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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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近代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林則徐；愛國主義；思想

林則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進士，1838年12月道光帝先后8次召見，商討禁煙事宜，并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節(jié)制廣東水師，赴廣東禁煙。就是這個時候，這位“天朝上國”的士大夫開始直接與西方資本主義進行對話、斗爭。他表現出了中華民族高貴不屈的品質，充分顯示出了一位偉大愛國者的素質，這種高貴的愛國心不僅表現在中，而且貫穿了他整個一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形成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保護民族權利

當英國及其它國家商人大量向中國販賣鴉片，直接損害人民利益時。林則徐向道光帝上書：“鴉片泛濫將使中國數十年后出現兵弱銀涸的嚴重局面。反對白銀流向國外。中國的財富，寧可“損上益下”，也決不可“漏向外洋”。這種初步的民族意識，是林則徐愛國主義思想突出的特色，也是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鴉片泛濫以后，他曾親自向江蘇蘇州、湖北漢口一帶“禾閭聚集之地”的“行商鋪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到民族經濟遭到破壞和商人破產的現實之后，他指出：“行商鋪戶…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反二三十年以后，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貨何售，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這種認識，初步了解并且觸及到了中國的近代問題，即利權問題，這是后來一切愛國主義者所要尋求解決的重要課題。“挽回利權”的愛國主義口號即是根據這個事實提出的。所以林則徐一到廣州就堅決表示：“若鴉片一日未決，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終止之理！”這說明，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思想，初步觸及保護民族權利的內容。同時，他反對鴉片泛濫較多地著眼于大多數百姓遭受毒害的后果，這些都是他在當時所達到的思想高度。

二、尋找富國之路

林則徐的民族意識還表現在，努力尋找祖國富強之路，使整個民族富強起來。當鴉片泛濫、白銀大量外流，引起清政府財政嚴重困難時，林則徐主張在經濟上實行“興利除弊”的改革，為了軍事斗爭的需要，林則徐組織翻譯了有關歐式大炮瞄準發(fā)射技術和戰(zhàn)艦圖式的資料，并建議設立新式國防工業(yè)，“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以粵海關關稅的十分之一來制造新式大炮”，“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借此以保衛(wèi)海防。后來，林則徐在謫守新疆期間，針對沙俄向外擴張對我國西北邊疆造成的嚴重威脅，主張實行“屯田”、“耕戰(zhàn)”，采取“兵農合一”的措施，增強邊防的防御能力。到了晚年，他還提醒：“終中國之患者，其俄羅斯乎！”林則徐的這些言行，表明了他已從單純的軍事反侵略發(fā)展到尋求富國強的道路，不愧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已經不同于當時中國的大部分愛國者（這里指諸如頑固派和處于頑固派與林則徐思想之間的中國人，當然，他們都是愛國的，只是思想、主張不同罷了）。林則徐所要求的是改變中國舊有的經濟、軍事制度，代之而起的是運用西方先進的科技使中國富強起來。

三、重視執(zhí)法

林則徐為維護我國的愛國主義思想突出表現在他重視執(zhí)法上。當然，就封建大法而言，他執(zhí)行的大法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就與外國關系而言，他執(zhí)行的大法在于違法在華外商，就具有維護國家的意義。當鴉片泛濫時，林則徐堅持“大清律例”，不但適用于“華民”，而且同樣適合在華“外夷”，“夷人有犯，并依律科斷之”，“與華民同照新律一體治罪。”堅持執(zhí)行“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政策，他還明確地向英國政府宣布：“凡在六個月內，誤帶鴉片，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懔遵憲典。”林則徐反復強調，“夷商致內地”，必須遵“天朝法度”，猶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一樣。這反映了林則徐維護我國和法律的鮮明愛國思想。

四、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的愛國主要義思想在近代史上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失敗后，中國一些開明的士大夫，在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對長期以來“天朝上國”至善至美的思想開始產生了懷疑，他們開始把追求國家的富強，民族的獨立作為自己的理想，當作外御強敵的根本道路，紛紛尋找獨立富強的方案。近代資產維新派先驅馮桂芬認為，中國“屈于西國之下者”是莫大恥辱，但是“恥之莫如自強”，而“自強之道”在他看來，應從林則徐提出的魏源總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而得知。明確提出了求富求強的口號，所以在19世紀中后期才出現了使清廷“中興”的，可以這樣說，林則徐的思想無不在左右其中。

林則徐，這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當時封建官僚集團中最有遠見卓識的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以往民族主義思想的偉大總結，又是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偉大開端，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意義。林則徐和許多志士仁人追求國家富強的真誠的愿望和可貴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都為后來的中國人民所繼承。今天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斗，為了實現中國夢這一宏偉的藍圖，還需要我們繼承和發(fā)揚先輩們外抗強敵，內求振興中華的可貴精神。

參考文獻：

[1]寧靖主編：《史論文專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第2篇：中國近代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傳教士；耶穌會；史學東漸

《瀛環(huán)志略》是中國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館藏書為同治癸酉（1873年）云樓刻本，略如32開本，六冊，以及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掃葉山房本，八冊，均十卷，書中不僅僅介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還從地球開始介紹各大洲的風土人情，對其他地區(qū)文明也盡可能地做到了客觀真實。全書四十多張插圖，除了關于清朝、朝鮮、日本的地圖以外，其他地圖都是臨摹歐洲人的地圖所制。這些與19世紀初開始的西方史學的東傳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紀是世界歷史動蕩的時期，也是交流的時期，而位于東方的清朝廷還處于大國迷夢之中，傳教士作為西方各國的先驅首先來到中國，打破中國封閉的堅冰。這個世紀前期，傳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動主要集中在澳門、香港、廣州和南洋一帶（1），西方史學也就在這樣緊張的政治空氣中開始了艱難的東來之路。

一、西方史學傳播的方式及原因

這一時期，傳教士傳教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引進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譯書籍、舉辦醫(yī)療慈善事業(yè)、辦報刊等方式來擴大影響并傳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學傳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內容。

劉耕華在《詮釋的圓環(huán)――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本土回應》中講到，從萬歷年間利瑪竇、羅明堅入華至康熙初80年多年間，是以認同儒士身份在社會行為上遵循儒士禮儀習俗，在傳教著述中認可儒學思想并借助歐洲的科技來佐證西方文明的高度發(fā)達，以取得中國士人的心理認可為特征的“附會期”，在明末清初中國文化占優(yōu)勢情況下，不可避免采用附會中國文化為主，輔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紀初西方進入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國，但受“文化傳教”傳統的影響，仍采用辦印刷所、譯書、辦雜志等方式傳播西方文化，潛在的仍是附會中國文化的傳教心理。

另外，來華傳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傳教法”不僅僅受來華傳教士傳教傳統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面對中國強大的排外群體，他們自身知識儲備積極的反應，可以說傳教士同時擁有西方知識分子的身份，在他們接受中國文化之后，其行為不可避免有一種超越宗教傳播即文化傳播的傾向。

中國知識分子極為關注華夷之辨的同時，常常伴隨著“用夏變夷”的沾沾自喜心態(tài)，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國人自有中國人之教，為中國之子民，既當尊中國圣人之教，猶之為外國之人世守外國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思想界經世思潮盛行，知識分子強烈要求接觸西方的知識，了解西方的情況來拯救中國。于是出現頗為戲劇的一幕，知識分子反對基督教卻又接受傳教士的西學，在這一夾縫中以“知識傳教法”傳教是傳教士的不二之選。

二、西方史學在中國傳播的內容

據英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華傳教十紀念錄》為例，1810年至1867年來華傳教士中文著述目錄統計，在約760種出版物中，絕大部分仍屬宗教讀物，嚴格意義上的史地譯著僅20余種，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國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編，為最早較系統介紹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簡述美國地理疆域、歷史、居民、人口、自然狀況、經濟、政治、宗教、語言、風俗、國防等。《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是這一階段傳入的史學著作中最為系統的一部。

（2）《東西史記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達維亞，1829年石印本，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編。書中將中國史書某些記載與《圣經》記載比附排列。

（3）《貿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頁，附一海圖。郭實臘編譯。敘述商業(yè)史、世界各地商業(yè)現狀以及與貿易有關之交通運輸、貨幣信用、關稅制度、契約等。

郭氏另有《古今萬國綱鑒》（universal history）、《大英國統志》（history of England）《萬國史傳》（general history）、《萬國地圖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譯著，出版后均幾經修訂重印。

三、西方史學反映的主要史學思想

以上的歷史著作既非專門史學理論著作，也不是體現西方主流史學理論觀點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書于西方史學最輝煌的19世紀，經過傳教士翻譯修改，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的史學觀念主要有：

首先，極力宣揚宗教神意史觀，如慕維廉在《大英國志》中便一再宣揚：“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開降之勢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開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時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3）這類著作中出現的神學史觀與西方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浪漫主義史學觀念極不協調，傳教士認為萬事皆決于上帝，這與中世紀的史觀很相似。

其次，西方與東方平等論。這一時期史學作品多以敘述介紹性質為主，目的讓中國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識。1833年6月，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的《創(chuàng)刊計劃書》中寫道：應通過出版物的宣傳，讓中國人了解西方的技藝、科學和準則，以“消除他們高傲的排外思想”（4），次年11月廣州成立的有傳教士參加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也設想以這種方式，使中國人在“智力炮彈前讓步”（5）。但是這一時期傳到中國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對歷史泛泛介紹的作品，史學理論介紹涉及較少。

四、中國人對西方史學的回應

19世紀前半期傳教士對西方史學的介紹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從中國史學發(fā)展角度看，它是19世紀后半期西方史學大量傳入的序曲，給中國史學反省與重建提供了機會。從中國的發(fā)展歷程看，他更是為國人敲響救亡圖存的警鐘，開闊了知識分子眼界。

主動地進行積極的文化選擇，以及認真汲取外國史學理論的積極成果，從來都是和歷史學的建設聯系在一起的（6）。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經世致用思潮興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國史地研究都處于發(fā)展階段，西方史學的傳入推動這些史學研究活動的開展。道咸年間，研究介紹西方歷史地理知識的，有蕭令裕的《記英吉利》、葉鐘進的《英吉利國夷情紀略》、姚瑩的《康紀行》等。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外國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環(huán)志略》姐妹篇《》的出版。《》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之上廣搜中外著述，按區(qū)分國，增補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強調《》與前人記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書中引錄最多的資料，便是當時傳入中國的西人著作，如選取英國人理哲的《地球圖說》34處，馬禮遜的《外國史略》60處，《每月統紀傳》26處，又選取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美國人裨治文編譯的《美理哥圖志略》的部分內容等等（7）。地圖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給清朝廣州地方官府的“洋圖”。內容上，詳述各國史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機器生產情況。《》出版不久就傳到了日本（8），對日本維新變法也產生了積極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xiāng)隆盛輩，皆為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纊，其不然哉”（9）。

這一時期清王朝還處于“天朝大國”迷夢之中，對國內外危機束手無策，史學傳播正是在這種尷尬的局面下由傳教士進行的，它不僅帶有基督教文化傳教的傳統特點，又由于時代特征及歷史文化的傳播特點而區(qū)別于明末清初的西學傳播。

注釋：

（1）鮑紹霖：《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劉小楓：《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11頁。

（3）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頁。

（4）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頁。

（5）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頁。

（6）于沛：《西方史學的傳入和回響》，《浙江學報》（杭州），2004，（6），第37-38頁。

（7）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