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供給側經濟理論歷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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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給側經濟學思想其實產生已久，我國春秋時代的管仲應是鼻祖之一。目前，世界經濟面臨增長乏力新常態，如何走出困境，客觀需要經濟學新創新。另外，面對經濟新形勢，中國政府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重大經濟戰略也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學重大創新。

關鍵詞：供給側經濟學；供給側經濟改革

經濟問題總是供給側問題與需求側問題的有機統一，分析供給側問題，不可能完全脫離需求側問題，同樣，分析需求側問題，也不可能完全脫離供給側問題。但我們可以根據經濟理論分析的起點或關注點不同來對二者進行區分。起點或關注點主要在供給方面的，可以認為是供給側經濟理論；起點或關注點主要在需求側方面的，可以認為是需求側經濟理論。另外，面對經濟新常態，中國政府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重大經濟戰略也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學重大創新。

一、中國古代經濟學大體屬于供給側經濟學

管仲（約公元前730年至前645年）是中國古代社會最早對經濟學有系統思考的思想家。在現存《管子》76篇中，約有三分之二涉及經濟問題，約有三分之一專談經濟問題，這在先秦各學派的著作中是極其特殊的情況。從供給側和需求側角度看，管仲的經濟理論，總體應屬于供給側經濟學。

第一，《管子》認為，土地是財富重要的生產資料，勞動是財富的重要源泉。

第二，提倡分工。管仲主張將被統治的廣大群眾按照他們的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同時主張四大集團不能混合雜處，必須各按其職業“群萃而州處”。[1](P21,P127,P129)第三，提倡減稅。管仲在對齊國的治理實踐中，采取了大規模減稅措施。據《管子'大匡》記載：“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意思是說，在齊桓公在位19年中，將關稅稅率和商業稅率降至2%，農業稅按土地面積征收，且改為兩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時農業稅率為30%，收成中等時農業稅率為20%，收成差時農業稅率為10%；有饑荒就免征，或緩征。總之，管仲的供給側管理政策，有力促進了齊國經濟的發展，為齊國崛起并最終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好的經濟基礎。[2](P11)我國古代先秦法家李悝（約公元前450至約前390年）的經濟思想也大體屬于供給側經濟學。李悝是重農主義者，認為農業是財富的唯一源泉。“農傷則國貧”（《漢書'食貨記》）。同時，李悝重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治田則勤，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漢書'食貨記》）但為了穩定糧食價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糴政策[1](P107)，這屬于供給側和需求側有機結合的一種政策。所以，李悝的經濟思想，也有一些需求側的因素。

另外，我國古代荀子（約公元前331至約前238年）的經濟思想也屬于供給側經濟學。一是荀子主張分工，認為分工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由于各業專一，才能把技藝提高到精妙的程度。[1](P95)二是荀子認為農業是社會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是財富生產的主要來源，而工商業是不生產的，必須予以抑制。他說：“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1](P98-99)商鞅變法，在經濟方面的改革也是屬于供給側經濟學。高度重視農業，限制非農業生產活動。大力增加農業人口。實行有利于農業的租稅政策，對非農業活動實行重稅政策。“不農之征比多，市利之租比重。”（《商君書'外內》）實行土地自由買賣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秦國最終實現了強國目的。西漢鹽鐵會議上儒家反對派的經濟思想，也大體屬于供給側經濟學。

鹽鐵會議以檢查武帝以來所實行的經濟政策為名，于漢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桑弘羊及一些政府官員為現實政策辯護，而儒家則全面予以反對。儒家提出的主要經濟政策措施是：重視農業；認為只有農業才生產財富，否定工商業能致富，輕視工商業；反對經濟干涉；反兼并；堅持井田制度；反對對外貿易；提倡物物交換，貨幣鑄造權回歸民間；消費提倡節儉；在租稅上堅持什一之稅的農業稅，反對重稅。[1](P225-229)儒家提出的上述政策措施，重點大都在供給側方面，而不在需求側。當然，我國古代也有一些經濟思想屬于需求側經濟學。如范蠡的經濟循環論和貿易思想，還有桑弘羊的重商思想等。但總體看，由于我國古代社會總體堅持重農抑商政策，所以我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學，應總體屬于供給側經濟學范疇。

二、西方經濟學是供給側與需求側經濟學呈交錯結合演進趨勢

重商主義是需求側經濟學,由于把金銀看成是財富的最佳形式，重商主義必然是需求導向的。西方的重農學派是最早相對成熟的供給側經濟學派。重農學派核心是重視農業的供給，其主要思想具體包括：將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到經濟思想中，認為人類的經濟規律應同自然規律相協調；提出自由放任，反對政府管制；重視農業，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生產性的；認為應該只對土地所有者征稅；從供給側角度對經濟流程進行了分析，如魁奈的經濟表。古典經濟學大體屬于供給側經濟學。有些學者在著作或論文中認為古典經濟學屬于需求側，這是不準確的。

從古典經濟學的總體特征看：首先，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基礎，這是供給側，不是需求側。其次，在政策取向上，古典經濟學堅持自由放任，但目的主要落腳于促進供給側的效率，并通過供給側效率的提高，最終實現社會效率的提高。如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斯密認為，通過自由競爭，通過看不見的手的引導，每一個生產者和商人不得不努力提高產品質量，不得不盡可能降低銷售價格，最終實現社會總產出最大化。最后，在價值論層面，古典經濟學大體堅持勞動價值論，這也是供給側，不是需求側。

薩伊雖然提出薩伊定理，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但薩伊理論分析的落腳點是在需求側，而不是供給側。在《政治經濟學概論》[3]這本書中，薩伊第一篇論述財富的生產問題，第二篇論述財富的分配問題，第三篇論述財富的消費問題，其中第三篇構成了全書分析的落腳點。另外，薩伊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所以，總體看，薩伊和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相比，其需求側分析所占的成分應更大，而不是更少。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體應屬于供給側經濟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堅持勞動價值論。另外，馬克思關于生產所有制的理論，關于資本集中的理論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理論分析，都是立足于供給側方面，而不是需求側。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給側，而不在需求側。

對于新古典經濟學，有學者認為是屬于需求側經濟理論，這種觀點也是不準確的。古典經濟學應是供給側與需求側的一個有機綜合。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既有消費者均衡理論，也有生產者均衡理論。而生產者均衡理論，應屬于供給側。另外，一些學者將凱恩斯經濟理論完全歸結為需求側經濟學，此觀點也值得商榷。

凱恩斯經濟學雖然強調需求導向，但也有供給側分析的因素。如投資需求，本質就屬于供給側。從整體的理論分析看，凱恩斯理論應是需求側和供給側的有機結合，是在供給與需求的結合中，尋求國民收入和就業的均衡水平。另外，關于供給學派，大家普遍認為是屬于供給側經濟學，此觀點也是一值得商榷的觀點。因為供給學派在實踐上具體落實為里根經濟學，而里根經濟學的減稅主張，既包括減供給方面的稅負，如企業稅，將原來最高46%的五級稅率改為最高34%的三級稅率；也包括減需求方面的稅負，如個人所得稅，將最高稅率為50%、最低稅率為11%的15級累進稅制改為15%、28%和33%的三級稅率。[2](P126)最終供給學派的政策效果是既體現在供給側方面，也體現在需求側方面，是兩方面效果的綜合。

總體看，西方經濟學演進是供給側經濟學與需求側經濟學有互相交錯演進的趨勢，但越往后，供給側與需求側又有一種互相結合演進的趨勢。目前，面對經濟形勢新常態，中國政府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重大經濟戰略也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學重大創新。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構建思考古典經濟學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提供了巨大紅利。

凱恩斯經濟學為戰后資本主義提供了黃金紅利。但從2007年開始，世界經濟總體又陷入長期增長乏力的境況，而原有經濟理論又提不出有效解決辦法，或實際成效不大，這種情況表明原有經濟理論紅利已經基本喪失，經濟學客觀需要有重大創新。經濟學如何創新，積極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條正確戰略。下面筆者就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談一些不成熟看法，請大家指正。

總體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應是對以往經濟學的總體改革和創新。具體而言，應包括如下若干方面內容。從構建理念看，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應是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的總指導理念。五大發展理念之間互相嵌套，互相支撐，是一個總的有機框架。比如，創新，離不開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而協調又離不開創新、綠色、開放、共享等。所以，堅持五大發展理念，必須要堅持五個方面的有機統一，缺一不可。從價值論基礎看，勞動價值論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應堅持的基本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真正科學的價值論。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須要堅持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勞動價值論是以人民為中心原則在經濟學上的具體實現。從發展動力看，面對一些久治不愈的頑固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需要構建綜合動力體系，應實現三重動力的有機耦合。

第一重動力是經濟層面動力，包括要素動力和結構動力。要素動力主要是要進一步提高要素生產率。目前，我國由于要素生產率不高，也制約了勞動就業率進一步提高。結構動力主要是要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如何優化產業結構，一是需要堅持新重農主義，新重農主義核心是要著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市場競爭力；二是第二產業發展要堅持循環經濟總方向；三是大力提升第三產業質量。如何優化區域經濟結構，需要對落后地區進行重點投入和建設。另外，城市化布局要與經濟布局協調推進，不同規模城市應體現不同產業特征。最終通過結構調整，提高結構整體素質。第二重動力是制度層面的動力。制度動力主要是要進一步推進制度的公平建設。包括微觀制度和宏觀制度建設，都需要更多體現公平原則。在短期內，公平與效率可能有沖突，但從長遠和全局看，公平與效率本質是統一的。第三重動力是精神層面的動力。精神動力是深層持久動力。越是歷史悠久的國家或地區，精神的元素在發展中所產生的影響越大，越要重視精神建設的力量。建設精神動力主要是要進一步建設精神文明，核心是要進一步培育社會的利他精神。利他是推進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而利己只有通過特定的市場制度約束才能轉化為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建設利他精神，最關鍵是要培育奉獻意識、誠信意識、敬業意識等。另外，三重動力之間應實現良性互動和有機耦合關系，并最終通過良性互動和有機耦合形成強大新合力，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強大推進力量。

從資源配置目的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資源配置的最終目的是最大程度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水平，包括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等多個方面。這是最廣義最高層次一般均衡，不是經濟層面一般水平局部均衡。

從學科建設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多學科知識的支撐，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將體現多學科綜合特點，包括哲學、歷史學、數學、心理學、生理學、環境學、文化學等，都應納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分析理論框架中。從分析問題的切入點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將立足于供給側，從供給側方面尋求解決關鍵問題的主要方法和主要途徑。

從解決經濟問題的著眼點看，重點是結構性改革，通過結構性改革，最終對原有經濟結構實現一種總體性新建構，并最終實現將數量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質量型的經濟發展模式。

從時間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將是長期經濟學，將立足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尤其對于凱恩斯的短期經濟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將對其進行徹底揚棄。

從空間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學，將是大視野宏觀經濟學范疇，是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問題綜合到一體的總體考慮和通盤配置。

從政府職能看，供給側經濟學需要政府守住三大核心職能。因為自由市場競爭是按照私人邊際收益等于私人邊際成本原則來進行決策，這會導致市場出現三大困境：一是公共精神困境；二是公平社會困境；三是公共產品困境。如何解決好三大困境，政府應按照社會邊際成本等于社會邊際收益原則界定自身行為邊界，以此彌補自由市場競爭之不足。具體而言，政府核心職能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要著力加強公共精神建設；二要著力加強社會公平建設；三要著力加強公共產品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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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圭武.新常態新路徑中國改革再思考［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

作者：宋圭武   單位：中共甘肅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