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控制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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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如何進行語文復習才有利于知識的鞏固和升華，有利于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績呢？我們大多數語文教師是能妥當地安排好語文復習的，但是，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內容：認為復習不復習一個樣，隨意復習，連考試范圍，有多少個知識點都不聞不問。

方法：為了趕進度，由教師一人唱獨角戲，堂堂填，天天灌，學生無暇動腦與動手；復習無計劃，見到什么復習什么；只練不講評，公布答案就完事。

資料：濫發資料，整天做練習，消化不良。

時間：為趕進度“開快車”，煮“夾生飯”；“老牛拖破車”，考試日期到了還未復習完一個循環；無計劃無目的，聽其自然，復習到哪里算哪里。

二、控制論及其核心

控制論創始人維納曾說過，所謂控制就是“根據過去操作情況去調整未來的行為”。控制論的核心是反饋原理。“任何系統只有通過反饋信息，才能實現控制”。人們要實現主客觀世界的有機統一，就得有意識地對反饋信息進行自我調節。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布盧姆認為，反饋信息主要是通過評價發生的，并進而提出了診斷性評價（學生入學時對學生的認識和情感評價）、形成性評價（在課程編制、教學和學習過程中使用系統性評價）、終結性評價（對整個教學過程所取得的較大成果進行更為全面的評定）。通過診斷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的轉換，形成“螺旋式”反饋信息網，教學信息能夠及時反饋調節，教學不斷向最優化發展。

三、高考語文復習中的控制思想

將控制論思想運用到高考語文復習中，就是要隨時通過反饋來掌握復習現狀與目標間的距離，以達到教學目的的最優化。為此，在復習過程中，應經常搜集學生對復習內容、方法的看法，可采用個別談話和問卷調查的方法，以便及時調整復習節奏、方法等。

傳統的語文復習方法是教師講學生聽、教師安排學生做練習的單向信息傳遞的過程，學生感到枯燥無味，覺得語文復習不復習一個樣。如圖一：

定向講知識（師）做練習（生）講評（師）

而采用反饋式復習，則有助于教學雙方充分的信息反饋，能使學生從被動的接收狀態轉變為富于強烈的參與意識，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以便形成能力，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績。如圖二：

（附圖{圖}）

四、教學實踐

根據反饋原理，要實現語文復習過程的最優化，就必須對復習信息實行目標控制、結構控制和數量質量控制，即定向、定量、定勢、定序和定度。下面就從這幾個方面談談筆者在高考復習中的一些探索。

（一）定向控制

所謂定向控制，就是指每一階段的教學都應有明確的教學目標。對于高考語文復習來說“教學大綱”和“考試說明”就是教學目標。我們在復習中常常會發問，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耕耘，卻收獲不多？為什么有些人沒我投入多，而收獲卻大于我？實際上，這是在復習中做了不少無用功的緣故。

嚴格按照考試說明來指導我們的復習與訓練，是大面積提高高考質量的有效途徑。要知道，高考命題的唯一依據就是“考試說明”的30條要求。它是命題的指揮棒，代表了社會，也代表了高等院校在具體學科上對考生知識水平和能力素質的質量要求。我在指導學生復習時，首先組織學生學習“考試說明”。在復習每一個知識點時，明確“考試說明”中有何規定，從而懂得考什么和不考什么，知道哪些內容在歷次高考中已經出現過，哪些還沒有露過面。比如不少的高考復習資料中都設計有“單純詞和合成詞”專項訓練，實際上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考試說明”明文規定“不考名詞術語”。高考也多年未考單純詞和合成詞了。又比如1995年“考試說明”刪去了“能比較熟練地使用常用的字典詞典”一項，于是我們復習字典詞典的時間就可大大減少。總之，只要按照“考試說明”來復習和訓練，我們就可以少走彎路，提高復習效率。

（二）定量控制

所謂定量控制，就是對課時量、課堂教學容量及訓練量要進行控制。量次不足，固然不能完成既定的教學任務；量次過于頻繁，學生不勝負擔，同樣也會影響教學任務的完成。

現在在定量控制上分歧最大的是訓練量的控制。到了后期，我的做法是：以練評為主，一日一小練，一周一中練，一月一大練。練后必講評，而練習和評講都安排語文課堂上，不占用課外時間。有的教師常常說要“精講多練”“多讀多寫”。但講多少為精，練（讀寫）多少為多，缺乏一定的標準，缺乏量的依據。還有“題海戰術”。到底做多少題才成其為“海”，也不得而知。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再做“重復勞動”的練習，就不是“題海戰術”。為衡量是不是“重復勞動”，我設計了一個表，如下所示：

（附圖{圖}）

每次考試后，我都用它來統計測驗情況，凡正確率高于80％的題目，就認為該知識點和能力點已達到要求，以后就可少做此類練習；正確率低于80％的題目，就認為該知識點和能力點未達要求，評講時更細，以后就可多做此類練習。這樣，使訓練做到有的放矢，減少無效勞動。

（三）定度控制

定度控制，其實就是如何遵循量力性原則的問題。量力性原則告訴我們：教學必須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的水平和特點，處在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少年學生，其身心發展既有共同的發展水平和特點，也有不同的發展水平和特點。因此高考語文復習也要因材施教。

對于語文差生，必須加強課外輔導，每次考試后，我都對差生進行單獨輔導，指出其試卷中存在的知識和能力問題，提高語文成績的途徑，以及解題的方法，并激勵他們拼搏的信心，在高考中收效頗大。

在復習期間，我通過個別談話發現，一部分學生對單一的語言訓練已露出厭倦情緒，這是個危險信號，控制不好就會影響復習效果。其實這也不奇怪，因為根據量力性原則，重復的單一勞動會引起大腦疲勞。根據學生實際，在一堂課開頭的三至五分鐘，我開辟了一個小欄目——“時文美文欣賞”。那些針砭時弊的雜文、引人入勝的散文、出人意料的微型小說、幽默風趣的笑話、貼切生動的廣告，博得了學生的陣陣笑聲，感受到了語言的魅力，激發了學好語言的強烈愿望。

（四）定序控制

所謂定序控制，就是指對進入流動過程的信息在程序上進行科學組合，它是優化學生思維流程的重要手段。

我在高考復習和訓練中是這樣安排的：以兩個星期為一個單元，把語文復習分為四部分進行：語言知識及其運用4課時，文言閱讀2課時，現代文閱讀3課時，作文3課時。這四部分交叉進行，而都以“考試說明”為根據。為了鞏固分項復習的成果，強調其目的是為了提高綜合檢測成績，每月還安排了一次綜合考試，并做好講評工作。到了后期，綜合檢測和專項練習（難點疑點訓練）交叉進行。

高考復習不但要有宏觀上的總體安排，還要有微觀上的局部操作程序。比如作文的復習和訓練，就要全方位地規范化地進行，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應用文都要練；命題作文要練，材料作文也要練；整篇文章要寫，片斷訓練也要搞，甚至文章修改也不能放松。要用一定的課時來進行審題訓練，并努力提高作文講評課的質量。同時，對書寫訓練，要經常提醒，不斷檢查。這不僅是為了高考，更是為了培養學生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為了控制好學生的規范化作文訓練，多年來，我一直進行卡片作文教學，如下圖所示：

（附圖{圖}）

這樣，有利于克服寫作中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有利于高考，有利于全面提高學生寫作水平。

（五）定勢控制

所謂定勢控制，就是對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實現教學目的過程中的思維趨勢、思想感情的控制。當學生的思想感情與教學內容不協調時，教師要加以誘導，使之與教學內容相協調；當學生思維不是處于積極狀態時，教師應通過口頭語言、態勢語言以及所創設的情景使之興奮。

在進行復習和訓練過程中，要十分重視非智力因素的培養。學生高考前的壓力很大，有的急得坐臥不安，有的到處猜題押題，有的變得焦躁、失眠，不思茶飯，有的則破罐子破摔。這些都是心理素質不好的體現，會影響學生語文水平的發揮。因而平時必須注意良好的心理素質的培養。我的做法是：從總體上加強班集體管理，以形成良好的學習環境、生活環境；要求每個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找每個學生分別進行單獨談話，分析其答題時的心理障礙，提出下次測試時的要求。

五、教學效果

第2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高校政工干部在大學生心理危機干預工作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他們作為高校學生工作的生力軍，緊密貼近學生，在心理危機防護網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筆者就“如何做好危機預警與識別、危機處理和危機后的管理工作”做出了闡述。 

1 構建完善的心理危機預警系統 

1.1 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構建學工條線預警機制 

古人云：“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 在高校的工作中要防止危機、控制危機、管理危機，首先必須理性地認識危機，并構建科學的預警機制。 

第一，做好大學生心理測評工作。我校在新生入學時都進行心理健康測試及評估， 建立心理健康檔案。全方位、多層次地掌握學生的整體心理狀況，依據測試結果，及時預防并及早發現有可能會出現的心理問題，避免不必要的大學生心理危機事件的發生。 

第二，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宣傳工作。政工干部應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到學生教室、宿舍中去與學生交流，尤其是關注家庭經濟困難、心理障礙、學習困難、就業困難等特殊群體學生。并通過校報、網站、板報等媒體宣傳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識，積極營造校園“心育”氛圍。 

第三，構建暢通的學生信息體系。高校要建立起由“學校學工處學院班級宿舍”這樣一個網絡預警體系，從最基層起，從下而上，層層落實，形成較為完善的信息體系， 保證信息上傳下達的暢順，隨時掌握學生的心理，隨時掌握學生的心理， 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解其所難，確保危機事件能準確、快速、通暢、有效的解決。 

第四，構建人員互動體系。高校突發性學生心理危機事件的處理，頭緒繁多，問題重重，但有五組關系必須妥善把握好。努力處理好與司法機構、學校上級、新聞媒體、學生家屬以及一線政工干部的關系，防止可能會引發的一些新的、更為復雜的問題出現。 

1.2 整合校內外資源，健全學校穩定工作隊伍管理機制 

第一，合理利用校內資源。高校學生的心理危機管理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并非一個部門能獨立完成，因此，我們本著“大校園安全觀”的理念，從完善隊伍結構入手，從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宣傳思想工作、安全保衛和網絡管理等幾個方面，加強隊伍建設，維護校園安全穩定的合力形成，并加強對應急力量的培訓和管理，切實提高隊伍危機干預能力。 

第二，積極吸納校外資源。高校的心理危機管理工作離不開社會，與國家、地方政府、社區、社會保障機構以及學生家庭等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高校應該主動、積極地拓展高校危機管理的工作領域，保持與社會各級相關部門的聯系，整合資源，共同為高校危機管理工作做出努力。 

2 心理危機的應對與處理 

2.1 觀察和跟蹤調查 

進行專業的心理診斷和鑒別；跟蹤調查容易出現心理危機的高危人群；一旦發現有自殺意念的學生，立即轉移到安全的環境，并成立監護小組，實行24小時全程監護，確保學生人身安全，同時上報危機干預領導小組，并通知學生家長到校共同采取干預措施。在此過程需要輔導員要妥善安排中間環節，不給被監控的學生造成心理上的傷害。重要的是對這樣的學生給予更多的關注，讓其感受到人際之間的關懷和溫暖。 

2.2 實施轉介 

（1）請專業人士或專家進行心理評估。（2）對有嚴重心理障礙或精神疾病的學生應該轉介到精神衛生機構以便及時采取心理治療或住院治療等措施。（3）對有自殺意念學生、已經實施了自殺的行動但沒有完成或已經完成自殺的學生應立即送到專門機構進行救治。 

2.3 及時挽救生命 

學校各級部門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一旦得到危機信息，學校要立即通過各種方式，挽救學生生命。 

   　3 心理危機后的管理 

危機后管理階段中，輔導員的工作重點（下轉第187頁）（上接第185頁）在于安撫當事人及其周圍人員的情緒，盡量讓他們保持穩定，并努力將危機轉化為發展的契機。 

（1）將心理危機事件及時上報到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協助做好減輕當事人心理壓力，調試情緒的工作。盡力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危機帶來的遺留問題，把危機事件帶來的影響減少到最低，盡快使他恢復到正常的生活和學習中。 

（2）做好對周圍人員進行心理救助的相關工作。產生心理危機當事人的同學可能會表現出強烈的反應，需要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及時對他們進行危機后心理救助。比如，可以和自殺者的同學探討關于自殺者死亡的相關情況；詢問同學對該事件的感受，給予同理心和情感的支持；允許學生表達他們的悲傷、內疚、自責等等情緒并讓他們明白，這一系列的情緒反應都是正常的。 

（3）對學生進行危機后教育，教育學生“如果自己出現了心理危機，要主動尋求幫助，要相信有人愿意幫助你，可以向學校咨詢中心求助或校外的心理咨詢機構求助”。 

4 高校危機干預工作努力方向 

學校突發危機事件既能暴露出各項工作中的問題，又能促進日常工作在這種特殊壓力下得到創新，因此需要不失時機地及時總結教訓，認真評估結果，明確工作方向。 

4.1 普及危機教育，提升應對能力 

第一，加強學生的危機教育普及工作。從眾多高校突發危機實踐包括我校的幾起事件不難看出，大學生的危機意識較為薄弱，對危機識別和應對的能力不強。因此，我們要通過宣傳資料、電視節目、網絡等途將心理危機教育的普及工作覆蓋到全校學生，將危機事件的預防、處理既成為一種學校管理行為，又滲透到每一個學生的意識之中，使他們成為危機事件的自助者。 

第二，加大心理危機應對的連接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力度。針對危機應對，學校要培養全體教職員工“全員育人”的意識，所有的應急措施離不開全體成員的配合和動員。因此，要加大對連接人員的應對危機能力的培訓力度，對他們進行專業、系統的培訓，只有這樣，應對機制才更科學更有效。 

4.2 加強實證性研究，拓寬危及研究領域 

目前，高校心理危機干預已成為較新的學科領域，由于危機形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該領域的研究會涉及到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與管理學、社會學、組織行為學、信息管理、傳播學、心理學、倫理學、系統論、控制論等學科都有密切的關系。因此，要拓寬研究視角、拓展研究領域，并重視案例的收集、整理，加強實例分析，改進措施，切實提高危機管理的工作水平。 

 

參考文獻 

第3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內容]

    80年代以來，中學作文教學與閱讀教學一樣，在教學改革的浪潮中作了不少探索，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以“控制論”為指導，研究作文教學定向、定質、定量、定序等內容；2.以“系統論”為指導，探討作文教學中教師、學生、知識（能力）等結構的功能在系統整體中的最佳組合，探討作文教學的序列；3.以“信息論”為指導，探求信息輸入、檢索、傳遞、輸出、反饋等環節的最佳狀態；4.尋求閱讀與寫作教學的最佳結合方法，或讀寫結合，或以讀促寫，或以寫帶讀；5.強調學生的思維、語言訓練；6.注意學生的生活實踐，指導觀察、分析、積累；7.改進作文教學過程中的某些環節，以培養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這樣分類只是為了論述方便，實際上它們是相互交叉滲透，難以截然分開的。這些探索研究的深度、廣度盡管不盡相同，但卻各具特色，無疑都是有益的嘗試。

    但是，與閱讀教學一樣，作文教學并沒有因此扭轉效率低的被動局面。如果把閱讀與寫作比作語文教學的兩條腿，盡管閱讀這條腿還遠非人們期望的那樣健壯，而作文這條腿較之“閱讀”明顯短了一截！其原因值得認真研究。

    任何一種教育研究都應該具有三個層面：一是理論研究，即用一定的哲學原理來闡述和規定某一種教育的本質、規律和目的等；二是教育原則研究，即運用理論研究成果來確定此一處教育的內容，基本要求，指導性原則，檢測標準等；三是教育（教學）方法研究，用以規范實施上述要求、原則的具體操作方法、操作程序等。這三個層面的研究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相輔相成。

    反觀作文教學研究現狀，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作文教學研究的哲學基礎層面，理論研究的隊伍小，研究成果也缺乏深厚的理論內涵，有的論文僅是某一時期迎合某一熱點話題的即興之作。因而很難形成科學的理論體系，這必然影響教育原則研究的理論層面。公正地說，這十幾年來，作文教育原則的研究是有成績的，如語文教學大綱、教材的不斷修訂和完善；作文檢測標準的改進等都表明作文教學研究的成績。但由于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作文教學改革的成績仍不盡人意，例如，比較符合漢語語言特點的統編作文教材至今沒有問世；試圖通過對內容、語言、結構三種獨立成分的“分項累計”或“分項綜合”而試行的作文質量檢測標準，效果仍不理想；有一些經過試點并逐步推廣，長期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先進經驗至今仍屬于“民間行為”，教育主管部門顯得過分謹慎，因而推廣不力，難以大面積豐收。最活躍的當推操作性很強的教學方法研究。廣大語文教師對作文教學落后局面有切身感受，于是在教學實踐中摸索前進，大膽改革。有的提倡學生多寫多練，有的指導學生辦手抄報，有的堅持課前五分鐘講話，有的鼓勵學生對教師批改寫“讀后小記”，有的規定學生寫日記、周記、讀書筆記……內容十分豐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興趣和寫作能力。但這些僅僅是少數教師的個體行為，難以形成作文教學改革的“大氣候”。

    作文教學研究中存在的整體結構上的渙散，成果推廣上的不力，經驗總結上的不深，是導致作文教學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定的教學理論指導著一定的教學實踐，理論研究中的某種先天不足，勢必導致實踐中的某種失衡或失誤，作文教學中實際存在的“四重四輕”就是這種失衡或失誤的表現。

    一、重形式、輕內容。作文教學的任務之一，是要解決“寫什么”和“怎樣寫”兩個問題，即內容與形式問題。作文教學現狀是，大部分教師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指導學生“怎樣寫”上。審題立意、布局謀篇、遣詞造句、過渡照應、開頭結尾等等都要詳細講，反復講；學生則認真練，反復練。但效果往往不佳，因為它喧賓奪主、本末倒置了。葉圣陶先生在《作文論》中指出：“我們不能只思索作文的法度、技術等等問題，而不去管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等等問題。”他還在《語文教育書簡》中指出：“通過寫作關，大概須在思想認識方面多下功夫，思想認識是文章的質料。”張志公先生在《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一書中指出：“前人在作文訓練中很注意培養學生的寫作興趣，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這種經驗，顯然是值得重視的。”這里的質料（思想認識），原料（思想情感），寫作興趣，思考能力等等，我們不是沒有注意，而是缺乏足夠重視，或者說重視的程度不到位。作文是人寫的，但我們的教學研究和教學實踐，往往比較注意作文本身，而忽視寫作文的學生，把作文教學引向傳授知識、技巧的死胡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誤。

    二、重批改，輕指導。批改也是指導。新大綱規定，作文評改可以采用詳細評改、瀏覽檢查等多種方式，使教師得以從“精批細改”的重壓下喘息片刻。但問題并沒有因此解決。教師之所以“業至辛勤”地批改作文，除了責任心之外，更多的是為了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挑剔性的檢查。教師積極改進批改方法，本意是想提高作文指導的效率，正因為這樣，學生作文本上“朱筆留痕”可能少了，某些病句、錯別字可能漏過了，忽略了。這能得到領導和家長的理解和首肯嗎？顯然，這里的“重批改”對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涵義，糾正的關鍵在于上下左右要達成共識。

第4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機械基礎》是機械類專業的一門專業基拙課，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課程，也是專業基礎課程中較難掌握的一門課。本文從分析學生學不好本課程原因著手，提出在教學中采用現代化技術的重要性及應用方法。

《機械基礎》是機械類專業的基礎課，它的教學成敗將直接影響本專業其他課程的理論學習和實踐。如何在學習《機械基礎》學科中，幫助他們在建立興趣和學習自信心的同時.激發他們的思維，培養他們的創造能力，這是擺在所有職業學校專業教師面前的重要任務。但在《機械基礎》教學實踐中的每一次測驗、考試之后，教師就會發現已經教過多遍學生本應該掌握的內容，不少學生實際上并未真正懂。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以及如何解決呢?

一、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教師主觀教學。現在課堂里傳授的各科知識是人類認識的最后結果，課堂教學就是把人類認識的最終結果教給學生。人類認識的最后結果是高度抽象化、概念化、充滿分析推理的理性思維形式。在學生這個年齡階段，他們的認識是以形象思維為主要特征的。科學抽象、理想模型對他們來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方式，在認識上造成了極大的矛盾沖突，導致了教師滔滔不絕、津津樂道，而學生卻一竅不通的結果。問題就產生在已經學過多遍且教過多遍的教師，往往很難體會一個初學者在接觸新概念、新知識時可能產生的種種錯誤和誤解，以自己的主觀想象代替學生的客觀實際。從《機械基礎》教學來看，職業學校的學生從初中升入職高一般數學等文化基礎較差，且實際生活、工作經驗不足，對《機械基礎》中的有關計算、機械運動機構的工作原理等不能馬上充分理解，學習《機械基礎》的困難較大，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害怕學不了，學不好。通過調查發現進入職校學習的學生自信心普遍較弱，有的學生低估自己的潛能.產生嚴重的自卑心理態勢，從而對學習失去興趣，更談不上主動性和進取心，得過且過，這對他們的成長十分不利，對學習《機械基礎》課程也不利。如果教師對學生怎樣思維、怎樣進行學習、心理發展等一些根本性問題知之甚少，那么就會造成《機械基礎》教學的可靠性較差、效率較低、質量不高的現象。只有掌握學生的一些根本想法才能贏得主動，因此，解決《機械基礎》教學中教與學的矛盾首先就在于解決好兩種不同認識方式的接口和匹配的問題。

(2)教學缺乏反饋。現代控制論告訴人們:對一個系統的有效控制必須取得足夠的信息量，反饋是系統優化的關鍵，沒有反饋的系統是無法實現控制和無從優化的。一個系統要高效、穩定，必須通過反饋調控才能實現，因此，《機械基礎》教學中的反饋是+分重要的。課堂上的察言觀色、個別提問、課外作業、測試考試等，無一不是為了從學生那里取得反饋信息改進教學。由于傳統的教學手段費時太多，致使教師無法由此獲得足夠的信息量以準確、及時地調控自己的教學.使教學成為單向的、缺乏有效反饋的、盲目性極大的低效傳輸系統。這種缺損的教學帶來了可靠性較差、效率不高、質量較低的必然結果。

(3)課堂中角色移位人是能動的個體，學生的學習和個性的發展是機體自我組織的過程，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因此，學生是學習的主人，是教學的主體。但在課堂教學中卻出現了另一個顛倒和角色移位:以教師為中心，學生成了被動的接受者，課堂教學是“滿堂灌”“一言堂”，一切由教師說了算，扼殺了學生的主動精神和創造能力的培養和發揮。

二、在教學中運用現代化教育技術

(1)運用多媒體技術，按學生的認識規律組織教學現代教育技術以計算機為核心，綜合處理文字、圖形、圖像、聲音、動畫以及視頻等多媒體信息，并使這些信息建立起邏輯連接.以表達更豐富更復雜的思想或方法，這些教學信息能夠在短時間內作用于學生的各個感官，使學生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刻感受。當代高新技術，特別是多媒體技術的發展，為《機械基礎》教學提供了足夠的技術支撐，使傳統的“一嘴巴、一支粉筆、簡單掛圖”的說教變成多感官刺激，使抽象變得具體、形象，使看不見的變成看得見，使靜的變成動的。這就使教師有可能為學生創設一個盡可能真實的情景，讓學生對《機械基礎》認識的最后結果變得生動、有趣、充滿魅力，更加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為學生所接受，大大提高《機械基礎》教學的質量。《機械基礎》課程的特點是概念多、原理多、公式多、圖表多。能否使學生真正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是學好機械基礎這門課程的前提和基礎。例如機械基礎課程中常見傳動機構:平面連桿機構、凸輪機構、步進運動機構等工作原理與實際聯系比較緊密，如果照本宣科，學生是很難理解其原理的，無法掌握相應其他對應的知識點。反之采用多媒體課件，可以把枯燥高深的理論通過生動、直觀的形式充分展現，同時使教學內容和方法充滿新穎性、多樣性、趣味性，使他們帶著一種好奇心進入教學中，從而使他們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掌握知識要點。例如通過多媒體課件演示曲柄搖桿機構兩次共線的運動情況，證明曲柄存在的條件、死點位置、極位夾角、急回特性等問題，感受非常直觀，否則你就是費盡口舌也難以講清原理.難以讓學生掌握知識。

(2)構建雙向雙控的反饋教學模式。若不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再好的教學軟件也只能解決優化教學過程的一半問題.即教的一半，教學中依然是教師為中心的一言堂教學模式，只是改變了一種形式，因此必須補上另一半，即學的一半，構建一個雙向雙控的反饋模式.這樣的教學才是完整的。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從反饋信息中不斷調控自己的教和學，這樣的控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控制，而是教師的他控和學生自控的完美結合，必將有效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和質量。現代教育技術不僅提供了《機械基礎》教學的多媒體技術，同時也提供了《機械基礎》教學質量多媒體教學反饋測評系統。由于系統的介入，營造一個學生得以參與《機械基礎》教學過程的具體環境，溝通了師生之間的信息通道，使以學生為主體和面向全體學生的要求得以落實。在獲取的大量反饋信息中，為《機械基礎》教學管理提供了一個數據化的環境，教師可以從量的積累中發現質的規定性。

第5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關鍵詞 美聯社；社交媒體；守則；記者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5）133-0149-02

基于Web2.0時代橫空而出的社交媒體方興未艾，隨著智能手機的大規模普及和社交媒體客戶端的推廣，社交媒體已經作為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入了人們的生活當中。對記者而言，與傳統媒體相比，社交媒體的更大的優勢就在于其制作流程的簡化和周期的大幅度縮減。但“技術發展，對善和惡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1]社交媒體使用的低門檻、低成本使信息流通趨向扁平化、去階層化的同時，被弱化的把關功能往往導致諸多問題。

2011年，美聯社記者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被捕，其同事在沒有事先告知美聯社的情況下，搶先在Twitter上消息，引發了關于記者的社交媒體使用自由與記者角色的討論；而在國內，同樣存在著許多記者使用社交媒體不當的案例。所以，在“一番左支右絀、疲于補漏之后，國外媒體對記者微博的管理手段趨于嚴厲，紅線和增多。”[2]國際上許多知名通訊社、廣播公司以及報社電視臺先后制定了社會化網絡行為管理規范，英國廣播公司BBC在2008年了《BBC社會化媒體使用指南》，美聯社從2009年開始就根據社交媒體實踐情況不斷更新員工規范，到2013年，《美聯社員工社交媒體使用守則》已進行了多次修訂，希望通過對國外相關守則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一些有利的借鑒。

1 在社交媒體環境下，記者應當明確自身角色定位

《美聯社員工社交媒體使用守則》“建議員工在一個社交網絡上只用一個賬號，既用于工作，也用于個人社交。”，“員工需要意識到，他們透露的關于自己或同事的任何觀點和個人信息都有可能會被與美聯社的名字聯系起來。”在相對自由的社交媒體環境下，記者的確享有傳播的自由權利，但是，記者的形象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用戶，他們是供職于擁有話語權的大眾媒體的記者；在使用微博等社交媒體時，記者的角色和普通用戶的角色不是一張紙的兩面，能夠非此即彼地隨時切換，所以記者需要時刻明確自己的職業角色――首先是記者甚至是公眾人物，其次才是普通的社交媒體用戶。因為在社交媒體環境下，受眾也并不完全會將二者區分開來。而記者所的內容會不自覺地帶有長期在某個媒體形成的語言習慣和觀點烙印，所以，記者首先要明確社交媒體中自己的角色定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記者通過社交獲得信息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職業習慣，對信息的檢索和捕捉能力較強，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所在媒體的品牌效應讓記者能夠更多地獲得消息來源，這也就是當記者在獲得潛在的新聞信息時，首先應當上報給供職媒體，而非擅自到網上，賺取點擊量和粉絲的原因之一。而對于粉絲關注度很高的知名記者以及電視記者，則更需要以一名公眾人物的標準來規范自己在社交媒體中的表達，如果記者出現與受眾對公眾人物的期待不符的情況，其個人和所在媒體的形象都將受到消極影響。

而記者如果對自身有著明晰的角色定位，會相對產生出更加積極的效果。北京時間2014年4月3日凌晨，《華西都市報》官微的：“中國游客在馬來西亞被綁架”的獨家新聞就是該報記者在休假過程中親歷的突發事件。記者第一時間將在現場抓拍到的照片通過微信發送到所在媒體，經過密切配合成就了《華西都市報》對整個事件的獨家報道。

2秉持真實、客觀的專業素養

新版守則最大的亮點就在于美聯社告誡員工：“在任何時候都要避免在網上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那些來自社交網絡的消息，要用與驗證從其他渠道獲得消息相同的方法加以檢驗。”“假新聞是微博的阿喀琉斯之踵”，隨著社交媒體對傳統意義下媒介“把關人”作用的消解，記者的自覺性和對信息的判斷力都應當有意識地增強，這既是作為職業媒體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對其所在媒介品牌的維護。在“金庸去世”的假新聞出現微博上半個小時之內，當網絡正處于一片惋惜的混亂時刻，鳳凰衛視的記者閭丘露薇及時在微博上質疑并澄清了這則假新聞。作為記者，應該發揮好自己的判斷能力，及時發現錯誤信息，進行勘誤，無論對自身還是對所在媒介，都具有積極意義。

《權力的媒介》作者阿特休爾說：“對新聞工作者而言，圣杯應當是客觀性法則。如果他缺少這些東西，其身份就會貶低，其結果就可能使其職業遭到毀滅之災。”守則中，美聯社無時無刻不在強調記者使用社交媒體時的客觀和平衡性：“員工必須意識到，自己的觀點可能會損害美聯社作為一個不帶偏見的新聞源的聲譽。”；“旨在為采寫報道而收集觀點的帖子時必須清楚地表明我們尋求的是關于某個話題的各方觀點。”同時也號召員工力求避免“原汁原味的轉發”。2014年3月8日凌晨，飛往北京的馬航MH370航班起飛后同地面失聯。多個小時搜救無果后，微博上充斥著各種猜測與祈禱。在沒有確定客機去向和是否墜毀的情況下，一些粉絲眾多的記者和媒體人在微博上情緒化的轉發不僅造成了煽情信息的泛濫，甚至會讓受眾產生：記者微博消費災難，傳播謠言的印象。

而當面對“網絡暴力”的蔓延，在使用社交媒體時，記者所關注的，往往是輿論的暴風眼。為了能夠更加全面地獲得信息，記者應該在社交媒體上應盡量關注不同方面的消息來源，面對爭議性的問題，一定要本著客觀、平衡的立場去對待。

3 堅守倫理道德的準繩

守則強調要力求避免非議他人以及同那些情緒激動、失去理智的讀者反復爭執。“微博的負面現象，多數屬于道德和文化認識問題，沒有必要由行政，甚至司法直接干預。”[3]社交媒體上的個人角色多樣，記者的角色轉換也十分頻繁，但是這些角色應該共同恪守的道德底線不可僭越。即使作為普通公民，也必須有職業操守和道德追求，不能為了逞一時的口舌之快而對他人、對自己造成傷害。而如果以一個普通記者甚至是公眾人物的角色發言，就更應該有明晰的道德倫理準繩。

而在另外一些特殊情況下，記者需要借助社交媒體來維護公眾的利益，2010年9月16日，香港《鳳凰周刊》記者部主任鄧飛在個人實名認證微博上直播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圍堵自焚拆遷戶進京事件，引發全社會的關注和熱議。不經過所在媒體，在遵守道德及法律的底線的前提下，為維護公眾利益而直接將信息到微博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需要記者擁有相當的勇氣和判斷力，這對記者而言也是一種考驗。

《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3）》認為，功能不斷延展的新媒體與社會的融合在深化，成為成就“中國夢”的積極力量。雖然我國國情和政治環境有著自己的特色，但在公共表達的前提下，適度的規范是記者微博良性發展的關鍵所在。“路透社和美聯社的社交媒體指引，最大的特點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在今天這樣一個自媒體時代，它們仍在努力維持新聞工作作為一個專業工作的規范和標準，即使是在社交媒體這個自由的平臺上，如果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恐怕也在于此。”[4]

參考文獻

[1]維納.控制論[M].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

[2]文建.解讀美聯社《社交媒體使用守則》“成長史”[J].中國記者，2013（6）：19-20.

第6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摘要：采用文獻資料法，闡述了體育傳播的相關概念，研究綜述了體育傳播對人們體育生活影響，即體育傳播對受眾的體育價值觀產生的影響、體育傳播對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產生的促進作用和體育傳播對體育消費產生的促進作用。希望提供一些理論依據。

關鍵詞：體育傳播 體育生活 影響

所謂體育傳播就是指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的人類體育信息（包括體育新聞、體育知識等信息）傳播活動。在體育傳播中的信息，以文字、圖像、聲音、數字等形式存貯在報刊、圖書、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介質上，進行信息傳遞、交流和利用，從而達到其體育文化傳播的目的[1]。體育傳播學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是傳播學的子學科。體育傳播的相關學科主要有：體育學、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具體而言，體育傳播研究的學科基礎主要是體育學、新聞學、社會學、心理學、“三論”（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政治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統計學、符號學等等。隨著傳播的興起及研究的深化，體育傳播的研究領域受到重視，而且從不同的程度影響人們的生活。

一、體育傳播對受眾的體育價值觀產生的影響

關于體育傳播對受眾的體育價值觀產生影響的研究在國內外有所研究。如荊光輝等人在《我國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探析》中論述了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中體育需要、體育觀等問題。其中教育與宣傳對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響，體育新聞報刊、雜志的宣傳與引導能有效地觸發大學生體育生活的思維共振與行為互動。劉德佩和苗大培都對體育價值觀進行了論述，其中大眾傳媒是體育生活方式的影響因素之一[2]。許仲槐對廣東部分開放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大眾媒介在影響居民體育價值觀形成的因素中居第六位[3]。報紙、廣播、電視出現以來，科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在于對大眾傳媒機制的解釋，受眾的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注的焦點。 因此，在當今社會大眾傳媒對青少年的體育價值觀和行為的效果問題的研究變得特別的重要。 以上的研究綜述可以說明體育傳播對人們體育價值觀、行為的影響已經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否人們接觸不同媒介會有不同的影響？還未見研究。

二、體育傳播對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產生的促進作用

國內外關于體育傳播對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產生的促進作用的研究主要有：陳天仁的研究認為“在影響青少年學生體育意識和正確體育價值觀逐步形成的諸多主要因素中，大眾媒介體育信息傳播是首位的，其次是體育課和課外體育活動” [4]，英國Goodger等人對柔道項目的電視轉播的研究，發現大眾媒介中體育傳播能夠激發人們強烈的情緒反應。在張松貞等人的調查中，發現居民最初參加體育運動的影響因素中主要是受了同伴朋友的影響（49.2%）和大眾傳播的影響（37.5%）[5]。文葭等人的研究認為：“學生所受的各種教育都離不開媒介和電子傳媒作為提供體育信息的主要渠道，對中學生體育意識的培養形成 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通過電子傳媒傳播正確的體育信息， 對中學生的各種體育意識和理念產生積極的影響，有利于正確引導和培養中學生樹立正確的體育意識” 。符巍的研究表明，電視傳媒作為大眾媒介中普及率最廣，影響力最高的一種媒介，對人們了解體育，欣賞體育到愛好體育參與體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體育生活。（37.5%）。王曉瑩關于電視傳媒體育信息的傳播對北京市城市居民體育生活的影響的研究證實“電視體育傳播對激發人們的體育興趣和幫助人們嘗試鍛煉有一定作用，同時，對人們體育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另外還指出：“接收電視體育傳播越多的人，其參與體育的比例也越高[6]。李勇勤等通過調查認為，體育新聞媒介的宣傳對大學生參與學校體育活動會產生多方面積極的影響，如“87%的女生和87%的男生認為自己受體育新聞報道的影響，參與或更多地參與體育活動”，同時，體育新聞宣傳對大學生“對體育意義、概念的認識”、“運動水平提高”及“養成堅持體育鍛煉的習慣”等方面有積極的促進作用[7]。

綜上研究來看，很多研究者公認傳播會對人們參與體育活動產生影響，并認為是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傳媒是影響因素之一。但是否所有的媒體接觸都會對人們體育參與產生積極影響？在人們的印象中，媒介接觸的消極影響之一是導致人們的體育參與行為的減少，如何去驗證？等等一系列問題還未見研究。

三、體育傳播對體育消費產生的促進作用

關于大眾傳媒對體育消費行為影響的專門性研究還不多見。但是有研究者的研究發現，在影響體育消費的因素中，大眾傳媒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張西平等對影響我國體育消費的因素研究中指出群眾的體育消費受到包括“新聞媒介對體育的宣傳力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余軍標等對廈門的調查認為在“激發體育消費中諸因素”中，大眾傳媒占第五位（3.93%）[8]。另外，應該認識到居民日益增長的對體育信息的需求和獲得體育信息的消費應該成為體育消費新的增長點之一。

前文從以上幾個方面主要概述了與本研究有關的研究成果，其他還有很多成果在此未能——引用。在已有的與本文相關的研究成果中，學者們對大眾傳播對體育價值觀及體育行為方式影響進行了肯定。但體育傳播對受眾產生哪些方面的影響？影響程度是多少？不同的媒介種類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不同媒介內容對體育價值觀和體育行為方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還有影響受眾媒體選擇的因素與未來趨勢是什么？面臨媒介對人們體育生活的影響，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學校體育面臨如何利用大眾傳媒促進體育教育的問題等都需要系統和深一步的研究。

四、結束語

從以上有關的研究成果中發現，關于大眾媒介與學校體育的發展及對人們的影響研究尚不多見。可見，有關大眾傳播與學校體育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很少有研究，即使是一般的關于大學體育和大眾傳播的研究也較少見報導，這種狀況是亟待改變的。體育學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涉及到大眾傳播，揭示現代社會中大眾傳播對人們影響的規律，可促進體育學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郝勤.論體育傳播學的性質特點及其理論架構[J].體育文化導刊，2003（9）.

[2]陳天仁.論體育信息傳播對青少年參與體育運動的影響[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1996.1.

[3]張訟貞等.我國大中城市人眾傳播媒介體育傳播接收現狀初探[J].體育與科學，1988（6）.

[4]劉德佩.體育價值觀念的形成與變遷.[J]體育科學，1987（3）.

[5]許仲槐等.廣東開放城市居民體育價值觀的新積淀.[J]體育科學，1994（1）.

[6]王曉瑩.電視信息傳播對北京市城區居民體育生活的影響.[J]北體碩士論文，1998.

第7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關鍵詞：符號主義；聯結主義；身心二元論；具身認知

中圖分類號：B84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84(2013)04－0291－06

隨著認知研究的深入，認知主義的局限性越發明顯，而聯結主義的改良并未使認知的研究擺脫困境。在對傳統認知的批判中，具身思想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與傳統認知科學不同，具身認知強調身體及環境在認知過程中的作用。身體作為認知的主體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身體的概念，大腦已不再是認知產生的唯一器官。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為“體認”的方式提供了科學依據，極大地推動了認知具身性研究的進展。認知的核心從大腦發展為身體，這樣的變化是如何產生的?首先來回顧一下傳統符號加工認知理論。

1　傳統認知理論

認知心理學是二十世紀5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種心理學思潮。他反對行為主義忽視內部心理機制的理論假設，認為思維、記憶、推理等高級心理過程才是行為產生的決定性因素，心理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這些內部認知機制。認知心理學出現后誕生了兩種研究范式，即認知主義和聯結主義。認知主義的典型特征是強調符號加工。這種觀點最初起源于控制論，早期的控制論者們主張用明晰的機制和數學形式來陳述心理現象背后的過程。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沃爾特·皮茲(Walter Pitts)在1943年撰寫的論文《神經活動內在觀念的邏輯演算》。這篇文章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思想，第一、邏輯是理解大腦和心理活動的恰當科學方法；第二、主張大腦是一種由神經元或元素按照一定的邏輯規則組合而成的裝置。每個神經元如同真空二極管一樣有兩種狀態：興奮或抑制，這些神經元相互聯結發揮著邏輯操作的作用，這樣整個人腦可以被視為一部推理機器(Varela，Thompson，Rosch，1991／2010)。控制論的思想直接導致了數字計算機的出現，在另一方面也影響了現代認知科學的研究進路。1956年，西蒙(Simon)、喬姆斯基(Chomsky)、明斯基(Minsky)、麥卡錫(Mc-Carthy)等人在劍橋和達特茅斯召開的兩次會議上提出了認知主義的基本思想：認知應當被理解為基于符號表征的計算。其基本假設可以概括為三點：(1)大腦類似于計算機的信息處理系統，包括感覺輸入、編碼、存儲、提取的全過程。(2)認知功能與大腦就如同計算機軟件與硬件的關系，軟件在功能上獨立于硬件，因此軟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硬件之上。(3)表征是外界信息在人腦中的存儲形式，認知就是對內部表征的加工。從這三點假設可以看出，認知主義的思想直接建立在計算機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因此這一理論難免具有機械還原論的傾向。

80年代由于神經科學的發展，興起了一股聯結主義的思潮，聯結主義以“心理活動像大腦”為隱喻基礎，在結構和功能上模擬人腦。“聯結主義的信息處理系統被設想為由許多簡單單元構成的大規模并行處理設施。一個單元的活動受臨近單元活動的調節，并通過激活聯系或抑制聯系與后者相連，激活聯系或抑制聯系的強度可以按照設計和學習而變化。一個單元的活動以及一個聯系的強度都被表示為整數；整個系統的活動以及系統權重上的變化往往受微積分方程的制約”(費多益，2010)。這種具有分布式品質的認知模型更加接近生物系統，其所能運用的范圍也更加廣泛。雖然聯結主義用人工神經網絡來代替計算機類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認知主義的缺陷，但它沒有從根本上否定認知主義的核心觀念：人腦中存在著外在世界的內部表征；認知的過程就是基于一定規則的對于表征的計算。認知主義和聯結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取得的眾多成就，極大促進了心理學的研究。但是相同的本質觀念決定了二者共同的缺陷，也同時制約了兩種理論的發展。這種缺陷更進一步說是因為在更高層面上的指導思想所導致的。

傳統認知研究是對行為主義的一種批判，讓研究的重心回到內部心理過程，但在其方法論上卻依舊沒有擺脫行為主義的困境，即笛卡爾(Descartes)身心二元論的思想。笛卡爾認為：我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點以便存在，也不依賴任何物質性的東西；因此這個“我”，亦即我賴以成為我的那個心靈，是與身體完全不同的……縱然身體并不存在，心靈也仍然不失為心靈。心靈與身體是彼此獨立，互不相關的兩個實體，因此存在著主客、身心的二元世界(冒從虎，王勤田，張慶榮，1985)。

身心二元論的思想對心理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傳統認知心理學把認知作為獨立于身體的表征和加工過程，就是以這種主客二元論為認識論基礎。哲學家韋勒(M.Wheeler)將以笛卡爾主義為思想淵源的認知心理學稱之為笛卡爾主義心理學，并認為笛卡爾主義的八項原則主導了傳統的認知科學研究。“正統認知科學(我們所知道的大多數認知科學，古典的和聯結主義的)都是笛卡兒主義的，具體地說正統認知科學就是笛卡兒主義心理學的現代變種”(孟偉，劉曉力，2008)。

但如今在主客二元論指導下的認識科學研究卻陷入了重重困境。正如一位心理學家指出的那樣：“現代認知范式事實上被認為是笛卡爾主義的生動遺產……追隨笛卡爾，心理學家在實在和思維之間劃分了嚴格的界限……笛卡爾的二元論不僅給理解心靈和身體的互動帶來困難，而且也給理解心靈和社會情境的交互影響帶來障礙”(葉浩生，2011a)。如果說行為主義與20世紀科學研究中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的時代精神相一致，而認知主義和聯結主義也是這一時代精神的延續，那么在客觀主義、實證主義的缺陷越發明顯的今天，就必然需要一種新的研究思路。

2　具身認知理論

2.1具身認知的思想起源

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自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質疑與批判，但身心對立的假設卻依然在人類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直到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出現，才為人類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Heidegger)提出了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概念，存在不是一個孤立的主體面對著一個冷漠的客觀世界，存在是世界中的存在，同世界是一體的、相互關聯的。沒有主體客體的劃分，主客的界限是模糊的。人認識世界的方法是用身體以合適的方式與世界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獲得對世界的認識。法國知覺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反對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提出了一個“具身的主體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的概念，明確表示不存在知覺背后的自為存在——意識，認為身體的知覺是行為產生的基礎。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以身體為中介，通過身體的知覺與整個世界發生關系。

20世紀上半葉，具身思想在心理學界也出現了萌芽。皮亞杰(J.Piaget)的發生認識論認為：認識來源于動作，而不是來源于物體，是一個在實踐中建構的過程。身體的活動即動作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維發展的基礎。認知結構的起源是動作的一般性協調，動作是在身體與環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主體通過動作與環境互動形成內部的圖式，再通過已有的圖式去認識外界的事物。身體與環境互動的動作在認識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與傳統的認知論相比，發生認識論關注于研究認識的起源，“從最低級的認識形式開始，追蹤這種認識向以后各個水平的發展情況，一直追蹤到科學思維并包括科學思維”(Piaget，1970／1997)。差不多同一時期，維果斯基(L.S.Vygotsky)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論，維果斯基(L.S.Vygotsky)的社會建構理論強調了活動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心理是在活動中發展的，是在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新的高級的社會歷史的心理活動形式，首先是作為外部形式的活動而形成的，以后才內化，轉化為內部活動默默的在頭腦中進行。而人類所處的環境也與其內部心理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環境充斥著先輩們的文化以及與此相關的物化成果。維果斯基(L.S.Vygotsky)與皮亞杰(J.Piaget)的共同之處在于：“(1)認知的相互作用論，即認知是主體和環境相互作用基礎上地進化和歷史的建構；(2)高級水平的思維活動是人類最初的身體活動(感知運動)地內化”(李恒威，肖家燕，2006)。這些思想的出現為具身認知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2.2關于身體主體

說到具身認知，首先要了解其中最為核心的概念，即什么是身體?認知科學家澤馬克(T.Ziemke)說：“關于具身性，也許最重要的維度就在于說明作為一個具身認知者的標準是什么?怎樣才算是一個身體?”(Ziemke，2003)。梅洛－龐蒂將身體區分為客觀的身體和現象的身體，并以此來解釋具身性，“客觀的身體被看做是生理實體的身體，而現象的身體不僅僅是某種生理實體的身體，而是我或者你體驗到的我的身體或者你的身體。……對于客觀身體和現象身體的區分，是理解現象學的具身性概念的核心”(Audi，1999)。這種現象學中的身體既不純粹是物理結構，也不純粹是概念結構，而是一種主動的身體。在《知覺現象學》中，他用一個盲人拄拐的例子來說明主動的身體是如何通過工具來擴展知覺能力的：當一個盲人習慣了將拐杖作為行走的工具時，他的觸覺就從手的皮膚延伸到拐杖的頂端。他不再知道拐杖在物理空間的位置，也不用感受拐杖與手之間作用力的變化。拐杖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成為他身體綜合地延伸。這時拐杖的尖端就像他的眼或手腳一樣，構成他用來感觸客體的通透路徑(Merleau－Ponty，1945／2001)。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也經常能找到，開過車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在學車的初期經常會把握不好車與車外物體間的距離，因而容易發生碰撞、擦掛等事故。但開的久了之后就能夠清楚地把握速度與距離的關系。因為這時的知覺已經不再局限于駕駛室內，而是擴展到了整部車的邊緣，人與車形成了一個綜合的整體，司機通過這個整體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在這樣的例子中，身體已經超越了肉身的疆界，并通過心智的作用延伸到環境中，而環境對于心智的影響是以身體為中介的，因此身體不再是一個只具有物理屬性的“客體”，而是一個不斷與環境相融合的“主體”。認知的產生正是“主體”活動的結果。

2.3身體與認知

具身認知觀批判了長久以來占據著統治地位的客觀主義認知觀。但這種批判并不是具有主觀主義傾向的。在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兩種極端中，具身認知提出了一條中間路線。神經現象學家瓦雷拉(F.Varela)，通過探討顏色的知覺說明了這一路線。他假設了兩種極端的立場，雞立場：外在于人類的世界具有預先給予的屬性。這些屬性先于投射在人類認知系統之上的圖像而存在，而認知系統的任務便是適當地恢復它們。與之相對的是蛋立場：認知系統投射它自己的世界，且該世界顯然的實在性不過是系統內在規則的反映。具身的認知觀認為顏色即不獨立于人類的知覺和認識能力，也不獨立于人類周圍的生物和文化世界。雞立場與蛋立場、世界與知覺是彼此規定的。前兩個立場都將表征作為它們的中心觀念，但具身的立場是“通過研究人之不作為恢復或投射而是作為具身行為，而完全繞過這個內在對外在的邏輯格局”(Varela，Thompson，Rosch，1991／2010)。由于繞開了二元論的假設將身體與心靈結合在一起，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就必然與傳統認知觀點截然不同。

具身認知觀強調了身體經驗在認知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這些經驗來自于人類具有感知運動的身體。首先，構成心智的基本成分概念、范疇是由人類的身體經驗形成的。萊考夫(G.Lakoff)和約翰遜(M.Johnson)認為概念通過身體、大腦和對世界的體驗而形成，特別是通過感知和肌肉運動能力而得到，并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被理解。他們通過研究“抓”這個概念說明了概念的具身性。結果表明，具體的行為(用手抓)，對該行為的知覺(看別人抓東西)，關于這種行為的想像(想象抓的動作)，以及使用這個概念(說出“抓”這個詞)其神經元放電區域都是相同的。而對空間關系概念地研究也體現出了具身的特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身體投射(bodily projections)，例如：“在……前面”和“在……后面”等術語，都是以身體為中心而發展出來的。“我們有內在的前后：我們通常往前看，向臉朝向方向的前方運動，并且在我們的前方與物體和他人打交道；后面是前面的對立面，我們并不直接感知自己的后面，我們也一般不向后運動或與在我們后面的客體和他人打交道”(費多益，2010)。

其次，身體的物理屬性和運動方式也會影響認知的形成。心理學家威廉姆斯(Williams)和波巴拉(Bargh)通過手捧咖啡的實驗證實了身體對溫度的感受會影響對人的評價。那些手捧熱咖啡的被試在評價一個中性人物時更親向于認為該人物是友好的，而手捧冷咖啡的被試則傾向于更為負面的評價(Williams&Bargh，2008)。為了證實身體運動方式對認知的影響，心理學家威爾斯(Wells)和佩蒂(Petty)報告了這樣一個實驗，學生參加一個測試耳機舒適度的測驗，被試被分為點頭組，搖頭組，對照組。結果發現點頭組對于耳機的評價要遠高于另外兩組，而搖頭組的評價則低于其他兩組。這個結果說明了點頭的身體運功增強了積極的態度，而搖頭的身體運動增加了消極的態度(Wells＆Petty，1980)。

近年來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為具身思想提供了生理學依據。其中最具影響的要數鏡像神經元的發現。意大利帕爾馬大學的里佐拉蒂(Rizzolatti)研究小組偶然發現猴子在執行一些動作(例如撿起一顆葡萄)，和它們觀察到其它個體執行相同動作時，都會導致大腦中同一神經元的活躍。對動作的觀察就像先前自己執行動作一樣。“因此研究者將這種能像鏡子一樣直接在大腦中重現被觀察對象所執行動作的神經元命名為鏡像神經元”(丁峻，張靜，陳巍，2009)。鏡像神經元的意義在于，人類理解他人意圖時不需要使用復雜的認知機制去進行思維和推理，而只需要通過鏡像神經元的模擬作用便能夠迅速實現這一目的。“鏡像神經系統給個體編碼他人的行為意愿、情緒體驗提供了便利，讓個體感覺這些意愿和體驗似乎是自己的，消除了自己和他人之間存在的那種心理隔離，讓社會溝通變成現實”(葉浩生，2012)。同時也證明了“體認”這種具身的認知方式的存在。

2.4身體與環境

具身認知認為個體的感知運動能力處于一個廣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情景中。認知主體所處的情境對認知活動具有重要的影響。身體是與環境緊密相連的，身體是嵌入環境的，身體是包含了環境因素的身體，身體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決定了認知的形成。傳統認知理論將認知看做是抽象的內部狀態，是外部世界的內部表征，或一些靜態的事實或規則。但具身認知強調了身體與世界的互動，是大腦、身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環境中的信息也是我們認知過程中所要操作的對象。“在解決乘法問題時，鉛筆與紙張如此緊密地融合于認知行為中，并且沒有原則性的理由把這些外部物體同認知系統的其他成分區別開來”(Shapiro，2007)。

這里的環境從更廣闊的內涵來說還蘊含著社會文化因素。安德森(M.L.Anderson)從社會－文化方面分析了具身認知，并稱其為社會－文化情景性維度。他認為相對于其他物種而言，人類所特有的社會文化情景在人類的認知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小環境中的實踐行為和互動是在社會文化這個大環境下進行的。并且在認知過程中社會文化的中介說明，是一種最為復雜的認知策略(Anderson，2003)。

2.5認知與進化

傳統認知理論將人類的認知看作是一個獨立于身體活動和環境的內在表征和計算。這種對認知的理解也許只是對高級認知階段的認識，但人類的認知無法從一開始就處于高級水平，對于認知的研究必然要追溯到認識的發生和起源。這就要求引入進化的觀點。一方面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其身體是處于不斷進化中的，大腦、神經系統、身體姿態都在進化的過程中持續地改變，這些變化也必然會影響人類認知的發展。比如從爬行到直立行走，這種身體姿態地變化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的空間知覺。另一方面，人類的認知也是一個進化的過程，高級的認知活動必然在低級感官運動能力的基礎上產生。就像是一個人要看懂地圖就必須先搞清楚上、下、左、右的概念。萊考夫(G.Lakoff)和約翰遜(M.Johnson)從人類理性能力與感官－運動能力的進化連續性上來理解認知活動，認為：理性是進化的，因為抽象的理性是建立于，并使用出現在“低等”動物中的知覺和運動推理形式。這個結果是理性的達爾文主義，一個合理性的達爾文主義：理性，即便是其最抽象的形式中，是使用而不是超越人類的動物本性(李恒威，盛曉明，2006)。這種進化的觀點進一步表明了認知對于身體的依賴。以身體為基礎的進化是認知形成和發展的根本條件。

通過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具身思想基本的發展進路：由于否認了身心的分離，人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大腦作為身體的一部分嵌入在身體之中。人類與世界的聯系是以身體為基礎的，身體無時無刻不處于某種情境中，是包含了環境因素的身體。認識的產生依靠身體與環境的互動。身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人類動態的認知系統，這樣的認知系統與傳統相對靜態的符號轉換系統截然不同。但其中的問題在于，傳統符號轉換系統的操作對象“表征”，在認知機制改變后是否依舊存在?如果離開表征的概念，“體認”的方式是如何進行的?

2.6關于表征的爭議

雖然說具身認知強調了身體的重要作用，但在人類這種“體認”的方式中表征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關于這一點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一種觀點主張具身認知也承認表征，不過這種表征是局部的、受限的。克拉克(A.Clark)認為“具身模型中的表征的弱化，并不意味著非表征。而是更經濟的，更受行為導向的表征”(Clark，1998)。具身的模型在解釋抽象知覺活動時是有局限性的，因此還需要傳統的表征理論來進行說明。另一種觀點不僅把知覺活動看作是一種無表征的身體行動，而且把抽象認知活動也看作是無表征的。“大腦中的神經生理活動通過身體感官運動系統不僅直接體現為知覺過程，而且其本身就蘊含著概念等思維形式的結構和意義。同時，更為抽象的命題也不是通過表征計算，而是通過隱喻投射產生的”(孟偉，2008)。

鏡像神經元的發現為解決這一爭論提出了新的建議。“大腦與身體的特殊感覺－運動通道在認知的形成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心智和認知在本質上是一種模擬。模擬是身體、世界和心智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知覺、運動和內省狀態的復演”(葉浩生，2011b)。人類能理解他人，體會與他人相同的心情(共情)，是由于人類能夠通過身體的特殊感覺通道模擬他人的感受，這種感受與他人的體驗是相同的。在這一過程中感覺和運動系統的特殊通道塑造了認知。哈瓦斯(Havas)，格倫博格(Glenberg)，古托斯基(Gutowski)，盧卡雷利(Lucarelli)和戴維森(Davidson)的實驗證明了這一點。在實驗中給被試的皺眉肌肉注射肉毒素使其暫時被麻痹，結果顯示被試在閱讀理解皺眉這個句子時速度明顯變慢，模擬所涉及的肌肉群的障礙阻礙了認知過程地進行(Havas，Glenberg，Gutowski，Lucarelli，&Davidson，2010)。關于表征的爭論所體現出的是兩種認知范式間的沖突和融合，具身認知還無法完全取代傳統認知范式，例如在解釋抽象思維等人類高級心理過程中仍缺乏說服力。而兩種認知范式間也并非只有沖突，相互補充與借鑒或許能更好地促進認知理論的發展。

3　結語

第8篇：情緒控制論文范文

【關鍵詞】科學社會學/認知科學社會學/愛丁堡學派

【正文】

勞丹(L.Laudan)曾將科學社會學劃分為認知科學社會學和非認知科學社會學兩種形態。[1]依據他的解釋，如果社會學企圖依據外部的社會或經濟因素來說明為什么某一理論被發現及發現后被接受還是被拒斥，企圖依據外部社會或經濟因素預先決定科學家對理論的態度是贊同還是抵制，企圖說明某些社會結構對某個特定理論及概念的形成產生影響，那么，這種努力就屬于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釋范圍；如果社會學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釋科學家對物理世界的信念體系，不涉及科學活動的認知過程，而是去研究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內部社會結構及其功能，那么，這種努力就屬于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釋范圍。

顯然，勞丹是依據社會學家的研究目標及研究方法來給科學社會學前后兩種“范式”進行劃界的，若不顧忌冒過分簡單化的風險，勞丹的劃界標準本質上就是認知標準。在勞丹看來，只要社會學家在科學之社會研究中不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那么，這種科學社會學就是非認知科學社會學，亦及默頓科學社會學，反之，則為認知科學社會學，亦即當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討的問題，非認知識科學社會學是怎樣過渡到認知科學社會學的，換言之，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在前后兩個階段過渡期間必然發生過認知轉向，如果發生，那么，是何種原因促成了這場認知轉向？它產生了怎樣的結果？認知科學社會學校之非認知科學社會學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樣看待科學社會學的這場認知轉向？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考慮到認知轉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學層面，故此本文首先得從認識論視野對這一轉變過程進行背景透視，這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構成因及認知科學社會學興起的歷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認識論基礎

如前文所說，勞丹筆下的非認知科學社會學本質上就是默頓科學社會學，盡管這種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定域在科學共同體之內、實驗室高墻之外，系“中距”科學社會學，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學計量學，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內部社會分層結構及其功能，經費投入與論文產出評估，科學體制化目標。但只要我們冷靜下來認真品味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說，仍可從中發現其認識論基礎，仍不難發現這種被勞丹稱之為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整個理論構架、經驗事實正是建立在默頓給出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確保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基礎之上的。因此，默頓科學社會學的興衰是與構成其經驗基礎及理論構架內核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的存亡是唇齒相依的，只要我們抓住了構成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內核也就可以從認知視角對此進行認識論分析，現就此進行討論。

如果我們對默頓科學社會學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形式邏輯分析，那么，默頓所言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就等于“三段論”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謂科學體制化目標就是生產正確無誤的知識，所謂科學家行為規范的具體含義則為[2]：①普遍主義。即科學真理的標準到處一樣，只要是科學真理，不管其來源如何，都應服從于不以科學家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一致性標準，且這種非個人屬性的標準與先前證實的科學標準是一脈相承的。②公有主義。所有科學的重大發現都是科學家群體合作的產物，歸科學共同體所公有。③無私利性。要求從事科學活動、創造科學知識的人不應以科學謀取私利，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發展知識而不是其它，科學家不能因為他個人的其它原因來決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種科學思想或科學事實，科學家熱衷于探索和發現科學真理的真正動力主要來自于內在興趣。④有條理的懷疑主義。研究科學的人不承認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進行批判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學知識都要嚴格地加以檢驗。

從默頓給出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來看，科學共同體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產出歸共同體公有的確證無誤的知識，而行為規范則是確保生產確證無誤知識的清規戒律。普遍主義則在表明科學理論的評價，科學知識的檢驗可訴諸普遍一致的標準，而無私利性原則則要求科學家在科學理論的評價中，科學知識的檢驗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則。只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嚴格遵守這4項行為規范，憑借其內在興趣追求科學體制化目標的話，那么，社會因素，諸如科學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學共同體的外部環境、科學活動中的種種內在與境、科學家所面對的“實在”，均不會滲科到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都不會影響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科學知識的評價過程。既然如此，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乃至科學知識的評價機制，均無需訴諸社會學分析，社會學家的研究范圍就應該被嚴格限制在科學共同體內、實驗室高墻之外。

由此我們明白了默頓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及研究宗旨為什么不涉及認知層面，不觸及科學知識微觀生產過程、不考慮科學知識的評價過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學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過程持有濃厚興趣，那么，他也用不著走進實驗室，只要借助于資金投入與論文產出及論文的引證分析，就可以達到對科學活動認知層面的了解，正因為如此，基于“控制論”研究方法的科學家計量學成了這一類社會學家研究的重點。[3]

由此可見，默頓科學社會學在涉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及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及評價機制的具體過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側重于輸入與輸出二者之間關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頓科學社會學關于科學活動認知過程及評價機制的研究路徑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確證無誤的知識是“理性科學家”在自然面前“默禱”的產物。

此處所言的“理性科學家”就是嚴格遵守默頓給出的4條行為規范且以默頓給出的實現科學體制化目標為已任的科學家，所謂在“自然”面前“默禱”是因為科學知識的本性就應該是對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義和無私利性原則的理解，科學家只有面對非個人屬性，不以科學家個人意志為轉移，旨在對物理世界進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據普遍一致性標準加以檢驗就可獲得“確證無誤”的知識。說得白一些，作為科學活動認知主體的科學家是“理性人”，作為認知客體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當認知活動評價機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標準。這種描述是樸素的經典實在論思維，可以說是與科學哲學的邏輯經驗主義認識論基礎相吻合的，甚至有學者直接聲稱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哲學基礎就是邏輯經驗主義[4]。無論這種科學社會學怎樣聲稱絕不觸及，也不該觸及亦無需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機制，但骨子里仍然帶有濃厚的經典實在論色彩，仍然是憑借其數十年的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作為其生存基礎的，一旦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走向衰落時，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的解構就成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討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的解構過程。

二　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構

嚴格地說，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的解構成因首先來自于科學社會學內部，其次才來自于科學哲學的庫恩轉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復蘇（關于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復蘇作者已有專文述及），只不過前者不象后者來得那么徹底而已。此處先討論來自科學社會學內部的種種詰難，無論意義多大，但它為科學哲學的庫恩轉向在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引起研究“范式”的變遷抑或“認知轉向”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默頓科學社會學在后期所受到的種種詰難主要來自于社會學家對4條行為規范的懷疑，而且這種懷疑主要依據于科學史事實，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關于光的本性之爭演化過程中，牛頓的微粒說在一定時間內占據壟斷地位，盡管有惠更斯的波動說與此針鋒相對，且波動說在某些解釋功能上并不遜于牛頓的微粒說，但這一期間的科學家在對這兩種理論的評價中仍有偏愛牛頓微粒說的強烈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動說于不顧，這與普遍主義和無私利性的行為規范明顯不符。再則，當普朗克不得不放棄連續性觀念，提出光的量子論時所表現出來的無可奈何心情也顯示出科學家在描述和解釋物理世界過程中是很難做到感情中立的。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由于觸犯了左右科學共同體思維方式的經典時空觀，受到了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抵制，同樣表明科學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種科學理論時是受既定價值觀控制的，難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計及政治因素，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在德國、前蘇聯不僅受到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學術抵制，更重要的還受到科學共同體的非學術抵制，甚至遭受迫害。這表明，社會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識形態是可以滲透到科學共同體且影響到科學家對科學理論評價的，影響到科學家對科學理論是接受還是抵制，科學家在這種氛圍中是無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頓科學社會學受到的詰難還來自于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確證無誤的懷疑。有些社會學家認為，科學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約定的，說科學知識是確證無誤的當且僅當它被社會所接受。還有人認為，在科學文化的進化階段，信仰可以被相信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會所接受的緣故[5]。還有人認為，科學思想只能相對于一定的約定規則才有意義，科學規律只能作為一系列行動規則為我們所用，甚至科學定律本質上是一種約定[6]。這種帶有約定主義色彩的論點均對評價科學理論的普遍一致標準，科學知識的“含金量”提出質疑。

默頓科學社會之所以受到詰難，還來自科學共同體內部存在的“弄虛作假”現象，如“N射線”就是典型例證[7]。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并非科學家故意生產“謬誤知識”的現象，還存在著權威對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觀點、新思想的抵制現象，還存在著破壞公平競爭的“馬太效應”，等等。

為回應這些社會學家的種種詰難，默頓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學體制化目標和科學家行為規范在科學共同體中的規范約束功能，并且認為絕大多數科學家是能夠較好的遵守這些行為規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認知問題，將“弄虛作假”現象的存在歸因于科學家在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受到外部社會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科學家違背了正常的行為規范。因此，在默頓看來，只要運用這一系列行為規范對那些“弄虛作假”，包括非故意生產“謬誤知識”的科學家進行矯治，將他們“康復”為“理性科學家”，那么，科學共同體仍能在既定的科學體制化方向上繼續前進。

然而，無論默頓學派怎樣努力，社會學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學史實予以反駁，這就使得這種研究綱領的“內核”不斷受到“反例”的挑戰。再則，既然有人經常不斷地從內部發現“反常現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頓科學社會學所依賴的經驗基礎是不牢固的，更何況他總是試圖調整“保護帶”，從沒有正面解釋認識論意義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現象”。

簡而言之，默頓科學社會學無論就其宏觀經驗基礎還是就其微觀認知層面，均因存在著大量“反常現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會學家對這種科學社會學僅僅以科學共同體為研究單位還明確表示出不滿情緒，認為它是大科學時代的“小科學社會學”，還有人認為這種科學社會學將科學活動的主要場所——實驗室視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問題而不觸及認知層面而將此種科學社會學稱之為“黑箱”社會學。[8]

三　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

隨著“反常”現象的不斷出現，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走向解構已成為定局。遭致解構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幾種情況，一是科學史史料的不斷挖掘，二是行為規范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對稱解釋”，亦即錯誤知識是由違反規范的科學家生產的，確證無誤知識是由遵守規范的科學家生產的[9]。這幾方面因素均觸及認識論問題。總之，如何從認識論上打開缺口是關系到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設能否走向徹底解構，能否直接促成科學社會學認知轉向的關鍵，于是，社會學家開始從庫恩那里尋求問題的答案，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從認知層面對長期以來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知識特權發起猛烈進攻。問題是庫恩能否為這些社會學家的研究提供哲學基礎，答案是肯定的，現略述之。

庫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將科學事業視為在“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發展的，科學知識的增長在常規科學時期是線性積累的，而在科學革命時期卻是間斷的，甚至是跳躍的。所謂科學革命本質上是新舊兩種“范式”在更替，如牛頓“范式”取代亞里士多德“范式”，愛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頓“范式”就是科學革命。

依據庫恩的解釋，“范式”將決定科學家的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念等。“范式”的變更必然導致科學家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念的整體變更，反過來，“科學革命”也就是以科學共同體的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及價值觀念的整體變更為其標志的，因而在庫恩看來，科學知識的意義只能由特定“范式”所決定，且僅由這個“范式”所決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義，無私利性等行為規范在認識論意義上就難以成立，因為從普遍主義原則的要求來看，檢驗科學真理有一個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一致性標準。然而，只要承認“科學革命”是在“范式”變更的基礎上實現的，且“科學革命”是科學進步所不可逾越的階段，那么，普遍一致標準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標準是相對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結果是，要么否認普遍一致性標準，要么否認“科學革命”，既要堅持普遍一致性標準，又要同時承認“科學革命”，不僅在事實面前說不通，而且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

從無私利性的原則來看，科學家在與物理世界對話時以及在評價科學理論時，要求恪守感情中立，從大量反例來看也是難以成立的，因為科學家是在給定“范式”條件下從事科學活動的，“范式”不僅影響他對物理世界的描述，導致“觀察負荷理論”，而且左右著他對科學理論的評價，他對科學知識的檢驗，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評價標準及檢驗標準[10]。就此而言，“范式”本質上是對科學共同體在“常規科學”時期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施加倫理約束的一種張力，換句話說，科學家是在這種張力約束下從事科學活動的，從這層意義上講，默頓科學社會學才能尋找到極其狹窄的生存空間，那些游離于這種倫理約束的科學家要么成為下一次“科學革命”的先驅者，要么就是失敗者。

大而言之，庫恩的“范式”理論為科學家模型的重新建構，科學活動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認識論基礎，不論是作為科學活動認知主體的科學家，還是作為認知客體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學家與物理世界的對話過程，以及科學家對“對話”結果的評價均取決于該時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經典力學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絕對時空中就是典型例證。

庫恩的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來為科學社會學家徹底動搖默頓科學社會學哲學基石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受庫恩思想的啟迪，他們開始了對科學知識本性的深層反思，認為科學知識應接受社會學研究，不該享有特權。持這一觀點的社會學家主要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他們是埃奇(D.Edge)、布魯爾(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稱他們為“愛丁堡學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們聲稱受庫恩思想啟迪，而轉入科學活動認知層面的。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滿足于庫恩的歷史主義——相對主義解釋，因為在他們看來，無論是歷史主義解釋，還是相對主義解釋只不過是科學哲學家在唱獨角戲，社會學解釋仍未從中獲得合法性，他們決心重構科學社會學，將科學社會學研究引向認知層面，引向科學知識本性。于是，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在該學派努力下，遂得以實現，為將這種科學社會學區別于默頓科學社會學，有人將之稱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或勞丹筆下的“認知科學社會學”。

四　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興起

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問世，亦即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興起。這種社會學一反默頓傳統，公然要對長期以來亨有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知識特權提出挑戰，將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從而直接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著名社會學家布魯爾在其《知識及其社會意象》(1974)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問道：“社會學研究科學知識的細節及其本性問題是可能的嗎？”布魯爾用他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制定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對此作了肯定答復：“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對其進行徹底地研究……，沒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觀性的特殊本質之中。”

布魯爾還為他的“強綱領”給出了下列原則[11]：①因果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識所處的不同條件及產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對待真的與偽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成功的與失敗的信念及知識，兩方面都要解釋。③對稱性。解釋的方式是對稱的。④反復性。它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社會學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則為認知科學社會學界定了研究對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對科學理論、科學知識及科學共同體信念體系進行認知層面的社會學因果解釋；公正性原則是指認知科學社會學必須以所有科學知識體系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僅僅以人為的、非理性的、失敗的知識內容為科學社會學的考察對象，即使對后一類知識，在訴諸社會學解釋中也應將其與前一類知識置于平等地位，社會學解釋不含任何歧視色彩，兩類知識在社會學研究中都應享有同等待遇；對稱性原則是對公正性原則進一步展開，即不能采用默頓的“非對稱性”做法或歧視性做法，只對偽的、非理性的和失敗的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以求矯治那些“非理性”科學家，而對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識則免于社會學研究，而是對兩類知識給出對稱性解釋。具體地說，社會因素滲透是對稱的，它既可導致偽的、非理性的、失敗的知識的產生，也可導致默頓筆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識的生產，如果將偽的、非理性的和失敗的知識的產生歸因于社會因素介入，而將所謂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識的生產歸因于未受社會因素影響的結果就違背了對稱性原則。

由此不難看出，公正性與對稱性解釋原則是為徹底的因果解釋服務的，換言之，任何科學知識形態都是在特定社會因素影響下得以產生和形成的。這幾項原則說到底是為科學社會學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機制、科學知識的文化本性提供辯護和說明的，所謂“強綱領”中的“強”也就體現在這幾項原則之中。

總之，自“強綱領”提出以后，對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進行社會學研究或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已無什么禁區可言，“愛丁堡學派”的努力，尤其是“強綱領”的提出在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既象征著默頓科學社會學基本假說的徹底解構和科學社會學認知轉向，又標志著認知科學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無論功過如何，它在科學社會學發展史上，在科學社會學從現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應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究竟對此作何評價，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浦根祥：《科學知識本性的哲學與社會學解釋之爭述評》，載《自然辯證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Imagery，Routledge 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學社會學研究綜述》，載《社科信息》No，1.1996。

[4]陳光：《“科學知識”社會學概念及哲學背景》，載《自然辯證法通訊》No，3.1992。

[5]浦根祥：《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研究會趨同嗎？》，載《江蘇社會科學》No，5.1994。

[6]S.Full，M.D.Mey & T.Shim，The Cognitive Tur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1989，pp.211-23.

[7]趙樂靜，浦根祥：《“給我一個實驗室，我能舉起世界！”》載《自然辯證法通訊》No，5.1993.

[8]S.Mulkay，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i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 and Self.in the Cognitive Turn，（同6）1989，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