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問題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問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問題范文

一、選取生活中的地理現象，創設問題情境

對于初中生而言，他們已經具有相當多的生活經驗，在他們的生活中，也會觀察到許多生活現象，如日常的衣、食、住、行、游等，這些都與我們的地理學科息息相關。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指出“生活即教育”、“為生活而教育”，的確，教育起源于生活，因而教育也不能脫離生活的實際，教師只有將抽象的教學建立在學生己有的生活經驗之上，引導他們去觀察、發現、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才能使學生在問題的探索與解決過程中更好地掌握學科的知識與技能。如在中國地理《氣候與人們生產生活的關系》中，可將學生課前網上搜集的全國各地美食、服飾、動、植物等制作成PPT展示，引導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如生活在南方的人們愛吃米飯，而北方人卻偏愛各類面食？我國川、湘、黔等地方的人們為何喜歡吃辣椒？我國西北地區的人民頭上總是戴著紗巾？……這些由平時隨處可見的生活現象而產生的問題，將會充分激起學生的熱情，課堂討論的氣氛也會變得很熱烈，學生的上課情緒也將高漲起來，對相關知識也能較好地掌握，從而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引入社會時事、熱點，創設問題情境

學生學習身邊的地理，關注熱點地理，培養學生學習地理的興趣和學以致用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此在教學中可以圍繞中國或世界的區域熱點問題，如能源匱乏與可持續利用、氣象災害及其防治、全球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與防治、人口膨脹、老齡化與社會保障、地區沖突與和平發展等，引入一系列的社會時事、熱點新聞報道，利用問題與矛盾事件的沖突性，創設情境。如在七年級地理板塊運動這一內容的學習時，可鏈接最近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本州島附近海域發生的里氏9.0級地震及引起的海嘯及之后4月7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的里氏7.4級地震的時事新聞報道，再羅列最近幾年日本的地震記錄，學生很容易從新聞熱點中發現日本地震頻繁，繼而順水推舟，引導學生去探索：為何日本會頻繁大規模的爆發地震？還有哪些地方也是經常性地爆發地震？這些地方有什么相似性嗎？通過這些學生所關心的時事熱點所營造的一系列的問題，不僅能培養學生關心社會、關心時事、關心生存環境的責任感，也能培養學生對地理知識的整體、綜合把握程度，培養學生多角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提高他們學習地理的積極性，使學生的地理學習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探索，促使他們更能深入的去思考。

三、結合歷史典故，創設問題情境

初中地理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是研究地理環境以及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它兼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性質。因此中學地理教學中也要注重地理與其它學科知識間的聯系和綜合。教師如在課堂教學中能引入一些與地理教材知識中有緊密聯系的歷史典故創設問題情境，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氣氛，拓寬地理學習空間，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可以讓學生真實地融入到當時的歷史情境與故事情節中，主動地去探索歷史故事中的趣味地理問題，促進學生養成基本的分析地理問題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如在探究關于災害性天氣――寒潮時，教師可先引入學生感興趣的、驚心動魄的1812年11月的拿破侖兵敗俄羅斯的歷史故事，拿破侖一生征戰，威名赫赫，曾多次創下軍事史上的奇跡，為什么遠征俄羅斯卻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慘敗？是什么關鍵因素導致了這場慘敗？通過這些學生最為關心的問題，結合歷史典故中的情節，引導學生對拿破侖兵敗的關鍵因素――寒潮的時間、性質、影響范圍及其對人們日常生活和生產活動危害有更深入的學習與了解。學生在故事情境的氛圍中帶著問題去學習，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問題是一節課的思想和靈魂，它從頭至尾都在啟發著學生，指引學生進行學習。以上僅僅是創設地理問題情境的幾種常用方法，當然在教學過程中，究竟創設什么樣的問題情境，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常言道：學無定法，教無定法。教師只有在熟讀教材并深入研究教學目標的前提下，從學生這一學習主體出發，以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需求，引導學生體驗學習過程，幫助學生有效解決問題，促進學生情感與態度的發展為目標，創設多樣化的問題情境，才能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及意志情感，促進其思維、創造能力的培養，使學生在問題探究的過程中不斷強化主體意識。當然問題情境還只是一個鋪墊，還應該與其它各種教學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引導學生在真實、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中，從無疑到質疑，從質疑到釋疑，激勵其不斷地探索新知。

參考文獻

[1] 劉濤.中學地理課程標準，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2篇：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問題范文

關鍵詞 低碳經濟；錦標機制；激勵機制；委托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2-0147-06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被人類大量消耗，導致全球氣候不斷變暖，人類生存的環境受到溫室氣體的嚴峻威脅，而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排放占80%，可見二氧化碳對于氣候變暖的影響巨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發展低碳經濟是解決氣候變化與經濟發展矛盾的最終方案。但是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追求的目標通常都集中在降低成本、提高產量或獲取最大利潤上，很少考慮制造業的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資源的有效利用問題，企業經常采用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傳統發展模式，致使制造業長期處于“兩高”（高污染、高能耗）和“兩低”（低技術密集度、低附加值）的發展狀態，導致嚴重的資源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環境與人類的矛盾要求企業發展遵循“與環境相容”的原則［1-2］，低碳經濟發展無疑是企業的最佳選擇。低碳經濟是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率的現代經濟發展模式，它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本特征，以應對碳基能源對于氣候變暖影響為基本要求，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基本目的。當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文獻大多集中在低碳經濟的內涵和發展路徑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發展經濟等內容，靳志勇（2003）對英國當年實行的低碳經濟能源政策進行了全面介紹［3］。張秋明(2005)分析了英國政府為將生物燃料和氫確定為未來低碳運輸燃料最有前景的備用燃料，實施的一整套生物燃料鼓勵政策，包括燃料稅、投入稅收、資本補助金、資本減稅及可再生運輸燃料義務［4］。安培浚（2005）介紹了美國氣候變化技術戰略規劃的任務、目標、方法，并論述了其對我國氣候變化技術發展的啟示［5］。任小波等（2006）對英國斯特恩報告關鍵內容進行了解讀，從科學基礎、氣候變化中的經濟學問題、減排行動的政策與經濟因素、適應行動的效益分析以及全球合作應對氣候的意義等五個方面對報告的主要內容、立場和結論進行了介紹［6］。王志軒（2007）認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一定要在法制的框架下進行，一定要科學估計中國節能減排的潛力，一定要通過政策、價格來引導、通過市場的手段來推進［7］。鄒驥（2007）指出中國從傳統的發展路徑向一個創新性的發展路徑轉變需要三方面的個因素：一是需要研發技術、引進技術需要體制的改革，正確的政策，人力資源和資金；二是要把市場上已經存在的低碳技術迅速加以推廣；三是戰略層面、政策層面、技術層面的合理規劃也非常重要四是要形成互利雙贏的國際合作，聯合進行開發、設計等［7］。徐冬青（2009）介紹了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與經驗借鑒［8］。杜明軍（2009）指出中國在今后的發展中,應致力于構建由低碳經濟發展意識培養機制,政府、企業和公民間的低碳經濟利益“三角”均衡機制,低碳產業發展政策導向機制,低碳經濟發展財政稅收激勵機制,低碳產品稅(預備)機制,低碳產品認證和標志(預備)機制,低碳環境和能源技術創新機制,社會公害應對和社會廢物處理機制,低碳環境監測機制,低碳生態城市建設誘導機制等十項機制構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耦合機制體系,以保證低碳經濟的轉型成功［9］。吳昌華(2009)指出低碳經濟涉及政府、企業和公眾等相關利益群體，是政策、制度安排、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大變革和結構重構［10］。周宏春(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優化產業結構，發展低碳農業，建設低碳城市和基礎設施［11］；任力(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如實施低碳發展戰略，調整產業與能源結構，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建立碳交易市場，促使企業承擔低碳社會責任等［12］。趙卓等（2010)等認為技術創新是低碳經濟發展的的動力和核心，能否順利實現低碳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低碳技術創新，并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技術創新困境提出相應的對策［13］。高為(2010)認為未來我國要在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實現低碳發展，其可能途徑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創新與實踐結合，發展低碳經濟；二是法律與政策指導，實現低碳經濟：三是激勵扶持機制，進入低碳經濟；四是再生能源循環，促成低碳經經［14］。但是當前關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研究還相當不足，基本上對激勵措施的研究文獻也是局限在政府給出一定的固定費用對企業的低碳經濟行為予以獎勵，如劉衛國等（2010）運用多任務委托模型研究了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最優激勵機制，認為企業在發展低碳經濟時需要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項任務，并設計出當三項任務努力的激勵成本相互獨立和相互依存條件下政府對企業的激勵契約［15］。鑒于當前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本文在希望借鑒激勵理論中的委托――理論基礎上，搭建我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框架，通過設立“錦標機制”構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模型，為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依據。

劉衛國等：錦標機制理論下企業低碳經濟發展激勵機制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2期1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建模

委托理論中，有一種通過比較相對業績對人進行激勵的方法――“錦標制度”（rank order tournaments），他是從競賽的角度出發，對委托理論的解釋。在錦標機制中，每個人的所得只與他在所有人中的排序有關，與他的絕對努力程度不直接相關。m個人有m個獎品wi,i=1,2,Λm，其中w1≥w2≥Λ≥wm，業績最好的人得到w1，第二名得到w2，最后一名得到wm，如此等等。Lazear and Rosen曾證明：如果人的業績之間不相關（人不受共同的不確定性因素影響），錦標機制要比每個人的報酬僅依賴于他的絕對業績水平的機制差，因為它在不增加有關人努力水平的信息量的情況下，增大了相互競爭中的每個人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從而弱化激勵機制；但是，如果人的業績之間存在相關性（人受到共同的不確定性因素影響），通過錦標機制可以剔除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從而使委托人對人努力水平有更為準確的判斷，即降低風險成本，又強化激勵機制。此時，錦標機制是有價值的［16］。下面筆者就在明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委托關系的基礎上，基于錦標機制原理，建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模型。

1.1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的委托關系

委托關系是指一個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人)代表他們去完成一些工作，并相應地授予人某些決策權的契約關系。委托人是授權方，人是行動方。但是在委托關系中，由于委托人方也存在不兌現合約中的承諾的可能，這使得委托人也存在一種“道德風險”。這種道德風險可能是源于委托人否認所觀測到的業績，且人也無法向委托人證實其業績。甚至，這種信息在法庭上也無法證實。這就導致委托人在事實上觀測到高產出的時候也謊稱產出不高而逃避履約的責任。這種道德風險在合約規定需要向人支付的數額很大的情形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存在委托人不履行合約的激勵。當人事先就明白這一道理時，他就很可能不努力工作。但是，倘若存在一種錦標機制，它規定一定比例的人必將獲得較高的報酬，那么，委托人的占優的選擇是將較高所得支付給業績較高的人，因為這樣可以激勵人努力工作。人的占優戰略也是選擇努力工作，從而強化激勵機制。在制造業低碳經濟發展激勵問題上，行業管理者(一般認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以下簡稱政府) 作為集體利益的代表，意識到低碳經濟發展能為整個社會帶來好處,因此會采取一些手段激勵(委托) 企業進行低碳經濟發展，比如采取財政支持、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方式補償企業低碳經濟發展帶來的損失；但是企業從自身利益考慮，一般情況下不愿意改變現行的發展模式，不愿意主動進行節能減排，再加上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企業有可能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出現機會主義行為，導致達不到政府所要求的節能減排指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企業就形成一種低碳經濟發展的委托關系。顯然人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對象，即企業。委托人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主體，即政府。

1.2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模型的構建

根據Malcomson模型的研究方法［17］,構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模型。

(1)模型的假設條件

①某個區域內存在許多同類型企業，區域范圍可以是省級（直轄市、自治區）范圍，也可以是地級市范圍或縣（區）范圍，還可以是開發區范圍。

②所有企業除了在節能減排方法上存在差別外，其它一切都是相同的。

③企業數量足夠多，以至于某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不會受到其它企業決策行為的影響，即企業之間沒有博弈。

④每個企業在一定時間內，都會得到當地政府對于其發展低碳經濟的補貼政策，時間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用t=1,2表示。

⑤每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所產生的效用函數為U(a1,w1,a2,w2)，其中的at表示t時期的致力于發展低碳經濟的努力水平，wt表示第t時期時，政府根據企業的努力效果給予的政策或資金支持。自然有假定Ua=Ua＜0，Uw=Uw＞0，2Ua2=Uaa＜0，2Uw2=Uww≤0。每個企業的留效用為U。

⑥設政府觀察到的區域內每個企業在t時期發展低碳經濟的產出水平的效用函數為：

πt=at+εt，t=1,2（1）

其中:πt為政府觀察到的每個企業的發展低碳經濟所帶來的產出，可以使用碳減排幅度（量）等指標衡量，εt是均值為零的隨機擾動項，可將其解釋為政府對企業在碳減排努力水平的觀測誤差，at為每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時的碳減排努力水平，這說明每個企業的低碳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業績”受共同的不確定因素影響，符合錦標機制的前提條件。

⑦設F(εt)和f(εt)分別是εt的分布函數和密度函數，故給定at下πt的分布函數和密度函數就分別為F(πt-at)和f(πt-at)，假定區域內企業無論能否得到政府支持或補貼，都存在一個最小的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a0，設政府規定企業的最低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為a＞a0，否則將不能享受激勵機制的優惠政策支持。

（2）模型構建

如果企業不能證實發展低碳經濟的產出效果πt，政府根據πt對企業支付低碳經濟補貼wt的激勵合約是不可行的。由于Ua＜0，故一成不變的固定補貼不能激勵企業選擇大于a的努力水平。下面，我們給出基于相對業績的錦標機制，通過它來激勵區域內企業進行低碳經濟發展。

①1―階段合約設計

當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努力水平a≥a，企業得到的當地政府的支持或補貼為wL或wH，其中wL＜wH；且獲得wH支持或補貼的企業比例為P。只要實際得到wH的企業比例P是可證實的，這樣的合約就是可執行的。

由于πt與at是正相關的，只要得到wH的企業是被觀察到發展低碳經濟努力大的企業，這種合約就可以激勵企業努力發展低碳經濟。這是因為政府支持區域內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預算和政策是固定不變的，區域內每個企業期望得到的平均支持或補貼等于PwH+(1-P)wL，政府支付的資金支持總額為nPwH+n(1-P)wL=n［PwH+(1-P)wL］，其中n為區域內參與發展低碳經濟的企業總數，所以，政府的占優戰略是將高補貼付給發展低碳經濟效果較好的企業。

設政府在吸引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競賽前，制定一個“較高業績”的標準π*，當πt≥π*時，政府給予企業高的支持或補貼wH，其他的企業只獲得低支持或補貼wL。對于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為at的企業，其業績πt≥π*的概率為1-F(π*-at)。當n充分大時，有

P=1-F(π*-at)（2）

即當參與低碳經濟發展的企業規模足夠大時，為了使合約有實際的激勵作用，應有0＜P＜1。因為若P＝0，則沒有企業會獲得政府的高支持或補貼，P=1時所有企業都獲得政

②2―階段合約

在2―階段合約中，第一階段所有企業得到相同的支持或補貼w1；第二階段，有P比例的企業得到高支持或補貼wH，剩下的企業得到低支持或補貼wL。那么2―階段合約是如何激勵企業在第一階段的努力水平a1的呢？根據參與約束，只有當期望效用不小于保留效用U時，企業才會接受合約。當企業接受合約，它在階段1是為w1工作。如果政府觀測到其努力帶來的產出π1≥π*，他將被重點照顧，時期2獲得支持或補貼wL，否則不被重點照顧，時期2獲得支持或補貼wL。

設w為企業不參與發展低碳經濟競賽的政府保留支持，令w*2=max{wL,w}。則企業在決定階段1的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a1時，將假定如果他不能被重點照顧的話，他在階段2將獲得支持或補貼為w*2。自然假定wH＞w*2，否則重點照顧是無意義的。

假定階段2后不再有重點照顧的現象發生，則a2=a。企業的期望效用為

V(a1,w1,w*2,wH,π*)=F(π*-a1)U(a1,w1,a,w*2)

+［1-F(π*-a1)］U(a1,w1,a,wH)（3）

公式（3）右端第一項對應企業未被重點照顧時的情形，第二項對應企業被重點照顧時的情形。企業在第一階段選擇最大化公式（3）的a1，約束條件是a1≥a。當存在內點解時，一階條件為：

Va1=-f(π*-a1)U(a1,w1,a,w*2)

+F(π*-a1)•Ua1(a1,w1,a,w*2)

+f(π*-a1)U(a1,w1,a,wH)

+［1-F(π*-a1)］•Ua1(a1,w1,a,wH)

=f(π*-a1)［U(a1,w1,a,wH)-U(a1,w1,a,w*2)］

+F(π*-a1)Ua1(a1,w1,a,w*2)

+［1-F(π*-a1)］Ua1(a1,w1,a,wH)

=0（4）

當這樣的解惟一時，則令其為a*1=r(w1,w*2,a,wH)，則有

a1=max{a*1,a}（5）

公式（5）給出的a1是企業在第一階段選擇的節能減排努力水平。下面我們來分析w1，w*2，wH和π*怎樣影響最優選擇的a1。

在公式（2）中，合約并不直接給定π*而是規定P，通過該式決定π*。即假定該區域內有足夠多的企業，即n足夠大，以至于單個企業不考慮自己的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選擇對π*的影響，他在選擇a1時將π*視為給定的。從而P通過公式（2）繼而影響企業的低碳經濟發展的努力程度；其他變量w1 、w1和wH也類似。

假設效用函數U是時間可加可分離性的，即

U(a1,w1,a,wH)=U′(a1,w1)+U2(a,wH)（6）

由公式（4）知a*1滿足

V1=v(a1,w1,w*2,wH,π*)a1=0（7）

根據隱函數定理及公式（7）有a*1x=-v1xv1a1，其中x可能是w1，w*2,wH和π*中的任一個變量，將π*用P來替換。因Ua1=U1a1，Uw1=U1w1，根據公式（4）和公式（7）可知

V1=f(π*-a1)［U2(a,wH)-U2(a,w*2)］

+F(π*-a1)U′a1+［1-F(π*-a1)］U′a1

=f(π*-a1)［U2(a,wH)-U2(a,w*2)］

+U′a1(a1,w1)

=f(h(P))［U2(a,wH)-U2(a,w*2)］

+U′a1(a1,w1)（8）

根據公式（2）、（4）和（8），可以得到

a*1w1=rw1=-V1w1V1a1=-U′w1U′a1

=-U12U11≥0 U12≥0

＜0 U12＜0（9）

同理：

a*1w*2=rw*2=-V1w2V1a1=+f(a*-a1)U4U11＜0，U4在w*2取值。（10）

a*1wH=rwH=-f(π*-a1)U4U11＞0，U4在wH取值。（11）

a*1P=rπ*dπ*dP

=-f(π*-a1)dπ*-da1dP［U2(a,wH)-U2(a,w*2)］U11

=f[KG*9]′(π*-a1)［U(a1,w1,a,wH)-U(a1,w1,a,w*2)］f(π*-a1)

≥0, f[KG*9]′(π*-a1)≤0

＜0, f[KG*9]′(π*-a1)＞0（12）

這里假定了wH＞w*2，若wH=w*2，則a*1P=0。

2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模型分析

2.1 激勵機制模型分析

公式（9）表示，當效用函數對發展低碳經濟效果和努力水平是可加的，則U12=0，則a*1w1=0，所以最優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a*1與第1階段的政府支持或補貼w1無關。顯然a*1不影響w1。

公式（9）a*1w*2＜0表示，政府保留支持、補貼w或第2階段的低水平支持或補貼wL的上升將導致最優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下降。這是因為w*2愈高，被重點照顧的好處就愈小，企業也就愈不害怕不被重點照顧。

公式（10）a*1wH＞0表示，被重點照顧后的支持或補貼wH愈高，企業就愈努力從事發展低碳經濟工作，因為被重點照顧的好處愈大。

公式（11）表示，企業對被政府重點照顧與支持的比例P的反應不是單調的。當重點照顧和支持的比例使f[KG*9]′(π*-a1)＜0，a*1隨P的上升而上升，意味著受到政府重點照顧和支持的可能性愈大，企業從事發展低碳經濟活動就愈努力。但當重點照顧和支持的比例超過某下滑界點后，由公式（2）知π*-a1充分小，此時f[KG*9]′(π*-a1)一般會大于零，故a*1隨P的上升而下降。譬如，若εt是正態分布（均值為零），則當P＜1/2時，f[KG*9]′(π*-a1)＜0，當P＞1/2時，f[KG*9]′(π*-a1)＞0。此時P=1/2就是一個臨界點。其意為：獎勵面過大并不利于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當P太小時，滿足一階條件公式（4）的a*1會小于a，企業也不會有積極性努力從事低碳經濟發展。

2.2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對政府（社會）收益的影響

政府在調控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單純考慮經濟效益，還要綜合考慮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區域內每個企業都致力于發展低碳經濟，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取得良好的環境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由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可以使整個區域內收入水平增加，比如以環境效益和稅收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我們這里所指的政府收益，是指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給整個區域帶來的收益（包括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減去政府補貼后的余額。則政府從每個企業獲得的期望收益為：

π(w1,wL,wH,P)

=h(w1,wL,wH,P)-w1+β(a-PwH-(1-P)wL),wL≥w

h(w1,w,wH,P)-w1+βP(a-wH),wL＜w（13）

其中a*1=h(w1,wL,wH,P)，β是企業的貼現因子。政府的問題就變成選擇(w1,wL,wH,P)，使期望利潤π(w1,wL,wH,P)最大化，并滿足U≥U和0≤P≤1。在現實生活中，政府是區域整體利益的代表，只要能夠保持收支平衡（環境效益可以轉化為經濟效益），錦標機制就可以持續使用。因此，當選擇w1,wL,wH,P使得π(w1,wL,wH,P)≥0，政府就可以實施錦標機制。

當然政府也可以選擇1―階段固定補貼合約。此時，區域內企業在二個階段發展低碳經濟的努力水平均為a，政府期望利潤為：

π(w1,w2)=a-w1+β(a-w2),w2≥w

a-w1, w2＜w（14）

這個合約等價于2―階段合約中P=0的情形。因此，2―階段合約一定要優于該合約。當選擇0＜P＜1時的期望收益大于P=0時的期望收益，最優的2―階段合約就嚴格優于固定支持或補貼合約。只要企業第二階段發展低碳經濟取得收入的邊際效用U4大于第一階段發展低碳經濟努力的邊際效用的變化率U11，2―階段合約的期望收益就嚴格大于固定支持或補貼合約（滿足0＜P＜1，wH＞w*2）。也就是說，從企業的最優化行為的比較靜態分析看，對于任何給定的0＜P＜1，-U4/U11決定a1如何隨wH上升而上升；若-U4/U11足夠大，增加的a1（從而π1）就能彌補政府要對企業進行額外支持或補貼的成本wH-w*2且還有余。

3 結 論

根據對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模型進行構建和分析，可以推導出區域政府在制定本地區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政策時需要注意的幾點事項：

(1)中央政府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地方發展低碳經濟。一方面通過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力度來彌補地方政府財力的不足，滿足地方政府行使基本職能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單獨安排專項資金用于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并加強監管，結合預算績效考評，確保資金的用途，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避免挪用。

(2)地方政府要設立專門的低碳經濟發展激勵基金，并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地區財政預算收支科目中設立環境保護類級科目，專項列支，用于支持區域內企業進行低碳技術創新、節能減排、使用可再生能源等，從而促使企業更好發展低碳經濟；同時政府還要明確激勵基金的額度和增長幅度，建立財政預算支持低碳經濟的長效機制。

(3)地方政府在激勵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時，要有層次、有針對的對企業給予政策支持或財政補貼，形成階梯式的支持結構，而且要重點支持區域內少數發展低碳經濟效果較好的企業，并對其提供更為有利的激勵政策，使激勵低碳經濟發展的有限財政資金得到合理配置。

(4)地方政府應該以區域內企業實施低碳經濟活動的努力水平為評判標準而不是按照區域內企業的經營規模、盈利水平和企業資質為標準對企業進行激勵。即發展低碳經濟有成效的企業，不論其經營規模大小，盈利能力強弱和資質的好壞，只要其愿意并主動與區域內其他企業學習、交流低碳經濟的發展經驗，并在競賽活動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就應該在財政、稅收、采購、信貸等政策方面給予其階段性的重點支持和照顧。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MartinVega L A, Dmi I I.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R］. Key Report 1999 NAF Desing & Manufacturing Grantees Conference. Los Angeles, USA,1999.1-46.

［2］Melngk S A, Smith R T. Green Manufacturing［M］.Dearborn, USA: Society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s,1996.

［3］靳志勇.英國實行低碳經濟能源政策［J］.全球科技經濟望，2003,(10):23-27.［Jin Zhiyong. Energy Policy on Implemen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in UK［J］.Qlob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utlook, 2003,(10):23-27.］

［4］張秋明.英國政府的公路運輸生物燃料戰略［J］.國土資源情報，2005,(9):11-15.［Zhang Qiuming. British Government’s Biofuels Strategy on Road Transport［J］.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lon, 2005,(9):11-15.］

［5］安培浚，等.美國氣候變化技術計劃(CCTP)新戰略規劃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06,(12):95-100.［An Peijun, et al . An Induction of New Strategic of U.S.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Program and the Implications ［J］. World Scitech R & D，2006,(12):95-100.］

［6］任小波，曲建升，張志強.氣候變化及其適應與減緩行動的經濟學評估――英國斯特恩報告關鍵內容解析［J］.地球科學進展，2007(7):14-16.［Ren Xiaobo,Qu Jiansheng, Zhang Zhiqiang. Economic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 and Its Adaptation―An Introduction to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7,(7):14-16.］

［7］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低碳經濟和中國能源與環境政策研討會會議概要［Z］.內部材料，2007,5.［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Summary on LowCarbon Economy and China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Seminar ［Z］. Internal Information,2007,5.］

［8］徐冬青.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與經驗借鑒［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9,(6):112-116.［ Xu Dongqing. Low Carbon Economy: Approach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ferences for China［J］. Forum of World Economy & Politics, 2009,(6):112-116.］

［9］杜明軍.構建低碳經濟發展耦合機制體系的戰略思考［J］.中州學刊,2009,(11):54-59.［ Du Mingjun. My Strategical Thinking of Constructing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Coupling Mechanism System［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09,(11):54-59 ］

［10］吳昌華城市引領中國低碳經濟轉型［J］中國投資，2009（2）：116［Wu Changhua. Lowcarbo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Led by Ueban in China［J］.China Investment,2009(2):116.］

［11］周宏春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重心［J］綠葉，2009（1）：65-68.［Zhou Hongchun.The gravity of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J］.Green Leaf,2009(1):65-68］

［12］任力低碳經濟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J］社會科學家，2009（2）：47-50［Ren Li.Low Carbon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J］.Social Scientist,2009(2):47-50］

［13］趙卓，肖利平發展低碳經濟的技術創新瓶頸與對策［J］中國科技論壇，2010（6）：41-46.［Zhao Zhuo,Xiao Liping. Bottlenec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J］.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2010(6):41-46.］

［14］高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與潛力［J］環境保護，2010（14）：38-39.［Gao Wei.The Ways and Potential of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J］.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10(14):38-39.］

［15］劉衛國，儲祥俊，鄭垂勇多任務委托―模型下企業低碳經濟發展激勵問題研究［J］.水利經濟，2010,28(5):1-6.［Liu Weiguo,Chu Xiangjun,Zheng Chuiyong.Study on Incentive Issue for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Based on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2010,28(5):1-6］

［16］Lazear E P, Rosen S.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 841-864.

［17］Malcomson J M. Work Incentives, Hierarchy and Internal Labor Market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4,92 (3):486-507.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Based on Rank Order Tournaments

LIU Weiguo LI Qianwen

（School of Mangement,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1815,China）

第3篇：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問題范文

〔關鍵詞〕CNKI；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綜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5.038

〔中圖分類號〕K9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21（2013）05-0173-05

城市作為世界經濟的微觀基礎，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它已成為世界經濟秩序正常運轉的關鍵。城市經濟空間研究的深化，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產業區的出現[1]，90年代以后，伴隨科技園區的興起，其研究由經驗觀察向規范化發展，城市經濟空間對城市發展的作用以及影響機制等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2]。為此，我們以科技園區興起的1990為起點，以CNKI為數據源，收集20多年的文獻，旨在通過對這些文獻的研究，探尋出破解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關鍵科學問題。

目前，國際上對城市經濟空間研究的起步階段是社會學視角的，主要是對于城市經濟空間現象和新經濟社會現象、總結與歸納。隨著，地理學與經濟學介入研究，對城市經濟空間的形成與發展機制進行探討與解釋。社會學主要是從對社會的研究切入對相關經濟空間現象的分析。對于城市經濟空間的研究，雖然在地理學的不同領域內研究的起點不同，但在本質上均具有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的區位論特征。其中，比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學對經濟空間的關注，城市地理學是從對產業的郊區化和城市邊緣區的研究切入的，從城市經濟空間與城市地域空間的互動角度來分析[3]。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空間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經濟學為主。

1城市經濟空間演化影響要素

關于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學、經濟學與社會學3個視角，并且是從社會學向地理學、經濟學延伸的。社會學觀點認為，由于社會網絡的信息流動引起了經濟空間的結構變動，推動了城市經濟空間的演化；城市地理學的觀點認為，產業空間與地域空間的相互作用推動了城市經濟空間的演化[3]；經濟學觀點認為，城市地租的變化引起了城市經濟空間的變化[4]；作為地理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的空間經濟學觀點認為，產業的集聚與產業集群的擴張是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根源[5]。

在城市空間研究中，大多數學者都認同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都必須經歷的產業結構變動與空間結構變動的過程，二者密不可分，工業化必然帶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反過來又會促進工業化的進步[6]。城市作為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空間載體，其演化方式決定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發展[7]。無論是生態城市的建設，還是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工業化作為城市發展的重心，其水平與方式都直接影響了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城市經濟空間系統是由相互作用的經濟系統和其載體構成[8]。將工業化與城市化統一在同一平臺，探討在生態環境約束下城市的發展，才能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協同特性決定了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內在性質，并在理論層面上決定了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規模、方向和水平，在環境約束條件下，這些也直接決定了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規律[9]。城市發展中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程度、工業化與程度化的協同程度、及其環境的約束性就構成了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子系統。只從城市化的角度來探討城市生態問題，既忽略了工業化對城市生態的影響，也忽略了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21產業帶動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在空間產業經濟和經濟系統研究中，對場和空間理論及應用有了重要的發展。Lefebvre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中提出了有啟發性的觀點。首先他認為空間內含事物具有廣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容性：如經濟、地理、人口、社會、生態、政治、商業、國家、洲際、全球乃至整個大自然空間等。其次空間既是可見的，如人類生存的自然空間，但也可能是想象的。這就是說，空間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體的[10]。1990年，Sonis和Hewings提出了影響場理論以研究投入產出系統的變化[11]。1991年，Xu和Goule則提出投入產出系數梯度場[12]。一些學者還結合混沌理論去研究社會經濟中的湍流場[13]。這些都說明國外空間場理論的研究正處在一個繼續擴展深化和尋求應用的新時期。

我國學者研究認為，城市經濟空間是城市經濟活動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組合關系，它是城市功能組織在空間地域上的投影[14]。產業結構的優化帶動了城市經濟空間的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與分離是城市空間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5]。

22環境約束

18世紀之后的工業革命引發了社會經濟領域和城市空間組織方式的巨大變革，西方國家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傳統城市以庭院經濟、作坊經濟為中心的空間格局和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業區、碼頭區和工人住宅區等相互交織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規模集中發展階段。城市社會、經濟結構的復雜化，城市環境的日益惡化引起了一批社會改良學者的關注[16]。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知識經濟和網絡時代的到來，城市發展開始步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同時，具有巨大科技潛能的現代人在今天幾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發展中，也在有意識地調整著科學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JGottmann在其新著作《SinceMegalopolis》一書中對他早年研究中所忽視的社會、文化和生態觀點進行了修正[17]。1992 年WRess首次提出“生態腳印”的概念來反證人類必須有節制地使用“空間”資源。隨著新技術手段的廣泛應用，西方國家的研究重點開始從城市空間關系轉向城市空間機制研究，從一國一地的研究轉向跨國跨區域的研究，從實體研究轉向組織結構研究，部分學者還提出了世界城市體系假說和對世界城市功能體系的描述[18]，其中Smith和Timberlake關于世界城市城市經濟空間的擴張雖形成了大空間范圍的現代化城市，在為城市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空間的同時，也使城市內的土地、水、環境等自然資源承載力也對城市經濟空間演化構成了限制[19]。因此城市經濟空間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態環境的約束[20]。任何城市的空間變化都是在該城市的生態環境空間滿足了生態自身功能正常發揮后，在一定時期內城市綜合進步條件下，所能持續承載的滿足城市經濟活動的規模、速度和強度的閾值[21]。這個閾值就是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環境承載力的邊界，它反映了人地關系的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思想。

23結構有序

我國學者在對我國一些城市的經濟空間擴張中認為，以中心城市結構優化與功能為戰略重點，以新型工業化進程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成為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動力，推動了城市空間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的城市結構有序演進模式[22-24]。

另外，我國學者還提出了城市經濟空間是產業結構與空間結構從分散到集中、從低級到高級的不斷適應過程，具有結構適應性有序變化的整體性特征[25-26]。城市內產業結構與空間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集合體。同時，城市經濟空間結構是在多種約束下的有序變化，其結構的合理化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27]。并且，城市經濟空間結構合理程度由產業結構與空間結構相互適應過程的整體水平決定，在相對時間內，它表示一種靜態結構，在較長時期內則表示一種動態的整體演化過程。

3城市經濟空間演化機制

31集中與分散機制

繆爾達爾（gmyrdal）對梯度發展的效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累積因果論”，他認為梯度發展中同時起作用的有3種效應，即極化效應、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它們共同制約著地區生產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況[28]。a·o赫希曼（aohirschman）在深入研究哥倫比亞等國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實踐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業化發展戰略中，提出非平衡增長（unbalanced growth）戰略，并將產業活動區分為社會間接資本（基礎產業）和直接生產活動（直接加工業），建立了應從充分利用稀缺資源出發，實施前向和后向聯系，極化和擴散效應等重要概念，對制造業在工業化進程中作為領頭產業的關聯作用進了深入探討[29]。還有f·佩魯（fperroux）[30]等人都分別提出了增長極核或增長核、極化效應、擴散效應、涓滴效應、回波效應等，它們都與場和空間的相互作用有關；特別是50年代f·佩魯提出的增長極理論有著重要的空間觀點，他認為增長極是指經濟空間中起支配和推進作用的經濟部門。增長極在經濟空間中通過極化效應等形成對周圍空間資源的吸納，以保證其快速增長；通過擴散效應等向周圍進行技術、投資的輻射，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當然由于吸納和輻射的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通量、強度、范圍存在著差異，因此會出現經濟在空間結構變化中的不平衡增長。約翰·弗里德曼[31]（john friedman）用核心——邊緣的關系描述了要素市場不平衡發展的過程。在一個區域內經濟增長的中心只有一個，但是，在邊緣地區中有希望成為下一輪增長中心的后選地點卻有很多，他以動態的方式描述了經濟增長中心的空間結構和演變過程。

32城市化引導機制

一個地區空間單元上的某種經濟地理現象或某一屬性值與鄰近地區空間單元上同一現象或屬性值是相關的[32]。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實證研究中忽略空間相關性必然會導致分析結果的偏差，甚至導致錯誤的結論。就區域城市化發展而言，此類空間效應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僅源于本地經濟對非農業部門就業和產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給狀況，而且還取決于區外經濟對本地區的需求[33]；地區間的互補或競爭關系導致區間商品流通、要素流動以及技術擴散產生的“擴散——回波”效應對地區城市化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由于相近的社會、經濟、地理條件，某一地區制定的城市化發展目標往往會參照周邊地區的城市化發展水平，促進城市化發展的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鄰的地區之間相互借鑒運用[34]。

33經濟發展的空間需求擴張機制

我國學者認為，城市空間擴張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建設用地的高速擴張，我國城市空間擴張的動力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推進的產物，而城市經濟的發展也需要來自空間的支撐。經濟發展的空間需求是城市空間快速擴張的基本動力因素之一[35]尹來盛等認為，城市化帶來的人口增長推動了城市經濟空間的擴張。城市人口的增長是城市土地擴張的基本動力。人口的增加將強化城市居民對住房、交通和公共設施等方面的需求，進而使城市用地不斷向外擴張[36]。龐瑞秋等認為，交通是聯系城市和地區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變化、交通設施的建設對城市空間擴張和城市空間結構與形態具有重要影響，城市空間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擴張的方式，交通的發展對城市空間擴張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37]。

4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

目前，城市經濟學與空間經濟相關聯的理論發展反映在多個方面，包括城市分區與土地利用研究、考慮土地空間特性的城市發展模型、土地經濟中的區位無效性問題[4]；考慮時間和空間的城市經濟發展模型以及產業集聚與城市經濟空間擴張等問題等[5]。Charles·Tilly主要是從社會學的層面來探討城市空間社會邊界問題。他認為，城市空間社會邊界是內部聯系的人口、活動從集之間對比密度、轉變或分隔的鄰近區域。城市空間社會邊界的改變由形成、轉變、激活和壓制的合成構成[38]。Cathorpe和Fulton以經濟地理學為視角研究中認為，城市經濟空間邊界是指城市實現經濟增長的土地資源和農村土地資源的分界線，是地理空間上的概念[39]。還有學者從城市生態經濟學視角研究認為[40]，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是指城市經濟空間與其演化環境之間的一定界限，是承載城市經濟空間的城市生態環境與城市經濟空間擴張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環節，其適用邊界的變化過程為城市經濟空間與城市生態空間實現協同共生的過程。筆者認為，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是指城市經濟空間作為主體在能夠運用自身資源及其特質性能力謀求城市經濟發展的勢力空間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這里的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是一個經濟社會系統概念。因而，就其本質而言，城市經濟空間的演化邊界應具能力與規模變動的雙重屬性。

一是，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是由經濟基本要素等有形資源決定的規模變動邊界。二是，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是由社會網絡、知識、區域意識、文化等無形資源決定的能力變動邊界。這兩者間具有相互依賴性，通常前者是后者的表現，后者決定了前者的邊界。城市經濟空間作為一個城市經濟活動的復雜經濟社會系統裝置，要實現發展的目的，既需要經濟活動的基本要素，還應該具備使這些要素有效實現投入——產出過程的能力。因此，對城市經濟空間而言，能力邊界最為重要。從本質上來說，城市經濟空間是要素、資源與能力的載體[41]。城市的要素與資源一般是指資本、技術、土地等同質的可以實現一般遞增與遞減的經濟規律；而后者是異質性的并難以模仿的，不完全滿足邊際收益遞增和邊際成本遞減的經濟規律。因此，城市經濟空間所具有的規模變化邊界和整體能力變化邊界就構成了現代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邊界。

可以看出，相關學術界對城市經濟空間特性及其形成，其發展過程也是城市經濟空間邊界的動態演化過程這一觀點，已基本達成共識。但對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階段性、主要影響因子的影響過程與影響程度等方面還存有爭議，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對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的運動機理等方面還沒有清晰的認識。

在我國，有關城市經濟空間及其演化邊界的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該方面的研究內容[42-43]。劉興正從范圍經濟的角度研究認為，一個城市經濟空間由只有一種經濟產業演變為多種經濟產業時，其經濟空間邊界就得到了擴大；當城市經濟空間收縮自己產業范圍時，也就是縮小了它的經濟空間邊界[44]。我國學者的研究指出城市經濟空間演化水平的提高離不開生態環境支撐，生態環境狀況直接對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產生制約和反饋作用。還有部分學者揭示城市經濟空間在其經濟結構低水平下的快速擴張會對生態環境產生脅迫，環境損害成本上升[45]。

值得關注的是，在我國已經開展的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邊界對城市經濟空間持續、穩定發展的作用[46]。但目前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經濟空間演化方式與速度的角度，內容主要側重于城市經濟空間擴張的人文驅動機制及生態環境效應分析[47]，對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過程中的邊界變動軌跡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就顯得相對薄弱[48]。以時間為節點的城市空間擴張模型更多的反映的是現象和結果[49，7]，而對深層次問題的理論探討，特別是城市經濟空間演化邊界變動規律的研究則明顯不足，在理論建構的獨創性方面還有所欠缺。

然而“低碳”時代的到來，對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生態型、環境友好型的城市經濟空間演化成為城市發展的方向和必然選擇[51]，也為城市經濟空間研究提出了新的必須考慮的約束條件。但是，現行的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理論以及發展實際，仍然沿襲著傳統的發展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間演化理論中的線性思維仍是主流，現實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其經濟空間的非生態化演化現象嚴重，如“城市病”的出現和蔓延等，加之城市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造成環境物品或服務在市場上的低價甚至無價的狀況，現有市場不能準確地反映環境產品或服務的生產和消費的全部環境成本[52]，也使得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定量研究更為困難，從而系統完整地考慮外界的變化，從整體的角度解析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機理。

參考文獻

[1]李勝會.經濟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D].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5.

[2]XHYuan，Xi Ji，HChen，BChen，GQChen.Urban dynamics and multiple-objective programming：A case study of Beijing[J].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2008，13：1998-2017.

[3]Sarah Prout，Richard Howit.Frontier imaginings and subversive Indigenous spatialities[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9，25：396-403.

[4]LXZhang，BChen，ZFYang，GQChen，MMJiang，parison of typical mega cities in China using emergy synthesis[J].Commun Nonlinear Sci Numer Simulat，2009，14：2827-2836.

[5]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7.

[6]郭俊華，蔡雯，楊暢宇.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對策研究——以陜西關中地區為例[J].人文地理，2009，（6）：59-62.

[7]ZFCai，LXZhang，BZhang，ZMChen.Emergy based analysis of Beijing–Tianjin–Tangshan region in China[J].Commun Nonlinear Sci Numer Simulat，2009，14：4319-4331.

[8]王琦，陳才.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空間耦合度分析[J].地理科學，2008，2（4）：145-149.

[9]馮邦彥，尹來盛.城市群區域治理結構的動態演變：以珠江三角洲為例[J].城市問題，2011，（7）：11-15.

[10]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rasil blackwell，inc，1991.

[11]Msonis & Ghewings.fields of influence and extended input-output analysis：a theordtical account.aldersbort.ave avebury，1991.

[12]Xu songling and Peter Gould.the grad field of input-output models and the nature of coeffcients.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1991：367-371.

[13]kbgreene.the turbulent-field environment of sociotechin-ical system：beyond metaphor.behayioral science，1990，35：49-58.

[14]郭晶.低碳目標下城市產業結構調整與空間結構優化的協調[J].城市發展研究，2010，（7）：25-28.

[15]藤田昌久，保羅·克魯格曼，安東尼·J·維納布爾斯.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20；王琦.產業集群與區域經濟空間耦合度分析.地理科學，2008，2（4）：145-149.

[16]靳美娟，張志斌.國內外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綜述.熱帶地理，2006，2（5）：133-138；馮邦彥，尹來盛.美國大都市區治理研究述評[J].經濟學動態，2011，（4）：144-149.

[17]張京祥.西方城鎮群體空間研究之評述[J].國外城市規劃，1999，（1）：31-42.

[18]Christopher Kennedy，John Cuddihy，Joshua Engel-Yan.The Changing Metabolism of Cities[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7，（2）：43-59.

[19]Smith.DA.and MTimberlake.Cities in global matrices：toward maping the world systems city-system[M].in PLknox and PJTaylor（eds）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0]李東序.城市綜合承載力理論與實證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08.10：39-40.

[21]張燕，徐建華.中國區域發展潛力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空間關系分析[J].資源科學，2009，（8）：1328-1334.

[22]匡文慧，張樹文，張養貞，等.1900年以來長春市土地利用空間擴張機理分析[J].地理學報，2005，5（9）：841-850.

[23]劉艷軍，李誠固.長春市城市空間結構演化機制及調控路徑[J].城市規劃與設計，2008，（6）：52-60.

[24]延善玉坦，張平宇，馬延吉，等.沈陽市工業空間重組及其動力機制[J].人文地理，2007，（3）：107-111.

[25]王琦.城市經濟空間演化的生態成本研究綜述.城市濱水區規劃設計與可持續發展交流會，2008.10.

[26]WANG Qi，GUO Xiao-li.Study on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sts based on the Urban Economic Space Evolu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ICEIM 2011），2011.9.

[27]孫雁，劉志強，王秋兵，等.1910-2010年沈陽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演變特征[J].地理科學進展，2012，（9）：1204-1211.

[28]G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duck-worth，1957.

[29]A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30]fperroux.the concept of growth pole[J].applied economics，1955，（8）：307-320.

[31]John Friedman.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The MIT.Press，1966.

[32]ANSELIN L.Spatial econometrics：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

[33]高琳.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撤縣設區”：主動適應與被動調整[J].經濟地理，2011，（4）：573-577.

[34]蔣偉.中國省域城市化水平影響因素的空間計量分析[J].經濟地理，2009，（4）：613-617.

[35]王新濤.城市空間結構演變動力系統分析[J].北方經濟，2009，（6）：33-35.

[36]尹來盛，馮邦彥.珠江三角洲城市區域空間演化研究[J].經濟地理，2012，（1）：63-70.

[37]龐瑞秋，白鴻蓉，劉艷軍.長春市產業空間布局演化：軌跡、機制與調控[J].東北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4（12）：143-148.

[38]Charles·Tilly.Identities，Boundaries & Social Ties（身份、邊界與社會聯系）[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138-141.

[39]CATHORPE，FULTON.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J].Time—Saver Standard for Urban Design，2001，（3）：10-11.

[40]Seong-Hoon Cho，Olufemi A Omitaomu，Neelam C Poudyal，David B Eastwood.The Impact of an Urban Growth Boundary on Land Development in Knox County[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Dec，2007，39（3）：701.

[41]Penrose E T.The Theory of the Fir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15-18.

[42]張換兆，郝壽義.城市空間擴張與土地集約利用[J].經濟地理，2008，（3）：419-424.

[43]楊振山，蔡建明，高曉路.利用探索式空間數據解析北京城市空間經濟發展模式[J].地理學報，2009，（8）：945-955.

[44]劉興政.城市邊界——關于城市發展一個新的理論解釋框架[J].現代城市研究，2007，（6）：60-65.

[45]張伊娜.上海城市空間結構減載的經濟學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6.

[46]張學勇，沈體艷，周小虎.城市空間增長邊界形成機制研究[J].規劃師，2012，（3）：28-34.

[47]常學禮，陳雅琳，崔步禮.半干旱地區城市化進程對區域沙漠化的影響[J].干旱區地理，2007，30（3）：321-327.

[48]楊光梅，閔慶文.內蒙古城市化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分析[J].干旱區地理，2007，30（1）：141-148.

[49]喬標，方創琳，黃金川.干早區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規律性及其驗證[J].生態學報，2006，26（7）：2183-2190.

[50]Stephen Blanchette Jr..A hydrogen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world as we know it[J].Energy Policy，2008，36：52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