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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期刊網 精選范文 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非稅收入管理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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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稅收入管理論文

        第1篇: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燃油稅改革的分析

         

        自1994年起,人們期待已久的燃油稅改革歷經十四年“千呼萬喚始出來”。這是當前我國稅制改革中繼增值稅轉型改革后出臺的又一項重大舉措,對社會許多行業及人們的生活將產生重大影響,但對委屬企業經濟指標的影響不明顯。

        一、 燃油稅改革基本內容

        2008年12月18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的通知》。通知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成品油稅費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價外征收的公路養路費、航道養護費、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水路運輸管理費、水運客貨運附加費等六項收費,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同時,將價內征收的汽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費稅單位稅額相應提高。

        燃油稅改革就是將現有的養路費轉換成燃油稅,實行“捆綁”收費。這種燃油稅制實質上是通過將養路費“捆綁”到油價上,將每輛汽車要交的養路費轉換成稅費,在道路等公共設施日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體現了“多用多繳,少用少繳”的公平原則。它利用稅收杠桿引導燃油消費者節能減排,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于國于民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二、關于燃油稅的稅負及征收問題

        1、燃油稅占汽油零售價34.6%

        目前,世界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施燃油稅。美國對汽油征收30%的燃油稅,英國稅率是73%項目管理論文,日本稅率是120%,德國稅率是260%,法國稅率是300%。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燃油稅稅負大體為40%左右,韓國、印度、新加坡、俄羅斯、中國香港和澳門的汽油零售價格中燃油稅所占比重分別為31.5%、52.1%、26.1%、44.2%和39.3%。

        我國成品油消費稅改革后,稅在汽油和柴油零售價格中所占比重將分別達到34.6%和30.7%,仍低于周邊國家和地區燃油稅稅負的平均水平。

        2、燃油稅通過生產環節征收

        目前我國90%以上的成品油是由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兩大集團生產的,燃油稅通過生產環節征收,納稅人和稅源相對集中,可以降低征納成本。如果在批發和零售環節征收,核算比較復雜,同時容易造成稅收大量流失。

        此外,在生產環節征收成品油消費稅,還可以促進中央與地方政府理順分配機制。成品油消費稅是從原屬于地方收入的養路費等轉化而來的,改革后先作為中央稅,再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將收入分配給地方,有利于進一步規范政府收入行為,加強監管,保證成品油消費稅收入專款專用。

        3、燃油稅從量征收多用多繳

        從國際來看,燃油稅的征收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從量征收,二是從價征收。從量征收,由所使用燃油的量多少來決定,使用量大的,自然需要多繳,如美國、加拿大等國;而從價征收,即以現有成品油價格為基準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并根據油價變動而浮動,如德國。

        這次稅費改革采取從量征收主要是為了形成稅收與油品價格變動沒有直接關系,只與用油量多少直接關聯的機制,而且成品油消費稅從量征收比較簡便站。

        三、燃油稅改革對四大行業的影響

        2009年1月1日,《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將開始實施,對與此相關的汽車運輸、石油化工、汽車、航空航運等四大行業影響各不相同。

        1、汽車運輸業:費用明顯降低

        燃油稅改革對汽車運輸業而言,將減少公路養路費、公路運

        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三項費用支出,大幅度降低運輸成本。以河北省一輛25噸的貨車為例,每月每噸養路費190元,養路費月支出4750元;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每月1500元左右,三項費用合計6千余元,全年可降低費用7-8萬元。

        2、石油化工: 煉油毛利由虧轉盈

        由于國家和地方都沒有含稅油的總量數據,石油商通常會減少含稅油量而增加非含稅油量。這樣項目管理論文,本來隨著國際油價的下降而相應下調的國內成品油價格,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保住了原來高價位,燃油稅改后,兩大石油集團業績會比大家預期的要好。同時,推進成品油價改,有利于長期理順價格機制。2009年國內煉油毛利將從-752元/噸上升至68.7元/噸以上,實現扭虧為盈。銀河證券認為,因為燃油稅改革的推出將上調中國石油2009年業績至1.05元,上調中國石化2009年業績預測至0.65元,。

        3、汽車業: 小排量受益大

        2008年前5個月,國產越野車銷量同比增長39.72%,進口越野車更是增勢迅猛。缺乏稅收等經濟調控手段正是高油價背景下“耗油大車”仍大行其道的原因。而燃油稅的推出,行業對于中小排量車型、柴油車型以及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與生產將有所傾斜,也將給一些具有先進動力技術的生產企業帶來空前的機遇。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擁有家庭轎車的私家車主而言,在考慮稅費支出時可以計算稅費平衡點的行駛里程。改革后按河北省標準,每月可減少養路費支出105元,年節約1260元。由于每升汽油增稅0.8元,按百公里耗油量10升測算,稅費平衡點為每月行駛1312.5公里,即月行駛超過1312.5公里,燃油稅大于養路費;月行駛不超過1312.5公里,燃油稅小于養路費,與改革前相比費用減少。

        4、航空航運業:直接影響有限

        對航運業而言,船舶使用的成品油主要是船用燃料油和柴油。船用燃料油為動力油,而柴油主要用于船舶發電,兩者的比例約為9:1。根據目前情況,船用燃料油征收燃油稅的可能性不大,而柴油由于占比較低,其價格上漲對上公司業績影響不大。

        對航空業而言,由于航油不屬于燃油稅征收范圍,故開征燃油稅對航空業沒有影響。考慮到航油占航空公司總成本的比例已高達40%,隨著國內航油價格的下調,將有利于緩解航空公司經營壓力,對航空公司形成利好。

        第2篇: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貸款利率既可以影響投機型需求,又能夠影響房地產供給,因此,差別利率政策能夠很好的消減地域差異的阻礙性。一方面,應當秉承刺激西部,抑制東部的原則,對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給與一定的利率優惠政策,擴大該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減輕人們的購房壓力,刺激經濟發展。對于房地產泡沫較為嚴重的東一部地區,則應當嚴格控制貸款利率,同時對于第二套、第三套房屋貸款利率進行差別待遇,控制投機性購房需求。另一方面,應當秉承“扶優限劣”的原則。對于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開發項目的貸款利率給與一定的優惠,對于高檔住房建設項目的貸款則嚴格把關,實行不同程度的利率上浮。此外,房地產企業一般自由資本較低,在會計核算時,應當能夠將這一問題體現出來。國家應該調整房地產企業的利潤核算方法,對房地產企業實施和其他企業不同的核算方法,差別對待,不以統一調整資本金率的方法襲擊房地產企業。使貨幣政策對房地產企業的約束力有所增強。

        2注重差別稅收政策的實施

        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財政收入和民生問題的矛盾性,單一的貨幣政策很難對地方政府形成約束機制。現行的則一稅分配制度與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地方政府財政指標、房地產商的利息都有著密切的聯系。然而,和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目標性和指向性更為明確。適當的稅收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經濟增長的管理形式,還可以有效的削減投機型需求。因此,對房地產行業實行多種稅收政策,可以對房地產市場發展狀況起到很好的調控作用。首先,是稅種的差異。在不同的環節調整稅收政策,會帶來不同的作用。增加房地產開發環節的稅收,會增加房地產建設成本,使房地產價格上升。增加房地產交易壞節的稅收,既可能增力[l買方的購買成本,又可能減少賣力一的收益,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要具體分析。增加房地產持有期間的稅收,可以減少利用房地產買賣獲得的收益,抑制投機行為,對房地產價格起到降溫的作用。其次,地域差異對稅收政策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稅種的差異,更注重稅率的差異性。一方面,根據地域的不同實施不同的稅率水平。

        西部地區經濟水平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經濟水平,因此,我們應當對西部地區實施較低的稅率,或者不定期的實施一些優惠稅率,鼓勵資金向西部地區的流入,加強經濟落后地區的資金投入。相反地,我們應當對東部地區實施較高的稅率,抑制熱錢向經濟繁榮地區的流入,抑制通貨膨脹和投機行為的繼續擴大。另一方面,根據地域的不同實施部同類型的稅種,可以對東部地區加收一些房地產限額稅,即當一筆房地產交易的總額超過一定金額時,開始對該交易行為收稅,達到抑制高檔住房、高價住房交易的目的。項目管理論文

        3其他差別政策

        第3篇: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R&,D投入,中美工業企業,差異原因,啟示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條件下,國家、地區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科技的競爭,尤其是企業R&D能力的高低。如今,R&D在企業總支出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成為了企業持久發展的關鍵因素。堅持研發創新是企業的生命線,作為技術研發創新的源泉,企業非常重視R&D活動。隨著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全面展開,我國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正在逐步提高。如今,我國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產品制造商,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我國R&D與GDP比值及R&D人員人均經費投入仍然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美國在科學和技術研究,以及技術產品創新方面都是最具影響力的國家,要想促進我國的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就必須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Schumpeter(1942)認為,公司規模越大資源越多,越有利于公司R&D的投入,因為通常只有大企業才能夠負擔研發項目的費用,一些多元化且規模較大的企業具有市場控制能力,可以通過大范圍的研發創新來取得市場。[1] Galbraith(1952)認為,大企業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并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在技術創新上,大企業往往是的有效的發明者和傳播者,一些大企業組成的現代工業最有利于R&D活動。[2]Scherer(1980)也認為,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可以為R&D項目帶來范圍經濟。[3]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大中型工業企業既是從事科技活動的重要部門,也是中堅力量。因此,本文以規模較大的工業企業為例分析,通過對中美兩國工業企業R&D投入的描述和比較,找出響國家工業企業R&D投入差異化的主要因素,分析我國工業企業R&D投入存在的問題以及與美國的差距,針對如何縮小差距,解決問題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中美兩國R&D投入現狀

        (一)R&D投入總量和強度

        1.總量和增長速度比較

        近年來,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我國研發經費的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而各國R&D經費投入總額也總體呈現上升趨勢。21世紀以來,美國的R&D經費從2003年的2897.36億元到2007年的3687.99億元(本幣),但年均增長速度較慢,約為3%,屬于研發經費增長速度較穩定的國家;我國的研發經費從2003年的1539.6億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4616億元(本幣),年均增長速度大約為14%,屬于研發經費增長速度相當快的國家,從年增長速度看來現代企業管理論文,我國的R&D經費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美國,但從絕對量上看,我國的研發經費總額卻與美國相差甚遠,2007年美國的R&D經費為3687.99億美元,同年,我國的R&D經費按當時匯率折合為487.67億美元,僅僅相當于美國同年R&D經費投入的13%。

        2.R&D經費投入強度比較

        美國是發達國家,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國情的不同,經濟總量相差巨大,因此僅用R&D經費投入總額作對比是不足以衡量兩個國家的科研活動規模的。R&D/GDP是指當年的R&D經費投入總額與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這一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力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國際組織與世界各國評價一個國家科技競爭力的首選指標,即R&D投入強度。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R&D/GDP小于1%,經濟處于發展初期,缺乏創新能力;大于1%而小于2%,經濟處于發展快速階段,具有一定的創新能力;大于2%,則經濟處于穩定發展階段,創新能力比較強。21世紀以來,我國的R&D經費投入強度突破了1%,并逐漸呈上升趨勢,這表明我國經濟正處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具有一定的創新能力但是仍然屬于較缺乏創新能力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的R&D投入強度一直保持在2%以上,處于穩定發展階段,2007年,美國R&D經費投入與GDP的比值約為2.68%左右,創新能力非常強,同年,我國R&D經費投入與GDP的比值約為1.3%左右,只相當于美國的一半。由此可見,我國在R&D強度方面,與美國的差距相當大論文格式模板。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我國R&D投入總量不足強度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提高企業R&D投入的規模以及R&D強度。

        (二)R&D經費來源情況

        美國在R&D投入經費來源上,屬于企業主導型。聯邦政府對于整個產業界的技術研發活動及其他應用研究只是采取了間接推動的方式,在R&D活動中,政府充當的角色更偏向于政策引導者而非行政控制者。[4]這跟美國國情有關,穩定的政治格局,相對完善的民主制度促使美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不畏艱辛開拓創新的社會風氣,這在一定程度上為R&D的投入提供了保障。2004年,美國R&D投入的經費來源中,企業投入占到了71.4%,其他渠道籌集了15.4%,而政府的投入僅僅只占了13.2%。在美國,企業特別是一些大型的高新技術企業以及工業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力軍。

        二十世紀中后期,我國R&D經費投入的主體一直是政府,絕大多數企業沒有屬于自己的科技開發隊伍,也沒有最基本的科技研究裝備,科技力量大多集中在政府所屬的科研機構和大學中,這種狀態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據統計,九十年代初期,我國R&D經費來源中,企業經費投入不足總數的三分之一,1990年,企業經費投入僅占全部經費的27.4%。1993年,在1.8萬家大中型企業中,有獨立R&D機構的也只有50%,R&D經費來源中來自政府投入的比例高達54.9%,仍然超過了一半的總經費投入。隨著我國開始實施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把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并把科研重心由依賴政府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力量逐步轉移到企業中去以實現企業產業化,以便更好的發展生產力。在R&D投入上,我國經歷了由政府主導型向企業主導型轉變。企業投入比例超過50%并逐步增長,到2008年企業R&D經費投入比例已經高達71.1%(表1)。此種情況表明,目前我國企業已經成為我國R&D經費投入的主體,我國的R&D經費投入結構也逐步趨于合理。

        表1.中國R&D經費來源中政府與企業投入比例(%)

        年份

        政府投入比例

        企業投入比例

        其他投入比例

        1999

        32.4

        34.9

        32.7

        2000

        33.4

        57.6

        9.0

        2004

        26.6

        65.7

        7.7

        2005

        26.3

        67.1

        6.6

        2006

        24.7

        69.1

        6.2

        2007

        24.6

        70.4

        5.0

        2008

        23.6

        71.7

        4.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網,sts.org.cn/相關資料整理.

        (三)R&D經費支出情況

        1.活動類型比較

        R&D經費支出按活動類型一般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種類型。其中,基礎研究是新知識產生的源泉,新的發明創造也是基于基礎研究產生的,因此,要想科學技術更好的發展就必須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它是一個國家實現科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國際競爭力及國際影響力,基礎研究投入力度不足,在研發活動中的比重不合理,都將制約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

        圖1. 中國R&D經費支出按活動類型分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網,sts.org.cn/相關資料整理.

        無論在地區上看,還是分行業看現代企業管理論文,我國工業企業R&D活動中試驗發展占有絕對優勢,但基礎研究在我國企業R&D活動中幾乎為零,恰恰與此相反的是,有證據表明企業創新越來越多地來源于基礎研究,這些本不以任何專門或具體的應用為目的的實驗性或理論性的成果商品化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5]據相關資料顯示,三種類型的R&D經費支出占總經費的合理比例一般為:基礎研究占總經費支出的13%—19%,應用研究占總支出的20%—25%,試驗發展占50%—61%。

        圖2. 美國R&D經費支出按活動類型分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網,sts.org.cn/相關資料整理.

        2007年,我國基礎研究占總經費支出的4.7%,應用研究占總支出的13.3%,實驗發展的比重高達82.0%(圖1),足以說明我國的R&D經費主要集中于試驗發展領域,而最重要的基礎研究的經費卻投入甚少,導致了我國的R&D經費投入結構極不合理,直接制約了我國技術水平的發展及創新能力的提升。而在2003年,美國基礎研究就占到總經費支出的19.1%,應用研究比重為23.9%,實驗發展則占了總支出的57.1%(圖2)。

        不合理的R&D經費投入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科技發展,據國家科技部統計的數據,我國近幾年的專利授權結構中都是以實用新型專利為主,發明專利僅占25%左右,并且多以模仿為主,自主創新的很少,所以難以申請專利,也難以掌握核心技術。技術引進經費支出占研發經費總支出的比重逐年減小,說明了我國已經開始重視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6]但仍須加大基礎研究的力度,這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具有可持續發展性。

        2.執行部門比較

        R&D經費支出按執行部門一般分為研究與開發機構、企業、高等學校及其他四種類型。發達國家R&D經費支出都是以企業為主體,通常在60%—70% ,R&D成果轉化率較高。因此,必須確立企業在我國R&D活動中的主體地位。

        圖3. 中國R&D經費支出按執行部門分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網,sts.org.cn/相關資料整理.

        由圖3可以看出,我國企業R&D經費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最大,上升速度最快,由2003年的62.4%上升到2007年的72.3%,五年間上升了10個百分點,除此之外,研究與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及其他R&D經費支出都在逐年減少。

        圖4. 美國R&D經費支出按活動類型分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網,sts.org.cn/相關資料整理.

        而美國的R&D經費支出在各個執行部門間的比重變化不大,基本在一個水平線上徘徊(圖4),與我國不同的是,美國的研究與開發機構R&D經費支出在逐年增多,但兩國都在逐步趨于合理化。相比之下,美國其他執行部門R&D經費支出較多,百分率較我國的四倍之多,這也是美國的科學技術研究與創新更為靈活的原因之一。

        二、大中型工業企業R&D投入現狀

        隨著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全面展開,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也必須逐步提高,因為大中型工業企業不僅是我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從事科技研發活動的重要部門之一。大中型工業企業是指同時滿足從業人員300人以上,主營業務收入3000萬元以上,資產總額40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

        (一)科技人員及專利產出

        近年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中的R&D人員保持著持續穩步快速增長的勢頭,從2000年的三十多萬R&D人員,到2005年的60.6萬人,占到了全國R&D人員總量的44.4%, 2008年,更是達到了246.82萬人之多,比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2.1%。這表明,大中型工業企業在我國的研發體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企業中科學家工程師的數量也有較明顯的增加,2008年已達158.9萬人,比2007年增長了13.4%,占企業R&D人員的比重達到64.4%,比去年增長了0.8個百分點。這標志著我國的科技人員隊伍在不斷擴大、科技人員的素質也在不斷提高,也標志著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科研實力在持續增強,科學技術水平在不斷提高。

        專利是企業科技活動的重要產出之一,通過申請專利對知識產權即科研成果進行保護也是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獲得創新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情況下,企業擁有專利數量越多,就表明其科研技術力量越雄厚,同時也標志著創新活動的活躍度越高,具有較大的市場競爭優勢。2000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為11760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數為2772件;2005年,我國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及發明專利申請數分別達到了55271件及18292件,為五年前的4.7倍和6.6倍,發明專利占專利申請總量的比重由也2000年的23.6%提高到2005年的33.1%;2008年,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量為12.2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量為4.4萬件,分別比2007年增長27.3%和21.3%。這不僅標志著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擁有的發明專利數量大幅增加,也標志著其申請專利的技術含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二)科技經費投入情況

        企業的研發投入是衡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標論文格式模板。“十五”以來,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投入持續增長,自主創新力度不斷增強,科技經費投入從2000年的353.6億元到2005年的1250.3億元現代企業管理論文,整體翻了兩番,并且投入強度始終保持在2.5%上下;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間,增長幅度都連續超過了30%;到2008年,全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共投入經費2681.3億元,比2007年增長了26.9%(圖5)。這些數據表明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發經費投入持續增長較快,投入強度相對保持穩定,也說明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意識正在逐步提高。

        圖5.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變化(2000—2008)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科技統計網,sts.org.cn/相關資料整理.

        另外,從2006年開始,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支出占科技活動內部支出的比例已經超過50%,2008年達到53.2%;并且企業資金占R&D經費籌集總額的比重自2000年以來一直處于80%以上,2008年達到了90.1%,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正在逐步增強,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自主籌集科技活動經費的機制也已形成。如今,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也有效保障了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

        (三)技術引進及新產品的開發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創新活動必須針對市場面向市場。一方面需要通過直接購買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斷開發出新產品滿足市場需求,即技術引進以及新產品的開發。

        企業通過直接購買技術迅速提高技術水平,縮短與競爭對手的技術差距,增強自身創新能力是企業創新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技術引進按照技術來源地的不同可以分成技術引進和購買國內技術兩種類型,步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經費有所減少,購買國內技術經費逐步增加。技術引進經費支出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變化過程,2000年,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經費為245.4億元,2003年達到405.4億元,而2005年下降到296.8億元,然而三年后的2008年技術引進經費又升至440.4億元,企業技術引進經費增長放緩。但是,隨著國內科技成果的不斷增多和國內技術市場的逐步完善,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購買國內技術經費支出在迅速提高,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用于購買國內技術的經費由2000年的26.4億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3.4億元,2008年達到了166.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8.24%,購買國內技術成為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獲取外部技術的重要途徑,這表明我國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已經由高度依賴國外技術逐步轉變成為自主研發為主、技術引進為輔的發展態勢。

        工業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結果一方面表現為生產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現為推出改進的或全新的產品,即產品創新。產品創新是企業適應市場需求和取得競爭優勢不可或缺的創新活動。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新產品經費由2000年的393.8億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1457.2億元,2008年更是達到了3095.8億元,比2007年增長了26.1%,平均每一新產品項目的投入經費為255.1萬元,比上年增加36.8萬元。欣慰的是,隨著企業新產品開發經費投入力度的加大,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新產品產出也在不斷增加。這表明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還是很重視新產品的開發的,因為其在市場競爭中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三、R&D投入差異化原因

        影響企業R&D投入差異化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外部市場的特征,國家建立的相關制度,企業本身的性質及其科技競爭力、研發機構的技術水平、科研成果的轉換率以及資金投入的來源等內外部諸多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企業R&D的投入。

        (一)企業外部環境

        1.經濟發展水平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R&D投入的多少。較美國而言,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企業R&D投入的現狀仍不夠令人滿意。發達國家之所以發展快發展穩,是因為其經濟水平高,R&D投入占其GDP的比重高,投入與產出之間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關系。[7]而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自主創新的發展。發達國家如美國可以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技術創新的前期及中期,以便于保障創新產出的優質高效,后發性強;而我國的R&D投入主要集中于對設備和水平要求相對較低的二次創新即是技術創新周期的中后期,后發性很弱。經濟發展水平高,相對而言就有資金設立專門的R&D機構,在發達國家,百分之百的大中型企業都設立有專門的R&D機構,美國當然不例外,而我國設立專門的R&D機構的大中型企業僅占所有大中型企業的35%左右,三分之二的企業都沒有專門的R&D機構與R&D人員。從我國科技投入與產出的地區分布來看,總體上亦呈現出“東強西弱”、向中心城市集中的非均衡態勢。[8]2006年東部地區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投入為1215.2億元,占全部研發投入的74.5%,東部地區企業申請發明專利2.2萬件,占全部發明專利的83.3%,而中、西部地區上述兩項指標所占比重分別下降到25.5%和16.7%,發展極不平衡,而我國的東部地區就是我國經濟最發達地區。所以說,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制約了企業R&D投入的多少,當然,企業R&D投入的多少也決定著經濟的發展水平。

        2.政府宏觀調控

        我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具有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能夠把有限的創新資源集中起來,在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領域取得突破。[9]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式從直接轉向間接,調控的對象也逐步從企業轉向市場,逐步形成了在中央統一協調下以間接手段調控引導市場活動的宏觀調控模式。由于R&D活動具有溢出效應,所以政府往往采取一些激勵政策支持企業開展R&D活動。政府的激勵政策一般表現在三個方面,即減免稅政策、直接補貼和低息貸款。有學者在對美國113家公司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稅收減免政策對R&D的投入強度有重大影響,能刺激R&D經費的增加;也有學者通過對我國1994—2002年34個大中型企業的行業面板數據分析發現,政府資助對企業增加R&D投入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10]但是,這些激勵政策在我國特有的國情下也顯現出了一些弊端,比如容易誘發腐敗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并且政府資金比重過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11]美國聯邦政府對R&D活動的基礎研究采取了直接資助的方式,對于產業界的技術研發與其他應用研究采取了間接推動的方式;我國在R&D投入方面,并未能真正實現政府主導型向企業主導型的轉變,并且對基礎研究開發的支持力度不夠,相關的科技保障政策也不完善,這些都是影響我國企業R&D投入的原因。因此,政府應該逐步完善對企業R&D投入的宏觀調控政策,在深化體制改革的同時,實現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與國際接軌,為企業在R&D應用領域的研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企業內部環境

        1.獨立研發機構的水平

        2008年中國R&D經費中71.7%來源于企業,而且企業的R&D經費支出也達到了73.3%,單從數據上看,與歐美等國相比差別不大,表明企業已經是我國研發活動的主體,但事實上,我國科研成果的轉換率仍然很低,企業的科技競爭力及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仍不理想。美國近年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已超過70%,而我國近年的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僅在50%左右。企業研發主要應該產生專利,但中國專利的絕對數量和質量與世界先進國家還有較大差距,這些都與企業研發機構的水平有關。發達國家的大中型企業都擁有專門的研發機構,而在我國,為數不多的企業擁有專門的研發機構,但往往都存在著規模小、技術水平低、研發團隊弱等弊端。研發規模上不去,產出自然不理想;技術水平低,自然難以申請專利;跟蹤模仿多,也難以掌握核心技術。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R&D投入產出的影響固然重要,但研發活動是需要一定技術積累才能取得突破,既要資金也要技術,并不是把錢投進去了就會有成果,有獨立的研發機構是重點,研發機構水平的高低是關鍵論文格式模板。

        2.股權結構

        股權結構的形成決定了企業的類型,隨著全球網絡的形成和新型企業的出現,技術和知識在企業股權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股權集中對企業R&D投入有正向促進作用,股權集中度是指全部股東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股權集中還是股權分散的數量化指標,股權集中令公司所有者相比企業的短期收益回報更加傾向于企業的長期發展與回報。理論上,R&D投入金額的多少以及研發的成功率都會增加企業的股東報酬率;反過來,由于股東報酬率的提高,企業積累更多的資金,企業也會有更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的動力。[12]相關研究還表明,股權集中可以控制董事會,提高大股東的監控能力,股權制衡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企業R&D的投入,但往往一些企業的法人大股東與被投資企業之間都有著商業關系,他們會去影響控股企業經理人的R&D決策從而影響企業R&D的投入量,因為他們可以從被投資企業的R&D活動中獲得溢出收益。此外,股權集中在不同的股東手里效果是不一樣的,研究表明,國有股權集中并不利于企業R&D的發展,中國企業的股權結構之所以對企業的R&D投入有著特殊的影響,就是因為在我國的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股權占了較大比重。然而事實上,國有控股并不利于R&D的投入,因為國有持股比例越高,科技創新能力就越低。

        3.企業家素質

        企業家是企業發展策略與未來方向的最終決策者,在如今這個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下,企業家的素質在整個R&D投入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衡量企業家的主要指標不是人格魄力,而應是其形成制度的創新能力,企業家的能力應具體化為企業運行的制度化機制。[13]一方面,企業家的決策主導著整個企業的R&D投入,這就要求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具備出色的決策能力并且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有著熟練組織管理能力的優秀企業家能夠更好的利用現有的物質資源及人力資源來發展企業的科研活動,提高企業R&D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最大限度地調動科技人員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

        因此,企業應該選擇與企業R&D活動相適應的企業家隊伍,這時企業家就需要合理利用自身各方面的良好素質來建立以人為本的R&D人員管理體制、完善人才激勵與培養機制、為R&D人員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增加R&D團隊的凝聚力、廣泛培養或吸引海內外人才、加強與跨國公司的技術合作與競爭等。同時,國家政府方面也可以建立一些相關的企業家人才庫和企業家市場,為企業的R&D活動提供人才,以保障我國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更好更快的實施發展。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上述比較分析我們發現,我國在R&D投入及科技產出等方面與美國存在一定的差距,這與兩國R&D經費的投入強度、來源、結構以及相關的制度、技術、市場等諸多因素是密不可分的。近年來,我國工業企業的R&D投入總量雖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R&D強度也在逐年提高,但是與美國相比仍然很低,并不足以支撐高端技術的R&D活動以及進行技術儲備。影響R&D投入差異化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政府建立相關制度,為企業提供良好環境

        國家的政治制度及軍事分布也是影響企業R&D投入的因素,因此需要國家應建立或完善相關的制度,為企業的R&D活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保障企業R&D活動的順利實施;并且政府方面,應該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或是實施稅收減免等制度刺激企業設立或完善他們的R&D機構,加大政府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力度,為了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務必做好防范。

        2.優化各地區產業結構,保證各地區平衡發展

        與地區的經濟規模和產業結構有關,我國各地區的工業企業發展極不平衡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因此在需要政府進行適度的宏觀調控的同時,也應尊重市場取向規律,堅持效率優先原則,避免無謂的資源浪費,從而調整產業結構或是提高對該地區的R&D投入規模及強度,并調整優化各地區工業企業的R&D投入,以保證各地區平衡發展全面發展。

        3.加強自主創新意識,加大研發投入力度

        創造性和新穎性是研究與試驗發展的決定因素,要想取得更多的研究成績,要想申請更多的專利,要想保障企業的收益,就必須從根本上加強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意識,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升我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4.完善人才培養機制,激勵員工積極工作

        企業的R&D機構必須擁有一批優秀的技術人員以及優秀的企業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科技產出的高效優質及研發機構的良好運作;同時企業家也應該建立相關的激勵制度,為技術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從而激勵員工努力工作、積極創新。

        5.加強企業與企業、研究所、高校之間的合作

        企業可以加強其與企業之間、與研究所之間、與高校之間的技術合作與交流,以提高企業的R&D能力。因為,在R&D合作的一般情形下,技術兼容性程度越高,成本降低的幅度就越大,其創新動機也就越強;并且,如今發達國家的企業正在積極通過各種聯盟形式強化已有的競爭優勢,其中R&D聯盟已成為重要的技術來源,出于同業競爭等原因,國內企業往往習慣于各自為政的獨立研究,這也是至今許多產業、產品的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的重要成因之一。[14]因此,我們可以在企業與企業、研究所、高校之間進行合作研究和聯合開發,各展所長、互惠互利,在增強R&D實力的同時,還能避免重復研究,從而整體提高了企業的科技水平,這對企業的技術發展是相當有利的。

        總之,要縮小與美國的差距,我國的工業企業R&D投入就仍需加強,R&D活動就仍需完善,我們必須學習借鑒美國政府或是美國工業企業本身所施行的一些R&D投入方面的舉措,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走一條適合我國工業企業的科技之路,逐步提升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及技術,從而更好的建設國家科技創新體系。

        參考文獻

        [1]Schumpeter,J.A. 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 [M]. London:UnwinUniversity Books.1942.

        第4篇: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反洗錢 監管 研究 

         

        隨著反洗錢形勢的發展,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理念逐漸成為反洗錢領域的共識。人總行在2007年11月召開的反洗錢監管座談會上,針對“監管資源有限,監管手段不足”的問題,提出了“要樹立風險為本的監管思想,采取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合理配置監管資源”;在2008年初全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工作會議上,對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做出安排部署,提出要加強反洗錢非現場監管,逐步推進非現場監管指標體系建設,建立非現場監管評級機制,確立和完善以洗錢風險管理為中心的反洗錢非現場監管體系。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的研究和實踐在全國范圍內拉開帷幕。經過三年多的探索性研究和實踐,筆者認為,實施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還存在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在理論認識層面,存在片面性和絕對化的傾向。認為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與規則為本反洗錢監管相對立,風險為本是對規則為本的否定;風險為本的優勢明顯優于規則為本;當前對所有金融機構都應當要求以風險為本開展反洗錢工作。上述認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絕對化傾向。二是在法規制度層面,存在不協調、不適應的問題。《反洗錢法》頒布實施五年來,人民銀行相繼建立了一整套反洗錢制度和操作規范。這些制度、規范在反洗錢起步階段確實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但隨著反洗錢工作在金融機構的深入開展,反洗錢合規理念普遍被金融機構接受以后,過多的規定、過細的標準客觀上造成了金融機構的過度依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甚至有的制度反而成了金融機構規避責任的依據。目前金融機構存在大量的防御性可疑交易報告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另外,過多的監管要求也加大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給金融機構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負擔。這些都是當前反洗錢法規制度滯后于反洗錢形勢發展的現實表現。三是在技術操作層面,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還需加強和改進。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是非現場監管信息資料采集和運用效率不高。風險為本的監管方式是建立在對金融機構的有效評估這一基礎之上。要實現有效評估,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信息采集、加工處理、評估判斷、現場校驗、矯枉評估和做出監管決策等一系列制度和操作程序,疏通數據來源渠道,提高數據采集和運用的電子化水平。但從非現場監管信息系統硬件建設來看,目前通過網絡傳輸信息數據還僅限于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還沒有電子化網絡傳輸信息平臺,而且2010年推廣應用的“反洗錢監管交互平臺”也未與人民銀行支付清算系統及商業銀行電子匯劃系統對接,降低了系統的功能。當前,非現場監管部分工作還處于手工操作階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錯多,影響了非現場監管的效能。另一方面現場檢查的重心還沒有轉移到以風險管理為目標,還是習慣于合規性檢查。比如,在客戶身份識別上還是以檢查靜態的客戶身份要素是否合規為主;在大額和可疑交易報告方面習慣于根據現有制度設定的客觀標準對報告結果進行檢查。這種傳統的檢查方式與引導金融機構以風險管理為核心開展反洗錢工作的要求極不適應。 

         鑒于以上問題,要實現反洗錢監管由規則為本向風險為本轉變,還需從理論認識和實踐操作上加以改進。 

         一、全面認識和正確運用風險為本監管理論 

         當前重要的是處理好風險為本與規則為本的關系。規則為本的反洗錢監管方式是反洗錢處于起步階段比較通行的監管模式。其工作重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規則和各種規定;二是監督檢查各類金融機構執行規定的合規性;三是將不合規處罰作為一種日常機制和主要監管方法。規則為本的監管實際上是一個制定規范—檢查執行—調整規范—再檢查執行的過程。在一國反洗錢制度的初創期,反洗錢工作的機理及價值還未被金融機構所廣泛接受的情況下,以規則為本的監管方式既直接,也富有效率。風險為本的反洗錢監管貫徹以關注洗錢風險為核心,以原則性監管為導向,以非現場監管為主要手段,以現場檢查為必要補充的監管方法。規則為本監管與風險為本監管貫穿著兩種不同的監管理念,但兩種監管方式并非截然對立,水火不容,而是層次遞進,互為補充的關系。強調風險為本的監管,并不意味著放松合規性監管,而是要將著力點放在風險上,注重對風險的早期識別、預警和控制,尤其注重金融機構內部的風險控制和管理,注重對其風險管控能力的考核和評價,當然也包括對違規行為的監測和控制能力。

        規則為本監管與風險為本監管的區別僅僅是在監管手段、監管理念、監管目標等方面側重點不同而已。為此,在監管實踐中,應立足實際,靈活掌握,根據不同金融機構的特點和內控機制運行情況確定監管重點,如:對反洗錢基礎工作較好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主要實施以原則為導向的風險為本監管;對農村信用社、保險、證券、期貨等反洗錢工作基礎薄弱的機構則主要實施以合規為導向的規則為本監管。同時,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在其內部反洗錢組織架構、內控制度、操作流程等基本達到合規要求后,就應更加注重洗錢風險的防范,建立起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技術支持以及風險管理的方法體系,依據風險的大小來安排相應的資源投入。 

         二、盡快修訂完善相關規章制度,以適應反洗錢發展形勢需要 

         一要進一步擴充洗錢罪的上游犯罪范圍。結合我國實際,吸收借鑒國際社會的先進經驗,修改《刑法》和《反洗錢法》的相應條款,盡可能地將一切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圍之內。二要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業反洗錢制度。在研究、評估各行業洗錢風險的基礎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業的反洗錢規則并分步啟動實施。同時,發揮相關部門和特定非金融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指導行業自律組織制定反洗錢指引,督促行業加強反洗錢自律。三要制定金融機構崗位設置和內控制度建設指引。按照《反洗錢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銀行可以會同其他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依據《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和相關規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強的《金融機構反洗錢崗位設置和內控制度建設指引》及實施細則,指導金融機構合理設置反洗錢工作崗位,完善內控制度建設。四要完善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對《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和《支付結算辦法》等配套規章制度進行修訂和完善,明確客戶在辦理大額交易業務時應向金融機構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和因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所承擔的法律責任。 

         三、積極采用可疑交易“主觀”識別標準 

             faft的《四十項建議》在制定可疑交易識別標準時采用的是主觀標準,即規定“如果金融機構懷疑或有理由懷疑某項資金屬于犯罪活動的收益或者與恐怖分子籌資有關,應按照法律或法規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報單位報告”。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反洗錢工作已具備一定基礎,人民銀行應逐步減少可疑交易的客觀標準,強化金融機構的自主識別能力。指導金融機構在客觀指標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逐步實現以主觀分析為主,輔以客觀指標的可疑交易報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報告的情報價值。 

         四、著手建立反洗錢正向激勵機制 

         反洗錢補償與激勵機制的建立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反洗錢專項基金。該基金有三個主要來源:洗錢罪的罰沒收入、政府財政專項撥款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捐款。該基金主要用于獎勵主動提供反洗錢情報和線索的社會公眾。二是建立政府財政分成獎勵制度。對主動提供反洗錢情報和線索的金融機構和工作人員以及積極參與反洗錢偵查、破案工作的有關部門,在破獲洗錢案件并追回贓款之后,由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代表國家依據貢獻大小給予相應的獎勵。三是對認真履行反洗錢義務的金融機構給予各種政策上扶持和優惠,如市場準入、經營權限、稅收減免或優惠等。 

        第5篇: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內容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現代化企業制度的推行和公司改革的深化,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改革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兩個關鍵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本文作者將針對當前資本結構在我國特殊重要的地位,針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作者希望通過對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涵義的介紹,對委托問題與資本結構理論發展的分析,針對我國企業的現狀,對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從而得出優化資本結構,降低成本,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的結論。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現代化企業制度的推行和公司改革的深化,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改革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兩個關鍵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目前我國學術界在委托問題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對資本結構的討論更是如火如荼,但大多數只是針對其中的一個問題進行討論,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研究還是比較欠缺,因此本文作者將針對當前資本結構在我國特殊重要的地位,針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作者希望通過對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涵義的介紹,對委托問題與資本結構理論發展的分析,針對我國企業的現狀,對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從而達到優化資本結構,降低成本,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向作為中國經濟中流砥柱的國有經濟首當其沖,國有企業的轉制,以及上市公司中國有股的減持,同時又要防止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等等一些問題,都涉及到國家這個委托人與企業受托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同時深層次講必將影響到企業資本結構以及產權結構的改變。國家在探索優良的改制途徑,企業力求取得優良的績效,這兩方面都與本文的主題有莫大的聯系。

        而一向作為中國經濟生力軍的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蘇南模式鄉鎮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沒落。追根求源,關鍵在于企業經營體制的陳舊,以及政府機制過多干預,家族制企業的管理體制的局限。這種種情況無不涉及產權機制的不夠明了,關系的疏落,資本結構的不合理。

        二、委托問題

        (一)委托關系

        1.委托關系的涵義。當我們開始認識委托問題,也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理論的時候,我們不可避免的得從委托關系說起。委托問題實質就是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而理論則分析了委托人-人關系。利益關系人對公司的求償權可描述為委托人-人關系,其中人是代表委托人行為的。其實,現實社會中包含著很多的委托人-人關系。從短期資本經理、律師以及在不動產、旅游、保險等等方面的人這些情形,最容易看出來明確的委托人-人關系。許多其他環境也可用委托人-人關系來描述,即使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人,也可把雙方看成好像是委托人和人。實際上,幾乎任何環境,只要其中的一個人或集團的決策權能影響到他人,都可用委托人-人關系來描述。例如,雖然大多數雇員并不能被明確地劃歸為雇主的人,但從某種角度上看他們是作為人而行為的。總而言之,在典型的現代企業制度下,產權各項權能通過系列分解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委托關系:其一,全體股東通過公司董事會與經理之間形成的委托關系以及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委托關系;其二,企業內部經營的委托關系,這種關系實際上只涉及經營者內部的管理控制問題,不屬于本文討論的重點,如下圖所示。

        2.委托問題存在的原因: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潛在的沖突。而其直接原因則是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究其本質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對稱。

        (1)從委托人方面來看,第一,股東或者因為缺乏有關的知識和經驗,以至于沒有能力來監控經營者;或者因為其主要從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沒有時間、精力來監控經營者。第二,對于眾多中小股東來說,由股東監控帶來的經營業績改善是一種公共物品。對致力于公司監控的任何一個股東來說,他要獨自承擔監控經營者所帶來的成本,如收集信息、說服其他股東、重組企業所花費的成本,而監控公司所帶來的收益卻由全部股東享受,監控者只按他所持有的股票份額享受收益。這對于他本人來說得不償失,因此股東們都想坐享其成,免費“搭便車”。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加強監控有利于公司績效和總剩余的增加,即社會收益大于社會成本,但只要每個股東在進行私人決策的時候,發現其行為的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他就不會有動力實施這種行為。

        (2)從人方面來看,第一,人有著不同于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標,所以他們的效用函數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數不同。第二,人對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擁有私人信息,人會不惜損害委托人的利益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產生機會主義行為。

        因此,現代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股東與經理人員之間委托-關系的產生,會造成一種危險:公司經理可能以損害股東利益為代價而追求個人目標。經理們可能會給他們自己支付過多的報酬,享受更高的在職消費,可能實施沒有收益但可以增強自身權力的投資,還可能尋求使自己地位牢固的目標,他們會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產能力的工人,或者他們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適的人選,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

        (二)成本

        1.成本的涵義。存在委托-關系,就存在成本。對成本的理論解釋是:假設信息是完全對稱的,人的努力程度可以觀察到,那么,即使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委托人也能在保證人得到其保留效用和努力激勵的約束下,找到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對于人的支付方案。如果信息不對稱,也就是人的努力程度觀察不到,那么,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由于工作績效不僅取決于人的努力,而且取決于表示環境條件的不同的自然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求解支付方案便遇到了最優風險分擔和最優激勵之間的兩難選擇。要使經理有動力采取合乎股東心意的行動,則報酬是與業績掛鉤的,而業績又不完全取決于經理的努力,所以股東就必須承擔相應的風險。而通常都認為,股東對待風險是采取回避態度的,因此,這在風險分擔的安排上就不是最優的。反之,如果要滿足最優風險安排,把風險留給風險中性的經理,即在合同中最能承擔風險的一方,同時也將風險收入給予經理人員,委托人的效益就不能最大化,通常這種情況下的支付方案被稱為次優方案。次優方案與最優方案的偏離,就構成了所謂的成本。成本是讓作為人的他人替代自己工作所產生的凈增成本。在一個完善的世界里,支付給人的報酬是完全公平的,沒有任何浪費。在我們這個不完善的世界里,成本是制度中固有的一種浪費。

        2.成本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直接的合約成本,包括訂立合約的交易成本,例如銷售傭金和發行債券的法律費用;各種制約因素強制產生的機會成本。這些制約因素使本來會是最理想的決策被排除在外。如因為存在一項限制性的債券契約條款而不能進行某項正凈現值投資;激勵費用,例如雇員的獎金。向人支付此類費用,為了鼓勵他們采取與委托人目標一致的行為。第二,委托人監督人的成本,如審計費用。第三,盡管存在監督,人仍會有不當行為,如雇員用途不明的過量開支,此時,委托人的財富會遭到損失。

        找到能使委托-關系的總成本最小的決策,是主要目標。在某些情況下周期性的行為不當所產生的成本,比進行監督所需成本要小。但在多數情況下,最理想的解決辦法需要對三種組成成本中每一種都加以注意。

        (三)產生利益沖突的環境

        在我們做出最優化決策的過程中,找出那些自然產生利益沖突的環境是很重要的。當然,消除所有的潛在沖突是不可能的。下面分析幾種易于產生這類沖突的重要關系及環境。

        1.股東-經理沖突

        上文中已具體闡述了股東-經理關系產生的原因,即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在企業中,一般情況下,具體的財務行為表現為:

        (1)在籌資行為中,經營者對增資持積極的態度,因為雄厚的資本可以使經營者更為充分地行使其經營決策權,同時許多非貨幣收益也隨之實現,而所有者對增資則持慎重態度,因為產權融資涉及“稀釋效用”,債券融資意味著財務風險的增大,兩者的權衡和妥協促成了以杠桿利益為核心的籌資決策技術的形成和應用,以尋求籌資成本、風險、收益三者的均衡點。(2)在投資行為中,委托人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投資收益率必須高于社會平均的或預期的資本報酬率,而人除了考慮這一條件外,還要綜合其他目標,如擴大市場份額、形成集約化規模優勢、經營者任期內的績效等。因此,投資者在將投資權授予經營者行使的同時,會在委托過程中設置一些決策流程、分權監控制度或利益掛鉤約束體系來制約經營者的投資行為。(3)在收益分配行為中,為了在資本保值增值的同時使既定的委托關系在擴大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公司所有者除了要求支取一定比例的利潤外,還得將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利潤留存在公司以備擴大再生產和其他用途。董事會會根據公司的發展戰略,在對股東現實利益與未來預期收益權衡的基礎上,決定支取紅利和留存收益之間的比例關系。另外,委托人往往會讓渡一部分剩余索取權給經營者,以促使經營者從長遠的角度為委托人的利益服務。(4)財務信息公開制度。干擾委托關系效率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對稱。人掌握著企業內部大部分的財務信息,委托人的信息需求全部來自人的披露和報告,這容易導致人隱匿實情、虛報陳報,誘發道德危機。因此,必須實行財務信息公開制度,建立有關財務信息的披露政策與質量約束機制,以實現委托雙方在財務信息了解方面的均衡。

        從具體原因分析,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發現問題的所在。

        (1)股東和經理兩者目標的分離。財務理論認為股東的目標在于使自己投資的現值最大。同樣根據自利行為原則,財務理論允許經理的目標不同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

        (2)雇員職務待遇。道德風險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雇員做出的會影響個人利益即職務待遇的決策。職務待遇包括直接好處和間接好處,前者如使用公司的轎車或辦私事時用公費開支,后者如過分花哨的辦公室裝飾品。在這類事上花費過多的錢,對股東來說就是損失。

        (3)雇員的努力。一些雇員希望不做出任何努力就得到報酬。據說,20%的人能干80%的工作。這種不使出全部勁兒的難題被稱為規避義務。

        (4)人力資本的不可分散性。個人獨有的能力和專長被稱為人力資本。通常,人力資本受雇傭約束,雇員只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一家公司。因此,雇員不容易將自己的人力資本分散化。他們在自己所服務的公司里和在自己的崗位上是專家。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人力資本的不可分散性。它直接影響到資本投資的選擇。大的上市公司的股東在金融投資組合里,通常持有多種不同股票。因此,對于某家公司價值的偶然波動,他們并不過分在意。原因在于多種不同股票間價值的偶然波動會相互抵消。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司價值的一次偶然波動,足可將其經理“消滅”。

        因此,投資時股東和經理的激勵因素可能會有很大不同。但是,通常做出公司投資決策的人當然是經理。激勵因素的背離導致投資決策中存在偏見。因為雇員在非常壞的結果中失去的更多,所以他們對公司進行高風險投資會產生偏見。而且由于這種偏見是基于風險(而不是報酬),因此,即使投資會帶來很大的正凈現值,仍然會存在這種偏見。

        人力資本的不可分散性對成本的另一個影響,牽涉到公司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性質。如果產品和服務是專用的(相對于普遍的),那么雇員人力資本的分散化程度甚至會低于一般水平。高度專業化的雇員可能只能在這家公司工作,因為在這一行業中并不存在其他公司。這種情況下,股東不得不向雇員支付額外報酬,以對雇員在工作上缺乏選擇性進行補償。畢竟,能夠做更常見的工作的雇員能選擇其他公司工作。

        總之,資本選擇權問題和資產的專用性問題從不同方面產生強制成本。與資本投資選擇有關的成本是放棄正凈現值投資的可能性,因此是對新投資的選擇產生影響。與專用資產相關的成本是為了使雇員為公司工作而支付更高的工資,因此是對現存投資產生影響。

        2.債權人-股東沖突

        在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關系中,股東的角色由股東和經理關系中的委托人轉變成人,而債權人則是這一關系中的委托人。債權人希望自己不受人(股東)行為的侵害,而股東又是通過公司經理來制定決策的。

        (1)資產替換難題。

        在債權人和股東關系中我們首先遇到的是資產替換難題。資產替換最簡單、最常見的例子就是用現金購買設備或原料。實際上,在每項投資中都是以一些資產替換另一些資產。謹慎的經理會權衡投資的風險和報酬。我們知道,如果一項投資的風險越高,那么投資者要求的投資報酬率就越高,這樣該項投資的現值就會越小。所以當存在風險性負債時,會促使股東用風險更高的資產來替換公司現存資產。當用風險更高的資產來替換公司現存資產,以此從債權人手中謀取價值時,就出現了資產替換難題。資產替換難題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股東可選擇違約,而這種選擇權是有價值的。要實現資產替換,可以通過進行新投資或通過售出某些現存資產并購入新資產。雖然公司的總價值可能不變、上升或減小,但由于違約可能性增大,債權人求償權的價值會減小。因為在求償的兩方之間存在零和博弈的情況,所以債權人價值的下降會引起股東價值有一個剛好相抵的增加額。

        (2)投資不足難題。

        投資不足在本質上是資產替換難題的相反面。當存在未清償的風險性負債時,若公司進行低風險投資,那么股東會損失價值。而且,即使該投資凈現值為正,股東還是會受到損失。所以投資不足的情況是,股東會拒絕從事一項效益好(凈現值為正)但風險低的投資,使財富不會從自己這里轉移到債權人手中。當然,雖然風險變化會帶來損失,股東還是可以從一項投資中獲利——只要該投資的正凈現值足夠大。然而,如果由于降低資產風險導致的股東價值的減少額,超過了該投資的正凈現值,股東就會拒絕從事該項投資。

        (3)通過股利政策進行求償稀釋。

        支付大量現金股利會稀釋現有債權人的求償權。支付股利同時減少公司的現金額和股東權益總量。權益總量的減少,會使公司的負債融資比例提高,從而增加了負債的風險并降低了負債求償的價值。這不過是不同形式的一種資產替換。替換后,公司除了現金額減少之外,其余方面是相同的。因為現金是無風險資產,減少部分現金(支付給了股東)會提高剩余資產的平均風險。現在你可以知道,由此提高的風險會降低公司未清負債的價值。

        (4)通過發行新債進行求償稀釋。

        負債的大規模增加也會稀釋現有債權人對公司資產的求償權。如

        果新債使不能向現有債權人償還承諾金額的可能性增大,那么就存在求償稀釋。同資產替換的情況一樣,風險的增加降低了公司未清負債的價值。再一次,因為是零和博弈,而且股東有或有求償權,所以股東會在債權人價值損失時得到收益。

        (5)資產的專用性。

        一般來說,若公司資產用途是專用的,指其適用于特定的經營領域,當必須進行處理時,處理這些資產的風險會更大。因此,這類資產提供給債權人的擔保價值較低。雖然這類資產由于其專用性會受到青睞,他們同時也可能由于專用性變得一文不值(或者甚至要花巨資去處理)。當然,實質還是風險-報酬權衡。所以,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擁有專用資產的公司必須付出較高的利息成本,以補償債權人增加的風險。

        三、資本結構

        資本結構即以債務、優先股和普通股權益為代表的企業的永久性長期融資方式組合。我們研究資本結構,就是要優化資本結構,確定合理的資本結構,使企業資金達到良性循環,降低資金成本,減少財務風險,提高企業償債能力和經濟效益。有關資本結構的理論,我們知道有傳統的資本結構的理論、理想狀態的M-M理論以及存在所得稅和市場缺陷條件下的M-M理論。在本文中我們不再對這部分進行詳細的闡述,我們考察資本結構并不是就其本身理論進行詳細的研究,而是要探討資本結構對研究委托問題、研究資本結構與委托問題的關系的重大意義。因此,我們研究的著眼點不同,導致了我們研究的重點放在資本結構與問題交叉的部分,也即資本結構中涉及理論的部分。下面簡要回顧一下幾種資本結構理論。

        (一)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

        資本結構和估價的傳統方法認為存在一個最優資本結構,而且管理當局可以通過適當的使用財務杠桿來增加企業的總價值。該方法認為企業在開始時可以通過增加財務杠桿降低它的資本成本并提高總價值。

        (二)M-M理論

        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有關資本結構的理論,簡稱為M-M理論。M-M理論認為企業所有證券持有人的總風險不會隨企業的資本結構的改變而變化。因此,不論企業的融資組合怎樣,企業的總價值必然相同。簡單來說,M-M理論是基于這樣一種想法:無論你將企業的資本結構在債務、權益和其他組成部分之間如何劃分,總是存在一個恒定的投資價格。也就是說,由于公司的總投資價值取決于它的基本的獲利能力和風險,對于資本結構的改變,企業的價值保持不變。因此,如果不存在稅收和其他市場缺陷,企業的價值在被分成債務、權益、和其他證券時不會發生改變。

        對這一觀點的支持是根據這樣一個想法,即投資者能夠用個人的財務杠桿來替代公司的財務杠桿。因此,投資者通過借款能夠達到企業可能采用的任何資本結構。由于企業不能夠為它的股東做他們所不能做的事(指利用財務杠桿),在M-M所假定的完全資本市場世界中,資本結構的改變沒有價值。因此,僅在資本結構方面有差別而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兩家企業必然具有相同的價值。否則,套利就成為可能,而套利的發生又會使這兩家企業最終在市場上按相同的總價值出售。換句話說,套利使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東西不可能在同一市場上按不同價格出售。

        (三)存在公司所得稅條件的M-M理論

        M-M理論突破理想環境,考慮繳納公司所得稅條件下資本結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他們的結論歸納為:

        1.負債公司的價值等于無負債公司的價值加上稅蔽的現值。

        2.負債公司的普通股權益資本成本等于無負債公司的權益資本加上財務風險增益。而財務風險增益等于負債權益比率、1減去稅率和無負債公司的資本成本與負債利率之差三因式的乘積。

        而當我們考慮個人所得稅的時候情況就變得更復雜了。將債務和股票收入的公司稅與個人稅結合起來考慮,上述結論中稅蔽現值可能會降低。最終的避稅利益的數量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論的經驗性問題。但是,一般都同意個人稅只會減少,但不會消除與債務有關的公司稅的好處。結果是最優的杠桿策略仍要求公司持有很大比例的負債。這一結論是考慮到了在極端的財務杠桿下,避稅利益的不確定性可能減少稅的“凈”影響這一事實。由于總的來說公司的財務杠桿并不是很高,所以我們必須尋找在公司改變它的資本結構中的債務比例時會影響公司估價的其他因素。

        (四)市場缺陷對M-M理論的影響

        對于完全資本市場來說,套利作為論據可以證明M-M理論的觀點,即企業的資本成本與總的估價和它的資本結構無關。但是,當我們考慮到市場存在缺陷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

        1.破產成本。如果存在破產的可能性并且與破產有關的處理及其他成本很重大,使用財務杠桿的企業可能就不如沒有財務杠桿的企業那么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在完全的資本市場中,我們是假定破產成本為零的。如果企業破產,它的資產就可按經濟價值出售,而不會發生清算費用或法律費用。然后按照對資產的請求權的優先順序進行分配。但如果資本市場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存在處理成本,而資產就可能不得不按照低于經濟價值的價值進行清算。在債務和權益持有人看來,這些處理成本和清算價值相對于經濟價值的短缺就代表整個系統的流出。

        2.成本。對資本結構和價值產生影響與破產成本密切相關的是成本。在下文中將著重闡述問題與資本結構的關系,也就是企業的財務關系。

        3.機構性的限制。對投資行為的限制可能會阻止套利過程的進行。許多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和人壽保險公司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導致機構投資者需求的減少,而這種減少就可能對該公司的金融工具的市場價值產生不利影響。

        4.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會限制套利過程。套利只有在交易成本所施加的限制之下才會進行,在此之后套利就不再有利可圖。因此,使用財務杠桿的企業的總價值就會比理論上稍微高或低一些。這種缺陷的凈效果的方向是不確定的。

        四、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的關系及解決

        以上我們明確了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的理論,下面我們切入本文的關鍵點,委托問題和資本結構到底有什么關系?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為什么要討論這個問題,即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目的,那就是通過優化資本結構來降低成本,或者通過降低成本來優化資本結構,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從而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

        資本結構的選擇決定了企業的控制權約束機制。同時資本結構決定了企業的財務風險。這就是資本結構和委托問題的關系。而解決該問題可以通過以下途徑。

        (一)公司不同權益要求者之間的沖突必須以某種方式解決。可能的話,可以通過簽訂協議來解決這些沖突。比如,可通過限制性協議(如對杠桿比率的限制)來避免潛在沖突。當不能通過簽訂協議來解決某一沖突時,投資者們便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們通過降低他們所愿支付給債務的價格來避免未來財富損失的風險。當公司發行證券時,證券的成本是所有特殊協議(如債券限制性協議。這種協議成本極高,因為他們限制了公司選擇的余地。)的成本之和再加上其他潛在沖突導致的降價。

        (二)公司資本結構也會影響與公司勞工協議有關的成本。請回想人力資本的不可多樣化問題。為一個行將破產的公司工作的雇員為了找到新工作更可能發生尋找成本,而且這些成本各公司不盡相同。雇員找工作的預期成本取決于公司產品和勞務是否具有專用性。執行大眾化工作的雇員相對于從事專用性工作的雇員,前者的預期尋找成本較低。人力資本反映了這種差別。因此,當其他條件一樣時,與人力相關的成本對于提供相對專用化產品和勞務的公司而言更高。由于較高的杠桿比率會產生較高的成本,所以這很可能意味著公司產品和勞務的專用化程度將影響公司對資本結構的選擇。

        (三)債務籌資也可能會減少公司的成本,如債權人監督股東的成本和股東監督經理的成本。只要公司發行新債,潛在債權人就會仔細分析公司情況以確定該債務的公平價格。于是每發行一次新債,現有債權人和股東就免費享受了一次對公司的外部“審計”。這種外部審計降低了為確保人(公司經理)盡職盡責而花費的監督成本。

        (四)另一種通過利用債務來執行監督功能的辦法是利用償債基金條款。通過償債基金,公司可以滿足每期除付息之外支付的需要。如果難于建立償債基金,則它可能是一個較早的信號,預示著公司可能陷入了財務困境。如果無法按要求建立償債基金則意味著公司可能到期無法償付。顯然,這種監督功能有益于債權人,也有利于股東對公司經理的進一步監督。

        (五)在降低債務成本時,利用有形資產抵押來確保還款也可扮演著重要角色。帶抵押的債務減少了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時的潛在損失,因而也就限制了股東侵占債務人財富的數額。用于抵押償債的資產在未得到債權人或破產法庭許可前不得出售。

        (六)解決問題,達到優化資本結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財務監督和會計監督,以及其他監督手段,其實財務環境中的許多因素均可作為監督手段,在常規的經營程序中,人們公開地提供并尋求信息,他們還通過自身地行為傳遞信息,政府執行法律法規時也會披露信息,甚至公司的聲譽和結構也會傳遞信息。常見的監督手段有:

        1.財務報表。經過審計的會計報表是對股東-經理關系、債權人-股東關系的監督手段。財務報表提供了一個預警系統。

        2.現金股利。現金股利可以從兩方面充當監督手段。首先,公司未能宣布期望金額的現金股利會產生警報。雖然這也許是或也許不是負面信息,但會促使投資者進一步探究。他們必須弄清未能發放預計金額的股利意味著什么。其次,發放現金股利會迫使公司更頻繁地尋求外部籌資,上面已經提到外部籌資地監督作用。

        3.債券評級。由穆迪或標準-普爾公司之類結構進行地的債券評級在債券發行時提供了監督,而且在債券的整個償還期里也提供了程度略低的監督。

        4.債券條款。債券條款提供了一種預警系統。

        5.政府法規。政府用于保護公眾利益的監督手段在不斷發展。例如證券交易委員會等機構都可對公司進行監督,防范種種違法行為。

        6.整個法律制度。盜竊、詐騙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人不當行為都是非法的。法律制度為每一個人都提供了種種監督形式。

        7.聲譽。聲譽及其所含的一般信息是一種監督形式。建立和維持良好的聲譽是有價值的,這會促進提供準確信息的動力,而準確的信息又便利了監督。

        8.多級別組織。一個公司中,如果考察和評價各個決策需要通過眾多權限級別,那么也提供了一種結構上的監督形式。當你的不當行為需要許多人配合才能做到時,就會困難得多。在這樣的公司里,一項計劃要取得批準,必須經過廣泛的討論。大群體中可能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并非每一個人都能保守秘密。

        五、結論

        從委托關系的角度而言,資本結構的重要性,表現為債務相對于股權融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理的過度投資。相反,債務也會增加委托成本。這種成本增加效應主要地表現為債務會導致經理傾向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資本結構對經理的經營激勵也具有影響。而同時債務也導致由于從聲譽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公司或經理傾向于選擇相對安全、能保證還清債務的項目,而不是真正價值最大化的項目。資本結構對于公司的清算或產業退出和收縮具有影響。同時,債務融資還會產生另一種成本,即在公司近期可能破產時,即便有好的可以導致價值增加的項目,股東也不會有激勵去投資。因此從整體上看,資本結構對于解決委托問題是一個雙向的作用。

        總之,將資本結構和委托理論交叉起來進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雖然現在還處于發展階段,但是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公司經營和治理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功用。隨著該項研究的深入,一定會實現本文再三強調地目的:降低成本,優化資本結構。更好地指導企業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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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篇:非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基本含義和特點

        1.1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當代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表明;一方面,市場機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動力所在。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和國家整體形象設計等方面能發揮并且正在發揮出巨大的能動作用和主體作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縱深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除了必須塑造企業行為主體外,還必須有政府相應功能的支撐與服務。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所以能對當代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變革性作用的必要條件。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所以能長期在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國際競爭中始終處于牢固的壟斷地位,與這些國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中對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異議的話,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領域,它們幾乎都作為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一個重要職能來實施。這表明,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模式方面,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與傳統產業管理職能發生了巨大的分離,正在發生重要的調整。高新技術產業化對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都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并且這種作用還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這是發達國家政府長期以來不懈地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啟示。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例,其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已占整個制造業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提出的《為了國家的利益發展技術》報告中強調,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術產品的開發而形成的帶有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的出口額已占商品出口額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確定,由歐盟部長理事會支持召開的“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產業的競爭力——政府的作用”研討會,探討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新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問題。顯然,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競爭力,是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所在。

        發達國家新經濟實踐表明,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經濟功能轉型和創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功能的實現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直接參與行為,如把財政資源投入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去。二是政府通過建立一系列優惠政策體系去推動、引導、促進、調整和規范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創新活動的持續、有序化發展。三是通過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公共基礎設施來提高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供給能力,提高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對復雜。這表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并不像傳統產業那樣簡單明了。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規、規劃與計劃等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競爭實力。它是指一定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經濟功能在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中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競爭力。

        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知識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問題提出的重要背景。

        從理論淵源上分析,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競爭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競爭優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主要實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就成為決定一國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重要內容。

        從政府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政府經濟功能的發揮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產生和發揮,除了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還必須輔之以產業政策。即從強化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的角度,增強政府經濟功能對國民經濟作用的效果,盡量減少“政府功能失靈”。

        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工業化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不僅使政府經濟功能的強化成為必然,而且使政府經濟功能的重點有了戰略性調整的必要。為此,必須把政府經濟功能集中在工業化發展的國際競爭力上,進而形成一套能促進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政府政策體系。

        從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觀點分析,一國國際競爭力取決于以下五種不同因素的組合:變革素、變革過程、環境、企業自信心、工業序位結構等。由此形成兩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競爭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環境優化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環境優化競爭力成為制約企業競爭力、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而環境優化競爭力又與政府經濟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效果,必須以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為關鍵。

        從理論上分析,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或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之間的乘積。即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特點分析。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強化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內容。

        (2)決定和影響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因素。這是影響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國家政府才有對其實施產業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其對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提高,從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必要性、主動性、積極性。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術產業財政投入力度指標、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術產業政府管理機構設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市場行為主體利益矛盾的政府規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標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增長幅度指標;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支柱產業地位的形成和擴散程度指標;三是高新技術企業成長指標;四是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化發展指標;五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國家財政收入貢獻率指標;六是高新技術企業就業貢獻率指標;七是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八是高新技術產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帶動作用指標等。

        (3)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經濟體制的影響,但經濟體制變量對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影響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內。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已由過去的單純企業化、個體化和小額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會化和巨額化方向發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規模與實力已成為決定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國際競爭的核心因素。這是在不同經濟體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實的體現。

        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技術重大創新和技術、知識在資源配置與利用中的功能成為主要決定力量。由于技術、知識與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相關性極小,因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一般與經濟體制因素關系并不特別密切。

        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及其知識經濟發展中,經濟體制變量對其影響主要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方針、政策、措施、手段等體現出來,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也成為經濟體制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經濟體制對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政府行為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如何重新認識政府在國家經濟職能中的作用,如何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滿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提高一國產業素質的重要條件。首先,政府通過相對超前和富有戰略性的優惠政策體系對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扶持,客觀上能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長速度和規模;其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主要從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高度考慮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因此,對推動和加快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高級化調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過必要的、一定規模的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高新技術企業投入等手段,能促進高新技術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進而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最后,政府通過制定一定的產業保護和產業開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產業發展素質。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和主要條件

        2.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體系: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供給;建立和健全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市場結構與市場體系;建立和強化具有自主開發能力和知識產權形式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建立和完善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企業家才能供給和研究與開發人才供給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2.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既是一個多重目標體系,更是一個客觀過程。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建設必須具有條件體系的支撐與服務。具體地,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有:

        (1)國家規劃和戰略支撐條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計劃和戰略成為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需求條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充分條件。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和實力條件。這主要要求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化、高新技術產業對財政貢獻率提高等條件。

        (3)有效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條件。在市場結構改善、提供市場信息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發揮政府經濟功能的主體作用。從發展趨勢看,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導和刺激條件。引導和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和創造相關需求既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支撐條件,又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形成和強化的基礎和核心。

        (5)高新技術企業有序競爭條件。調和企業行為主體和居民戶行為主體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利害沖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法規監管能力和水平,進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宏觀調控能力。

        (6)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條件。強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建設,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充分條件。

        這是從根本上確保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終極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經濟功能的一種超越。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既是一個社會日益增長的最終產品和勞務供給能力的持續增長過程的方式,也是經濟管理體制、新興產業管理方式和體制的不斷調整、轉換和創新過程。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是一種新型生產力的載體,由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產業增長的國際因素影響,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必然過程。

        (1)提高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創新的主要內容。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進行重大的轉換和創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作為關鍵。這既有助于縮短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起步階段周期,又能極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和戰略產業化發展進程。為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必須強化對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引導和改善,進而使一定時期的產業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得以順利調整。即在產業不同的生命周期通過某種、某些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創造和刺激,去調整高新技術產品市場價格,促進廠商調整生產方向,促進生產要素的重組,實現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通過創造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去引導社會總需求的變動方向,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術產業化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4)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指導方針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障礙,又要能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進而提高社會整體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促進政府產業政策的完善,并強化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功能。這可通過形成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化為重點的產業政策,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超前調節,提高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國家或一地區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形成國際競爭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構造國際競爭的后發優勢的關鍵。實踐表明,這既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關鍵,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市場管理的新模式,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這方面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競爭環境的建設;二是市場競爭主體的塑造;三是政府與企業產權關系;四是政府對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宏觀管理模式;五是對高新技術市場壟斷的管制和規范能力等。

        (7)要創造全面提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動力機制。必須強調,長期以來,在政府經濟政策目標中,需求政策占據了絕對地位,而供給政策則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由于其資源構成和各種資源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地位和權重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創業人才資源和新型企業家人才資源等已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最主要決定因素。而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供不應求的。而且,在發達國家,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相對超前,因此,普遍存在著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不足問題,并且這些新型要素供不應求程度會更明顯。因此,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就成為發達國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優惠政策條件體系來有效降低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風險;二是通過提高政府高新技術基礎設施供給規模來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的多元化機制。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要以控減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為基點。眾所周知,高風險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風險是影響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風險控制就成為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目標。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風險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稅收減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財政直接投入戰略性關鍵高新技術及其產業,提高一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創業孵化條件體系,降低科技創業人才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和風險;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供給能力,加大高新技術產業化新型人才資源的供給水平;五是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分散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風險。

        必須指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風險控制能力與一國政府財政收支能力直接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其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狀況相關,也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關。因此,在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可通過制定和實施一定的優惠政策,來提高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能力。這既能增強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政策導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業市場行為主體風險度,有助于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機制的形成。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國民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上與發達國家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絲毫不比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供給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條件方面的認識不到位,它在這方面的供給職能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因此,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條件和行為建設的重要性,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最佳的發展環境。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飛階段或成熟階段,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的手段也要進行全面調整和創新,不能再單純依賴于優惠政策條件,而要通過建立制度創新的比較優勢,來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控制效率。

        因此,強化政府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礎條件。制度創新供給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基本功能。與其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品種相比,制度創新供給的主要承擔者是政府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績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于其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的制度創新條件。21世紀美國經濟優越的競爭優勢,與其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有巨大密切相關。一方面,而對新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背景,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的美國也在及時調整其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國防R&D經費支出的政策等。國防R&D經費支出在美國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就呈現下降趨勢,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為了推動高技術產業化,美國政府積極為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有利的制度創新條件。如2000年聯邦政府放寬對人類胚胎細胞研究的限制。美國是一個宗教保守勢力較強的國家,政府經費一直被禁止用于有關人類胚胎細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最后一年中終于取消了這項禁令。由于聯邦政府經費在醫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占有最大份額,大大推動美國在胚胎細胞方面的研究進程。為了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美國加強了相關法律環境的規范建設。2000年6月30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全球和國內商務之電子簽名法》,確認了電子簽名在簽訂合同、使用和存儲文件時的法律有效性,規范了電子商務的法律環境。這為電子商務發展創造非常有利條件,如該法案承認了電子商務網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為了規范信息產業的發展,2000年5月,美國和歐盟達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協議,使隱私權問題正式進入美國科技制度創新范圍。由于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使廠商獲得了強大的消費者私人資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脅到消費者個人隱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對廠商進行相應約束。雖然美國企業界一直不愿加強隱私權保護,但美國政府還是力排眾議,對隱私權保護提供立法保障。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積極支持。

        (8)改善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水平。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全球化趨勢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使政府協調行為成為影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國政府加快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預期和責任都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家政府必須在新型國際分工中獲得有利競爭地位,在技術、信息、管理、新產品和服務等配置競爭中處于主動。這要求政府必須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實施適當干預。這要求國家政府產業政策的設計和操作的開放化要以培植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競爭與合作機制優勢為關鍵,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礎上提高科技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產業全球化競爭能力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成長能力密切對應的。因此為了提高一國在產業全球化中的競爭能力,必須以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為前提。為此,發達國家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功能不斷強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制定和實施國家級中、長期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計劃,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這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爭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紀科技發展戰略和計劃中有突出的表現;二是強化國家財政能力對研究與開發的扶持,引導社會科技投入規模和結構,提高社會科技投入供給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對知識和技術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和條件體系;四是實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財政政策,創造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需求,帶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購力度,扶持高新技術企業迅速長大;六是拓寬國際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對全球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

        雖然我國各級政府有干預經濟的傳統,但這種傳統模式與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促進行為相差甚遠。①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過多側重于行政功能,與市場經濟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最突出地表現在組建國有企業,進入國民經濟諸多行業。而在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能直接參與的行業是非常有限的,這使得我國政府傳統的經濟干預功能難以實施;③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往往導致很多的投資失誤,導致重復建設。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如果國家干預導致了投資失誤,可能會從根本上擴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周期,加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進而加大我國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國際差距。這比傳統經濟下我國政府干預失靈的危險要遠大得多;④我國政府傳統的干功能沒有與相應的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發達國家政府干預高新技術產業化,不僅有行政手段,還有與之相輔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觀上,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高新技術產業化所需要的制度創新條件難以有效供給,此時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預功能能彌補制度創新不足和滯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進入到成長階段后,單憑行政手段所能實現的制度創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時過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導致新的制度瓶頸。因此,這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承擔全部制度創新功能。從我國情況分析,政府在干預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的功能還十分有限。實際上,現行公司法、投資法和稅法對高新技術創業的限制還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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