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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技術哲學研究要融入哲學主流和切近社會現實,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在這樣的定位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又成為了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內容。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門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
中外技術哲學研究大致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雖然成果頗豐,但作為一門學科仍未進入“常規科學”階段,仍處于哲學研究的邊緣,仍未產生明顯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針對這種困境,為了適應當今技術時展的要求,為了促進技術哲學研究的繁榮,中外技術哲學家對技術哲學研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張加強技術認識論研究,通過科學哲學之門融人哲學主流;拉普建議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倫克和羅波爾主張建立一門“跨學科的實用主義的技術哲學”;費雷建議,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技術文化環境,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米切姆指出,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呼吁技術哲學家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列中來;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
這些建議凸顯了兩個“問題意識”。其一,技術哲學研究如何融人哲學主流;其二,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切近社會現實。這兩個“問題意識”的確應是作為一門學科的技術哲學研究的“定向儀”,應是我們思考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針。
技術哲學研究要融人哲學主流,要切近社會現實,主要取決于它選擇什么樣的學科主題。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是什么,在中外技術哲學界有很大的爭論。筆者贊同這樣一種觀點:技術哲學是“哲學中的自然改造論”。從現代哲學的生活世界觀視角看,技術解釋有兩個基本觀點,即“技術是目的的手段”,“技術是人的行動”。這兩個基本觀點實質上是“一體的”。它們貫穿在雅斯貝爾斯關于技術的界定中,它們也正是海德格爾追問技術本質時首先“穿過的正確的東西”。技術是人的行動,具體地說,國內學者稱:“技術就是設計、制造、調整、運作和監控人工過程或活動本身”。國外學者稱:技術是“人們借助工具,為人類目的,給自然賦予形式的活動”;技術是“設計一實施”。說到底,“技術是做”,技術是屬于自然改造的范疇,技術的問題是實踐的問題。所以,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本應該定位為“自然改造論”,即是研究“關于改造自然這個領域的一般規律”。
更重要的是,這樣學科主題的定位,不僅使技術哲學研究在整個現代哲學體系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突出的價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會現實。一方面,馬克思在現代哲學的起始處要求“哲學家不僅要研究如何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馬克思提出的這項現代哲學研究任務至今遠未完成。可以說,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大力發展如此定位的技術哲學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學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題始終是缺失的,所以技術哲學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價值。另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改造自然的物質生產實踐是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決定其它一切活動的實踐活動。“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所以,以這種實踐活動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哲學必然能真正切近社會現實。
筆者不贊同,技術哲學研究應“以技術認識論為中心”的主張。這種觀點的理論預設是,把技術化約為一種“知識體系”,把技術問題歸之于認識問題,把技術哲學歸結為“技術認識論”。這種觀點,究其實質是那種“重視超然的理論思考,輕視實踐活動”的哲學傳統在今日技術哲學中的繼續。如上所論,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論”。“自然改造論”,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動本身,研究其本質、要素、結構和形態,但并不排斥“技術認識論”。技術實踐活動中需要知識,有獨特的認識現象,技術認識論問題當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構成技術哲學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論”,應該從更好的哲學開始。在這里,“更好的哲學”就是馬克思實踐哲學。人們通常把馬克思在哲學史上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稱作“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聚焦于“人的”“實踐的”“感性的”“現實世界”,以實踐活動作為其世界觀的支撐點,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出發去尋求人類解放道路。比較不同的生活世界觀,馬克思實踐哲學突出強調物質生活、實在的對象化活動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礎性,而其他現代哲學則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歸結為日常生活或日常語言交往,都將物質生活、人的對象化活動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馬克思實踐哲學才有一個科學的實踐觀,才能為“自然改造論”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學的理論框架。其實,由于其突出的“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內在地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自然改造論”思想。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自然改造論”研究,不僅能使技術哲學作為一個哲學學科得以成長,而且也會推進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發展。如陳昌曙先生所言,“離開自然改造論,實踐唯物主義就會被架空。”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要融入現代哲學的主流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事實上,當前歐美技術哲學的發展已經有走向這一定位的端倪。與經典技術哲學家相比,美國當代技術哲學家伯格曼、伊德和費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發現當代生活中存在著“裝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術制品與人的中介聯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聯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聯系(backgroundrelations)。兩人都專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沒有關注產生技術裝置或技術制品的技術實踐活動。比較而言,費恩伯格更關注技術實踐領域,他的“工具化理論”(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術制品成為社會的適用工具的實踐過程。當前,這種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歸,在歐美技術哲學界已發展成為一場“經驗轉向”運動。它主張,技術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于對技術“內部”的認識,“必須基于對技術實踐本身的理解,即技術制品是如何被設計、開發和生產的。”目前,“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還是初步的,可以預見,其進一步的發展必將指向技術實踐論本身,必將使技術實踐論研究凸顯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技術哲學才能從“關注技術制品使用者階段(theuserphase)轉移到關注其設計、開發和生產階段”,[]才能真正打開“全新的研究領域”。這也意味著,這場在歐美興起的“技術哲學經驗轉向”只有徹底地走上“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之途,方能實現其目標。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技術創新哲學研究
一旦把技術哲學研究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那么在技術哲學研究的眾多主題中,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就顯得特別關鍵和緊迫。它不再僅僅是屬于“技術哲學的應用研究”或“技術方法論研究”領域,而是屬于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深入的技術創新哲學研究,作為“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技術哲學就難以真正確立。從建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實踐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實踐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揭示技術的內在本質。歷史上通常認為,技術是發明家的創造,而創造本身是一種無結構、無過程的心理頓悟,似乎是“來無蹤跡”、“帶有魔幻色彩”。這種技術創造的“恩賜說”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們對“技術內部的認識。現在人們則認為,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與社會相互建構的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與技術相適應的社會。這個技術產生的實踐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實踐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可見,“技術創新”概念本身就意含著使技術創造過程“祛魅”,使其“物質化”而納入實踐范疇的意思,已經內在地向“技術內部”的認識敞開。所以。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實質上,德韶爾早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認為,技術哲學惟有研究技術創造活動,才能發現“技術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確地指出:“為了遇見技術的本質,我們必須到新形式首次被創造的地方去尋找。大規模工業生產只是類似于詩和音樂作品的復制和再生產,而只有在藝術家的創造活動那里我們才更接近于詩和音樂的本質。技術的核心是發明。只可惜,他把技術創造活動主要歸之于發明家的“內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確地把它視為物質性的社會實踐活動。德韶爾這種原本正確的技術哲學研究思想,在后來的技術哲學研究中沒有被實行。從整體上看,實際的技術哲學研究“最驚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術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認真對待技術”的哲學家那里,德韶爾的這個思想才逐漸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
其二,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發展軸心,才能向現實社會“敞開”,指導和推動現實社會的發展。在古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隱含著的,可以從史前各種先王從事創造的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從歷史深處看,從宏觀上說,技術創新的體制化始于19世紀末,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技術創新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物質生產實踐的創造性本體,越來越成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和標志。從微觀上說,技術創新恰恰就是一個新的“制作社會”的形成過程。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必將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發展。如果不“下沉”到“技術創新”層面,則技術哲學研究就不可能實現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學旨趣。譬如,芒福德、馬爾庫塞、弗洛姆提出的技術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現實社會的生活,則必須發展出相應的較為具體的人性化技術創新理論。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發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由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譬如,基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研究技術創新實踐活動至少要包括“實踐結構論”和“實踐形態論”,而要研究這兩方面的內容就必須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視角結合起來,工程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結構論”必須有人文的透視,而人文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形態論”必須有工程的基礎。
另外,進行技術創新研究于我國技術哲學研究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研究技術創新是我國技術哲學研究積極面向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我國企業搞活、民族復興最終要落實到技術創新上來。面對全球化、生態化、信息化、知識化的嚴峻挑戰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短缺的國情,如何依靠技術創新求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一個關鍵性難題。為解決這個問題而提供哲學智慧是當代中國技術哲學家的責無旁貸的任務。另一方面,研究技術創新是我國技術哲學研究創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國的技術哲學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進一述評的學科跟隨戰略。鑒于國際上技術哲學研究尚處于前范式時期,我國技術哲學研究,只要立足中國現實,視野開闊,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是有可能創出中國特色的技術哲學理論的。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作為“晚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國家,面對前述的嚴峻挑戰和國情,我國技術創新涉及因素尤為復雜,進行得尤為艱難,因而構成突出的社會實踐問題。牢牢抓住當代中國技術創新實踐,以馬克思實踐哲學為指導,我國技術哲學研究或許能創出自己的特色。
【關鍵詞】雙主體 雙重活動教學法 哲學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07C-
0166-02
人的素質問題歷來是人們尤其是教育界關注的焦點。新世紀的高素質人才首先要有遠大的抱負,擁有創新與合作的精神,其次需要有開拓的意識,必須懂得負責,具有良好的協調、溝通與組織的能力。在道德修養方面,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何修身,在于學會尊重他人,講信用,有感恩之心,能自覺遵守社會公共道德秩序,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與人格。在知識儲備方面,必須是復合型的高層次人才,要學有所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有實踐與應用知識的能力,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還要求掌握至少一門外語并懂得計算機相關知識。在這種形勢下,傳統的、僵化的教學思想受到嚴重的挑戰,時代要求外語教師緊跟步伐,樹立教育、教學新觀念,并用它來指導教學實踐,以培養出符合新時期社會所需求的全新人才。
英語作為學校中的一門重要學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也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肩負著培養學生運用外語的交際能力和提高人的素質的重任。英語教學是一個系統工程,其中包含著多種因素,如教育政策、教學思想、教學目的、教師、學生、教材、教學法等。英語教學工作者要順利地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的,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教學指導思想的轉變,所謂觀念是行動的先導。由此可見,對傳統的外語教學模式進行哲學的反思,總結經驗,更新教學觀念是關鍵。
一、關于教學中主體問題的兩種極端觀點
(一)教師中心論
傳統的教學論觀點認為教學就是教師教,學生學,即一種填鴨式的教學。教師的任務就是將知識傳授給學生,把學生看成是收集知識的“倉庫”。教師是教學活動的主宰,真理的化身,學生一切唯教師之命是從。這種思想根源于我國傳統的“師道尊嚴”的教學論觀點,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指人們不能超越自己的社會地位去探索問題,這就使教育活動被確立為一種封閉式的師授生承模式。
這種思想反映到英語教學實踐中,就會出現教師以形式語言學為基礎,注重語言結構的傳授,傳給學生的是一些毫無生氣的語法規則,條條框框的句法結構,學生被動地儲存語言知識,課堂無活力,無交際,學生的作為人的主觀能動性被壓抑住了,致使英語教學的目的――培養運用語言的交際能力和提高人的素質難以達成。
(二)學生中心論
這種觀點是以反對傳統的“書本中心”和“教師中心”而提出的,主張教學從學生的本能、自發的興趣和需要出發,課堂以學生的自發活動為主,鼓勵學生自己設計、自己學習,這就形成了一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該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國的教育家杜威。其認為教學就是促進學生本能成長的過程,哲學指導思想是實用主義的經驗論,把學生獲取主觀經驗作為教學活動的理論依據,這是有悖于教育活動的客觀規律的。
按照科學的、辯證的教學論觀點來剖析教與學,我們可以歸納為教學一方面包括教師的活動(教),另一方面包括學生的活動(學),這是教學雙方互動的雙向統一活動。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因此,無論是“教師中心論”還是“學生中心論”都片面地割裂了教與學的辯證關系,過分夸大教師的作用或學生的作用,偏執一端,這樣只能給教學活動帶來不良的后果。
二、雙重活動教學法簡介
雙重活動教學法是一種系統的教學模式,該模式是在哲學的指導下,融合了中國哲學傳統思想中的辯證觀點,并合理地運用了信息論、交際論等一系列新興理論觀察教學過程,以中國的英語教學實際為基礎,在總結國內外教學經驗的前提下提出的系統教學模式。雙重活動教學法從基本要求、實施原則、教學步驟等三方面對眾多外語教學中的熱點問題作了新的探討。在此將這一教法的基本觀點介紹如下。
(一)教學的實質是交際
“雙重活動教學法”認為教學的實質是交際,是師生二主體在思想、情感和信息這三個層次上的平等交流。可用三個英語表達式來體現這一精神:
Teaching is of communication.
Teaching is by communication.
Teaching is for communication.
(二)活動是關鍵
“雙重活動教學法”強調活動的重要性,認為活動是轉變教學方式的關鍵,是教學過程的本體,是更新教學觀念,開創英語教學新局面的一個重要哲學支撐點。具體來說,教學的實質是交際,是通過活動來表現的。
(三)“雙重活動教學法”認為外語教學是系統工程,其主要構成因素是六個“雙重”
1.教學雙目的。英語教學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培養學生運用外語的交際能力,另一個是提高學生的素質。在外語教學過程中,要轉變傳統的教學方式,充分發揮語言教學中“言為心聲”的優勢,通過情景交融的活動,使得學生既能熟練運用外語進行交際,又能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中提高整體素質,如知識、技能、人格、道德素養等。
2.教學雙主體。英語教學中,教與學的雙方都是主體,只有充分發揮雙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實現教學的目的。要充分發揮教與學兩個主體的作用,既不能只片面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而忽視學生的主體作用,也不能只以學生為中心,削弱教師的主導作用。要使兩個主體完美結合,以達到共同作用、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理想效果。
3.外語雙信息。外語信息具有雙重性――觀念性和物質性。外語語音、語用規則的內化到外化是通過具體的言行表現出來的。外語信息的輸入是通過兩個輸出實現的――外在刺激和人腦中原有的認知結構。
4.輸入雙渠道。外語信息是通過雙渠道輸入的,即外在刺激和原有的認識結構。教師要了解學生現有的知識結構與認知水平,有針對性地通過合理的課堂教學活動,調動學生的興趣,激發學生的潛能,使學生由被動轉為主動,從“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的主觀能動的外語信息輸入狀態。
5.輸出雙環境。外語的輸出受到內外兩個環境的共同制約。內部環境是指學生通過學習而獲得的知識儲備,從而在大腦建立的“信息庫”(information bank),外部環境是指把外語運用在交際當中的人、地、時的環境。外語的輸出要考慮到學生學習的階段性,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要求,教學活動的設計與編排要從學生的實際出發,使得學生不僅學有所樂,還學有所獲。
6.交際雙層次。雙重活動教學法認為教學的實質是交際,如同交際一樣,教學是在內容和情感兩個層次上進行的。教師在組織教學活動時,要了解與尊重學生的心理需求,學生存在個體差異,不同的學生對知識的接受能力及掌握程度不盡相同,教師要根據學生的知識層次合理安排教學內容與活動,要加強與學生的溝通,形成和諧、活躍的課堂氣氛,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通過解讀“雙重活動教學法”,我們可以看出此教學法系統中最核心的是雙主體和活動這兩個因素,因為該系統中的其他因素,如教學目的,英語雙信息,輸入雙渠道,輸出雙環境和交際的雙層次都是要由雙主體――教師和學生來組織、承擔和實現,而活動又是師生完成這一教學過程的中介。“雙主體+活動”具體體現了哲學上所揭示的關于“人”的深層本質命題和實踐活動觀。
三、“雙主體”和“活動”的哲學內涵
“雙重活動教學法”把“雙主體”和“活動”的概念引入英語教學,是教學思想上的兩大哲學轉變。“雙主體”與“活動”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雙主體”是“活動”中的雙主體,“活動”是“雙主體”從事的活動,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一)哲學上關于“人的本質”的揭示
哲學把人作為對象性的存在物,從哲學的高度揭示出人的深層本質。正是在對象性的活動和關系中,確立了人與周圍世界的統一性,確立了人對感性世界的能動性、主導性及其主體性地位,揭示出人作為有意識的存在物、自然的存在物以及社會的存在物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的有機統一。因此,人是實踐性的主體,既創造著周圍的外部世界,又創造著自己的內部世界。
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本質,就是人自發的、千姿百態的實踐創造活動,此為人的實踐活動產生及存在的主體依據。而外部物質世界的可塑性,又為人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客觀前提。因此,人的實踐活動不僅符合物質世界的運動規律,還符合人的存在的內在原則。
(二)實踐活動觀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也就是說,人對世界的實踐創造活動這一行為的本身就是一種全面的、整體的關系,是一種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相互交換的統一過程。人們在實踐活動過程中產生的關系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實踐主體與自身的關系。由此可見,實踐關系是人對世界的占支配地位的、根本性的關系。
在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看來,人的感性的實踐活動是整個現實的對象世界產生的基礎、存在的本質和發展的動力。實踐的方法,也就是哲學地理解、剖析和把握這個現實世界的通用的方法。從這個層面出發,科學合理的實踐觀,既是馬克思哲學世界觀的根本內容,也是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基本特性。它貫穿了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過程。
如果說,以往社會發展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傳授知識,培養技能,以滿足發展物質生產為核心的社會建設,未來社會在向高度文明的富裕社會過渡時,教育發展的目的顯然就是要全面提高人類的綜合素質,滿足人類自身個性發展的需求及提高生活質量。時代呼喚新的教育模式,在這個新的教育模式中,素質教育將是根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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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過程不合理教學過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學內容時代性不足。目前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內容包括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等5個方面。教學過程中,教師大都偏重于經典理論的闡釋,對于科學與倫理關系的探討、思維方式演進規律的探尋等時代焦點性問題至多只能點到為止,無法深入分析。二是課堂規模超大。由于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逐漸擴大,從1980年的每年不足萬人增加到2013年的53.9萬左右,而師資人員并沒有相應增加,這造成現在高校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班級一般都在150人以上,甚至200人以上。其直接造成兩個問題:一是教師工作量大,疲于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學習提高,追蹤現代科技發展前沿;二是學生大都來自不同的院系,無法做到因材施教。
2.教學效果不理想教學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生普遍興趣不高,到課率低。不少研究生認為學習本課程是為了獲得學位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專業碩士研究生在這方面的問題就更為突出,由于其在培養目標上側重于應用性,這導致部分專業碩士研究生錯誤地認為作為公共基礎課的自然辯證法課程并不重要,專業課程才是學習的重點和核心;由于研究生政治理論公共課教學班級規模普遍較大,任課教師教學管理一旦處于“放松”狀態,研究生到課率不高也就不足為奇了。二是即使有部分課堂學生到課率較高,但吸引學生的主要是教師上課時所展現出的幽默感或講述的有趣故事,教師表演的色彩遠大于教育的實際效果,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科學思維水平和創新能力。
二、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效果不理想原因分析
1.自然辯證法課程學科屬性不明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中存在種種問題的首要原因應是該課程學科屬性不明。“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名稱源于1925年在蘇聯首次公開出版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辯證法》。1956年我國在制定全國十二年(1956—1967)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首次確認恩格斯所創立的“自然辯證法”是處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一門獨立科學,暫定名為“自然辯證法”。自其誕生以來,關于其學科歸屬一直爭議不斷。主要是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應歸屬于哲學范疇,其基本依據為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由自然辯證法、歷史辯證法與思維辯證法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二是等同于哲學學科門類中“哲學”的“科學技術哲學”,其基本依據是當代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內容和觀點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當代形態。三是認為“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并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而是作為一個“學科群”在發展,其基本依據是這門課程具有“馬列、哲學與政治”三門課程的屬性。而根據《意見》制訂的教學大綱則認為:“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目前的學科分類中理論一級學科下面并沒有“自然辯證法”二級學科。
2.學科組織體系不順,師資隊伍水平偏低由于學科屬性不明直接導致學科組織體系不順,表現為自然辯證法課程在《意見》中明確規定為理論公共課,其課程應歸屬于承擔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的獨立教學實體二級單位,一般為學院或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但許多重點大學一般都有專業的哲學院系,甚至設有科技哲學專業,這些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一般由這些哲學專業院系教師承擔教學任務,其教學內容主要圍繞科技哲學相關內容展開,大大削弱了該課程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由于“自然辯證法”學科有明顯的“大口袋”特色,即該學科具有開放性、動態適應性、交叉性、跨學科性等特點,這實際上對任課教師有較高的要求,而目前自然辯證法教師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自然知識匱乏,更談不上緊跟最新科技前沿成果。
3.課時數較短和教學內容豐富性之間的矛盾自2012年秋季學期開始,全國“自然辯證法”教學已按照《意見》和新的教學大綱全面展開。《意見》規定將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概論”從必修課(3學分,54學時)調整為選修課(1學分,18學時)。經過2012年、2013年兩個教學周期的教學實踐,筆者明顯感覺到與自然辯證法課程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18個課時過于短少,根本無法完成教學任務。而在2013年對教學大綱進行修訂的過程中又增加了十精神的相關內容。主要是在科學發展觀、生態文明和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三個方面,將十的新觀點、新提法體現在大綱的各個章節中。[1]65這使得兩者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提高專業碩士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有效性路徑分析
1.加強自然辯證法課程學科建設是基礎當前“自然辯證法”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科定位。學科定位的基本依據在于準確理解學科的研究對象。2012年版教學大綱將“自然辯證法”定義為“是關于自然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理論體系;是對以科學技術為中介和手段的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關系的概括、總結。”雖然在表述上同1979年版、1991年版以及2004年版全國統編講義或教材略有不同,但其基本觀點都是一致的,即“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的方法。這種觀點顯然是對理論板塊化理解的產物,即將簡單的分為哲學(世界觀與方法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規律)、科學社會主義(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界的認識規律)。實際上,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著作中所闡釋的“自然”其內涵絕不僅限于自然界,是包含“社會和思維”意義上的自然,是全部現實世界。這也就是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全書內容的安排上,既講“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也講了“自然界和社會”的原因。如這樣理解自然辯證法,是不是同唯物辯證法相混淆了呢?顯然不是,前者強調的是對全部現實世界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后者則強調的是在掌握前者的基礎上,對全部現實世界能動的改造,即社會實踐。這同科技哲學的研究對象———人們對自然、自然科學及其技術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根本不同的。所以,為了自然辯證法和科技哲學的共同發展,在“理論”一級學科下再設一個“自然辯證法理論”二級學科,哲學門中保持現有“科學技術哲學”二級學科,是個不錯的選擇。
2.理順學科組織體系,提高師資水平是保障學科定位準確為理順學科組織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將“自然辯證法”定位在理論二級學科之后,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教師自然應歸屬學院。鑒于在國內重點大學目前大多數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大都屬于哲學院系,可以讓教師自己選擇是到學院從事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和研究,還是繼續在哲學院系從事科技哲學的教學和研究。這樣有利于自然辯證法和科技哲學兩個學科的共同發展。對于在學院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應加強相關學科內容的培訓,盡快提高其教學科研水平。因“自然辯證法”學科具有“大口袋”特色,所以,應根據任課教師學科背景的不同,分別進行培訓。就目前全國自然辯證法教師隊伍現狀而言,人文學科背景的教師占大多數,所以要加強任課教師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相關教學內容的學習。在教學班級的組成上,鑒于專業碩士研究生規模逐漸擴大,可以把教學班級分為兩大類:專業碩士類和學術碩士類。任課教師也可分為相應的兩類。
什么是當前管理工程師的人才標準,管理工程師的培養目標是什么?中國工程院院士劉源張先生描述為:“管理工程師是工程師的一種,是工程師殊的一種。工程師都有一個專業,專門負責某一個工種,如機械工程師、電氣工程師、化學工程師甚至電焊工程師、水道工程師,等等。管理工程師的專業是綜合性的,是把其他專業工程師的工作綜合起來完成一項更大的工作。”“因此對他的要求是要體現出這個綜合性和全局性,應該有下面三條:①能領會。領會就是搞懂,弄清。……為此,要有來自工程科技和人文社科相結合的廣泛知識。②能協調。管理就是組織,協調。……為此,管理工程師首先要有合作的精神和服務的精神。③能說服。一個企業、組織的活動都是集體的活動。……為此,管理工程師要有較強的文字和語言的表達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使命感。”[2]劉源張院士的觀點具有普遍性和共識性。朱高峰院士則反思現狀,憂慮地指出:“我國現有的工程管理人員的現狀是:①技術素質較強,但是知識面過窄;②基本素質方面缺乏事業心和科學精神,國際化素質較為缺乏;③管理綜合素質普遍不高,協調溝通能力欠缺,缺乏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缺乏團隊協作精神。資本運作能力欠缺。”[3]綜上可鑒,管理工程師是指具有綜合素質、全局觀念、協調能力的特殊的工程師。他們既要有專業知識,熟悉工程業務,又要有管理能力,可以協調上下左右的人事關系。因此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不能像培養工業工程師那樣專精,但是必須廣博。所以在教育培養上,既要重視專業的學習又要講究人文的素養。簡言之,管理工程師需要理工文管等學科進行綜合的培養。那么,大學對此如何應對和行動呢?我們的研討準備從課程著手,因為,課程是教學的內容和過程,是學校教育的中心環節;它上連人才培養目標、下接教學計劃,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和地位。帥傳敏等調查了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哈爾濱建筑大學等14所高校的工程管理專業的課程結構。我們在此基礎上進行二次文獻解讀,發現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和重視。
首先,技術方面課程比重大,人文課程成為技術課程的附屬品。這些大學大多采納了1999年7月在西安召開的建設部第三屆高等工程管理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會所討論的四個專業平臺課的方案,即專業基礎課按技術、經濟、管理、法律等四類課程設置。作為管理工程師需要熟悉工程方面的專業知識,這是勿庸置疑的。需要我們慎重對待的是下面這些問題:專業課程、專業基礎課程、基礎課程應該吸收一些什么學科,它們在課程結構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主從關系還是平等關系,怎么才能有利于管理工程師的人才目標。朱高峰院士認為當前的工程教育的問題主要有:①技術知識面不夠廣泛,缺少與管理的密切結合;②職業道德教育欠缺;③資本運作的教育不足;④實踐性教學內容過少。[4]這四個問題都是當前大學課程設置上與人才目標不符的具體體現。第一個問題反映了專業基礎課程口徑過窄,無法統合做事和做人兩方面的知識;第二個問題反映了人文知識在課程結構中缺失嚴重,一是所需的職業道德知識在教學內容上沒有體現,二是在專業基礎課中沒有列出人文學課程,經濟、管理和法律是社會學課程,而非人文學課程;第三個問題和第四個問題都反映的是課程設置脫離實際需要,缺少實際操作。要克服以上問題必須加強課程與課程體系間在邏輯和結構上的聯系與綜合,權重好專業技術與道德素質方面的課程比重,協調好科學與人文交融方式,對各教學環節進行合理安排和整體優化。其次,在教育理念上,重視制“器”而忽視了育“人”。理念高于目標,并統率目標,是對目標的終極反思。《論語•為政》提出的教育理念“君子不器”,就是希望我們在設定教育目標的時候能充分關照人的德智體美的全面和諧發展。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課程設置對這方面的重視不夠樂觀,“從各高校的課程設置情況來看,都十分注重工程技術、經濟、管理、數學、計算機類課程的教學”,計算機、外語、經濟都是實用性很強的課程,主要培養學生應用的本領和謀職的手段,哲學、歷史、文學、科學思想史等人文課程能引導學生對形而上的深層反思、追尋命運的無常和生命的永恒、感悟仁愛濟世的情懷,能夠使人遠離浮躁、認識自我、體認自由,用來靈活方法、拓展視野、啟迪思維、豐富想象。其三,將“兩課”代替人文學。在課程體系中“兩課”常常被當作人文學課程,其實“兩課”與人文學是有很大區別的。“兩課”是專指理論、思想道德品質兩門課程,準確地講它是人文社會科學中關于哲學和倫理學的一部分,因為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它還只是哲學和倫理學中有選擇性的很少的一部分。什么是人文學?人文學的知識是有關人生自我最切近的一種學問,最切近自己人生意義、價值、前途的學問。就是基礎人文學科,甚至還包括數學、物理學等基礎理科。哈佛大學開設的“核心課程”就是人文學,涵括了文、史、哲、藝術和自然科學,但不包括技術性工程課程。因此,在內容上,“兩課”與人文學是有區別的,將“兩課”等同于人文學,難免陷入以偏概全、混淆概念的誤區。14所高校工程管理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的共同特點是,重視專業知識、實用知識、政治知識而不同程度地忽視了通識知識、理性知識和人文知識。這樣就出現了管理工程師的人才目標與當前大學課程設置之間的不諧。目標定的是綜合素質的音,課程唱的是專業技術的調。音調不和,必然會唱出嘈音、怪音。矛盾如何解決?美國在這方面的實踐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美國的工科大學就很注重人文學科的發展。比如麻省理工學院,在發展工科的過程中,不斷認識人文學的重要性。它的哲學系是美國最好的哲學系之一,有著像喬姆斯基這樣聲名卓著而又心系天下的哲學家;它的政治學、社會學,曾經有著像羅斯托這樣影響美國政治走向的重要學者;它的經濟學不僅有薩繆爾森這樣的偉大學者,現在仍有像克魯格曼這樣杰出的支持人文理念的著名經濟學家;它的歷史系甚至早就開設了中國歷史的課程。這樣的學校還能把它理解為單純的工程學院嗎?而且這種取向在美國已相當普遍,加州理工大學、德州農工學院的文科和人文學教育都很強大,一般文科大學都很難比肩。
二、掌握知識,更要領悟智慧
進一步探討工程管理的本質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人文對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工程管理的內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汪應洛院士在《時代呼喚工程管理》一文中把“工程管理”定義為廣義的工程管理,涵括工業工程、計算機工程、化學工程、系統工程等方面。泛指對于具有產業依附性、技術集成性和組織協調性的各種工程活動進行決策、計劃、組織、指揮、協調與控制的工作。而在此之前,在我國工程管理是作狹義理解的,專指土木建筑工程管理。廣義的工程管理提倡用發展的眼光、從系統論的角度一攬子處理有關聯的項目工程,從源頭開始,通盤考慮過程和目標,使有限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人財物各居其所,各盡其用,代表了工程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工程管理的發展中,管理的地位被突顯出來了,可以說工程管理的精髓在于管理。因為它能將原來不太相干的、基本獨立的單個工程糅為一體,成為一個相互協調、彼此依存的有機整體。管理首先是一門科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定義科學,指“以范疇、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因而科學代表著知識,是反映客觀的穩定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科學性和知識性規定了管理必須如實地反映客觀規律,不斷靠近真理。但是,假如管理僅僅是知識,是可以量化和復制的知識,那么工程管理的人才就太好培養了,只要將量化的知識按步驟輸入到學生的頭腦中,讓他們背誦、記憶、熟悉和復制知識,經過考核成績優秀的是拔尖人才,成績合格的是一般人才。
但現實中往往不盡如此,成績一般而成就突出、成績突出而成就平庸的事例俯身可拾。我們還可以回過頭來看看前面工程管理專業開設的課程,這些課程是不乏知識的,但是缺乏人文。通過這些課程培養的學生一定有成績非常優秀的,對專業知識掌握得很牢很好,甚至能夠熟練操作工程中各種技術設備。但是我們在這種人才方案和課程結構上培養出來的合乎國際標準的可以稱得上是工程師的人才卻很少。問題在哪里?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最多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認為,自然科學最終只能提供知識而不能提供智慧,而智慧才是取勝的關鍵。因而,管理更需要智慧。與其說管理是科學,還不如說管理就是智慧。在人類古代,科學知識缺乏,但并不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社會各階層的穩定、國與國之間的對話。在我國唐朝行政管理制度已是十分完備,社會制度穩定、人們安居樂業、國際間交流頻繁、精神生活充實而有信仰。如果用當今的科技與之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誰能否認唐朝在管理上的成就。相反人類在科學知識強盛的今天,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人自身的問題層出不窮,一點不比千年以前少,反而愈演愈烈。由此可見,科學知識給人類帶來的是改造自然的工具,改造人自身還是需要更多的智慧。智慧是知識與判斷力和創造力的綜合。智慧甚于知識,遠比知識重要。知識的可靠性取決于對特殊性和主觀性的排斥,取決于在同等條件下可以反復驗證的普遍有效性,因為這個特點,意義世界、價值領域、審美境界都不在知識的范圍之內。智慧一定和主體有關,沒有非主體的智慧。智慧是理解、洞察、預見、決斷、協調的能力。因此,智慧的培養與體驗、領悟有關;而知識可以通過耳提面命、死記硬背及作業考試來完成。智慧總是與人文一起,知識一般與科學相連。
培養智慧離不開人文。這是因為,首先,智慧本身就是人文,智慧總是閃現在人與物、人與我、情與理、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的糾纏和矛盾中,人們只有在遇到這些糾纏不清的矛盾時智慧才會被召喚,有智慧可以化解這些矛盾,缺少智慧則會使矛盾加深,因而智慧就是感化自身、化解矛盾、進而“化成天下”的能力。而人文就是以“化成天下”為自身責任和存在價值。智慧和人文交織在一起,它們都是一種施化的能力。區別在于智慧與個人相連,人文與社會相系,智慧是個體中的人文,人文是社會的智慧。其次,智慧只能在人文的環境中生成。俗話說,“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可見,學問、文章、智慧不是端坐在書房里完成的,人的經驗、閱歷、見識、判斷、決策、協調這些功夫都只能在充斥著人文的環境中學會,這個人文的環境就是我們現世的生活,這也是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先生一貫強調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不斷的改造和改組”的見解一致的。知識,無論如何學習、掌握、運用,它終究是別人的體驗、間接的經驗;智慧,是將間接的經驗通過自身直接的體驗而產生的新的知識。所以學知識難以創造,學智慧方能創新。朱熹在其《四書章句集注》的序中說過,入小學,而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所說的“節”與“文”,就是知識,是做事和做人的標準和規范,這些是小學功夫;而“道”才是智慧,是為人處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這才是大學要旨。
三、哲學課程培養有智慧的工程管理人才
理想的工程管理人才應該是充滿智慧的。他們在專業知識方面是技術嫻熟、技藝超人的專家;在思維、決策上也是杰出人物。他們不僅在務事時能精益求精,而且在做人上也通世豁達,深明大義。培養智慧主要靠人文學,而且主要是哲學。哲學是系統的世界觀,它關于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根本觀點是一貫到底的。哲學是認識論,它不停留在對象的現象門口,也不為蕪雜的現象所目眩,它要深入到對象的本質底層,去把握其固有的、必要的聯系。哲學是辯證法,它既提供物質變精神的方法,又提供精神變物質的路線,是實現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武器。因而,要把人文裝備成為工程教育的通用指標,學校要普遍開設以哲學為中心內容的人文課程。自然哲學,以宇宙、天體的演變為研究對象,揭示氣與道的生化規律。
教師在教育中究竟處于什么樣的地位,起著什么樣的作用?我個人認為教師在教育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這是教育工作者應樹立的基本觀點。因為教師的特定活動對象是學生,他根據一定的社會委托,對學生身心施加某種影響,他跟學生的關系是據此而產生的。社會對受教育者的要求,主要通過教師來體現,教師是一定社會教育方針、政策去培養人,使學生的身心朝著社會的要求方向發展,在教育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其次,教師術有專攻,受過專門的教育訓練,教師知之在先,知之較多,在知與不知的矛盾中教師處于矛盾的主導方面,教育計劃、大綱主要靠教師去組織實施。而學生則知之在后,知之較少,教師要針對學生實際,對前人的文化成果,加以消化,進行一番取舍、組織、加工、轉化為學生的知識、能力和觀點,教師不僅用豐富的知識觀點哺育學生,還要教給學生獲得知識能力的正確方法,他是教育活動的組織者和引路者。美國的心理學家科克實驗證明:“學生的成優劣與指導多寡成正比,指導越具體、細致,成績越優,缺乏指導,成績最差,各組的成績均因指導的增加而上升。”
第二,教師又是年青一代心靈的啟蒙者和塑造者。加里寧曾說過:“教育是什么意義?這就是影響學生們的心理和道德面貌,要在整整十年的學生期間內,從一定方向上影響學生地就是說,要把學生造就成人。”
兒童步入學校后,他的知識,智力的開拓和發展,道德觀、人生觀,個性的形成都與教師的啟蒙和塑造密切相關,不僅如此,教師對兒童的健康成長也有重要作用,教師是塑造學生心靈的工程師,是使學生健康成長發展的保健師,是社會精神文明建設者,這種建設者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物質文明的建設,正因如此,黨和國家對教師寄予莫大的希望。
此外,“凡是學生都感到自己是學生,都有一種‘向師性’,都會產生‘學生感’,他要學習,要聽教師的指揮。”這種屬性,在學生的學習、生活起著主導作用,這有客觀上也要求教師在教育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是教育起主導作用并不屬于教師說的算,教師可以包辦、代替,教師可以把學生當成“白紙”、“瓶子”、“罐子”,將前人積累的文化科學成果移植到他腦中去,因為教師的教育對象是具有主動性、積極性的學生,肯定教師的主導作用并不意味著否定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相反,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是教師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精心培育的結果,所以,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是衡量教師主導作用的觀點的重要標志。
可見,無論從教與學的全過程看,或者是從認識的角度上看,教師在教育過程中都起主導作用。這就是我們應樹立正確的教師觀,顯然那種認為教師應該放棄主導作用的觀點是錯誤的。
然而,教師主導作用的實現,是有條件的,其主導作用能否發揮或發揮多大,與教師自身的業務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和客觀的工作條件密切相關。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實事求是
科學發展觀從根本上堅持了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觀點,同時也融入了極具活力的新內容。科學發展觀在觀照目標上呈現多元化,包括自然界以及在實踐中產生的人和人類社會,主旨在于三者的協調融洽。本質上,科學發展觀為關于人的發展理論的唯物史觀賦予了新的時代氣息。
一、從本體論角度,科學發展觀是將人的解放和發展作為檢驗標準的人本與社會政治實踐相協調的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是在遵循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理論中所闡述的社會模式更迭的一般規律及世界演變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效能二者相結合基礎上形成的。它從實踐的角度界定了發展的目的,其所具有的意義和所采取的方式,是對馬克思發展觀的新發展。馬克思認為作為實踐主體的人及其所從事的實踐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中固有的、穩定的、必然的聯系。人改造客觀世界獲得實在實物的活動是必不可缺少的,物質生產活動以外的各類活動則是依托物質生產活動而形成并始終受其影響的。明確指出社會發展是自始至終受到人類生產實踐制約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其他因素的綜合思考。馬克思把人及其創造活動寫入了社會的本質,只有人的主觀能動行為才可以形成社會進步和邏輯。社會發展規律與物質生產規律是現象與本質的地位,后者制約前者。如果沒有了人的物質生產勞動,那么社會發展規律也就無從談起。馬克思所認為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是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核心的理論根源。學說具有相當份量的是關于人的學說,它從生產活動的角度觀察人、分析人。馬克思認為人的價值最根本的特點是實踐創造性。人的價值的實現是在實踐中由不確定價值向確定價值轉化的過程。人的價值可以一分為二,即一個是個人價值,另一個是社會價值。與之一脈相承的科學發展觀闡明了人在社會進步中居于主導地位,人的非消極、非被動、非保守的特性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源源動力。在建設中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采取更加有效措施來讓廣大群眾不斷感受到物質、精神等多方面的發展獲得感,是新時期中國政治領域加強建設取得文明進步的主旨。踐行科學發展觀,必定會在實際中反映出重視人而非忽視人的政治意蘊,以人能否得到徹底解放和能否得到更好的發展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這實際上就是政治哲學。所以,踐行科學發展觀必須以實現人的解放和發展作為首要條件,以積極實現人、社會與自然的內在協調為目標。同時,要兼顧后代人的需求,在不間斷的發展中實現社會與人的科學發展、永續發展。
二、從認識論角度,科學發展觀是把發展的主體與客體相互適應規律作為研究對象的發展觀
作為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基礎,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新時期面臨的新形勢與新任務。作為社會發展主體的人,如何在思想上形成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觀念,成為科學發展觀努力的方向。這要求我們一方面積極維護社會的公平,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視人的正當利益訴求。努力使人與人之間在交往中形成互助、友愛和協作的優良品質,以此作為人格基礎來推動社會發展。同時,把誠信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內在要求,積極提倡捐資助學、社會關愛工程建設、地方公共設施建設等社會公益事業建設,形成物質、精神、政治三方面文明建設互為動力的局面。在此基礎上,社會各個利益群體能夠為共同理想和目標團結奮斗,完善政事通達、人心和順的管理機制,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保持平穩快速發展。當前,我國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實現社會和諧,其首要條件就是要促使發展的主體與客體達到和諧。在改革大潮中,隨著科學發展觀全面落實,公民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他們積極主動地培養和發掘內在潛能,以期緊緊抓住這一難得的發展機遇期。在這一過程中,須用的開放眼光來審視當今世界發展的成果,從而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同時,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把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建立社會長久發展的運行機制,注重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大科技的研究與開發,力爭位居世界科技發展前列。加強文化傳承與創新,持續提升中華民族文化實力與影響力,以此來不斷滿足人們日益物質文化需求。從根本上確立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政績評判標準,把人民滿不滿意作為重要標準,在主動性與創新性發揮中實現發展主體的人與發展客體的社會達成積極互動。充分認識科學發展觀與政治文明的密切聯系。政治經濟學表明,人類的社會文明來源于物質產品創造、精神成果的積累、政治收獲的積淀。政治文明一般體現為人為實現全面發展而對所崇尚的既公平又正義、既平等又自由、既民主又法治等努力的程度。政治文明是政治哲學的外在表現,政治哲學則是政治文明的理論底蘊。政治文明為政治哲學指明了方向,是一個國家政治生活能夠不斷創新發展的根基。科學發展觀是對我國的政治文明所進行的生動貼切的表述,它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新形勢、新實踐,在重視經濟建設的同時,也不忽視民眾對公平與正義、民主與自由的訴求,積極調動每一個人的熱情與才智,讓個體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并切實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把保護與發展社會弱勢階層的利益放在當前與長遠的考量之中,讓全體人民同富裕、共發展的社會發展目標得到有效保證。
三、從價值論角度,科學發展觀是把促進人的綜合協調發展作為最終目標追求的發展觀
人在社會的進步中既是權衡的參照又是實現的目的。當社會發展到新的階段,它給人們的思想造成許多不解與困惑,人們的精神生活變得紛繁無序,對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價值感到懷疑,進而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前景產生焦慮。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人們由此產生不真實的意識,以往對時間自由的支配難以重返。所以,大力加強政治文明建設在社會發展中就顯得更加重要。讓社會充滿關懷與友愛,讓人的創造力得以徹底迸發,讓人與人在相互促進中得以共同發展,每個人的個體特性也就能轉變為現實。在社會進步的新階段,積極推動人的綜合發展是實現社會基本價值的關鍵措施。這是由于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世界范圍內的競爭與協作離不開高層次文化水平人的參與,社會發展的內在基本價值就在于人的進步,前一代人的文明成果為下一代人的進步創造了條件。因此,對人的發展所持有的意識和行動傾向就可以作為評判社會發展水平高低的尺度。在實現社會基本價值進程中積極推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深刻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長遠愿景。從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科學發展觀的內在本義,集中一點就是讓當代人建設發展的成果,為后代人更加全面發展奠定基礎。所以,科學發展觀成為人充分且不受拘束發展的政治依據。科學發展觀不僅著眼于當前問題的解決,同時也為今后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寬廣的思路。使社會在階段性發展過程中層層遞進,不僅講究社會發展的速度和內在的質量,同時也積極追求人的綜合素質的提高,在人與自然的和睦共處中,實現人由自發向自覺的飛躍。歷史發展中不斷積累下來的民族文化,在人的發展中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使社會發展模式呈現多樣性。人的發展成為激發民族活力的時代強音。歷史已經證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有著輝煌的前景,不僅決定于其改造物質世界所獲得的成果,更決定于其擁有的無形的智慧財富,而智慧財富的掌握者就是人。實現人的全面、自在、無拘無束的發展對于社會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推進人的全面、自在、無拘無束的發展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最高政治境界。
四、從方法論角度,科學發展觀是把統籌兼顧作為建設的基本指引舉措,在整體進步中突顯出協調與可持續性基本特征的發展觀
政治哲學所秉持的能動地對待外界的方法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總結和概括出來的理論。其含義是指人們在對世界的改造利用中所遵循的最廣泛、最基本的方法。辯證唯物論是政治哲學方法論的精華。科學發展觀在與時俱進中對政治哲學方法論進行了準確的體現。科學發展觀用科學先進的理論回答了人類共同面對的科學發展方法選擇的難題,也就是“怎樣發展”的問題。科學發展觀把唯物辯證法貫穿于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當中,并將此統一與綜合。從“發展是硬道理”到“全面發展觀”再到“科學發展觀”,這種演變不僅是我黨對中國化的深入領會,也是政治層面哲學方法論上的進一步升華,是從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合規律性的層層推進。改革開放以來,我黨以創新的精神積極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科學發展的辦法。“發展是硬道理”,指明了只有發展才能解決我國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存在的主要矛盾,科學把握了當代中國的現實狀況、社會主義內在必然性和全面建設小康的重要結合點。但是發展不能只停留于經濟的增長上,要更注重人的進步;發展不是片面的經濟發展,而是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發展。“全面發展觀”用普遍聯系的觀點看待發展,主張發展應當是全面的發展,并在兼顧全局中達成平衡與協調;當代人需要發展,后代人同樣有發展的訴求,“科學發展觀”這個時代命題就應運而生。這反映出當代中國在如何選擇發展模式、如何設計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的全局考慮上,從增長轉到發展、再從發展轉向科學發展的辯證遞進的方法論演變過程。
五、結語
1.哲學視角
音樂是一種實踐性很強的藝術,實踐的音樂教育哲學觀從實用主義的視角提出,立足于教學實踐,構建了一種新的音樂教育理念,即強調音樂是一種多樣化的人類實踐,處理音樂教育中的許多理論與實踐問題,說明音樂的學習更在于實踐。因此,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為音樂教學提出了一種新的音樂課程發展觀。
2.代表人物
戴維•埃里奧特博士現為紐約大學音樂與表演藝術系音樂教育專業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導師。他曾在多倫多大學任教,并在印第安那大學、西北大學、開普敦大學、北德州大學和里莫力克大學愛爾蘭音樂中心擔任客座教授。作為音樂教育哲學家,埃里奧特博士在音樂教育專業所任教的課程包括音樂教育基礎、音樂認知、研究方法、音樂課程發展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1995年,美國學者戴維•埃里奧特在其著作《音樂問題種種:一種新的音樂教育哲學》中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音樂教育哲學,即實踐音樂教育哲學。他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把音樂教育哲學置于具體的語境,以獨特的視角解讀音樂的本質和價值。
3.哲學主張
從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的主張上看,戴維•埃里奧特基于對過去的哲學思想敏銳的反思,在汲取前人哲學理論研究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創造性思維創造,將音樂教育的基本問題上升到哲學層面進行研究,為音樂教育教學開創了新的發展局面。他認為實踐的音樂教育哲學觀強調“音樂是一種多樣化的人類實踐”,這一主張有助于促進高師音樂教學從理論到行為的轉型。戴維•埃里奧特主張音樂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就是說在音樂教學中,要強調學生的參與意識,加強學生參與音樂實踐的過程,突破了審美音樂教育哲學上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局限,引導音樂教師運用實踐哲學觀去指導自身的教學,使得音樂學習中的學生主體地位真正得以實現。戴維•埃里奧特的這一哲學主張與我國新課程改革所提倡的“以人為本”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在實踐中獲得知識和技能的同步增長。另外,這一哲學觀還特別強調“音樂行動”是受制于情境的,讓學生在真實的語境中得到知識。
二、我國高師音樂教育教學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高師音樂教育教學的現狀不容樂觀,還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究其原因,我國高師音樂理論課教學改革徘徊不前的原因較多,哲學理論教學因素的地位在音樂教學中并沒有占據有利地位,這與忽視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指導不無關系。長期以來,我國的早期師范教育主要是借鑒蘇聯、日本等國外音樂教育體系,在教學方面單純地模范他國教學模式較為常見,沒有形成自身的教學體系,更別提音樂教學特色理論的研究了,尤其是音樂教育哲學領域發展相對緩慢,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在音樂教育過程中,高師音樂理論課教學呈現出智育化傾向,教學目的以純知識和純技能學習為主,忽視了學生主體意識的發揮,與此同時,教學評價方式也較為單一,也制約著我國音樂教學水平的提高,顯然與我國古代“善民心,感人深”的樂教思想相違背。加之高師音樂理論課教學主要問題在于過分注重智育,沒有考慮到高師音樂教學的師范性這一要素,所培養的音樂教師自身素質難以滿足現實教學的需要,在知識運用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和漏洞。近年來,我國高師音樂教育教學的研究逐步深入,王耀華教授之《世界民族音樂》中“尊重多元文化、拓展音樂的國際視野、提倡音樂文化認同”的理念的傳達,馬達教授的“高師音樂教育專業實施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構想”和“反思性教學與音樂教師教育”關系的剖析,管建華教授的《后現代音樂教育學》的研究與出版,都從不同的角度體現出實踐音樂教育哲學的影響。在我國音樂新課程改革中,對于實踐部分也有十分明確的要求,《音樂課程標準》中的教學領域之三一——“創造”,包括兩類學習內容:其一是“與音樂有關的發掘學生潛能的即興創造活動;其二是運用音樂材料創作音樂”。由此可見,音樂教育教學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是高師音樂教學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下的音樂教育改革途徑
為進一步提高高師音樂教育教學的水平,發揮哲學在音樂教育教學中的作用,在了解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和我國高師音樂教育教學的現狀的基礎上,立足于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基本觀點,以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指導音樂教育改革的途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下文將逐一進行分析:
1.開展“多維度”音樂教育,強化音樂教育實踐哲學意識
開展“多維度”音樂教育,強化音樂教育實踐哲學意識,是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下的音樂教育改革的關鍵。就目前而言,多元文化是當今世界的普遍發展趨勢,而音樂是人類的表達方式,從來就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埃利奧特以為,相比“實踐”,“多維度”(multidimentional)一詞更能概括實踐哲學的精髓。“多維度”體現在:音樂與音樂素質的概念是開放的、多層次的;對于音樂作品可以有多方面的的理解;音樂與音樂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的價值;教學方法是多樣的。利用音樂哲學實踐理論開展音樂教育實踐活動,這是因為教學體現了教師對學科、專業以及課程的理解和認識。對音樂教師而言,只有認識到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的重要性,強化音樂教育實踐哲學意識,才能以實踐哲學為基礎開展多元音樂文化教育活動,為學生開啟尊重與理解多元文化的大門。具體說來,注重對音樂教師思維方式的變革,可以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對高師音樂教師的培訓活動,將師范技能培養與理論知識學習融為一體,提高音樂教師對實踐哲學觀的認識,以便為開展“多維度”的音樂教育提供思想基礎,進而提高音樂教育教學工作的有效性。
2.發展學生的音樂素質,注重知識學習場景的真實再現
發展學生的音樂素質,注重知識學習場景的真實再現,是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下音樂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埃利奧特認為,音樂教育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學生的音樂素質,這種音樂素質包含了聽賞素質,“本身既是知識又是行動”。音樂素質在本質上是程序性知識,是非語言的“知道如何去做”(knowninghow)。音樂素質是開放的、持續發展的過程,其內容根據音樂風格的不同而異,并且是情境化的實踐。以音樂教育實踐哲學思想為指導的理論課學習,對高師音樂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對高師音樂教師而言,在課堂教學上應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把發展學生的音樂素質放在首要地位,通過注重知識學習場景的真實性和再現性,確立學生的主體意識,并采用一系列包括示范、訓練、輔導、闡述等教學策略,使理論知識、師范技能、職業道德共同發展,從哲學教育觀方面來研究音樂教育的根本方針,從音樂教育哲學的框架結構和理論的完整性,系統性等來推進高師音樂理論課教學改革。
3.開展音樂實踐活動,引導學生廣泛參與音樂的制作
開展音樂實踐活動,引導學生廣泛參與音樂的制作,對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下的音樂教育改革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是從哲學層面對音樂教育進行理論剖析,根據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音樂課程應該是反思性的音樂實習課。也就是說,在高師音樂教學過程中,音樂教師應將各種能力的培養與實踐活動高度結合,以反思性的音樂實習課為主要手段,使學生在實踐中獲得知識的增長。這一主張,主要包括四個階段,一是實踐定位;二是準備與計劃;三是情景化的教學行動;四是教學評價。對從事音樂教育活動的教師來說,引導學生廣泛參與各種音樂制作活動,使這一哲學理念貫穿于音樂教學具體活動中,具體活動將音樂實踐理論這一抽象的理論研究具體話,是音樂教育實踐哲學觀下的音樂教育改革的必經之路。具體說來,在實踐定位上,高師音樂教師的音樂制作活動應定位于音樂實踐,突出實踐在音樂制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教學活動的準備與計劃中,可以通過一系列的音樂游戲貫穿,提高學生學習音樂課程的興趣,進而引導學生關注具體授課中實踐創造活動。在情景化教學行動方面,整個游戲活動從節奏要素開始,到旋律創作并填詞,都應有具體情景為依托。此外,教學評價在開展音樂實踐活動中的作用也必不可少。高師音樂課程的評價應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注重過程性評價,建立健全完善可行的教育教學制度與方法,使知識的學習與測評當堂完成。
四、結語
1古代哲學與水文地質學
《周易》是自西周至東周不斷充實才完成的重要文獻,所引用的人事活動和自然現象的描述蘊含了人類早期科學萌芽和對自然現象的哲學思考。《周易》八卦中的坎代表水,兌代表澤,艮代表山,坤代表地。這些組合而成的彖、彖恰好表征了地下水的循環過程,當代水文地質學家以圖來詮釋,與水文學的描述相當吻合。公元前7世紀的泰勒斯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水科學家與第一個哲學家。泰勒斯認為水與人與萬物的存活如此息息相關,水的背后有些更深的法則與目的,他直接指出人可以思考有關水的“看不見”的意義,而非只是在“看得見”的使用,也許“看得見”的部份只是暫時的、多變的,而“看不見”的部份是永存的、不變的。
2近代水文地質學的發展
自十九世紀末,水文地質學成為一支獨立的學科以來,在多位水文地質學家和水文地質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水文地質學從幼稚逐漸變得成熟,從單純的現象描述發展到定量化的理論研究上[1]。泰斯于1935年利用地下水非穩定流與熱傳導的相似性,得出了地下水流向水井的非穩定流公式即泰斯公式,把地下水定量計算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20世紀中葉,蘇聯奧弗琴尼科夫和美國的懷特在水文地球化學方面做出了許多貢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地下水的賦存、運動、補給、排泄、起源以至化學成分變化、水量評價等方面,均有了較為系統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水文地質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學科了。20世紀70~80年代,由于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地下水數學模擬成為處理復雜的水文地質問題的主要手段。同時,同位素方法在確定地下水平均貯留時間,追蹤地下水流動等研究中得到應用。遙感技術及數學地質方法也被引進,用以解決水文地質問題。隨著地下水污染、海水與咸水入侵淡含水層等問題的不斷產生,與地下水中溶質遷移有關的問題開始受到重視。許多水文地質學家正在通過室內試驗、野外試驗與建立數學模型的辦法去解決有關問題。
3現代水文地質學科技革命
3.1 科學技術革命對水文地質學發展的影響
水文地質學發展過程中的歷次革命都是在科學技術革命及其產物的支持下完成的。首先對水文地質學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Darcy定律是H.Darcy受到電學中的歐姆定律和固體介質中的熱傳導定律的啟發并通過試驗驗證得到的,三個定律的數學表達式完全相似,而歐姆定律和熱傳導定律早在Darcy定律出現之前就分別由歐姆和福里哀建立。其次對現代水文地質學的發展和研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Theis公式和描述滲流的基本微分方程也都是從熱傳導理論中演繹過來的。另外,目前在滲流理論中廣為應用的數值法是在新科學技術革命的產物之一—— 計算機的促進下才得以蓬勃發展的,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微型計算機的普及使得數值法在研究滲流問題時表現出了更大的靈活性和優越性。現在計算機已滲人到水文地質研究的各個領域,如勘查、編圖、開發、評價和管理等,正是在計算機幫助下,一些數學方法才得以用來解決水文地質問題。在地下水的勘查和研究中,當今廣泛使用的技術和方法如電法、磁法、遙感、放射性測量、同位素、Υ-Ν等均是科學技術革命的產物。這些方法和傳統方法結合起來,借助計算機,不但解決了許多原來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使水文地質學理論更豐富、更完善,并形成了多種交叉學科。
3.2 水文地質學今后發展方向
水文地質學發展到今天,經歷了近150年,現在人們在解決滲流問題時基本上都按照這一模式進行:定性分析建立水文地質模型建立數學模型求解數學模型,這一模式通常稱為數學模式[3]。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正興起一場以微電子技術和信息處理技術為中心的科學技術革命。新科學技術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智能信息科學技術,主要歷史使命是建立智能科學理論,其核心是智能化,其科學、社會、經濟效果將對人類產生巨大的沖擊,將變革現在科學內部結構。受新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水文地質學理論也將發生革命,解決水文地質問題的智能信息模型和混沌模型將代替現有的數學模型;同時受新材料、光導纖維、新能源、空間、電子和計算機等多項新技術革命的影響,在地下水的勘查和研究方法上也將發生根本的變革,屆時目前水文地質學上的一些難題將迎刃而解。
為了更好地發展當代水文地質學,需要特別重視以下各類的學科交叉滲透:第一,根據研究目標的需要,開展相關學科與水文地質學相結合的研究;第二,將橫斷科學(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超循環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混沌學、分形理論等)全面引入水文地質學,充實與發展水文地質學的理論與方法;第三,將水文地質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結合,加強軟科學研究。目前,第一類學科交叉的研究,已經開始受到重視,但是,離開學科的真正融合,還有較大距離;第二類學科交叉的研究,已有不少探索性成果,但是,如何將橫斷科學全面系統引入水文地質學,要走的路還很長;第三類的學科交叉,則至今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加強水文地質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結合,其重要性如何強調也不為過。任何自然科學技術問題的解決,都無法回避人們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協調。因此,自然科學技術成果,需要借助于社會人文學科的支撐,逾越種種利益門檻,才有可能被社會所接受,否則,只能停留在紙面上,無法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參考文獻
[1] 王大純,張人權,史毅紅,等.水文地質學基礎[M].北京:地質出版社,1995.
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以另一種形式演繹著文學歷史的進程,發展著我國文學觀念、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的生產,構成文學發展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一些文學批評刊物和批評成果在文學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導向、組織的作用。但是,文學界對于文學批評在文學發展史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認識不足,相關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們知道,在文學創作、欣賞和批評實踐中所積累的種種經驗最終都要斂聚成思想、觀念的結晶,以理論的形態反映文學思想、觀念的發展水平。據此,我們可以看到,新時期以來文學的發展,往往是從對既有批評理論局限性的批評開始的,以不斷注入新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實現推動文學的進步。無論是在文藝學學科領域,還是在現當代文學,乃至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都是通過運用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實現對本學科領域研究的不斷拓展。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學批評研究所做的是為一定的文學批評方法提供理論基礎,而相關研究的水平高低,決定著整個文學實踐的發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評價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和現狀,應該是當前文學研究的基本課題,對于推動我國文學事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關于文學批評的理論研究,包括文學批評的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發展論、功能論等,關系到文學批評邏輯前提、文學批評的對象與范圍、文學批評的范疇與方法、文學批評的標準、文學批評功能,以至文學觀念的建立等最為重要的文學基本問題。在文學界,將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概稱為/批評的世紀0,意指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成果對文學的影響超出了文學創作,不同流派的文學批評觀念、理論的興起改變了傳統的文學觀念,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活動領域。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批評各個思想理論流派的出現及其對文學實踐的積極推進作用,以實踐成果表明了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對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為我國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總體上說進展與局限均極為明顯。
就其進展來說,可以說中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四個層面:一是實現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開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學批評的思想與理論資源,獲得了世界性的視野;三是在對影響當代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思想與理論資源)))文學批評理論、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理論、西方古典文學批評理論,及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在系統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四是在吸收、融合與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一些新的文學經驗、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已經豐富了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形成了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形態。中國當下的文學批評在開放性、理論視野、占有的思想理論資源,以及思想、理論、方法的多樣性方面,與新時期之前相比已經有了新的繁榮。
但是,熟悉文學理論的人都明顯感受到,新時期的發展歷史中,受到詬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種文學創作現象,卻是文學批評。這就意味著文學批評的發展現狀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還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就其現象層面看,存在著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極端化、現實性的淡化、批評的人情化、消費性的娛樂化,以及捧、罵、炒、抄的非學理化等現象。就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層面,我國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總體上還處在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引進、模仿、吸收階段,自身還沒有形成關于建構文學批評的邏輯前提、方法、范疇等原創能力,還沒有達到對現有的文學批評思想與理論資源的綜合、創造,從而與中國文學傳統與現實經驗相契合,建構符合中國文學批評理論歷史發展邏輯的要求。根據文學發展規律,這一層面的局限是最應該受到重視的,因為它關涉到文學批評思想理論的核心創造力的問題。近年來,文學界的學者們關注文學批評、批評文學批評、研究文學批評,就是要突破這種局限,探索形成原創力的方法和途徑。
鑒于西方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經驗和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批評取得的成果與局限,筆者認為,我國當前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的關鍵在于徹底改變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局限于對西方現代個別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論、觀點引進、模仿、吸收的狀態,形成中國文學思想理論的核心創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論資源的基礎上,根據中國文學傳統與現實,開展文學批評基礎理論的研究,在文學批評的邏輯起點、方法、范疇、價值、功能、發展規律等本體層面進行系統研究,從而達到在綜合的基礎上實現創新,建構反映中國文學經驗與文化精神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實現這一目的,文學批評的基礎理論的系統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學批評的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功能論、發展論等不同領域全面開展研究,在多種思想、觀點相互交流、碰撞、融合過程中實現綜合與創新。應該說,新時期三十年中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在不同層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為此任務的提出和實現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但仍沒有以自覺的意識和明確的目標與方法開展系統的研究,實現綜合與創新。基于此種認識,筆者主張,要自覺地開展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進展的課題研究,并且使之成為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點、熱點課題,力圖通過有規劃、有組織的系統研究,分辨清楚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究竟取得了什么樣的進展,在歷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國文學批評思想、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基本特點,以對當前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發展方向和基本任務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通過總結和反思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現狀,對取得的成果、存在的問題與發展的任務提出自己的觀點。開展這一課題研究不僅在文學批評理論建設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對于整個文學領域的理論與實踐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對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現狀大體上可以從兩個層面考察:一是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研究,一是文學批評理論的本體研究。考察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在這兩個層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樣的成果,對于我們全面掌握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進展,反思、評價我國的文學批評研究的進展和水平,從而在此基礎上自覺地整合各個具體研究,最終形成系統的中國文學批評理論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對于構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思想與理論資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只是由于學科領域和具體研究目標的限制,這些研究都還是相對獨立的,還沒有實現較為理想的整體性的研究,更沒有在文學批評的基礎理論研究層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紀學派林立、不斷創新的局面。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經為今天實現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個思想與理論資源的研究對于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的意義與價值。概括地說,文學批評理論的中國化,試圖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指導思想問題;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本土化,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現代性問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現代轉化,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民族文學傳統和民族特色問題;西方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研究,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建構的基礎性和普適性問題。這些努力,都從不同層面豐富和發展了我國當代的文學批評思想和理論,為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在新世紀實現提升奠定了基礎。對于文學批評理論本體的研究,如在文學批評理念、批評的邏輯起點、方法、標準、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獲得了豐富的成果。可以說,本體研究是文學批評理論在新時期以來取得最顯著進步的領域,從哲學基礎對認識論模式的突破,到對語言學、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符號學的借鑒和融合;從批評方法對社會歷史批評的突破,到對語言學批評、英美新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解構主義批評、符號學批評、接受美學批評、闡釋學批評、新歷史批評、后現代批評、文化批評等等借鑒和融合;從概念、范疇對作者、環境、再現、表現、真實、典型、本質等核心范疇的超越,到對文本、讀者、語義、能指、所指、共時、歷時、結構、符號、無意識、原型、隱喻、轉喻、變形、荒誕等范疇的借鑒與融合;從對文學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念的突破,到對審美、人文價值的借鑒與融合;從對文學的政治工具論的突破,到對本體論、交往論、對話論的借鑒與融合,等等。新時期以來發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這一層面,為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研究開拓了空前的視野與巨大的空間,使當代文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發展。這些成果體現為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論文和著作中的點滴積累,逐漸匯聚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構成的思想、觀點元素,豐富著新時期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
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為今天從歷史的角度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發展進程創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有必要在文學批評構成的各個層面系統地考察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發生的嬗變和所取得的進展,通過辨析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建構的哲學基礎、文化與文學思想資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疇、基本概念、基本觀點、理論形態等在新時期的發展變化,梳理出文學批評理論在不同層面所取得的進展,并在此基礎上對新時期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水平、存在的問題做出分析與評價。開展這一研究,必須要改變以重要的文學事件、理論論爭現象為線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文學批評理論基本要素嬗變的考察上。這一考察應結合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實際,通過對各個基本層面的考察,最終達到對新時期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現狀的總體把握。如在哲學基礎層面的研究,系統考察批評理論界如何逐漸將關于、西方、中國文學理論哲學基礎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時期文學批評理論建構的哲學基礎,形成了怎樣的現實形態。又如,在范疇層面,考察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學批評理論如何不斷拓展研究的領域,豐富研究對象,將過去不在批評理論體系建構視野和研究范圍的領域轉化為文學批評的基本范疇的過程,并研究在中國的文化與文學語境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等等。在歷史的梳理與考辨中分析和評價文學批評理論的內在構成要素的嬗變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