌握程度，增強學生注意力，提高對課堂的關注度;學生可使用彈幕功能提出需要進一步講解的知識點或發出自己的疑問，教師要及時給予解答或組織討論，以利于學生真正掌握。課后，教師根據課堂授課的實際情況，經由雨課堂自測題、案例分析匯報、文獻匯報、研究方案設計等作業，幫助學生把握自己的學習效果，不斷復習鞏固課程知識。在疾病的分布、病因及推斷、預防策略與措施等章節，學生通過課前布置收集各自感興趣的食源性疾病真實案例并提出存在的問題在課上分享，可組織小組討論尋找問題的答案，引發學習興趣，增強學習熱情，促進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加深對相關概念及理論的理解并為實踐應用打牢基礎。在食源性流行病學暴發調查等章節，教師通過雨課堂在課前推送案例資料及學習任務，在課上講解調查步驟等理論知識，播放案例視頻，模擬調查現場，在課后指導學生依據各小組討論確定的食源性疾病自主設計調查方案開展實地或網絡調查研究，完成結果判斷和匯報交流，學生身臨其境應用所學知識，教師實時了解學生學習效果，及時調整安排后續的教學任務。通過評閱課程布置的文獻閱讀報告、研究設計、調查報告等作業發現，學生在作業規范性、批判性思維、理論聯系實際等各考核環節的成績都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通過雨課堂提交課程作業時，教師可在系統設置時間限制，使學生無法延遲完成，促進其按時完成復習、討論、調查等任務;學生在完成自己的作業并按時提交之后，可以在線查看他人的作業情況，當教師完成作業批改之后，學生也可以在線了解到他人獲得的成績及教師點評的內容。這些在傳統教學模式下較難實現的實時相互監督和自評互評環節使學生各項任務的完成效果得到了明顯提升。教學內外的師生互動也以混合式模式進行呈現。課前預習階段，學生將遇到的疑難困惑提交至課程群，形成自主學習反饋，主講教師要利用網絡進行解答和針對性指導，有共性的問題要在課堂教學中進行重點解析。課中，學生可以利用雨課堂隨時在存疑的課件上進行標記并發送彈幕，教師得到提示后根據問題的種類或性質組織學生進行自主探究或合作學習，鼓勵和指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探索問題答案，對學生的主動思考能力、深入探究能力進行鍛煉。在教師指導下的探究式學習使學生能夠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3］，并在此過程中體會批判性思維與自我反思及評價的作用。面對面的師生交流更利于基于問題探究和案例研討的學習方法革新［4］。課后完成作業期間，學生與學生之間自發進行朋輩學習及相互評價，線下線上交流頻繁，非常利于學生完善自己的學習成果并進行高效傳播;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溝通多回歸線上，學生在雨課堂討論區提出問題或發起討論，教師及課程助教和學生一起作為討論組成員參與其中，并根據討論中出現的問題或錯漏及時進行釋疑、引導和總結，幫助學生對重難點知識進行概括和深度理解。教師要及時對學生進行過程性學習評價，對表現優異的同學提出表揚，激勵其繼續努力并帶動全體同學;對表現欠佳的同學進行點對點輔導，既要及時關注其學習效果，又要對其自尊心進行保護。通過探索實踐發現，在課程中，師生互動力度增強，學生自主高效學習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學生反映課程主講教師較為注重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對重難點會進行詳細講解，通過提出問題調動學生積極性，注重引導學生對問題進行思考，鼓勵學生積極討論，幫助學生發現學習和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到解決方案;線上線下結合的形式有利于過程性考核，教學方式新穎。

3結語

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課程概念多，研究方法種類復雜，學時相對較少，缺乏對應的實踐教學環節。在以往的教學模式下，以教師在課堂上進行知識輸出為主，雖然也運用了Flash、音頻、視頻等技術手段作為輔助，但教學效果仍然欠佳，學生主動參與度低，而混合式教學模式的改革與實踐充分靈活利用和整合各種新穎的教與學范式，并嘗試較深層次地融合各種教學策略，完成從教師中心到學生中心的轉變，激發了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并為其提供施展才華的平臺，提高了教學效率，獲得了較好的效果。在實施混合式教學時，教師根據學生的不同學業水平、不同發展方向開展個性化指導，將課程高階內容和最新科研成果到學習平臺，學生可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能力選擇個性化的學習內容和方式，極大地滿足了學生多樣化的需求，拓展了學生的視野，為打破傳統課堂教學模式的局限性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實現了教學效益的最大化。混合式教學模式改革不僅對學生提出了高質量學習的要求，也對教師提出了高質量教學的要求。在線教學實踐的引入要求教師先要提升自身能力，學習和熟練使用在線教學工具與課程平臺，能夠科學選擇各種網絡資源，合理組織高效的在線討論，對教師的能力完善要求是持續的。教師要真正貫徹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這一準則，盡快完成角色的轉換，投入更多的精力設計和組織教學，充分發揮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各自的優點，確定線下課程和線上課程的學時分配，高效且統一質量地完成在線學習輔導，在未來的課程改革中建設課程網站，設置討論課，開展優秀作業自評與互評，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在提高在線教學環節的水平之后，教師仍需要持續提升自身整合優質教學資源的能力和更高水平組織及駕馭課堂的能力，充分利用翻轉課堂、問題中心教學法等為保障線下教學質量做好充分準備。教師要同時重視學生的個體學習和總體學習的能力，以提高全體學生學習能力為目的，最終實現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學課程混合式教學改革的預期目標。

參考文獻:

［1］李丹.疫情防控背景下形勢與政策課線上混合教學模式的實踐與思考［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8(03):87－91.

［2］徐長永.后疫情時代“高等數學”混合式教學初探［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21，(01):62－64.

［3］劉雄偉，劉暢，俸婷婷，等.線上線下混合式“金課”推進《有機化學》課堂教學改革［J］．廣東化工，2021，48(01):185－186．

第5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流行病學；患病率；影響因素

1精神分裂癥流行病學研究歷史

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是目前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精神疾病，是目前導致精神殘疾的最主要的精神障礙之一。從全球范圍看，精神分裂癥的疾病負擔居于總疾病負擔的前列位置，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精神衛生和社會問題。精神分裂癥的起病原因復雜，目前尚無確切的學說可以完整的概括。其常見癥狀包括幻覺妄想綜合征及言行紊亂。嚴重者出現沖動傷人、毀物等行為。可能對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身體造成損害[1]。

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研究歷史中，精神病學的理論及相應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篩查工具和診斷標準的不斷完善，針對人群中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調查，也逐漸建立起相應的研究系統。自80年代以來，國內外均針對精神分裂癥，進行了大量的流行病學調查，但隨著資料及數據的增加，依然存在較多的疑問，無法有效解答。

需要明確診斷精神分裂癥，在臨床工作中一般由精神科專業人員，如門診醫生或住院醫師，根據患者的既往病史、精神檢查及相關的診斷標準，以明確診斷，而其中根據精神科專業醫師的臨床經驗及病史資料的收集，保證診斷的正確性，就尤為重要。而針對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研究，最理想化的模式是，經過規范化培訓的精神專業臨床醫師，參考既定程序，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群進行樣本量的逐一篩查，然后依據國際上較為廣泛應用的分類診斷標準進行判別。已有相關文獻報道，雖然該方法可以取得較為理想的效果，但目前針對精神障礙流行病學的研究較少采用，因為此方法需要較大的樣本量[2]，為此，針對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調查，也經歷了下述的發展。

最早期的精神分裂癥流行病學研究的資料信度及代表性不高。在同一個社區中其他關鍵信息人、醫師等提供的信息資料代表性不強，方法并不適合推廣，國內外暫時無類似形式展開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

目前，針對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調查，并沒有有效展開。研究者不能根據量表的結果來判斷調查對象是否有臨床意義上的精神疾病，是這種方法面臨的最大問題。

20世紀70年代后期出現了一種改良的方法。首先在第一階段，可以由非精神專業人員擔任調查員，在社區人群中采用量表篩查。在完成此階段后，由精神科臨床專業醫生對篩查陽性者和部分篩查陰性者進行訪談和診斷。此方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事實上多次重復訪談，第二階段的應答率不高，同時也增加了其他的后續費用。此方法只能在配合度高的人群中開展，在一般群體中進行時，容易出現不愿意繼續訪談的情況。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由非精神專業的訪談者使用專業的診斷訪談方法，如美國精神衛生研究所（NIMH）設計的診斷工具表[3]最先用于美國流行病學責任區（ECA）研究項目中。后陸續發展出其它診斷訪談工具。目前使用最廣泛的是（CIDI）[4]以及DSM-Ⅳ[5-6]、SCID[7-8]。

我國的專家學者們萬純等人[9]于通過對宜春市15歲以上的人群進行研究，17779人研究對象中，終生患病率為6.5‰，時點患病率為5.3‰。王世紀等人[10]于通過對安徽阜陽地區的280037人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調查，結果表明，精神分裂癥的終生患病率為4.8‰，時點患病率為4.1‰。

2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主要研究工具

我國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調查方法，與國外的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與國外相比，我國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精神障礙患病率相對偏低。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既與調查方法、篩查工具、分類與診斷標準等有關，也與我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差異及對疾病的認識水平不一致相關。

SCID是根據DSM-Ⅳ開發而成的診斷工具，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臨床經驗，用于對DSM-Ⅳ大多數精神障礙進行診斷的半定式檢查[11]，也可以用作篩選研究對象。臨床醫生或受過訓練的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在熟悉DSM-Ⅳ分類和診斷標準的前提下，進行有效的使用，對SCID-I中的問題均可以做出有效回答。但是，SCID-I不適合用于激越、嚴重認知缺陷或嚴重精神癥狀的個體。這種情況下，也可以使用診斷量表或其他方式代替SCID-I以獲得想要的信息。總體而言，SCID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

CIDI是一種完全定式的交談檢查問卷，精神科醫生和非專業人員均容易掌握，在經過簡單培訓后，能熟練操作。但需要受檢者高度的配合[12-13]。CIDI是研究精神疾病的較為理想的社區調查工具。CIDI-3.0的診斷依賴對象的正確回答，通過非精神衛生專業人員以訪談方式獲取相應信息。其效度不如半定式訪談，但比臨床半定式的訪談具有更高的重測信度。

CCMD分類診斷系統是一種通用的調查工具。其中CCMD-3是根據中國實際情況而編寫，適合中國人的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但通過CCMD-3而明確診斷的精神障礙，與國外的統計情況仍有差異。一些調查的結果顯示，我國的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有升高的趨勢，這可能與我國經濟水平的及患者就診意識提高有關[14]。國際疾病分類（ICD-10）是國際上統一使用的臨床描述與診斷精神障礙的診斷要點，便于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ICD-10作為適用于國際上各國精神障礙的診斷，卻不能含括我國全部精神疾病的患病情況，仍考慮與我國的國情有關。

3精神分裂癥的影響因素及分布特點

3.1精神分裂癥的發病影響因素精神分裂癥的發病因素有社會心理及生物因素。但目前尚無確切的結論。社會心理因素的作用與精神分裂癥的起病有密切聯系，越來越受到重視[15-16]。

國內外關于精神分裂癥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婚姻狀況、家庭經濟狀況、文化程度與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密切相關[17-19]。總體來說，不穩定婚姻狀況（分居、離婚、再婚、喪偶）、家庭經濟收入偏低、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的人群患病率較高。家庭經濟收入低，導致絕大部份患者不能及時就診或者支付治療費用。另外，文化程度低可能使患者在疾病初期不能正確認識自身問題，延誤就診時機有關。

有關于精神分裂癥的生物因素，已經有大量國內外臨床研究表明，中腦-邊緣通路的多巴胺系統活動亢進導致精神分裂癥的陽性癥狀，這主要通過激動突觸后膜D2受體亢進引起[20]。中腦-皮質通路的多巴胺能不足，可引起精神分裂癥的陰性癥狀（如情感淡漠，生活懶散等），這主要因為激動突觸后膜上的D1受體不足引起[21]。

3.2精神分裂癥的人群分布國內外報道較多顯示，男性精神分裂癥患病率往往低于女性[22-23]，說明女性是精神分裂癥的高風險人群。性別差異的可能原因包括人為因素[24]、社會因素和生物因素三個方面。生物因素對性別差異的影響，涉及內分泌[25-26]、性激素[27]、遺傳因素[28]等。目前研究結果的一致性差，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據得出定論。在國內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有女性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如受教育程度低、角色壓力大、家庭地位低下、缺乏社會權力等等。工作對于男性或者女性都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但在實際情況中，女性承擔的社會角色過多，女性需要同時完成職員、母親、家庭主婦的轉變，其對人際關系緊張的影響更敏感，而離婚、分離、工作問題對男性的傷害更大[29-30]。

精神分裂癥的發病與婚姻狀況、鄰里關系有關。國內外報道中均有提及，在眾多生活應激事件中，喪偶或者離婚，是對個體產生應激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增加了精神分裂癥的患病可能性。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癥患者患病后。已經不能正常地維系婚姻關系及社會人際關系，導致離婚增加，社會生活功能下降。在缺乏工作對個體的保護性作用，以及缺少家庭成員，包括配偶或者關鍵親屬的支持，提示與配偶建立良好的關系，能加強患者對應激事件的承受能力，從而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減少了疾病的發生。

精神分裂癥的發病與文化程度也有密切聯系。受教育程度越低，患病率越高，表明教育程度低的患者，面對生活中出現問題時，缺乏相應的應變能力。不能進行及時的預警，進行有效的自我調節，不清楚是否有及時就診需要等有密切關系。可見提高全民素質，增強全民健康意識是目前有效減少精神分裂癥患者發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3.3精神分裂癥的地區分布精神分裂癥在不同地區的患病率存在較大的差異。但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報道，以連續性的資料觀察顯示，我國人群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明顯增大其城鄉間的差異正減小[31]。

第6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標準化建設；臨床流行病學；教學效果；研究生教育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2（c）-0131-03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ree-year teaching effect of epidemiology of phD graduates in a military college under the standard mode of education

SAI Xiaoyong1，2 TIAN Ou2 ZHANG Shitao3

1.Institute of Geriatrics，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853， China； 2.Standard Office，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853， China； 3.Medical Department，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8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etiology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in grade 2008， 2009， 2010 graduates in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our hospital" for sho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in hospital，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standard teaching system.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class， the sam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10 items were investigated among grade 2008， 2009， 2010 graduates in our hospital. The correct rate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10 questions include in the questionnaire. Before the class， the correct rates of "relative risk" was lowest in grade 2008， and raised in grade 2009 and 2010； the correct rates of "odds ratio" was lowest in grade 2009， and raised in grade 2010；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wo questions among different grades （P < 0.05）. After the class， the correct rates of "case control study" were descended in three years； the correct rates of "relative risk" were highest in grade 2009 and lowest in grade 2010； the correct rates of "confounding" were ascended in three years； the correct rates of "odds ratio"， "cohort study" were highest in grade 2008 and lowest in grade 2009；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he class， the total scores in grade 2008 and 2009 were ascended than before the class （P < 0.05）. Compared with grade 2008， scores of grade 2010 significantly reduced before the class （P < 0.05）. After the class， scores were descended year by year in the three grades （P < 0.05）. Conclusion "Confounding"， "relative risk"， "odds ratio" and "causation of disease" are difficult areas in teaching.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needs improvement focus on different teaching difficulty and key content.

[Key words] Standard system； Clinical epidemiology； Teaching effect； Graduate education

總醫院（以下簡稱“我院”）自實施標準化建設以來，各項工作均朝向標準化、規范化和制度化有序進行。為進一步推進標準化教學改革，為教學改革提供歷史參考依據，有效構建新型的標準化研究生教學模式，本研究對我院2008、2009、2010級博士生臨床流行病學連續3年的病因學大課的授課效果進行了回顧性分析。臨床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的主干課程，掌握其理論知識和方法是醫學生從事科研活動的基本功[1]。它是一門方法學，邏輯性強[2]，因而選擇流行病學的病因學大課進行分析。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我院2008、2009、2010級連續3年全體修臨床流行病學學分的博士研究生為調查對象，共發放調查問卷431份，其中，2008級博士生141人，完成126人，2009級博士生140人，完成135人，2010級博士生150人，完成125人。問卷完整有效者共386份，總有效率為89.6%。

1.2 方法

授課前后采用統一的答卷對調查對象進行調查。內容包括姓名、專業、學號及10道判斷題，錯誤判0分，正確判1分，記錄總分。雙人核查，對比查錯。

10個問題分別為：問題1：病例對照研究屬于描述性研究。問題2：RR值又叫暴露比值比，是關聯強度指標之一。問題3：病例對照研究屬回顧性研究，按暴露與否分為兩組。問題4：混雜因素與研究因素和疾病都有關聯。問題5：配比因素越多，研究越容易進行。問題6：只要OR值>1，就可認為暴露因素與疾病有關聯強度。問題7：病例對照研究回憶偏倚不能避免。問題8：隊列研究可確定病因。問題9：隊列研究論證強度在流行病學研究設計中最高。問題10：隊列研究論按暴露與否分為兩組，可計算暴露人年數。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 data 3.0進行數據建庫，雙人核查。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單項分

上課前：問題2正確率以2008級最低（15.1%），2009、2010級較前上升；問題6題3個年級正確率以2009級最低（53.3%），2010級最高（74.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其他題目課前正確率基本持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上課后：問題1正確率3個年級分布呈下降趨勢（98.4%、91.9%、81.6%）；問題2正確率3個年級中2009級最高（74.8%），2010級最低（40.8%）；問題4題正確率3個年級呈上升趨勢（60.3%、77.8%、79.2%），問題6、9正確率3個年級以2008年最高（92.9%、84.1%）、2009年最低（57.0%、57.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總分

2008、2009級授課前后總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授課后正確率上升。2010級授課前后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3個年級授課前總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2010級總分略低。3個年級授課后總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且呈逐年下降趨勢。見表2。

表2 2008～2010級博士研究生病因學研究

授課前后判斷題總分比較（分，x±s）

注：與2008級比較，P < 0.05；與2009級比較，*P < 0.05

3 討論

如何進行教學改革一直以來是醫學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問題，我院自2011年實施標準化建院以來，逐步加強醫院研究生教育工作。但如何進行標準化教學改革缺乏依據，國內還沒有發現相關研究證據，尚屬空白領域。作為臨床科研方法學的一門核心課程，臨床流行病學在醫學研究生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但出現了總課時數少、高質量授課教員少、課程安排欠合理、廣大學員想聽的課聽不到的現象，因而本研究組針對該課程過去3年的授課效果進行了回顧性調查和分析。

調查發現，授課前后，學員問題2、6正確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在上課前，第2題3個年級正確率均在30%以下，且2008級學員正確率最低（15.1%）；上課后，3個年級正確率均有所上升，但2008級上升至65.9%。第2題主要考查的是“暴露”這一基本概念，可能說明2008級大部分學員在上課前對這個概念缺乏認識，帶著疑問去聽講，所以課堂上對此關注程度較高，聽課效果較好[3-4]。問題6，2008級學員授課后正確率上升，2009級學員持平，2010級授課后正確率有所下降。第6題錯誤主要由于考查對象對“OR值”的含義不清，同樣也是考查“暴露”這一基本概念。說明這是病因授課的難點。

上課后，問題1考查的是“病例對照研究”的特點。2008級和2009級學員的正確率較高，而2010級學員正確率僅為81.6%，說明其對病因學的基本概念沒有掌握。問題4，3個年級正確率在60.3%～79.2%之間，2008級學員此題在授課前后正確率無明顯差異，其考查的是“混雜”的概念，說明在授課后2008級學員其基本概念的定義仍不夠明確。問題9考查的是“隊列研究”這個概念，2009級和2010級近一半學員回答錯誤，仍是對病因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沒有掌握。

在以往的教學[5]中僅要求學生從已收集整理好的資料中計算各暴露水平的RR、OR值，并簡單回答這些指標的含義和意義，然而看來并沒有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在今后的授課中，通過重點講授，應使學生了解其基本概念，并要求學生討論它們之間的異同點，通過討論問題，學生能把所學知識與教學內容融為一體，既鞏固了所學知識，又突出了教學重點[6]。

標準化教學改革中，應將嘗試加入更多實踐性內容[7]。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按照相關研究的原理和方法如病例對照研究和隊列研究等，利用課堂或課后時間去查閱文獻資料，自行設計一個相關的研究方案和技術路線，然后教師實驗課堂上進行點評。這樣不僅使學生掌握了研究原理、目的、方法和設計要求，還需要學生有較強的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能力，在不斷對所要結果的選擇、否定、選擇中設計好自己的研究方案。同時，根據授課效果對教學內容做以調整，增加科研設計與統計分析常見錯誤的案例分析，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達到研究生課程教學的基本目的[8]。

總體上，2008級和2009級學員上課后的問題回答正確率均較上課前明顯提高。但2010級上課前后問題回答正確率提高不明顯，可能與授課教師強調重點內容不同有關。上課前2010級總分數略低于2008級和2009級，上課后其總分數明顯低于其他年級。學員課堂注意力不夠集中、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和課前預習課后復習準備不夠充分等原因可能影響了該年級博士生的授課效果。在今后的標準化教學改革過程中，適時課堂提問及隨堂小測驗有可能是提高學員互動的有效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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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老年人群；髖部骨折；流行病學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嚴重，發生髖部骨折的患者數量也越來越多，并且每年發生髖部骨折疾病的患者數量仍然在持續上升。髖部骨折疾病的致殘率很高，嚴重影響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并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1]。髖部骨折疾病需要被廣大人群引起重視，特別是老年人群更應該加強自身鍛煉以及重視預防髖部骨折疾病。現選取我院收治的200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現將研究報告陳述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自2011年11月至2013年9月期間我院收治的200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患者70例，女性患者130例，患者中粗隆部骨折患者數量為80例，股骨頸骨折患者數量為120例。

1.2 對選取的200例老人患者的一般資料進行分析，包括年齡、性別、骨折類型、合并疾病、致傷因素等等，并制作表格將數據表達出來，分析并總結其中的規律。

1.3 觀察指標 比較分析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年齡分布；比較分析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致傷原因分布；比較分析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合并疾病的類型分布。

1.4數據處理 本次研究中的所有分析檢查數據均錄入SPSS10.0統計學軟件，數據處理時計數資料以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p

2 結果

2.1比較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年齡分布 從本次研究結果可得，在所有患者中年齡分布在70歲至80歲的患者數量最多，有92例，占患者總數的46.00%，其次為60歲至70歲的患者，有41例，占患者總數的20.50%。70歲至80歲患者的數量與其他年齡段患者數量相比，組間差異較大（P

2.2比較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致傷原因分布 從本次研究結果中可得，影響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主要因素為跌倒，患者數量為162例，占患者總數的81.00%，與其他致傷原因患者數量相比較，組間差異較大（P

2.3比較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合并疾病的類型分布 從本次研究結果中可得，患者合并的疾病中高血壓患者數量最多，共123例，占患者總數的61.50%，與其他的合并疾病相比，組間差異較大（P

3 討論

中國是一個老年人口數量較多的國家，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數量也較多。一般老年人會有骨質疏松的特點，一般老年髖部骨折患者中女性患者的數量會遠超過男性患者，可能是因為女性人群更容易發生骨質疏松疾病而且女性的髖部肌肉力量不強大，所以在行走時穩定性較弱，所以更容易發生跌倒[2-4]。有部分學者認為，男性的平均壽命低于女性，所以在年齡較高的患者中女性的患者數量較多。在老年髖部骨折患者中分布在70歲至80歲的數量最多，60歲至70歲的患者數量第二，80歲至90歲的患者數量為第三，隨著患者年齡的增大，患者發生髖部骨折疾病的趨勢是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呈現波浪的形狀[5]。跌倒引起患者髖部骨折的概率比較大，與患者的骨質疏松也有一定關系。引起患者骨質疏松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點：（1）老年人的含鈣量較少，并且對鈣元素的吸收能力降低。（2）患者隨著年齡的上升，體內成骨細胞的水平量也在下降。（3）降鈣素是人體內一種重要的物質，而老年人體內的降鈣素水平較低。（4）患者的甲狀旁腺的分泌增加，導致患者的骨質脆性增加[6]。

髖部骨折患者的數量增加不僅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帶來了社會負擔，老年人群需要注意各種危險因素并加強鍛煉，盡量降低老年髖部骨折疾病的發生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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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1.社區干預試驗中的倫理學問題

社區干預試驗是一種在社區范圍基礎上加人干預措施的試驗，它以人群作為整體進行實驗觀察，常用于評價某種預防措施或方法的效果。

1.1 知情同意原則知情同意原則是醫學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干預措施實施之前必須向預的人群充分闡明研究的目的、方法、步驟以及干預可能產生的結果，使其對干預措施有清楚的了解和認識，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和配合，激發他們的自愿參與意識，獲得較好的干預效果。絕不能強人所難，任何強加于研究對象而又不告知其試驗的事實及可能結果，甚至采取欺騙和隱瞞的手段來達到研究目的的做法都違背了知情同意原則，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

1.2 有利與無傷原則干預措施對預人群應該是有利的，應盡量避免干預措施給人群帶來有害的影響。這就要求干預措施必須在科學依據的指導下進行，應該有足夠的理論或實踐依據表明干預措施對人群是有益的，并以科學的、周密的和可靠的研究設計為前提。當然，任何診療手段或措施都有可能對研究對象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傷。因此，這里的有利與無傷原則實際上是要尋求一種最優化原則，即以最小的損傷為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所以，對于干預措施的利弊應有足夠的估計并提出有效的預防弊端的方法，如果某項干預措施的有利作用與傷害作用均衡或難以確定其利弊關系時，則應該謹慎從事。總之要做到干預措施的安全和有效性。

1.3公正與公益原則社區干預試驗涉及的人群廣泛而復雜，社區中的每個對象都應該有同等的接受或拒絕干預的權力，而不應該以研究者的主觀意愿決定干預措施的實施對象。此外，干預措施應遵循公益原則，實驗后的結果應使公眾普遍受益，即應該一切從人群的健康和利益出發，從當前的衛生資源及存在的重大衛生問題出發，努力追求最好的社會效益和最大的經濟效益。

2.臨床試驗中的倫理學問題

臨床試驗是以病人作為研究對象的試驗，屬于流行病學實驗的范疇，其目的是檢驗和評價某種藥物或治療方法的治療效果，事實上就是一種涉及人體的試驗。因此，極有可能存在一般人體實驗所具有的某些倫理學問題。1964年第18屆世界醫學大會上通過的《赫爾辛基宣言》闡述了在人體實驗中應遵守的道德準則，對醫務衛生工作者從事包括以人體作為試驗對象的生物醫學研究起到了指導作用。

2.1知情同意原則知情同意是人體實驗中受試者的一項最基本的權利。《赫爾辛基宣言》指出除非受試者已被說服同意參加，對在實驗工作進行過程中所遇風險或出現偶然性事故是可預報的情況有所了解。否則，參加這項研究計劃的醫藥衛生工作者就應棄權。”這就要求實驗前使受試者清楚地了解試驗目的、方法、過程及試驗中可能遇到的危險或后果，甚至包括試驗所致損害的賠償及其治療方法，并簽訂受試者知情同意書。如果受試者因年幼或病情嚴重而沒有能力簽訂同意書可由其監護人或人代簽。即使如此，受試者仍擁有中途退出試驗的權力，而不應因此影響其原來的治療措施的執行。

2.2 有利無傷原則即維護受試者利益的原則。《赫爾辛基宣言》指出科學研究的正義性服從于他或她的完整，這個原則必須永遠受到重視。”研究者所采取的試驗措施必須是對受試者有利的，實驗過程中要有充分的安全措施，保證受試者身體上與精神上受到的不良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實驗過程中如査明或發現研究因素有可能給受試者造成損害，則應及時停止試驗。

2.3 科學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原則是指試驗前應該進行嚴密的實驗設計，符合普遍認可的科學原理，并以充分的科學的動物實驗結果作為依據，同時對受試者要有周密的醫學監護和對意外事故的應急措施。《赫爾辛基宣言》明確規定包括以人作為受實驗者的生物醫學科學研究工作，必須符合普遍認可的科學原理，應該建立在足以勝任地履行實驗室任務和動物實驗的基礎上；并且，對于有關的科學文獻，要有詳盡的了解。”一種缺乏科學性、有效性和可行性的臨床試驗無異于隨意將人體當作實驗品的非人道行為；同樣，未經嚴格動物實驗就直接實施臨床試驗更是一種對研究對象極不負責任的不道德行為。況且，由于人體與動物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種屬差異，一種新的藥物雖然已經過多次動物實驗，仍有可能在人體試驗中產生不同的作用。倘若不經過小范圍的臨床試驗，而貿然將其直接廣泛地應用于臨床，勢必給人類帶來極大的損失和嚴重的災難。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教訓。如美國在1937年將用二甘醇配制的磺胺酏直接用于臨床，結果導致353人發生急性中毒而至腎功能衰竭，其中107人死亡。另外還有大家熟知的反應停藥物中毒，都是未做動物實驗而產生災難性后果的例子。此外，還有做了動物實驗而未做人體實驗的例子。1942年美國西部軍營中由于接種黃熱病疫苗而引起傳染性肝炎流行，但之前已通過動物實驗表明不會引起肝炎，原因是多種動物對肝炎病毒不敏感，所以未能發現問題。另外如國內曾盛行一時的“雞血療法”、西歐的“反應停”事件都使廣大群眾深受其害。因此，動物實驗絕不能代替人體實驗，只有經過嚴格的動物實驗及臨床試驗驗證確實無害而且有益于人類疾病的治療時，才被認為可以正式推廣應用。

2.4 安慰劑的使用問題在嚴格的臨床試驗設計過程中，應遵循的兩個極為重要的原則是雙盲法和安慰劑的使用，其目的是為了消除病人主觀感知和心理作用對試驗結果的影響，以客觀地反映藥物或治療方法的治療效果。

雙盲法是臨床評定療效時常用的觀察方法，即指受試者和觀察者均不知道受試者所試何種藥物。這種情形表面上似乎與知情同意原則相矛盾，但從保護病人、維護更大范圍人群的根本利益上說又是不相矛盾的。另外，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有學者提出可采用1979年Zelen提出的臨床分組方案，即Zelen設計。首先將合格受試者隨機分為兩個大組，第一大組不征求患者意見而直接給予常規療法（A組），第二大組則征求受試者意見，讓他們自己在常規療法與新療法兩者中選擇，選擇用常規療法者為B組，選擇新療法者為C組。Zelen設計既可比較新療法（C)和常規療法（A+B)間的差異，又可比較常規療法A與B之間的差異，進而評價心理因素對疔效的影響，較好地解決了知情同意與雙盲法之間的矛盾。

安慰劑是一種外表形態與所試藥物相似，但不含藥物有效成分的中性制劑。使用安慰劑對照可以保證對照組保持其固有的特征，從而清楚地看出處理因素的作用。但是，在危重病人和病情發展變化較快的患者中使用安慰劑顯然存在倫理學問題。因此.安慰劑的使用應嚴格掌握適應癥，不宜將重癥、危癥病人作為安慰劑對照。所研究的疾病應是目前尚無特效治療或有明顯自愈趨勢，而病情又相對穩定，短時間內不治療對預后無明顯影響的疾病。凡不符合上述條件者，則不宜采用安慰劑對照。若兩組的效果已達到統計學顯著性意義，則可終止安慰劑的使用，當受試者的利益與科學研究發生沖突時，應以病人的健康為重。

總之，在進行臨床試驗時應遵循目的性、科學性、知情同意、維護病人根本利益等倫理學原則。

3.現場調査研究中的倫理學問題

流行病學以人群作為研究對象，現場調査是重要的流行病學研究方法之一，是獲得準確、真實的科研資料的重要途徑，是保障研究質量的重要前提。現場調查中常存在如下倫理學問題。

3.1知情同意原則在某些情況下，為了保證現場調查研究的質量，避免某些社會心理因素對被試者的干擾，以便獲得真實可靠的原始資料，研究者不得不將真實的研究目的隱藏起來，這就產生了欺騙問題。研究者應當正確看待和恰當處理這種“欺騙”問題。首先，課題所研究的問題應對保護人民健康有重大意義，即具有較髙的研究價值。其次，這種“欺騙”的目的必須只是為了獲得真實的資料，而不應對被調查者的身心健康產生有害的影響，并應將其他無損于資料真實性的事實盡可能告知被調查者。同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應盡力取得被調查者單位領導及組織的理解和積極配合，這樣才能在不違背知情同意原則的情況下獲得更真實可靠的研究資料。

3.2 保密原則流行病學現場調查的目的就是要盡可能詳盡地獲得調查對象的個人資料，這樣才能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這就必然涉及到被調查者的隱私問題。尤其是向被調查者詢問諸如性知識、性行為等敏感問題以及個人婚姻、家庭狀況等問題時，很可能由于被調査者的刻意掩飾而使研究的事實被歪曲，這就要求研究者遵守科學研究的保密原則。首先，應向被調查者充分說明研究的目的、內容和意義，使其解除不必要的思想顧慮。其次，在與被調査者交流的過程中，應持和藹、熱情、坦誠的態度，以取得其信任。同時，可采用一定的技術措施如無記名問答的形式，并向被調査者言明將對其姓名及個人身份進行保密。這樣既避免了對隱私的侵犯，又保證了所獲信息的可靠性。

4.隊列研究中的倫理學問題

隊列研究將特定人群分為暴露與非暴露于某因素兩組，追蹤觀察一段時間，比較兩組人群中某病的發病率或死亡率的差異，以檢驗暴露因素與疾病之間的因果聯系。顯而易見，隊列研究所選擇的起始人群并未患所研究的疾病，若研究肆意或強行將研究人群暴露于某病的可疑病因來研究疾病的病因學則是極不道德的。因為大多數暴露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危害性，這就違背了有利與無傷原則。而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候人們已不自覺地暴露于許多潛在的危險因素之中，如吸煙、飲酒和職業接觸等。前蘇聯核能廢料泄露后附近的居民即可能暴露于相應的危險因素，通過隊列研究即可達到探尋這些危險因素的有害作用的目的。因此，在進行隊列研究時，暴露的分配與確定應遵循相應的道德準則，絕不能為了達到研究目的而人為地使研究人群暴露于危險因素之中。

第9篇：流行病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1.山西醫科大學，山西太原 030001；2.山西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院，山西太原 030001

[摘要] 目的 研究長治市神龍灣村10歲及以上人群干眼患病率與年齡相關性，并通過Meta分析系統評價關于研究國人年齡因素對干眼患病率的影響。方法 應用橫斷面研究的方法，2013年8月2~10日對長治市神龍灣村10歲及以上受檢人員進行干眼主觀癥狀問卷、淚液分泌功能測定（Schirmer I test）、淚膜破裂時間（BUT）、角膜熒光素染色等檢查。結果運用spss 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經嚴密的檢索后對所納入的文獻采用metaAnalyst3.13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結果 本次研究完成檢查的為695人，應答率為92.18％，符合本次研究標準為668人，確診為干眼的共有63人，干眼癥的總患病率為9.40%，各年齡段患病率比較總體有差異。Meta分析共納入7篇文獻，總樣本量為8144人，加權合并顯示干眼總患病率為25.6%（95%CI：20.4%-31.6%），以70~80歲患病率最高，其次是80歲以上、60~70歲、50~60歲、40~50歲、30~40歲、20~30歲。結論 本次調研顯示從10~69歲隨年齡增長干眼患病率逐漸增加，70歲以上患病率稍降低。Meta分析同樣也表明年齡是影響干眼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隨年齡增長干眼患病率逐漸增加。

[

關鍵詞 ] 干眼；患病率；年齡；流行病學；橫斷面研究；Meta分析

[中圖分類號] R5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5654（2014）06（b）-0039-03

[作者簡介] 周玉梅（1983-），女，碩士學歷，研究方向：屈光不正與年齡相關性疾病。

[通訊作者] 馬蕾，郵箱：Email：mryma2000@163.com。

干眼是指任何原因引起的淚液質或量及動力學的異常，導致淚膜不穩定和或眼表面的異常，并伴有眼部不適癥狀的一類疾病[1]。國內外研究顯示干眼的患病率達6.1％~52.4％[2-20]。本次流行病學研究干眼的患病率與年齡相關性，并通過Meta分析對研究國人的這種相關性進行系統評價，旨在探討年齡越大干眼的患病率越高，因此，臨床中做到早診斷、早治療極為重要。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選定長期生活于長治市神龍灣本地的10歲及以上所有人群作為研究對象。調研前展開必要的宣傳，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同意。

1.2 調查組織

調查工作于2013年8月2日—10日進行，調查組包括4名眼科醫生和當地四位工作人員，調查地點設在人口較集中的當地小學。

1.3 調查方法

首先進行干眼主觀問卷：參考劉祖國的干眼診斷標準[1]，自行設立問卷，包括姓名、性別、等基本信息，干眼癥狀(眼干澀感、異物感、疲勞感、分泌物多、眼紅、眼脹、眼癢、眼痛、畏光流淚、視物模糊),每項癥狀分四個頻率（從①無、②偶爾、③經常、④持續），還有與干眼相關因素的有關問題問答，再進行眼部干眼相關診斷的客觀檢查。

客觀檢查：①測視力：以明確受檢人員的屈光情況。②淚膜破裂時間（BUT）：熒光素鈉染色后使用鈷藍光觀察。雙眼每只眼重復3次，3次的平均值為該眼的淚膜破裂時間。③角膜熒光素染色評分：將角膜分為4個象限。無染色為0分，＜5個點計1分，≥5個點計2分，≥5個點有絲狀或塊狀的計3分，共0~12分[21]。④淚河線寬度：在裂隙燈下目測下淚河的寬度，分為正常、平均、異常[22]。正常下淚河彎月面清晰而連續，異常時下淚河不清晰不連續，介于兩者之間為平均。⑤淚液分泌實驗（SchirmerⅠtest）：采用標準的濾紙，濾紙一端反折5 mm，放入表面無麻醉的被測眼下結膜囊的中外1/3處, 5 min后取出濾紙，記錄浸濕長度。

干眼的診斷標準：

參照劉祖國關于干眼的診斷標準[1]，我們的診斷內容及標準如下：①所述主觀十項癥狀，前4項中必需有一項或多項經常出現或一直持續存在。②淚膜不穩定（必需）：BUT；③淚液分泌減少：淚河線寬度和（或）Schirmer Ⅰ試驗；④眼表面損傷：熒光素染色≥1。以上所述，排除其他原因后具備:①+②(≤5秒)或①+②(≤10秒)+③或④可作出干眼的診斷。

1.4 質量控制

在正式調查以前，對所有的調研人員進行必要的培訓，熟悉調查問卷，掌握干眼流行病學調查的知識和方法步驟，及統一的干眼診斷標準。

1.5 資料的處理和分析

由專業眼科醫師負責審核每一份調查表的完整性和邏輯性，將資料采用Excel輸入計算機，核查后將結果存檔。結果中如果單眼符合診斷標準，則以較差的眼作為樣本分析。采用SPSS 13.0軟件分析，不同特征患病率間的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6 Meta分析方法

采用嚴密設計的檢索策略并選擇關聯檢索詞，對從各數據庫建庫至2013年11月已發表的研究國人干眼患病率與年齡相關性的流行病學文獻進行檢索，檢索的數據庫包括PubMed、CNKI、萬方數據庫等電子文獻數據庫。納入標準：①研究類型為觀察性研究，且研究人群為中國大陸人，不限定發表形式；②關于干眼的檢查診斷項目至少包括：淚膜破裂時間、熒光素染色、淚液分泌實驗；③所有文獻均有明確樣本數及患病數，且年齡分組恰當。納入文獻采用metaAnalyst3.13軟件分析，按年齡分組進行亞組的單個率Meta分析。納入的研究有異質性（即P＜0.1）采用隨機效應模式，反之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式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調查人群特征

此次調查人群總數為754位居民，完成問卷和檢查的共有695人，應答率為92.18％，達到納入標準要求的人數是668人，占總人數比為88.59％。年齡范圍是10～86歲，平均年齡（41.18±18.34）歲。在完成檢查的695人中，對有嚴重眼部疾病、不長期生活在本地、患有眼部或全身疾病并長期服藥、受視頻終端影響的27人予以排除。

2.2 干眼的患病率

符合診斷納入標準的干眼者有63人，干眼癥的總患病率為9.40%。各年齡段患病率比較總體有差異，經SPSS 13.0軟件分析得出，χ2=32.367，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男性總患病率為7.0%，女性總患病率為11.8%，兩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52，P＜0.05），說明男女干眼癥患病率不同，女性高于男性。各年齡組比較如下（見表1）。

表1比較不同年齡段干眼患病率

注：與10~29歲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30~49歲、50~69歲、≥70歲與10~29歲兩兩比較分別得出χ2=5.71、28.40、15.753，P<0.05；與30~49歲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50~69歲與30~49歲比較χ2=11.19，P<0.05。

2.3 Meta結果

初步檢出52篇，通過閱讀標題、摘要排除文獻36篇，因查閱條件有限，有3篇查不到全文，進一步閱讀全文，排除不符合納入標準文獻6篇，最后納入7篇文獻[10，12，13，16，23-25]。

Meta分析總樣本量為8144人，加權合并顯示干眼總患病率為25.6%（95%CI：20.4%~31.6%），各年齡段干眼患病率的合并率如下（見下表2）。

3討論

3.1 干眼患病率的流行病學

相關流行病學表明影響干眼患病率的相關因素包括：年齡、性別、環境因素及用眼習慣、眼部或全身疾病及用藥等。劉祖國同樣也闡述了影響干眼的危險因素及誘發因素[26]：干眼多發于老齡女性、長期配戴角膜接觸鏡、患者行激素替代治療的患者。環境因素，另外眼部疾病或全身免疫性系統疾病、眼部的醫源性因素也與干眼有密切相關性。

鑒于以上所述，本次調查選擇地區是一個保留完好的生態民俗村。本地區四季氣候適宜、無污染、人們長期主要以農業為生、職業單一，受終端視屏影響少，并且我們對僅有的不長期生活于本地、受空調或終端視屏影響、有眼部或全身疾病、長期滴用眼藥水或全身服藥的情況予以排除。此次流行病學研究旨在盡可能多地排除影響干眼患病率的其他相關因素，以探討干眼患病率，及與年齡相關性。

3.2 干眼患病率年齡相關性

本研究年齡跨度大，結果可以代表整體人群，經嚴格質量控制，采用統一調查標準，減少了偏倚，結果可信。研究所得的干眼總患病率9.40%屬于國內外研究干眼患病率偏低范疇內，也明顯低于加權合并顯示干眼總患病率為25.6%（95%CI：20.4%~31.6%），原因可能在于本次流行病學研究所選地域、人群結構特殊，并對接受檢查的人群進行相關因素排除，并且≥70歲年齡段人群比例占整體比例最小。另外如同前面所述國外流行病學中，除Hikichi[2]、 Caffery[4]、印尼Lee[9]調研，其余調查年齡段均≥40歲。同樣國內調查中除田玉景[11]、韋春玲[14]、劉瑩[15]、孫一洲[16]、莊紹君[17]、肖秀林[18]研究外，其余調查年齡也均≥40歲，可見相關流行病學研究所選定年齡組普遍偏高，這也是其主要原因。

研究所得在10~69歲年齡段中，隨年齡增長干眼患病率逐漸增加，70歲以上人群患病率稍有下降。這與陳問京[27]結果報道不同，可能原因在于研究組70歲以上組人數比例占總體比例最少，而30~49歲、50~69歲與70歲以上人群比較差異又無統計學意義，另外對于年齡偏大老人可能在主觀問卷方面溝通困難，結果會有所偏倚。本研究雖然盡可能排除影響干眼患病率的相關因素，但由于整體人數有限，年齡段比例差異稍大，今后需要更多的相關方面的研究。

3.3 Meta分析

Meta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段合并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年齡是影響干眼發生的主要因素，隨年齡增大干眼患病率逐漸增加，但80歲以上人群干眼患病率略有下降。由于Meta分析文獻篇數、質量有限，各文獻針對的年齡段不同，所選定文獻少不能包括所有各個大陸地區人群，也是本研究不足之處。

本次流行病學研究和Meta分析所有流行病學研究相同處在于探討影響干眼患病率的相關危險因素，但不同之處是本次選定自然山村人群作為研究對象，盡可能多的排除除年齡因素外的其他相關因素，著重分析干眼患病率與年齡相關性，并通過Meta分析對這種相關性進行系統評價。由于這種研究前提不同，盡管調研方法和診斷標準基本一致，但結果相關值總體比有所不同，這要求今后需要更多的前提相近的大樣本量的流行病學研究來做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年齡是影響干眼發生的一個重要相關因素，隨年齡增長干眼患病率總體逐漸增加，提示今后應更加重視中老年人干眼問題，在臨床工作中要做到早診斷、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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