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全文(5篇)

一、文明世界的樣板:法國重農學派的中國觀

西方經濟學家中最先關注中國的是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這與法國“中國熱”最盛有關。法國與中國的交往開始于17世紀下半葉。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皇路易十四派衛方濟、白晉、劉應等6名懂天文、數學的傳教士到中國,以后法國傳教士陸續東來。這些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傳播西方知識,另一方面學習中文、中國歷史地理,并到各地旅行,調查各地文物,寫成大量日記、報告,寄回法國。這些著述大都先后在法國出版,如1702—1776年陸續出版的《耶穌會海外教士書信集》(共34卷,其中16—26卷是關于中國的);1739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志》;1776—1814年陸續出版的《中國紀事》(16卷)。另外,傳教士們還翻譯中國古代經籍以及文學作品,如傳教士殷鐸澤、郭納爵在1662年及稍后翻譯的《大學》、《中庸》和《論語》;傳教士柏應理1687年著的《中國哲學家孔子》;1711年衛方濟翻譯《四書》、《孝經》,撰著《中國哲學》一書;1706年白晉著有《古今敬天鑒》(該書以中國經籍論證教理)一書和《易經大意》稿本;1733年傳教士孫璋譯了《詩經》和《禮記》;1739年傳教士宋君榮譯有《書經》及《詩經》、《易經》。以上著述,雖然由于宗教偏見及研究不夠充分等原因,時有簡單化、粗略和失真之處,但它們畢竟反映了中國的基本事實,為法國人打開了研究中國學術思想之門,為18世紀的法國思想界掀起一股崇尚中國的熱潮提供了思想材料。17、18世紀登上歷史舞臺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對于忽然傳來的外國文化,特別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物昌盛的東方大帝國的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借用中國文化的外衣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

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華帝國的圣君賢相和道德觀念大加贊賞,對中國偉大而古老的文明心向往之。如伏爾泰認為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相信中國的歷史比《圣經》創世說的年代要早得多,“當我們還是野蠻人的時候,這個民族(中國)已有高度的文明了”。“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之事,就必須注視東方;東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盵1](P57-580)法國和歐洲社會對于中國瓷器、漆器、絲織品及其他許多貴重器物的愛好、搜集與仿制,也達到狂熱的程度。路易十五時代甚至發起銷毀銀器而以中國瓷器代之的所謂“日用品革命”。當時有人在英國《世界雜志》上載文慨嘆:“現在的風氣,一切都變為中國式或中國化了。椅、桌、爐櫥、鏡柜,甚至最平常的用具,無一不受中國的影響”。[1](P49)重農學派的創始人、被其門徒波多神父譽為“歐洲的孔夫子”的魁奈(1694—1774),本是一位有名的外科醫生,他研究過化學、生理學、醫學,因發表過有名的生理學論文《放血效果的觀察》和《動物結構的物理論》而蜚聲于醫學界。1749年,55歲的魁奈被任為法王路易十五的寵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醫而進入巴黎,住進凡爾賽宮,3年后,他又因治愈皇太子的豆瘡有功,被任命為路易十五的侍醫,并由國王賜封為貴族。進入首都巴黎使魁奈有機會感受當時日隆的“中國熱”;侍醫和貴族的身份又使他有機會與法國當時崇尚中國的知識精英———啟蒙學者相過從。

這一切,一方面激發了魁奈對研究中國的興趣,另一方面也影響了他對中國的評價?？螏缀跞P肯定中華帝國的文化,他主張開明專制,把中華帝國作為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倡導改革的范本。他在《市民日志》上發表題為《中國的專制制度》的論文,結合中華帝國的倫理觀念和政治制度,全面地論述他的基本思想與政治經濟學。該書共分8章:第一章,緒言(包括中國的起源、疆域和富饒、軍事實力及社會各階級);第二章,中國的基本法(包括自然法、經書、學問、教育、科舉、財產所有權、農業、商業);第三章,實定法;第四章,租稅;第五章,關于權力;第六章,行政、官吏、刑法;第七章,中國統治上的缺點;第八章,中國的法律同作為一個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原則相比較?？紊畹?8世紀,西方處于工業革命的前夜,中華帝國的繁榮富強仍居世界前列。魁奈在該書中對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薦賢制度、監察制度和稅收制度非常贊賞。關于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他說:“政府的第一個實際行動,應該是設立學校來學習這方面的知識。除中國以外,所有的國家都沒有重視這種作為統治工作基礎的設施的必要性。”[2](P400)關于薦賢制度,他說:“中國依靠了學問,經常能夠而且非常成功地防止了這些錯誤。那里在學問的幫助之下,形成了國家的第一階層,這些學問非常適合于通過理智的光輝來領導人民,使政府完全服從于那些確立社會制度基礎的自然和顛撲不破的規律。”[2](P419)

對于中國的監察制度,他也極為欣賞:“在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內,長官的一切錯誤和濫用職權的現象經常在政府的通報中頒布出來,以便使這個巨大國家的所有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對濫用權力;這樣,依靠自由的檢舉———一個穩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條件,政府的活動經常得到檢查?！盵2](P419-420)對于中國不征收人頭稅、所得稅及不向日用品征稅的稅收制度,他大為贊賞:“人本身失去財富而只得到需要;因此,賦稅不能從他們本身征收,也不能從他們勞動的工資中征取”,“向個人征的稅,例如人頭稅或者勞動所得稅,照他們看來,無疑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根據中國人的意見,同樣不能對食物或人們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稅”,“這就是數千年來中國政府走向安寧的生活所遵循的學說的基本原則?！盵2](P412-413)基于對中國制度文明的崇拜,魁奈認為中國完全可以作為一切國家的范例:“這個服從自然秩序的疆土遼闊的帝國,不就是一個穩定而持久不變的政府的范例嗎?！盵2](P420)魁奈企圖找出這個帝國古老而繁榮不息的終極原因和規律。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上帝”,就是他所說的造物主,而中國文化中的“道”、“禮”、“道德”,就是他所說的自然法或自然秩序。而實際統治之所以有效,就是由于它符合并嚴格服從這些自然法,他說:“中國人崇拜的首要對象就是上帝,他們贊美它是萬物的根源,在上帝的名字下,他們或說君主、或皇帝、或說天,意思是相同的”。[3]

“中華帝國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規律而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嗎?那些靠人的意志來統治并不得不靠武器來征服人的民族,難道不會被人數眾多的中華民族完全有根據地看作野蠻民族嗎?”[2](P420)“中華帝國建立在科學和自然法則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這種制度也就是科學和自然規律的發展結果?！盵2](P395-396)魁奈認為,中國這種由理性選擇的高效率的制度容許由智慧自由之光發揮作用:“上帝的法制……是通過由教育和對自然的研究而獲得的智慧之光向人們顯示出來的,除了由智慧自由發揮作用以外,自然界不容許有別的規律。”[2](P404)魁奈還進一步預言,由上天制定的自然秩序以及以儒家學說為指導的統治者和人民遵守自然秩序所作的努力,會使中華帝國繼續在全世界領先向前發展。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魁奈看不到深藏在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里面那些限制個人自由,扼殺創新活動,以及抑制工商業發展等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與魁奈的預言相反,他所美稱的中華帝國并沒有保持長久的繁榮,魁奈死后不到70年,中國就被英帝國打敗,未能與歐洲列強并駕齊驅,這是魁奈所沒有預料到的。另一個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曾擔任過里摩日州長和財政大臣的杜爾哥對中國也極為關心。當兩位在法國留學14年的中國人楊德望(1733—1798)和高類思(1733—1780)即將返回中國時,杜爾哥想借這兩位中國人之力,系統了解中國的經濟情況,為此他專門開列了研究中國的52個問題交給楊德望和高類思,要他們回國后進行調查,向法國政府提出報告。

這52個問題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財富、土地分配與農業”,含30個問題。主要詢問有關中國的“富人”階層,涉及擁有大量房地產者,大工業企業家,大商人,放債收息者及其財產的等級劃分;官吏與富人的關系以及高官要職的俸祿標準;土地分配狀況與耕作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買賣以及田地賣價與年收入之間的關系;稻米和小麥所占耕地面積情況;貸款利率標準;人均糧食年消費標準;工人的日工資標準及其在北京與外省的差別;土地稅收制度;糧食的自由買賣與北京糧食的年平均價格等。第二部分“工藝”,含15個問題,其中又分為造紙術、印刷術和紡織術三個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體而細致的工藝技術問題。第三部分“自然史”,含4個問題,主要是了解中國礦產的種類、分布及蘊藏情況。第四部分“幾點歷史上的問題”,含3個問題,一是有關在華猶太人的歷史和他們使用的圣經;二是有關苗民的語言、體形和膚色及其與周圍各省中國人之異同;三是習慣游牧生活的韃靼人歸化后是否采用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問題。由此可見,杜爾哥對當時傳入西方的中國知識相當熟悉,堪稱中國通。他涉獵的中國材料,已超出當時流行歐洲的幾部有名專著。為了指導兩位中國人進行調查和撰寫報告所需要具備的理論知識,1766年杜爾哥還特意寫了一篇專文,即后來單獨出版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成為經濟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對此,該書的英譯本序言在談到該書的緣起時指出:“這兩位中國學生這時已經在法國完成了學業,得到皇家的資助要回到他們的祖國去。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策源地;人們都希望這兩位中國青年能夠讓他們的歐洲東道主不斷地了解中國的內部情況。杜閣曾向他們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請求解答,因此他寫了這本書,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領悟這些問題的旨趣之所在”。[4](P10)杜爾哥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也提到這一點:“我已為我向你提出過的那兩位中國學生擬好了幾個問題;為了使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目的和意見起見,我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于社會的各種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4](P94)

摘要：完全理性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石之一，理性經濟人并未將道德、規范等非自由的假設包含在內，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存在巨大的偏差，這會對經濟學的利己假設基礎產生動搖。然而，行為經濟學把人的社會經濟行為作為其研究的基礎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理學與經濟科學融入實驗方法結合起來。有限自利、有限意志力和有限理性是行為經濟學的三個主要假設，通過適當放松新古典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使其研究更結合實際，理論結果與實踐經驗進一步貼切。

關鍵詞：理性經濟人；行為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發展與反思

(一)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價值扭曲

“經濟人假設”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則雖然存在于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之中，但并不構成行為人處理經濟活動的首要處理原則。亞當•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曾經說過，人們在處理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并不總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們會出于善心去幫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錢卻無法得到物資上的回報，只是看到受幫助之人感到快樂，便有足夠的滿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寫的《經濟分析史》中，特別論述了“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概念設計存在明顯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種概念來闡述個體主義方法論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邏輯，而只是一種能被現實運用的思維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同其他學科一樣，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實現自身的理論創新。經濟學發展的過程其實有著“百家爭鳴”的特點，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把爭論的焦點放在“米塞斯與蘭格之爭”，即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哪個更勝一籌，40年代的“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則是聚焦在當時困擾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該如何應對，60年代“兩個劍橋之爭”，在如何有效分配資源上提出了兩種主要路徑，70年代由于滯漲困擾著全球經濟，“滯脹之爭”在貨幣學派、供應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之前展開論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國家經濟活力，出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運動”(董志強，2016)。新古典經濟學在人性假設上不斷向個體的“價值”傾向。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起，經濟學的微觀層面對于博弈論研究的加深，理性經濟人假設所強調的利己原則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個檔次。在經典博弈論中，博弈的參與者對面臨的經濟活動所做出的策略決定會受到其他參與者的影響，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識”(Commonknowledge)，“理性經濟人”中假設個體是絕對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識”現象存在的基礎。鑒于這種共識的影響，博弈中的參與者通過這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本能來研究和推測競爭者的策略，然后根據預期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產生了雙方在某一行動上的行為交流和“納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動過程之中，新古典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早已在實質上發生重大的轉變，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論”現在將“個體”提出出去，從此其成為理論意義上的“個體”，并且獲得了某種特定假設的“個人”——在一切的活動中做出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并將它轉化成為自己的行動(葉航，2016)。眾所周知“節約悖論”(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為了研究微觀中的個人。勤儉節約是一種美德，可以為個人增加儲蓄，可以提高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對個人來說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為，可從整體，國家的角度來說卻并不一定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當人們的消費水平下降會引起社會經濟活動投資部分的減少，進而使國家的經濟缺乏活力，嚴重的情況下可能導致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的地步?！肮澕s悖論”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存在與實際經濟行為嚴重不符合的現象，顯示了新古典經濟學不單單把“個體主義方法論”同“整體主義方法論”直接對立起來，并毅然地選擇前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缺陷

1.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使經濟學現實應用受到框定

一、研究古典文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文獻保存不夠完整

首先，這些古典文獻經歷的時間比較長，難免會有一些破損，比如:部分地方字體缺失、書本缺頁等，這些都是影響文學研究的部分因素，甚至部分文獻歷經歷朝歷代的文人抄寫，同一本書籍也有不少版本，研究文學的資料不夠完整，很難準確理解作者的真實意圖。其次，歷史畢竟是后人書寫的，歷史背景的真實性也有待考證，這就導致了作品寫作背景的不確定性，還有些文人的作品遭到當時統治者的破壞，好的作品都沒有被保留下來，只是剩下現在殘留的部分文卷。雖然這不是現代人的原因，但對于文學研究還是有一定影響的。

(二)現在只有少數人愛研究古典文學

首先，現在有不少人一提到古典文學，第一感覺就是晦澀難懂;其次，也有人認為讀古典文獻很無趣，畢竟它要通過思考才能讀懂它，長時間跟古人作品打交道感覺人也會變得很迂腐，同時也會與追逐潮流的朋友產生隔閡;再者，了解古典文學的主題思想需要對當時的歷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是所有人都了解歷史，在文學中還存在與野史相關的作者，這對于研究者來說又是一大難題，鑒于這些客觀和主觀原因，現在很少有人想去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三)現代學術研究受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

每個時代有它自己對時代的認識，時代不同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會不同。目前的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對社會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在“”時代，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僅局限在文學領域，不能涉及政治觀念，文學研究也遭受摧殘和打擊。

摘要：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即相當于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體現出高度一致且特色鮮明的方法論特征，這種特征突出表現為：將復雜的、綜合的、動態的、具體的經濟現實簡單化、孤立化、靜態化、抽象化，通過探究個別而試圖達至對全體的認識，注重精準化而不注重模糊化，注重解釋經濟現象而非指導經濟實踐，研究的著眼點看似差異巨大但實際上思維模式一致，某一理論能夠說明一方面的問題卻難以對綜合性的經濟現象作出最終的判斷。目前我國研究經濟現象的方法主要沿襲了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存在一定差異，為改善現有經濟學研究方法提供了契機。本文認為有效的經濟學研究方法應是從整體上、歷史地觀察經濟運行軌跡并抽象出宏觀的、模糊的但帶有規律性的對經濟的認識，并著重用這種規律性的認識來預測未來的經濟走勢并指導經濟實踐。

關鍵詞：經濟學；研究方法；方法論；經濟規律

一、引言

近代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籠罩了全球并且直到今天這種體系仍未發生根本改變。在此背景下，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一直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些方法主要包括古典經濟學方法論、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凱恩斯經濟學方法論、新古典綜合派方法論等等。但西方經濟學的典型研究方法也有典型的缺陷，即該種研究方法僅能發現經濟現實中的局部的規律，并不能在此基礎上形成關于經濟現象的整體性、規律性認識，只能解釋部分經濟現象，不能預測經濟的未來走勢，即存在著理論無法指導實踐的困局。因此，當前的經濟學是一門非常尷尬的學科，主要體現在：既有的經濟學很難為人們的經濟實踐提供指導，反而令經濟實踐在一次又一次危機中掙扎。

二、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特點及優缺點

任何事物，都有其優缺點。如果研究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進程，就會發現它們突出的、共同的特點。

1、古典經濟學方法論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在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經濟理論學派。該學派秉承古典主義傳統，深信市場力量的有效性，認為如果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充分地發揮作用，就能夠很好地解決衰退、失業以及國際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宏觀經濟失衡問題，如果沒有來自政府部門的干預，私人經濟將是內在穩定的。為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依據完全信息、理性預期和貨幣中性等來否定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或相機抉擇。一般來說，政府干預市場通常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對這兩種手段均進行了否定。對于政府的財政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通過“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進行了否定。他們認為如果政府為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理性的個人將會預期政府將來一定會為彌補政策赤字提高稅收，他們就會減少當下的消費，而將一部分收入進行儲蓄，這樣政府雖然擴大了支出，而民眾卻減少了同樣的支出，因此，政府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于貨幣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們堅持古典兩分法和貨幣中性，認為貨幣只是蒙在實物經濟上的一層面紗，即貨幣決定價格，就業決定產出，貨幣對實際產出沒有影響。此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還依據“動態不一致”(dynamicinconsistency)命題來質疑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即當政府出臺某項經濟政策時，可能會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于時滯效應的存在，政策總是滯后于經濟形勢的變化，當政策出臺時，客觀經濟環境可能已經發生了改變，政府不得不考慮政策的再次調整;二是由于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政策的力度也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問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總是存在超調或調控不足的問題。據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們認為政府試圖干預市場、燙平經濟波動的想法實在是一廂情愿，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經濟波動，動態不一致問題的存在使政府政策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由此，他們得出結論:“聰明才智寓于廣大民眾之中，而非集中在華盛頓”①。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市場出清(marketcleaning)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內核，而理性預期、貨幣中性、動態不一致、彈性價格和彈性工資等假設構成了其理論的保護帶，而政策無效性命題則成為其自然而然的結論。

20世紀70年代面對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滯脹”現象，傳統的凱恩斯理論束手無策，面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興起和質疑，新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了。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秉承了古典主義傳統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繼承了凱恩斯主義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說其理論內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場的不完全性，新凱恩斯主義的關鍵步驟是通過吸收貨幣主義、理性預期主義的某些思想，對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詮釋，用粘性理論代替了凱恩斯主義的剛性學說，即新凱恩斯主義者通過調整其理論的保護帶對凱恩斯主義作了進一步發展，具體來說，新凱恩斯主義對其理論保護帶的調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于產品市場的非均衡，新凱恩斯主義者通過引入菜單成本(menucost)、長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風險和不確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從微觀層面證明了商品市場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種持續狀態;二是對勞動市場的非均衡(失業)，新凱恩斯經濟學家們通過效率工資(efficiencywage)、內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隱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錯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論證明了勞動市場的工資既不像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具有完全彈性，亦不同于凱恩斯所說的剛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對于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引入了信貸配給理論(creditrationing)證明了金融市場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種常態。粘性理論說明，自由經濟并不能保證各類市場的瞬時出清，價格在調節供求關系方面并不總是有效的。在粘性條件下，當經濟面臨各類外部沖擊時，如果任由價格和工資自行調整達到新的均衡，且不說能否實現均衡目標，即使能夠達到新的均衡，這一過程也將是緩慢并且痛苦的。這時，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就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減輕社會的痛苦。

無論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還是新凱恩斯主義，其研究對象均是市場經濟，任何一種理論或者說學派的成長都離不開與競爭對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鑒吸收。20世紀70年代末，理性預期主義的標志性代表人物羅伯特(盧卡斯提出了著名的“盧卡斯批評”(LucasCritique)①，盧卡斯認為宏觀經濟活動本質上是微觀行為個體的加總，而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中卻找不出任何微觀行為個體的影子，即凱恩斯經濟理論缺乏微觀基礎。這樣，一旦微觀經濟個體的行為或偏好發生了改變，宏觀經濟模型的預測就會出現系統性偏差?！氨R卡斯批評”提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這一重要問題，并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微觀化，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學的界線日益模糊，出現了一體的趨勢。對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來說，個體的理性預期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因此，所謂的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問題主要是針對凱恩斯主義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觀基礎的過程中，新凱恩斯主義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新凱恩斯主義者從市場缺陷出發，力圖通過考察這些缺陷條件下的最優化行為來解釋價格和工資粘性以及它們與失業和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承認貨幣在長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貨幣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經濟的作用。通過對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我們發現前者比較適合于長期分析，而后者則更適用于中短期情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有逐漸走向融合的趨勢。

經濟虛擬化:對主流經濟理論內核及其保護帶的改變

20世紀70年年代初，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人類正式進入虛擬貨幣時代，即貨幣的發行不再有相應的儲備要求，完全成為國家信用的一種表現。貨幣的虛擬化打開了世界經濟虛擬化的大門。所謂的經濟虛擬化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以有價證券、金融衍生產品和房地產等為主要表現的虛擬資產，其種類和數量以及交易規模不斷膨脹和擴張，以虛擬資產為主要載體的虛擬經濟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獨立運行，并且成為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運行模式的現象。經濟虛擬化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以實體經濟為主的經濟運行模式，并對主流經濟理論的內核及其保護帶形成了巨大沖擊，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具體說來，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經濟虛擬化的影響:

(一)價格是唯一的資源配置方式嗎?

主流經濟理論認為價格或者說是相對價格決定了資源的流向，在整個經濟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論正是通過找到一組價格來實現整個市場的均衡的。應該說在實體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個結論是沒有問題的，而在經濟日益虛擬化的今天，這一結論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是兩套完全的經濟運行系統，對于實體經濟系統來說，邊際成本對于價格的形成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在實際價格形成過程中，實體經濟部門的價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價規律，而對于虛擬經濟系統來說，主要是人們的心理預期而不是邊際成本決定了價格，這對于虛擬經濟系統內的資源流動具有決定性影響。從微觀層面來說，當前越來越多的傳統制造業涉足金融領域，比如，對于美國三大汽車公司以及像通用電氣(GE)這樣的標志性傳統制造企業，其下屬的金融公司所創造的利潤已經占到整個公司利潤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國華爾街金融性公司當年所實現的利潤占到了全美公司當年盈利的40%以上。從國際層面來說，對于國際貿易的產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釋，不管是絕對優勢學說、相對優勢學說、資源稟賦學說，還是新貿易理論，這些理論的一個共同點均是認為是相對價格決定了貿易的產生和流向，但是我們看到當前的國際分工格局，本質上是美國憑借其發達的虛擬經濟系統從全世界吸取資源供其消費，使其已經高度虛擬化的經濟得以持續運轉，而這種格局與相對價格沒有關系。因此，隨著經濟虛擬化的深入，以預期為核心的虛擬經濟日益成為另外一種重要的資源配置方式，相對價格所決定的只是實體經濟部門的資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斷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