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債務危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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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歐洲債務危機 啟示

一、歐洲債務危機現狀

2009年10月新上臺的希臘政府宣布本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歐盟允許的3%上限，希臘債務問題就此浮出水面。隨后，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相繼調低希臘的信用評級，希臘的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并開始蔓延至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等國相繼出現債務問題。雖然2010年5月10日歐盟設立了一項總額高達7500億歐元的救助機制，用于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但還是難以遏制危機的進一步深化。歐債危機繼續給歐元區帶來巨大的沖擊，歐元大幅下跌、歐洲股市暴挫、經濟走勢持續低迷。2011年11月10日 歐盟委員會經濟預測報告說，歐洲經濟增長恐將陷于停滯，2012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預計僅為0.5%。業界還普遍認為，2012年歐債危機還將蘊含經濟二次探底、信用評級下調、銀行業債務危機、歐元區“縮編”乃至解體四大風險。

二、歐洲債務危機起因

（一）過度舉債

此次歐洲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長期過度舉債導致國家的信用缺失。根據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歐盟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不應超過GDP的3%和60%，但是歐洲許多國家并沒有嚴格遵守公約規定的條款。2011年，PIIGS國家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由最低的63.9%（西班牙）到最高的158%（希臘），并仍在增長之中；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大國同樣存在債務負擔過重的問題，且債務負擔均超過了歐盟規定的標準，其中情況最好的德國政府負債已占GDP的73.2%。正是因為歐洲各國沒有很好遵循公約中的相關規定，同時歐洲國家相互交叉持有債務的現象十分突出，導致了這些國家形成高負債率，政府的信用隨之降低，令投資者不能安心的充當債權人的角色。

（二）經濟發展失衡

歐元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是此次歐洲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由于歐元區不斷擴張，經濟發展狀況相對落后的經濟體（比如希臘）的大規模連續加入，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日益加大。經濟結構和金融周期不一致迫使歐洲按發展水平實施“多速歐洲”戰略(即允許成員國按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實施核心和國家分步走)，這無疑更進一步加大發展的差距，使歐盟國家分為邊緣國家和核心國家兩級。邊緣國家和核心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很大，并且呈強國愈強，弱國愈弱的惡性發展態勢。

（三）體制弊端

歐元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于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為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其中的關鍵因素體現在：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步調難以一致。

歐元區內，歐洲央行負責實施整個區域的貨幣政策，各成員國自主實施財政政策。在這樣分離的貨幣財權體系下，統一的貨幣使區域內的國家享受到了很多好處，在經濟景氣階段，這種安排促進了區域內外的貿易發展，降低了宏觀交易成本和融資成本。然而，在經濟危機時，陷入危機的國家無法因地制宜地執行貨幣政策，進而無法通過本幣貶值來縮小債務規模和增加本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只能通過緊縮財政、提高稅收等壓縮總需求的辦法增加償債資金來源，而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本國的危機。

（四）政府失職

由于體制上存在難以克服的缺陷，歐債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但必須看到只要各相關政府切實履行其職能，定能很好的控制歐洲債務危機。但是在危機爆發初，德國為首的歐盟核心國家采取不作為的態度未施以援手，危機蔓延后才開始策劃救援方案，動作遲緩耽誤了救助的最佳時機。而出現債務危機的當事國政府則亂開“藥方”，單純的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本國的財政支出，這與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不相協調，遠遠達不到使本國脫離債務危機的目的。因此，政府失職行為是危機的重要助推因素。

三、歐洲債務危機給中國的啟示

（一）高度重視政府債務問題

中國的債務規模相對來說并不太大，到2011年9月，我國的國債余額總量約為10萬億元，占GDP的比重不足25%，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60%的安全標準。但必須警惕的是，中國的地方債務問題卻要嚴重得多，同期我國地方債務的總規模大約為10.7萬億，如果加上國債余額，那么中國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就將翻一番，達到約50%，接近警戒線水平。因此，中國在控制債務規模的同時，現階段應將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上。否則，任由我國隱性債務提升將增加我國的財政風險，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有鑒于此，我們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來完善我國的地方債務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有效的地方財政風險預警機制。根據地方政府的財政風險狀況，實現財政風險管理的規范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其次，強化內部審計部門在防范地方政府風險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內部審計部門作為地方財政資金的綜合監督部門具有的信息優勢，在地方財政風險的評估、處理和預警上應發揮積極作用。最后，建立比較健全的地方政府融資體系。擴大融資渠道，充分考慮地方政府負債的承受能力，優化政府負債存量，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包袱。

（二）擴內需減少外需依賴

歐洲債務危機使得歐元區的經濟狀況惡化，歐元區經濟的萎靡狀況可能帶來其外需整體性收縮的影響。2011年12月我國出口1747億美元，同比增長13.4%，為2011年連續第5個月增速下滑，低于17.4%的歷史平均水平。考慮到2012年歐債危機仍然會嚴重影響歐元區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出口增長會面臨比較大的下行壓力。因此，中國政府要堅持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才能彌補出口損失帶來的負效應，防止經濟增長放緩。

（三）探索區域化貨幣政策

在歐元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下，歐元區仍秉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造成了歐元體系的失衡，在此情況下，危機爆發時，債務國只能依靠單一的財政政策應對各項沖擊，而最終導致了本國更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鑒于此，我國在貨幣制度的建設上應該充分考慮到區域間的經濟發展狀況，努力探索更合理的區域化貨幣政策，從而避免類似歐元區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不協調而爆發的債務危機。

（四）亞洲共同貨幣區的設立條件仍不成熟

長期以來，關于亞洲成立共同貨幣區乃至“亞元”的呼聲高漲，根據蒙代爾的最優貨幣理論，只有成員國在要素自由流動、經濟趨同等情況下，加入共同貨幣區才能帶來各成員國福利的增進，條件不成熟卻勉強加入可能得不償失。歐債危機中希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目前亞洲各國不管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在政治文化都有著明顯的差異，建立亞洲共同貨幣區的條件尚未成熟。

四、結語

此次從希臘爆發隨即幾乎蔓延至整個歐洲的債務危機給了世界各國一個警示，不管任何國家，政治經濟實力強大與否，都應該高度正視本國的財政運行狀況和公共債務管理，建立有效的監督預警機制，擴大對本國的財政披露力度，同時在國家宏觀政策的實施上注意協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作用，建立與統一貨幣政策制度相配合的財政政策制度。

參考文獻：

[1] 趙長寶. 建立地方財政風險預警機制[J]. 中國財政, 2009, 6: 79.

第2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NBW特約記者梁俊

當前，發達經濟體在慢慢復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卻在逐步放慢。

美國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下稱“QE”）仍在繼續，日本也采取了大規模寬松的貨幣手段來刺激經濟。但到了6月19日，美聯儲預計將在2013年晚些時候逐漸減少第三輪量化寬松（QE3）規模，直至2014年年中結束QE3。美聯儲退出QE會對全球市場造成何種影響？

6月28日，凱投宏觀數據公布的數據顯示，亞洲、拉丁美洲以及歐洲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增長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是4%。相比之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率是6.4%。其增長速度已放緩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水平了嗎？未來將面臨哪些挑戰？

回到中國市場，“錢荒”成為近期備受關注的焦點，中國式短期流動性緊張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過去五年信貸快速增長形成了一些金融市場風險，地方債務出現了不少問題，中國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嗎？

帶著這些疑問，近日記者專訪了花旗集團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步亦特博士（Willem Buiter），花旗新興市場經濟與戰略研究主管、董事總經理蒙迪諾（Guillermo E.Mondino），以及花旗中國研究主管、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

美退出QE非壞消息

6月26日，花旗的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與策略》報告下調了2013年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預測，上調了發達經濟體增長速度。原因是什么？

全球經濟下半年會略有改善，明年或比今年更好。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差距還很大，但是差距在縮小。從某種程度上講，發達國家經濟在好轉，新興市場的經濟實際上還在繼續放緩。

美國經濟顯然對財政緊縮的抵抗能力非常強，美國的房地產和消費這兩個傳統需求在不斷改進。日本最近的QE史無前例，甚至美聯儲也相形見絀，其目的是希望能夠結束長期的通貨緊縮，實現1%左右的GDP增長速度。在美聯儲和日本特別激進的寬松政策下，歐洲央行也開始跟隨推出一些QE政策，表明了歐洲央行在當下變得更加激進，歐洲有可能走出負增長，明年實現零增長或略正增長。

新興市場經濟面臨不同的問題。巴西的財政和金融的流動性非常寬松，但有些政策沒有很好地組織，導致整個經濟混亂；印度的主要問題是供給這一段的效率低下；俄羅斯的能源價格走低則對其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

從中國來講，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是原來的增長方式可能已接近尾聲，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的重疊，這需要得到妥善解決。

6月19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強調，美聯儲將在經濟增勢穩固的情況下，在今年晚些時候逐漸減少QE規模，直至明年年中結束QE3，這會對全球市場產生什么影響？

美國經濟穩定的復蘇是看得見的，可能明年的增長會比今年好。美聯儲可能開始QE的逆轉。我們要強調一點，美聯儲的QE退出是好消息，不是壞消息。

因為美聯儲的QE退出是“數據驅動”的，經濟好QE退出就快，經濟差QE退出就慢。今年下半年可能有QE的逐步減少，甚至未來的退出、零利率的結束，都不能當作壞消息，特別是對新興市場來講，美國的進口需求肯定會有改善。

你對全球經濟存在哪些方面的擔心？

日本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供給方面效率的提高，這是它未來的挑戰。歐洲需要改革它的銀行體系，特別是為銀行重新注資，一些國家面臨債務重組。

從長期來講，歐洲整個銀行體系的債務、家庭債務和債務都需要進一步去杠桿化，這些改革在未來幾年可能推行。

中國方面，不能只靠提高利率解決當下面臨的問題。中國債務比較高，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這一問題，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可能產生更多風險。

金融市場利率需要提高，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系列宏觀和微觀政策的組合來解決當下金融市場面臨的問題。

新興經濟體“失速”

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速逐漸放緩備受外界關注，未來幾年新興市場主要面臨哪些挑戰？

出口對新興經濟體來說，過去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新興市場過去幾年面臨低利率、經常賬剩余、去杠桿化和快速的信貸擴張的環境。

過去新興市場依靠信貸的快速擴張拉動經濟，但未來幾年整個環境的變化不利于新興市場的整體發展，通過信貸擴張拉動投資和消費的力量將會逐步衰減。

短期來講，新興市場資金成本將逐步上升。從今年5月2日以來，新興經濟體的融資成本已經大幅提升，長期資金成本迄今上升了1.5個百分點，預計未來12個月還可能上升0.5?1個百分點。

長期資金成本的上升對新興經濟體而言是巨大挑戰，但也并不一定會使得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驟停。

政府決策者未來面臨三個問題：一是貨幣貶值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上升，二是經濟增長放慢可能改變國內政治生態，三是如何維持經濟增長的問題。

面對新興經濟體“失速”的問題，業界也進行過許多討論，然而挽回頹勢卻很難，新興經濟體決策者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通常情況下，新興市場經濟通過減息拉動經濟增長，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減息對經濟拉動的影響力將逐漸減弱。這就需要深化結構改革，但結構改革在政治上來講通常比較困難，也是緩慢的過程，需要更多資源投入改革。

預計未來幾個月，中國會有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出。印度去年9月就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也面臨大選的一些干擾。墨西哥也需要進行結構改革。巴西則是說得較多，但具體措施還沒看到。

最近新興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動蕩會導致發生類似墨西哥1994年、亞洲1997年那樣的金融危機嗎？

除非新興市場的政府犯了很大的政策錯誤，否則這種可能性并不大。

過去的金融危機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第一，國內經濟失衡嚴重。第二，負債率較高。在過去進入危機的時候，經常賬戶占GDP的比重都在5?6個百分點，但當下很多新興市場經濟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都在1.5?2個百分點間，負債率的問題還沒有那么嚴重。第三，在以前發生危機時，政府負債高，但現在盡管經濟總體負債率高但政府負債并沒有那么高。此外，過去是固定匯率制，而目前大多數新興市場的匯率都不是固定匯率。

從國內失衡、負債率、借外債和固定匯率等因素來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小。

要允許金融機構破產

今年初花旗預測中國GDP增長7.8%，現在下調為7.6%，下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們的看法相對謹慎。有幾個原因：

第一，過去中國經濟高度增長靠加杠桿化實現，現在資金還有，但是資金沒有原來想的那么多，地方政府面臨資金壓力，那么杠桿率到了一定水平，如果不能繼續加杠桿的話，中國經濟就會放慢。當然，不是說今年一定會“去杠桿化”，但加杠桿的幅度一定會下降。

第二，投資效率因素。資金去了什么地方？地方政府和制造業相比、大企業和小企業相比、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相比，前者都能拿到更多的錢，但這三個部門恰恰是經濟中杠桿率最高的部門，需要拿到更多的錢才能投資，結果是高杠桿部門拿到1元錢能帶動多少錢投資的問題。地方政府本身沒有錢，借1元錢可以投8角錢；但如果借給中小企業1元錢，它自己本身就有了1元錢，那么這1元錢至少可以帶動2元錢的投資。只要我們的信貸繼續往高杠桿率的部門集中，未來就需要更多錢才能拉動同樣的GDP增長。

第三，要化解金融市場面臨的風險，任何改革都可能導致經濟增速短期內放緩。我們的這些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限制地方負債率、去產能化等，長期而言是利好的，但短期可能給經濟增長帶來壓力。

很多人擔憂地方債問題，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地方債整體可控，這點我同意。我們的財政能力、政府持有的資產甚至政府強大的管理能力，在這些方面都可以避免短期地方債務危機的爆發。區別在于對時間點的認識不同。盡管當下地方政府有一些會違約，但這很正常，有局部違約就可以釋放風險。

最令人擔心的是，每年都可控，可控到什么時候？我個人判斷，未來三五年是非常重要的時間窗口。如果不改變增長方式，未來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水平可能繼續上升。如果不能在未來三五年內使得政府的杠桿率保持在合理水平，那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前不久審計署的報告顯示，部分地方政府借新還舊；財政部6月發債也顯示，一部分發債是為了償還之前三年期的債券。如何解決地方政府“借新還舊”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給政府一個預期，明確地對地方政府說，未來三五年舉債空間還有但空間不大，使得地方政府在安排未來三五年的資金時也會合理考慮。要告訴他們，過去寬松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就是要量入為出，從這個角度迫使地方政府提高投資效率、開放一些行業、接受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

最近中國出現銀行間的“錢荒”，為何會出現這種短期流動性緊張局面？市場上有很多分析和很多因素結合在一起，你認為應如何解決當下金融市場的問題？

第3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高等學校；財務風險；評估與控制

一、關于高校財務風險的研究目的及意義

首先，這是一所高校能能夠正視重視自己財務狀況的表現。如何用準確的數據以及一整套風險評價指標體系系統地體現出這所高校的財務狀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為高校的長期發展提供一個指標信息。其次，其研究可以給予國家的教育部門一些有用的信息，由于隨著教育機制的改革，國家現在對教育部門宏觀調控并不是很多，管理的也并不十分細致，因此當高校進行一個財務風險的研究時，可以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一些有用的數據，有利于國家在大方向上對高校的發展進行正確的引導，也有利于國家政策進一步的制定和規劃。再次，這是對高校內部本身的管理公開化、透明化給予了保障和依據。對高校的財務進行風險評估和預警研究的研究意義從根本上來說是對高校內部的經濟進行一個系統的評價與管理，對已經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發現和改進，并對以后此類問題的產生進行預防分析，使高校能夠在財務狀況方面有著明確的分析，長足、穩定地發展。最后，高校財務風險的研究數據能夠為廣大的社會公眾提供信息，這些社會公眾主要指與高校發展的利益相關者，也就是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包括投資人、可能有投資傾向的投資者，國家政府，銀行等提供借貸的利益關系群體。高校自身的財務狀況也會影響到高校的聲譽，對高校吸納資金，擴大規模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高校財務風險的表現形式與成因

一般來說，高校作為一種教育體系而并非企業，也需要進行財務風險的檢查和預防嗎？答案是肯定的，最初，財務風險的預防可能針對的是企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教育體制改革之后，財務風險就不是僅僅存在于企業之中了，高校對于資金的運用，用途也極其廣泛，比如學校擴建，相關產業的投資，但還是要與企業進行一定的區別，企業進行資金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利益，而高校進行資金管理的意義大體上來說是為了滿足一種業務活動的需要，企業屬于自收自支，自負盈虧，企業以營利為目的；高校的存在并不是為了盈利，它是一種社會需要，高校憑借自身的經濟來源取得的并不能滿足其存在和發展需要，大部分還要依賴于國家的提供支持，大部分資金還是來自于國家的撥款，因此，高校的財務風險主要還是劃分來自于大致以下四個方面：主要是資金運作、財務狀況總體失衡、債務和連帶責任。

1.資金運作風險

所謂的資金運作風險指的是，高校在對取得的資金進行安排和調配，進行合理的支配，但由于各種外界條件可能發生的變化，就會導致實際發生的收入支出與預計的并不一致，這個時候就是在運作過程中可能風險的發生，但由于投機性不大，所以這種風險發生的與預計的偏離程度也不是很大，但也應該注意。對于高校內資金運作方面風險的防范，是高校財務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學校各項工作的進行、其他活動的開展都提供了一定的資金保障，比如計劃內的科研經費、后勤保障。同時，對高校資金運作方面的風險進行研究和預警也是對我國整個經濟體系，事業單位改制成果有著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于高校內整體穩定長足的發展也有著很良好的示范效應。同時，我們也應該能注意到，在高校內的資金運作受到外界環境影響十分大，類似于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影響，都可能會對高校的經濟造成一定的運作風險，因此，切實加強風險防范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2.財務狀況失衡風險

還存在這一種風險叫做財務狀況失衡，這主要表達的是在高校之中，一定要考慮到長期發展，站在整體的角度進行考慮，不能因為其他情況比如投資而導致企業短期內的經濟失衡比如不能按期發放工資等資金短缺的情況發生，對于長期來說，可能會負債壓力過大無法按期償還，這些都是財務失衡的表現。而這種財務狀況失衡大致是由于以下幾點造成：首先就是對待風險沒有足夠的重視，依舊停留在過去那種國家政府宏觀把握的思想之中，導致在新的大環境下，沒有適應市場發展，對市場經濟風險沒有合理的認識，導致資金錯放、閑置，這就給高校經營管理帶來了很大的弊端。其次，是高校還指望于國家撥款，但在當前的市場經濟形勢下，國家的財政力度盡管很大，但是也不能滿足高校目前招生規模日益增長，學生數量日益增多的情況，而且當今高校開支日漸增多，僅憑借財政補助是無法完成正常的資金運轉的。除了在收入方面，還需進行控制的就是支出方面，由于很多高校并沒有整體的財務方面的衡量，導致支出瑣細而繁雜，并沒有對支出方面設立一個門檻，用硬性控制指標來規范高校在具體方面的支出，否則就會產生資源、資金浪費的現狀發生。

3.規模擴建帶來的債務風險

這是一種存在高校機制中非常常見的財務風險，這主要是由于高校為了生存發展，也伴隨著學生數量的不斷增加，需要進行擴建、或者改善校區等，都會向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貸款，但是向銀行貸款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比如高校預計不足，不能按時償還債務，或者其舉債太多，或者依靠貸款來提供平時的開支，這都是高校可能存在的債務風險，為了校區的建設而背負巨額債務，而還貸能力不強導致債務危機加劇，財務狀況惡化，給高校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財務風險。同時，高校可能會有一些校辦產業，這也是一種投資，但是高校也可能會對其投資的產業承擔著連帶的風險，也就是說一旦投資的產業發生了財務危機，那么高校很有能要對其負擔相應的債務，同時這也是由于對校辦產業疏于管理，監管不到位所產生的風險。

作者:赫艷輝 單位:齊齊哈爾市農民科技培訓中心

參考文獻:

第4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 地方債務融資平臺經濟發展模式創新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等通過財政撥款或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承擔政府投資項目融資功能，并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它是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有效結合的一項制度創新，在地方政府調控地方資源配置、拓展地方融資渠道、推動城市化進程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全球各國都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家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帶動下，投融資平臺更是成為地方政府完成中央下達和制定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配套資金任務和保持經濟增長目標而爭相采用的治病良方。然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誕生和發展，往往有著自己特定的環境，同時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何用發展的眼光來正確地認識和解讀這種創新；如何解決這種創新所帶來的問題，最終達到興利避害、促進區域經濟科學發展的目的，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的課題。

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產生的理論依據與實際意義

1、從公共財政理論視角來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一種地方政府行為和手段，與地方政府在國家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作用密不可分

市場和政府都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資源配置系統，二者共同構成了社會資源配置體系。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這一方面肯定了市場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政府的經濟職能。

在多級政府體系中，純公共產品和混合公共產品受益范圍的地域空間差異性往往會導致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在責權方面的矛盾。為了協調矛盾，中央政府常常在財政體制上實行分權。中央政府著重提供那些直接關系國計民生、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全國性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主要承擔經濟穩定和收入分配職能；地方政府在管理和調節地方事務的基礎上，通過提供地方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來提高本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滿足本地區居民的多樣化需求。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之間相對獨立，各級政府財政都有相對獨立的收入作為行使事權的保證。財政分權理論強調了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彌補市場缺陷、提高本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滿足本地區居民對準公共產品多樣化需求的作用，要求健全地方政府職能。而地方政府通過舉債籌資將有助于提高地方準公共產品的提供水平，更好地發揮地方政府的職能作用。

2、從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視角來看，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一種地方政府行為的模式創新，有著自己特定的現實背景和實際意義

制度是能夠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T.W.Schultz（1968）認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具有經濟價值的服務，比如降低交易費用、影響生產者之間風險配置、確立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的框架等。Douglas North從制度演進的歷史角度將制度的功能定義為：制度提供了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林毅夫和J.B.Nugent（1995）明確指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節約和再分配。

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們行為和相互關系的規則的變更，是組織與其外部環境相互關系的變更，其直接結果是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促使其不斷創造新的知識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及社會財富源源不斷的涌現，最終推動社會的進步。

馬克思將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體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分析中。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體現在生產關系能否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保持一致上，只有兩者保持一致，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否則就會出現經濟的動蕩甚至是退步。經濟增長理論將制度的作用體現在全要素分析中的索洛余量中。Douglas North認為有效的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在我國，作為地方政府重要投融資渠道的融資平臺，其產生有著自己特定的現實背景和實際意義。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正處于起飛階段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無論是對經濟結構的升級還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后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仍滿足不了經濟飛速發展、城市擴張、城鄉統一、人口增長所產生的巨大需求。加快城市（城鎮）化的建設具有突出意義，但城市化建設需要政府進行引導性開發投資。在功能財政框架下，這種建設大部分都屬于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然而地方政府由于資金缺乏、投入不足，抑制了城市化應有的進程。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直接融資受限，我國《預算法》第28條明文規定：“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務。”《擔保法》第8條規定“國家機關不得為保證人，但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除外”。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融資平臺的產生對于解決地方政府的融資難題來說可以說是一項重要的模式創新，是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有效結合的一種中國式創新。其本身不是金融機構，但可以避開有關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又由于有地方財力、土地、信用做后盾，使其容易通過發債來獲取公眾資金，或通過擔保獲取銀行資金。它給予了政府擺脫現有法制環境約束、整理自身資源、更廣泛地參與區域資源分配的能力，為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09年的保增長過程中，地方融資平臺對資金的渴求和銀行信貸投放的欲望得到了完美的結合，也讓地方融資平臺從幕后走到了前臺。同時，它使地方債務風險的大小與地方政府債務的體制機制有機結合，如果地方政府的融資、投資機制存在重大缺陷，則會放大債務風險，否則就會收斂債務風險。

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創新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存在的問題

（1）我國現行的制度環境對區域經濟增長存在制約。中國當前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使得地方政府有大量改善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導致地方政府資金需求巨大，然而現行財政分權體制存在的財權和事權不對等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自身財力有限，存在資金缺口，需要對外融資。而在我國的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既不能舉債，又不能擔保。如何彌補這個資金缺口，是各級政府都普遍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所以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融資平臺的問題。

（2）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自身制度不健全。首先，地方政府還沒有建立規范、完整、統一的投融資決策管理機制，投資、融資、決策、管理等功能分散于政府各個行政部門之中，導致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方面的科學決策缺乏制度保障，造成超前發展、過度負債和風險失控的現象。其次，尚未建立財政風險和投融資責任機制，部分項目效率不高，容易導致債務風險。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缺乏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缺乏信息披露，或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使其在違約責任發生后容易形成政府信用危機。事實上，我國地方政府平臺存在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經營效率低下、財務風險巨大等問題，與改革前期的國有企業如出一轍。

（3）地方政府自身行為不規范。首先，政府職能越位現象突出。公共財政理論中的政府職能應體現在市場失靈的領域，但在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仍然較多地介入競爭性領域，既扮演市場的監督者，又扮演市場活動中的交易者，即使在地方財力不足的形勢下，各級政府將舉債所得資金用于競爭性領域的情況仍然頻頻出現。其次，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以各種方式為所屬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擔保，為自身增加了隱形風險。最后，政府官員盲目追求GDP，大搞形象工程，過度舉債傾向嚴重，為地方政府增加債務負擔的同時，也為當地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2、對策建議

（1）妥善處理現有融資平臺債務，做好各地融資平臺公司的清理規范工作。首先，在對現有債務進行分類的同時，地方各級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落實有關債務人償債責任。對融資平臺公司存量債務，要按照協議約定償還，不得單方面改變原有債權債務關系，不得轉嫁償債責任和逃廢債務。融資平臺公司等要統籌安排資金，制定償債計劃，明確償債時限，切實承擔還本付息責任。其次，針對已經設立的融資平臺公司，要按以下要求進行清理規范：對只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且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擔融資任務，相關地方政府要在明確其還債責任，落實還款措施后，對其做出妥善處理；對承擔上述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同時還承擔公益性項目建設、運營任務的融資平臺公司，要在落實其償債責任和措施后剝離其融資業務，不再保留融資平臺職能；對承擔有穩定經營性收入的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償還債務的融資平臺公司，以及承擔非公益性項目融資任務的融資平臺公司，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規定，充實公司資本金，完善治理結構，實現商業運作，要通過引進民間投資等市場化途徑，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改善融資平臺公司的股權結構；對其他兼有不同類型融資功能的融資平臺公司，也要按照上述原則進行清理規范。

（2）遏制和杜絕地方政府變相私下舉債行為。今后地方政府確需設立融資平臺公司的，必須嚴格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辦理，足額注入資本金，學校、醫院、公園等公益性資產不得作為資本注入融資平臺公司。同時各級政府要加快職能轉變，改變唯GDP論的政績觀，以服務市場經濟和諧發展。

（3）合理劃分政府間的財權和事權。長遠來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的化解取決于經濟增長過程中財稅體制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因此，應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上，調整現行分稅制，加大中央轉移支付力度，平衡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降低地方政府對外融資的依賴性。要以自行發債試點為契機，積極嘗試建立規范的公債制度，授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發債權。要結合當前宏觀調控導向，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及其動態改進、修正過程中，在國家適度提高長期國債規模的同時，改進地方政府融資的渠道，加快市政債券市場的規范發展，從以融資平臺為主逐漸過渡到以市政債券為主，引導地方政府形成本輪積極財政政策下的陽光融資機制。

（4）強化對地方債務的監督管理，建立財政風險監督和預警機制，規范地方政府負債行為。結合地方政府債務的全面清理，利用現有的信息便利條件，中央應逐步形成財政風險監控與預警機制。針對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風險，應加強監控，實現財政風險規范化、系統化和科學化管理。

【參考文獻】

[1] 陳共：財政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 高奎明：地方政府發行公債的必要性分析[J].遼東學院學報，2006（3）.

[3] 張培剛：發展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第5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 國有企業 不良債務 對策

1 我國國有企業不良債務的現狀分析

當前國有企業巨額的不良債務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障礙。國有企業債務問題主要有兩種：一是企業具有還本付息能力，但暫時出現還款困難；二是企業已經資不抵債，發生了根本性的債務危機，近期和遠期都沒有能力還款。據統計，截止2003年底，國有企業不良債務已經達到3 000億元，占到銀行貸款總額的30%。國有企業的負債程度無論從總量上還是從相對值上看都是相當大的，國有企業流動資金貸款余額達到8 000億元，占流動資金總額的近90%。根據1996年國有企業清產核資統計數據，國有企業總資產為7.28余萬億元，總負債5.17萬億元，負債率高達71%，其中銀行貸款則占70%~80%。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一方面使國有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形成轉換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障礙，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銀行巨額的不良資產，不利于其商業化改造。因此，我國國有企業不良債務問題的解決已刻不容緩。

2 我國國有企業不良債務形成的原因探析

國有企業不良債務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也有政府、企業和銀行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此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來分析國有企業不良債務的成因。

從宏觀層面上講，我國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是轉型經濟的產物。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期，決策權和資金都高度集中于中央部門，國有企業的固定資金和部分流動資金的供應均由財政的直接撥款解決，無需償還，企業投資所需資金只需向上級申請，因此長期以來就形成了對財政資金的依賴和內在的投資沖動，各企業為爭取到更多的資金，紛紛爭著上項目，而不充分考慮項目的可行性。隨著我國經濟的市場化轉軌，國有企業的資金實行“撥改貸”，由原來財政的直接撥款改為由銀行貸款，財政部不再向企業提供資金，而完全由銀行解決。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和觀念尚未發生轉變，在沒有形成利益約束的條件下，通過各種渠道從銀行獲取資金，擴大投資規模，導致投資效率低下，難以償還銀行貸款，從而形成不良債務。

從微觀層次講，可以從政府、國有企業自身和銀行來分析不良債務的形成。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產權的主體，過去受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對國有企業管得過死，從企業高層管理者的任命到企業的項目的投資決策權完全由政府掌握，使得企業沒有足夠的經營自主權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形勢，造成了經濟效益低下。長期以來，政府具有雙重身份，既扮演了“運動員”的角色，又扮演了“裁判員”的角色，這一方面使企業不能按照市場化的原則進行生產經營，對于市場信號難以做出靈敏反應，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履行其社會管理職責的需要往往將一些政府的責任轉嫁到企業身上，使原本已經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雪上加霜。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為顯示政績，具有內在的投資熱情，存在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超越職能范圍幫助轄區內的國有企業從銀行系統套取資金，而國有企業卻沒有形成“借債還錢”的習慣，從而形成了不良債務。從國有企業自身來講，主要存在產權不明晰和治理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國有企業財產實行全民共有制，而由國家代表人民行使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但是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是一個“虛”的主體，并沒有界定為某個具體的部門或經濟實體所有，國家對所有權的行使往往由某個部門，而這些部門由于不是真正的產權主體，其利益目標會同國家的利益目標出現差異，從而導致國家的利益難以保證，又由于具體形式所有權的部門同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之間也存在著委托關系，委托人與人之間利益目標的差異同樣會出現企業管理者按照自身利益的考慮，造成經營決策的短期行為，而委托人由于不是真正的所有者，沒有剩余索取權，因此沒有對企業的“內部人”控制進行監督的積極性，最終形成了我國國有企業長期的政府干預下的“內部人”控制這樣一種狀況，使企業的項目投資很少考慮風險和成本的增加，傾向于從事高風險、大規模的項目投資，不惜大肆舉債。從銀行的角度講，銀行與國有企業都屬于國家所有，對于同一個產權主體，銀行的盈虧均由國家承擔，在進行貸款決策時缺乏風險約束，往往很少考慮貸款能否收回，同時也由于其經營的非商業化，其作為執行國家政策的一個附屬部門，本身承擔了支持國家發展國有企業政策的任務，以致在向國有企業貸款時不能對貸款項目的前景和盈利性進行嚴格的審查，也缺乏動力對貸款的用途和效率進行監督，從而使銀行的資金不能按照資金的使用效率進行分配，最終形成大量的不良債權，即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

3 解決國有企業不良債務問題時存在的誤區

不良債務作為困擾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的毒瘤，阻礙了我國企業制度改革和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進程。為此就如何解決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提出了許多建議措施，但有些措施缺乏長遠的考慮，沒有真正的可行性。這些觀點主要有：

（1）由政府直接對國有企業的債務進行核銷，一次性解決問題。具體做法為，先核銷企業債務，在從銀行資產中將部分貸款核銷掉，同時從銀行負債中核銷相應的壞賬準備金或資本金。該措施的支持者認為不良債務本身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是政府改革的成本，應該由政府來執行最終債務人的義務，因此，政府應一次性核銷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這樣可使企業擺脫沉重的包袱，改善經營管理狀況。該方法可以使國有企業在短時間內解決債務問題，但是卻會帶來更多的問題。首先，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不僅僅是體制改革造成的，國有企業自身經營管理底下也是不良債務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不良債務的成本全部由政府來承擔，則會增強國有企業利用各種權利套取銀行資金的動力，硬約束難以形成。此外在核銷不良債務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尋租行為、道德風險的問題，導致社會資源浪費和國有資產的流失。而且，通過核銷的方法會降低銀行資本金的充足率。

（2）進行債務與股權的轉換。企業的債務轉變為投資銀行對企業的股權。該方法是將商業銀行進行內部劃分，分為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由投資銀行發行債券募集資金，用于購買商業銀行持有的股權。企業的債務轉換為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則消除了企業還款壓力，對國有企業來說肯定是有利的。但是，應該嚴格區別銀行債券變股權與銀行的投資業務，在國外銀行的資產業務中大約有20%~30%的投資業務，但投資品種主要限于政府債券，股權的投資很少，而且是管理流動性和獲取收益為目的的。而我國銀行的債權變股權實質上形成了對企業的控制，這樣不利于商業銀行自身業務的經營，而且為幫助企業改善經營可能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形成對銀行發展的拖累。因此，簡單的債權變股權是損害了銀行的利益，必然很難推行下去。

（3）由財政籌集資金向企業注資，核銷不良債務。即通過財政注資給企業，企業還款給銀行，銀行再還貸款給中央銀行的方式在不增加社會信用總量的基礎上解決不良債務問題。實質上，該方法與直接核銷企業債務和銀行不良債權的方法是相同的，最終都是由財政對不良債務買單，因此也不可行。

4 國有企業不良債務的解決途徑

解決國有企業的不良債務問題決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逐步化解的過程。但是考慮到國有企業改革與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需要，也不能僅采取從增量控制的方法來逐步稀釋不良債務。比較合理的選擇是采用短期治理與長期致力相結合的方法。

從短期來看，可以通過資本運作、資產證券化等方式來解決。具體來說有：（1）利用債權市場，將銀行對企業的不良債務按照市場原則向投資銀行或是具有資金實力的企業，并允許這些投資者采取債權轉化為股權的方式。（2）暫時掛帳，停止利息支付。可以暫時減輕企業負擔，讓其休養生息。（3）進行資本運作。對于發生暫時性收支困難的企業，可以注入部分資金，盤活存量資產；而對于一些經營不存在根本性問題的，可以讓一些資金實力較好、經營管理水平較高的企業對其實施收購、兼并；對于仍存在部分優良資產的企業可以實施資產剝離，將一些效益較低的資產或不屬于企業主營業務的非盈利性資產剝離掉，保證優質資產的營運；而對于收不抵支、資不抵債的企業，在不影響安定團結的情況下實施破產。

從長期來看，對于不良資產的處置應該有一個更為合理和有效的安排，以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可以認為短期的一些措施只能作為權宜之計，暫時緩解改革面臨的矛盾，但是必須采取治本的措施方能標本兼治，從不良債務形成的深層次原因出發找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第6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企業融資現狀 財務狀況分析

房地產是我國民眾最為關注的行業，它直接關系到民生問題。整頓房地產市場的秩序，一直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從2003年8月《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中國務院明確將房地產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到2013年2月20日的“國五條”。表示了政府重視房地產市場的決心和遏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強硬態度。現在不僅僅是土地獲取端還是銷售端，房地產企業經受著宏觀政策和資金短缺的雙重壓力，房地產企業應該何去何從，成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一、房地產企業財務管理的現狀分析

（一）企業融資現狀的分析

資金是企業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血液”，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七個方面――國內貸款，利用外資，外商直接投資，自籌資金，企事業單位自有資金，購房者的定金和預付款以及其他資金。

自籌資金主要有企業自籌和向關系人借貸兩種形式，自籌資金表現為在流動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企業向職工集資；向關系人借貸。兩種方式的利率一般高于同期貨款的利率，而且金額較小，對于房地產企業而言，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對于長遠的發展沒有根本的影響。

我國許多房地產企業是通過外資融資的直接融資方面，去獲得資金。這要分兩個部分來說，對于很多已經進入資本市場的大型房地產企業，他們可以通過股權和債權融資輕易的獲得大量資本，去購置土地，去公關，去擴張。但是由于整體宏觀政策的影響，房地產企業越來越嚴重的競爭以及購房人愈來愈理性的購房需求，導致很多房地產企業的凈利潤不足以支撐高額的負債，于是債務危機頻現，而且有進一步滑入深淵的危險。從債券融資看，目前我國企業的債券市場的發展遠遠落后于股票市場的發展，大企業都難以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融集資金，規模小、信譽等級相對差的中小房地產企業就更不用說了。靠股權和債權融資來解決眾多中小企業，尤其是非國有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不現實。

在當前調控政策的背景下，國民對于買房抱有觀望的心態，這就抑制了房屋銷售。銷售量的降低，為了回籠資金，大企業尚且需要降低房價來保證資金的流通，更何況中小企業。然而中小企業在擁有房源的數量以及其他一些軟實力上都存在明顯不足，也就造成了房地產企業較少的預售房款。所以就目前來看，在房屋預收款下降的情況下，房地產企業的發展主要取決于銀行貸款。

（二）企業財務狀況的分析

財務控制薄弱，缺乏具體的財務制度。當前，中小房產企業普遍存在財務控制薄弱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一是對現金管理不嚴，導致資金閑置或不足。在中小企業中，很少有一家制定出較完善的正式財務制度。一些企業的資金使用缺乏計劃安排，使財務陷入困境；二是在資金流入不足的情況下，企業資金支出的審查顯得不夠嚴格，職工各項費用的報銷過于寬松，造成了部分員工的投機行為；三是缺乏對收入、成本、利潤的分析，平時只關注現金流，缺乏對項目工程投入產出比的考慮。

管理模式僵化，管理觀念陳舊。中小企業典型的管理模式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高度統一，表現出企業領導者集權現象嚴重。現場調查發現，多數管理者思想落后，管理能力差，僅憑經驗和感覺管理，缺乏對財務管理理論方法的認識和研究，更缺乏現代財務管理觀念，使其職責不分，越權行事，財務監控不到位，財務管理失去了在企業管理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

少數納稅人文化層次和現代經營管理理念欠佳，不能按照《征管法》和稅務機關的要求建賬，主觀隨意性太大，收支無發票，收入隨意報，記賬的業務只是非開票不可的業務，有的記賬只是形式主義，為了應付稅務機關。財務人員、辦稅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由于新辦企業不斷增加財務人員緊缺，老會計有一定水平，但一人代幾個單位的帳，時間上不能保證；新會計不是缺理論知識，就是少實踐經驗；更主要的原因是企業是老板，工資由老板發，不聽老板的就被炒魷魚，所以會計只能根據老板提供的票據“做賬”、“圓賬”。

二、解決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問題的對策

隨著中小房產企業的財務問題日漸突出，企業要想在市場上走得更深更遠，工作任務就更加艱巨，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

制定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規范的財務制度。加強企業的治理建設，逐步改變企業用人方面任人唯親，家庭成員占據重要的管理崗位，決策上獨斷專行的現狀。引進優秀的管理人才，提高經營決策的科學性，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提高企業的信用水平，來吸引外部投資，爭取銀行貸款。

第7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這份名為《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后，一場針對地方融資平臺信貸風險的“排雷”風暴驟然拉開。自此，收緊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監管措施日漸趨緊，但這似乎無法阻擋融資平臺和銀行“精誠合作”的步伐：如借力影子銀行、以保障房建設名義和質押遠期信用證等手段，地方融資平臺繼續獲得銀行資金支持。

即使進入2011年，地方融資平臺梳理工作已接近尾聲的一季度，大量平臺貸款仍在繼續投放：今年年初幾個月的銀行新增貸款中，有40％流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安邦咨詢研究員李浩表示，銀行貸款持續流入，說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有繼續擴大趨勢。

4月初，銀監會果斷下發的《關于切實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監管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銀行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客戶實行“名單制”管理，該類貸款的審批權統一歸屬于總行，并明確表示除投向與保障房建設的項目貸款可以有少量新增外，其余一律堵死。

至此，銀行終于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平臺無論其狀況如何、資產負債如何，在未來一段不確定的時間內，都很難從銀行獲取資金。　這對地方政府來說可謂“禍不單行”：一邊是銀行“斷”了融資平臺的“奶”，另一邊則是日益嚴峻的通脹壓力下房地產調控不知何時才是盡頭，土地財政在未來幾年難言樂觀。

很顯然，剛剛享受了國家融資盛宴的各地政府，又要為籌錢搞建設傷透腦筋了。而承擔地方政府融資重擔的各色融資平臺，不得不在調整清理中謀求新生。

“在新的形勢下，地方政府在融資問題上需要有新的格局，新的思路。”北京市政府參事柴曉鐘表示。

土地驅動模式不宜過度使用

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和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談到中國銀行的房貸壓力測試時，認為中國老百姓貸款買房的房地產泡沫是可控的，因為首付比例高，銀行貸款處于安全界內。

可是當他提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運作模式時，卻只有兩個字：完了!

在這位日本同行看來，日本的經濟倒在住專(日本的住宅專業金融公司，政府參與房地產公司貸款開發，賺錢，模式類似于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不可控的房貸上，中國的經濟如果要出問題，也會首先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因為政府的貸款主要以高價土地做抵押，在銀行貸款中，對應的土地價格一旦下降，銀行就有危險。如果中國在這條道路上不急剎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果將毀于一旦。

且不論這位日本同行說的是否正確，不容置疑的是，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已經巨大到對金融系統的安全產生威脅。

地方平臺債務的本質，就是本來應該由地方政府通過財政投入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借用融資平臺的殼拿了銀行的錢，形成了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　這種“隱性債務”有多大規模呢?2010年中金公司出報告預測：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不含票據)約為7.2萬億元，其中2009年凈新增約3萬億元。預計2011年底達到約10萬億元。報告稱，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負債約占中國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相當于當年中國外匯儲備的70％!

記者了解，地方融資平臺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經營性質不明確，經營性資產缺乏，經營收入少，地方融資平臺大多既承擔了融資功能，又承擔了投資和經營功能。一些地方政府為增強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不僅把土地作為資本金，而且還將大量道路、橋梁以及公園等公益性資產注入地方融資平臺。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很多建設項目不僅效率低，而且資金需求量大、投資回報率低、信貸風險高，完全依賴地方財政收人償還。這樣一來，平臺和土地之間逐漸劃上了等號：地方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是出讓土地的收入，而平臺資本金的重要部分也是土地，平臺申請貸款時抵押給銀行的抵押品還是土地。很多地方政府不考慮自身經濟發展的狀況，僅寄希望于土地價格的攀升，“大膽”融資，“大膽”建設。

據悉，在2009年的地方財政收入中，土地收入占1.6萬億元。2010年和2011年，各地樓市調控舉措不斷升級，由于土地和樓市的前景不明，未來債務風險也在繼續加大。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信用貸款僅是依靠地方政府財政償還將面臨著巨大風險。

銀監會初步統計結果顯示：截止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約7.66萬億人民幣，其中，按公司化運作、有獨立和穩定第一還款來源、項目現金流能夠覆蓋償還本息的貸款約有2萬億元，只占比27％。而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測算認為，平臺貸款約占銀行貸款總額的18％-20％，其本身不良貸款占比或達30％。由此預計，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將令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5-6個百分點，這將是中國銀行業不能承受之痛。

從2000年前后那場聲勢浩大的“銀行剝離壞賬行動”開始，直到農行上市，中國銀行業剝離了幾萬億的壞賬，其中絕大部分由政府和國有企業負債構成。“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地方政府出現債務危機并無大礙，但金融系統承受不起。不能再因為地方政府融資難就把銀行拖下水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浩認為，這次聲勢浩大的“排雷行動”目標是“圍魏救趙”：明打地方政府，實保銀行。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今后僅靠政府強勢擔保和賣地要獲取銀行貸款恐怕是越來越難了。其實，很多地方政府也已經體會到在目前的大形勢下，“土地財政”不能寄望過高，須設法逐漸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以北京為例，我們再來看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繼2010年北京土地交易突破千億元大關之后，今年的土地交易強差人意。據北京市土地整理和儲備中心的數據統計顯示，1至4月北京共成交60塊土地，土地出讓金規模僅為223億，同比去年同期，分別減少21％及55％。

4月26日，豐臺區長辛店新區、成壽寺及通州新城3塊居住用地雖然均以最高報價成交，但是溢價率都偏低：溢價率最高僅為22％，最低僅為8％。此次成交的3塊居住用地的地理位置都比較不錯，卻接近底價成交。

“高地價、高房價難以持續。”袁鋼明明確表示，高地價對城市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作為政府可把控的資源為城市建設提供資金來源，同時也傷害了城市發展的創新與活力，由高地價引發的房產泡沫顯然已經嚴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并危及社會穩定。從這一年多來國家出臺的系列針對房地產調控政策來看，中央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已趨于明確。

在采訪中有專家提到，對于很多地方政府來說，平臺清理和調整帶來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或許經過這次的清理和整改包裝，一些符合政策要求的平臺也會很快脫穎而出，重新獲

得銀行的青睞；但地產調控看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離開高地價，平臺運作恐難持續，這需要新的思路。

“過猶不及，土地驅動的城市發展模式不宜過度使用”。柴曉鐘表示，地方融資平臺的調整，不是做簡單的加減法，而是要從觀念上、制度上做文章，顯然北京市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了。

“分類清理平臺債務的原則是把項目劃分為公益性與經營性兩大類。”他指出，對于純公益類項目，政府要切實承擔投資責任，對相應的平臺實施明確的“兜底”計劃；對于可經營類的項目，可通過理順價格機制、充實資本金，逐步增強平臺市場生存的能力，讓平臺真正走向市場，接受市場的考驗。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一類公司，政府還進一步加強了項目融資的計劃管理和審批，編報計劃項目，明確具體金額、期限、費率、還款計劃和資金來源等信息，以便從源頭上控制政府債務規模。”

審視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

“在中國，政府的手是‘閑不住的手’，市場的手是‘看不見的手’；國家4萬億砸下后后，‘閑不住的手’更閑不住了，‘看不見的手’徹底看不見了。”這個調侃背后折射的是：2008年之后，投資這架馬車的連續狂奔使得經濟運行中結構性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以北京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例。記者了解，2007年、2008年，這個數據大概是3800億左右；2009年為4800億左右{2010年升至5500億；2011年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預計為6000億。從這一組數字中可見：三年連續上了三個臺階，金融危機時政府的投資拉動應急措施已經變成了常態!

那么，這種投資沖動的原動力是什么?

一組有關各地2011年各地經濟增長速度的數據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在這組數據中，全國只有五六個省份將今年GDP增速定位在8％-9％，其余大部分都在10％以上，更有甚者希望在未來5年實現GDP的翻番。

顯而易見的是，保GDP穩定增長需要高投資來支撐，地方收入和城市化發展同樣也需要高投資來支撐：大量基礎設施投資使得城市迅速向城郊擴展，郊區土地大幅升值，政府從土地中獲得更大收益，然后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投資北京國際有限公司王洪濤博士指出，投資沖動既是地方發展的沖動，也是地方在事權和財權不匹配情況下不得不追求更多非稅收入的結果。

這樣的投資沖動常態化會帶來什么樣的消極后果?

仍以北京為例：由于出口所占比重很小，北京經濟的拉動主要靠投資和消費兩架馬車。2006年后，消費超過投資，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這兩年投資又有回升的趨勢。王洪濤認為，投資應該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做準備，當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過后，未來幾年內應該帶來新的增長，但從北京目前的投資形勢來看，并未帶來大規模的預期收益。

其實不僅是北京，這幾年來各地投資增長速度大都遠高于GDP增長的速度，而在可見的將來，亦基本看不見經濟發展降低對投資依賴的跡象。這說明體量越來越大的投資既未在當期產生應有的效應，亦未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做好準備――投資效率越來越低了，未來發展方式的轉變也愈加困難了。

缺乏市場支撐的政府主導型投資沖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投資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這種沖動下缺乏效率支撐的城市超前建設，有可能透支了城市的未來財力，使政府和金融系統陷于險境。目前各地政府，基本都是圍繞著土地做文章，城市的發展、資金的籌措，多建立在土地價格維持高位并不斷上漲的基礎上，而這種發展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那么，如何解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問題呢?

首先，地方政府正常的建設需求需要得到滿足。這需要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記者了解，一直以來，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使得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匹配，這是地方政府政府融資平臺出現的根源。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之后，稅收大頭歸中央，小頭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事權多，財權少，對于掌握大量財權的省級政府還好一點；對于財權少的縣一級政府，缺錢的地方更多，這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超過50％在縣一級，風險敞口也壓在縣一級政府可見一斑。

“解決辦法有三條”，李浩談到，一是中央讓更多利給地方；二是立法規定地方政府資金不足，可舉債；三就是征收新的稅種，增加地方政府可持續收入渠道。

“在征稅這一點上，我非常認同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所言：東部開征房產稅，西部開征資源稅，這些稅種隨著經濟增長越來越多，穩定而有增長。”李浩表示。

有辦法并不意味著問題好解決。第一條和第三條需要中央拿出大勇氣、大魄力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這恐怕才是頂層設計的真正含義，但這是一個系統性、戰略性的解決方案。第二條則需要地方政府拿出勇氣和誠意，為立法的修改創造必要的條件，目前的平臺清理也算是朝著地方公債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步。

其次，要用市場的力量去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政府要朝著投資決策民主化、財務信息透明化、融資過程市場化、投資管理規范化的方向走，避免政府利用公權力凌駕于市場規則之上。

在這一點上，李浩認為我們可借鑒香港以及日本、美國的經驗，比如日本做投資，政府提供規劃，特殊法人報方案，由政府審查，社會力量進行決策；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管理人要承擔一定的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投資透明化和民主化。

財政部財政所金融室主任趙全厚指出，地方債務隱性化是“市場之手”難以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投資者對政府融資缺乏信心的根本所在。

呼吁政府負債顯性化

在清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過程中，該不該“一刀切”呢?

中央收緊平臺貸款對地方的影響已經普遍顯現。據記者了解，目前一般的平臺公司想從銀行獲取資金變得十分困難。以北京為例，很多融資平臺“從上到下都缺錢”，由于地方融資主要投向基建等方面，因此受到最大影響的或是基礎設施建設。有些平臺不得已與當地大型國企或央企合作，由企業做擔保，間接獲得在建項目的持續投入。

王洪濤指出，這種類似“一刀切”的做法，一方面的確是堵住了已不具備融資條件的地方政府再融資，但另一方面也卡住了一些資產負債情況良好、發展勢頭不錯的城市的融資需求。

記者采訪的大多數專家認為，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其政府負債尚在“良好”的范圍內。

截止2010年6月，北京市共認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44個，融資余額2073億元，形成政府債務802億元。趙全厚指出，總的看來，北京市區縣的融資平臺債務狀況相對好于大多數國內其他地區；但就北京市2009年18區縣共通過融資平臺融資391.26億元的現實情況看，新增債務的幅度也是比較大的，也需要適當控制債務增長的節奏。

我們先看看國際上對政府負債安

全性指標是如何界定的。據記者了解，國際上常用指標主要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是負債率(年末債務余額／當年GDP)，美國規定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在13％～16％之間，最高不得超過25％；

第二個是債務率(年末債務余額／當年財政收入)，國際上通行的債務率是100％，美國是90％～100％；

第三個是新增債務率(新增債務余額／當年財政收入增量)，巴西規定，新增債務率不得高于18％；

第四個是擔保債務比重(年末擔保余額／當年財政收入)，一般來說，這個比重要低于20％，巴西是小于22％。

“應該著重考慮新增債務率和擔保債務率。”李浩分析，上一級政府要控制增量的話，用新增債務率控制比較好；而下一級政府融資平臺往往繞過銀行擔保規定，強勢融資，如果考慮擔保債務率，就可以使融資按正規流程走。這些指標對于我們對政府債務的研究、管理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當前銀行對平臺“一刀切”的做法，其實是“孩子臟水一起潑”，原因是沒法分清“孩子”和“臟水”。

“對投資者而言，政府的資產負債情況基本是一個黑匣子，我們只能得到一些顯性負債消息，而對于占比巨大的隱形負債消息卻一無所知。”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銀行人士表示。

對于在臺理負債水平之內的地方政府，很多專家認為是可率先啟動負債顯性化進程的探索。

趙全厚提出，政府債務的顯性化進程，首先是財務信息的公開透明化。比如他認為有條件的政府，可率先建立比較完整的財務信息披露制度，把隱性債務顯性化，使之進入到政府的資產負債表。這樣做既是對上一級政府負責，也是對老百姓負責、對投資者負責。

他繼而表示，中央此次平臺清理，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地方負債的真實情況。地方政府需要為利益相關方提供足夠的透明的信息，以重塑信任關系。

“對投資者負責，要讓投資者看到政府的負債邊界，重建投資者信心，這是各地政府都要認真考慮的問題。”袁鋼明指出。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陽光化也是當前政府需要做的一件事。

“對于經營類的項目，須建立市場化的約束機制，使平臺成為一個有自己公開透明的資產負債表的經濟主體進入市場去融資。”柴曉鐘談到，讓平臺按市場規則辦事，這是地方債務風險防范的最有效方法，也是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的必要條件，“按市場規則辦事，這樣投資者才能放心。”

李浩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中國政府只有更多考慮平臺融資由政府主導變為民間資本主導，讓更多民間資本進入，這樣才能杜絕政府用非正當手段融資，使融資平臺走上長治久安的康莊大道。他舉例談到，澳大利亞的麥格理基金就是代替政府做城市公共事業投資的，他們可以發債，做股權基金，最后通過上市等渠道退出，整個操作過程都是透明的，有效保證了政府公共事業建設的可持續性。

“此外，政府還應綜合考慮，在財稅、準人、政策等方面，政府是否要主導，如果政府不主導的話，要設計什么考核指標使得整個投資陽光化。”李浩補充道，此外，還應避免新人不買舊帳(避免隨意投資決策)；發債和運營必須分開。

政府財務信息透明化、融資平臺陽光化，將為地方試點市政債創造條件；而地方自主發行公債，被視為解決地方融資問題的“終極”方案。

有專家提到，此前的2009年和2010年，在地方建設資金告急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采取發債的方式為地方政府融資，從“國債轉貸”到“地方政府發債”。表面看來，地方政府融資似乎逐步接近建立地方公債融資制度，因為地方政府在法律名義上擁有了自己的債務。但趙全厚認為，這些改進，雖然能發揮地方債作為一項臨時性籌資工具的作用，也能相對強化地方政府的責任，但無法形成長效機制。

“這相當于風險中央背，蛋糕地方吃，地方無風險，直接拿到大蛋糕，只是權宜之計。”對于若隱若現的“市政債試點”呼聲，趙全厚表示，他本人很贊成市政債的發行，一方面可以解決地方政府融資難問題，另一方面也能通過市場限制投資者行為，但目前發市政債的時機和市場環境并不成熟。

李浩指出，市政債發行至少要滿足幾個條件：第一，修改《預算法》(《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第二，公開地方財政信息(從地方政府普遍債臺高筑的現實狀況來看，這一點很玄)；第三，利率市場化(目前國內利率處于管制，雖有浮動，但浮動空間不足以體現不同地區市政債差異)；第四，給地方一些硬約束；第五，人大必須負起責任。

創新融資模式

“調整融資平臺、創新融資模式是解決地方政府當期建設資金短缺問題的有效途徑。”北京市發改委基礎處相關負責人表示，要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和規范，并因地制宜地創新融資模式。

對于重點建設項目，該負責人以南水北調市內配套工程為例說明：目前計劃建立南水北調融資平臺，通過銀行貸款解決工程建設問題，貸款本息利用水費收入和水資源費償還。

又比如對于重點功能區項目，由于項目集中在該區域內，與主體功能區的開發建設密不可分，需要整體統籌安排。可以考慮建立區域性融資平臺，采用BT、PPP、基金，融資租賃等多種融資手段解決資金問題。

對于融資工具的使用，他認為，對有經營收益的項目，積極采取考慮資產售后回租、發行企業債和中期票據等多種融資方式和金融工具，有效盤活利用存量資產，降低融資成本，解決當前建設資金需求。

關于重點功能區建設，柴曉鐘補充介紹：北京市正在考慮設立重點功能區建設發展基金，即通過市區兩級基金和項目公司的三級放大，形成循環調度的資金池，既可以解決投資即期和收益遠期的結構性矛盾，又可搭建社會資金供給與重點區域建設的對接機制。

對于該基金的籌備設立，專家們均持肯定態度。在一些人看來，北京市很早就開始了政府融資平臺融資模式的新探索：比如北京推出的1+3+N模式股權投資基金，即以引導基金形式放大政府投資、吸引PE在北京發展。北京在這方面有經驗教訓，有心得體會。

“基金成功的關鍵，是基金管理機制和退出機制的設定”李浩表示，要讓社會資本放心，第一是要把包分拆，明確到項目，這樣才能有明確的收益；第二，要以市場化的手段運營基金，避免行政干預；第三，退出機制要明確，如采取項目回購，需要明確回購的條件、比例和價格。

“面對地方政府資金短缺的現有困境，我非常贊同厲以寧的觀點，成立一個公共事業投資基金。”

李浩表示，這樣的基金由中央、地方、銀行三方合作成立引導基金，發債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用這些資金做投資，不斷放大政府投資的效應，真正起到四兩拔千斤的作用。李浩指出，在一個基金試點成功的基礎上，可以不斷擴大范圍，形成一系列的公共事業蓄水池。比如高速路、水務、垃圾等領域，這樣可以把政府財政預算杠桿化，不僅能很好地約束地方政府開支，給地方形成長久穩定的財源，還能改變政府投資低效率運作，可謂一舉數得。

王洪濤提到，當下，對于那些缺錢的地方政府來說，當務之急不妨借鑒在美國實施50多年，最早是為解決地方財政不足問題所采用的租稅增額融資制度(TIF)，引進該制度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籌措建設資金的能力與彈性。

第8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系統；宏觀經濟波動；經濟周期

中圖分類號：F8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6-0079-02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宏觀經濟學對于經濟周期的解釋大體可以梳理為以下幾大流派：一是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周期理論，將經濟周期歸因于貨幣和信貸的擴張收縮，引起經濟的繁榮和衰退。認為貨幣是影響總需求的最基本的因素。擴張時，利率下降，投資增加，經濟走向繁榮；收縮時，利率上升，投資減少，經濟則走向衰退；二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薩繆爾森為代表的乘數―加速模型認為，I增加―產量y增加―I更大―y更大―經濟的繁榮；產量Y達到一定程度時，社會總需求和資源的限制會使產量增加困難―I下降―y的下降―經濟蕭條；蕭條持續，產量回升―I的上升―產量增長-經濟復蘇繁榮―該模型說明乘數和加速數的相互作用導致總需求的規律性變動，從而引發經濟波動；三是政治周期理論，代表人物諾德豪斯。經濟波動是政治因素的作用，新的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會影響國民經濟的階段性發展，從而使得經濟同政治同一個周期發展；四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技術沖擊是經濟波動的根源。技術變動會引發產出、消費、投資和就業等實際變量的波動，而且技術是最持久的變動因素；經濟周期導致的產出波動不是實際GDP對潛在GDP的偏離，而是潛在GDP自身的變動，即周期表現為經濟趨勢本身的波動，不是經濟圍繞某個趨勢的波動，也就是周期不是偏離均衡，而是均衡自己變動。既然本身經濟是均衡的，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沒必要干預經濟。代表人物是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普雷斯科特，基德蘭德；五是建立在信息障礙條件下的貨幣周期模型，代表人物―盧卡斯。價格和工資變動的錯覺會使得人們提供的勞動力過多或不足，從而導致產出和就業的周期性變動；六是心理周期理論 。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樂觀和悲觀的預期態度會引起經濟繁榮和蕭條的更替，媒介是投資。但2007年以來世界金融危機中出現的一些現象并不能為傳統的宏觀經濟周期理論所解釋。例如，美國五大投資銀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全球融資成本急劇上升并加劇了經濟衰退。此后美國政府沒有再讓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機構直接破產清償，反而不惜對金融系統注資超過7 000億美元之巨，拯救了包括AIG、花旗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重組了美林證券，華盛頓互惠銀行等其他一些金融機構。2009年2月到5月，美國政府對國內的主要銀行進行了壓力測試。檢測了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的最差情況下，美國銀行系統是否仍然安全，需要補充多少資本金。并隨即向社會公布了壓力測試結果。雖然壓力測試的結果在公布之后一直備受置疑，但是今天回頭看來，壓力測試及其結果的公布極大地緩解了市場對于美國金融體系的疑慮，穩定了投資者的信心，并對美國經濟的復蘇產生了重要和積極的作用。

為什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清償會立即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融資困難并加速經濟衰退？為什么美國政府可以允許通用汽車公司破產清償，但卻不能再接受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清償？為什么調查美國銀行系統的健康狀況而不是任何其他行業的健康狀況、競爭力水平對美國經濟的復蘇產生了如此重要的影響？為什么在避免經濟持續衰退、促進經濟復蘇的過程中，金融系統如此重要？這引起了學術界對金融系統功能與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重新思考。顯然，金融系統運行是否正常，也是影響一國經濟的重要原因。傳統經濟周期理論忽略了金融系統及其功能。本文試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討。

二、金融系統與宏觀經濟

現代經濟體中金融系統最基本的功能是融資。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擁有富裕資源的人是儲蓄者，他們帶來了儲蓄（S），而需要富裕資源的人是投資者，他們需要投資（I）。宏觀經濟平衡的基本等式就是：

也就是所有的儲蓄剛好等于投資。這時，整個經濟的整體收入正好等于消費（C）、投資與政府支出（G）的和，總收入正好等于總支出，宏觀經濟也就自然達到了平衡。

但是，令儲蓄轉換為投資的現實過程總是存在種種問題與風險。美國學者米什金（Mishkin）指出，在所有的投資和融資過程中，都面臨著信息不對稱問題。金融系統或金融市場的存在正是為了解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種種問題而應運而生的。例如，一個家庭主婦面臨借款給鋼鐵公司讓其新建生產線的機會，但這個家庭主婦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能力去了解鋼鐵公司的財務狀況，盈利能力，產品的市場前景等等，更不用說進一步監督鋼鐵公司是不是將這筆資金用于投資金融衍生品等高風險活動。由于信息不對稱，如果沒有銀行，個體儲戶不會借錢給自己不熟悉的鋼鐵公司。反過來，鋼鐵公司得不到千千萬萬個如同家庭主婦的貸款，也就無法新建生產線。現代金融機構如銀行出現之后，許許多多個體儲戶把錢放在銀行，銀行就可以給鋼鐵公司貸款新建生產線，委派專業人員核查企業的財務狀況，了解產品的市場前景和后續監督鋼鐵公司有沒有將貸款挪作他用。這樣信息不對稱問題就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解決。不僅商業銀行，包括證券研究（提供各種報告說明宏觀經濟、公司、行業的狀況和前景）、信用評級機構（提供借款者償債能力和意愿的評級），上市公司定期報告（披露公司的經營，財務等等判斷公司前景的信息）等等一系列金融機構、制度和金融產品的存在，都與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有關。正是金融系統以及各種金融工具的出現，相關制度與產品的正常運作，才使得宏觀經濟保持了穩定與增長。一旦金融體系出現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一方面企業家無法獲得資源進行新的投資，而沒有投資就沒有新的產能擴張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每一分錢的儲蓄對應著相應的產品和勞務，企業家不能獲得體現這些產品與勞務價值的資金去投資，也就意味著這些產品與勞務的產出過剩。當儲蓄轉換成投資的通道不暢通之際，被宏觀經濟學家視作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等式：I = S

就不再成立，宏觀經濟就會失衡，于是經濟蕭條就出現了。

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包括倫敦銀行間市場利率在內的許多借貸利率都出現了飆升，許多短期借貸幾乎在一夜間消失了，大量實體企業出現了融資困難，導致了實體經濟進一步衰退。雷曼兄弟破產之后的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表現，直接顯示了金融系統融資功能受損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是金融系統功能受到損害并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典型案例。由于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會影響整個市場對于金融系統的信心，影響儲蓄向投資的傳導渠道，對宏觀經濟正常運行構成系統性風險，因此美國政府不惜斥巨資拯救其主要金融機構，同時要進行“壓力測試”，向社會說明金融機構的健康狀況。而通用汽車公司破產，只對宏觀經濟造成局部影響，這就是美國政府對待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的態度差異巨大的原因。日本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經歷了“失落的十年”。從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來看，90年代日本的勞動力供應，土地供應，技術水平與80年代并未出現巨大的差異，但日本經濟增長卻出現了長期的停滯。原因是日本銀行系統處理壞賬用了太長的時間，造成了投資者信心低迷，金融系統的“亞健康”狀況導致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

三、 宏觀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應當包含對金融系統的研究

金融系統運行及其功能對于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探討，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宏觀經濟模型應當討論金融市場的功能和穩定性并將其作為研究經濟周期的重要變量。因為金融系統本身的健康是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可能造成金融系統出現問題的因素也將會對宏觀經濟的波動造成影響。例如，對于金融系統的一個分支銀行業而言，存在著包括流動性風險、財務風險（高杠桿風險）、信用風險等多種系統性風險，這些風險一旦出現就會導致銀行業的危機，進而影響到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經濟學家需要從理論上去關注銀行業出現的中觀層面的問題，并將其納入宏觀經濟模型加以考察。除了銀行業保險、信托、證券等金融系統的其他行業有哪些內在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出現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等等，都應作進一步研究的討論與研究。

其次，在政策層面上，宏觀經濟的決策層應當將金融系統的安全性指標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例如，是否應當持續性的采取擴張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否應當加息，不僅應當關注就業、通脹、經濟增長等宏觀指標，同時也應當關注中觀的金融系統的安全性指標，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信貸占GDP的比重等。以2009年中國銀行業近10萬億的信貸為例，由于信貸投放過猛，目前中國的銀行業整體健康狀況已有下降趨勢。這種情況下，繼續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銀行信貸支持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使用必須更加謹慎小心。我國政府在實踐中已開始關注金融行業的中觀指標并將其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但如何將其理論化，值得宏觀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

最后，米什金還指出，在儲蓄者與金融機構之間也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比如說儲蓄者不知道那家銀行是健康的，因此當一家銀行破產之際，所有人都會去銀行把錢取出來。市場恐慌而引發的“羊群效應”也是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通常情況下，是政府提供儲蓄保險（如美國政府提供的儲蓄保險是，無論哪家銀行破產，個體儲戶的儲蓄總能夠得到國家全額賠償）或者是銀行國有化（如近期愛爾蘭對于國內盎格魯――愛爾蘭銀行的處理就是將其國有化，中國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也被普遍視作為國家信用支持），通過國家信用讓儲蓄者放心，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政府再重新著手解決銀行系統內部的問題。但現在許多國家經濟體都負債高昂，希臘等國出現了債務危機，國家信用亦受到質疑。如何解決對國家信用擔心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筆者以為，加強市場的信息透明度是一個好辦法，美國政府進行的銀行壓力測試提供了一個良好范本。通過公布更多的關于銀行的信息，美國政府解決了區分好銀行和壞銀行的問題，進而恢復了整個市場對于國家金融系統的信心。因此，金融系統應當定期提供有關自身的更多信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維護金融系統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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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rederic S. Mishkin.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is: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J］.NBER Working Paper，5600. May, 1996..

［3］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Ouarterlv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4, pp. 488―500 .1970.

第9篇：如何解決債務危機范文

美國華爾街曾經流行一句名言：“如果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就將它證券化。”資產證券化是當年金融領域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從其出現以來，在世界范圍內迅猛發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紀90年代，我國引入了資產證券化，并將它視為解決商業銀行風險、資本充足率以及不良資產等問題的有效手段。但是，隨著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歐州債務危機惡化，資產證券化已經成為“金融風險”的代名詞。

從金融創新角度看，資產證券化是債券市場深度發展的必要過程，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是國際金融市場非常重要的一種短期融資工具。雖然，美國次貸危機與資產證券化直接相關，但是應該理性地分析導致次貸危機的原因，不應該因噎廢食。在美國，后危機時期重啟了資產證券化之路。根據美國債券市場協會統計，2011年，美國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規模已達到1.7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國債的發行量。其中，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產品在金融市場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在我國，因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導致實體經濟持續低迷，隨著金融改革逐步推進，暫停了四年之久的資產證券化于2012年重新啟動。2012年8月，旨在將非金融企業資產證券化的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也塵埃落定。2012年9月7日，國家開發銀行以簿記建檔、集中配售的方式向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規模為101.6644億元的“2012年第一期開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美國次貸危機后的首單資產證券化產品正式發行具有重要的意義，意味著我國資產證券化重啟后，其力度和進度都在加大。如果試點順利，未來的資產證券化額度突破1000億元將只是個時間問題。

眾所周知，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的規模龐大，發展十分迅速，在整個經濟運行體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我國經濟金融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11年，我國 GDP的65%、稅收的40%和就業的75%均是由中小企業創造或是提供的。但是，中小企業只得到了貸款授信總額的40%。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少、融資難度大與其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作出的貢獻及其發揮的作用極不相稱，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已成為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在資產證券化重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雙重背景下，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對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ABCP的運行機制與國外市場發展

（一）ABCP及其運行機制

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s.ABCP）是一種具有資產證券化性質的商業票據，它一般由多個金融機構、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把能夠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出售給特殊目的的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將資產產生的現金流作為基礎發行商業票據，出售給投資者以取得所需資金的短期融資工具。換言之，ABCP就是指原始債權人把應收賬款等資產作為抵押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再由特殊目的機構以這些資產作為支持發行票據，在票據市場上公開出售所發行的票據。一般而言，ABCP的發行期限不超過1年，在美國，一般不超過270天。因此，它可以適用于中小企業這類發行主體的短期融資需要。ABCP證券化的過程中還需要信用增級機構、評級機構、票據承銷商，以及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的參與。此外，資金賬戶的托管、票據的出售、日常事務的管理、基礎資產的回流等都需要發行人和服務機構的參與配合。評級機構的初始評級和跟蹤控制、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意見書以及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等都是ABCP證券化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圖1為一個典型應收賬款資產的ABCP證券化運作示意圖。

ABCP作為一種短期融資工具，其具有資產證券化和商業票據的雙重特點：①要求信用級別高，違約率低；②發行期限短，流動性強；③支持資產豐富，選擇權多；④風險控制全面，安全性高等等優點。與此同時，ABSP又有自身的特色：企業資產進入證券化后，其應收賬款是不斷發生的，則企業能以循環的方式進行融資。與企業債不同，ABCP因需要相應的資產作為抵押，融資風險相對企業債來說更低。因此，市場對信用等級較低的中小企業給予信任，ABCP可以作為解決中小企業短期融資難的一種渠道。

（二）國外ABCP發展

20 世紀70年代，隨著貨幣市場基金的出現，商業票據的融資成本相比于銀行貸款具有明顯的優勢，美國的商業票據市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自1981年美國美林集團發行了一期中期的票據以填充長期貸款和商業票據之間的空隙之后，美國福特公司作為首家非金融機構也發行了中期票據，資產支持商業票據從此誕生。與此同時，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也推動了直接融資市場的崛起，眾多公司期望通過證券市場發行債務形式的工具籌集資金。1990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修改了控制貨幣基金投資的條款，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評級在A2/P2及其以下公司商業票據的數量被嚴格限制。隨著資產證券化的技術不斷創新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基金投資條款的修訂，美國ABCP市場步入了一個迅猛發展的時期。ABCP這一融資工具使得眾多中小企業能夠進入票據市場，其重要性和市場地位也逐年上升。由圖2可知，從2001到2007年，ABCP發行總額及其所占的比重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2001年，美國ABCP市場的發行量為6897億美元，其余額占商業票據總額的47%；到2005年，ABCP市場的發行量達到了8692億美元，其余額占商業票據總額提升至53%；至2007年，ABCP市場的規模達到歷史最高峰，超過了1.2萬億美元。但是，經歷了次貸危機之后，截至2012年12月，商業票據的市場中ABCP的發行規模只有2994億美元。

對于ABCP市場而言，美國市場規模最大，歐洲的市場次之。歐盟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其票據市場也有較快發展，ABCP流通額已從1997年的258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4074億美元。2004年，歐洲ABCP發行在外總量達到2768億美元，占歐洲商業票據市場的比例超過25%。總的來說，從2001年至2007年，無論從發行總量還是占整個票據市場的比例方面，歐洲ABCP市場都有明顯上升。日本的ABCP市場在進入21世紀以后也有著長足的發展。日本ABCP項目的大部分是由信用評級機構提供100%的全額保證，因其ABCP安全穩妥的優勢，日本ABCP發行金額基本已經和商業票據發行總額相等。

歐盟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其票據市場也有較大的發展規模。ABCP市場規模從1997年的258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07年的4074億美元，占歐洲商業票據市場的比例穩步提高。日本的ABCP市場在進入21世紀以后也有長足的發展，其ABCP項目的大部分是由信用評級機構提供100%的全額保證，因其ABCP具有安全、穩妥的優勢，在日本ABCP發行總量與商業票據發行總額基本相等。

三、ABCP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應用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及ABCP發展現狀

我國中小企業由于自身存在著規模小、管理不到位、抗風險能力差等種種缺陷，在融資中始終處于劣勢，融資成本也不斷攀升。近年來，由于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以及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推行集約化和授權的經營，貸款審批權逐級上收，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這種嚴格集中的信貸管理模式嚴重制約了中小企業獲得信貸資金的可能性。據中國銀監會統計，2012年12月，中資全國性大型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額度超過34萬億元，其中只有不到4萬億元貸款落實到中小企業，占全部貸款比重不足15%，中小企業面臨著極大的融資困難；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也難以從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緩慢，退出機制不健全，加之中小企業信用水平整體不高，直接導致風險投資對我國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微弱。

2000年，中集集團通過國際貿易短期融資的方式首先嘗試ABCP，開創了國內企業利用ABCP進行短期融資的先例。中集集團用14天的時間，把原需138天才能回籠的資金全部回收。更重要的是，該應收賬款被中集集團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去，既用低成本獲得了資金，又降低了公司的資產負債比率，優化了資本結構。2005年12月，30.17億元建元證券和41.77億元的開元證券的問世，100億元的聯通CDMA租賃費收益計劃和華能瀾滄江水電收益資產支持計劃等9家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獲批，標志著我國在企業資產信貸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8年10月，我國銀行間市場啟動中小企業短期融資券試點，截至2009年10月末，已有8家中小企業累計發行2.65億元短期融資券。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我國的資產證券化也此停滯了四年之久。事實上，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我國絕大多數是優質資產的剝離，其安全性極佳，與美國的資產證券化有著本質的區別。2012年以來，我國資產證券化的步伐越走越快，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閘門也再度開啟。

（二）ABCP融資工具的優勢

從中小企業的角度來看，ABCP融資工具具有以下優勢：

1.票據可以循環發行。一般而言，ABCP不是操作一次而是可以循環發行，特殊機構可以通過新一輪的滾動融資方式償還已經到期的ABCP。

2.支持資產豐富多樣。ABCP的基礎資產種類非常豐富，應收賬款、設備租賃等都可作為支持資產。

3.發行審核制度寬松。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是ABCP的主要管理部門，發行實施備案制且優于發改委、證監會等部門產品的審批。特別是在中小企業融資方式的寬松政策扶持下，企業使用ABCP的審批時間將大大節約。與此同時，在我國銀行間市場發行公募，投資需求旺盛且資金普遍充裕，相比其他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交易場所，ABCP交易流動性更強、更加活躍，也更有利于發行。

4.發行期限靈活。在美國，ABCP的基礎資產一般為企業應收賬款，其期限短且流動性強，發行的期限為90天到180天不等。在我國，ABCP的發行與國外成熟產品有一定區別，發行期限可以靈活多變，可根據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進行設定。有些ABCP的期限甚至可以達到五年或以上，這樣可使得企業更好的安排資金，這也是ABCP與其他資產證券化產品最本質的不同。

5.企業融資成本較低。ABCP使用信用增級和流動性資產支持等結構設置，大大降低了票據的信用風險，使得原始票據的級別達到更高的評級。因此，ABCP能以比銀行借款和商業債券更低的成本獲得所需資金。

6.資金使用效率提高。ABCP的發行實際上是將企業未來的現金流以出售債券的形式提前變現，企業則可取得資金并進行再投資，從而使得資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

此外，擁有大量應收賬款的中小企業，其ABCP的發行規模不受凈資產規模的限制，解決了中小企業無實物資產融資擔保的難題。與此同時，企業募集的資金使用受限較少，資金只要在規定文件中披露用途，且用于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即可。

四、ABCP回歸正軌面臨的風險與對策

（一）我國ABCP發展面臨的風險

在我國，ABCP仍屬于萌芽階段。由于金融市場環境和法律規定的不同，我國的ABCP融資工具與國外成熟產品存在著許多不同，這也就導致一些新問題的出現，使得ABCP的發行面臨新的風險。從宏觀經濟環境來看，一方面，我國還不能實現人民幣利率市場化，且商業票據的發行流通的范圍和規模非常有限，ABCP的發行、定價、風控等都會受此影響；另一方面，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不能設立公司型的特殊目的機構，這使得ABCP發行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風險。《證券法》也有規定公司發行債券不能超過其凈資產的40%，這也使得ABCP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從微觀操作方面來看，一方面，我國基礎資產池相比也國外證券化資產池而言，結構單一以致信用風險不易被分散，且資產的現金流不容易確定；另一方面，我國ABCP的期限與國外發達產品相比要長很多，這對于經驗不太豐富的國內信用增級機構來說是巨大的挑戰。在信用評級方面，企業在發行ABCP的過程中，行政性和計劃性的評級仍占主導。另外，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波動性大，很難找到穩定的現金流規律，從而難以對ABCP進行恰當地定價，中小企業的應收款規模較小、分布較廣，這與ABCP資產規模和實際操作的要求不相符，可能會帶來較大的風險。

（二）應對風險的解決方法與對策

1.產品條款設計保持靈活性。多資產出售方的融資結構，它在美國市場中也是最為傳統的，占比最大的融資方式。融資的發行方由多個公司客戶構成，這種方式下出售方不會披露給ABCP的投資者，因此，出售方可以匿名進入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避免基礎資產被清算的風險。

2.確實做好信用評級。采用多資產出售方的融資后，資產出售方的信息將會被隱瞞，相關的信用保護機制無法運作，這就需要對ABCP交易進行評估。ABCP主要靠潛在基礎資產的未來現金流償付，因此，我國在信用評級過程中應注重基礎資產的質量，集中分析基礎資產的特征、出售方資產質量及其債務人的風險，重點關注破產隔離的狀態、利益真實的轉移狀態、證券利益的有效保護和分配等方面。在構建產品的風險識別、計量評估方面，可以引入經濟資本、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等方法，全面詳盡地反映基礎資產運作所面臨的各類風險，從根本上防范ABCP的信用風險。

3.拓寬基礎資產的資金池。在基礎資產的種類方面，只有擴大基礎資產的種類和范圍，才能有效分散風險。常用的基礎資產包括信用卡應收賬款、企業應收賬款、貿易應收賬款、汽車貸款、設備貸款和租賃等。中小企業發行ABCP是應盡量拓寬基礎資產池，這才能使得ABCP發揮其特有的優勢。

4.優化發行程序。ABCP在美國大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可以規避1993年證券法對于發行注冊的諸多要求。因此，我國ABCP的發行制度制定，應在考慮風險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對產品發行進行簡化，尤其是對中小企業而言，簡捷的發行管理程序是我國發展ABCP的重要保證。

現階段，我國ABCP融資項目還處于探索發展和試行階段。從ABCP融資項目開始推行至今數百億的規模來看，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資產證券化和企業短期融資市場的發展，相關法律制度的健全和信用評級能力的提升，ABCP這種低成本而且便捷的融資工具必然會迅猛發展，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也有望得到很好的解決。

參考文獻：

[1]劉傳哲，史國慶.資產支持商業票據：中小企業融資新渠道[J].證券市場導報.2006（07）：6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