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理論全文(5篇)

一、《古史甄微》的著述背景、重要論點與學術貢獻

《古史甄微》是蒙文通先生探究我國傳說時代及三代時期民族文化問題的學術名作。蒙氏《古史甄微》發表前后，正值中國傳統學術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時人曾依學術研究風氣將當時古史研究中的流派區分為舊史學派、新史學派和疑古派，①并對不同學派的學術風格作出如是評價:“所謂舊史學派者，一遵往古代代相承之說，亦步亦趨，不稍更易;或更博采諸子，以相塗附。新史學派則依地下掘得之新史料，以補舊史之偏而救其弊……惟真是求，惟信是錄，態度最為純正，成績亦特為卓異。其疑古一派，則稍窺皮毛，率爾立異，師心自用，如飲狂藥，一切舊史，目為土飯;以現代之理論，決遂古之事實;深文周納，惟意所欲，裂冕毀裳，靡所不至……”在我們今天看來，以上區分實僅屬作者一己之見，對不同學派尤其是古史辨派學術風格的評價，也并非完全公允，但從以上文字，我們大體可以領略到，蒙氏《古史甄微》發表的時代，中國傳統學術在經歷了清末民初的低迷徘徊之后，正在中西文化思潮激烈碰撞背景下經歷著新陳代謝，并向著科學和理性的方向發展。按照蒙氏《古史甄微•自序》的記述，《古史甄微》一書的撰著是受到其師廖平的一則命題的啟迪: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孫父子之間，數十百年之內，日辟日蹙，不應懸殊若是。蓋緯說帝各為代，各傳十數世，各數百千年。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土則生金，故少昊為黃帝之子。

詳考論之，可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以見華夏立國開化之遠，迥非東西各民族所能及。①廖氏命題提出于1915年春，根植于中國傳統學術并力求符合科學精神的新史學尚剛剛起步，受到西方現代科學思想和方法影響而引發的古史辨運動尚未展開，因此，從學術路徑看，廖氏的這一命題大體上未超出中國傳統歷史考據學與疑古辨偽理論的總體范疇。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的提出及由此引發的一場轟轟烈烈的古史辨運動，王國維在二重證據法基礎上古史新證的學術實踐，不斷從根本上對中國傳統史學提出大膽的質疑和挑戰。面對異彩紛呈的各種新舊學術思潮，直接師承經學大師廖平、劉師培的蒙文通先生，力圖克服舊史學之雜糅、泥古等種種流弊，試圖就傳說時代及三代時期的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全面的梳理與甄剔，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正是出于此種學術動機，蒙氏撰著了探究我國傳說時代及三代時期民族文化問題的學術名作《古史甄微》。該作發表后，長期受到中外古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值得注意的，在《三皇五帝》一章，蒙氏對流傳數千年的古史系統大膽提出質疑。蒙氏引述谷永之說和師古注釋，明確指示:“三皇、五帝之說，起自晚周”。蒙氏引證古代文獻，論及“五帝固神衹”，“三皇之說，本于三一，五帝固神衹，三皇亦本神衹，初謂神、不謂人也”。

在對“帝”、“皇”本義作文字學考察的基礎上，蒙氏指出:“撮周、秦書之不涉疑偽者而論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來，始言五帝，《莊子》、《呂氏春秋》乃言三皇……則戰國之初惟說三王，及于中葉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②蒙氏在揭發三皇五帝之說發生次第的同時，依五帝、三皇說分別始見于《孫子》、《莊子》推測:“三五皆南方之說，騶子取之而別為之釋，乃漸遍于東方北方”。③蒙氏在考察三皇說漸次發展演變之跡及三皇五帝古史系統形成過程的同時，對九皇及盤古的傳說進一步提出質疑:“上古部落而治之時，各長其長，各民其民，烏有所謂三皇、九皇、盤古之說哉!”在《歷年世系》一章，蒙氏發現，早在司馬遷著作《三代世表》時，古代文獻有關黃帝以來的年數，已無可考。班固《世經》及以下《帝王世紀》所記唐、虞、夏年數“固一家之言，未可據為征信也”。④征諸相關文獻，蒙氏發現司馬遷以五帝以來皆為黃帝子孫的說法，“自抵牾者”，⑤并由此得出結論:“三代世系之不足據，事甚明鑿”。⑥所以，蒙氏評說“鄭玄、譙周皆信《生民》、《玄鳥》之詩，共言五帝三皇傳世之遠，……則于《世本》眾家所說之紛紜繳繞，如斬亂絲，廓清摧陷而無遺也”。⑦綜上所述，蒙氏以古代文獻記載的三皇五帝體系皆晚期之說，不足信據為證，徹底打破了流傳已久的三皇五帝說，蒙默先生以此即蒙氏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⑧

然蒙氏“并非媧燧犧農兩皞祝共諸傳說而摒棄之，故與疑古者流迥異其趣”。⑨由此可見，蒙氏中國傳說時代古史研究既與“疑古派”學分兩途，同時二者之間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瑏瑠此外，《江漢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章，蒙氏在打破傳統的三皇五帝體系的基礎上，力求進一步探究上古時期的部分歷史真相。蒙氏嘗試性地提出了“太古民族三系說”。他將我國上古居民劃分為三個民族部落集團，謂其分別分布于江漢、河洛、海岱三個地區，其姓氏、部落、經濟、文化各具特點。有的學者指出，蒙先生劃分中國上古民族為三系的創說，有著多方面的意義。尤其蒙氏應用區系類型學的原理和方法研討中國古史、古文化，強調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體的分布格局，對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創始之功。瑏瑡由此可見，蒙氏“太古民族三系說”的建立，對日臻科學的中國古史體系的建立是有開創之功的。長期以來，從事古史研究的學者，一方面慨嘆上古文獻的相對貧乏，同時又注意到上古史料自身的復雜性。先秦史料“真贗錯出，非經謹嚴之抉擇，不能甄別適當”，瑏瑢對史料的考據辨疑為中國考據學的傳統。然由于時代的局限，在據守經籍，宗法漢儒學風的主導下，中國古代學者對上古史料的的辨疑長期只能停留在問題表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蒙氏《古史甄微》發表前夕，顧頡剛先生仍較為客觀地批評被譽為“新史學開山”①的王國維先生受“傳統學說的包圍”，其“《殷周制度論》根據了《帝系姓》的話而說‘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后，本可以有天下，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后，亦本可以有天下’，這是全本于秦、漢間的偽史”。②

由此可知，蒙氏突破傳統經學的藩籬，徹底打破流傳數千年的三五體系，首次提出“太古民族三系說”，其學術價值和此前不久顧頡剛先生“古史層累地造成”說③及“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④的四條法則一樣，“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⑤被學術界盛贊為是繼崔述之后中國古史學上的“第二次革命”。⑥綜上所述，蒙氏《古史甄微》“運用大量經典以外的材料去揭開早已被儒家經典一元古史觀所淹沒的古史”，“打破了古來一系相承的舊說”，學術界譽其“是革命性的論述”。⑦正因為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蒙氏有關傳說時代及三代時期民族文化問題的探究，既不同于舊史學派，亦有別于新史學派和古史辨派，而是更多地在舊史學的基礎上，借鑒現代科學方法，融入新的觀念，開辟了一條舊中有新的學術路徑。對此，時人曾對蒙氏學術理路有較為公允的評價:蒙文通先生“自樹赤幟，發明古史三系之說，以推闡往事，不偏于新，不黨于故，祛門戶之成見，治今古學于一爐，博稽眾籍，惟信是征，錯綜比較，以驗厥情;其誠不繆乎近世科學精神，而深合乎培根之歸納法矣。”⑧沿著新的學術路徑，蒙氏在打破流傳數千年的三五體系說的基礎上，“備言太古民族顯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與文化亦異”，⑨在此基礎上逐步完成了對中國上古民族、文化理論的建構。隨著中國考古學的蓬勃發展與古史研究的不斷深入，蒙氏以“太古民族三系說”為骨干的上古民族、文化理論不斷迎接著學術界的是非褒貶，但歷經八十個春秋，該理論的學術地位卻在學術界的臧否中不斷得到彰顯。在新的學術背景下，對蒙氏上古民族、文化理論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系統考察民國時期中國古史的學術傾向和中國古典學的路徑，因而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二、現代學術視野下“太古民族三系說”重新審視

摘要：通識教育在國內外各級高校中已開展多年。古文字學作為通識課程，需要建立合理的教學目標，在教學內容上科學地取舍不同階段的古文字材料。教學方法上將古文字學教學與古代史、考古學、文博學、語言文學等學科相結合，把書本知識與現實生活結合，增加學生的實用感。以求讓學生了解到古文明，同時可以借鑒不同學科間的科研方法。面對通識課的現狀，學生的學習態度、教師的教學觀以及相關評價機制都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關鍵詞：古文字學；通識課程；教學探究

一、“古文字學”與“通識教育”

“古文字學”屬于交叉學科，涉及文字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等學科。文字學作為傳統“小學”之一，曾是經學的附庸，傳承千年。隨著出土材料不斷被發現，它的研究對象不斷擴展，內容不斷豐富，考釋結論也在不斷更改。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提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些學科看上去同現實距離較遠，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還有一些學科事關文化傳承的問題，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通識教育”一般認為是“一種更加廣泛的、專業外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①。“通識教育”與我們國家長期倡導的“素質教育”有一些共同點，也有區別。通識教育作為高等教育領域中的一項教學實踐，國外實踐已久。在國內的一流大學中探索得比較早。但很多地方高校在“通識教育”領域剛剛起步。無論是通識教育還是素質教育，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通識教育，最終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國家、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優秀的人才。將古文字學納入通識教育，一方面有利于冷門學科的推廣與傳承，提升學生綜合素質，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動交叉學科的建設。

二、教學方面的探索

（一）通識課面向的對象以及教學目標

古文字學通識課是面向理、工、農、醫等非文科專業的學生。目前全國多數高校中文專業的學生，對于古文字學的掌握和了解程度也是相當有限的。高校開設此類通識課，并非旨在培養古文字學專門人才，而是針對非專業的學生進行的普及性的教育。我們的教學目標是讓非中文專業的學生了解漢字的演變的規律以及文字演變的不同階段的形態特點，結合實際的古文字材料，讓學生有更感性的了解和認識，更加深入具體地了解現在通行文字的原初面貌，熱愛漢字，更加自覺規范地使用漢字，自覺地傳承并發展漢字文化。

【內容摘要】文章以傳統技藝為基礎，融合數字技術，在人體與動物立體造型藝術比較的基礎上開展動物衍生模型創意課程研究，通過梳理二者在造型技術、美學價值以及社會意義等方面的異同關系，旨在構建高等美術院校動物造型藝術衍生模型課程體系，從而構建人體與動物造型藝術相互依存、相生相伴、融合統一的審美價值取向。

【關鍵詞】人體與動物造型;動物衍生模型;課程設計

21世紀以來，科技的全球化發展與藝術的不斷繁榮成為當下社會發展的特色，兩者的有效結合使眾多藝術與科技融合的設計作品不斷涌現。新時代藝術與科技的融會貫通已然成為較明確的發展趨勢。藝術與科技融合實現的新領域研究成果，促使高等院校課程教育改革不斷進步，在美術專業教學資源中融入科技要素成為當下高等美術院校發展的一種新趨勢。

一、課程設計基礎和背景

國外美術教育注重將科技創意思維的拓展與美術專業技能進行融合訓練，以實現在基礎美術教育中藝術與科學技術的統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通過《美國教育法》將藝術、科學等納入基礎教育以培養科技與藝術的跨領域人才，歐洲及日本等國也通過政策在教育中重點培養這類人才。在中國的美術教育中，臺灣地區臺北藝術大學于20世紀90年代通過成立科技藝術研究中心，以進行藝術與科技結合的研究和人才培養。相對而言，大陸美術高校中大多引入了包豪斯設計學院“藝術與技術融合”理念，對設計人才的培養研究較多，而較少通過美育與科技融合的實驗性基礎美術教育課程設置及改革實踐提升學生審美情趣，也較少以美術基礎課程為載體提升學生的科技與美學素養，使科技美學融入高等美術院校基礎課教育，促進高校藝術教育與科技的融合，推動高校教學中藝術創新成果向藝術衍生與文創產品轉化的課程改革研究較少。長期以來，中國的高等美術教育中的基礎造型訓練基本上是圍繞著“人”這一主題進行，人體結構、人體寫生、人物創作等課程在主流美術院校基礎課程中占據重要地位，造成學生在自己的藝術生涯中會較多關注以人為核心的命題。然而，幾十年的工業化進程不僅對中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同時也割裂了人與動物的生態聯系，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已經無法回避。藝術教育對生態、動物、植物的關注與日俱增，相關自然生態命題也是造型藝術關注的焦點，對動物的關注是極其重要的藝術課題。“如今在國內，很多領域的古動物復原都是一片空白，幾乎沒有從動物復原的角度進行模型的創建。”①基于生態自然教育的動物造型教學長期缺位，使得以動物為主題的藝術創作難覓蹤跡，諸如動物角色明星、動物影視動漫作品及其衍生品。總之，國內藝術教育體系中涉及到自然和生態命題的造型藝術教育和創作實踐研究比較薄弱和匱乏。從當前的藝術衍生品市場不難發現，衍生創意品是文化藝術消費的主要形式和內容。作為藝術教育而言，衍生創意能力的培養要基于學生藝術基礎造型能力的升華和提高，是藝術創造力融合商業創意的集中表現。然而，與作為朝陽產業的藝術衍生品的日漸繁榮相比，在負責相關人才培養和輸出的國內藝術類高校中，卻較少開設藝術衍生品專業方向（國內八大美院中僅有四川美術學院和廣州美術學院開設了相關專業），相關的師資建設、教學資源缺乏，尤其是教學體系構建顯得較為薄弱，其中的主要表現是動物造型及創意衍生教學體系的空缺。

二、人與動物造型比較及衍生模型創意課程

（一）課程研究內容

摘要：2011年4月，新修訂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將原屬文學門類的藝術學科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第13個學科門類，即藝術學門類。藝術學作為新興的學科門類，其學科體系的核心內涵大體可以歸結為“學”（藝術理論）與“術”（藝術創作）兩個層面。長期以來，在藝術教育領域大多存在著重“術”輕“學”，“術”強“學”弱的傾向。因此，加強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創新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路徑，做到“學”“術”并重，促進藝術學門類下各一級學科的齊頭并進、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學”“術”并重；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路徑

藝術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出現，肇始于19世紀末葉，一般認為形成于20世紀初期。被稱為“藝術學之父”的德國美學家康拉德•費德勒（KonradFiedler,1841-1895）認為，美學和藝術學是相互交叉但又相對獨立的兩個學科，因此極力主張將美學和藝術學區別開來；1906年，德國心理學家和美學家、柏林大學教授馬克斯•德蘇瓦爾(MaxDessoir,1867-1947)出版了《美學與一般藝術學》一書，并創辦了《美學與一般藝術學》雜志，標志著藝術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

1藝術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概況

最早將藝術學學科引入中國的是被譽為“中國藝術學之父”的宗白華先生。上世紀20年代，其從德國留學歸國后任教于東南大學，并于1926-1928年間撰寫了《藝術學》和《藝術學（演講）》兩個體系完備的講稿，首次在中國提出將藝術學從美學體系中分離，并以一個獨立的學科存在。自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學科體系建立伊始，藝術學便歸于文學門類之下。1983年3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藝術學便是文學門類下四個一級學科之一。1990年10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藝術學依然作為一級學科被納入文學門類之下。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了修訂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1997）》，在藝術學一級學科下增設了藝術學二級學科，形成了兩個“藝術學”并存的格局，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和運用上的混亂。2011年4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將原屬文學門類的藝術學科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第13個學科門類。藝術學門類下設五個一級學科：藝術學理論（1301）、音樂與舞蹈學（1302）、戲劇與影視學（1303）、美術學（1304）和設計學(1305，可授藝術學、工學學位)。藝術學學科門類的“獨立”，在我國的藝術教育領域，是一項影響深遠的制度性變革，是我國藝術發展歷史與現實的必然選擇。有學者認為，藝術學從文學門類中分離，標志著藝術學已成為與自然科學學科互補共進的人文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我國藝術學科發展的肯定。藝術學門類的設置對我國學科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和自主性，同時也伴隨著新的思考。厘清和完善藝術學學科的學理建構，不斷加強藝術學理論等各一級學科的建設，是藝術學升格為門類之后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

2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屬性

在某種意義上講，藝術學學科體系的核心內涵可以歸結為“學”（藝術理論）與“術”（藝術創作）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藝術在人類的遠古時期就已經產生，不管原始先民們最初的藝術創作動機是什么，但無論是中國的“百獸率舞”“葛天氏之樂”，還是西方的“拉斯科洞穴壁畫”“阿爾塔米拉洞穴壁畫”都證明人類在遠古時期就有了藝術創作的實踐活動。當這種實踐活動達到了一定高度的時候，就必然出現理論上的概括和總結，中國古代的《樂記》《樂論》《文心雕龍》等都是有關藝術理論的著作。所以說，理論是實踐的產物，藝術理論就是關于人類藝術實踐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反之，理論產生后，勢必會對藝術創作實踐活動起到指導作用。一般來講，藝術學學科的框架結構由一般藝術學和門類藝術學組成。一般藝術學大體相當于《學科目錄（2011）》中的藝術學理論，而門類藝術學是指音樂、美術、戲劇、設計、舞蹈等各具體的藝術學科。我國著名美學家、哲學家馬采先生曾給一般藝術學以清晰的定義：“一般藝術學的研究絕不是對戲劇、音樂等特殊藝術現象的直接的探討，也不是對宋代繪畫或顧愷之等某一時代某一作家的具體作品的解剖分析，而是以藝術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為對象作理論的考察。”藝術學理論是依托于藝術本體，以闡釋藝術的原理、批評、歷史，以及美學的本質為主要內容的學理性研究。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廣泛的、綜合的，是以藝術的整體為主的，探討的是藝術的普遍規律，是對藝術現象及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但是，長期以來作為一般藝術學性質的藝術學理論在我國的發展相對薄弱，遠落后于各門類藝術學的發展，甚至混淆于各門類藝術學的“學”。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般藝術學性質的藝術學理論，與各門類藝術學的“學”有著天然的和密不可分的緊密聯系，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融合。各門類藝術學的“學”，如音樂學、美術學、戲劇學、設計學、舞蹈學等是對具體各門類藝術學的史論研究，對藝術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藝術學理論絕不是各門類藝術學“學”的總和，二者不能互相替代。門類藝術學以其悠久的辦學歷史，豐富的人才培養成果，在我國的藝術教育領域已發展十分成熟，而且由于專業藝術院校人才培養的特殊性——專業藝術從業者，在客觀上造成了藝術學學科“術強學弱”局面的形成。因此，如何在不斷加強“術”的人才培養質量的同時，加快“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改變“術”強“學”弱的局面，做到“學”“術”并重應該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迫切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摘要：本文主要對中國音樂史進行科學化進程的研究，隨著現代化科技的快速發展中國音樂史在這個過程中也隨之壯大，是科學化逐漸提高的進程，也使得中國音樂史在研究進程中取得有效的成績。但是，運用科學的研究態度來觀察音樂史的發展進程，在這中間依舊會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因而，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科學化進程還需要提高，對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科學化進程應更加深入，科學化進程問題應該作為中國音樂史研究主要重點，應該得到有效的重視。

關鍵詞：中國音樂史；研究；科學化進程

一、中國音樂史歷史發展

中國音樂史背景是非常久遠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幾千年前，根據有關考古學者發現，中國的音樂歷史可以具體的追溯到7000多年前，中華民族是在幾千年長河中，逐漸創造了其豐富的屬于中國自己的音樂文化素養。中國音樂曾經對中國周邊多個地區的人類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從孔子時期傳到了六藝唐代的音樂樂器（胡琴）在到西方近代音樂中，中國音樂在吸納外來音樂的精華要素的過程中不斷的給自身帶來了發展，中國號稱禮儀之邦，禮儀之國，其古代人在自身人格方面的素養是相當高的，國家禮儀方面與國家文化方面都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地位。在春秋時期，孔子提出了立于禮，成于樂，興于詩的學習方式。

二、西方近代科學本質

西方近代科學其主張的主要是研究自然界，西方有關學者非常關注大自然所發生的事情，其西方學者尤其重視實踐實驗的做法，以實驗為基礎來確定事物對與否，注重實際來得出結果。在近代科學中，西方學者認為直接觀察現象并不能作為科學研究的基礎，在科學理論中，科學只認定其實驗成果，用事實依據來得出結論，這也就相當于，不能以觀察自然的現象來確定事物，而是，要采取科學性的實驗數據進行分析對比的方式來確定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有關學者達芬奇說過，科學如果不是從實驗中蛻變出來的，那么其就沒有任何的可信性，因為實驗本身就是確定世間萬物的本質。科學化進程應該遵守，用實驗事實來說話，不能以信口說了算的原則來進行，西方哲學中表達了，科學的理念不是武斷的理念，而是嘗試性的理念，其科學化是不按常理，不根據直觀來表現的，而是建立在實驗證據的基礎理論上，科學研究要有落實，踏實的人來進行，科學所推測的結果是要經過很多次的實驗來進行測試的，這也是西方近代科學化進程的主要特點。西方近代科學化進程的第二個特征是科學從不相信權威，是一種自身追求真理以及自由的精神理念，德國學者，愛因斯坦曾經運用犀利的話語指出，科學研究進程是需要精神上的自由的，可分為精神上的外在自由以及內在自由。精神上的外在自由是不會發表任何關于理論研究的見解，內在自由是自身思想上不受任何權利約束。在科學化進程中是不存在最終的真理或理論的，目前所有能用科學解釋的事物都只是暫時的，相對應的，科學是沒有永遠的真理，全部都是暫時性的結論。但是，在成功的理論都只是接近于真理的一種表達形式，最后都要讓給最新研究的理論認識，所以，在科學進程方面是不存在任何權威性的知識。

三、科學實踐與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