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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文化下的地方地域美術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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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文化下的地方地域美術特征研究

        摘要:攀西地域文化賦予攀枝花地域美術獨特的地域風格特征,攀枝花地域美術的創作主題、繪畫語言形式、藝術精神都與攀西地域文化密切相關。攀西地域文化中的三線文化、攀西少數民族文化、攀西大裂谷生態環境文化從不同層面對攀枝花地域美術創作產生了影響。

        關鍵詞:攀西文化;地域美術;藝術特征

        法國文藝史家丹納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時代、種族、環境三大因素”[1]。攀西地域獨特的三線文化、攀西少數民族文化、攀西大裂谷生態環境文化對攀枝花地域美術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攀枝花三線文化不僅是三線建設者一代人的文化記憶,而且是攀枝花城市文化精神的靈魂,融入地域文化創新發展的諸多方面。攀枝花工業美術的藝術精神,以弘揚三線精神為主旨,三線文化賦予了攀枝花工業美術獨特的藝術品質。攀西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彝族、傈僳族、苗族、白族等少數民族在審美觀念、藝術表現形式上都有獨特的民族特征,攀枝花地域美術在創作觀念和繪畫語言形式上都從攀西民族文化資源中汲取營養,使攀枝花地域美術獨具攀西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攀西大裂谷獨特的生態環境賦予了攀枝花地域美術獨特的美學特征。攀枝花地處攀西大裂谷中南段,巍峨艱險、溝壑縱橫的自然風貌,塑造了攀枝花地域美術崇高、剛毅、渾厚的美學品質。攀枝花地域美術立足于攀西地域文化進行創作表現,以攀西地域文化精神為藝術精神,形成了獨具攀西地域特征的美術形態。

        一、攀枝花工業美術的三線文化精神特征

        三線文化是攀西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源于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是指自1964年起,由國家主導,以我國西南和西北地區為重點區域開展的一場以戰備為中心,以基礎工業、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設施為重點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運動。”[2]三線精神是指在三線建設過程中形成的“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文化精神。攀枝花城市建設因三線建設而生,三線文化是攀枝花的城市文化,三線精神是攀枝花的城市精神,也是攀枝花工業美術的藝術精神。2019年在成都舉辦的攀枝花工業題材美術作品展的前言中寫道:“那段如火如荼的激情歲月雖悄然遠去,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三線精神’,則深深植根于這片熱土以及本土畫家的血脈之中,并使其獲得一種精神性的深度。”攀枝花工業美術創作主要圍繞三線精神展開,以凸顯三線精神為藝術主旨,形成獨具攀枝花三線文化特色的藝術風格。首先,攀枝花工業美術強調以現實主義繪畫風格,表現三線工業建設生產的艱苦環境,弘揚鋼鐵工人樂于貢獻、不懼犧牲的崇高精神,“艱苦”是其繪畫美學的內在本質。徐影中以反映三線建設艱苦環境的詩句“三塊石頭架口鍋,帳篷搭在山窩窩”創作了油畫《創業年代》。吳漢懷的油畫《爐臺春秋》《凝固的樂章》《豐碑》、楊曉明的油畫《勞動者》《1000度》都以厚重真實的筆觸描繪了三線工業生產的工作環境,“鋼鐵爐前是在千度的高溫、粉塵彌漫的環境下生產,不僅工作條件惡劣,還會發生生命危險”[3]。此外,楊紹剛、陳景峰、王、馬力、周昌泉等畫家的工業題材繪畫作品,也大多通過艱苦、危險的工作勞動場景展現鋼鐵工人無私貢獻的崇高精神。攀枝花工業美術給人的震撼,不在于工業本身,也不在于繪畫語言的絢爛多姿,而在于勞動者在艱苦環境中的無私奉獻精神及其生命價值帶來的心靈上的震撼。其次,攀枝花工業美術注重對國家觀念、集體意識的弘揚,繪畫理念強調表達個體命運與國家、集體命運的相互關聯,體現出個體的人生價值通過在國家三線工業建設過程中得到實現。吳漢懷的油畫《巢》,形象地通過在鋼筋混凝土土中的鳥巢,比喻攀枝花建設者為了國家建設需要背井離鄉,安家落戶于“鋼城”攀枝花。吳曉蓉的《進駐大三線》、陳景峰的《紅色年代》等繪畫作品,描繪了攀枝花建設初期,三線建設者拖家帶口進駐攀枝花大山區的場景,情景感人至深,通過繪畫場景隱喻個體命運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攀枝花工業美術強調把個體意識與國家意識、集體意識相統一的集體主義美學理念,以國家、集體利益至上,把個體價值與國家命運相融合的美學理念,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倡導的家國情懷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最后,攀枝花工業美術在敘事特征上具有戲劇性、運動性、宏觀性的美學特征。攀枝花工業美術題材繪畫注重敘事表現,強調通過具有戲劇性的勞動情景真實、生動地反映三線建設者的崇高精神。如,蔡光明的油畫《山魂》描繪了一群三線建設者團結協作、艱難地把工業機械設備搬運上陡峭山坡的情境,畫面情境具有強烈的運動戲劇性與真實感。楊紹剛的油畫《搶修》描繪了工人爭分奪秒搶修生產機械設備的戲劇性場面,畫面中的工人姿勢各異、生動自然,極具戲劇美學特質。崔柏濤的版畫作品《榮耀》以鋼花飛濺的勞作場景為表現主題,畫面充滿緊張的勞作節奏,情境極具戲劇張力。此外,楊曉明的油畫《藍天白云》《勞動者》、周昌泉的油畫《新來的小師妹》等諸多工業題材繪畫作品,都具有戲劇性、運動性的美學特質。攀枝花工業美術不僅強調敘事特征的戲劇性與運動性表現,而且注重在大場景、大空間的宏觀語境下進行宏觀敘事。如梁云彬、楊紹剛合創的油畫《1965——弄弄坪大會戰》、楊政的油畫《裂谷飛虹》、張立廣的版畫《攬月》、陳景峰的油畫、楊曉明的油畫《1966年——在三線》、陳景峰的油畫《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都以宏觀的視野與場景表現三線建設的恢宏氣勢。這些宏觀敘事作品在審美上不局限于自我關注,而更強調以國家、時代為背景進行敘事表現,其美學品質更具家國情懷,具有壯美的美學品質,與三線文化有內在的契合點。

        二、攀西民俗美學特征

        攀西地區分布有彝族、傈僳族、苗族、白族、納西族、傣族、滿族等少數民族,不同少數民族有其自身獨特的文化體系,在藝術表現上各具特色。攀枝花地域美術在繪畫創作主題、藝術表現形式等方面受攀西少數民族文化影響,吸收了攀西少數民族藝術文化中的相關美學理念及藝術語言形式,獨具攀西地域民族美學特色。首先,攀枝花民俗主題繪畫作品強調把地域民俗美學作為一種繪畫美學追求進行藝術表現。本土畫家喜歡以攀西地區少數民族人物、服飾、建筑、生態環境等諸多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征的繪畫主題開展創作,以現代繪畫語言形式反映攀西地區少數民族相關民俗文化及其美學理念。吳漢懷創作的油畫《陽光下》《母與子》《照鏡子》《彝族姑娘》《遠方》《白族姑娘》《白族民居》等繪畫作品,以純熟的油畫語言對彝族、白族的人物特征、絢爛多姿的服飾紋樣和民間建筑樣式進行藝術再現,繪畫作品主題元素在色彩應用、造型特征上都極具民族文化性,具有鮮明的攀西民俗美學特質。楊曉明創作的彝族題材油畫《根》著重表現彝族獨特的“天菩薩”發飾文化,《守望》《歸》則與彝族的游牧文化、農耕文化相關,畫面表現了人與動物、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具有鄉土田園的美學特質。攀枝花民俗繪畫作品的美學意境與語言形式,和攀西地區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意象與視覺構成形式密切相關,其價值具有多重性,既具有人文價值,又具有藝術創新價值,在對民俗文化的傳承創新及少數民族繪畫本體語言的探究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其次,攀枝花地域美術注重反映新時代攀西少數民族社會生活及其文化觀念的歷史變遷與精神風貌。民俗美學不只局限于傳統,更強調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共鳴。攀西民俗繪畫作品以攀西民俗文化的歷史變遷為重要的表現主題,反映新時代攀西民俗美學的流變,強調民俗美與時代美的融合。楊曉明創作的油畫《我也打工去》《微信》,注重表現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對攀西彝族生活方式的影響。楊政、陳景峰以攀西地區少數民族為題材創作的《農民工》系列油畫作品,以彝族在城市中的不同勞動場景為內容進行繪畫創作,不僅反映了新時代彝族人的生活現狀,而且表現了彝族人在現代城市建設中的貢獻,不僅具有民俗美學特質,而且具有現實主義美學特征。其三,攀西傳統民間美術對攀枝花地域美術創作觀念及其語言形式產生影響。攀西民間美術資源豐富,如彝族漆畫、畢摩繪畫、彝族刺繡等,這些民間美術有獨特的民族文化美學觀念與語言表達形式。攀枝花地域美術在創作中融入了攀西民間美術的藝術觀念,具有攀西民族藝術風貌。楊建的綜合材料作品《歲月有恒》在材料上融合了彝族漆畫的材料語言形式,強調對繪畫材料的綜合運用與裝飾審美。宋來福的油畫《木棉》、呂濤的油畫《2018.春》在繪畫造型上講求圖案審美,突出繪畫語言表達的平面性與裝飾性特征,注重繪畫內容的設計構成與意象表達,與彝族刺繡作品有相似的美學特質。劉兆義根據彝族神話故事創作的系列數字插畫,強調繪畫語言的裝飾性,將彝族文化元素與現代流行元素相融合,其繪畫審美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當代性。在攀枝花地域美術的傳承、創新過程中,攀西民間美術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其產生了重要影響,使攀枝花地域美術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當下能夠保持地域文化美學特質。

        三、攀西裂谷地域環境美學特征

        攀枝花地域美術以艱險的攀西自然環境作為繪畫創作母體,作品具有壯美的美學特質。攀枝花地處攀西大裂谷中南段,山高谷深,險峻巍峨,氣候干熱,河流湍急。艱險的自然環境從不同層面對攀枝花地域美術創作產生了影響,使攀枝花地域美術在繪畫語言與表現主題上更強調表現厚重、剛毅、宏大的壯美意境,繪畫美學風格與攀西地域環境具有內在一致性。楊曉明創作的油畫《望》,畫作空間構成險峻,以俯視的角度營造畫面空間。畫面中,工人置身于萬丈高的建筑鋼架上,谷底的城市隱隱而現,險峻的場景讓人心驚膽戰。吳漢懷的《天路》《天塹》系列繪畫,以攀西高山峽谷為主題,畫作中高山的宏大、險峻,與人物的微小形成強烈的對比,人在宏大的自然場景面前顯得弱小而又堅韌。此外,陳景峰的《太陽雨》、楊政的《金沙裂谷》都有驚險的畫面構成形式,通過人與環境的強烈對比襯托自然的偉大與人物自身的堅強,體現出人與環境在對抗中尋得和諧。攀枝花地域美術中的美極具張力與對比感,真實地反映了攀西大裂谷獨特的地域風貌,其繪畫藝術蘊含了傳統儒家文化中人定勝天、出世有為的精神。在繪畫選題上,攀枝花地域美術創作深受環境影響,畫家喜歡以橋和花作為繪畫創作主題,表現攀西地區獨特的景觀。橋在河流縱橫的攀枝花較為常見,這里的橋橫跨河流湍急的金沙江兩岸,氣勢巍峨壯觀,其彰顯的是攀枝花建設者征服自然天險、修橋筑路的非凡創造力,具有壯美的美學特質。楊政的油畫《裂谷飛虹》、徐景春的油畫《攀鋼廠區》、管苠棡的油畫《鳳凰來儀英雄城》等諸多作品以橋為繪畫主題,或把橋作為繪畫場景的一部分加以表現,具有鮮明的攀西地區環境特征。此外,攀枝花是以花命名的城市,花卉也經常成為畫家創作表現的主題,如宋來福的《木棉》、馬力的《燦爛攀枝花》、楊曉明的《爛漫山谷》、秦莉的《三角梅》等以花卉為主題的繪畫作品。這些作品具有攀枝花的地域特征,與一般的花卉美術作品相比,少了些許嬌嫩與柔情。畫面中的花卉顯示的情感,更多趨向于熱情、活力、堅韌,這些美學品質都與攀枝花艱險的地域環境、當地的人情風貌密切相關。

        結語

        美是人與環境的和諧共鳴,美術創作是美術家對所處環境的內在感悟與主觀表達。地域環境不僅塑造了美術家,而且塑造了美術作品。地域環境及其文化對地域美術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賦予地域美術鮮明的美學特征與文化特質。攀西地域文化是攀枝花地域美術創新發展的土壤,攀枝花地域美術的傳承創新,本質是對攀西地域文化精神的傳承創新。攀枝花三線文化、攀西少數民族文化、攀西大裂谷生態文化共同影響了攀枝花地域美術的發展。同時,攀枝花地域美術從不同層面充分詮釋了攀枝花地域文化精神,在繪畫內容及語言形式上具有攀西地域文化特質。在倡導文化自信、以地域文化創新作為社會創新發展重要驅動力的當下,攀枝花地域美術應該深度發掘攀西地域文化的精神特質,結合時代藝術審美,傳承攀西地域文化。

        參考文獻:

        [1](法)丹納.藝術哲學[M].傅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3.

        [2]張楊,黃俊林.“三線建設歷史資料搜集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J].社會科學研究,2019(5):203.

        [3]吳漢懷.吳漢懷油畫作品集[M].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10:5.

        作者:楊葉 單位:攀枝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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