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史料及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代文學史料及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文學史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就它的結構來看,大體可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史料確認。史料確認限于史料本身,主要是查詢史料的有無,確認史料的真偽和時代、作者等。史料確認屬于實證研究。從研究方法上看,古代文學研究在這個層次上,與自然科學研究相同,唯客觀,忌主觀,使用的基本上是形式邏輯的方法。二是體悟分析。文學史料,特別是作品史料蘊涵著豐富深厚的思想感情。人生活在思想感情的世界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對文學的研究,就總體而言,一般不會滿足于、也不應當滿足于史料確認這一層次,不會單純地把文學現象看成是一種史實,而往往是要超越這一層次,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體悟分析層次,或審美體悟,或思考史料出現的原因,或探討史料蘊涵的思想感情,或總結某些規律。由于人們觀點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對同一文學史料,常常會有不同的體悟分析。體悟分析是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層次。史料本身是沒有生命的遺跡,自己不會言說。史料本身又常常是孤立的、分散的,彼此之間的聯系往往是隱藏不露的。史料只有經過人們相繼不斷的體悟分析,才能使人們理解。在這一層次上,史料同體悟分析者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系。三是價值評判。文學史料價值評判是在體悟分析的基礎上,對史料作價值評判。價值評判的生發,是研究者不滿足于對史料的體悟分析,而是把自己擺在高于史料的位置上,根據個人、集團、社會的認識和需要,制定價值評判標準,對自己所接觸的文學史料的意義、作用、地位等作價值評判。就文學研究的整體而言,人們對于各種文學現象,總是會有這樣、那樣的評價。

文學現象很難回避在歷史中被評價的命運,它們的意義正是在歷史的評價過程中得到體現的。體悟分析層次和價值評判層次同史料確認層次不同,在這兩個層次上,研究者的歷史觀、文學觀和審美情趣等都介入了,都會起很大的作用。通常所說的文學研究具有主觀性,主要體現在體悟分析和價值評判這兩個層次上。史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人們要體悟分析它,要評判它。從這一角度來看,沒有人們的體悟分析和價值評判,史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四是表述。文學研究經由史料確認、體悟分析和價值評判三個層次之后,最終要靠表述來體現和傳播。沒有表述,對文學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和價值評判,都是無形的,不可能傳達給讀者。表述主要憑借的是語言文字。這是文學研究不可缺少的。語言文字表述,可以因時因人而異,應當允許和倡導各種表述風格。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清楚、順暢,無文字障礙,要簡練。成功的表述,往往是研究者好的品質和思想成熟的體現,不僅能把研究的成果表述清楚,而且還能引發人們的思考。需要說明的是,上面所說的四個層次的劃分是相對的。實際上在實踐過程中,雖然各有側重,但很難截然分開,也不可能完全是依次進行的。人們在確認史料時,選擇哪些史料,確定史料的真偽,往往離不開體悟分析和價值評判。在作價值評判時也不可能離開史料確認和體悟分析。

在表述時,也總是伴隨著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和價值評判。從學理和方法上來看,上述的四個層次盡管各有側重和要求,不過有一點是一致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各個層次都必須以史料為基礎。在史料確認的層次上,要考察某些史料的存佚,辨別史料的真偽,一個關鍵是要依靠其他史料。在后三個層次上,盡管研究者主觀介入了,但對于一個嚴肅的研究者來說,他的體悟分析、價值評判和表述,都不能是隨意的,而是必須植根于史料,生發于史料,必須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總是要受到史料自身的限制。不以真實史料為根基、不受史料限制的體悟分析、價值評判和表述,是無本之木,是無源之水,是虛假的。體悟分析、價值評判和表述要摒棄以各種形式臆造的文學史料。因此,文學史料對體悟分析、價值評判和表述有內在的箝制力。史料不等于歷史本體,但史料源于歷史本體。史料對體悟分析、價值評判和表述的制約,說到底,是歷史本體對它們的制約。但歷史本體是已經發生過的,是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存在,研究者不可能直接接近它,把握它。研究者能夠直面的是史料。所以,從文學研究的整體和系統來看,文學史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史料是文學研究的基礎,還在于史學這一學科有其自己的特殊性。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論及科學與史學的區別時指出: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不可不知事物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①王國維論史學的特點,特別強調史學重在探求“求事物變遷之跡”和“其變遷之故”,這是由于史學研究的對象是已經發生的事物及其原因。

“事物變遷之跡”和“其變遷之故”,都是一定的時間的產物。而時間轉瞬即逝,不可逆轉,事物的產生和變遷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復,所以羅志田認為:史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主要特色是時間性,而其研究的對象為已逝的往昔這一點決定了史料永遠是基礎。②整個史學是這樣,作為史學的一個分支的古代文學史研究,也是這樣。科學研究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實事求是的過程。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來說,“實事”指的就是史料。“文不虛生,論不虛作”,研究問題不能憑主觀、想像,不能靠一時的熱情,而要依據客觀的事實。這一點,中外古今的許多偉人和著名學者,都有極為精辟的論述和卓有成效的實踐。馬克思說過:“研究必須收集豐富的資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③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也特別強調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①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視在科學研究中掌握史料的重要性。他們的論述雖然不是針對研究古代文學而講的,但是完全適用于研究古代文學。重視史料,把史料作為研究的基礎,在我國有優良的傳統。

這種傳統在“五四”以后得到了進一步發揚。正如陸侃如師在1942年所說:“時代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并且認為清代樸學方法含有科學精神,故二十年來文史研究于史料的考訂,漸漸成為風氣。”②在這方面,許多前輩學者為我們作出了榜樣。他們留下的大量的名著,為我們提供了楷模。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指出:“研究歷史要從事實出發。沒有這一步工作,就談不到科學的歷史研究。”③他又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④為了論證史料的重要,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的六章中,特設第四、五兩章論述史料問題。魯迅從1920年起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這門課程具有開創性。他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后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于小說仍不詳。⑤要開這門課,沒有現成的史料,于是魯迅就從搜集第一手史料開始。這一點,魯迅在《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一文中有具體的敘述:《小說舊聞鈔》者,實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時,所集史料之一部。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之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室等,廢寢輟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故凡所采掇,雖無異書,然以得之之難也,頗亦珍惜。⑥魯迅從1910年前后開始搜集古小說史料到1930年《中國小說史略》再次修訂出版,前后20年。在這20年當中,他一直關注搜集史料,使這部著作史料豐富、分析精辟,成為我國古代小說史的開山之作。從上面摘引的有關論述和實踐方面的史料不難發現,文學史料確實是文學研究的基礎,同時也可以看到,研究文學,首先掌握史料是最根本的治學原則和方法。一個嚴謹的學者,都把首先掌握史料貫穿于自己的整個學術生涯當中。對于研究者來說,文學史料是基礎。而對讀者來說,文學史料是認識文學史的基礎。綜觀古往今來可以發現,有許多普通的人,往往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知道一些文學的歷史。他們知道的文學歷史,不是空洞的教條,而是具有多少不等的史料。文學史研究論著,是供讀者閱讀的。

從讀者的閱讀和接受的角度看,一般都重視那些史料豐富而確切的論著,特別是文學史方面的著作。鄭振鐸在1932年寫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例言》中指出,當時“盛極一時”的文學史中,“即有一二獨具新意者,亦每苦于材料的不充實”。有鑒于此,他寫《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特別留心收集新史料。《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所包羅的材料,大約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書所未述及的”⑦。1932年底,《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后,引起了學術界的首肯。浦江清贊許鄭振鐸先前出版的該書“中世卷”史料豐富,尤其能使用敦煌史料,“不失為趕上時代之學者”,并預言“鄭君于近代文學之戲曲小說兩部分,得多見天壤間秘籍,材料所歸,必成佳著無疑也”。⑧與浦江清看法一致的還有趙景深。趙景深在《我要做一個勤懇的園丁》一文中,肯定《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長處在于材料的新穎與廣博”,“尤其是,他有小說和戲曲兩方面最豐富的藏書。他如難得的插圖,史傳的卷次,都是別本所無的”。⑨看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問世以后,之所以得到首肯,一個重要原因是使用了許多新的、豐富的史料。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文學的歷史當會愈來愈感興趣,希望用個人經歷之外的文學歷史來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來提高自己的認識和審美情趣。廣大的讀者希望閱讀古代文學的研究著述是多種多樣的,但有一點當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些論著應當以豐富的史料為基礎。20世紀60年代以來,上海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前后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所以受到歡迎和重視,發行量也比較大,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這套叢書史料相當充實。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總結和借鑒。

二、新發現大都基于新史料

從中國學術史來看,每次重要史料的被發現,往往會引發學術上大的振動,對后來產生深遠的影響。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后,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于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與學術有大關系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①王國維上面所說的“新發見”指的是新發現的史料。孔子壁中書和汲冢書屬于古代的發現,近代以來的“新發見”主要有殷虛甲骨文字、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書卷和內閣大庫保存的元明以來書籍檔案。王國維之所以特別重視上述新發現的史料,是因為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蘊涵。研究這些新史料,可以得出許多新的觀點。王國維自己正是整理研究了上述的部分史料,在史學領域里作出了卓越的建樹。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也有和王國維近似的見解: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陳寅恪從時代學術潮流的視角,揭示了取用新史料、研究新問題是學術新潮流形成的標志。王國維和陳寅恪上面的論述,雖是就學術發展的整體而言,但完全合于古代文學研究的實際。從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來看,史料的新發現,特別是地下文物史料的新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有以下五方面:

一、豐富拓展了文學史料。就已經出土的文物史料而言,有不少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一些古代文學現象及其產生的背景。在出土文獻中,有許多屬于戰國秦漢時期的。在信陽長臺關、長沙馬王堆、臨沂銀雀山、定縣八角廊、荊門郭店等發現的簡帛書里,相當明確地顯示了許多經書和子書比較原始的面貌,有不少同以往人們看到的傳本不同。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認識。以郭店竹簡為例:1993年冬在湖北荊門郭店發掘的一號楚墓,存有800多枚竹簡,③其中涉及了很多重要的學術問題。如先秦儒、道思想的流行區域、相互關系、前后嬗變;簡本《老子》無“絕仁棄義”等語;儒家分派問題,特別是子思一派;儒家的一些思想精華,如“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友,君臣之道也”。④這些都是新的重要的史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先秦時期的文學及其產生的文化思想土壤。以前人們研究古代文學家的生平經歷,主要是根據流傳下來的一些文獻中的傳記史料。這些史料有相當大的局限性,有不少存有疑竇,有待解決。近現代以來,隨著許多新史料的發現,特別是不少碑刻和墓志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前所未見的傳記史料。西晉女詩人左棻的卒年,《晉書》卷31本傳沒有記載,后來的研究者作了一些推測,誤差很大。1930年河南偃城發現的《左棻墓志》明確記載,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有了墓志,左棻的卒年完全可以定下來了。①其它如唐代的大量的墓志的出土,提供了許多未見文集記載的唐代文人的傳記史料,極大地推進了唐代文學的研究。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很快即成為唐代文學研究者的案頭必備書。②新史料的發現,豐富了文學作品史料。這方面的事實很多。舉一個關于《詩經》的例子:2000年以來,上海博物館陸續公布了館藏的1200多枚戰國竹簡,其中有31枚是記載孔子向弟子講《詩經》的。從31枚竹簡中,可以發現:(1)今本《詩經》分《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竹簡中記孔子論詩,次序有顛倒。許多詩句用字和今本《詩經》不同。竹簡記孔子論詩沒有今本《詩經》小序中“刺”、“美”的內容。(2)有六篇佚詩。在七枚記載詩曲的音調中,發現了40篇詩曲的篇名,其中有的是今本《詩經》所沒有的佚詩。由此推斷,《詩經》的篇數一定遠遠超過三百篇。還可以證明,孔子當年刪詩之說,不一定可靠。(3)有七枚竹簡記載了古代唱詩時樂器伴奏的四聲和九個音調。③

二、修正、補充甚至改變了以前研究的結論,提出了新的重要的觀點。這突出地表現在《詩經》、先秦諸子、辭賦、俗文學等方面。安徽阜陽曾出土了一批有關《詩經》的漢代竹簡。胡平生和韓自強在《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中指出:從總體上看,阜陽漢簡《詩經》,不屬于魯、齊、韓、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未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而實際在民間流傳的另一家。這說明《詩經》在漢代的流傳的情況,不限于像文獻記載的那樣。以前關于辭賦的研究,依據的史料主要是文獻記載,有些結論缺乏確鑿的證據,有些并不正確。而新的出土史料則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湯炳正利用安徽阜陽漢簡《離騷》、《涉江》殘句,否定了淮南王劉安作《離騷》的說法。④對于俗賦,過去有不少研究者承認我國有俗賦,但追溯源頭時多認為始于建安時,代表作是曹植的《鷂雀賦》。同時認為,從屈原和荀卿開始,賦就文人化、雅化了。1993年在江蘇連云港市東海縣尹灣村發掘的六號漢墓的竹簡中,有一篇《神烏賦》。此賦的發現,證明上述觀點應當修正。《神烏賦》基本完整,是以四言為主的敘事體,語言通俗,用的是擬人手法,具有寓言的特點。經學者研究,推斷這篇賦當作于西漢中后期,作者是一個身份較低的知識分子。《神烏賦》的發現,把我國古代俗賦的歷史,上推了二百多年。同時證明,漢代有俗賦,漢代的辭賦應當是雅俗并行。《神烏賦》是文人受俗賦的影響而寫成的。⑤關于其他俗文學的研究中新見解的提出,也常常是基于新史料的發現。敦煌俗文學史料的發現,就使我們對通俗小說和彈詞等俗文學的產生有了新的認識。鄭振鐸早在《敦煌的俗文學》一文中就指出:敦煌俗文學史料,“將中古文學的一個絕大的秘密對我們公開了。他告訴我們,小說、彈詞、寶卷以及好些民間小曲的來源。他使我們知道直到中近代的許多未為人所注意的杰作其產生的情形與來歷究竟是怎樣的”。“這個發現可使中國小說的研究,其觀念為之一變。”⑥在戲曲研究方面,一些重要戲曲史料的相繼發現,也推進了研究者對戲曲史的認識。1958年在河南省偃師縣酒流溝水庫西岸發掘的一座宋墓中,有三塊畫像雕磚上雕有宋雜劇的演出圖,刻畫了五個人物。⑦山西省蒲縣河西村媧皇廟至今保存有宋雜劇角色的石刻,其中有樂伎、副末色、副凈色、化生童子、引戲色、末泥色、裝狐色等。①以前,人們對宋雜劇的演出缺乏形象的了解。上面列舉的戲曲文物的發現,使我們看到了宋雜劇的演出和角色行當的一些情況。關于南戲形成的時代,王國維說:“南戲之淵源于宋,殆無可疑。至何時進步至此,則無可考。”②由于沒有證據,所以他在章節的安排上,把南戲一章安排在元雜劇之后。1920年,《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的發現,為南戲產生于宋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③

三、影響了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李學勤“走出疑古的時代”這一理念的提出。從我國古代的文獻來看,的確存在著偽書。自明代以來,以胡應麟、姚際恒、崔述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開始大量懷疑古書,到清末,康有為也多疑古。“五四”之后,形成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20世紀的上半期,不少學者對先秦兩漢文學的研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疑古學派的影響。疑古學派有重要的貢獻,但有時缺乏客觀的依據,缺乏多元的思考,走入極端,有礙于我們我們對古代文獻的全面和正確的認識。實際上,古代史料存佚的情況,十分復雜。有些后人所謂的亡書、闕書和偽書,并不完全可靠。宋代鄭樵《通志•校讎略》就有“亡書出于后世論”、“闕書備于后世論”、“亡書出于民間論”的見地。鄭樵的說法是有根據的。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考古史料的發現,不少以前被認定是亡佚的、偽作的或晚出的,經考古史料的證明,并非是亡佚、偽作或晚出。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李學勤從學術理念上提出了應“走出疑古的時代”。他說:今天的學術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在現在的條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時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④“走出疑古的時代”這一學術理念提出以后,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和爭論,有的贊同,有的反駁,至今還在討論。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是正常的。但有一點當是不爭的事實,就是“走出疑古的時代”這一理念,是基于大量的考古史料的新發現而提出的。大量新史料的新發現,對研究方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鄭良樹和李零提出了用“用古書年代學代替辨偽學”。這一主張的提出,也是鑒于出土了許多“真古書”。⑤關于新史料的發現的重大影響,饒宗頤在1998年12月香港舉行的“傳統文化與21世紀”學術研討會上,特別予以強調。他指出: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大批竹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沖擊而起的新文化運動”。⑥考古新發現的作用會不會像饒宗頤所預想的那樣,可以討論,但他十分強調新史料的發現的重大影響,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四、重要新史料的發現,往往導致了新的學科的形成。這里,僅舉兩方面的事例。一個是,我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隨著甲骨文、簡牘、敦煌石室史料的發現,逐漸形成了甲骨學、簡牘學和敦煌學。另一個是從金石學到古器物學。學術界一般認為,金石學形成于宋代,在明清時期不斷發展,但基本上沒有超出金石的范圍。到了清末民初,隨著大量新史料的發現和各種出土文物的增多,對古代遺物的研究,已不是以前的金石學所能包容的了。于是,過去所說金石學增加了新的內涵,成為“廣義的金石學”,即古器物學。

五、有助于文學史料的訓詁。以前對文學史料的訓詁,由于主要依據流傳的典籍,結果有不少文字難以解釋,或者解釋不確,或者語源不清楚,而新的史料的發現,往往使一些文字得到了正確的解釋。湯炳正利用新的出土文獻,對《楚辭》的文字訓詁多有創獲。⑦《漢書》卷30《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何時設有稗官,除《漢書•藝文志》有記載外,不見于其他文獻。饒宗頤在《秦簡中“稗官”及如淳稱魏時謂“偶語為稗”說———論小說與稗官》一文中,根據新出土云夢秦簡中“令與其稗官分如其事”一語,認為“《漢志》遠有所本,稗官,秦時已有之”。①這就把稗官一詞的語源由東漢上溯到了秦代。上面列舉的五個方面,進一步印證了王國維和陳寅恪的精辟見解,說明文學史料的新發現對文學研究能夠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

三、文學史料與文學史研究

文學史料雖然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礎,但我們又不能把文學史料同文學史研究等同起來。在這方面,過去國內外一些學者受實證科學的影響,曾提出并且強調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觀點。在國外,19世紀德國的史學名家蘭克“認為重視史料,把史料分別擺出來就是歷史。歷史是超然物外的,不偏不倚的”②。“歷史要像過去發生的事一樣。”③在中國,傅斯年1928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明顯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它們聯系起來的一切設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材料之內使它們發現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④此外,蔡元培在《明清史料•序言》中也提出了“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觀點。蘭克、傅斯年和蔡元培等提出的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觀點,呼吁把史學建立在史料的嚴密的考辨的基礎上,有其針對性,強調研究歷史要客觀,有糾正輕視史料、拘于空疏游談的作用,但從完整的史學科學體系來看,他們的觀點至少失之于全面。在歷史研究中,盡管史料是基礎,十分重要,但史料不等于史學,史料學不能取代史學。歷史本體是人類的活動。人類的活動是豐富多彩的,是活生生的,是一去不復返的,“所有稍微復雜一點的人類活動,都不可能加以重現或故意地使其重演”⑤。

這不僅表現在他人的活動上,即使個人的經歷也是這樣。歌德晚年為自己寫傳記,題目定為“詩與真”。他之所以用這樣的題目,是因為“他知道對自己的過去已不可能再重復其真實,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詩情的回憶”。另外,“歷史學家絕對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實”。⑥從存傳的史料來考慮,有其有限性和局限性。歷史實際是豐富的。流傳到今天的各個時代的各種史料,即使是很多的,也只是原生態史料的一部分,有很多原生態史料由于多種原因所致,沒有留下實物或記載。記載的史料遠遠少于沒有記載和留下的大量空白。有些當時可能有記載,后來散失了。現存的史料即使是非常翔實的,但和歷史實際相比,也是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從傳下來的史料來分析,有些具有客觀性、可靠性,這主要體現在個別史實上。除此之外,大量的史料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固有的偏向。因為它們是記敘者把許多個別的史實加以組合,使其成為一種可以敘述、能夠使人理解的史實。記敘者即使在現場,由于視角的限制,他所留心的和見到的也只能是事實的某些方面。對同一事件,耳聞目睹者有不同的記敘,就是證明。如果記敘者記敘得比較全面,那他記敘的內容肯定有許多是得之于他人。既然得之于他人,自然就有他人的眼光,不可能全是原貌。記敘者即使“直筆”,也會程度不同地滲透著自己的主觀意識。既是記敘,記敘者就會有取舍,許多史料是記敘者用觀點串聯、整理出來的,其中夾雜有主觀理念和某種權力的運作。還有,即使記敘者不存愛憎,全面觀照,客觀記敘,那他所記敘的只能是古人外在的言行,未必能得古人內在的精神世界。⑦

現存的史料的非原始性、簡約性以及主觀的參與,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完全是客觀的、真實的。我們很難知道過去發生的真實的一切事實。史料的整體是這樣,作為整體史料一部分的文學史料也是這樣。因此把史料等同于史學,不僅否定了史學,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有礙于人們對歷史真實的探討。由于史料的有限性、局限性、隱匿性,也由于人有感情、能思維、會想像,所以人們在研究歷史時,不會停止在史料上,主觀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一文中有所揭示: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余片段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①陳寅恪上面這段話指出,鑒于我們研究歷史依據的史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所以我們“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這就明確地肯定了研究歷史,不可能僅僅依靠實證科學的思維做純客觀的研究,還要依靠體悟和想像。有時還要從沒有記載的空白處運思,去探索歷史隱藏的深層意義。否定了主觀的介入,實際上就否定了史學。另外,從未來之維的角度來思考,主觀對史料的介入,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我們知道,史料是固定的、有限的,但史料永遠擺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對史料的認識是變化的、無限的,永遠處在過程中,沒有終點。這從一個方面體現了人們想借助對史料的不斷體認來謀求繼續發展的希望。看來正是由于主觀的不斷介入,才使史學呈現出豐富性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整個歷史研究是這樣,文學史研究更是如此。古往今來有不少學者呼吁,研究歷史應當客觀,讓史料說話。但只要我們對史學實踐加以分析,不難發現,這種呼吁帶有濃重的理想色彩,頂多具有某種糾偏的作用。

唯史料是從,純客觀地對待史料,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取的。這一點,前面述及的曾經宣稱“歷史學就是史料學”的傅斯年,到后來在認識上也有很大的轉變。“1947年傅斯年赴美醫病,在紐黑文的耶魯大學逗留近一年時間,他了解到科學實證主義在歐美已不再流行,而客觀史學也是不可能達到的。……傅斯年似乎已迷途知返,計劃回國后注重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聯,撰寫中國通史,編輯《社會學評論》,開辦‘傅斯年論壇’等。”②還有,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學者劉大杰,在20世紀30年代末撰寫《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時,十分崇奉郎宋的意見。郎宋認為:“寫文學史的人,切勿以自我為中心,切勿給予自我的情感以絕對的價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越我的信仰。”應當盡力追求做“客觀的真確的分析”。當他上卷完成后,他敘寫在寫作中,時刻把郎宋的三個“切勿”記在心中,但無奈“人類究竟是容易流于主觀與情感的動物”,“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恐怕仍是失敗了”。③劉大杰切記郎宋提出的寫文學史要力戒主觀的介入,應作“客觀的真確的分析”,但他最終卻自認“失敗”了。其實,他的“失敗”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說明在文學史研究中,純客觀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史料不同于史學。史料是客觀的、有限的,而“天下之理無窮”④,人的認識是主觀的、無限的,史學理論是無限的,是與時俱進的,對史料的解讀、體悟和闡釋是長久的。很早以來,許多學者都看到了二者的區別。在《史觀》一文中指出:實在的事實是一成不變的,而歷史事實的知識是隨時變動的;記錄里的歷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歷史是生動的。歷史觀是史實的知識,是史實的解喻。所以歷史觀是隨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已的,是含有進步性的。⑤所言,雖然指的是整個歷史研究,但也完全符合文學史研究。文學史料本身是靜止的。許多文學史料的意義不是確定無疑的,而是模糊的。意義的模糊是常態。史料自己不能表達自己的任何意義。而只有當人們介入時,其豐富的意義才能不斷地被揭示出來。在文學史研究中,我們常常看到的現象是,對待同一史料,往往有各種各樣的體悟和闡釋。這表現在不同的時代上,也表現在同一時代的不同的讀者身上,甚至也表現在同一個人前后的不同的體認上。縱觀古代文學研究史不難發現,每個時代對同一文學現象的研究,盡管有繼承的內容,但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每個時代的研究者,一般都是依據自己所遭際的時代,所生活的境遇,所接受的學術思想和審美情趣,作出了不同于前一代的體悟分析、評價和表述,都在發現新的歷史。陶淵明及其作品,在當時并沒有受到重視,到齊梁時期,開始受到鐘嶸等人的關注,但評價不高。至隋唐,特別是到了宋代,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評價。

至于同一時期,一個文學史家的闡釋被另一個文學史家所否定的事例,或者同一個人對某一史實前后不同的闡釋,舉不勝舉。從上面列舉的事實可以看到,在文學史研究中,研究者從來都不是被動的、消極的。研究者主觀的作用在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謂主觀,指的主要是研究者的立場、知識結構、理念、審美情趣和研究方法等。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價值觀念。每一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念,這常常體現在對許多文學現象的選擇和評價上。(2)理論范式不同。不管你自覺還是不自覺,研究文學史總是有自己事前設定的理論范式,“你的范式讓你看見多少,你就只能看見多少”。①文學研究的史料是客觀的、不變的,但人們研究的范式是主觀的,是變化的。由于研究范式的不同,對同一對象研究的結果,往往會有很大的差別。(3)情感的差異。許多文學史研究者常常是帶著自己復雜的情感去體悟文學史料的。文學史研究,我們一方面應當看到史料是基礎,文學研究要依靠史料,同時也應當注意史觀的重要和史觀對史料的影響。綜觀古代文學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有時有一些新發現的提出,并不是由于發現了新的史料,而是由于現實中提出了某些新問題,由于新的理論和方法的出現和運用。

這些不止影響了對已經搜集到的史料的闡釋和評價,有時還直接影響了對某些史料的重視、搜集和整理。關于后者,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小說史料。我國古代的小說,源遠流長,史料豐富,但由于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不被重視,“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許多小說作品被掩埋、甚至被銷毀。到了近代,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西學的激蕩,引發了文學史觀的變化,不少有識之士看到了小說的重要,甚至把小說視為“文學之最上乘”。②社會的變革,史觀的變化,極大地提高了小說的地位,促進了人們對小說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傳播。另一個例子是近代文學。由于認識上的局限,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對近代文學不夠重視。受這種觀點的左右,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對近代文學的研究相當單薄,與此相聯系的是對近代文學史料有所輕忽。后來有不少學者看到了近代文學獨特的重要價值,認識到它是由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轉變的一個關鍵,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認識上的變化,使人們提高了對近代文學史料的重視,許多近代文學史料相繼得到了發掘、整理和出版。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說明,文學史觀的變化往往能夠對文學史料的認識和實踐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文學史研究中,我們應當肯定和容許主觀作用的存在。單就文學史料的整理來說,史料的選擇和整理,都離不開一定觀點的指導。何況文學史料不等于文學研究。文學研究不是文學史料的堆砌,而是表現研究者的觀點,浸透著研究者的情趣。試想,如果一種文學史研究論著,只是堆砌羅列史料,沒有自己的體悟發現,沒有自己的觀點,它有多大的意義?文學史研究之所以需要,之所以有生命,之所以能夠古今相通,主要是由于時代的需求,由于研究者主觀的介入。實際上,文學史研究不存在是否容納主觀的問題,需要思考的是怎樣不斷地提高研究者的認識,思考主觀的理論范式和思想感情等正確還是不正確,健康還是不健康,是陳詞濫調還是有所創新?如果一種文學史研究論著,即使沒有新的史料,而是用自己的觀點對史料做出了新的、有益的闡釋,就應當予以肯定。另外,文學史論著,不應當是單純地復述史料和闡釋史料,而應當提倡“有我”,提倡帶感情的論述,提倡藝術化、文學化的表述。言之少情,行之不遠。“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在這方面,國內外不少學者有鮮明的倡導。英國哲學家羅素說:歷史學家對他所敘述的事件和他所描述的人物應該懷有感情……要他不偏袒他著作中所敘述的沖突和斗爭的某一方,則并無必要。③羅素是就整個歷史敘述而言的。中國的楊周翰則特別就文學研究強調說:研究文學僅僅采取一種所謂“科學”、“客觀”的態度,也許能找出一些“規律”,但那是冷冰冰的。文學批評也應同文學創作一樣,應當是有感染力的,能打動讀者感情的。①

缺乏感性和文采的表述,會弱化研究論著的傳播和保存。中國古代有學綜文史、史以文傳的優良傳統。我們應當繼承這一優良傳統。文學研究論著,應當把學術性和文學性融為一體。在各種文學史研究論著中,我們一方面應當看到來自主觀方面的不同的見解和表現的感情上的差異,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它們之間相互補充的作用。我們這樣說,并不是丟棄了文學史研究的客觀性,更不是不尊重文學史料。在文學史研究中,我們應當承認和重視研究者主觀的作用,但這必須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有一個底線。這個范圍和底線就是史料。正確的史料體悟、闡釋和評價,都是基于史料本身的,應是史料本身所含有的意義。體悟、闡釋和評價同史料本身有同構性和同一性。不以史料為基礎,就會輕易地陷入意圖哲學、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也會乘虛而入。因此,研究必須以史料為基礎,歷史學家必須誠實。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在他的《歷史研究講演錄》中強調說:一個歷史學家必須被當作是一個證人;除非他的誠實能得到驗證,否則是不能信任的。②意大利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克羅齊在他的著作《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中認為:對一切歷史的研究,都是我們當代精神的活動。同時,他又強調:“談什么沒有憑據的歷史就如確認一件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個主要條件而又談論其存在一樣,都是瞎說。一切與憑據沒有關系的歷史是一種不能證實的歷史。”③歷史是有客觀性的。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和進程是實在的,是絕對的,是不變的。史料作為一些遺跡,不可能重新恢復。不過人們通過長期的對各種歷史遺跡的發掘、考證、鑒別和分析,能夠大體上確定許多遺跡的輪廓。人們無法復原歷史,卻可以借助于史料去逐漸接近實際的歷史。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在重視主觀作用的時候,必須堅持以史料為根基。“歷史研究者從來不能無拘無束,歷史是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史學家了解任何它沒有透露的東西。”④我們研究文學史,應當接受史料的制約,只能以歷史上已經“透露的東西”為依據。否則,就很容易出現偏失。我國的史學界,在20世紀,受西方各種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史料工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被重視。特別是從50年代開始,曾經風行過一種“以論帶史”的觀點。這種觀點在當時的提出,旨在倡導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指導歷史研究,但由于理解的偏頗,有些人往往把史料工作簡單地看成是“煩瑣的考證”而予以否定。受這種風氣和觀點的影響,有些研究者研究歷史,不是從史實出發,不是以史料為依據,而是簡單的基于某些政治上的需要,理論、邏輯先入為主,然后再去拼湊史料加以論證。這樣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靠不住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歷史事實往往有很大的距離,我們所依據的理論和邏輯是前人總結出來的,是相對的,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義。

而歷史是復雜的、生動的、具體的。我們要重視理論和邏輯,應當把它們作為重要的參照,但不能把它們當作教條,簡單地拿來套用。回顧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可以發現,對有些問題的闡釋和結論,從古迄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和爭論。這些分歧和爭論,有的涉及了理論觀點,但更多地是與史料有關、與實證研究不足有關。可以預計,這些分歧和爭論的最終解決,要依靠史料的發現和實證研究的深入。在沒有發現新史料和實證研究難以深入的情況下,對于一些有爭議的問題,與其繼續爭論,不如暫時擱置起來,有待新史料的發現。應踏踏實實地作好史料工作,真正把史料看成是研究的基礎,把史料工作看成是一種科學工作。研究者全面地占有史料,考定史料,誠實地運用史料,同時注重提高理論水平,把客觀性和主觀性統一起來,從史料中引出經得起考驗的觀點,仍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重視文學史料和提高理論,使二者通融互補、相輔相成,這既是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啟示,也是當前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新時期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不論在文學史料方面,還是在文學研究方面,成就都很卓著。但仔細考察研究者的心態和學術導向以及評價標準,仍有諸多的不和諧現象。在長于文學研究者當中,有些人過分地強調史料的有限性和不可還原性,強調研究的當代意義,因此鄙薄史料工作。而在從事史料工作者當中,有的把史料抬到至高無上的地步,好像只有搜集史料、整理史料,作考證、注釋、輯佚等史料工作才是真學問,而把文學研究視為“無根的游談”。持這種觀點的,最好能重溫一下梁啟超的告誡。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初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強調了史料的重要,后來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作了修正:作小的考證和鉤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就易,想僥幸成名,我認為病的形態。真的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以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我從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集和別擇,以致有許多人跟著往捷徑去。我很懺悔。梁啟超上面這段話,在當時當有一定的針對性,今天看來有些偏激,有些武斷,但從不能過分地看重史料這一角度來思考,不僅對整個史學,同時對文學史研究也有警示的作用。

另外有些人雖然在做史料工作,但由于受商品經濟和消費主義的侵蝕,急就篇多,質量低下,為鄙薄史料者提供了口實。就當前的學術導向和評價標準來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輕視史料工作,這表現在多年以來國家、地方基金項目的設定、評獎以及許多單位職稱的評定、工作量的計算等多方面。上述現象的產生,有許多復雜的原因。其中有一點比較明顯,就是在社會分工和知識爆炸帶來的學科的過度細化,往往把人們弄得狹隘而容易偏激,缺少足夠寬廣的胸懷和視野,囿于專業和個體經驗的限制,從事古代文學史料的研究者和從理論上研究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彼此缺乏溝通。實際上,重視史料和提高理論水平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兩條腿,離了哪一條腿也難以前進。文學史料工作和文學研究同樣重要,同樣有價值。在實際工作中,理想的應當是史料和理論相互融合。當然,也應當容許研究者根據自己的情況,有所偏愛,有所側重,偏居一隅,盯住自己眼前的一片風景。但不應彼此相輕。我們需要的是打通無形中構筑起來的壁壘,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