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教集團助推精準扶貧的戰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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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準扶貧”是我國新時期新階段扶貧工作的重大創新和戰略選擇。職教集團與精準扶貧兩者具有互生性，職教集團精準扶貧體現著強大的內驅力。職業教育“單兵作戰”式的傳統扶貧方式存在著扶貧對象不準、資金投入不足、保障措施不力、脫貧成效不明等諸多困境，而職教集團相對傳統職業教育扶貧方式來說中具有資源整合的獨特優勢。依托職教集團內部構成的多樣性、資源的豐富性和利益的一致性，能夠形成一套以政府主導、校企和科研院所共同參與的“政產學研協同”的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模式，通過政府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通過精神扶貧和文化引領，通過集團精準發力和產教協同，確保“精準扶貧”有力、務實、長效推進，最終打贏扶貧攻堅戰。

關鍵詞：職教集團；精準扶貧；頂層設計；文化引領；產教協同

扶貧工作是關系到國家政治穩定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國計民生問題。黨的報告指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責任制，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1］職業教育是使貧困人口“挪窮窩”“拔窮根”“摘窮帽”的有效方式。［2］就職業教育而言，多年來一直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對以老、少、邊、窮為主體的地區進行著扶貧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離“精準扶貧”的要求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除了扶貧的內容、途徑和手段等因素的制約外，職業教育不同單位“各自為戰”的傳統扶貧方式事實上也在消解著職業教育的扶貧深度和力度。因此，在職教集團快速發展的今天，充分發揮職教集團的協同作戰優勢來推進“精準扶貧”必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內需：職教集團發展與精準扶貧的互生關系

“職教集團”與“精準扶貧”之間存在密切的互生關系，這種互生關系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職教集團的優質發展能夠更有效地推進“精準扶貧”；“精準扶貧”的深入開展將會以反作用的方式促進職教集團的供給側改革，從而完善職教集團社會服務功能。首先，職教集團的優質發展有利于推進“精準扶貧”，“精準扶貧”工作需要職教集團的協同服務能力和優勢。“精準扶貧”是職業教育社會服務功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這種扶貧在歷史上大多是以“科教（技）興農”的名義來進行的，主要內容是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實踐的主體是各個不同的職業教育機構，組織的方式是各機構自行依據所在區域鄉、鎮、村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地進行科技扶貧。盡管不同的教育機構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科教興農扶貧點，名為“科教興農示范鄉（鎮、村）”“精準扶貧示范點”等，但毋庸諱言，上述種種做法形式大于實質，并無真正的脫貧收效。究其原因，那就是在完成“精準扶貧”艱巨任務過程中涉及到政策、項目、資金、技術、人才、市場、風險等諸多問題，任何一個單位都無法獨力解決。當年著名的“太行山道路”事實上也并不是河北農大獨立闖出來的，它先后由河北省科委、省政府各部門聯合支持，后期又成為國家“星火計劃”重點支持的項目。相較于各教育機構的獨立扶貧行為必然遇到的難以克服的困難，以具有政產學研緊密結合特征的職業教育集團的組織方式來遴選扶貧對象并進行扶貧，則足以具備克服這些困難的優勢，產生實效。從貧困落后的地區看，他們所需要的并不是一時送米送面送錢，也不是派幾個科技副鄉（鎮）長，他們需要的是有政產學研相互協調配合的，政策保障力、人財物投入力、項目培育力、市場開發力等都很強的長效性扶貧體制機制，而目前看，能做到這一點的非職教集團莫屬。其次，“精準扶貧”工作的深化有利于促進職教集團發展質量的提升，職教集團發展需要通過“精準扶貧”來診斷，并不斷改進其社會服務職能。職教集團的功能當然不止“精準扶貧”，它要為社會各個方面培養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需要的技術技能型人才。黨的提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鄉村振興戰略”，鄉村不振興，農民的小康生活就實現不了，沒有占總人口比例接近70%的農村與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中國的現代化。職教集團可以為其他方面添磚加瓦，使其錦上添花，但它決不應避開“鄉村振興戰略”。當“精準扶貧”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任務時，當這一任務不可能由一所職業教育機構以“單兵作戰”的方式來實現時，職教集團則應承擔這一任務。當然，職教集團要真正地承擔起這樣一項歷史使命，也并非輕而易舉，它需要打破原有的習慣性辦學模式，從“精準扶貧”的“需求側”實際需要出發，診斷出自身的不適性或缺陷，有針對性地進行“供給側”改革，形成順暢、有力、長效的體制機制。總之，職教集團與精準扶貧是利益共同體。職教集團的發展過程中應該也必須擔當起推進“精準扶貧”的重任，而做好“精準扶貧”的過程，也自然而然地成為職教集團提質增效的過程。對職教集團而言，“精準扶貧”的奉獻中包含著索取；對扶貧對象而言，索取中包含著奉獻，兩者互利共贏。因此，如何加快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發展，使職教集團反哺地方經濟發展，如何為精準扶貧工作進行頂層設計和精心布局，成為了職業教育理論界的研究熱點和時代主題。

二、優勢：職教集團助推精準扶貧的協同特色

當前，國家特別強調職業教育精準扶貧的歷史使命，但因“各自為戰”的傳統扶貧方式無法解決在扶貧體制機制、人力資源、投入與管理、技術研發及創新創業項目孵化等方面的問題而造成淺表性、碎片化、低效能的“粗放扶貧”困境，而職教集團的體制機制特征所展現的協同優勢，無疑會有效克服上述缺陷，更好地推進精準扶貧。

（一）政策的協同優勢

在傳統的扶貧過程中，各教育機構即便是主觀上想做好扶貧工作，但實際中遇到的困難相當多，最大的困難是相關政策問題，譬如投入與收益政策、人員補貼政策、產業孵化政策等，而一個單獨的教育機構自己又沒有制定所需政策的權力，因此，很多具體工作就無法開展起來。然而，職教集團通常是政產學研諸要素的集合體，因有政府參與其中，就可以根據“精準扶貧”需要而制定專門的政策，形成撬動“精準扶貧”的多重杠桿。國家雖然在《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號）、《關于深入推進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意見》（教職成〔2015〕4號）等文件中提出了提升職業教育集團社會服務能力的要求，但只是一種方向引領，而不是實踐方案。職教集團“精準扶貧”優勢的發揮必須借助具體、切實、可行的政策體系，而這樣的任務對于融入職教集團中的政府部門來說完全能夠完成，并且制定的政策真正能夠體現出迫切性與準確性，引導各方面協同行動，從而形成扶持政策的疊加效應、乘數效應，使政策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資源合力，發揮扶貧資源的匯聚效應與協同效應，促進貧困人口安穩致富。

（二）人力資源的協同優勢

精準扶貧離不開智力支持和人才服務。傳統扶貧過程中，人才力量單薄，在很多方面力不從心，職教集團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這些問題。政府的介入，使“精準扶貧”工作在內引外聯方面發揮獨有的人脈優勢，做好需要協調的各方面工作。職業院校可以發揮人才培養和專業建設優勢，通過學歷教育和非學歷的定向委培、職業培訓、技術指導等形式為貧困地區培養人才；還可以與科技院所等部門一道形成技術研發優勢，為貧困地區輸入脫貧致富的項目和手段。行業企業專家和技術人員往往比學校教師更具有技術操作優勢，能夠通過面對面的技術技能指導和培訓，為當地特色產業的發展提供技術和人才支持。同時，集團還可以利用企業家的經營之道、學校的文化優勢、科研院所的研發設計能力、政府的協調能力系統地設計貧困地區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實現全面脫貧。

（三）投入的協同優勢

“精準扶貧”無疑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資金、技術、設備、人員。然而，任何一所教育機構的資源都是有限的，這也是多年來傳統扶貧實效性差的物質性約束。職教集團是由數十、數百個政產學研成員單位構成的組織，如果能夠準確地選好扶貧對象，設計好實施方案，由若干單位來共同分擔扶貧的投入，則不會有太大的負擔。當然，投入的協同并不是投入均攤，而是在政府部門的協調下，以總體均衡為前提，發揮各單位的資源優勢，以價值、實物、技術、信息等形態共同投入，這樣，就不僅僅產生協同投入的優勢，而且，因為這種投入的可持續性也將為“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奠定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

（四）服務的協同優勢

集團可以根據實際扶貧需要，由政府制定實施諸如“農民技術員培養工程”“現代農業技術培訓工程”“農村師資培訓工程”“青年農場主培訓工程”“進村入戶培訓工程”之類的服務工程，并依據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匹配相應的資金，由集團中的不同單位承擔實施。學校可以發揮專業優勢和文化優勢，提供人才、技術技能、文化素質服務；企業可以發揮自己的產業鏈、價值鏈優勢，與學校、科研院所聯合開發、孵化適合貧困地區的產業項目。這樣，就能夠形成各有側重、各司其職又協同推進的社會服務網絡。通過培訓服務把農民調動起來，再由這些農民把科技資源帶到農村一線，充分發揮新型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作用，實現變輸血為換血，使技術常下鄉變為技術常在鄉。

三、方略：職教集團助推精準扶貧路徑考量

政校企行聯動、成員單位合作緊密、職業教育資源豐富的職教集團為助推精準扶貧提供了有效的平臺和保障。在供給側宏觀背景下，應打造“政府主導、校企參與的‘政產學研協同’”的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模式，充分發揮職教集團“精準扶貧”的優勢與協同作用，打造集團品牌，發揮示范效應。

（一）加強政府統籌，重視政策引領

1.強化頂層設計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職教集團實施精準扶貧首先不可或缺的就是全局的、頂層的制度設計，能勝任此項任務的自然是集團中的政府部門。我國政府在實際扶貧過程中，有過非常成功的典型經驗——“雨露計劃”。該計劃的成功首先歸功于國家對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以及科學有效的頂層設計。因此，政府在“精準扶貧”中始終要堅持對人民負責的原則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站在全社會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落實“六個精準”，對準扶貧區域和貧困對象，并與其他各方面一起調研貧困癥結，商討如何精準施策，從而形成統一行動部署，使各集團成員對自己所負擔的“精準扶貧”義務目標清楚、進程明了，扶貧工作重點突出、形成合力，避免執行過程中要求泛泛、可做可不做的理論扶貧狀況。

2.強化體制建設

按照形成的統一戰略部署，集團內的相關單位必須建立、健全具有強大執行力的“精準扶貧”體制。既要在集團內建立統一的“精準扶貧”領導機構，專門負責宏觀策劃、部署、落實和管理，也要在每個參與方內部建立“精準扶貧”辦公室，配備必需的專職人員，圍繞集團整體扶貧方案專門負責起草、修訂各單位行動計劃，并牽頭組織實施和監督。

3.強化機制建設

一是資金投入與管理機制。實施集團化“精準扶貧”，政府應該根據“精準扶貧”整體部署，按照國家相關要求，加大投入力度，解決扶貧資金的主體來源，其他各成員單位也要負起相應的責任。對公有制單位，由政府對其實際經濟能力進行考察，而后指令性安排其資金投入數額，同時也可以實施“重大專項”傾斜政策。對于非公有制單位，譬如企業，國家可以通過價格、稅收、產業政策等杠桿來驅動其主動投入。各成員的資金投入并不由各單位自己去運用和管理，而是納入到集團內，由“精準扶貧”總領導機構統籌安排。同時，對這些專項資金的使用和流向要進行嚴格監控，實行收入與支出的雙線管理，堅決杜絕濫用、套用現象，努力實現扶貧資金效益的最大化。［3］二是人員投入與激勵機制。“精準扶貧”離不開人才；“精準扶貧”又必然是一個長期深入基層、充分體驗艱苦環境的工作過程。為更好地調動各方面人員參與“精準扶貧”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確保必要的、優質的人力資源投入，僅靠無私奉獻還遠遠不夠，還需要自上而下形成保障有力的激勵機制。譬如建立“精準扶貧”杰出貢獻獎勵基金、職稱待遇提升關聯機制、職務考評和優先提拔制度、豐厚的“精準扶貧”津貼、科技成果助推“精準扶貧”獎、產業孵化創新貢獻獎等。三是扶貧效果的監測機制。無論是完成方案中的階段性任務還是完成整體方案的全部任務，都要由集團專門負責機構組織、貧困地區當地政府牽頭負責、第三方機構參與，對“精準扶貧”工程的實施和收效進行及時監測，總結、推廣先進經驗，獎勵先進人物，同時也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提出整改方案。這就需要制定扶貧驗收的科學指標體系，這一指標體系中必須包含三個主導價值取向：從關鍵點看，監測點應放在幫扶對象的收入、支出、住房、身體狀況、教育等方面；從公認性看，應把各方面認不認可作為扶貧成效的根本標志，采用貧困戶戶主、驗收人員、施策負責任人共同簽字確認的方式，以免“數字脫貧”或“被脫貧”狀況發生；從深刻度看，要檢驗脫貧是暫時的、表面的、急功近利式的，還是在當地產生了永久的造血機能，以避免返貧。沒有嚴格的驗收檢測機制，“精準脫貧”就很難精準落地。

（二）重視精神扶貧，加強文化建設

1.改變貧困的思想之源

貧困生成的原因有物質資源匱乏、氣候環境惡劣、信息閉塞等，但最根本的往往是在精神意識和心理認知方面存在著沉疴痼疾。思想落后，不僅直接導致人口、教育、經濟、社會等一系列問題，而且“等、靠、要”的思想還會直接制約著“精準扶貧”的深化。例如，安于現狀、因循守舊的思想觀念極大阻礙了貧困地區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信念與動力；經濟上的小農意識、社會觀的重男輕女和“多子多福”思想等，導致眼界狹隘、人口素質低下、社會混亂等問題。因此，職教集團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切不可只注重物質和經濟上的投入，而要對落后、保守的思想格外關切。在率先解決現代信息技術條件的前提下，通過電視、電影、優化文化下鄉等生動活潑的形式進行輿論宣傳，這樣不僅可以開闊貧困地區人們的社會視野，使他們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而且那些靠勤勞致富的能手、創業就業的先鋒會內化為他們學習的榜樣，使勤勞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能力改變命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等思想觀念逐漸成為其主流意識，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這也是強調的“扶貧先扶志”的真正內涵。

2.改變貧困的教育之源

貧窮和愚昧往往具有共生關系。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僅靠宣傳是不夠的，“精準扶貧”僅靠外來的“輸血”也是不夠的，最根本的是要通過教育扶貧，從根本上改善貧困落后地區的人口素質，為這些地區培養出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農村建設者、創業者，使其成為愛農、務農的新型職業農民，這正是“扶智”的本義。智有兩種形態，一是知識形態，一是技術技能形態，“扶智”就是要扶知識、扶技能。為此，職教集團在扶貧過程中要把貧困地區的教育脫貧放在重要位置上，充分發揮各成員單位優勢，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實施教育扶貧。例如：整治校舍，改善辦學條件；創辦鄉鎮圖書館；建立師資義務輪流派駐機制，分享優質教育資源；開展貧困地區教師培訓，不斷提高當地教學水平；為在校學生提供獎、貸、勤、補、減等形式的資助，保證入學率；發揮集團協同服務優勢，開展貧困地區群眾技能培訓，提升其脫貧致富本領；等等。

3.改變貧困的治理之源

治貧除了解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問題外，還要解決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問題。環境具有塑造人的力量，整潔的村容村貌能夠促使群眾精神面貌的改善；民主管理則會改變封建專制的“一言堂”，能夠調動、匯聚群眾的力量，形成改變貧困落后的民意，并用科學的管理鞏固住“精準扶貧”所取得的成果。為此，職教集團可以發揮人才優勢，對扶貧區域的鄉村進行村容村貌規劃，形成漸次展開的有效方案，根本改變落后狀況，生成人居環境優雅、民眾安居樂業的景象。同樣，集團可以發揮政府行政治理、企業管理、院校教育等優勢，通過定期開設干部培訓班、舉辦典型報告會等形式進行民主管理培訓，不斷提高鄉村干部的管理素質，把村民自治制度與國家法治、群眾當家作主要求結合起來，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共同治貧脫貧。

（三）集團精準發力，產教協同扶貧

1.深化校企合作，共育科技人才

精準扶貧工程對人才的需要越來越迫切，這就需要職教集團發揮辦學主體優勢，完善專業人才的培養機制。集團應積極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深入推進校企雙元的雙主體辦學模式改革，保證人才培養質量。［4］以“現代學徒制”為契機，系統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拓寬職業教育人才多樣化成長通道。學生要經常到貧困山區鍛煉，了解貧困山區的現實情況，了解社會治理體系，在實際就業工作中堅定理想信念、了解國情民情、全面成長成才。集團也可以根據精準扶貧工作實際需要，對農村戶口的學生開展“訂單式”培養，依據貧地區產業特點，有針對性地培養科技人才，根據崗位和專業確定課程體系和培養計劃，加強學生職業道德和社會服務意識，鼓勵學生回到家鄉積極投身扶貧事業中去。

2.積極引導企業，設施資源共享

積極引導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民生工程。企業參與扶貧開發既要有利可圖，但又絕對不能唯利是圖。要求企業不唯利是圖，就是要堅持義利兼顧、以義為先，把解決貧困群眾的燃眉之急、發展之需放在第一位，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與他們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要通過加強校企之間、校際之間共建共用校內外實訓基地、技能鑒定機構、培訓中心等形式，發揮資源的綜合效應，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保障集團內部資源對于精準扶貧工作的有效供給，依照集團相關章程，保證集團實訓基地的設施資源在使用和管理過程中良性運行，建立健全內部設施資源的管理與共享機制。保障集團內部成員合理分配設施資源助推精準扶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建立健全各主體間共享的利益平衡補償機制。

3.加強師資建設，提升社會服務

一是要利用職教集團的優勢，聘請校外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教學能力的專家到需要幫扶的地區參加巡回講學活動，將科學知識和技術技能帶給群眾，建立集團教師與專家資源庫，建立教師與企業專家結對聯系、相互交流機制，實施集團院校成員單位間教師互聘，開展學校教師、企業專家進山區活動。二是要努力培養“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鄉土教師，提升貧困山區職業教育水平，努力造就一支素質優良、甘于奉獻、扎根鄉村的職業培訓宣講團，為精準扶貧的職業培訓服務提供堅強有力的師資保障。

4.技術引進下移，研發科技平臺

集團圍繞當地區域特色產業發展，指導群眾開展農業新品種、新成果、新技術的轉化、集成、示范活動。在政府的支持下，依托集團各成員的科技、人才、基地、信息等有效資源，結合貧困地區的農業資源條件和現代農業發展特點，大力開展高端技術引進和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普及，建立科技創新平臺，將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使其成為培育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載體。集團應扶持地區建立科技研發平臺，以農業教學科研示范基地為中心，以農業科技培訓體系為支撐，形成密切聯系、相互協作、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開拓職教集團科技研究成果進村入戶的新通道。為科技示范戶、農業生產專業戶、涉農企業、農村專業協會提供技術、信息和服務，帶動農民開展農業規模化生產、產業化經營，促進農業向集約化方向發展。［5］繼續深入開展科普下鄉宣傳活動，以舉辦科普講座、開展特色農產品種植實用技術培訓、實施農業科技攻關項目等多種形式，將科技下鄉活動向縱深推進，讓農民得到實惠，不斷提高貧困群眾科學素質和科學種植技術水平，從而實現徹底脫貧。

5.激發社會力量，拓展扶貧渠道

職業集團中的社會組織是資源配置的一種補充性吸納機制。［6］精準扶貧工程的展開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和支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要求：“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參與扶貧開發，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職教集團應拓展扶貧思路，增加服務渠道，做好社會組織扶貧方式的“聚”“散”結合。為了使服務更加多樣與便捷，引導社會組織除了購買政府性質的項目服務以外，還可以拓展服務思路，探索以“匯聚”與“疏散”的方式拓展社會資源，通過這些方式將各方分散的社會資源進行整合和凝聚，投入到扶貧事業和需要幫助的困難群體身上。另一方面，引導社會組織充分發揮人數多、人脈廣的優勢，幫助貧困地區招商引資，把社會資源和技術服務送到農戶，將自己掌握的技術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推動貧困人口內部持續互助。民間資金力量參與扶貧，結合自身的經營狀況量力而行，同時盡量將自身的行業優勢與幫扶的貧困村產業發展結合起來走一條產業扶貧的道路。［7］因此，有關部門可以出臺相關激勵政策，進一步整合民間公益資源和力量，促使更多民間公益力量參與“造血式扶貧”，為打好扶貧攻堅戰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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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育松 單位：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