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研究全文(5篇)

摘要:當前,高校中國考古通論課程教材和可供教學參考的專著有待更新，教學內容和方法有待進一步創新。立足景德鎮陶瓷大學的考古學學科特點及進行陶瓷研究的特色，文章認為高校考古專業通論課程教學要在教學內容的設計和教學方法的運用兩方面進行革新。在教學內容上要突出專業特色，根據實際情況選定教學內容，根據考古工作進展及時更新教學內容；在教學方法上要服務學生的長遠發展，注重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面，加強田野考古實踐鍛煉。總結這些教學經驗，對高?？脊艑I的中國考古通論課程教學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考古專業；中國考古通論；教學

“考古學”這一名詞是直接從歐洲文字翻譯過來的?？脊艑W作為一門近代才形成的嶄新科學，于20世紀20年代才開始從歐洲傳入我國，至今不過百余年[1]。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留下了極其豐厚的文化遺產。廣泛分布在祖國大地上的豐富多樣的遺跡、遺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貴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生動見證。中國考古通論課程作為高?？脊艑I的必修課，教學內容既要充分體現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關鍵節點，又要起到考古人才培養的先導啟蒙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地上好這門必修課，是高?？脊艑I教師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我國高等院校的第一個考古學專業——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正式設立，考古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雖然在我國起步較晚，但得益于國家重視而發展迅速。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學科體系進行了調整，將考古學從歷史學中獨立出來，與中國史、世界史并列為一級學科，這使考古學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目前已開設考古專業的高校，都將中國考古通論課程作為重要的必修課，由于各高?？脊艑I依托的地方文物資源各不相同，考古人才培養的目標有所偏重，因此在實際教學活動中，各高校中國考古通論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教學方法更多地融入了自身特點。筆者通過總結景德鎮陶瓷大學考古專業中國考古通論課程教學過程中的經驗和方法，就高?？脊艑I中國考古通論課程的教學實踐談談自己的一些認識。

1教學內容要突出專業特色

1.1中國考古通論課程教材及參考書分析

由于考古學在我國的起步和列為高等院校專業的時間相對較晚，加之通論性質的教材需要大量的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和依托，因此，比較成熟的中國考古通論教材在我國出現得較晚，教材數量少，教材內容更新速度較慢，不能及時涵蓋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且可供教學參考的具有通論性質的專著較少。目前，國家級規劃的中國考古通論教材有兩種，一種是馬利清主編的《考古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經過修訂，《考古學概論》（第二版）于2015年出版。此教材立足于大學本科教學的需要，力求系統、扼要地闡述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操作、研究方法，全面反映中國當代考古學的發展狀況，充分吸收中國考古學界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另一種是欒豐實等主編的《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經過修訂，《考古學概論》（第二版）于2018年出版。此教材以學科基本內容和中國考古學的基礎知識為主要線索，貫徹從形象思維向邏輯思維、抽象思維逐步深化的教學理念，力求突出考古學的認知途徑與研究方法，系統而扼要地揭示考古學的學科結構體系、綜合性研究特點，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聯系與區別，盡可能凸顯考古學的科學價值和社會價值。除了上述兩種成熟的國家級教材外，還有數種通論性質的參考書，較早的如易漫白于20世紀80年代主編的《考古學概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之后又有蔡鳳書、宋百川主編的《考古學通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88年），孫英民、李友謀主編的《中國考古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張之恒主編的《中國考古學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段小強、杜斗城主編的《考古學通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上述參考書目中，易漫白版，蔡鳳書、宋百川版，孫英民、李友謀版的教材出版年代較早，從內容編排上看，這些教材的參考價值有限。張之恒版的《中國考古學通論》因其內容翔實、編排合理而最為流行，使用最為廣泛，該書修訂版本于2010年面世，并改名為《中國考古通論》，雖然較第一版修改、增加了不少內容，但在前沿性知識方面整體上仍顯落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飯島武次編寫的《中國考古學概論》（同成社，2003年）既具有概論性又具有通史性，專門設章節敘述中國考古學史，介紹考古文化時將遺跡和遺物相結合，還反映了我國考古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日版《中國考古學概論》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鑒于以上教材和參考書目的情況，我們在考古專業通論課程的教學實踐中，以兩種國家級規劃教材為主，輔以張之恒版《中國考古通論》和日版《中國考古學概論》為參考，注重選取陶瓷考古方面的內容，突出景德鎮歷史悠久的陶瓷文化資源，穿插引用考古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1.2根據實際情況選定教學內容

摘要：隨著學科知識分支日益細化，不同的學科領域的成就也日新月異。在這種新形勢下涌現的問題也逐漸超出了一個學科所能解決的范疇，逐漸出現了以問題意識為核心的采取多學科合作方式進行聯合突破的學習和研究范式。問題意識決定了個體的求解路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鄭州大學考古學專業在人才培養中碰到長期以文科生為主且調劑生源占相當比例等問題，推進以方法為導向教學轉向以問題意識為主的教學改革，培養人才的問題意識，把自身遇到的問題不斷地轉化為科研意識。

關鍵詞：教學模式；人才培養；方法導向；問題意識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近五年來，隨著國家對文化遺產建設的日益重視，傳統文化作為治國方略的主要資源，文化遺產或考古學發揮了既有歷史深層時間的思考，又有鮮活的生命體驗的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獨特優勢，需要強化人才培養方略的思考，推進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變，增強文化自信，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思想資源。分析考古學教學和人才培養中遇到的問題并試圖探索問題解決對策。

一、以方法為導向的原課程大綱設計及其問題

鄭州大學考古學專業設立于1976年，隸屬于鄭州大學歷史學院。1978-2000年每隔兩年招生，2001年以后為適應高等教育改革每年均進行招生，招生人數由原來的20人逐漸增加到30人左右。2003-2006年為二本錄取，2006年后又調整為一本錄取。錄取生源以高中畢業的文科生為主，近年來高考平行志愿錄取促使生源形勢更加嚴峻，不但文科生居多而且調劑生源也占了相當比例，本科教學中以方法為主導的科技考古教學問題更加嚴峻。鄭州大學科技考古課程設置于2004年，由《科技考古學概論》編者之一的朱君孝先生按照該書進行設計，內容包括考古勘探技術、物相與結構分析技術、文物成分分析、考古測年、古DNA技術等。2010年，朱君孝先生調至陜西師范大學，崔天興、陶大衛分別于2011年、2012年介入相關內容的講授。目前科技考古參考書目主要有四本：趙叢蒼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概論》；陳鐵梅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袁靖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王昌燧先生主編《科技考古進展》。這四本教材中，趙從蒼先生和袁靖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均以田野考古發掘、整理、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為主進行編纂，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清晰的教學和研究思路。陳鐵梅先生主編的《科技考古學》則以專題進行組織案例進行介紹。作為一線科技考古教師，我們在教學大綱設計中遵循朱君孝先生的考古發掘、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進行課程設計。但這樣的課程設計針對以文科生為主要來源的考古本科生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科技考古作為專業必修課設計為閉卷考試，不及格率高達20%；部分同學補考仍然不能通過，對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以至于隨之而來的評先、評優乃至推薦研究生工作都造成阻礙。根據考試的實際結果，2012-2016年降低了考核要求，期末課程考核形式由閉卷考試改為課程論文考查的形式進行，但學生仍然在課堂注意力不集中，常見的問題，如玩手機、看小說等仍然存在，期末課程論文完成質量并不高。針對這種現象，我們做了以訪談為主的質性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學生意見多集中在以方法為主包含大量的數理化知識科技考古的課程設計。文科出身的考古專業本科生一遇到數理化知識就很畏懼，形成刻板印象。在大學課堂上很難迅速理解可以作為一門學科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一看到數學公式和化學符號就自然地認為自己根本聽不懂。很多調劑本科生源本來對考古就熱情不高，再加上很難懂的數理化知識，認真聽講的積極性就更加不高。在研究生的入學考試中很少學生把學科前沿的科技考古作為自己的專業方向，相關的研究生課程除必修課外，其他選修課如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課程響應寥寥。這與以方法為主導的科技考古在世界范圍內興盛情況出現嚴重偏差。我們多次向歷史學院及學校反映考古本科生的錄取應文理兼收或者以報考志愿為標準降為二本錄取，但高考平行志愿錄取和調劑政策牽扯太多的現實利益，不能從政策角度輕易改變。2016年起，鄭州大學校本部全部一本錄取，降為二本或者改變平行志愿，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改革根本不可行，我們必須改變課程設計，降低學生對科技考古的焦慮和不安情緒。韓國河教授在《關于考古學人才培養的思考》指出考古學人才培養面臨的問題：考古學向為“冷門”專業，就業面窄，崗位容納量小，工作條件艱苦，待遇不高，招生方面存在較大的困難，導致考古專業本科學生不少為調劑生，專業不適情緒嚴重；受某些大眾媒體和社會輿論的誤導，考古專業往往被視為和收藏、鑒寶密切相關的專業，呈現出一種誤解下的“虛熱”。

二、以問題意識作為主導的課程設計

人類在發展中通過知識生產、積累和傳承解決問題。學科是已獲知識的一種組織形式。學科一旦定型，研究者僅從自己設定的領域里自說自話，使問題逐漸脫離實踐，最終隱匿了問題。就學術研究而言，問題意識有其獨特的學理邏輯，大致應包括發現問題、界定問題、綜合問題、解決問題、驗證問題，這些環節構成了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我們意識到科技考古課程存在的問題之后逐漸更新自己的教學大綱，從以方法為主進行課程設計逐漸過渡到以問題為主組織相關案例、研究方法的課程設計，把方法的介紹降低到最短的有效時間，以案例教學為主進行組織和批判。2015年，鄭州大學考古學獲得鄭州大學學科振興計劃的財政支持，逐漸改善了實驗條件，購置了一批科研器材，包括臺式掃描電鏡、便攜式XRD、Raman、超景深顯微鏡、熒光體式顯微鏡等。2015年，向鄭州大學申報的新課程大綱添加了新的教學實驗計劃，主要包括金相顯微鏡、偏光顯微鏡、XRD衍射分析儀、Raman、以微形貌研究為代表掃描電鏡和超景深顯微鏡的使用。2016春季新的課程大綱正式施行。我們在組織課程時不再以方法為主，而是以問題為主進行設計，如設計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考古年代學等問題進行課程設計，以鄭州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為基礎組織學生進行實驗設計。為減少課程隔閡，組織文科畢業的相關研究生介紹自己的科研設計、內容、結果和經驗等方面。學生課堂參與程度明顯提高，逐漸改變教師講課滿堂灌的課堂現象，逐漸變成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參與度明顯提高的課堂氣氛。尤其是在研究生介紹相關經驗的課程時，課堂秩序、參與程度均為最優。在學生分組完成相關的實驗設計之后，任課教師對實驗設計進行審核和差別化處理，鼓勵學生只要能解決相關問題的科技方法都可以使用，使各種不同的方法獲取的信息能互相補充、印證，促使學生在實驗的過程中加深對科技方法的理解和應用。自2016年以來，共收到完整的實驗報告14份。其中8份為微體植物遺存的實驗報告，分別為小麥類、塊根塊莖類、粟黍類、豆類等現生淀粉類分析報告。另外6份為鄭州大學承擔的國家文物局主動發掘項目類陶器（泥質灰陶、夾砂灰陶、夾砂褐陶、夾砂黑陶）遺存的分析報告，實驗設計分別為使用掃描電鏡配合能譜和粒徑分析軟件對夾砂陶的摻合料情況形貌、成分、粒徑進行統計分析，以區別不同器類的微觀制作工藝。對夾砂陶的摻合料進行XRD分析，區分同類器物但不同風格的器類的摻合料進行區分，如周式鬲和商式鬲，看風格背后人們的制作理念是否體現不同人群的差異。設計的實驗流程包括切片、磨片、拋光、偏光顯微鏡鏡下觀察、掃描電鏡觀察等實驗步驟。學生參與這些實驗課程之后，從心理上降低了對科技考古包含方法和技術的畏懼情緒，積極性顯著提高，改善了對科技考古的刻板印象。這些實驗報告不但完成了相關的教學實驗計劃，也使他們對整個實驗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支撐了相關的科研計劃。2015-2016級本科生共56人，參與培訓人數達600多人次，獨立完整實驗過程的人數達到近40%，參與完整實驗過程的人數近80%，參與實驗人數100%，完成新教學實驗計劃，學期末課程論文的完成質量優于往年。

自1921年以來，中國現代考古學研究已走過百年歷程并涌現多項令世界矚目的重大考古發現。在此基礎上開展的多學科合作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證實了中華大地的五千年文明，確定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與多學科技術的應用，如在遵義播州土司楊價夫婦墓、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墓葬、南昌西漢?；韬顒①R墓等考古工作中均應用實驗室考古手段，在清理、揭取、保護文物與獲取更多的發掘信息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2020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再度發掘嘗試把整個發掘現場搬進實驗室，發掘現場出土的文物很快就能夠在現場的實驗室中進行實驗，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的無縫銜接使得文物信息的保存與后續的研究分析更加全面和完善，這也是我國未來考古發掘的新方向。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笨倳浿赋觯骸爸袊袌远ǖ牡缆纷孕?、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焙霌P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在校園中的開展要從學生抓起，而歷史教學與這一工作息息相關。在歷史教學中，教授學生最新的歷史研究與考古發現是在校園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學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方法。

進入新時代，歷史教學不應只是書本上的枯燥文字和相隔千百年的歷史人物事跡，而應該與博物館、考古發現、考古現場、考古實驗室等有機結合起來，使歷史教學變得生動有趣，增強學生對歷史文化的自豪感與認同感。

將歷史課堂搬入博物館能夠使學生近距離觀看文物，拓寬學生的眼界。目前已有高校將考古現場與VR實驗室結合，使學生身臨其境地感受考古發掘工作，增強學生對歷史、考古的興趣，從而更好地開展歷史教學。帶領學生走進考古實驗室能夠打破對考古研究的傳統印象，與科技手段結合的考古實驗室能夠給學生帶來新奇的認知，實驗室中用數據說話更能增強學生對考古研究結論的認同，從而增強學生的文化自信。

考古研究的過程、結果與歷史教學結合能夠在校園中、學生間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時代先進的考古技術將完善的考古信息呈現出來，為研究中華傳統文化提供更多材料，通過歷史教學使學生了解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璀璨光輝，認清世界各文化的起始原因與發展過程，使學生了解并認識到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長河中占據的卓越地位及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增強學生的文化自信，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齊菲 單位: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

摘要：在中學歷史教學中，歷史與考古的關系非常緊密，中學生擔負著國家未來的發展，就需要對歷史有著深刻的認識。若是能將考古社團的建設融入到中學生歷史教學培養中，讓學生深刻的理解歷史本身，構建起學生對于文化的保護意識，能夠積極參與到歷史文化的保護中來，這本身對歷史和考古都是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本文結合目前中學歷史教學的實際情況，研究考古社團對中學歷史教學的作用與實踐，更加注重學生的互動性、創造性和自我意識的蘇醒。提出不同于傳統教學模式下的新課堂，豐富歷史教學活動，展現考古社團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考古社團中學歷史作用實踐

1當下中學歷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重視程度的嚴重不足

中華民族五年多年的文化底蘊造就了如今的社會，這些文化底蘊是國家的珍寶。只有重視文化，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價值觀。由于主流科目重要，很多學生都忽視了歷史學習所帶來的深遠意義。學生不堪負重，加上歷史學科評價過于單一與片面，導致學生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主流科目的學習上，嚴重忽視了歷史學習。學生不能通過歷史來看當今，也無法從歷史的慘痛中汲取教訓，難以形成正確的價值觀?，F代社會人類生活水平普遍較好，學生從小衣食無憂，難以體會老一輩經過艱苦奮斗才換來的和平年代。正因如此，教師的責任反正更大，更要肩負其對學生歷史教學，樹立正確價值觀的重任。

1.2學生學習缺乏興趣

對于歷史的了解本就枯燥乏味，很多學生為此很難產生學習興趣。加上老師教條式的學習，讓學生死記硬背，這種單一的教學手段，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學習興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授課老師，而老師的評測方式也相對簡單，這樣導致教師在課堂授課時只是將課本的知識轉移到黑板上而已，枯燥的教學以及其他科目的繁重壓力，學生只好望洋興嘆。

一、filmdeath（電影之死）

電影通過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將文學、戲劇、攝影、繪畫、音樂等多種藝術形式融合為一體，帶給人們視聽的藝術享受。這樣一門綜合性藝術，因為人的創造而被賦予了精神文化層面的意義，人類的精神與才智也憑借電影得到展現。但精神終究虛無，還是需要有實實在在的物件才能得以呈現。拍攝電影的技術手段和設備，促成電影影像的成形；拍攝成品的膠片和數字載體，以實物承載著影像的內容；放映影像的熒幕等設備，向大眾展現出電影的藝術魅力。電影的價值在于承載了精神文化的藝術價值，又依靠物質的科技和設備能夠創造和呈現。對于影像藝術的追求，推動了技術創新、設備的更新換代，科技的發展，也推進了藝術的美感和表達多樣化。而電影作為一門承載了人們精神文化的藝術形式，不只是為當時人提供藝術享受，也體現出當時的影像藝術和科技水準，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狀況與精神風貌，也是呈現當時精神與物質的資料載體。從這個角度看，影像的保存和修復，與藏書家對書籍的收藏和修繕、史學家對史料文獻的發掘和維護等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在悉心維護著或紀錄或演繹的、承載了當時精神與物質的資料，所區別的是載體的不同。然而相較于藏書、史料研究，影像的保存和修復更不為人所重視，甚至發生人為原因主動銷毀電影膠片的慘劇。當前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導致了影像所賴以存在的物質媒介更新換代速度極快，膠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filmdeath命題（電影之死，主要強調任何一個物質技術的進步都會導致某個階段的電影技術的消亡，隨之就是這個階段的某種電影藝術的消失）不斷閃現在我們眼前?？擅鎸@個數碼時代的全面蒞臨，膠片等電影傳統載體真的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嗎？我想這是一個偽命題。膠片其保存的效果較之數碼電子產品的優良自然不必多說，同時，膠片所承載的歷史和文化更不應該就此消失。我們可以接受數碼轉型，但我們不能接受電影因為技術革命導致對應的藝術文化傳統顛覆性斷裂。當今我們正處在這一轉折時期，影像的維護與修復為核心的影像文獻學不僅是對電影的搶救與維護、保存，更是對電影文化的保護，也是20世紀以來人類動態視覺文明的傳承⑥，如此看來，文獻學角度電影研究成為數字時代的一種文化自覺。廣西電影作為中國區域電影研究的重點，當前文獻學研究并沒有系統開展，資料性保存的博物館學建設也是空白。其實，離我們時間并不遙遠的廣西電影代表第五代導演電影作品的膠片文本已經存在一定程度損毀。如此，出于對中國電影文獻和廣西電影資料的保護等方面的責任，文獻學角度下的廣西電影研究是必然趨勢。電影文獻學研究的核心內容是保存與修復，保存是現代資料館學范疇，有了很多新的收獲，典型是法國電影資料館，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庫、電影文檔及相關物品，資料館目前每日放映世界各地的電影。電影作品修復則是電影文獻學的主體，代表是馬丁•斯科塞斯發起的致力于保護、修復老電影拷貝的“世界電影基金會”。努力將拯救電影作為文化遺產和歷史文獻的國際機構是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FIAF），價值核心是確保適當地保護和展示電影。國際公認的電影文獻保護文件是1980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保護和保存電影議案》。目前，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廈門大學等單位，開始電影文獻學研究和發展，而各省、市、自治區大多數沒有開展區域電影文獻學的研究工作。因此，文獻學研究成為廣西電影全新的研究內容和方向。

二、緊迫性、必要性與合理性

通觀電影發展史，每次技術革命都導致發生電影膠片等文獻資料被人為有意無意地損毀的歷史事件。一是有聲片代替無聲片、彩色片代替黑白片的技術革命，導致大量無聲片、黑白片有意或無意的丟棄。二是1950年代以前硝酸片基的膠片眾多，這些膠片在各國因為失火，導致許多經典電影影片消失。歐美國家20世紀50年代多數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銷毀舊的硝酸片基的膠片，導致大量電影膠片人為銷毀⑦。三是因為戰爭或政治原因，典型是中國電影。如日軍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導致中國明星電影公司等眾多20世紀20年代早期中國電影影片拷貝因戰火而喪失⑧。當然也有人為主動銷毀，典型是1956年發生的在電影局主持之下，對1949年以前中國電影重要的作品膠片進行銷毀的慘劇，如明星電影公司的許多電影作品以政治不正確的名義銷毀了，如早期的經典《孤兒救祖記》⑨。目前，我們數字化技術代替膠片技術，大量膠片因為需要儲存倉庫、恒定的溫度濕度等高標準保存要求、人力維護修復技術與資金投入太大且無明顯收益而被多數電影制片廠視為雞肋，不知如何處理。甚至，有的制片廠因為效益問題，直接將這些膠片丟棄。2014年8月筆者在廣西電影集團的調研中，時任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匡達藹等領導均表示左右為難。廣西廠的電影膠片存放在一間小房間里，雖然有空調，但是保存效果亦讓人擔憂。更緊迫的是并沒有對膠片進行詳細的維護和修復，存在著巨大隱患。服化道等實物文獻只是放在一個簡易的鐵皮倉庫里，任其自然保存，沒有任何整理和保護，如此現狀，更是說明廣西電影的文獻學研究迫在眉睫。廣西電影史學文獻整理也是乏善可陳，如廣西早期電影與法國殖民關系、廣西地區第一家電影院、放映第一部國產影片的時間、第一位廣西電影明星等，抗戰時期電影名人在桂林、南寧等地區的史料文獻、東南亞諸國電影與廣西電影的歷史關系，1949年后廣西地區電影發行和觀影數據、放映隊等內容的文獻資料研究成果十分匱乏，如1956年《桂林山水》獲第九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紀錄獎，這是中國科教片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對這次獲獎史料文獻整理成果就很少，可見，開展廣西電影的文獻學研究非常必要。當前“中國電影學派”的提出，為廣西電影的文獻學研究指明了方向，因為，區域電影研究和文獻資料發掘是構建中國電影學派的基礎，正如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中國電影評論協會會長饒曙光教授指出“構建中國電影學派不能閉門造車，要包容性……當前中國電影學派的構建……基于創作實踐的跨領域認知電影成為題中之義……進行系統化的調整，方能從真正意義上建構起系統化的中國電影學派”，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學派研究部部長賈磊磊教授更是強調：“中國電影學派要回歸電影的本體?！弊鳛橹袊娪袄碚摗坝皯颉碧岢稣哏姶筘S教授認為：“把政治社會倫理化作為藝術的核心方法，是認識中國電影學派立足的文化根基在哪兒的關鍵……它是利用中國人的方式，用中國人的話語?！覀兏鼞撽P注傳遞的有效性?！雹饪梢?，作為中國電影學派重要內容，民族性、系統化、包容性、本體性、有效性等幾個方面來看，廣西電影的文獻學研究是這些內容獲得充實的重要來源，同時，廣西電影的民族性、地域性、跨文化、多元化等契合了以上中國電影學派構建的要求。通過系統地挖掘和整理廣西電影影像文獻和史料、傳播數據等，以生動、具體的電影文獻，為“中國電影學派”構建提供豐富的案例和確證性資料，因而說明廣西電影的文獻學研究是合理的。

三、跨界與融合

一個新的專業研究領域能夠獨立，必須有自己的學理支撐。電影文獻學學理架構的基礎是跨界、多元與融合，本底是文獻學。清代章學誠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是核心精神，包括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兩大類，包含了目錄學、版本學、?？睂W等子系統，這些專業都可以拿過來作為廣西電影文獻學研究的學理指南。由于突出歷史存留和資料性存在，史料學、考古學、文字學、檔案學等專業則是開展廣西電影文獻學研究的學理支撐主體和方法論來源，如廣西電影史研究最迫切的是史料學。考古學則是歷史考古學和知識考古學的結合，如廣西早期電影、電影院、演員明星等考證研究就需要考古學專業知識。文字學突出考古和實證性，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考證學派是代表，我們在考證廣西電影版本、電影劇本、電影改編史料等內容時候，均可借鑒。檔案學三原則：“整理以不失原來之真相為原則，編纂以普遍編目為原則，陳列以就文物之性質相互連貫照應為原則”，亦是廣西電影資料檔案整理、歸類、保存的基本原則，廣西各地縣市地方志亦是廣西電影史料文獻的多樣來源之一。廣西電影文獻學研究離不開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專業的支撐。電影人類學已經是人類學一個專業，民族學角度對廣西電影研究成果眾多，尤其是少數民族電影研究，電影民俗學也有少量研究成果􀃊􀁉􀁓。廣西電影文獻學研究需要一定傳播學專業知識，一方面用于廣西電影在國際上傳播數據與文獻資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采取傳播學專業角度，加強電影發行、傳播效果等方面資料的研究。例如廣西電影的東南亞傳播史文獻資料和數據研究，法國與廣西電影關系等均涉及跨文化傳播等內容。綜上，唯有跨界多元融合才能讓廣西電影文獻學研究形成理論體系、發現新的文獻史料、構建全新的廣西電影敘述話語。

四、路徑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