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服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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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昨天，與友忽然議論，說起近年來國學傳揚，許多地方的年青人想穿漢服。前不久，到書店查閱書籍，也讀到一本介紹漢服的書，上面考查了漢服的歷史，并著重介紹了漢人的禮儀，還以時尚的眼光介紹了漢服。這些漢服看起來非常漂亮。春秋戰國至漢魏，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不僅是因為出現廢除奴隸制以來的學術繁榮，百家爭鳴時代產生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還由于漢代的強大對于中華民族禮儀與文化的發達，對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與風骨的塑造，帶有濃重的時代色彩的衣飾與穿著，也形成某種永恒的文化氣質，對后代影響深遠。

在當今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人們感受到壓力巨大，讓人總在尋求精神上的放松和解脫。除了遠離以些人類的不良習氣，我們還能做什么呢？我想，讀書接受以些有藝術修養的東西，算是以種陶冶吧！那可不可以在服裝文化上體現呢！興許有人認為，這是以種堂吉訶德式的情結，會有嘲笑與食古不化的批評。竊以為恰恰相反，在當今多元化的價值體系中，中國人太欠缺傳統文化的修養了。讀古書、講禮儀、讀經誦典、吟詩誦詞、恭良謙讓、有何不好？君不見西方商業文化對青少年的可怕影響嗎？為什么我們不可以象曾經受到儒家文化熏染的韓國人學學家庭倫理，向日本人學學禮儀，向臺灣同胞學學保持中華文明的傳承！

其實我的觀點并不新穎。現實社會里，很多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人，身著漢服，談經論道，弘揚儒家文化。我很欽佩，由衷地贊成。說到自己，在很早以前，就有這樣一種情結。大學時代的老師穿對襟衣，老師們不僅用學識打動我，對自己學習傳統文化很有幫助，我的畢業論文便是老子思想的一種研究。老師的聲容身貌，更是難忘。大學剛畢業那陣我特別喜歡中山裝，一副白圍巾在冬季更有別樣的風格，那時搭配著穿了很長的時間。當時就曾有突想，如果能穿上長衫在課堂上，有會怎么樣？事過境遷，那時的塵影隨著青年時代的度過已經往事成風，而今，國學被越來越多的世人所推崇，服裝情結由然升起。漢服，即中國漢族的傳統民族服飾，又稱為漢裝、華服，不能與“唐裝”、“和服”“中山裝”等相混合，當然還會更多地關注。

第2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學教育；油畫藝術；健康發展；審美教育

我國當代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經過多年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當前依然存在著一些弊端和不足。為了更加適應新時期的藝術發展要求，我國大學油畫藝術教育需要不斷尋求創新和優化，以促進油畫藝術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當前大學油畫藝術教育存在的問題

油畫這一藝術種類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獨有的藝術風格。高等藝術教育在中國油畫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當下，我國大學油畫藝術教育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教育模式也趨于成熟，藝術教育進入發展的新時期，這對大學油畫藝術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教育目標和要求。如今，我國已有許多大學的美術學院開設了油畫藝術教育相關課程，培養了眾多優秀的美術專業人才。但大學油畫藝術教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包括過于注重油畫創作的技能訓練而忽視了對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過于注重規范式的系統教學而忽視了對學生審美能力的培養；等等。此外，一些高校采用單一的模式化教學方式，不利于學生創造力和藝術思維能力的培養。面對當前大學油畫藝術教育存在的問題，各高校的美術教師需要不斷開拓教育思路，注重采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以提升學生的全面素質和綜合素養為目標，實現藝術人才的創新培養。

二、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的優化發展方向

1.應用多元化的教學理念，促進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的創新發展藝術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呈現出時代化的特征，在這個過程中，藝術觀念層面的創新往往起著促進藝術發展的先鋒作用。我國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的固有觀念偏重于油畫創作技法傳授，教學模式較為單一，且具有模式化的特點，過于注重油畫寫實風格和色彩表現等，這種教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的創新發展。因此，在大學油畫藝術教育過程中，教師需要創新教育觀念，應用多元化的教學理念，設置更為合理的油畫課程，設計更為全面的課程內容，包括油畫藝術造型表現、油畫藝術鑒賞以及油畫藝術綜合探索等多個層面的內容，融合多樣化的文化元素，不斷豐富油畫藝術的內涵。事實上，在西方油畫教育理念中，多樣化的異質藝術元素都可以作為油畫創作的靈感來源，如法國的莫奈等畫家都曾應用日本的和服等異質文化元素作為油畫創作的素材。采用多元化教學理念正是基于藝術無國界、無界限的開放觀念，這可以為大學油畫藝術教育事業提供更多的生命力，豐富我國油畫藝術的視覺表現和人文內涵。2.重視審美意識教育，提升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的實效性藝術作品是自由表達意識感知和內在情感的重要途徑，藝術鑒賞等美術活動有助于加強人們的審美意識、鑒賞能力以及對美好事物和情感的感知能力。審美意識是建立在個體美術知識儲備、基本認知能力、情感傾向以及興趣偏向等基礎上的對于藝術作品的審美心理過程。加強審美意識的教育和培養，實質上是為了提升人們對于優秀藝術作品的感知能力和領悟能力，幫助人們獲取更深層次的藝術熏陶，這也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油畫作品便是通過極具視覺吸引力的圖案、色彩等造型元素傳達積極、美好的藝術情感，抒發不同的藝術思想。如，凡•高的油畫作品《向日葵》便是以基于實物的變形手法創作了更具視覺沖擊力的藝術造型，讓向日葵這一實物概念更加具有色彩感染力、藝術靈氣和張揚的美麗，讓人們獲得獨特的審美享受。在大學油畫藝術教育過程中，教師要想強化對學生的審美意識教育，首先要改善大學藝術教育的環境，為學生創造能全面感受藝術之美的良好氛圍，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審美素養。其次需要增加相應的審美實踐課程，應用經典油畫作品鑒賞或學生自主練習創作等多樣化的途徑，將藝術理論與現實生活有機結合起來，幫助學生構建更為豐富的人文精神世界，促進油畫技法與人文內涵的統一。

結語

油畫藝術教育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探索適合我國大學油畫藝術教育的教學模式是十分必要的。為了更好地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大學油畫藝術教育需要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從而更好地提升藝術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1]欒捷.重視油畫的審美意識以提升美術教育效果.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2]湯敏敏.試論傳統寫實油畫方法論對高校美術基礎教育的價值.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3]符藝.油畫教育民族化創新的基石：多元文化共生與融合.民族教育研究，2014（2）.

[4]程俊禮.實踐性教學在油畫教育中的實施方案探究.美術教育研究，2012（23）.

第3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時尚產業；跨界；設計；營銷

當今社會，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行業與行業的相互滲透相互融匯，已經很難對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品牌清楚地界定它的“屬性”。因此“跨界”這次詞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至各個行業，尤其是在時尚與藝術的兩大領域，兩者的結合往往有巨大的媒體效果，兩者可以創造消費時尚的意識，以敏銳的時尚嗅覺，成功結合藝術價值與商業考量。讓時尚藝術商品化變成一種現象；讓媒體創造消費，傳播的潮流。現今潮流更替迅速，有越來越多的品牌開始和各種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合作，除了彼此拉抬聲勢外，也企圖展現另一種風貌，讓物品成為另一項具有高度美學附加價值的商品。有人說這是時尚與藝術的狼狽為奸，但是不可置否跨界聯姻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蔓延。

所謂的“跨界”指的是設計師、藝術家與不同產業合作，通常以企業為合作對象，目的在為企業塑造有別于以往的形象。這幾年全球時尚業與設計界均刮起了一陣“當代藝術”旋風，包括從服裝、配件、家具、酒、筆、手表、室內設計以及建筑等，都大量從其廣告營銷、公關活動以及研發新產品等策略與當代藝術做最直接或間接的結合，一些品牌甚至更成立藝術基金會推廣當代藝術，而知名品牌邀請藝術家跨刀創作商品也成為近年來盛行的方式之一。越來越多的品牌透過與藝術家合作的方式，達成營銷的策略與產品形象的改造。

當越來越多的時尚產業將目光投放到與藝術家們的合作時，合作的形式也會更多元，除了繪畫，裝置、行為藝術、電影、音樂……也會變得前所未有地時髦起來。正如你看到的，日本插畫家山口蘭與植村秀的合作——四款限量版潔顏油，成功的讓經典換上了新顏；當時年僅26歲的新生代藝術家山口藍，以現代的筆觸詮釋，賦予了最能代表日本的傳統畫作另一種新風貌，將卡通般的平面娃娃與江戶時代的風俗融混并存，賦予了觀賞者不可思議的感覺，引起巨大反響。植村秀先生曾說過，傳統并非一成不變。相反，其中總可激發無限新意。所以，一直以來，植村秀不斷的與全球藝術界的佼佼者保持合作，推出一代又一代的限量跨界產品：Viktor & Rolf、蜷川實花、津森千里、高野綾、王家衛……今年植村秀攜手日本當代新銳和服藝術家豆千代（ Mamechiyo ） 女士，再一次展現了藝術與美妝的完美融合。

中國當代繪畫藝術家丁乙為愛馬仕Hermes設計限量絲綢方巾，愛馬仕在丁乙原創的基礎上推出了以中國紅、寶石藍、祖母綠、亮橙色、珠光粉為主色調的5種配色方案，既延續了丁乙以往大氣的后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又在用色上體現了愛馬仕的精湛配色、染色制作工藝。當然，注重與各地藝術家的合作是他們的絕招。正如愛馬仕藝術總監所指出的“從我們創作第一方絲巾起，所有的作品都是無數次邂逅相遇的成果，它們證明了愛馬仕是多么熱愛交流。”他指出，愛馬仕的每條絲巾都有一個故事，那是藝術家與愛馬仕絲巾工坊的工匠藝人所賦予絲巾生命力的一部分。消費者會因為了解了愛馬仕這些藝術家設計的故事，而更珍愛她們所擁有的絲巾。

在跨界合作中，隸屬于LVMH 集團下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LV ）可謂為最經典案例，而 LV 成功的秘訣在于他將自身過去的悠久歷史和前衛的時尚結合。自 1854年創立以來路易威登就已經與印象派大師Monet 、Renior 、Degas 、Cezanne 等合作過；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路易威登陸續與Sol Lewitt 、Arman、Cesar、Rosenquist 聯合推出絲質圍巾，這些與藝術家合作設計的產品都成為該品牌的經典款式。九十年代末期，全球經濟景氣好轉，購買奢侈品逐漸蔚為時尚，LV 質量依舊優良，但購買昂貴皮包的顧客并沒有給予LV 太多的關注，LVMH 總裁阿爾諾發現這樣的情況后，于 1997 年邀請紐約藝術家Marc Jacobs 入主LV ，引起外界一陣嘩然，雖然Marc Jacobs 的時裝處女秀并未一鳴驚人，但以漆亮皮壓印品牌Monogram 花紋設計而成的“Monogram Vernis ”卻成功吸引女性的搶購，成為LV 進入“時尚王國”的關鍵，此后股價逐步攀升，最高曾升到每股一百歐元。2001 年與紐約街頭藝術家Stephen Sprouse 合作，推出顛覆傳統的Graffiti “涂鴉包”系列，以隨興手法涂寫LV 全名，限量發售，造成一股搶購熱潮。而在2003 年春天與日本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yrakami ）合作，重新演繹Monogram （LV 經典花紋），把典雅的Monogram圖案導入Multicolor ，將LV 經典字樣變成五彩繽紛；加上櫻花花瓣和開心笑臉，昵稱“櫻花包”的“Cherry Blossom ”，以及限量發行的“Eye Love Monogram ”，都造成轟動。根據統計，“櫻花包”系列的產品銷售額超過三億美元。在這之后LV又分別與美國藝術家Richard Prince、日本女設計師川久保玲、年輕女導演Sofia Coppola以及被稱之為“波點女王”的日本女設計師草間彌生合作。

很多人認為LV與藝術家合作是特意爭取年輕市場，藝術家合作是因為藝術家是潮流的創造者，而這些策略與 LV 的本質“travel ”是互通的，因為旅行會讓人見識各國的不同風情，和藝術家合作也會帶出不同文化的驚喜。

近年來，時尚界盛行奢侈品牌跨界風，眾多一線品牌攜手推出新品，民間反應出乎意料得好！跨界設計不僅使藝術家們成功地由幕后走進了人們的視野，而且商品也因為烙上藝術標簽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尖貨，好叫又叫座。

無論是藝術或古老文化都必須跟當代思維和生活結合，才能更好的為當代人所接受。因此此種跨界合作的方式，可作為藝術融入生活的管道，也可為設計師尋求創意與營銷間的平衡模式；就品牌而言，或許也是個創新設計、創造話題、提高銷售率的機會。這也就是LV一直樂此不疲與藝術家合作的原因。

跨界設計為時尚產業所帶來的僅僅只有話題性而已么？當然不止。其本身存在的價值完全可以提升消費品的身價，為后者賦予更具內涵的消費品位，況且，你不能否認，把那些充滿美感和新奇創意的作品注入到消費商品中，本來就是對時尚品商業價值的升華。

參考文獻

[1] 齊奧爾格·西美爾.時尚的哲學[M].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2] 高小康.時尚與形象文化[M].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3] 戴大方. 時尚設計符號與中國人視覺思維關系之探討. 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

[4] 吉尼·斯蒂芬·伏琳 王立菲，孫曉坤，程麗娜 譯 .時尚：從觀念到消費者[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4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數日本人還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報紙相繼報道了一條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責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產品違反伊斯蘭教徒信條，命其三周內收回所有上市產品。隨后，該公司日方社長及日方數名人員被逮捕，工廠暫時停工（注1）。

據報道，該公司1998年起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了美國產的某種酶，而這種酶乃是從豬內臟提取的。人口近二億的印尼國民的80%~90%是伊斯蘭教徒，印尼市場出售的食品都要貼有伊斯蘭教徒可以食用的標志。2000年9月，該公司再次申請可食用標志時，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當局勸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產品。然而該家公司只更換了生產環節的酶，沒有在流通環節上采取行動，以至于發展到被公開指責并被公開要求回收其產品的地步。數日后，印尼總統及當地大學的教授先后發表最終產品無問題的見解，社長等人被釋放，工廠在更換酶之后重新開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決。

然而各種現象表明，此事引起的嚴重后果遠未結束：味素產品在事件后迅速從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頭小賣鋪里消失；有些市民在聽到廣播后，將已買的味素當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些憤怒的人舉行抗議游行并在寺院前當眾焚燒味素包裝袋（注2）。據報道，該公司四種產品年產約4萬噸、其中90%在當地消費。這樣，即使是短暫時期內的停止銷售，也可推知其損失相當嚴重。此外，味素產品在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銷售亦受到影響，在東京證券市場上，日本味素總公司的股票價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擁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進入印尼市場、其產品在印尼調味料市場銷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產的味素產品產量約占味素公司全球產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擁有長期在其他國度生產、銷售、經營經驗的公司，為什么還會產生此類問題？事件之后，各種推測假說紛紛出臺，這里無意去一一辨別。作為非直接經營者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苦慮今后的具體經營方針或對策，而是應當從這件事的發生背景去重新認識開發異文化國度的經濟市場和進行異文化交流時應注意的問題。

二　事件告訴我們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發生著人員的互動、文化的互相接觸。尤其是經濟方面的交往，幾乎象一日三餐一樣平常和頻繁。人們會把他國持有的信仰或各種習俗作為“奇風異俗”來介紹，但是有多少自詡為文明國、先進國的國民們平等地把這些習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員所擁有的一種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會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度的文化而企圖去接近或進入這個文化，就會在這些異文化氛圍里開展經濟活動時碰到異文化交流潛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沒有機會去當地做調查，無從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場和印尼國民們日常餐飲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狀況，也無從得知味素產品幾時東山再起重建國民對其產品的信賴、重振當年雄威。但是憑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覺，有一點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來，實是“任重道遠”之事。因為該公司不只是簡單地違反了該國家的生活習慣，它所犯的過錯是觸犯了其國民的信仰、傷害了持有異文化的消費者們對其產品以及對產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賴，因而是致命的。

這件事表明日本企業對其進入的國外社會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過高估計了自己對該地區文化的認識能力。企業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認為已達到對異文化的理解。而該地區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對日本企業認識異文化的評價是不合格，并且這種評價以文化沖突導致經濟問題的最壞形式來表達。異文化理解度的差異將會導致經濟交流的失敗，這對欲在21世紀開發異文化經濟市場或者準備進行異文化交流的企業或國家、民族集團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教訓。

從歐美起步的現代文明，總是以自己的文化為標準衡量其他的文化，從而持有優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擁有者們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為基準，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認歐美文明的先進、主動引進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齊的國家或民族，也未必就會完全丟棄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多種文化都欲在21世紀的地球上獲得生存的空間，文化個性的強調與重視，將是21世紀文化的一個特性。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僅僅帶著經濟目標和經濟頭腦進入另一國家或民族的異文化區域，而不在事先盡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則不僅無法順利開展經濟活動、獲得經濟利益，還會碰到異文化的厚重墻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誤解或糾紛之漩渦，最終招致經濟損失甚至引起兩種文化間的重大社會問題。

對企業來說，海外經濟市場是極富魅力的。但是，進出于海外各國的企業如果只有經濟眼光，則會掉入看不見的異文化陷阱。國際經濟市場的開發，應警惕伴隨經濟活動的異文化交往的暗礁。這是味素事件告訴我們的教訓。

三 異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對。兩國之間有著漫長的歷史關聯，無論文字、飲食還是居住、穿著諸習俗都可以找出千絲萬縷的關系。出于這種文化背景，兩國之間存在著一種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經滲入很深的意識：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彼此間已不存在文化再認識問題。日本的文化皆從中國傳入，兩文化之間極為相似，持有這種錯覺的人在日本和中國似乎都不是少數。對中日文化的敘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見的相同相似的現象上。而實際上，中日之間因文化意識和習俗的不同而招致誤解的各類“小事件”今日仍頻頻不絕。這類誤解“事件”的頻發和錯誤認識的積累，小則傷害個人間的交往，中則影響企業的經濟運營，大則損害國民形象、甚至會造成民族間的隔閡。限于時間，本文不做理論分析，以下僅從生活習俗方面舉若干事例。

顏色――日中兩國對顏色的認識有著分歧。日本將紅白雙色用于喜慶場面、把黑色服裝視為正式禮服，白色則代表神圣和潔凈。因此，生日賀禮或病愈慶賀、賀升遷、升學以及婚禮賀喜時，都會有紅白雙色彩帶裝飾的禮物；婚禮時也會看到許多著黑西服戴白領帶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著黑服出席中國人的婚禮，或以紅白雙色裝飾賀禮，如果賀禮的受禮方或婚禮當事人對日本文化毫無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當然，若受禮方是重要的企業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戶的話，其后的交易也許會令人擔心。

數字――中國有“四平八穩”、“四六成雙”之說，用具多以四個為一套。而日本忌其與“死”同音而極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飯碗都是五個為一套，塊莖類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數時，也一般改為五個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贈送4件一套的禮品，也許他會稍感驚訝；如果面向日本市場銷售產品，4個一套的國內程式也需要改變。

在日本，9也因其發音與“苦”相同而不大受歡迎。另外，婚禮時慶賀二人結為“一個”家庭，形成“一個”共同體，因此要極力避免2的出現，認為這意味著二人會分手。即使賀禮金額數字為二萬日元時，也要備成面額一萬和面額五千日元共三張紙鈔。若按照中國習慣，送上“成雙成對”的賀禮或意在賀新婚夫婦天長日久而特意將賀禮金額備為“99”、“499”、“999”時，就可能已經撞上異文化的暗礁了。當然，與4、9這些數字相連的慶賀類產品在日本文化氛圍里的銷售也需要動動腦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將陰陽歷合一，傳統年節基本轉為按陽歷舉行，（有一部份按陽歷推遲一個月舉行）。今日日本國內使用的掛歷大部分只印有陽歷。但是，中國至今仍然保持陰歷和陽歷雙軸運轉方式。不了解這一差異的日本大學生于陽歷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間專程前往中國欲看中國的正月情形卻失望而歸；陽歷的7月7日特意向中國的留學生問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卻是“今天是紀念日！”當然，預期的一場有關習俗的對話也就此打住了。當然，只印有陽歷的日本產的掛歷，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量也會有限吧。

此外，結婚、喬遷賀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壽時，中國人避免“送鐘”，贈送龜或貓頭鷹也不宜于中國文化氛圍。

日本國民相互贈送日常生活消耗品為的是不會使受禮方感到接受了棄之可惜之物，但是掛面或小咸菜類在中國未被列入禮品名單；極小的物品會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氣”；接受毛巾或洗衣粉類“禮物”的中國民眾，會發問“是不是覺得我們臟？”

在日本，按照中國習慣去過于關心他人有時會被認為是干涉隱私；在中國，按照日本習俗出于尊重他人隱私而保持距離，有時會被認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兩國文化的相異之處以及在日常生活細節方面的表現和兩種文化交往時的注意事項，則會出現上類文化小沖突。以上事例僅僅是與生活意識、習俗相關的例子，屬于文化沖突的淺表層次。倘若觸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諸問題，導致的則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滿或不解，包括經濟在內的各方面都難免受影響。這也對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課題：如何將研究成果還原于社會、為兩國民間文化交往提供正確的知識。

列舉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說明：相距遙遠的兩種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確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間亦存在著流于膚淺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難的問題。異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斷與頻頻發生的誤解，說明真正認識一種文化之難、輕信自我判斷基準的危險性。

同時說明要深入理解一種文化，需要極大的時間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學科大有發揮空間。

味素事件并不僅僅是日本文化與伊斯蘭信仰間的沖突，不能用兩種文化相差太大作為解脫之辭。人類集團的活動，無疑都帶有其文化背景。對待事物的態度與解釋則表現出信仰的不同。過于相信現代化科學技術和自己的經濟能力，輕易地將對方的行為視為迷信、非文明等，這種帶偏見的文化認識尺度是導致異文化經濟交往失敗的所在。對從事多種文化研究的人們來說，這個事件提出了如何確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認識的尺度”這一問題。這種尺度應當具有廣泛的通用性，無論國家相距遠近，文化上是否有關聯，都可以依照同一種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檢驗，以保證能用較客觀的態度看人看己。這種尺度應包括這樣一些基本要素：不盲聽妄信、不輕易對他文化下結論；拋棄文化優越感、克服文化偏見、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識；等等。

要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入理解，不僅需要企業有意識地努力，還需要有相當量的對異文化的正確解釋與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對開發國際經濟市場的企業來說，何種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觀的衡量尺度問題，怎樣才能達到這種真正的理解即社會科學向經濟界提供參考的學術可能性問題，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臨的課題。

四　國際經濟市場開發與民俗學的作用

現代經濟、國際市場與民俗學，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是相距甚遠毫不相干的領域。但是，發生于21世紀初始的經濟界的事件，為民俗學科指出了在21世紀的新的活動空間。

要使企業進入國際經濟市場，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等多方面的綜合信息。文化氛圍的異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間信仰、生活習俗的異同等等，處理不好有時會成為毀壞相互信賴關系的導火索。

中國有句古話，要“入鄉隨俗”。而在今日社會，需要事先問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鄉”后順利地“隨俗”。企業是盈利單位，它以經濟運營為主要目標。一般中小企業無力安置專人或設置專門研究異文化的部門。以研究各“鄉”之“俗”、即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民俗學科，在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經濟界恰恰可以發揮作用。民俗學關于他國、他民族習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企業開發新經濟市場時的參謀，促進經濟界對異文化的客觀理解，幫助企業先知其俗再進入其鄉以便順利展開經營工作。

民俗學在追蹤研究傳統的遺留以及描述農村地區習俗變遷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為經濟界理解異文化、開發異文化地區經濟市場的重要參考資料，這是否可以作為民俗學在21世紀的一個緊迫任務呢？民俗學研究的經濟效果，只靠計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營業額是無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對異文化理解的國際經濟市場開發，只能是構建在沙灘上的城堡。要開發國際經濟市場并長久將其維持下去，則需要借助社會科學的力量打好理解當地文化這一經濟發展的地基。民俗學研究的經濟效益，民俗學在現代社會可以發揮的作用之一，可以體現在經濟界文化顧問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著直接進入經濟運營系統，然而其產生的經濟效益大得多。

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經濟界，向民俗學者們提供了民俗學在現代社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學術空間。新的學術空間也向民俗學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學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為努力的目標，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異同而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同一國內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條件允許時積極研究其他國家的民族文化，運用比較研究這面鏡子，認識他國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對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認識。

在異文化地區發展經濟，需要對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幫助經濟界理解異文化的社會學科之一，是民俗學。這是從一個跨國經濟沖突中得到的啟示。

注1：見《朝日新聞》2001年1月5日、1月9日、《讀賣新聞》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報道。由于沒有前往當地實地調查的機會，只能借助報紙報道等文字資料，在此說明。

第5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新經濟時代的企業競爭是文化的競爭，是理念的競爭。煤炭企業作為傳統型企業要想更好的取得競爭優勢、戰勝競爭對手，必須對其企業文化實施再造。論文將就這一問題展開分析和研究。

2l世紀人類經濟形態已經進入了以知識、速度、創新、文化理念為根本特征的新經濟模式。新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成為一種重要的企業能力，是一種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途徑，是一種為企業生成價值的重要來源。一個企業要打造具有自己獨特優勢的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理念，就必須要從企業文化建設和管理著手，培養具有個性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管理是新世紀重要的企業管理模式。煤炭行業作為能源基礎性行業，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質疑。不久前國家為了力促煤炭工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出臺了《國務院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煤炭是我國重要的基礎能源和原料，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由于歷史和現時的一些因素積淀，煤炭企業發展遇到許多困難與挑戰。煤炭企業正經過著歷史性轉化過程：即從“制度+控制”型轉變成為“學習+激勵”型。最近幾年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和國際原油等替代性能源價格上漲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煤炭行業的形勢開始出現好轉。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下，煤炭企業必須牢牢抓住時機、適時掀起企業變革、塑造新型企業文化，推動整個煤炭行業和企業自身的可持續化發展。

l企業文化理念的產生與實質

企業文化理念的產生源自美日兩國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較。20世紀60～80年代日本經濟迅猛發展，一躍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并在各個領域與世界經濟第一的美國展開強有力的競爭。美國學界在驚呼“狼來了”的同時，分析思考認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軟件——文化因素”的成功。從1981年到1982年間美國管理學界連續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論——美國企業界怎樣迎接日本的挑戰》、《戰略家的頭腦——日本企業管理藝術》、<企業文化》、《尋求優勢——美國最成功公司的經驗》。系統精辟的分析構成了企業文化這一新的理論系統，標志著企業文化理論的誕生。一般認為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其內外環境中長期形成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制度規范和外部形象的總和，是激發企業員工積極性的唯一源動力。企業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價值觀為企業職工提供了一種共同意識，以及日常行為的指導方針。企業文化通過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意識觀念，說服、感染、誘導、約束企業成員，用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把全體職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2煤炭企業文化以往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2．1文化觀念陳舊、思維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條件和作業環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業礦區一般都遠在與城市市區相隔較遠的郊區或野外。因此煤炭企業難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維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業文化再造最大的敵人：企業管理層和員工安于現狀，害怕變革、不愿變革，使得企業的改革發展創新的嘗試只是“換湯不換藥”，難以從根本上起到引領企業發展思路轉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需要。

2．2企業領導層不理解或企業文化意識淡薄

眾所周知，目前煤炭企業占相對多數的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很多的領導并不是通過市場機制的選擇產生，而是直接由上級安排任命。這其中雖然有很多有志于改變企業落后面貌的領導者，但苦于對企業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認識不足。造成企業文化建設的思路不開闊，企業文化建設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領導者認為企業文化建設是只投入，不產出的“買賣”，搞不搞對企業效益都無所助益。

2．3企業文化建設政工化、部門化

在煤炭企業調研的時候經常發現在許多企業中，將企業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兩者之間的異同。實質上企業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業建設中兩個既有聯系又相互區別的范疇，通過兩者有機的融合和協作，可以有效的幫助企業解決經營管理中所潛在和發生的一些問題；還有的煤炭企業將企業文化建設職能安加在工會、宣傳部等部門，實際上企業文化建設是整個企業都必須共同承擔的職能，而不是哪一個具體部門自己的事情，企業文化細化在企業運作流程的每一個階段之中。

2．4企業文化建設表面化、口號化

以往煤炭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企業文化建設表面化、口號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員工素質參差不齊等因素，煤炭企業內部對企業建設的效用和重要性認識不足。經常是“熱熱鬧鬧開場，冷冷清清收場”，沒有將企業文化建設真正的嵌入到企業的靈魂之中，企業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們走進礦區經常發現是口號、標語很多；今天號召這個，明天要求哪個。沒有一個有序、繼承性的企業文化發展建設思路。

3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方向與思路

3．1以“客戶服務至上”為導向

由于多年來傳統體制的影響，使不少煤礦至今還沒有在思想上真正確立“服務至上”的思想，煤炭產品同其它產品相比雖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為生產者為消費者提供優質服務上有共同之處，如認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訪用戶、提高質量、擴大產品品種滿足不同用戶的要求等。及時了解市場動態，預測客戶可能會提出什么要求，提前準備，在第一時間提供給客戶，從而大大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為客戶節省時間、為客戶節省成本、為客戶提供方便已經成為新經濟時代企業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為本”為核心

企業有價，人才無價。新經濟時代中作為知識載體的人力資源，已經成為企業最具競爭力的核心生產力要素。企業文化的實質是以人為本，是在企業管理實踐中，從過去只注重物轉到重視人的基點上來，把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養人、重視人的價值，不斷提高人的素質，調動人的積極性，作為企業發展的基本動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經成為煤炭企業文化管理中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企業必須充分調動資源，做好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這篇大文章。

3．3以構建、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為支撐

煤炭企業文化重塑要以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支撐和保障。通過建立和完善以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結構，可以有效的促進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科學化、制度化、明確化。為企業下一步將企業文化滲透到企業的各個角落中，打下堅實的基礎。

3．4落實溝通培訓和激勵機制

由于煤炭企業內部傳統勢力強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極對待文化革新的現象普遍，而且廣大員工素質參差不齊、認識不一。要想在煤炭企業內部順利開展企業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有效溝通。解除員工對于企業文化再造的疑慮和不解，并通過具體培訓的方式，使廣大員工認識到企業文化再造的效用與意義所在。通過激勵機制吸引和鼓勵廣大員工參與到企業文化再造的過程中來，實現由“企業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轉變。

3．5以績效考核機制為約束

有時候企業傳統勢力過于強大，企業文化變革在企業內部寸步難行。此時為破除阻力、引進新思路，就必須果斷借助績效考核機制等強制手段，引導員工個人行為向企業希望的方向轉變；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須有一定的強化過程，通過績效考核機制的作用，我們可以使得員工逐漸生成“習慣反射”，使得企業文化最終能夠在企業內“生根發芽”。

3．6以企業與員工“雙贏”為訴求

強制并不等于強迫。雖然要員工將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自覺做到相統一，但不能抹殺員工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需要。長久以來，煤炭企業以“犧牲、奉獻”精神為感召，而忽視了員工作為個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層次需要的現實。21世紀是合作的世紀、是雙贏的世紀，企業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建立“雙贏”的文化理念，只有企業和員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業文化再造的具體內容

4．1繼承傳統，面向未來的新型企業精神

一個企業要有自己的靈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業精神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中外企業無不把培育企業精神當作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和根本任務，把企業精神當作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制勝的法寶，視之為企業之魂。煤炭企業要精心提煉出最適合本行業發展、最有價值、最有特色的企業精神和核心價值觀，并加以確立和塑造。將長期經營活動中培育的能反映企業精神風貌、激勵職工奮發向上和規范企業行為的群體意識，能引導職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相融合，樹立具有本企業特色的企業文化精神。樹立企業精神要注重繼承和創新相結合，同時要突出時代性和個性化。

4．2加強煤炭企業安全文化建設

由于煤礦生產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變性，煤礦事故時有發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干擾正常的生產經營。事故高發及難以遏制的趨勢，不單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員工對安全的認識水平不高和企業整體安全文化理念不強。企業安全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做到“安全第一，預防為先”，實現文明生產，才能保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健康、穩定、高效發展。珍惜、愛護和尊重員工的生命，從安全的意識、思維、觀點、行動、態度、方法上使員工形成深層次的安全文化素質，并付諸于完善和維護企業安全文明生產上，認真將安全文化細化到現場生產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業形象

企業形象是企業文化的外在表現，它是指企業在社會公眾中的印象和評價。一個企業在社會公眾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關系到這個企業是否具有競爭力。一方面，傳統上社會意識中煤炭企業的形象就是“苦、臟、累、險、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環保意識。導致企業環境惡化：煤塵飛揚、地表塌陷、酸雨、溫室效應、固體廢棄物、光化學煙霧等敏感環境問題既危害了企業，更危害了社會。因此煤炭企業要建立新型企業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業形象。對內要提高環保意識，提升員工素質。大力實施“綠化、美化、凈化、亮化”工程建設，建設成為一個生產生活秩序井然、環境整潔優美的現代新型礦區。對外要通過cI形象設計塑造個性鮮明、全面完整的企業形象。注重企業聲譽，積極參與社區建設，幫助企業樹立講文明、負責任的光明形象。

4．4通過質量文化樹立強勢企業品牌

高質量的產品是企業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業的工藝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業吸引客戶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才能贏得更多的客戶，也只有樹立質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產品質量實際上是企業質量文化、倫理觀念在實踐層面的反映和體現。有什么樣的質量文化，就有什么樣的產品質量。良好的技術、設備固然是影響產品質量的重要因素，但非決定因素，要從根本上解決質量問題，還必須以人為本，從指導人們實踐的觀念形態著手尋求解決途徑。從煤炭企業長遠發展、從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地域經營的大視角出發，重視企業形象、商標形象、產品形象的策劃、宣傳、投入，把品牌意識和策略引入企業營銷機制中，提高企業競爭力，最終塑造強勢企業品牌才是煤炭企業在21世紀殘酷的市場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的必由之路。超級秘書網

4．5科技文化興煤，創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戰略性的指導方針在今天的煤炭企業改革中意義猶為重大。今后我國煤炭企業的改造目標重點是要應用高新技術：比如遙控與自動化技術、加快高產高效礦井建設、推進潔凈技術的產業化。煤炭企業的發展正朝向科技化、數字化、網絡化的方向迅猛發展。毫無疑問，科技文化將給煤炭企業的發展帶來一場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創新無限。煤炭企業不可能永遠靠煤吃飯，大力推進企業創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業可持續化發展的必然選擇。要在企業內形成一種創新生產工藝、創新管理理念、創新發展思路為核心的創新文化體系，為煤炭企業不斷飛躍，添磚加瓦。

第6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摘 要 隨著科技進步、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極化，國家文化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基本構成要素之一，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文化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備受關注。本文通過對我國文化產業對外開放的現狀、文化貿易、文化產業利用外資和文化產業走出去的認識來探究文化產業對外開放對我國文化安全的影響。

關鍵詞 國家文化安全 文化產業 對外開放 政策

一、文化產業對外開放的發展現狀及趨勢

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特別我國在加入WTO時做出了6個與文化產業有關的主要承諾，使得我國文化產業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

根據最2007年底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于鼓勵和限制外商投資的文化產業作了相關規定，并逐步放松對外資在文化產業領域投資的限制和管制。我國文化產業對外開放的總體趨勢是逐步對外開放，以中國傳媒業為例。在中國加入WTO后，對傳媒業開放有所松動。2001年8月，、廣電部和新聞出版總署就聯合出臺過中國傳媒融資的17號文件，其中規定：發行、印刷、電影集團經批準，可以吸收外資。2003年12月，國務院下達文件再度明確，電臺、電視臺等重要新聞媒體經營部分剝離轉制為企業，在確保國家絕對控股的前提下，允許吸收社會資本。

二、文化產業對外開放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影響

（一）文化貿易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影響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2009年，我國經濟總量達335353億元，僅次于美日位居世界第三。然而，作為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5000年文明古國，中國雖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但卻并非是一個文化強國。2006―2008年核心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分別為103.2，129.2和 158.4億美元；雖然增幅較大，但根基薄，占總貿易額的比重不到1%；其逆差逐年擴大，分別為1.73億美元，2.15億美元，2.50億美元。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渠道還比較狹窄，我國輸出的文化產品單價還遠遠低于引進的同類產品。

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不得不使我們擔心我國的文化安全。文化貿易主要從兩個方面影響我國的文化安全：

一是從文化內容本身影響我國文化安全。外國向我國出口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同時在不斷地向我們輸送外來的文化和思想觀念。當我們的孩子們在吃著麥當勞、喝著可口可樂，哼著英文歌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以美國文化為首的西方文化的迅速占領神州各地。這些外來的快餐式文化正不斷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世界觀等深層次的文化本質。甚至借用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以中國元素的形式宣傳其文化思想。如美國好萊塢制作的《花木蘭》、《功夫熊貓》，日本開發的《三國》游戲等。

二是從文化載體即文化產業來影響我國的文化安全。中國已成為世界文化消費大國，擁有巨大的市場需求空間，然而國內文化產品的制作、供給能力低下，無法提供高水平、自主開發具有完全知識產權的原創性文化產品。文化產業對外開放使得更多實力強大的外國文化產業進入我國，利用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及一流的制作工藝生產出高質量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文化，從而迅速占領我國市場，使得本國文化產品市場份額日益縮減，不利于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文化產業利用外資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影響

長期以來，我國文化的主要發展形式是文化事業，由政府控制并以政府撥款的方式進行扶持，由于缺乏競爭，發展緩慢；而文化產業主要是以小規模的民營資本進行運作，受到資金缺乏限制難以發展，因此有必要引進外資。資金的引進不僅可以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豐富的資本，還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文化產業運作方式、科學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改善我國目前落后的現狀，縮小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使整個行業的水平得到迅速提升。上海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領頭羊，其成功的因素之就在于引進和利用外資，最具說服力的是上海貝塔斯曼公司的成立。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文化產業在利用外資方面也不例外。我國是一個文化消費大國，高利潤的文化產業吸引大量外資的注入并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我國文化產業的融資問題，但是大量的外資涌入同樣將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將產生消極影響。其原因主要在于，外資的流入其目的在于尋找高效的利潤回報，投資者為了使其利潤最大化而使得文化產品過分的商業化，甚至歪曲中國優良傳統文化及思想，不利于我國文化的純潔發展。其次，擁有雄厚資本、先進科學技術和豐富管理經驗的外商企業將對我國文化企業造成嚴重的威脅。文化產業是文化的載體，一旦載體被外國控制，這對我國的文化安全將是一個致命的危害。

（三）文化產業走出去對國家文化安全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與經濟、政治相融的文化也面臨著全球化，關起門來搞文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必須對外開放，實行走出去政策。文化產業通過對外文化貿易及海外設立機構的形式走出去不僅有利于更好地宣傳中國、樹立良好形象，還有利于文化的對外交流，讓世界人民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我國的文化，這種以攻為守的方式更能使中國的優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得到的流傳和進一步發展。

2006年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文化發展的重點之一是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項目的實施。這有利于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強對外文化交流，主動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擴大對外文化貿易，改善我國文化貿易逆差較大的被動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

中國政府的一系列鼓勵措施極大的增強了中國企業的信心，在對外文化發展取得了較大成效。如2009年我國影視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總額約8604.2萬美元，同比增長44.2%。在海外設立孔子學院，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開始學習漢語，并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同時培育出雜技芭蕾《天鵝湖》、原生態歌舞《云南映像》、舞蹈《楊貴妃》等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知名文化品牌，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這種影響力反過來又促進中國文化更深層次的發展，使得我國的文化安全得以保證。

三、在文化產業對外開放中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文化安全預警機制

我國文化產業尚不成熟，其競爭力相對弱小，面對文化產業對外開放必須謹慎。有必要啟動相應的國家機制，對那些可能危及國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進行鑒別，及時準確地作出預先性和警示性的反應，提高安全意識。

（二）加強對文化產業的扶持力度和保護措施

我國文化產業起步晚、發展慢，正處于起步階段，根據漢密爾頓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政府應大力出臺相關政策和措施支持和保護文化產業。

（三）放寬市場準入，鼓勵民營企業發展

在我國文化產業的市場準入門檻較高，但是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無法解決長期困擾文化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的不足問題。因此，要真正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就必須借助于民營的力量，加大文化創新力度。

（四）科學合理的利用外資

中國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卻并非文化強國的原因之一在于資金不足。中國的巨大市場和發展空間受到海外投資的青睞，這恰好滿足了我國文化產業現在面臨的問題。考慮到外資對我國文化安全的影響，國家政策對外資進入文化領域應進行適當的監控。

（五）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

在規范和健全外貿體制的基礎上，積極培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文化產業和大型跨國文化企業，要重點發展有較強競爭優勢、他國不易效仿的文化產品，并培育自己的文化品牌。同時還要重視中國海外文化交流機構的建設并加強人員培訓和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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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春茂.中外合資觸動文化與產業雙重博弈.中國文化報.

第7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思想政治工作

 

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在外部表現為企業員工對企業的榮譽感及企業的地位。企業的榮譽感主要來源于工作目標，必須設置較高的目標承諾，以較高的工作目標引領著企業前進的方向，激發企業員工對所在企業的榮譽感。同時，如果通過激發每一個企業員工都產生與企業目標相一致的工作積極性，并充分地調動起來，形成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和企業推力，從而促進企業又好又快發展，就可以增大企業的向心力，創造出1+1大于2的效應。

 

一、建立、發展企業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與市場經濟接軌的必然要求。

企業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就一般意義而言，它是指在一定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下精心培育的具有本企業個性特征的企業哲學、企業精神、企業道德、企業目標、企業風尚、企業形象、企業價值觀等諸要素的總和，它滲透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是企業活力之源、動力之源、毅力之源和凝聚力之源。

企業文化伴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產生而產生，它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市場經濟烙印。可以說，“市場經濟乃企業文化之母”，市場經濟觀念是企業文化的靈魂，它在企業文化中起著主導和滲透作用。譬如，現代企業文化普遍強調創新意識就是市場經濟決定的。因為市場需要是現代企業設計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主要推動力。市場不僅是創新意識的來源，而且也是評價創新成效高低的最終尺度。因此，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氛圍下，創新意識不可或缺。又如，現代企業文化強調競爭意識，這就更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對現代企業來說，產品競爭力是以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為衡量砝碼的，其內部的競爭機制也要通過外部的市場競爭才能真正建立，因為企業成員在內部所達到的工作效績，只有最終通過外部市場的檢驗、認可，才能真正的加以鑒別和評價。再如，現代企業文化講究企業必須確立遠大的企業目標，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這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企業通過內“聚”人心、外“攏”人心，在產品、服務、商標、信譽以及員工的行為舉止等諸多方面完善，借助系統的企業形象的提升，達到增強企業產品整體競爭實力的目的。顯而易見，現代企業文化強調的這些內涵，都是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適應的，它是現代企業高速成長、經久不衰的寶貴精神財富，企業文化的培育、塑造和弘揚，都要圍繞市場經濟觀念這個靈魂，否則，偏離了這個靈魂，企業文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發展企業文化是促使思想政治工作與市場經濟自然接軌的重要媒介。。當前，我們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通過明晰產權關系，落實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競爭實體。伴隨這這種新的經營體制的建立，對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從內容到方法，以至整套的工作機制進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更加堅定地為企業的經濟建設服務，與經濟工作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服務保證作用，而促使二者自然接軌的最佳途徑就是發展企業文化，這是因為企業文化源于市場經濟，但它又與思想政治工作在內容、手段上有諸多貫通之處，因此，把它作為經濟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結合點，有利于促進企業物質文明建立和精神文明建立的有機統一和同步協調發展，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

二、現代企業文化與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現代企業文化的興起和導入，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和加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從總體上說，現代企業文化與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企業文化的內涵與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是相輔相成的，二者可以優勢互補、相得益彰。企業文化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同是企業軟管理方式，同是為企業的經濟建設服務，而且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企業文化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企業文化的企業精神塑造，企業道德教育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內容。例如同煤集團開展的學習“學聯精神”，必將在集團公司的發展中發揮持久的精神動力作用。

現階段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文化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范疇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具有羨慕的原則性和導向性，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企業文化則主要是企業價值取向、道德風尚、管理制度、人文環境等的綜合反映，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

二是職能不同。由于二者范疇不同決定了二者在工作職能上的相異性。思想政治工作偏重理論教育，有其意識形態上的特殊性，而企業文化則偏重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它是為提高整個企業經濟效益服務的。

三是工作內容不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針對員工的政治思想問題，通過提高思想覺悟，調動人們生產和工作的積極性，而企業文化更注重人的全面素質的提高，注重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使員工在企業經營實踐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四是工作方式不同。思想政治工作著眼于對員工的說服、教育、灌輸，員工往往使被動的受教育者，而企業文化講究的使全員自發、自覺地參與，它是貫穿在整個企業經營活動中軟性的管理措施。

由于以上諸多的不同，要求我們在工作中必須將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發揮其綜合效益，二者不可偏廢，以企業文化替代思想政治工作，或者以思想政治工作替代企業文化都是不科學的。

發展企業文化要注意繼承思想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如“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的原則，艱苦奮斗、勤儉持家（辦廠）精神等都具有深遠的生命力，因此，發展企業文化必須將這些優良傳統作為傳統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中的合理的內核加以吸收，提煉和升華。

發展企業文化還要具有創新精神，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文明成果，根據不同時期企業的內、外部環境，經營方式，經營方針，創造性地制定適宜本企業特點的企業文化發展目標，從而通過企業文化的建設使思想政治工作進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強。

三、建立和發展企業文化當前的任務是重在建設。

企業文化作為一種最新的現代管理理論，是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生產過程日趨現代化、社會化水平不斷提高、市場競爭更為激烈的條件下逐漸形成的。這個理論的提出雖有10余年的時間，但在我國的理論研究和行為實踐還尚居初始階段，其發展也不均衡，有的帶有濃厚的自發色彩，有的還簡單地把企業文化歸結為企業的文體活動之類。因此，我們要深刻分析企業文化在我國及本企業的發展現狀，充分認識發展企業文化的重要性，緊迫性，牢固樹立企業文化重在建設的主導思想。以同煤集團為例，集團公司將企業的生產、改革、發展和企業文化緊緊結合起來，結合思想政治工作，將“青年文明號”活動以及各種體育、文化、娛樂活動積極開展起來，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在廣大員工，尤其是青年員工中牢固樹立了“艱苦奮斗、頑強拼搏、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思想觀念，受到大家的好評。

企業文化建設的目標就是通過企業哲學，自覺地培育企業精神，企業風尚和企業道德，造就企業濃厚的文化氛圍，提升企業形象，使企業的價值觀為企業成員和社會公眾所普遍接受，從而達到增強企業吸引力，凝聚力，促進企業發展的目的。現階段，企業文化健身必須遵循以下原則：一是政治性與經濟性相統一的原則。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值的同時，時刻不能忽略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二是先進性與群眾性相統一的原則。企業中最先進的力量應是那些掌握一定科技知識，具有高層次管理水平和宏大抱負的決策人員，他們肩負引導群眾，使自身的價值取向成為企業全體人員共同價值取向的神圣使命。。同時，要搞好企業還必須吸收群眾的智慧，通過“全員經營”和“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最廣泛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三是普遍性與獨創性相統一的原則。企業文化是屬于企業個性特征的范疇，它要求企業在遵守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準則同時，發揮本企業個性化的獨特的東西，從而特例獨行，“獨”領。四是競爭性與合作性相統一的原則。市場經濟的宏觀屬性要求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內部員工與員工之間必須以合作為前提，如果企業競爭為冷酷無情所吞噬，企業的既定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所以，企業文化在倡導競爭性的同時，還必須倡導合作性、親和性。

企業文化是企業管理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對現代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更新、更高層次的要求。如何結合我國的國情和改革開放的實際，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文化的新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嶄新課題。我認為，當前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嘗試和努力：

一是注重觀念引導。首先是企業決策層要制定企業發展目標和經營戰略，以遠大的理想和宏大的目標吸引人心；其次是企業決策層要帶頭實踐企業哲學和企業精神，通過這些“領頭雁”的人格力量去凝聚人心。可以說，有什么樣的企業領導就有什么樣的企業員工，只有企業全體成員在共同的企業價值觀觀照下，具有恒定的信念追求，才能向市場和用戶提供更多適銷對路、價廉物美的產品和服務，從而為國家建設、地區繁榮、企業發展以及本企業全體員工的福利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二是搞好制度建設。要將企業風尚、企業道德和企業價值觀量化分解，制定出一整套的規章制度，使之成為全體員工共同恪守的行為準則，在這方面，日本企業的經驗值得借鑒。譬如，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就在他的《松下電器公司經營思想體系圖》中規定了松下公司的信條、精神七則、社風等員工守則，對員工起到了較好的督導作用。

三是注重形象塑造。為使企業在社會大眾中形成一種特定、持久、正向的心理定勢，從而在市場立于不敗之地，導入企業形象塑造的CI設計是其中途徑之一。CI設計（Corporate.Identity. System）又稱企業形象識別系統，它是企業為強化企業形象，對外增強企業知名度、信任度，對內增強自信心、凝聚力而采取的一整套系統的管理方法和原則。當前，我們要加強對成功企業的CI 設計。

四是創造文化氛圍。企業不單純是經濟組織，企業成員也不單是經濟人，企業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必須發揮其文化的功效，即通過寓教于文，寓教于樂的活動的開展，在企業中創造出濃厚的文化氛圍，達到提高員工文化素質、陶冶情操、開發心智的目的。

五是興辦活動載體，建設企業文化還必須從必備的基礎設施抓起，這包括閉路電視系統、企業內部的刊物、開展文化活動的場所等一系列硬件載體。只有這些硬件載體具備了，企業進行企業文化建設才有必要的保障。

第8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品牌；品牌管理；問題；對策

“營銷是一個組織的靈魂，不只是系統的一部分，營銷是企業是經營活動的主要內容，是企業的基本技能。競爭是營銷的特質。經濟的快速發展，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營銷，分析營銷構建的基礎是什么？21世紀，應經成為一個品牌競爭的時代，品牌作為一個企業的”無形資產“和軟實力，已經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市場競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世界上大約有25萬個頂級品牌，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而我國企業能否真正躋身世界級強勢品牌的關鍵就是要盡快地建立起，科學的、規范的中國的品牌管理體系。

一，品牌的概述

（一）品牌的發展歷程及其含義

在西方國家，這個品牌已經歷了三個階段，從起步階段，成長期直到成熟期。在工業革命之前，品牌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其主要的特征是注重產品或生產商的“標記”，資本主義經濟崛起之后，品牌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增長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商標的廣泛申請與保護，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品牌成為了重要的競爭手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生產開始大量使用成熟的高科技，企業競爭越來越烈，消費需求也多樣化起來，從而迎來了“品牌經濟”時代，品牌發展也進入了成熟期。

在品牌發展的不同時期，其定義也是各式各樣的的，隨其他的發展，美國市場營銷協會將品牌定義為：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組合，其目的是在為了辨認某個銷售者或一組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并使其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產生差異化。

（二）品牌的作用

1、品牌是一個企業的核心價值觀的體現。不僅使產品銷售給消費者或用戶，同時增加消費者和用戶的忠誠度，形成了自己的產品不斷的宣傳，讓消費者和擁戶對產品有好感，從而使消費者和用戶在本品牌上花銷更多的資金。

2，品牌是所有者的標志。如今社會上的產品差異化越來越小。，因此要努力的提高產品之間的識別度。從根本上說，品牌就是財富所有權的象征，它代表著一種產品或服務的所有權。

3，品牌是產品差異化的重要手段。競爭者要彰顯個性的自主品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突出產品的優勢。

4，品牌可以增加廠商的財富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了產品的附加值。

5，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風險減速。

6，品牌是質量和信譽的重要保證。

品牌可以創造價值，在西方國家，品牌被稱為“經濟原子彈”，被認為是暴利的投資。如著名的奢侈品香奈兒，至少高達數千美元。如今，產品品種越來越多，但同質化越來越嚴重，品牌只有得到消費者的信賴，才能成為人們選擇產品的標準。與此同時，要建立自己獨特的品牌，可以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這就是品牌的力量。

（三）品牌管理

一個品牌的產生很容易，但是要將其建設成一個百年企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在建立之初就進行良好的統籌規劃，使其保持穩定的可持續發展。而要良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運用到品牌管理的相關知識。品牌管理的含義就是在動態的市場環境中，根據品牌所處的市場競爭狀態和消費者認知度，整合企業內外資源，在公司短期經營與長期利益間兩者之間均衡發展。

品牌和產品管理的分離是品牌管理成熟的重要標志。品牌管理是一種系統的，全方位的，長期的管理過程。企業生產的是產品，而銷售的品牌。很多中國企業正是這個誤解，許多公司積極地銷售產品，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品牌建設，中國企業的生存壽命不長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中，中國加入了WTO，中國企業想要在其中站穩腳跟就必須以品牌價值為核心，塑造強勢品牌，在市場競爭中就可以創造更持久的核心競爭力，使企業能夠長期生存。

第二，我國企業品牌管理現狀

二，我國企業品牌管理現狀

我國在采取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以后，在幾年間迅速成為成為“制造大國”。據統計，我國制造業數目增加值躍居世界第四位，一百多種工業制成品產量為“世界第一”。而這種情況也正暗示中國品牌處于多卻無強的尷尬境地。

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品牌在市場競爭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被我國企業所認識到，一批批名牌產品和名牌企業也如雨后春筍一樣冒出頭來。我國也迎來了品牌競爭的新時代。如聯想，早已經不僅僅表示電腦品牌，也代表了整個聯想公司。與此同時，品牌在中國的發展仍不容樂觀，我們仍處于價值鏈的底部是一個品牌弱國，品牌管理仍處于相對早期的階段，相比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成熟的管理，我國許多品牌尚未形成獨立的風格，除了功能以外很難形成與客戶情感的共鳴。

我國的一些企業對產品的功能和質量十分重視，品牌和產品形象并沒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是將其看作為一個短期的角度來品牌管理活動的進行規劃。大多數企業的品牌內涵是相當模糊的，不是很深入，從一個點打動消費者，是很難創造主動，讓自己成為有吸引力的，獨特的品牌形象。總的來說，中國的品牌管理專業化程度比較低，品牌管理制度也有待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企業品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品牌是在生活中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穿著的衣服或品嘗的美食，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手機。可以這樣說，品牌已經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了，企業擁有者若想自己的企業長久發展就應該重視品牌管理與維護，然而，在中國，品牌管理仍處于起步階段，與國際大公司行業相比，依然有許多問題存在。

1，品牌沒有明確的定位。

目前，一些企業只看到品牌的表面，而不是從品牌戰略的內涵去著手，只是盲目地熱衷評估品牌和廣告活動，品牌的真正用途并沒有發揮出來，這將帶來重大的打擊。

很大一部分的中國企業可能會簡單地認為，所謂的品牌戰略，就是拍攝好的廣告并且擁有一個很好的產品名稱，然后花了很多錢做廣告上。品牌屬性定位模糊的原因是品牌延伸的無章法，造成品牌屬性的淡化，品牌的虛脫。一個成功的品牌定位，與競爭品牌的正面競爭，會占主導地位，相反會失去其優勢。目前，一些企業只看到品牌的表面現象，可以為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而不是從品牌戰略的內涵出發，只是盲目熱衷廣告活動和評估品牌而忽略了如何真正的使用品牌，這將給予企業重大的打擊。

熱衷評估品牌意味著一些企業不能腳踏實地的進行市場調研，產品研發，產品設計，更加不重銷售網絡的構建，不注重售后服務。對各類獎項，活動尤其上心，甚至采取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另外一些公司認為，品牌的塑造，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完全依賴廣告的投入。把大量的精力和財力專注于廣告，僅僅依賴于廣告這一種速成手段，來打造品牌。

2，品牌形象朝令夕改，品牌核心價值缺乏。

品牌產品的核心價值是每個品牌的精髓，是一個品牌最核心價值觀的體現，通常表示為最獨特和最有價值的部分。許多我們的國產品牌，幾乎不存在的核心價值的品牌定位，品牌形象朝三暮四，廣告很隨意。

盡管大量的廣告投入會促進產品銷售，但是從長遠來看，品牌的價值并沒有增加多少。

3，技術落后，產品質量差。

目前，絕大多數中國企業沒有具備開發核心技術的能力，主要引進國外的機械和設備，來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這是我們的品牌事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薄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企業仍在盲目投資巨資投入廣告，造成一時的效果，使品牌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質量是品牌勝利的關鍵，如果沒有良好的產品質量作保證，在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勢必會被首先淘汰。中國產品的質量實在令人擔憂。三鹿奶粉產生的大頭娃娃讓多少母親在奶粉面前望而卻步，蒙牛事件給蒙牛企業帶來的打擊很長時間都難以復原，這些無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一個公司的產品出現質量問題，那他們失去的人心是多少廣告都無法彌補的。

4，品牌過度地延伸

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導致產品生命周期縮短，產品同質化嚴重，企業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定優勢，就選擇了品牌延伸策略。品牌延伸是使原品牌進入新市場中，以較少的營銷成本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品牌延伸可以節省大量投資成本。原品牌樹立良好的形象，生產其他產品，依賴于消費者對品牌的認可，迅速打開市場，可以降低促銷成本。一些企業過分追求多元化經營，主業還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在市場上并沒有站穩腳跟，就開始多元化。這將使企業力量分散，不僅難以得到消費者的認可，甚至會失去原有的優勢。許多國內企業為了做大做強，不斷地延伸品牌，擴展許多與原品牌不相關的產品。做食品的經行房地產投資，賣衣服的投資餐飲業…如此盲目的開辟新領域，在缺乏商業經驗和洞察市場的情況下，勢必使延伸失敗，使企業虧損。

四，完善我國企業品牌管理的對策建議

1，提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提升核心競爭力。

（1）品牌的知名度。產品的品牌競爭力是在知名度的基礎上進行的，如奔馳，寶馬，可口可樂，麥當勞等知名品牌，雖然大多數人沒有買過奔馳，寶馬，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這些品牌的認同。（2）品牌的信譽。信譽是代表品牌的質量和服務。信譽不僅會影響現有的消費者，同時也會影響潛在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考慮其質量，服務等。通過開拓品牌創新，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它是一個企業立足市場變化和消費者的需求偏好的而重新設計品牌形象，創建新品牌，新應用的管理活動。

2，通過采用品牌的延伸策略來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企業家應該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品牌形象，明確了解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品牌延伸的過程中，通過市場調研，采取正確的延伸策略，審慎決策，不要急于進入一個特定的行業。品牌擴展的產品不會產生與原來的產品有競爭力的關系，它不會取代原有的產品，在消費者可以接受的情況下，新產品的形象不能與原有產品有太大的差異。如海爾品牌延伸成功的故事，從冰箱，空調，洗衣機，電視機，幾乎涵蓋了所有家電產品，完善的售后服務，一流的產品質量，在面對用戶需要時獨特的產品設計。海爾已成為一個知名品牌，消費者心目中的放心品牌。

3，建立研發團隊，開發自己的高科技設備

因為沒有良好的開發團隊，使國內企業生產設備落后，產品質量無法跟上，從而使國內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站不住腳。開發資金不足是企業在實施品牌戰略過程中遇到的常見問題，但也不能因為這個原因而放棄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處于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大量企業分散管理，導致資源浪費。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市場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企業可以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提高集團的資本和增量資本，形成一種新的盈利模式，然后把錢投入到研發中。只有不斷地創新，在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才能持續主導市場。

4，品牌保護力度要加大，確保品牌價值安全。

企業可以利用品牌創造出巨大的無形資產價值。因此，企業對品牌的保護應加強。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法，第一，早登記，由于建立了強大的品牌，商標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護。第二，停止混淆，新的“商標法”中有明文規定，馳名商標的保護范圍不僅限于相同或類似商品，只要是可能誤用著名的商標，來誤導消費者進行消費，馳名商標所有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可以運用法律的武器。第三，反向假冒商標是一種很典型的侵權形式，是值得注意的。

中國的品牌很多，但卻不是一個品牌強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正在逐漸的演變成品牌的競爭力。企業的擁有者應該投入更多的時間在這上面。在企業的不斷的發展同時，品牌的管理應該更加注重，一個企業想要長遠發展，其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對品牌的管理。樹立正確的品牌觀念，遵循品牌的發展規律，實施正確的品牌策略，企業才會擁有一個高價值的品牌，在自主品牌企業的激烈競爭中中立于不敗之地。（作者單位：渤海大學）

參考文獻：

[1] 李萌，淺談中國品牌管理的問題與對策：經營管理者

[2] 孫雯，淺析中國小企業品牌建設及管理：中國證券期貨

[3] 朱立，品牌文化戰略研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論文

第9篇：日本和服文化論文范文

一、“轉向”現象的描述

文學史和思想史關系的探討并不是一個全新的話題。早在1984年，國內就曾刊發日本學者磯貝英夫的《論文學史和思想史》的譯文，這篇文章簡要介紹了1963年《日本文學》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與會者對文學史和思想史關系的看法：迄今為止的文學史研究大抵依賴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來的思想史研究呈現出活躍局面，但文學史理論研究卻給人停滯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學史對思想史的依賴，思想史對文學史的研究成果更為依賴。《論文學史和思想史》這篇譯文并未引發反響，這說明當時學術界還不存在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焦慮。這并不難理解，當時的學術界還是比較容易取得共識，像“藝術審美”“向內轉”“主體性”這些說法就得到過相當多的認同。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文學研究頻頻提及的是“審美意識形態”“文學主體性”“文學內部研究”“藝術形式”“純文學”“重寫文學史”等，那么20世紀90年代文學研究頻頻提及的則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學邊緣化”“現代性”“民族國家”等。我們認為，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文學研究關鍵詞體現出來的“政治性”差異已經預示了文學史向思想史“轉向”討論的必要。盡管如此，20世紀90年代仍然沒有研究者呼吁關注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問題，筆者在CNKI文獻庫以“文學史”和“思想史”為“篇名”進行檢索（2016-6-20），結果只有陶東風的《文學史與思想史――論勃蘭兌斯的文學史哲學》和韓毓海的《從文學史到思想史》兩篇文章。前者是介紹勃蘭兌斯文學史哲學，文章對丹納和勃蘭兌斯基于社會學的文學史敘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專著《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時撰寫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諱將文學當成“意識形態”進行分析{3}。兩篇文章都不是針對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問題而撰，而是在評論他人或者本人著述過程中，介紹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聯性，只是說，這兩篇文章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文學研究者對思想史問題的強烈興趣。

進入“新世紀”之后，由《中華讀書報》率先發起的專題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學史向思想史“轉向”話題。2001年10月31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溫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學史》，文章不無憂慮地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似乎有越來越往思想史靠攏”的趨向，不僅研究者更傾向于談論思想、哲學、文化話題，而且對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漸向“思想史”靠攏。在溫儒敏教授看來，“思想”和“文學”當然可以互為背景和相互詮釋，但大致的領域還是比較清楚的，“思想史處理的是較能代表時代特色或較有創造力與影響力的思想資源，文學史則要面對那些最能體現時代審美趨向，或最有精神創造特色的作家”，所以“無論是把文學放到思想史的場域中考察，還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學史”都不要脫離文學。11月28日，《中華讀書報》又刊登了南京大學趙教授的呼應文章《也談思想史與文學史》，文章認為這種“跨界”和“越位”研究現象不僅存在，而且會因此消解文學研究和文學學科的存在。《也談思想史與文學史》與《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學史》兩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應”之勢，批評文學史向思想史“轉向”的趨勢。

公允地說，《中華讀書報》專題文章取得的社會反響不大，但它引發了學術界對文學史與思想史關系問題的探討興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華僑大學等單位聯合主辦“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學術研討會在福建泉州召開，與會者就“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的互動關系”“中國思想史對文學史發展及特征的影響”“具體的學術思潮與斷代各體文學的關系”“思想家對文學家的影響”展開了討論{4}。會議召開之后，《文學遺產》《中州學刊》《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刊物發表了會議綜述或者會議報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會議的“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標題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學史的影響。除此之外，與會者普遍認為文學史與思想史存在密切關聯，只有少部分學者強調保持文學研究主體的意義。這說明以思想史為導向的文學史研究方法頗為盛行，大多數研究者還是認可思想史對文學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斷能夠得到證實。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賀照田在《鄭州大學學報》發表署名文章《文學史與思想史》，認為文學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學科轉向只是表面現象，而本質還是為了對復雜的文學問題展開思考{5}。按照這篇文章的邏輯，思想史研究的轉向將有助于文學研究者去解決復雜的文學問題。2006年，《天津社會科學》第1期開辟了“思想史與文學史關系研究”討論專欄，專欄刊載了張寶明的《問題意識：在思想史與文學史的交叉點上》、張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學史的風骨》、姚新勇的《由“文學史”到“思想史”：原因、張力與困惑――關于由文學史轉向思想史研究現象之思考》、林崗的《思想史與文學史》。這些文章的考察側重、內容體例、行文風格不盡相同，有的討論理論問題，有的分析研究現象，但就文學史與思想史之間的關系來說，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學史”到“思想史”：原因、張力與困惑――關于由文學史轉向思想史研究現象之思考》對“轉向”現象表示擔憂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認為文學史研究的思想史“轉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轉向”討論的背景

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討論為何會成為學術話題，這是“轉向”現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問題。就中國當代文學來說，從20世紀50-70年代的“階級斗爭”到80年代的“改造國民性”，從80年代的“改造國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這樣一條文學創作與批評主線不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從思想史的高度作社會分析，但是，文學創作為何總是以主流“思想”為創作導向？批評家與文學史家為何總是用主流“思想”進行闡釋？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同質化”現象為何如此明顯？主流敘述內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異？主流敘述外部是否存在異質的聲音？這些問題顯然是無法回避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需要解釋為何總是存在這種以“思想”為導向的文學創作與批評事實。

從文學觀的角度來看，與其說“思想史”的角度，還不如說“政治史”的偏向，這是因為，將20世紀50-70年代的“階級斗爭”、80年代的“現代化”、90年代的“民族國家”當成“政治史”來看，這大體上也是吻合的：20世紀50-70年代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特殊強調，這用不著過多闡釋；20世紀80-90年代以“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為主題的議程設置性傳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檢索到的“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網頁記錄達100，000，000個和8，810，000個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這就是“現代化”和“民族國家”受到廣泛關注的證據。對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學史研究來說，最具說服力的當然是學者們就此撰寫的論文，如朱曉進的《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文學》{7}、陶東風的《重審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8}、劉鋒杰的《文學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關于“文學政治學”的思考之三》{9}等，無論是從撰文者的學術身份來看，如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蘇州大學教授，還是從文章發表的期刊來看，如《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爭鳴》，這些都說明學術界重視對“文學與政治”關系問題的探討，所以，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是以“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再認識作為基礎。從哲學角度來說，這是一種被異化過的主流與趨勢觀念在作祟。在這種主流與趨勢觀念的宣傳下，與集體主義相關的主流、趨勢、代表、方向，幾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與個體主義相關的非主流、差異性、個別現象、保守創作，則成為不道德和不負責任的代名詞。根據這種經不起分析推敲的對立思維，理想的文學史研究就是要去敘述文學主潮，特別是能代表文學主潮的趨勢，甚至是去暗示或預測文學發展的方向，因而比較關注思潮、現象、運動等；而對除此之外的對象，比方說具體作品、個別作家、單篇文學批評，由于無法匹配文學主潮，所以被當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視了。這種思維方式導致了一種畸形學術評價，即能夠在宏觀和思想層面把握整體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會更具學術影響力，受到學術同仁的重視，而那些具體作品分析，相對來說不那么容易得到認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紀80年代，事實上也是“思想史”的聲音要比“文學史”更為響亮，“啟蒙”“現代化”“主體性”“審美”這些都是整個人文學科的高頻詞，只是就當時社會思想狀況而言，在當時“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這些高頻詞確實喚醒過學者們對“文學的主體性”問題的思考，因而給學者們留下了從“政治”回歸到“文學”的印象。同樣的道理，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向“思想史”轉向，其實不過是相同命題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不同表現形式。正如20世紀80年代的“去政治化”針對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轉向”則是轉向了與此前80年代略有差異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討論與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左派”文學闡釋思潮不無關聯。準確定義“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們稱之為“新左派”學者，對“左翼傳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現代性”等問題卻有較為相近的看法：中國應該走一條有別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會主義”革命則是值得繼承的政治遺產。從政治方面說，“新左派”看中的是“運動”式的“廣場民主”；從經濟方面說，“新左派”主張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文化方面說，“新左派”試圖抵制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法治等西方觀念在中國的傳播。當然，我們能在時間上對此作進一步印證，“新左派”話語與“轉向”討論的關聯性。以“新左派”頻頻提及的“民族國家”概念為例，在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當中，以“民族國家”為題名的130篇文獻均為2000年以后發表。

以“民族國家”為題名的期刊文獻一覽表

以上數據說明，只有進入新世紀以后，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才將“民族國家”當成公共討論話題。這與“新世紀”興起的文學史向思想“轉向”討論的時間大體上也是一致的。

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杰姆遜的“新歷史主義”、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藝理論，去闡釋“改革開放”之前曾被頻繁提及過的文化與文學命題，如“人民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文藝生產”等，最終敘述出一個對抗“西方”和服務“人民”的故事。對那些試圖從“左翼”傳統中尋找資源的“新左派”學者來說，原本他們就不認為存在所謂的“純文學”，理由則是任何文學都是特定社會發展的產物，而社會生活才是文學創作的來源。至于說超階級的“文學”，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學史”，在“新左派”看來更是子虛烏有。“新左派”的文學闡釋方法模糊了文學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對那些批評文學史向思想史“轉向”的學者來說，這樣的“文學研究”是難以讓人接受的。或許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響，即便是此前的“”陣營，對文學史的思想史“轉向”問題的態度也出現了分化，部分學者開始放棄此前以“啟蒙”和“審美”為旗幟的“去政治化”提法，轉而呼吁人們關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學史的風骨》這篇文章就認為，從文學史向思想史的“轉向”應該當成開辟文學史途徑和豐富文學史敘述方式來看待{10}。

三、“轉向”涉及的問題

在弄清為何會存在“轉向”討論的事實之后，接下來的問題當然是要剖析這種“轉向”現象是否合理。這個問題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學者之間，不同的觀察視角，不同的價值立場，都可能導致差異性的結果。筆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對錯，而是要指出要評價這種“轉向”可能會涉及到的問題。

首先，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聯無法否認，大量證據表明這種關聯的存在。例如，從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來說，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說，雖然近代出現了學科門類的專業細化，但不能否定“跨學科”研究的意義；又例如，文學在商業化背景下失去了轟動效應，文學與社會、政治、思想的關聯研究能夠擴大文學的社會影響。盡管如此，承認思想史之于文學史的影響，這并不等于放棄文學史的主體地位。勒內?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一書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寫一部文學史，即寫一部既是文學又是歷史的書，是可能的嗎？應當承認，大多數的文學史著作，要么是社會史，要么是文學作品中所闡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寫下對那些多少按編年順序加以排列的具體文學作品的印象和評價”{11}。雖然這段話不是針對中國文學史而言的，但中國當代文學史卻被韋勒克一語成讖：在為數眾多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中，不少可以當成社會史來看，也有不少可以當成思想史來讀，此外還有文學作品選讀或者是文學批評編年史。如果按照勒內?韋勒克《文學理論》的解釋，那么“社會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學”史，而“文學大系”和“編年批評史”也不能叫文學“史”，文學史既要符合“文學”史的標準，又要符合文學“史”的標準，即文學史是“文學”與“史”的有機結合。

當然，“文學”和“思想”這兩個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斷變化的，兩個概念的“能指”與“所指”都存在著演變過程，如果我們基于兩個變化的概念來談二者的關聯，抽象地談論“文學”與“思想”的關系問題，這可能會讓研究者陷入到毫無目標的論爭當中。如果我們確實希望能夠從討論當中獲得共識，那就要進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種“轉向”，以及這種“轉向”可能存在哪些問題，因此，將“文學”和“思想”概念放到具體的社會語境當中進行討論，看這兩個概念是怎樣被談論，這兩個概念能夠暗示什么，或者說讓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學”和“思想”概念，它們是怎樣被知識性生產建構出來，對這類問題的分析遠遠超過了對“轉向”問題本身的思考。毫無疑問，文學史研究的思想史“轉向”討論中提及的“轉向”并不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文學“向內轉”說法為代表的文學本體論認同，轉向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出現的文學“向外轉”呼吁。前者如林煥平《略談“向內轉”》{12}、魯樞元《“向內轉”》{13}、白亮《“向內轉”與八十年代文學的知識譜系――對新時期文學“向內轉”的再認識》{14}等文章所作的闡釋，后者如章亞昕《“向外轉”： 近期詩學大趨勢》{15}、李建軍《當代文學亟需向外轉》{16}、張光芒《論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向外轉”》{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張。有意思的是，文學“向內轉”說法的始作俑者魯樞元其實也走上了一條從“向內轉”的藝術心理研究到“向外轉”的生態批評實踐的學術道路{18}。

其次，“轉向”問題核心并不在于“轉向”，而是在于“怎樣”或者“如何”轉向。從“文學”外部角度來看，“轉向”涉及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思想觀念、文化觀念、研究觀念的嬗變。文學史研究的思想史轉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學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建立的“審美”“啟蒙”“現代性”文學史觀，受到“新歷史主義”“知識考古學”“后殖民主義”等其他文學史觀的挑戰，或者是指“審美”“啟蒙”“現代性”文學史觀在遭受質疑的情況下，被重新闡釋以便獲得社會新語境條件下的生命力。從“文學”本身角度來看，“文學”觀念本身也是不斷發展的，不同“文學”觀念的碰撞與融合，這自然給人以思想“轉向”的印象。從這個角度來說，“轉向”涉及的是新經濟、新技術、新媒體語境下，“文學”與“文學研究”觀念的更新。一句話，流動性的“文學”和“思想”概念提醒我們，不是文學史研究的思想“轉向”，而是“文學”觀念、認識、研究的“轉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轉向”問題在“文學”和“思想”雙重變化的背景下產生，而且“轉向”現象體現著不以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性和必然性。正因為如此，文學史研究的思想史“轉向”話題的實質還是，如何看待“文學”本體研究與“史學”“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學”本體研究的復雜關系。換句話說，問題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認這種“轉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對“轉向”好惡評價，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樣”理解以及“如何”面對這種“轉向”。

最后，“文學”本體研究與“史學”“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學”本體研究不是沒有交集，但從“文學”的角度看待“思想”問題，與從“思想”角度來看待“文學”問題，二者的視角不一樣，側重點也會不盡相同，最終的研究結果肯定也存在差異。如果我們不反對文學史向“思想史”的轉向，那么如何體現出文學研究的優勢？這是個嚴肅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研究沒有任何特色或者優勢，那么我們絕不會贏得那些從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時也不可能得到文學史研究者的尊重。這也是批評文學史到“思想史”研究轉向的學者，所提出來的最為尖銳的質疑之一。對文學史不是“文學”史，和文學史不是文學“史”的兩種現象，勒內?韋勒克曾作過這樣的判斷：1、對藝術作品缺乏系統而連貫的分析；2、持有偏見，認為如果不根據其他人類活動來論證因果關系就不會有文學史；3、對文學藝術發展觀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誤認為文學發展史是社會史、作家傳記或作品鑒賞{19}。對文學史與“思想史”的“轉向”問題來說，勒內?韋勒克在《文學理論》所做的判斷不無參考價值：首先，無論是單純的文學史研究，還是說與“思想史”的結合，研究都應該建立在扎實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讀的基礎之上。其次，只要“文學”概念存在，那么“文學主體性”問題就不會過時，我們應該拋棄必須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讀“文學”的偏見。最后，我們絕對不能將文學藝術發展史等同于社會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勒內?韋勒克《文學理論》這部著作在中國受到歡迎，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忽視了該著的警醒。在這個問題上，南京大學趙教授看得比較清楚：

溫儒敏教授所擔憂的可能取替“文學史”的“思想史”，并非通過文學文本之審美形式的研究所闡發出來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繞開文學文本形式，獨立于或凌駕于文學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還可能是從外部強加給文學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學的思想”。這種意義上的“思想史”，正如溫文所說，作為文學研究的“轉戰”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認可，當然是很悲哀的事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