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遺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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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考古資產；保護措施

引言

考古資產的保護對社會歷史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是一個國家傳統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無價之寶，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保障，同樣也是民族精神思想建設的主要支柱。我國是歷史文化古國，具有五千年悠久民族文化，是我國人民精神努力的智慧杰作。因此，對考古資產的保護是對歷史精神文化的一種傳承表現，考古資產是我國各民族精神橋梁、促進各民族內部團結統一、和諧發展，是建立和諧主義發展國家的重要前提，是考古學者以及每個民族同胞應有的社會責任及義務。

一、關于考古資產保護情況發展現狀

（一）考古資料記載不受重視

在考古學中，一旦發表相關文物發掘計劃書，就會根據具體計劃確定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但這樣貿然確定考古工作流程并不具有一定科學性，在一定程度影響最終考古工作的準確性，因此，應當對古代考古學者的個人記錄進行仔細查看，對這些記錄給予應有的重視和保護，尊重考古學者的個人勞動成果。在過去長時間的考古工作過程中，對考古遺址的完整保護越來越受到人們群眾的關注，但卻極大程度的忽視了考古記載資料及文獻方面的保護，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對考古事業的引起足夠關注的時間較晚，沒有意識到考古記載資料對歷史文物發現工作的重要性，主觀的將具體考古工作者排除在關注范圍之外。

（二）缺乏有效考古資產保護措施

我國對于歷史文物保護方面也出臺了很多具體條文規定，但是這些規定或是相關法律保護政策中，并沒有詳細哪條規定對考古資產保護的具體內容，我國文物行政方面，在管理工作中也沒有制定關于考古資產的保護制度，而且在考古學中，仍然沒有對考古資產方面的統一規定或制定，在考古行業中，最重要的工作行為遵守流程規定中，就已經對文物現場及發現的具體文物的詳細保護工作規范要求。無論是國家政府還是文物管理局亦或是重要的考古工作規定中，都對考古資產保護措施這一方面缺乏詳細的規定，造成考古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因素的破壞。

（三）考古資料管理受傳統因素影響

考古資產中的重要內容主要就是考古相關資料記載與考古文獻，但在實際考古資產保護工作中，在考古資料的管理上面，整體出現閉塞性以及教條性等不好的傳統因素，影響了對考古資產的保護工作有效進行。一些關于考古遺址的具體資料記錄，被某些考古組織利用一些灰暗的市場手段進行私有占有，尤其是對那些重要的歷史久遠的遺址資料，更是從不向外界展示，就算本組織機構的工作人員想查看考古資料，都需要層層審批，很難輕易看到。因此，造成很多考古資料數據，大部分都被放置管理庫中，長時間容易被人遺忘或是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丟失。

二、加強考古資產保護的相關具體措施

（一）加強對考古保護重視

根據我國關于文化遺憾保護方面新出臺的政策，倡導全民加強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保護歷史文化的整體與準確性，按照具體行為規定與法律規章制度進行積極有效保護。因此，首先就要提升對考古資產保護的重視，主動開展考古文化的宣傳活動，加強歷史文物專業知識探討，使考古界與歷史文物界的思想意識達到高度統一，將文物保護演變成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將考古資料視為保護工作中重要內容，歷史考古資料是我國精神文化遺產中無價之寶，只有加強對考古保護的重視程度，才能最終有效的確保考古資料的準確性與科學性。

（二）完善考古保護制度體系

將現有文物保護法進行完善，結合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形勢，制定出嚴格的文化遺憾保護法。我國文物管理局的各部門應該積極配合，規定有關考古資產保護的具體條文規定，在原有的考古工作重要遵循守則中，將考古資料與考古文獻記載等內容加入到文物現場保護工作當中，并且要對考古現場以及相關文物資料管理工作上制定系統化的評判機制。同時，要加強對考古資料緊急保護工作，國家文物管理局要通過具體獎勵制度，鼓勵更多的人將手中收藏的稀有歷史考古資料文獻上交給國家珍藏，促進我國考古學發展，進行歷史文物資料搶救工作過程中，仔細對相關退休的考古學者進行詢問，將那些消失在考古學中的重要資料文獻通通深度挖掘出來，進行重新整體編排，由國家相關考古部門進行嚴格管理，把這些珍貴的考古文化瑰寶收集起來后，運用到將來的考古工作中，有利于考古保護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與完善，促進我國日后考古博物館項目的建設，將歷史文化展示給現代人，加強人們對我國歷史精神文化的認識，感受到考古文化自身的魅力與價值。

（三）與時俱進加強考古信息建設

關于考古資料管理方面工作，應符合當前時展基本需求，做到管理技術上的與時俱進，創新資料管理方式，結合先進網絡信息技術，將考古資料及其具體文獻記載等文化瑰寶收藏到網站中，實現資料共享、信息公開化，形成數字化現代資料管理系統，提升人們在網站中的瀏覽率。在將來的考古博物館在展覽相關資料或是文物作品時，要將相關為考古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考古學者加入進來，讓世人看到他們工作中的成就c奉獻，將他們個人優秀作品設置專欄展覽，把考古工作者發現的歷史文物與其工作照片放在一起，避免出現見到物體不見考古學者的尷尬現象。同時要加強考古工作過程中的記錄，規定每個考古學者在文物發掘中，對具體文物有什么重要發現應當及時記錄下來，豐富原有的考古資料記載，促進日后考古事業發展，通過將來考古博物館的具體展示，讓人們切實感受到考古工作現場是什么狀態，與此同時更要加強考古網站的建設，開通考古官網微博賬號及微信公眾號，多種渠道拓展人們對考古文化的了解。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不斷發展進步，更加重視歷史文化傳承與弘揚，考古資產是對我國悠久精神文化的重要記載，是各民族共同發展的重要基礎保證，因此，關于考古資產的相關資料及文獻記載，有關政府管理部門要加強重視，采取積極有效的考古資料管理保護措施，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出臺具體考古政策，規范考古工作過程中的個人行為，加強建設考古資產現代數字化系統，滿足當代社會發展需求，提升人們對考古文化的認識，豐富考古知識，為考古事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劉揚. 淺談考古現場的文物保護[J]. 赤子（上中旬）， 2015， （07）： 19-21

第2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　三峽；文物；旅游產品；轉化途徑；遺產廊道

中圖分類號　F59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峽水庫區淹沒區的文物多達1200余處，2000年，經國務院三峽工程委員會審批，正式將1087處文物點列入保護規劃，其中，地下文物點723處（湖北217處，重慶506處），地面文物點364處（湖北118處，重慶246處）。經過全國數千名專業考古人員歷時10年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區域的680項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過驗收，至此，20世紀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搶救性保護工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①。眾多的考古成果，不僅為認識三峽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提供了新的視野，也為三峽旅游提供了新的資源賦存和新的開發思路。

以前在探討庫區建成后三峽旅游的新格局時，往往只重視空間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擴展）和垂直變化（水位上升后兩岸的景觀變化），如呂斌教授提出：三峽旅游將從“一軸”轉變為“雙核”模式、水陸分化模式、空間掠奪與“邊緣回頭”模式，形成“兩極、三軸、三區、四帶”的空間結構骨架和空間拓展模式②。此外，張立明③、田世政④、李國平⑤、王順克等⑥，都對三峽旅游的空間變化提出了設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點是單純從空間形態去分析三峽旅游格局，對三峽文物的新發現、新成果分析重視不夠，如果離開三峽文物古跡去論證三峽旅游，無疑是“形而下”的觀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觀遭到一定破壞，文物古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離開旅游產品去研究旅游空間結構，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峽人文景觀經過長期的疊加積淀，形成了有機延續的“遺產廊道”，無論水位如何變化，這條完整的“遺產廊道”是三峽旅游的永恒主題。

對三峽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針對不同類型文物的特點，提出了文物與旅游協調發展的構想⑦；李麗從三峽旅游景觀“人文化成”的角度，論述了旅游景觀對象的人化和人的對象化，為旅游開發提供了人文基礎⑧；羅玲對三峽古鎮旅游開發進行了調查研究⑨；筆者對三峽歷史時期的鹽業遺址進行考察，對手工業遺產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筆者還結合游記、志記、詠記對三峽歷史旅游景觀復原研究進行了探討[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沒有吸收135米蓄水區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統成果。本文實地考察和資料收集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三峽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轉化途徑，演繹了人文景觀的歷史剖面和空間分布規律，為三峽的旅游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峽淹沒區內文物的空間分布及其保護方式

三峽淹沒區內的文物大致分為以下6類:古建筑及歷史紀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現代遺址及紀念建筑物，古遺址，古墓葬。根據國家文物局普查資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區域（見表1）。

資料來源：李秀清.三峽工程淹沒區文物概況.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J］,1998(1):7679.

在三峽的考古發現中，許多重大的地下文物驚現于世，為揭示三峽文化的深層結構提供了有力佐證；同時，地面文物的保護與遷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觀。筆者整理了有影響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見表2）：

資料來源：李秀清.三峽工程淹沒區文物概況.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門對三峽庫區文物古跡的處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護

對于淹沒區的地面文物，盡可能原地保護，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種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館建設(白鶴梁水下碑林)；二是圍堰式加固保護（石寶寨）；三是直接修復保護，許多民居建筑在三峽建設中得到修復，與現代工程交相輝映。如楊家灣老屋就是壩區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復工程。

2．易地搬遷及復制

易地搬遷及復制包括整體搬遷和部分搬遷，搬遷地點又分為后靠搬遷與異地搬遷。三峽文物的異地搬遷主要類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長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環境，在搬遷時要考慮整體格局及風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劑的處理。在選址時應注意所選地址的環境風貌與遷入文物原有的環境風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灘民居、楠木園民居等都屬于這種類型。

寺觀祠廟建筑：寺觀祠廟是歷史時期的精神坐標，祭祀內容除了佛教、道教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靈以及和水運相關的祭祀內容。在搬遷時與城鎮景觀協調，成為點狀文化景觀坐標。

石刻造像：長江兩岸的石刻造像題材廣泛，涵蓋了宗教、水文、禮儀等內容，具有很強的點景作用，搬遷時一般后靠遷移。如瞿唐峽題刻，從南宋的“中興圣德頌”碑到抗戰時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極大的擴展了“夔門天下雄”的文化內涵。官渡口鎮青龍山上的“楚蜀鴻溝”更是歷史疆界的分界標志。

3.整理及展示

對三峽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留取資料展示，通過文獻資料搜集、居民采訪、攝影測繪、照片記錄、攝像記錄等方式，將三峽眾多的文物古跡進行科學的整理，最后形成數字化的資料庫；二是文物的修復、整理和展示，通過建立博物館陳列，集中展示三峽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峽文物旅游資源的轉化途徑

1．新旅游景觀的產生

根據三峽庫區蓄水和文物被淹沒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應的保護處理辦法。搬遷或原地保護的景點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觀，主要有以下3種情況：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變化和腹地游線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峽的雄奇景觀受到一定影響，以瞿唐峽的入口夔門為例，北岸崖高約200―360m,南岸高約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僅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寬度由原來的90―150m變成蓄水后的175―250m，萬水匯夔門，“夔門天下雄”的壯觀在相當程度上被減弱。所以，峽江兩岸的題刻內涵需重新演繹。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寧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覽空間大大擴展，尤其是大寧河。寧廠古鎮是極具價值的手工業城鎮，以前的水路游覽只能到達巫溪縣城，蓄水后的游線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寧廠鹽業手工業城鎮和寧河棧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觀地理坐標的變化。隨著文物的異地搬遷，人文景觀的地理坐標發生相應變化。最明顯的變化是長江南北的遷移和沿江遷移。比如：豐都縣城從長江以北搬遷至長江以南，以前的碼頭―縣城―鬼城游覽格局演變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間（南岸新縣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鮮明對比。云陽張飛廟隨著縣城向西遷移至雙江新址，依舊保持了縣城―廟對應的格局，地理坐標發生了明顯變化，新縣城與修舊如舊的張飛廟景觀對比十分強烈。在異地搬遷保護的時候，除了整體搬遷外，還采取了相對集中的辦法，使許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區。如秭歸縣將24處地面文物集中遷入茅坪新縣城，打造鳳凰山觀光旅游區。

第三，景觀環境的變化。對于部分淹沒區，采取了環境整治、加固保護的處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觀環境發生變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寶寨、豐都鬼城和白帝城均變成了三面環水的半島型景區。使這些軍事城堡、宗教圣地和歷史遺跡的景觀環境更增添了神秘性，從游線設計到解說系統也應有相應的變化。

2．三峽文化的旅游人類學思考

在三峽文物的普查與考古發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戰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體現，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遺址為揭示三峽地區人類原生狀態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同時為后來歷史文化的演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旅游開發角度講，巴文化是三峽地區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長期以來從文化理念到旅游載體都得到很好的發展。相比鄰近地區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開發，明顯滯后。三峽考古成果為巴文化的旅游開發提供了旅游載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繹和旅游化識別。三峽地區各風景點連綿不斷，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斷續的點，缺乏文化序列將其有機的結合起來。巴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的原點，支撐和演繹了三峽文化的脈絡。由于史料的缺乏，對于巴文化的記載很少，考古發現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陽李家壩遺址、開縣余家壩戰國墓地等，為巴國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證明。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人具有忠義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點，歷來有“巴為將，蜀為相”的說法。這些文化特質可形成三峽人文景觀的基點，順江而下，從豐都鬼城―忠縣石寶寨―開縣故居―云陽張飛廟―奉節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內的屈原祠、秋風亭（為紀念寇準而建）等景點，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體現。

第二，為沿途的旅游冷點地區提供了資源賦存。三峽地區景點眾多，級別普遍很高，許多城市位于這條黃金旅游線上，卻處于旅游的陰影區中，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旅游開發方式，比如忠縣，以前僅僅有石寶寨作為沿途游船眺望景點，旅游開發十分落后。中壩遺址的發掘使忠縣成為三峽文物第一大縣，中壩遺址文化層最厚超過12米，從新石器至近現代，延續不斷，文化信息的蘊含量難以估計，被考古界稱為“五千年無字史書”。縣城內還有巴蔓子將軍墓地、嚴顏將軍故里等遺跡、漢代三闕（丁房闕、無名闕、巫楊闕）文物等。筆者認為：忠縣的旅游開發以“巴國故都，忠義之邦”為品牌，將形成三峽旅游的新亮點。景觀展示從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將軍墓地（春秋戰國巴國將軍刎頸謝國，義薄云天）―漢代三闕（精美的漢闕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繁盛，并隨著地方勢力的崛起，形成全國唯一的“三巴”行政區劃格局）―嚴顏將軍故里（三國大將，忠義之士）―石寶寨（明末抗親女將秦良玉）。而且，忠縣原名臨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該地多忠義之士，賜名“忠縣”，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業遺址旅游―三峽經濟的支撐和場景再現。千百年來三峽地區的經濟支撐依靠傳統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運輸，農業生產遺跡很難通過旅游再現，但手工業遺址不僅保存了傳統的作坊經營手段，而且是城鎮發展的基礎，進而形成古鎮的文化精神空間，凸顯了三峽河谷地區獨特的手工業城鎮意象。以寧廠古鎮為例，自然鹽泉的開采可上溯至巴人的傳說時代，延續至明清的場鎮興盛。作為手工業遺址的旅游開發，將生產環節（原料采集―工藝制作―產品―運輸方式），轉換成旅游景觀的三個層次：自然景觀―文化景觀―景觀解讀，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過程，又演繹了“手工業史”歷程（見表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3．博物館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峽是本世紀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對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項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會效益，也能產生相應的旅游經濟效益。博物館的建設，是三峽文物工作的重要環節。對于不能搬遷的文物遺址，采取現場博物館的方式，比如白鶴梁碑刻遺跡，反映了上千年來長江水位的變化，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盡管將全部淹沒至水下，國家還是投巨資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水下博物館。不僅完整地保留其科學性，同時形成了三峽最為獨特的景觀。

為了給三峽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間，在重慶將修建三峽博物館，這是中國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館，也將成為重慶的標志性建筑。三峽博物館與重慶人民廣場、人民大禮堂形成三位一體的建筑群，將三峽文化和城市景觀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三峽旅游起點上的重要文化景觀。

三、三峽遺產廊道的時空構建

“遺產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國20世紀60年代，是指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性景觀。通常分布有明顯的經濟中心，由于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實現了老建筑的適應性再利用以及娛樂及環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條“廊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分別是法國的Canal du Midi南運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奧地利的Sermmering 鐵路 (1998)[15]。由于遺產廊道的空間規模巨大，文化積淀深厚，越來越引起世界的關注。

三峽是豐厚的自然、人文景觀構成了延續的“遺產廊道”，割裂了文化傳承的空間分析都會使三峽旅游的研究走入誤區。長江三峽與絲綢之路、大運河、茶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遺產廊道，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絲綢之路、大運河正在積極進行跨區域的世界遺產申報工作，但研究工作明顯滯后。對遺產廊道的理論研究有兩篇論文值得借鑒。王志芳介紹了美國遺產廊道的文化內涵、保護管理方法、選擇標準和旅游開發啟示。攏6！＠釵啊⒂崢準崽岢雋艘挪廊道的整體保護的理論框架。攏7！

筆者認為，遺產廊道是跨區域的歷史地理現象，是歷史剖面不斷疊加和地理空間延伸的產物，景觀的時空演替是遺產廊道的核心。三峽遺產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個層次組成：文化基因――人類遷移過程中的文化積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峽遺產廊道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間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開發的基點坐標

作為長江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區域（如河口、河流階地等）和自然資源富集的地點（如鹽、鐵、漁業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峽早期文明的源頭。雖然許多考古遺址不能開發成觀賞性的旅游景點，但是構成了三峽游線的文化坐標。如小田溪墓群（烏江長江交匯處）、巫山人遺址（大寧河長江交匯處）、大溪遺址(大溪長江交匯處)、中壩遺址（鹽業產地）、寧廠古鎮（鹽業產地）、白帝城（夔門要塞）等。這些文化地理坐標給三峽遺產廊道提供了物質與非物質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峽遺產廊道人類重要的遷徙通道，在頻繁的遷徙過程中不斷疊加形成了豐厚的文化積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一版的《行動指南》認為。攏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這些滋養長期以來通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不斷得到體現。”三峽廊道中主要的的遷徙過程和主要歷史事件有：

（1）春秋戰國時期巴楚之爭，隨著楚國勢力的西進，巴國不斷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國古都的空間遷移，從平都（今豐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慶）――墊江（今合川）――閬中。

（2）三國時期吳蜀之爭，使三峽成為重要的戰爭通道并留下了許多戰爭遺跡，如白帝城、張飛廟等。

第3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我縣歷史悠久，文化遺產眾多，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共登錄不可移動文物579處。近年來，隨著城鄉建設步伐的加快，文物保護任務日益嚴峻。為了進一步加強全縣文物保護，避免歷史文化遺產遭受破壞，保障重點項目建設工程、城鄉基本建設工程的順利進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山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辦法》、《山西省文物考古管理辦法（試行）》、《太原市文物保護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我縣實際情況，現做如下通知：

一、各鄉（鎮）、各部門實施的建設項目，在項目選址、規劃、設計和進行可行性研究階段，須按程序征求文物行政部門的意見。上述選址、規劃、設計的項目，涉及到文物保護單位的，需按程序報批。各建設項目立項后，項目建設單位應當按程序到縣文物旅游局辦理相應的文物保護手續。

二、所有建設工程必須實施文物調查和文物勘探。在進行工程建設時，建設單位應自取得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之日起20日內向縣文物旅游局申請對工程范圍內（包括采礦區和取土區）進行考古調查或勘探。經考古調查或勘探，確認建設工程范圍內無文物埋藏后，縣文物旅游局出具相關的書面意見書，方可開工建設。

三、文物勘探工作由縣文物旅游局統一管理負責并組織實施。勘探結束后，應及時向建設單位提供勘探報告。對于文物勘探中發現的古文化遺址(跡)或古墓葬等，報請市文物部門實施發掘。發掘清理工作結束后，方可批準工程開工建設。

四、配合建設工程進行的文物調查勘探、發掘費用由建設單位或投資方列入工程預算并及時支付。

五、建設、土地、規劃和文物等部門，要各司其職，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文物調查和文物勘探管理工作。土地、規劃等管理部門應及時向文物旅游局提供建設單位的土地規劃和征用計劃等；建設管理單位應及時向文物旅游局提供建設單位或個人的建設項目情況，以保證各類建設項目不違背《文物法》和文物調查勘探規定要求。

第4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公眾考古 博物館考古 敖漢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層次也隨之提高，歷史、文化及文化遺址對公眾有很強的吸引力，博物館也因此成為文化旅游中的熱點。為適應和滿足觀眾的參觀需求，多數博物館改變傳統的以“物”為主的簡單、枯燥、單一的展示方式和闡釋手段，轉而以觀眾為中心，充分站在觀眾視角來全盤考慮博物館的展覽陳列設計和公眾闡釋手段，把考古、歷史與公眾的心理、觀念、情感和需求相結合進行綜合設計，以更好地滿足公眾對文化資源的享受。

二、公眾考古理念的實踐

1.強化“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博物館應堅持發展以人為本的博物館文化，強調博物館服務社會、服務公眾的意識。英國有位學者提到：“博物館最值得珍視的資源不是展品，而是觀眾”。這不僅因為公眾的參與能夠證明博物館的存在價值，更因為博物館作為向公眾傳遞考古、歷史知識和信息的平臺，服務的對象是公眾，而公眾作為文化遺產的享有者和保護者，在博物館所獲得的不僅是豐富的生活，開拓的視野，更是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自覺和責任。因此，觀眾才是博物館發展的動力源泉，觀眾的需求和感受決定著博物館的發展方向。

為此，博物館一切工作都圍繞著觀眾及社會教育來進行，圍繞著為公眾服務來展開，牢固樹立“觀眾至上”的觀點，建立完善的教育、導覽咨詢、休閑便民及生活服務等基礎設施，為觀眾營造一個舒適、和諧、便利的參觀環境。由于博物館的觀眾是多元的，他們的文化背景、學習形式和參觀目的都各有不同，為滿足不同群體的參觀需求，我們也設置了觀眾留言簿和服務熱線，吸取觀眾提出的寶貴意見和要求，及時解決觀眾提出的問題和困難，幫助觀眾愉悅地參觀和學習，全面體現博物館的優質服務，讓觀眾能高興來、滿意歸。

2.開放展示發掘和保護現場

面臨著發掘、保護與展示的重大課題，觀眾也對此充滿了好奇心。為滿足觀眾的探知欲，提升觀眾的體驗感，在發掘和展示中融入公眾考古理念，將發掘場景和文物保護場景向公眾開放。發掘全程向觀眾開放，觀眾既可通過考古工作現場觀看考古人員如何清理遺址表面的土層，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對文物進行現場保護，又能通過發掘現場的高清數碼錄像機將所有細節一一捕捉。通過現場觀摩，獲得直觀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土的喜悅感和文物保護的迫切感和責任感。在考古發掘后，考古隊員也及時在館內召開發掘成果的新聞會，吸引國內眾多媒體的參與，通過媒體向觀眾傳達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3.設立開放式文物保護與修復實驗室

為讓觀眾初步接觸和了解文物保護及修復的相關理念和基本知識，館內設立開放式文物保護修復實驗室，向觀眾展示石器、骨器、陶瓷器、鐵器、木質文物等各種材質文物的修復、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結物的清理等內容。通過對文物保護修復的現場展示，來提高公眾對文化遺產的自覺保護意識。

4.開展流動博物館活動

為了讓更多的市民和學生了解歷史并開展展覽進社區、進校園活動，以圖片、影像資料的形式通過講解員的生動描述將文物、歷史知識傳遞給廣大群眾，讓平時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優秀文化遺產的群眾能夠免費體驗文化的魅力。

三、案例介紹

龍祖玉源粟之鄉--神奇的敖漢。敖漢位于內蒙古赤峰市的東南部，這里歷史悠久，文化厚重，多年的考古資料證明：旱作農業從這里起源，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在這里發光，鳳從這里展翅，龍在這里發祥……遠古的祖先在這片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留下了他們探尋、發展的足跡。

敖漢的神奇當屬那些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敖漢境內陸續發現了四千多處不同時期的古代遺址，遺址數量居全國縣級之冠。這些遺址包括近萬年的小河西文化，8200-7400年的興隆洼文化，7200-6400年的趙寶溝文化，6700-5000年的紅山文化，5000-4500年的小河沿文化，4200-3500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3200-2500年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這些延續發展、沒有斷層的文化遺存填補了中國北方考古編年的空白，使中國北方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齊全，脈絡清晰，讓敖漢旗蜚聲中外，成了中國北方乃至東北亞地區史前文化研究的中心，被學術界譽為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

如何更好的對這些古文化遺產進行宣傳、保護、傳承工作，是擺在敖漢考古界的一大重要課題。

四、關于今后實踐的幾點意見和思考

1. 增加體驗式的展覽活動

敖漢之所以被稱為“龍祖玉源地，華夏第一村”，是因為對敖漢興隆洼遺址的發掘。興隆洼遺址是興隆洼文化的命名地，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奇特的服飾“蚌裙”和奇特的葬俗“人豬合葬居室墓”等重要考古發現。在對興隆洼文化的宣傳展示中，可以根據發掘資料復原八千年前的興隆洼人生活場景，通過復原的房屋、制陶場面、圍獵和用火的一些情景讓觀眾直觀的感受到八千年前古人的衣食住行。即在博物館的展陳設計中，要增加觀眾參與體驗歷史的機會和條件，豐富個體的歷史認識與體驗。使觀眾在體驗過程中能主動探究、發現知識并消化理解，通過體驗獲得感官上的刺激，從而引發觀眾的興趣，調動觀眾的熱情。或開設“觸摸過去”活動，如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都出土了大量的石器，但每個時期的石器都有不同的特點，可以挑選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石器讓觀眾直接觸摸，增強直觀感受，并將不同時期的石斧、石刀或磨盤、磨棒放置在一起，讓觀眾親自觸摸感覺它們的不同，直觀簡單的就能理解每個時期石器的特點并能加以區分。再如模擬考古，在考古發掘中，劃出一小塊地方，讓觀眾代表在專業考古學者的帶領下動手參與體驗現場考古，了解基礎的考古、文物和保護知識等。或者到遺址實地參觀，更是直觀的學習，親身的感知。

2.延伸展覽內涵

如定期邀請專家在館內開設講座，與學校聯合舉辦夏令營、博物館修學游活動或舉辦小講解員培訓班等活動，與電視臺合作舉辦博物館知識有獎問答親子活動等等，為觀眾帶來趣味、知識、想象力和創造欲。同時，可依據本地的文化特色，結合市場調研和觀眾意見，有計劃地設計和營銷旅游紀念品，讓紀念品成為文化宣傳的一大載體。

3.提升講解藝術

高水平的講解可以使陳列增輝，使觀眾在欣賞展品、增加文物知識的同時得到精神的愉悅、心靈的共鳴。好的講解能緊緊圍繞展覽的整體脈絡將考古基礎知識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融入到講解詞中，對展覽涉及到的歷史事件、科技成就、經濟狀況、文化特征、文物概況等都要有所描述，甚至展覽中沒有出現而又與展覽相關的內容也可收錄其中。例如在講解碳化黍和粟的時候，現場只能看到一些黑色的谷粒，應該簡要介紹這些碳化谷粒發現的地點、時間、發現過程以及發現它們的意義。如這些碳化粟粒和黍粒發現于敖漢旗興隆溝遺址，2003年在對遺址采集的土樣進行浮選時，發現了1500多粒碳化了的植物籽粒，這些籽粒經北京大學、日本和加拿大的權威部門鑒定，是距今8000年的碳化粟粒和黍粒，比中歐地區發現的谷粒遺存早了2700多年，由此敖漢被定位為“橫跨歐亞大陸旱作農業的起源地”，敖漢也有了“谷鄉”的美譽。碳化粟黍的發現，說明興隆洼時期已開始少量的種植粟和黍，很難想象敖漢的先民們經歷了怎樣的艱辛萬苦才遴選出了適合人們進食的最佳食物，至今用谷子加工做成的小米飯和黍子磨面做成的粘豆包仍是敖漢最具傳統特色的美食。再如講解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時，可以從興隆洼文化的原始豬首龍形象講起，再到趙寶溝文化刻畫以豬、鹿、鳥為題材的龍鳳紋尊形器，再到紅山文化的玉豬龍，讓觀眾清晰的了解到龍文化在敖漢的孕育和發展過程。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知識也可引入講解，如有修復痕跡的瓷器，可介紹在文物修復方面的一些知識。如我們館展出了一批遼代的墓壁畫，在講解壁畫的內容和壁畫發現的意義時，可穿插講講壁畫的揭取的過程和保護的一些措施。在講解中，還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時刻堅持以宣傳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為宗旨，將文物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宣傳教育放在首位。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當今世界，由于多種文化傳播形式的迅猛發展，選擇博物館參觀的觀眾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觀眾給博物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物館要贏得更多觀眾就必須處處考慮觀眾的需求，滿足觀眾的需要，一切服務于觀眾。

第5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遺址 遺址博物館 規模 職能 選址

中圖分類號：K878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序言

在《遺址博物館學概論》中對遺址博物館的定義，“在古文化遺址上建立針對該遺址文化進行發掘、保護、研究、陳列的專門性博物館”[[] 吳永琪、李淑萍、張文立.遺址博物館學概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借鑒國外對遺址保護類建筑的定義，可定義為展示原址、原貌的博物館[[] 蘇伯民.國外遺址保護發展狀況和趨勢[J].中國文化遺產，2005,(01).]。意為專以博物館經營的現場保存展示的考古遺址，一般稱為考古遺址博物館。

現階段國內遺址博物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實際工程案例分析，但對遺址博物館理論研究的還不多。本文將從遺址博物館建筑類型入手，梳理遺址博物館在設計層面上的分類，明確遺址博物館職能，之后就不同類別的遺址博物館總體布局做出具體分析。

基本概念

概念

在實際工作過程中筆者發現對于遺址博物館的定義在設計過程中不能做一一對應，這說明在建筑設計層面上對于遺址博物館的定義是有遺漏的，筆者對遺址博物館的范圍進行重新劃分。

對遺址博物館的重新分類借鑒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分類方法[]，將遺址劃分為自然類遺址與人文類遺址。自然類遺址，指可提供考證自然界氣候、地形等變動，生物物種起源于變化的所存在的遺址存，如此類遺存中包含人類活動遺跡，自然類遺址只包含有人類主觀活動之外的遺存。自然類遺址包括：地殼變動痕跡、氣候變化痕跡、動植物活動痕跡、物種起源與滅絕等；人文類遺址，是指可提供考證人類起源、活動、滅亡證據的遺存。人文類遺址包括：地上建筑遺跡與遺物、地下墓葬及其遺存、歷史事件遺跡與遺物等。

在微觀層面上對遺址博物館的定義即為：保存或展示人文類遺址的博物館。通過此種定義，在下文中就更明確筆者要論述的遺址博物館的范圍。

遺址博物館職能

以博物館職能為基礎，結合實地調研確定下來遺址博物館的四項職能：考古發掘，遺跡、遺物保存、調查研究以及文化傳播[]。并且四種職能與社會的密切程度以金字塔形分布

（1）考古發掘職能，常作為遺址博物館建設的最初職能出現，例如一些歷史價值較高的遺址在發現初期要采取搶救性發掘，會考慮為考古發掘先建設類似展示館的構筑物。

遺跡、遺物保存職能，是歷史類相關博物館中的基礎職能。大部分遺址博物館都會對本遺址出土的文物及遺址本身進行保存、修復、展示等工作。遺跡、遺物的保存設計也是遺址博物館設計的重點。

（2）調查研究職能，是為了滿足某些遺址在短期內不能完成價值研究工作的遺址博物館而設立研究機構的情況。

（3）文化傳播職能，是博物館的最終呈現形式，在遺址博物館這一特殊的建筑類型當中，由于遺址保護與主題單一等條件的約束下，掌握文化傳播廣度與深度的就成為對遺址博物館考慮最多的，也最難統一的問題。在下文中會對文化傳播職能的范圍進行進一步論述。

遺址博物館建筑類型分類及數據（遺址博物館現狀研究）

遺址分類

在遺址博物館設計中，遺址現場狀況是博物館形態的最大影響因素。根據遺址的空間尺度影響首先將遺址分為：

A．地下遺址

B．地表小型遺址

C．地表大型遺址

D．地上完整建筑

E．地上大型殘存

在此分類基礎上我們將遺址博物館得類型分為一下五種：

A．地下遺存展示型博物館

B．地面遺跡覆蓋型博物館

C．地表遺存展示型博物館

D．遺存建筑型博物館

遺址博物館規模與等級

目前對于遺址博物館的規模等級還沒有明確劃分，本文參照《博物館建筑設計規范（JGJ66-91）》中第一章總則第1.0.3條中規定，將遺址博物館規模也暫且劃分為：

大型館（建筑規模大于10000O）

中型館（建筑規模為4000～10000O）

小型館（建筑規模小于4000O）

總體布局

遺址博物館所要展現的內容大多帶有很強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遺址博物館設計最初就要充分解讀遺址背后深層次的文化價值。同時，要將遺址博物館看作大遺址保護、城市發展的一粒關鍵棋子，充分發揮遺址博物館在遺址保護工作中的作業。

例如，殷墟作為我國商代后期都城遺址，是中國歷史上已考證的第一個都城，距今已有3300多年，2006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在建筑方案中，建筑師決定反其道而行將博物館選址在遺址保護核心區內的宮殿宗門區內。總平面呼應洹河中“洹”的立意，控制建筑不高于地面以上1.2米。（圖1）如此一來，殷墟博物館既滿足了核心區遺址保護要求，又承載了殷墟遺址的精華。[]

蕭山跨湖橋遺址位于杭州，遺址西南約3公里為錢塘江、富春江與浦陽江三江的交匯處。（圖2）方案中陳列館設計成古船的造型，遺址展示館被隱藏在湘湖邊。遺址館中展出距今8000－7000年，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獨木舟。在中國古都之一的杭州，建筑師弱化了遺址的文化價值，而巧妙地突出其考古價值，為跨湖橋博物館與杭州市找到了良好第契合點。

職能與遺址類型

遺址博物館設計過程中職能的確定除了受博物館總體規劃概念與定位影響外，遺址類型的不同對博物館職能也有明顯的影響。

地下遺址。此類遺址多為皇家陵寢，因遺址保護的技術所限，在發掘之初鮮有建立考古展示館，也考慮避免改擴建，會在遺址發掘結束后建以保護、展示遺址為目的的博物館。例如漢陽陵遺址博物館。

地表小型遺址。遺址其規模小，有條件將考古發掘工作與之后遺址博物館建設工作同時考慮，也因為考慮在勘查過程中發現新遺址，就可采用博物館現場作業的模式建立博物館。例如，田螺山考古現場館。

地表大型遺址。此類遺址多為已探明范圍的村落、城池、宮殿遺址，這類遺址所附帶著重要的年代特征、地域文化信息，博物館要充分考慮其調查研究職能。

地上完整建筑。多指名人故居、舊居，遺留宮殿，寺廟等建筑。這類遺存由于范圍及歷史沿革等基本信息較清晰，對于遺址本身只做展示與再利用即可，就更突顯其文化傳播作用。如盧浮宮博物館。

地上大型殘存類遺址

遺址規模體量較大，所反映人文歷史脈絡清晰，所以博物館職能更側重于文化傳播。例如，新衛城博物館。

選址

遺址博物館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遺址的不可移動性，同時保護遺址不受破壞也建筑師必須考慮的。

在法律條文方面，首先要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十八條“根據保護文物的實際需要，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可以在文物保護單位的周圍劃出一定的建設控制地帶，并予以公布。” []其次，如在歷史街區內遺址要遵循歷史街區、歷史文化名城對于歷史建筑的相關法規執行。

遺址博物館本體的選址通常是按照與遺址的相對位置劃分的。分為：遺址之上、遺址核心區內、遺址核心區外三種模式。

（1）遺址之上模式。考慮到遺址覆蓋保護的要求，遺址博物館多選址在遺址之上建立博物館。好處在于，可將陳列展示與遺址展示相結合，充分利用遺址多變地形設計展陳空間；缺點，如選址不當會破壞遺址的連續性與完整性。在建設過程中如設計與施工不當都會造成遺址不可挽回的破壞。

（2）遺址核心區內模式。多用于不設遺址展示空間的博物館，承載文化傳播與科研職能。選址要考慮其與遺址的邏輯關系，要盡量降低體量、形象對遺址的干擾。在面積較大遺址區內選址，應將博物館布置在游覽路線的適當位置，組合好遺址與宣傳活動。

第6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知道余姚，跟歷史文化遺產“河姆渡”，以及歷史文化名人王守仁分不開。前者是長江下游農業文化最早的發祥地之一；后者則是中國歷史上幾乎難以找到比肩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傳奇的創造者。

遠古文明的家園

記得幾年前來到余姚河姆渡遺址，那拱加于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前的“雙鳥舁日”圖便把游人震撼了。那對利喙長尾昂首振翅的巨鳥正在拱護著一輪光焰熊熊的太陽搏擊升騰，這是一幅河姆渡人當時刻在一塊蝶型象牙片上的遠古圖畫，今人很難破解河姆渡人當時賦予這幅圖畫豐富的遠古文化內涵，只感覺，雖然7000多年的時光過去了，今天看到它，尤其給人以一種自信、光明和向上的激情和力量，它不是在告訴著今人，處于農業文明上升時期的河姆渡人，在地球的東方創造出的綠色文明和用智慧及勤勞托起的另一輪綠色太陽，在今天仍然顯示著其強大的生命力嗎？

河姆渡古文化遺址所在的浙江省余姚市人杰地靈，境內有舜江、舜跡，相傳舜就生于此，這里后來也出現過像虞世南、王守仁、黃宗羲、朱舜水等一批彪炳史冊的人物。站在姚江邊上極目四周遠眺，清麗的秋日之下，滿目的蔥翠。從這里向東，有一群略呈南北走向的小丘陵擋住了東來的海風；向西與廣闊的寧紹平原連在一起；向南便是峰巒疊嶂的四明山脈；而向北，平原的盡頭有一塊能望得見的丘陵，翻過丘陵便是杭州灣了。這里確實是一處適合人類生存的風水寶地，難怪河姆渡人選擇了這里，同時他們也把遠古文明的種子撒在了這青山綠水、肥草沃土之中了。靜靜地用心來領悟，會有那遠古時期古木參天、水草茂密、鹿鳴猿啼、獸奔人逐的景象出現于自己的幻覺之中，原來這里曾是一派生機昂然的世界呀！

遠古文明的產生離不開流淌的江河，而這里也有一條河流，那就是眼前的這條發源于四明山腹地的百里姚江。江水悠悠，不逝晝夜，作為河姆渡文化的見證者，這古文明興衰的熱鬧和寂寞，都演繹進了這蜿蜒曲直的江水之中。如今，這嘩嘩流淌的江水似乎還在向人們娓娓講述著千百年來它親歷的故事。

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就建在這姚江的北岸，博物館由陳列館和遺址公園兩大部分組成。陳列館包括6棟建筑，單體建筑之間由連廊連接，建筑造型根據河姆渡7000年前“干欄式”建筑風格，“長脊、短檐、高床”的特點而設計，依托于400多個根樁基，構筑出高于地面的架空層，人字形坡屋面上聳起數組交錯構件，象征著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術，再配以土紅色波紋陶瓦、炒米黃毛面墻磚，古樸而又野趣，與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融為一體。

有趣的是，在陳列館的第一展廳里，今人在這里設有一個“7000年前河姆渡生態環境”的巨大模型，利用聲、光、電等現代技術，形象地再現了7000多年前河姆渡先民過著的定居生活，那從事農業、狩獵等生產和生活的場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陳列館共三個展廳，展廳內顯得異常的寂靜和肅穆。在這里，將驚嘆于我們的先民，在那麼遙遠的年代，他們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就開始了稻谷的耕種和動物的豢養，那些骨耜、木杵、石磨、石球等稻作經濟的全套耕作、加工工具，還有那些帶著炭化飯粒的陶片和骨哨、骨箭頭、彈丸等炊飲器具和漁獵工具，以及堪稱是建筑史上奇跡的帶榫卯的干欄式筑木構件和那些雕刻工藝精湛的原始藝術品，使人們不得不相信，這是一個比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遺址――西安半坡遺址還要早的古文明呀！當年河姆渡遺址被發現時，曾震驚了華夏，也震驚了世界，這些古老文明的史跡向人們展示，早在7000多年之前，長江下游就有了燦爛的原始文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同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

那悠長的骨哨

7000多年的時光，在億萬年宇宙的演化中也許短暫的不能再短暫了，但是，當今天置身于這古遺址發掘現場，卻感覺它是那么的遙遠，遙遠的使人對眼前看到的這一切只能靠發揮自己的想象來猜測了。

7000多年前，這里來了一批最早的原始人群，他們在這里擇澤而居。一開始，這里也許是一派獸奔人逐的洪荒環境，但隨著時光的流逝，原始人學會了用骨耜耕田種植、燒制陶器盛物、開始了野生動物的人工飼養、發明了榫卯技術建筑自己的住所，而河姆渡人從此便進入了人類的原始文明。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許是水災、火災吞噬了他們的家園，出于恐懼和無奈，他們便又成群集隊地遷徙到它處去開辟新的家園；也許是居住久了，由于過度的漁獵和采集，原來豐富的食物資源變得匱乏了，他們不得不放棄這塊自己曾賴以生存的土地，再去尋找理想的家園。

他們離開后，曾經的家園被自然界滄海桑田的力量改變，荒蕪的村落便被埋入了地下，這就是我們在這里所看到的文化層。幾十、幾百年過后，根據上輩口頭流傳下來的故事，后代子孫又尋來這里找到了原來的“老家”；或者是被另一個氏族巡游到此。他們在此休養生息，因此這里又水豐草肥、鹿鳴猿啼了起來，恢復了曾經有過的熱鬧。于是，他們再次定居了下來。

遠古的河姆渡人，就是這樣一代代地來了走了，走了又來了，那曾經的河姆渡文明也就在這里延續了2000多年的時光，在距今5000年前后，卻不知是什么原因？河姆渡人卻突然從這里向外遷徙了，此次走了的河姆渡人，卻永遠沒有回來，那曾經燦爛一時的文明也從此便嘎然而止，而河姆渡的這部史書也從此沒有的下頁。它不但書寫的是這樣的撲溯迷離，也結束的是這樣的令人費解。

在河姆渡遺址，曾擔任過河姆渡博物館館長的邵九華先生對此有過獨到的見解，他通過對河姆渡地理環境分析后提出，洪水是河姆渡文化遷徙的直接原因。徜徉于這河姆渡遺址的發掘現場，眼前仿佛幻化出了至今五千年前后的那場特大的洪水，滾滾而來的洪水輕而易舉地沖走了河姆渡人費盡氣力建造的茅屋，筑屋用的長木被洪水席卷而去，少數的被木樁擋住沉于水底，這便是今天所發掘出來的現場的情形。

僥幸活著的河姆渡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大自然的神力驚呆了，也震傻了，他們或許爬上樹頭，或許逃到山頂，看著自己的家園和親人被洪水吞噬，留于心頭的只有恐懼和焦慮，而在這恐懼和焦慮的眼光中，折射出的是他們對這無法抗拒的自然之力的無奈與沮喪。待到洪水退去，他們只好集結人群，扶老攜幼帶著恐懼和無奈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失去家園的河姆渡人走了，這次確實是永遠地走了。他們走了，就永遠也沒有回來過……

眺望著那條千古流淌而不竭的百里姚江，耳邊仿佛傳來了河姆渡人用那骨哨吹奏的悠長的曲調，不由地使人思緒綿綿。也許腳下還有待發掘的遺址下面還有尚未告訴今人的秘密，也許好多的問題和猜想還有待于它的驗證，也許那里才埋藏著真正的答案。

骨哨悠悠，人悠悠；悠悠的河姆渡，悠悠的千年……

他們是真正的河姆渡人

河姆渡自原始文明消失到漢代以來，曾經寂寞的土地便又再度熱鬧了起來，人口逐漸稠密，特別是三國兩晉時期北方大批移民為躲避中原的戰火相繼來到這里。就這樣，本來應該是前后相承的文明卻被一層黃土隔開，二者毫不相干地在這里相處了5000多年。直到今天，此地曾有農歷的集市，每逢市日，各地山民紛紛來此趕集，山貨土產擺滿長街，一派熱鬧繁華景象。至遺址發現時，他們都不知道，也不會知道自己腳下祖祖輩輩踩著的竟是一座遠古文明的殿堂。

歷史上，這沉睡于地下的遠古文明曾有過幾次被發現的契機，第一次是在抗戰時期，就在今天第一次考古發掘現場稍稍往東的地方，曾有一條戰壕橫穿而過；第二次，是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也曾有過一條深達3米的水渠穿過遺址，但這些都因現代人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性而與這沉寂的遠古文明擦肩而過。在1973年的一個炎炎的夏日，這個古文明被發現的機遇終于來了。當時的羅江公社（今河姆渡鎮）要在位于姚江邊上的河姆渡建造一座電力排澇站，為安裝大型水泵，地基需深挖3米以上。而就在這個平凡的夏日，歷史把發現這遠古文明的使命交給了當地的兩位平常人物，一個是時任羅江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羅春華，一個是當時縣文化站的許金耀。

當時羅春華到建設工地視察工作，挖土的民工就向他反映泥土中混有很多石頭、瓦片和骨頭，并且把民工們的腳都劃破了，地基很難挖，工期也很難保障。老羅留心一看，在地基的基礎兩側和地底露出成堆的破罐和碎盤以及還有堅硬的石塊、動物骨骸等，看著老羅聚眉凝視的神態，有心的民工還把揀出來的鹿角、骨針和木矛等器件拿來給他看。這個曾經在浙江農大進修并親自到過羅江進行過土質調查的漢子立即感到這是一堆古代的器物。就這樣，這一遠古文明的面紗被羅春華揪住了。他把情況匯報到縣里，縣文化站的許金耀來了，獨具慧眼的老許當下認定這是一處含量非常豐富、年代相當久遠的古文化遺址。接著，一批批的文物考古界的專家和學者陸續趕來了，就這樣，一個舉世矚目的遠古文化遺址就在這看似非常偶然的情況下展示在人們的面前。而這期間，古遺址的發現沒有任何傳奇色彩，它的到來似乎也是十分的平常，古文明就這樣與今人不期而遇了。

一個遠古文明的面紗被他們掀開，同時，一幅全世界為之震撼與驚愕的圖畫就在這河姆渡展開了。從此，全世界的人就跟著他們，來到了這里。只是，在這里愈來愈熱鬧的時候，他們卻悄無聲息地遠離了這里擁擠的人潮，回家仍舊過著平靜而平凡的日子。當來了的人們為他們的發現而驚悸與激動之時，是不是也早已把他們忘記？但正是因為他們，這個世界才改變了原貌，也正是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河姆渡人。

滔滔黃河，浩浩長江，它們都從青藏高原奔瀉而來，沿途接納百川，又浩浩蕩蕩、奔騰呼嘯而去。這遙遠東方的一江一河，不但孕育出了沿途那瑰麗多姿的景色，而且還給人類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越的自然環境，它們同樣有著悠久的古代文明。

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上，那半坡先民居住過的茅舍就深深地感召著每一個中華少年那躁動不安的心靈，一個小小的茅舍下，充滿了神秘和神奇，期盼著以后能走出課本、走出課堂，親自去到西安半坡。

第7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城村村也稱“古粵（越）城村”，位于古閩越王城遺址的北邊，河邊臺地，依山傍水，風水極佳。村落與古城之間僅咫尺之遙。而“古粵城村”這個村名，也似乎強調著古村與古城之間密切的關系。曾經有人提出這樣一種假說：閩越國滅亡后，一些逃離到江淮一帶的閩越人，因思戀故土，又偷偷回到了這里，在這片廢墟上建立了村莊，取名叫“城村”。但據考古專家們的看法和中央電視臺國際中文頻道欄目組于2004年6月到武夷山城村的采訪調查結果來看，城村的村民并不是閩越人的后代，而且村民也不認為自己是閩越人的后代。那么，城村人是什么時候來到這里的？他們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據了解，城村里居住著的兩千多居民主要是林、李、趙三大姓，三姓都是中原望族，都有世系家譜為證。距今一千多年前，他們的祖先為避戰亂，先后由中原逃到這里。家譜顯示，林氏是最早來到城村的，但那已是閩越國滅亡幾百年以后了。因此，原本來自中原地區的城村人和這座古城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的延續性，它們中間相隔了數百年，這幾百年是一個歷史的空白。當城村開始一段嶄新的記錄時，閩越王國早已成為一段歷史。

據史料記載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城村閩越王城始建于公元前202年，是閩越王無諸受封于漢高祖劉邦后營建的一座王城。無諸的先祖是越王勾踐的后裔，越王被楚國滅亡后，余部遷至福建，傳至無諸立國稱王，《史記》亦為之立傳稱為“閩越國”。考古學家認為，閩越國的建立揭開了福建文明史的第一頁，無諸可稱得上是“開閩始祖”。公元前110年，漢武帝不能容忍邊遠割劇政權的日益強大，派大軍消滅了閩越國并焚毀了閩越國的城池宮殿。據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王學理研究員所指，閩越族，主要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和臺灣海峽一帶，武夷山城村閩越國人在近一個世紀的歲月中，保持了福建遠古文化中的風俗習慣、宗教觀念等，又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效法中原內地，從而創造出光輝燦爛的閩越古國文化。在今天，武夷山城村村人民的日常活動中仍留保持著中原之風。

城村村的民居建筑的風格和布局盡顯古風。村里有眾多的馬頭墻式的宗祠、神廟、大宅，其外墻多是磚碉石刻，內屋雕梁畫棟，而窗欞均為木雕。村里有三條主街，三十六條小巷，以及從多的牌坊、門樓和宗祠，街巷之間由卵石鋪成的縱橫交錯的小道相連接。這里的村莊格局和文化遺存更多地表現出明清時期古村鎮的風貌。

城村村的古井眾多，史料記載有99口，至今還存在的有30余口，最有名的要數一口嘉慶年間的位于古漢城遺址旁的古井，該井7米多深，井四周鋪設有井臺設施，由直徑1米、高0.6、厚0.04米的陶圈疊套而成,整整齊齊完好無損。井水水源充足，水質清澈甘甜，據化驗證明，該井水富含有多種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礦物質，如鍶、鋅、偏硅酸等項指標均達到國家是優質礦泉水標準，因此，它被稱為“華廈第一古井”（至今已有2000多年），每一位游人至此，必痛飲幾口為快，甚至于吃不了兜著走,倒掉帶來的礦泉水,裝滿古井水。城村村人從古至今都愛飲用古井水,即使現在已有自來水。城村村人長壽者很多,古就有長壽村、百歲村贊譽，上百歲老人今天還有多個，這可能都和飲用井水有關。村頭矗立的一座百歲坊，或許就是佐證。

第8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關鍵詞：大遺址；保護利用；漢長安城；價值判斷；創新和融匯

中圖分類號：K928.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1-0108-03

大遺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遺址，是由遺存及其相關環境組成。一般是指在我國考古學文化上具有重大意義或在我國歷史上占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重要地位的原始聚落、古代都城、宮殿和墓葬群、宗教遺址、水利設施遺址、交通設施遺址、軍事設施遺址、手工業遺址、其他建筑遺跡”。[1]大遺址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集中承載地和歷史文明的集中體現地。它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對于續接優秀傳統，創造時代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文化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創新大遺址的保護和利用顯得極為迫切。

已有相關實踐表明，在保護和利用大遺址的時候，只有善于傾聽各方的訴求，理性全面地分析他們對大遺址的價值判斷，才能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和策略。本文擬以漢長安城的保護和利用為例，對大遺址保護利用項目啟動實施應注意協調處理的諸多因素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希望對項目的實施能有所助益。

一、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要搶抓機遇并找準時空定位和坐標體系

任何一個命題的成立，都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如果缺失了這個條件，一切命題都很難成立。由于受特定的政治原因和歷史文化氛圍的影響，相同的文化遺產在不同的歷史坐標和時空條件下，完全會有迥然不同的際遇。比如，佛教既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盛景，也有“三武滅佛”的厄運。在狂飆突進的時期，儒釋道都遭受到重創，凡是代表儒釋道的建筑器物、人物造像、經典書籍，幾乎都遭到一場嚴重浩劫，相當一批優秀文化被當作糟粕。但今天，“”中許多被破壞的、被打擊的、被遺棄的，又被當作寶貴的財富。從歷史的縱深來看，中華文化在傳承過程中，雖然出現過跌宕起伏，經歷過坎坷曲折，但總的來說，珍惜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優秀文化傳統。但在具體的歷史時期和時空環境下，遺產的保護利用都會被附加上許多客觀因素。所以，在現階段的國情下，實施大遺址保護利用項目，必須要將其放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和坐標體系中去理解和考量。一句話，只有抓住歷史機遇，充分權衡各種因素，才能有合理可行的行動和舉措。

近年來，之所以越來越多的地區和城市更加重視大遺址的保護利用，一方面反映了人們在衣食住行得到滿足之后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系統思考；另一方面，也說明大遺址在有些城市的城市建設和產業選擇等方面，是一個想繞也繞不過的重要話題。經濟發展的水平、人們對遺址的認知程度、社會和諧穩定的程度，城市特色的彰顯，都會成為決定大遺址保護范圍、保護手法、保護宗旨、保護指導思想、保護舉措的重要因素。

目前，西安正在致力于打造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漢長安城遺址是舉足輕重的項目。實施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利用項目，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項目實施的時間節點（早十年我們不敢奢談保護大遺址，晚十年大遺址可能不復存在）、當地政府的信心和決心、9萬常住人口的安置、不算強大的經濟實力尤其是不算寬裕的可用財力、舊有的管理體制、城市用地的日趨緊張、時不我待的文化傳承理想與客觀現實的差距、申遺任務的急迫、區域經濟的不均衡發展等等，織就了一個立體的時空坐標。只有在這個坐標里找準位置，才能正確地判斷和分析現階段漢長安城保護利用的價值，制訂科學的大遺址保護利用方案。而不是用線性的思維方式，武斷地喊幾句簡單的口號。如果這樣，等待我們的不是“右”的失誤，就是“左”的跟頭。大明宮遺址保護利用項目的成功實施，就是抓住了歷史機遇，找準了坐標體系的結果，其經驗值得好好學習借鑒。

二、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要充分兼顧行政屬地和行業管理部門的價值判斷

“國家文物局對全國的文物保護工作依法實施管理、監督和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保護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2]這就是說，我國現行的文物管理體制，遵循的是屬地管理的原則。按照行政區劃，漢長安城遺址絕大部分位于西安市未央區范圍內。其禮制區則位于西安市蓮湖區范圍內（實際上這部分遺址已經被大型國企和高層建筑所占壓）。未央區是西安市一個城鄉結合區，經濟基礎薄弱，城市基礎設施欠賬很多，民生和發展的任務非常繁重。而同時，未央區又擁有文物古跡50處，重點古遺址保護面積占全區土地面積的16.82%。[3]僅漢長安城遺址（不包括建章宮和禮制區），面積就達到了36平方公里。漢長安城等級之高、規模之大、影響之遠，都在國內外實屬罕見。漢朝時期，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而漢長安城則是中華民族在形成時期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樞，記載了這一時期最為動人的歷史印記。在中華民族不斷復興強大的今天，保護和利用好漢長安城遺址，是一項國家乃至國際文化工程，無論從多高的層面上進行闡述，重要性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但在這里，我們必須對屬地政府的漢長安城遺址價值判斷和行業管理部門的漢長安城遺址價值判斷作一個客觀的分析。只有實現下情上傳和上情下達的有效溝通，上下齊動，才能真正把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和利用好。

據悉，在對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利用上，未央區對大遺址的態度大致是，遺址很重要，但也很煩惱。文化很重要，民生是第一，保護是基礎，利用是關鍵。對漢長安遺址的保護利用，是未央區綜合性考慮、統籌性安排中的一項，而不是全部。未央區政府既要考慮文化遺產，還要考慮居住在遺址上9萬多常住人口的安置問題。日益加速的城市化進程，又在不斷壓縮著未央區的安置和發展空間。所以，未央區對漢長安城遺址的定位應該是，守土有責。未央區是漢長安城的守望者、看門人，其任務是對漢長安城遺址進行基礎性的保護，在承認并滿足遺址區內居民基本生產生活需求的基礎上，盡最大限度保護遺址不受侵害。其行政區劃、職能界定、認識層級和經濟水平決定了其不可能在自身范圍內作國（際）家級和專業級的解讀和操作。而作為國家各級職能管理部門，則是專項工作，承擔著為創造性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指明方向、提供指導和強力支持的重任。但在提供指導的同時，要找準項目實施的時間節點和坐標體系，充分考慮地方政府承受的巨大壓力，充分研判地方政府操作執行的可行性。漢長安城遺址的保護利用過程，就是地方政府和國家管理部門充分溝通和不斷協調的過程。只有經過充分溝通，相互理解和體諒，才會制訂出一個符合現階段實際情況并留有發展空間的實施方案，大遺址的保護利用工作才會在和諧可行的軌道上順利進展。

三、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要實現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之間的正確轉換和連接

大遺址的保護利用不同于一般土地的整理和項目建設，必須以學術研究的成果為依據，自始至終將學術與實踐結合起來。所以，大遺址保護利用項目的順利實施，重點在于實現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之間的正確轉換和有效連接。相對于單體文物的學術研究價值而言，大遺址對于文物博物館學和考古學研究來說，具有系統性、整體性、集中性等特征。比如漢長安城遺址，它對于研究古代城垣、宮廷建筑、城市園林和規劃、禮樂制度、宗教祭祀、中外貿易、對外交流和文化傳播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研究工作往往需要一個安靜封閉的環境和較為從容的時間周期。但對于西安市特別是未央區政府而言，則要求該地區必須承擔起提升城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護生態、帶動休閑旅游、保護文物、弘揚文化等多重現實功能，而這些努力又經常需要在短時期內見效，否則會被理解為行政效能低下，無所作為。兩者在漢長安城遺址的價值判斷上，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但從目前來講，兩者的交集還需要進一步擴大。這在客觀上難免會造成學術研究和實踐操作之間的互相不支持。

大遺址的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是一對矛盾。學術價值基本上屬于價值性追求，實踐價值基本上屬于功利性追求。但要特別強調的是，這里的功利性追求又不等同于勢利性追逐。一個是學，一個是用。在學術研究形而上的追求與實用操作的形而下的行動之間，找到一個溝通尤其是轉換的紐帶，這無論對于理論界還是實踐者，都極其重要。否則，一方是高高在上玄而又玄的義理探討，另一方是基層實際實而又“俗”的實踐操作，兩者之間的相互指責就在所難免了。一方責備另一方急躁冒進、破壞文物，是在犯罪；而另一方則反唇相譏其為老八股，不能與時俱進，迂腐透頂。那么，如何實現兩者之間的連接和轉換呢？那就是學術研究成果的實踐化轉化，是將高深的理論研究成果轉化為實踐過程中可操作可執行的行動方案。比如遺址的范圍如何界定？不同區域保護與建設的詳細性建議。投入的成本分析。遺址系統如何展示和表達？如何實現保護利用的現實可行和高效科學？如何使遺址獲得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這些都是學術研究必須深化和面對的問題。盡管我們經常認為，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4]它的目的，是通過這些遺存解讀古代人類生活的各種信息，從而為歷史研究服務。但其重點應該在于，告訴實踐者如何去做，而不僅僅只是告誡實踐者這個禁止或者那個違法。對于實踐者而言，也要認識到理論研究來源于現實，而又超越現實，來源于激情而又止于理性的特性，這一點必須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四、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要綜合考慮世界遺產組織的規則和東方大遺址的現實特性

世界遺產是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人類罕見的、目前無法替代的財富，是全人類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及自然景觀。為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11月16日在第十七次大會上正式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1976年，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遺產名錄》。中國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公約》，1999年10月29日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

世界遺產委員會主要任務之一，是在挑選錄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地時，負責對世界遺產的定義進行解釋。提名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項目，必須符合六項標準中的一項或幾項方可獲批，具體如下：代表人類創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現了人類價值觀念在一定時期的重要交流；能為現存或已消失的一項文化傳統提供唯一或獨特的證據；一種建筑物、建筑風格能展示人類歷史重要發展時期；是一種傳承人類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開發的典范，代表了一種或多種文化等相互作用；與具特殊、普遍意義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實質的聯系。依此標準，漢長安城遺址具有絕對的優勢和條件，進入世界遺產名錄。

應當指出的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以西方的經驗和做法為參照的。這些寶貴的經驗，對中國的大遺址保護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無論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內羅畢建議》，還是《威尼斯》《華盛頓》，基本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經驗總結。中國要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必須要遵守申遺的規則。但隨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還必須明白，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有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比如漢長城遺址，它距今年代較為久遠，與西方的石質建筑不同，遺址內的建筑基本上為土木結構，歷經千年的風吹日曬、戰爭和生產生活活動的破壞，留下來的只剩下部分建筑基址和殘垣斷壁，其余則是大面積的萋萋荒草。遺址區不僅是漢朝的歷史遺跡，還呈現出漢代之后許多歷史時期文化疊加的狀況。此外，遺址區內還居住著大量居民，是他們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園。基于此，如果一味套用申遺標準，那在現實操作中就會遇到很大困難。顯然，我們不僅要遵守國際規則，更重要的是，這些國際規則一定要與中國文化遺產的實際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加強與世界遺產專家的溝通，取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創造文化遺產保護的東方經驗，并以我們的努力和實踐讓國際社會認可。比如大明宮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就是充分綜合考慮了中國土木結構建筑的特性、民生實際和世界遺產組織的要求，成為東方大遺址保護的典范。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主席古斯塔夫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賞。

五、大遺址的保護利用要正確解讀文化載體和文化傳統的科學含義

文化的傳承，必須要有一定的載體。這些載體既包括有形的書籍，碑刻，銘文、建筑、墓葬、遺址、城市和人文景觀，也包括世代相傳的民謠、歌曲、詩詞、諺語、傳說、舞蹈、制作技藝、風俗習慣、禮儀制度等。正是通過這些形式多樣、豐富生動的載體，歷史才得以傳承。而我們今天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將會成為后世子孫了解當下歷史、續接文化的載體。如果沒有這些載體，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將成為一句空話。所以，對具有重要意義的遺址進行保護，就顯得特別重要。比如，西夏王朝之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不被人們所發現和承認，就是由于當年蒙古軍對西夏建筑的野蠻破壞和蓄意清除所致。如果不是考古學家對西夏王陵的發掘研究，逐步揭開了那一段神秘歷史的面紗，西夏王朝的歷史，現在可能還在被質疑。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曾講：“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5]就是這個道理。漢長安城是中華民族上升時期的重要見證，它濃縮了漢代文明的精華，是這一時期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最為重要的承載地。所以，保護好漢長安城遺址，就是續存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也為中華文化的創新提供了源泉。

在保護大遺址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始終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所謂文化傳統，要與傳統文化區分開來。傳統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歷史活動中積累和積淀下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各種事物的總和。凡是今天我們能涉及到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可以用文化來解釋。但文化既有優秀的成份，也有糟粕的東西。所以，我們對文化的態度一直都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之相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什么呢？概括起來，就是創新和融匯。中華文化的演進，并不是一帆風順。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外來文化的猛烈沖擊。最為典型的兩個例子，一個是佛教東傳；一個是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但最終的結果，都是中華文化吸納融匯了外來文化的優秀成份，將其增益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使中華文化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正是因為中華文化的創新和融匯傳統，才使得中華文化五千年來薪火相傳，從未中斷。所以，在漢長安城遺址項目的保護過程中，只有正確領會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精髓，既尊重遺址，又不拘泥于遺址，既借鑒學習國內外先進經驗，又有獨立創造，突出創造性保護和利用的主題，探索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傳承的新路子，與現世活態的生產、生活緊密結合，才能真正對得起遺址的輝煌，才能創造出有資格續接傳統的文化保護項目，開創出更加輝煌的新文化，也才能成為時代進步的積極推動力量。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要在“與產業和市場的結合中實現傳承和可持續發展，在參與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實踐中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這是最積極、最有效、最有利于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保護和傳承方式”。[6]所以，保護文化載體必須稟承“創新”和“融匯”的精神，善于創造新的文化傳承載體，否則只能使歷史僵化，文化呆板，從而失去生命力和傳承性，大遺址的保護利用工作也會陷入不切實際的“唯載體論”的泥沼中難以自拔。

參考文獻：

[1]陸建松.中國大遺址保護的現狀、問題及政策思考[J].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6）.

[2]國家文物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

[Z].1992-05-05（2）.

[3]西安視窗·西安市未央區介紹[EB/OL].央視網.

2010-08-27.

[4]考古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K].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2）.

[5]龔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35.

第9篇：考古文化遺產范文

水書記述了水族先民生產生活戰天斗地趨吉避兇生生不息的歷史，是水族先民求生存求發展的歷史的全息縮影，是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存。

象形文字的“活化石”

社會學家岑家梧教授是水書研究的專家，他通過對水書字體表意與甲骨文比較研究后指出：“1.水書為一種巫術用書。 2.水書制造之年代極為古遠。 3.水書制造之地點，初在西北一帶。 4.水書由北方次第傳入江西。 5.水書初傳入江西水家后，水家由江西遷入黔省，乃攜之俱來。 6.水書系一種被壓迫民族所用之文字。 水書與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間，當有若干姻緣關系，亦可斷言也。”

水書從創始到今天，經歷了數千年的歷史。水書的發展反映了水書與中原文化同源、分化、發展、吸收、逐步融合，并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由單一到復合的軌跡。很多專家認為，水書記載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倫理、哲學、美學、法學等文化信息，是水族的百科全書。

現在通常所說的水書，一般泛指《正七卷》、《春寅卷》、《亥子卷》、《丑牛卷》、《甲己卷》、《黑書》六大系列在內的中國古代精典，書中分為無數分卷、分冊，如斷兇點吉——《分割卷》；祈求美滿——《婚嫁卷》；居安樂業——《營造卷》；寄托亡靈庇佑——《喪葬卷》；悼念祖宗恩德——《祭祖卷》；渺茫中探索希望——《壬辰卷》；祈求神靈查兇吉——《占卜卷》；樹立精神防護墻——《擋卷》、攻守要秘——《黑書》等等（《中國水族文化研究》潘朝霖、韋宗林著）。這些分卷分冊中著有數萬短句（水書先生稱為家或言）點兇測吉等具體內容。《水書》不僅是測吉避兇、消災拒鬼、算過去、卜末來以及記錄各種祭祀要訣的古代要笈；同時也是穿插天文、歷法、天象、宗教、哲學、美術等內容于其中的重要文化寶庫。

水書的文字符號體系獨特，既有類似甲骨文、金文的一種漢字，也有眾多的象形文字符號，還有段落表義的圖畫文字，文本不能獨立表達意義，而要依靠水書先生據水書所載相關條目，結合口傳內容做出解釋才能具有意義。因此，幾千年來水書是靠一代又一代的水書先生通過口傳、手抄的形式流傳下來的，它是水族古文字抄本和口傳心授文化傳承的結合。

1986年出版的《水族簡史》稱水書有400多個字，而《中國水族文化研究》稱有500多個字。但水書還有許多異體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春夏秋冬、九星等單字上，按水學專家潘朝霖的保守推測，“如果每個水文字單字至少有一個異體字計算，那么水文字總量約有1600個”。

水書還揭示了水族與中原漢族的淵源。由貴州當地水書先生對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夏代陶器上24個符號進行辨認、識讀，已破譯出一半以上的符號含義，在現存的水書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與夏陶符號相同的文字。有關專家推測，利用水書中的記載破譯部分夏陶符號，表明這一古老的少數民族文字可能是夏文化遺存的一脈，并將有助于揭開困擾考古界40多年的二里頭遺址“夏都”千古之謎。說明水書與甲骨文、金文具有“姻緣關系”，水族至少在夏商時期與漢民族的發展是并列的，水族先民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之后由于民族大遷徙活動，睢人南遷，使水族語言文化由同源而分化，最后出現吸收融合的現象。

水族文化的“活寶庫”

千百年來，經過歷史的過濾和水族文化自身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水族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系，包括民居建筑、圖騰崇拜、喪葬造屋、生活起居、歌舞服飾等都有著自己的文化特點，但這些文化的元素都離不開水書。

端節、卯節等重大節慶要靠水歷測算，紅白喜事、祭祀祖先、驅邪避鬼要依靠水書擇定吉兇。水族崇拜石神，對魚、馬更有特殊情結，水族民間家家養魚，節慶餐桌必須有魚，上等的菜就是“魚包韭菜”，貴賓來時必不可少；馬的飼養也是水族文化的特征之一，這是在過去交通不便的環境下，馬可作交通工具，但更重要的是端節賽馬和人死后以馬殉葬的需要，中等以上的人家，老人過世都要殺馬相送，讓他在極樂世界里能和陽間人一樣幸福。除了牛馬等大牲畜，水族人還將小豬和稀飯作為待客的最高禮節，貴賓來了，主人都要宰殺小豬，煮上稀飯、糯米飯待客，這是最上等的接待規格了。水族的石碑、馬尾繡等各類精美圖案、民居建筑和衣著服飾等，都能充分反映水族的文化根系和圖騰崇拜，這些文化元素都可以在水書和水族民間的神話傳說中找到歷史印跡，都是通過水書和水語一代代傳承下來，并沿襲至今。

千百年來，水書以其神秘的文字結構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傳而成活并沿襲流傳至今，保留著水族遠古文明的信息，至今在水族民間仍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水書，一個僅有數百個單字的文字體系，衍生為一種神秘獨特的遠古文化并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支撐著這個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史和文明史，其獨特魅力不得不令諸多學者嘆服。

2006年6月，水書連同水族的端節、馬尾繡一起被列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水書研究方興未艾

水書是水族固有的特殊文化，能夠經歷風霜雪雨流傳至今，本身就顯現它強大的生命力。水書儲存的信息量，蘊含了水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透過它，可以穿越時空，探索水族社會發展的線索，追溯水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揭開諸多關于水族的未解之謎。

史繼忠教授在《觸摸夜郎魂》著作中就指出：“在夜郎的故土上確實產生了兩種文字，一是水書，二是彝文。”“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被稱為‘文字幼兒’的是水書與納西族的東巴文……作為歷史的活化石，水書提供了文字起源的生動材料，從中可以了解到古老的造字方法，以及漢族與水族文化的交融過程。”這種象形文字還兼有畫圖文字，極具研究價值。

自晚清莫友芝著《紅崖古刻歌》對水書關注起，世人對水書的關注和研究已有150余年的歷史。20世紀20—30年代，《貴州通志》、《都勻縣志稿》、《三合縣志稿》等地方志中也有獨立篇目對水書進行介紹。40年代，岑家梧、李芳桂等學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區進行研究。80年代后，周有光、聶鴻音等學者從水族語言、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等多方面探索了水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