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史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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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職；國際貿易；校本教材；實訓教學

中等職業教育是有別于普通教育的一種特殊的教育模式，重在培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的第一線的實用型人才。入世以來，眾多進出口企業反饋：對學歷并沒有嚴格的要求，最主要的是能力。面對市場有利契機，中職國際貿易教學采用幾近真實的國際貿易模擬環境，讓學生在其中親身實踐。并建立起以實訓為主體，理論為支撐的任務引領型教學體系。只有學生將知識轉化為技能才能使中等職業教育以市場為導向的原則真正落到實處。

1、任務引領、創新教材。

長期以來，中職國際貿易專業教材傳統，與實際就業崗位脫離，不利于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和職業能力的養成。校本教材的開發以長期進行國貿專業教學的一線教師為主體，以工作任務為中心引領知識、技能和態度，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讓學生在完成工作任務的過程中學習相關理論知識，發展學生的綜合職業能力。以上海市現代職業技術學校《國際商務實訓指導》為例，教材以進出口業務中最常見的結匯方式（L/C、T/T、D/P或D/A）和成交方式（FOB、CFR、CIF）分別設置T/T+FOB、T/T+CIF、T/T+CFR、L/C+CIF、L/C+CFR等項目；項目下各設一對“教學活動”和“體驗活動”；“教學活動”以生活中的實例為“項目背景”，通過“項目分析”要求完成“項目任務”；然后在“項目實施”中分步驟以各角色模擬從簽訂外銷合同，到備貨、租船訂艙、報檢、保險、報關、出運、制單，直至付匯/結匯、退稅等進出口的必經過程。“體驗活動”可以充分激發學生的成就動機。學生按項目要求，對項目背景進行分析，繼而完成項目任務。事后學生和教師都可以根據任務完成的情況評價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活動能力。通過技能水平的訓練，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創新能力。

另外，校本教材整合了其他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的內容，反映出中職特色。比如英文函電的使用以及英文單證的制作與國際貿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為了加強這方面的訓練，部分外貿函電的內容也被整合進去。教學中，業務流程的講解和外貿函電的應用結合在一起，每一個環節中英文相對應，步驟力爭和實踐環節相符。

任務引領型課程打破了過去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踐二元分離的局面，以工作任務為中心的教學，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一體化。

2、技能訓練、理論檢驗。

模擬操作貫穿于國際貿易專業實訓教學的始終。理論變成了實訓的附屬。實訓不僅把枯燥的專業知識變得豐富精彩，更可以幫助學生有效地理解記憶。比如《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

解釋貿易術語CIF：賣方必須支付合同規定貨物運至內定目的港的運費，并自付費用辦理投保手續，但很多學生經常混淆買賣雙方的權力義務。在模擬實訓中租船訂艙，填寫投保單都必須在“出口商”

角色下完成。再如，《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中所謂“單證相符”、“單單相符”也在實訓過程中得以很好的體現。以L/C+CIF為例，在履約操作中我們需要制作合同、信用證、商業發票、裝箱單、匯票、投保單、報檢單、報關單、核銷單等眾多單證，只要單據之間表面不一致，單證中心將提示單證錯誤。除此之外，實訓還給學生提供了進出口報價及核算等練習。

國際經貿局勢瞬息萬變，國際貿易政策也是重出不窮，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及時補充國際經貿領域的新進展和實際業務需求。比如匯票通常被作為重點放在“支付工具”上，而國際貿易實際使用的匯票是由出口商開出的“收錢工具”，這是一種特殊的商業匯票。

教師可以講明這種“國際貿易匯票”的特點和使用，以免與后續的托收、信用證涉及的匯票相混淆。全方位、多角度、大容量的技能訓練解決了學生的學習難點，檢驗了書上的理論知識，使教學真正跟上時代的步伐。

3、綜合實訓、培養創新能力。

從技能到能力，這是質的飛躍。綜合職業能力既包括專業業務能力，又包括社會能力。中職生可具體為：實踐動手能力，自我學習能力，社交能力，創新能力等。現在，許多國際性大公司在招聘人才時，十分注重應聘者的能力。能力的類型不同，培養也就各有差異。

首先，要了解和分析預測今后學生可能就業的相關崗位，明確各專業的職業能力結構，確定專業所需的基本技能和專業知識，并建立健全考核評估體系，把能力培養始終作為教學設計活動中的一條主線。其次，在教學中始終貫徹啟發性教學原則，以因材施教為基礎，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重點，積極開展綜合實訓，全面進行綜合性的職業學習和訓練。

國際貿易專業實訓課與文化課不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講解者，而是指導者、咨詢者；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地獲取。自始至終主體是學生，他們的積極性被最大限度地調動。教師讓學生分組組建公司，自己在實訓平臺上尋找商品和客戶，自己設計產品目錄、宣傳廣告。以進出易的基本過程為主線，以具體的進出口商品交易為背景，針對進出口貿易中業務函電的往來，包括出口報價與還價，核算、交易條件的磋商、出口合同的訂立、信用證的審核與修改、出口貨物的托運訂艙、報檢通關、辦理保險、結匯、退稅等主要業務為序進行訓練。

國際貿易專業核心技能課程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模塊，它與其它模塊是相互聯系、相互滲透、互動發展的。集中的綜合訓練，涵蓋了外貿函電、國際貿易實務、國際市場營銷、國際物流與貨代、報關理論與實務等多門課程，通過全套單據的制作，讓學生掌握了與外商建立業務關系的整個流程。系統所屬部分項目與職業資格證書接軌。采用這樣的綜合實訓，把看似繁雜的貿易流程，通過真實案例進行展現，并使之與實際操作環節相溝通，不僅強化了學過的知識，還培養了學生們的上崗能力和創新精神。

4、校企互動，可持續發展。

由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主要是為了培養第一線的實用型技術工人、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因此，實訓期間可讓學生看到真正的運輸工具、集裝箱、海關監管場所，參觀海關報關大廳和檢驗檢疫機構，還可以直接聘請有經驗的從業人員來校講課，使學生在步入社會之前對行業及時了解。

學生未來職業的變化與他們自身的發展要協調起來，光靠課堂上的動手操作和模擬實踐是不夠的，學校教育應該和社會實踐滲透結合。學生進入進出口公司實習，企業成為學校的實訓教學基地，不僅使學生加深了專業理論知識，熟悉了企業業務的具體運行，而且還積累了經驗，提高了綜合知識應用和實際操作的能力。

同時，外貿企業從中發現和選拔人才，實現用人單位“零磨合”期的需求。校企合作培養了學生在未來實際工作中自我調節、自我發展、自我更新的能力，使學生既具備上崗就可以較好地上手工作，又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劉紅燕。高職類國際貿易專業教學改革的探索與實踐[J].山東農機化，2004.

第2篇：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小學語文；備課工作；建議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發展，對小學語文教師的備課工作也更加重視。教師的備課工作不僅僅只是將教學要求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樣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學習熱情。

一、教師備課活動中面臨的問題

1.復制已有的教學課件

備課工作是教師教學工作的關鍵步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時間一久又會喪失新鮮感，會覺得十分疲憊，所以許多教師就將它當作一種很耗時間而又沒有樂趣的無聊的勞作，在上課之前沒有安心下來認真做好備課工作，只是在網絡上復制已經有的教學課件，不管不顧地復制，也不想想這些教學課件是否適合自己的教學活動，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習慣。雖然相同的教學文案能夠學目的與練習，是挺不錯的，尤其是對于年輕的教師提升課堂教學成效是有一定好處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學文案的活動中也會出現錯誤，某些教師就會依靠整體的力量，變得更加懶惰，致使自己的教學技能落后，出現語文課堂的教學成效不佳等情況。

2.過分依賴課本

很多語文教師在備課活動中只是重視課本中需要教學的重點知識，而忽略了學生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樂趣與經歷，致使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因缺乏教學經驗而無法應對一些意外情況，師生之間就缺少了那份溝通。另外，因為太關注課本上的知識，教師不重視知識的開拓與創新，跟不上時代步伐，而備課的東西又枯燥單調，有些已脫離時代的發展了。此外，有的教師不仔細，在平常寫字寫得很不錯，可是在備課活動中完全看不出來，字寫得很亂。還有一些教師的備課很倉促，內容簡單，毫無新意。許多教師在上完當天那節課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沒有對今天所傳播的內容進行歸納整理。許多教師的教后語只有簡單的幾句話，沒有教學活動的優點與缺點，無法起到提升教學效果的積極作用。

二、對于小學語文教師備課工作的建議

1.仔細研究課本

教師在備課過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點，不僅要分清各個專題在課本中的位置，還要把握好每冊之間的關系，做好章節的處理工作，仔細思考每冊課本之間的關系，做到從整體上了解課本，進而確保備課活動的順利進行。例如，在講解《草》時，一定要仔細地鉆研課本，對于不了解的生詞一定要查找有關的教學信息，傳授給學生正確的“枯”與“榮”的關系，不可以輕視。并且教師自己也要多多誦讀課本，還要帶著感情地去朗誦，才可以了解作者當時想要表達的思想。教師還應認真研究教材，在每個教學步驟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對教學過程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這是我們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師還要努力做好一節課的備份工作，查詢資料，準確把握新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對于語文課文的知識要保證非常熟悉，做好課堂練習的準備；還應正確地認識學生，設計好教學活動。在備課的活動中，教師一定要具有較高的責任意識，還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學習能力，如此，我們才可以確定教學工作。

2.要多儲備語文內容

課堂教學的好壞和教師的知識積累是有聯系的，所以，語文老師在準備教材課件的時候要查找很多教學資料，以更多地累積有用的教學材料，為上課做好充分的準備。例如，可以仔細查找有關作者生前的事跡、寫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學材料，來更好地了解課文的中心思想，另外，還要仔細考慮怎樣將這些教學東西傳播給學生，讓學生懂得語文教學的意義。在查找教學材料的時候，可以借助網絡進行查找，也可以閱讀有關的教學刊物等。

3.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

在備課的活動中，教師要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重視學生個人的發展，爭取備課工作的順利開展。在準備備課工作的時候，教師還要預設在課堂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及時處理學生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而知道教學的主次，努力思考處理突發事件的方法。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要挑選適合學生的學習能力的。例如，當教師在教學《筍芽兒》這篇文章的時候，在教學導入環節可以出示筍的圖片，給大家看筍尖在哪兒，學生一個個指著筍尖所在的位置，這樣就能激發起學生對小學語文的學習熱情，不但讓他們認識了什么是筍，也能讓他們了解到生活中筍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識，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學效果。

總而言之，教師只有將上課的知識和學生實際的學習科學地聯系起來，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主地跟著老師的思維去學習，才能夠有效加入教師的課堂教學，和教師進行有趣的溝通，才可以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參考文獻：

[1]李海旭.淺談小學語文教師的備課[J].教育實踐與研究：小學版，2009（02）.

[2]趙亞紅.加強教學反思，促進教師成長[J].新課程：上，2012（07）.

[3]張燕林.小議備課過程中的要素[J].人力資源管理，2010（02）.

第3篇：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中國文學；醫患關系；道德缺失；倫理建構

醫患關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形成的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是由以醫者為主體的人群與以患者為主體的人群構成的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①早在20世紀初，西方國家的醫患矛盾就已突顯出來。一些國家隨即出現了保護病人權益的運動和法案，描述醫患關系的世界文學作品也應運而生。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的醫患關系逐漸惡化，許多作家也敏銳捕捉到這一社會痛點，并通過作品對此進行了思索與反映，如陸星兒的《精神科醫生》，徐世立的《兒科醫生》，畢淑敏的《術者》等系列小說，江灝的《夏天的太陽》、六六的《心術》等作品真實描述了疾病對人身心的戕害，再現了在疾病的治療過程當中醫生與病患之間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和倫理關系。

一 目前醫患關系中的道德缺失

醫患關系是醫療過程當中醫生和病患之間最基本的關系，應該是一種相互信賴、親密合作的關系。但在現實生活中，醫患關系卻因多種原因變得相互對立、劍拔弩張。醫患關系中的道德缺失主要體現為醫患雙方權利與義務不對等、雙方關系物化和彼此缺乏理解信任。

1.醫患雙方權利泛化而義務弱化

和諧醫患關系的實質是醫患雙方權利與義務的對立統一。由于醫生與患者在醫學知識和技能上的差距，一些醫生往往憑借自己在醫療中的主導地位，忽視病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畢淑敏在《術者》中對醫生的這一職業弊病進行了詰問。某醫院的外科主任要求手術中的主刀醫生把病人套疊的腸子用溫鹽水熱敷半個小時，腸子如果依然是暗淡的顏色，才能進行切除。主任退場后，其中一個醫生因要參加一場籃球賽而準備不觀察就直接切除腸子。這樣做不僅傷害了病人的身體健康，更是對病人權利的剝奪。“大多數醫生的那種法權、那種話語權和那種對病人的慣有模式，使病人喪失了對醫院的信任，變成了諱疾忌醫的鴕鳥” ②。

與此同時，少數病人不遵守就醫道德，在發生醫療差錯或醫療事故后,部分患者或家屬采用恐嚇、打罵醫護人員等過激方式維權。六六的日記體小說《心術》中的腦外科經常上演全武行，“我”的女朋友小蕾因為患者鬧事被打得鼻青臉腫，眼角縫了三針，嘴巴腫得像桃子，腿上軟組織挫傷，小蕾在上級衛生局通知醫院應以大局為重、強調和諧后憤然辭職。“患者道德義務履行的下落，強化了醫生對患者的不信任。這樣的結果是醫患雙方誠信關系的流失，造成了患者不得不追求更具外在強制性的法律權利，而醫生出于風險逃避，越來越滿足限于法律義務的履行”③。

2.醫患之間關系物化與情感淡化

第一，醫療目標日趨利益化。改革開放以來，醫藥衛生行業不可避免地被商業化的經濟意識浸染了。陸星兒的長篇小說《精神科醫生》、徐世立的長篇小說《兒科醫生》 集中刻畫了經濟利益對醫德的傾軋和腐蝕。《精神科醫生》中的院長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為此他對病人的病情不管不顧，因為病人呆在精神病院里就能為醫院贏利。《兒科醫生》中的副院長李大元不懂醫術但給醫院帶來了好的經濟效益而當選為院長，淡泊名利、德高望重的兒科主任白人初卻落選了。在一切向錢看的利益話語里，一些醫療機構救死扶傷的宗旨已完全讓位于經濟利益，醫學人道主義患上了“失語癥”。

第二，診療手段高度科技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高新醫學技術被廣泛應用于臨床診治，但有些醫生過分依賴這些先進的儀器設備，只憑收集到的病情報告結果而不是依據自己的診斷開處方。這種以機代人的診斷方式，淡化了醫患之間的思想情感交流，使得醫患關系進一步物化。畢淑敏意識到唯科學主義的膨脹，使醫學越來越依賴于層出不窮的冰冷的器械，醉心于攻克各種醫學難題而不擇手段，而忽略了高科技同時也給生命帶來了無法言說的傷痛。她的《血玲瓏》集中揭示了生命與醫學、人本倫理與科技進步之間的矛盾糾葛。

第三，患者被逐步機器化。當今的醫療界是以醫療為中心而不是以病人為中心，病人進入醫院后就被稱為某床某號，被視為一架零件出錯的生物機器，而醫生自己則是流水線上的操作員，每個醫生只治療他負責的那部分零件。六六在《心術》中記錄了某醫院在收治一個臉部受傷的患者后，護士找來三個醫生進行縫合，眉毛以上歸腦科，以下歸眼科，臉頰屬于口腔科。畢淑敏《紅處方》中的簡方寧是一個獻身于戒毒事業的好醫生，但在人性化地處理醫患關系上她卻存在著致命的盲區。她對患者莊羽有意無意表現出的冷淡和拒絕，不僅使莊羽重新開始了吸毒，也讓自己走進了莊羽設置的陷阱染上了毒癮并最終自盡。這是醫生對病人的冷漠釀成的一劑致命毒藥。

3.醫患之間信任不足而防范有余

當今社會中醫生和患者之間失去了應有的信任。患者認為醫生金錢至上、草菅人命，將醫生定義為“紅包加工機”甚至“有執照的殺人犯”。醫生把病人視為毀壞自己職業聲譽、威脅自己身家性命的“醫鬧”，因而彼此都心存戒備，如履薄冰。

首先是患者不信任醫生。一些患者或家屬在手術前要求進行醫療公證，有的甚至拿著錄音機或攝像機來求醫。網上曾經流傳著一首《病人寫給醫院的詩》：“他身著白衣的時候我不信/他拿手術刀的時候我不得不信/他翻開賬單的時候我睜大眼睛我不信/他讓我付錢的時候我口喊冤枉不得不信/這個世界真的很奇怪/你不知相信誰卻還是相信了他/你什么都不相信卻又不得不相信/你相信他了卻不相信自己了。”這首詩生動刻畫了患者對醫生和醫院的信任危機。

更可怕的是醫生對病人的防范。醫生的任務本是治病救人，但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醫療糾紛，現在他們的首要任務變為努力保存證據：“我們花大量時間不是在研究如何提高醫學技術上，而是撰寫病例上，每一份病例放在你面前你都要考慮它未來如果作為呈堂證供，會不會給你帶來不利。”④醫生對病人的防范還體現在對其定位和診治上。所有患者都被醫生視為潛在的“醫鬧”：“我們也知道90%以上的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達理的，但我們判斷不出誰是會制造事端的10%，為保護自己，防患于未來，所有的人統統被假定為鬧事患者。”⑤在診治方面，很多醫生表示，過去病人有1%的生還希望，我們就盡100%的努力；現在沒有100%的把握我們就不敢輕舉妄動。有些醫生為避免誤診或漏診，采取小病“大檢查”，或不認定其他醫院的檢查結果等。這樣又增加了患者的醫療開支，使原本緊張的醫患雙方始終在信任缺失的狀態里痛苦循環。作家晉櫓的長篇小說《醫鬧》反映了“醫鬧”的種種現象，揭示了我國當前的醫患信任危機。

二 構建和諧醫患倫理關系的有效途徑

醫患倫理關系是醫患關系最基本、最普遍的內涵，是一種雙向關系，要建立和諧的醫患關系，需要醫患雙方在醫療實踐中開誠布公、共同努力。

第4篇：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

(一)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時期，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和社會、學術背景。如果我們把“百家爭鳴”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自覺建構的話，那么“三代”文化和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的社會生活、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等，則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這一文化模式建構的價值之源。因為，它不僅滲透和體現著一種獨特的文化價值理想，而且作為一種深層的文化心理訴求預示著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

五帝時代既是華夏文明的開創期，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在有關的神話和傳說中，圣人崇拜與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聯系，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也是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層原因。《周禮·冬官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圣人之所為也。”《韓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易·系辭下》云:“包犧氏歿，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重德意象和人文精神的價值趨向。而依照諸子對上古社會的描述和對圣人的理解，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社會和治世之道，進而成為中國人文文化的重要基因。可以說，這種非西方式的“創世神話”，使中國文化不僅呈現出以人為本和向內探求與外在超越相統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觀念致思，也未形成人與神、人與自然，以及“人文”與“神文”和“科學”之間的對立和緊張的深層原因。

如果說五帝時代的文化傳說集中體現為融神祗、英雄、祖先為一體的圣人崇拜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而成為文化模式建構的價值之源，那么，殷周之際的制度變革，則無疑為這種文化模式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殷周之際的制度變革，突出地表現在將本來只是根據血緣關系確立父權的宗法制度改造成為國家機構和政治制度的基本體制。與此相適應，周人則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學到人學的根本轉變，形成了燦然完備的宗法家族制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德”為核心的禮樂人文文化。然而，平王東遷以后周室衰微，至春秋時代，特別是進入春秋后期社會巨變，學術下移，“私學”興起，“百家爭鳴”，對歷史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價值重建則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大亂，圣賢不明，道德不一”(《莊子·天下》)。面對紛至沓來的各種社會異化現象，對社會治亂的深切關注，對以前文明的反思、存有和超越，對人生存狀況和命運的終極關懷等許多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的思考，既是“百家爭鳴”的實質和核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自覺與價值重建的動力機制和學術語境。因此，圍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以及社會的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等問題，以老子、孔子、墨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既追尋“禮崩樂壞”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張;既探尋人性的最后根據，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質，從而建構了一個以人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結構模式的雛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諸子之學在存統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漸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為代表的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三大傳統，標志著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早期建構的真正完成。

可以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時代主題，既是“百家爭鳴”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自然、人文和科學相統一的文化模式建構的內在機制。

(二)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不惟道、儒、墨三家。老子、孔子、墨子亦非道家、儒家和墨家之創始者。其所以以老子道家、孔子儒家和墨子墨家為代表，完全是因為他們既是原始道家、儒家和墨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傳統的奠基者和開創者。而以其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異質互補和交融互動，既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結構模式，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民族性的本質規定和綿延發展的內在的動力機制。

呂思勉說:“道家之學，實為諸家之綱領。”《漢志》說道家之學“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術也。”“清虛以白守，卑弱以自持”，實為道家最要之義。《禮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其所言者，為君人面南之學可知。而其下文云:“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能不治。”又云:“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清虛以自守”之注腳。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這既深刻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本質特征，又表明了道家與儒、墨、名、法諸家之學的內在關聯。

史稱老子“居周之久，見周之衰”，不僅主張回到結繩而治、小國寡民、民無知無欲、樸素自然的原始狀態，而且更以極富歷史哲學的慧眼和宏大的宇宙精神視野，省察現實，反思歷史，既看到了物極必反、物壯則老、盛極必衰的發展規律，又批判禮樂文明的暫時性和儒家以禮樂教化為核心的內在而超越的道德人文主義的不徹底性;既追溯宇宙人生的最后本質，又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個道法自然、萬物和諧、各遂性命、充滿生機的協調世界;既以自然之道為最高價值追求和目標境界，極力倡導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的政治文明主張，要求人們“見素抱樸”，“返樸歸真”，“復歸于嬰孩”，“比于赤子”，不僅開創了中國文化中的自然主義傳統的先河，而且賦予中國文化以博大的自然情懷和精神特質。莊子繼承老子思想，更以審美的眼光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遙的心性人格，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思維空間，而且為人們提供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華文化綿延發展的內在張力所在。

孔子祖述堯舜、文武，取法三代之禮教，并以周文化的忠實繼承者的正統之居，建構了一個以“仁”為本，以“禮”為“文”和綱紀，而注重內在超越的道德人文主義的思想體系。《論語·衛靈公》載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為古之“為己之學”的內容;“正南面”為古代禮制，二者都屬于先王禮教。孔子儒家認為，“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無非教也”(《禮記·孔子閑居》)。《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曰:“夫圣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親也。”“教”指“禮教”、“教化”之義。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論語·仁里》)但他同時認為“恭己”是“禮制”得以施行的前提和基礎。這就是孔子所謂的“克己復禮”。“克己”就是“求諸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也”(《論語·仁里》)。“復禮”就是恢復禮制、禮教。正如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從而開創了中國文化中重禮樂教化和道德內省的人文主義傳統的先河。

孔子以下，儒分為三，“內圣之學逐漸發展為以《中庸》、《易傳》為代表的宇宙本體論傳統和以思、孟為代表的心性論傳統”互補、互動的道德人文主義，〔4〕并在宋明理學中得到了統一，獲得了新的理論形態。但就其本質而言，儒家所竭力倡導的這種人文主義和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人文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它既不排斥超越的層面“天”，也不排斥自然和科學，而主張“為學”與“為道”的統一、“見聞所知”與“德性所知”的統一、“格物致知”與“窮理盡性”的統一。其天道性命思想中雖然具有濃厚的宗教主義色彩，但并不是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氣氛之中，而表現在個人人格發展的莊嚴性、超越性和無限性上。儒家以人為本，強調內在超越而非外在超越。可以說，仁學作為儒家學說的核心，代表著中華民族發展的精神方向，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剛健有為、積極進取的獨特文化價值理想。

墨學源于儒學，但它不僅與儒學相對立，而且與道家思想相異趣，完全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學派。《淮南子·要略》說:“墨者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說:“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其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別親疏。”正如唐君毅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中所說:“墨家薄禮樂，而不廢《詩》、《書》。不廢《詩》者，取其民間生活之記載。不廢《書》者，以其載古代帝王之勤勞務實之事業。最能表示中國古代人之勤勞篤實之精神之古代人物，無如平水土躬稼穡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愛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實，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不重少數士君子之盛容修飾，弦歌鼓舞之禮樂生活。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會經濟。”〔5〕其實正如韓愈所說:“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圣，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為孔、墨。”〔6〕如果說儒家思想的核心體現在“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墨家的思想核心則主要體現在“百姓日用”方面。當然，儒家所謂“知”，主要還是道德知識、道德本心或天理良知，而不是關于外物的科學知識，而墨家也不僅僅停留在“百姓日用”的層面，而是科學形態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說儒家學說是價值論的，那么墨家學說則是事實論的或真理論的。而后期墨家正是繼承和發展了墨子思想中的知識論、邏輯學和科學成分，不僅建立了可以與亞氏邏輯和因明學相媲美的形式邏輯體系，而且提出了大量的科學思想，從而使墨家真正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科學主義的典型代表。

孔子、老子以后墨家包括名家多受非難，但也不是全盤的否定，如孟子、司馬談、歐陽修等人對于墨家“強本節用”等主張則給予了明確而充分的肯定，不僅認為“有足取焉”，“不可廢也”，而且認為“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其實，儒墨之爭主要在政治倫理方面，而對于其中所包含的最有價值和最具特質的知識論和邏輯學思想卻很少提出異議，當然也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重視。當然，在正名問題上儒墨兩家亦有不同。孔子主張“以名正實”，而墨家則主張“以實正名”，并進而探求正名之則，可以說儒墨兩家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道家不僅主張“無名”、“非言”，而且反對“為學”、求知，認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強調超越知識和理性的直覺思維的至上性，并以此作為達致無欲無為而同于“自然”的心靈境界的唯一途徑。但這只是就形上本體而言的，在形而下的范圍內道家如莊子同樣對語言概念和知性思維的功能給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說道家和儒家都是通過內在超越而達到“天人合一”狀態的境界之學。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家與儒家既有相通之處，但同時又與墨家強調天人、物我、主客對立和外在超越的工具理性與邏輯心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可以說，墨子和后期墨家立足于普通民眾的日常生產、生活，主張外在超越，強調知識的客觀性和有效性，關注外物知識獲得的可能與方法，以強烈的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形成了與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和以老子道家為代表的自然主義異質互補的科學主義，而成為支撐中國傳統文化大廈的三大支柱之一，并蘊涵著向民主和科學道路上前進的文化基因。

(三)

中國傳統文化是富于自然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文化。以道、儒、墨三家之學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異質互補和交融互動，從本質上說根源于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結構模式，不僅在于它的原創性、豐富性和包容性、互補性，而且在于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特質。

道、儒、墨三家之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要素和基本模式，首先在于它的原創性、豐富性和包容性、互補性。從學術史的視角來看，春秋以降，學術下移，第一次出現了“殊途百慮”的文化重構的歷史機遇，以孔子、老子、墨子為代表的第一代思想家，不僅對從傳說時代到殷周時期的學術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和總結，而且以其學術思想的原創性、豐富性和包容性、互補性，熔鑄了一個以人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結構模式，從而成為以后中國文化發展的“活水源頭”。戰國及其以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韓非子·顯學》)，出現了“道術將為天下裂”的趨勢(《莊子·天理》)，各種思想相互對立、碰撞、交融、吸收，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說:諸子之學“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猶水火”，但“相滅亦相生也”，顯示出學術交融的博大氣象。而經過孟子、莊子、公孫龍子、荀子、韓非子等人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則從根本上確立了由孔子、老子、墨子所開創的老學、儒學、墨學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基礎地位。可以說，直到漢代儒家獨尊和佛教中國化以前，以儒、道、墨為代表，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結構模式并未改變。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所說:“孔老墨之盛，非徒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余波及于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從思想內容來看，在這一文化模式中，既包含了對現實的人的心靈與肉體、理想與現實、形上與形下、德性與知識、實踐理性與工具理性、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矛盾的揭示和理解，也包含了在處理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方面的智慧。而這也正是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和綿延發展的深層原因。

盡管在以后的發展中，他們各自的地位在不斷的變化，但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化結構模式則以其原創性和全面豐富性而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更不以地位的變化和學派的解體而使其思想消亡。換句話說，這種學派地位的變化固然可以左右其思想的影響力和發展狀況，使文化模式的內部結構發生變形，但并不能改變中國文化的結構模式、基本精神和文化性質。以墨家為例，秦漢以后幾無傳人，但其思想多為名家、法家、農家、雜家等其他學派所吸納，而成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重要支點。如果說離開了現實生活的物質層面的支撐，只有儒家日常生活的精神超越和道家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是難以想象的。事實上，正是由于有了墨家這種對現實性物質生活的追求和浸潤，才有了向外探求的欲望和沖動，也才有了中國古代科學特別是技術的長足進步和發展，也才使儒家和道家的超越性追求有了現實性的基礎。反過來看，道家與儒家對于超越性人格理想的無限追求又在一定意義上抑制了人的現實性物質欲望的膨脹，甚至抑制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墨學在晚清及其近代的復興，正說明了它的不可或缺性。當人們為“李約瑟難題”而費勁思量的時候，或者在苦苦探尋墨家中衰原因的時候，或者為西晉學者魯勝的呼吁無人響應而扼腕嘆惜的時候，卻很少有人將墨家學派與墨家思想區別開來。事實上，隨著秦的統一，文化整合以成定勢，特別是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文化整合以來，作為墨家思想內核的民主與科學思想已融入文化傳統之中，并作為基本的出發點而成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當然，這種學派地位的結構性變化，不僅從客觀上抑制了墨學的發展，而且也抑制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或許這正是中國古代技術發達而科學相對落后的深層原因。可以說，中華民族在近代的失落，正是由于發展中的這種片面性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其中所蘊涵的文化建設的經驗教訓，既是深刻的，也是耐人尋味的。

第5篇：中國醫學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嘉道之際 江南 大疫 社會變遷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秋，清宣宗旻寧剛剛繼承大統，當時最為繁華富庶的江南地區風調雨順，豐樂祥和，然而一場該朝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瘟疫卻悄然登場了。在此后的數年中，這一據稱自閩廣地區由海路傳入的疫病，迅速在該地區蔓延，并繼續向西向北流傳，釀成了一場幾乎波及大半個中國的大災難。真性霍亂在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周期性流行序幕亦就此拉開。

對這樣一次大疫，盡管目前學術界已有所注意，但對這次疫情的具體情況，現有的研究或互有抵牾，或缺乏揭示。而且，更重要的是，已有的探討基本都是就事件本身的論述，尚未有人將其置于歷史演進的情景中加以考量，因此也就很難明了這一事件的意義與寓意。本文試通過這一疫情在江南地區的發生情況以及前因后果的考察，對中國近世生態與社會的變遷作一審視和思考。不當之處，敬望方家讀者教正。

一 背景

嘉道之際，江南風調雨順，自嘉慶十九年（1814）大旱之后，再無天災光顧，社會穩定，民情祥怡[1] 。自古道：“大災之后，必有大疫。”就當時的江南社會，實在看不出有任何災疫發生的征兆。然而正當人們正在慶幸這幾年上天保佑之時，災難卻突然降臨了。

數年前，即1817年，遠在南亞次大陸的加爾各答腹地爆發了一場嚴重非凡的霍亂。霍亂在印度一種古老的地方性傳染病，長期在恒河流域流行，只不過在此前一直未引起世界的特別關注。關于何以這一地方病在1817年時忽然變得空前嚴重，迄今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不過一般認為當時氣候的變化以及英國殖民統治下自然環境的改變是非常關鍵的因素[2] 。

當時，離一般所謂的近代開埠雖然還有些時日，但在中國沿海，“舳艫相銜，帆檣比櫛”，已頗有一派繁榮景象。對清前期海外貿易與海上交往過去由于一般抱有滿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觀念，所以多有忽視。然而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越來越多揭示，清前期的海外交往不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較宋明兩代，均有較大的發展。特別是乾隆中期以來，對外貿易額呈持續增長態勢。以主要外貿口岸的粵海關為例，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758—1767年）的貿易總值為288，045，650兩，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二年（1788—1797年）增加到512，903，300兩，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七年（1818—1827年）又增加到721，050，150兩，分別比第一個十年增加了1.78和2.59倍[3] 。這些貨物無疑基本是通過海上運輸的。進入十九世紀以后，盡管中國行的遠洋帆船航運業，已出現衰敗之勢，但外國來華船只則明顯增加，從乾隆中期，平均每年28.9艘，而到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僅英國進入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就達54艘[4] 。可見，隨著海外貿易特別是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對外貿易的增長，中國沿海與印度以及東南亞之間的聯系加強了。不僅如此，“清代得國內帆船航運業，特別是沿海的帆船航運業，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長達一百余年的時間內，一直維持著持續發展的趨勢。”長江、大運河等的內河航運亦長期繁榮[5] 。根據樊百川的估計，以前，中國沿海商船總數約在9，000—10，000艘之間，總噸位在150萬噸左右[6] 。其中江南地區的上海港，每年的進出船只不下300萬噸（包括內河航運），已發展為全國第一大港。另外寧波港也相當繁忙，1840年前，每年來往海船約有一千數百艘[7] 。

以上這些現象，表面上看，并沒有什么直接的關聯，然而嘉道之際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疫卻把它們緊緊地聯系了起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氣候突然變化使得印度的霍亂變得空前的嚴重，同時借助當時日漸頻繁的海上交往使其快速突破原有流行區域，來到中國，并藉由中國近海乃至內陸繁忙的交通首先在中國沿海進而在內地迅速蔓延。

二 嘉道前中國之霍亂

在中國的文獻中，霍亂是一個古老的名詞。早在《黃帝素問》中就有記載：“土郁之發，民病霍亂。”[8] “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對此，明代的張景岳注釋說：“揮霍撩亂，上吐下瀉。”[9] 又有干霍亂之名，“更有吐瀉無物，亦有上下關閉，竟不吐瀉者，為干霍亂。惟心腹絞痛，令人立斃”[10] ，所以又稱絞腸痧[11] 。雖然，現代一般認為，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之前，中國所謂的霍亂是指多發于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腸炎或細菌性食物中毒。現代醫學所指的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即Cholera，系嘉慶二十五年時從印度由海路傳入[12] 。然而，在學術界，這一論斷并非定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這場大疫的霍亂與中國舊有的霍亂究竟是一種新的疾病，還是原本就有的霍亂的一種變形，二是這次是不是真性霍亂的首度傳入中國。

關于前者，實際上，從疫病發生后不久，就存在爭議。比如當時的霍亂名家王士雄，是他在其所著的《霍亂論》將嘉慶季年出現的新疾病稱為“霍亂轉筋”，認為吊腳痧[13] 不過是轉筋霍亂而已[14] 。而稍后的徐子默則明確指出吊腳痧非霍亂[15] 。而且，根據程愷禮的研究，認為是傳統疾病的，除王士雄等人外，洛克哈特（Lock—hart，1862），杜炯（Dudgeon，1872）和湯姆森（Thomson，1890）等西方的醫生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們在仔細閱讀資料后，認為“霍亂”確實是霍亂，而且它自“古早”即存在于中國。“對他們來說，在醫學古籍中關于這個疾病的臨床描述是莫大的確證，即使沒有提到這種疾病的傳染本質。他們堅持說，霍亂真正的性質可以進一步由中醫明顯的關心得到證明，他們自古代就對這個疾病開出許多處方并建議治療的方法。這些治療法如果不很有用（通常和他們自己的療法相似），至少值得更深入的考察。”[16] 其實，在清代的醫生中，認為吊腳痧為霍亂或寒霍亂者，遠非王士雄一人，比如光緒年間，錢塘的連文沖將霍亂分為自生霍亂和傳染之證，主張治霍亂應先辨陰陽，“庶按癥施治，得其指歸也，然無非師法古人”[17] 。而湖州的莫枚士則公然反對“矜言創新，以新一時之耳目”，認為“今癟螺痧即暑月之中寒耳，其吐瀉者即霍亂耳”[18] 。那么，它究竟和傳統所謂的霍亂究竟是不是同一種疾病呢？雖然那些持肯定論者的意見并非不值一顧，最終的確認恐怕還待醫學界進一步深入探究。不過，就筆者已有的認識來看，它們應該不是同一種疾病。西方學者所指出兩條理由：古代醫籍對霍亂癥狀的重視和記載以及治法類似，其實并不足以說明問題，古代醫籍雖然對霍亂多有記載，但其顯然有兩點與真霍亂不符，一是它的傳染性不明顯，二是伴有腹痛[19] 。至于說治法類似，這并不奇怪，當時一些明確指出吊腳痧為一種新疾病的醫生所提出的治法也與傳統治法類似[20] 。就是現代醫學，對這兩種疾病的治療所用的藥物也基本一致[21] 。至于中國醫生的認識，根據陳方之對王士雄《霍亂論》所列醫案的研究，王所經驗的48例，其中有38例陳認為是真霍亂，其它10例見腹痛者，王自己也斷為非霍亂證[22] 。這就是說，雖然王對吊腳痧與霍亂在名稱上不加分別，但它在實際臨床治療中所指的霍亂其實就是真霍亂。王以后一些醫生認為它并不是一種新疾病，顯然與中國傳統的遵經法古傳統有關，特別像莫枚士是著名的泥古遵經人士，他們意見并不完全足以為據。何況，從大歷史觀來看，確認一種疾病是否過去存在，不應僅僅拘泥于個別癥狀的比較和確認，特別是像霍亂這種危害重大的傳染病，更需要將其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從某一地區自然社會環境狀況和社會反應等多方面加以綜合考察。從過去文獻中并無有關霍亂大流行的記載而此后卻記載不斷（詳情見后）這一點來看，兩者應該不是一種疫病。

關于后者，著名的醫史學家范行準根據涂紳《百代醫宗》中的有關嘉靖甲子（1564年）的記載，指出真性霍亂，“在十六世紀中，已由海舶或從印度、安南等處傳入”[23] 。西蒙則認為真霍亂的第一次造訪中國在1669年，由馬六甲經海傳來，第二次則在1769年，由南亞傳入[24] 。不過，程愷禮認為西蒙的證據并不充足，然而對西蒙所說的第二次傳入，倒由一則醫籍中的資料可以佐證，一位稱為上浣覺因的道人在咸豐元年（1851年）仲秋指出：

乾隆年間，黔中人多感異癥。病發則立死。方書不載治法。有人于丹平山得神授奇方，分四十九痧，全活甚眾。后此方傳至關中，以治諸怪異急癥。無不奇驗。道光壬午（二年，1822年）年，粵東奇癥，多有相似者，偶得此方試之立效。當經刊布。今歲夏秋之間，浙中時疫俗名吊腳痧，亦頗類此。爰急重梓，以廣流傳[25] 。

在這段話中，道光二年的奇癥和咸豐元年名之曰吊腳痧的顯系真霍亂，因此乾隆年間貴州的異癥也應該有真霍亂的可能，貴州離南亞和東南亞較近，真霍亂完全有可能從這些地區從陸路傳入。由此可見，盡管這次大疫的霍亂并非傳統的霍亂，但真霍亂的傳入中國卻在此前，也就是說，就整個中國言，真霍亂在嘉慶末出現是應該不算是什么新的疾病。不過，雖然它已傳入，但由于缺乏適宜的條件并沒有造成大范圍的流行甚至自生自滅了。

就此，我們認為，真性霍亂盡管可能在嘉慶季年前就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但在當時，至少對包括江南人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它仍是一種新的疾病。（進一步討論見后。）

轉貼于 三 疫情

對這次大疫傳入和流傳的情況，已有不少研究者根據各自掌握的材料做出了探索。陳方之早在1940年代就主要依據部分醫籍指出，“迨道光元年以前，始有真正霍亂發現”[26] ，也就是說，真霍亂是到道光元年傳入我國的。1950年代，羅爾綱從部分文集和江蘇的一些方志中看出，真性霍亂的傳入始于嘉慶二十五年，并推測《東華錄》中記載的道光元年北京的大疫大約就是從江蘇傳去的[27] 。之后，范行準指出，“最早記載十九世紀初傳入的真性霍亂，蓋為道光元年”[28] 。陳勝昆在作了較為細致的探討后認為，“自嘉慶二十五年流行于廣東、福建后，次年道光元年，蔓延至至江浙、遠及燕京，其傳染至猛烈，不是中國傳統醫書上所說的霍亂，其殺人之多，患者死亡率之高，也證明是近代流行的亞洲霍亂。”[29] 程愷禮最近的論文揭示了一些20世紀早期的研究和不少當時西方傳教士和醫生的記錄，根據程的論述，井村哮全“相信最早的霍亂大流行是在1819年由海路傳到中國，然后從溫州和寧波往北方移動”。不過，多數專家同意，真霍亂是1817年以后，有海路及陸路由印度傳到中國的，其中西蒙斯指出，這一流行病1817年就經陸路“移動到西藏和中國的西南邊界”，1820年又經曼谷傳到廣州和寧波，并由此向其他地區流傳。米爾恩則指出，他在嘉慶二十五年的三月首先從暹羅帶到福建，然后移動到廣州，然后由那里進入到江西和浙江，于道光元年五月進入寧波[30] 。程對其列舉的一些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的說法基本未給予必要的判別和考釋，不過，她主要根據井村哮全從地方志中搜集的癘疫資料，制成的“1820、1821、1822年的霍亂流行病”圖倒是可以讓人較為直觀地、全面地了解當時霍亂在我國的流行情況[31] 。從圖中可以看出，疫情主要集中在閩廣、江南、黃河下游地區，云貴和陜西也有分布。

從上述可見，對這次大疫的疫情，現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論述，不過對疫病傳入時間、流行地點、傳播途徑和方式以及癥狀等顯然還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討，認識也不盡一致。以下我們就在已有論述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全面搜集排比此次瘟疫的相關資料，進一步對江南這場大疫具體情況作一揭示。

對于這一瘟疫的癥狀，很多的文獻中都有較為細致的描述，在地方志，較為典型的敘述一般是這樣的：

道光辛巳六七月間，江浙大疫，初起足麻不能伸，名為腳麻痧又名吊腳痧，患此者或吐或瀉，驟如霍亂，甚至頃刻殞命者，日數人[32] 。

由于真霍亂癥狀的特點較為明顯，而且文獻中的記載也相對比較詳細，因此，在認定這次疫病為真性霍亂這一點上，并無爭議。有關這次瘟疫的具體流行情況，筆者根據各地方志以及部分文集、筆記等文獻的記載，綜合如下：

嘉慶二十五年：秋，鄞縣大疫，其病腳筋縮即死，名吊腳痧。慈溪六月寒可御裘，是秋大疫，其病霍亂吐瀉，腳筋頓縮，朝發夕斃，名吊腳痧，死者無算。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定海疫，獲此疾者十有七八死，死者速在一二日間。秋，鎮洋大疫，患者手足蜷攣，俗名蛣蛛瘟。嘉定秋大疫。夏，金山、奉賢亢旱，秋大疫，須臾不救，有一家傷數口者。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華婁秋大疫。南匯疫癘大行，轉筋霍亂證自此始。秋，昆新民疫。錫金大疫。冬，烏程烏鎮時疫流行。冬，嘉興府時疫流行。[33]

道光元年：鎮洋六月大疫，至九月始已。嘉定秋大疫，手足麻木，經脈攣縮，俗名蜘蛛瘟。寶山夏秋大疫。錫金大疫。江陰夏秋大疫。武陽秋疫。宜荊疫盛行。富陽大疫。新城大疫。夏秋之交，上江痧癥大行，患者腹絞痛，吐瀉不出，四肢厥冷，逾時即不可救，死者甚眾，名曰：穿心痧。夏，平湖大疫。俗名吊腳痧，死者甚眾。六七月間，嘉善大疫，名釣腳痧，死者無虛日，秋有年。秀水新塍秋大疫。桐鄉青鎮夏大疫。烏程南潯夏大疫。雙林夏大疫，俗稱吊絞痧，死者無算。德清夏大疫。長興大疫，死者無算。鎮海夏秋間，霍亂盛行，犯者上吐下瀉，不逾時殞命，城鄉死者數千人，惟僧尼孩幼少犯，秋冬霜盛漸差。慈溪夏又疫較上年庚甚。定海疫。會稽疫。蕭山大疫。余姚大疫。夏，松江府大疫，歲大熟，其證似干霍亂，手足拘攣，須臾不可救，有一家喪數口者。蘇州府大疫。昆新夏秋大疫，吳江春疫，夏疫甚。常昭夏秋疫，至冬乃止，名蛣蛛瘟。秋，溧陽疫。丹陽疫。[34]

道光二年：秋，寶山大疫。鎮洋疫，十月始止。夏，常昭疫又作，水中見紅色，人飲之輒病。昆新夏秋大疫。定海疫[35] 。

道光三年：仁和多疫。南匯大水，疫癘證并作[36] 。

道光四年：鎮海大有年，夏秋疫大作。溧水秋疫。句容水疫。六月，蘇州城時疫盛行[37] 。

由上舉資料可以看出，這次瘟疫在江南出現的時間不是道光元年，而是嘉慶二十五年，到道光二年，流行也沒有完全結束，三四兩年江南仍有時疫發生，雖然在我們搜集的資料中沒有可供確定四年之疫情可以為何種疫病的詳細記錄，不過像鎮海、蘇郡，兩年前曾發生過真霍亂，疫情又出現在夏秋，是真性霍亂的可能性較大，而道光三年南匯發生的疫癘，則有文獻可征，據光緒《南匯縣志》記載，周浦鎮諸生姚煒球曾于該年“七月中病霍亂卒，年僅二十四”[38] 。由此可見，江南的這次大疫始自嘉慶二十五年秋，第二年，道光元年夏秋達到，秋冬霜盛勢頭轉衰，但余緒一直延及道光三年甚至四年。

關于這次瘟疫的傳播路徑，已有的研究雖已基本清楚的指出，其由廣東、福建通過海上交通北上，首先到達寧波，并從寧波向北移動，遠及燕京，但在諸多細節問題上，各種說法還不無齟齬，另外，對瘟疫傳到寧波后的傳播情況，則基本沒有涉及。為了更直觀地考察傳播途徑，還是讓看看根據以上的資料制成的圖1。（見上圖）

根據圖1和以上所述疫情狀況，首先可以看出，所謂瘟疫有由廣經海路帶到寧波，然后由寧波向北傳布的說法值得商榷，因為，寧波府的鄞縣、慈溪、定海和象山的大疫的均發生于嘉慶季年秋季，與太倉州的鎮洋、嘉定，松江府所屬各縣以及蘇州府的昆山、新陽等地發生的時間相同，而離寧波較近的紹興府、杭州府當年沒有疫情發生，同時緊鄰松太的嘉興府和蘇州府卻發生了瘟疫。可見，霍亂病菌應該是在寧波和上海同時登陸的，然后各自沿交通線向內地傳播。這兩條路線的傳播情況大致應該是這樣：1、在寧波，嘉慶季年，霍亂弧菌首先在定海、象山、慈溪和鄞縣四地出現，定海為孤立島嶼，象山與其它地區也有較多屏障，在這兩地，疫情基本各地獨立發生，在定海病菌上岸后，在該地停留了三年，而象山之疫病從石浦港出現后不久就停止了流行[39] 。在慈溪和鄞縣兩地，疫情可能同時出現，也可能在其中的一地上岸，波及另一地，不過從慈溪沒有比較重要的海港這一點來看，很有可能有鄞縣傳至慈溪。但是鄞縣的疫情在第二年并沒有重新發作，而慈溪的疫情卻更加嚴重，并向東波及鎮海，向西沿姚江傳到余姚，再由余姚沿浙東運河向西漸次延及（上虞[40] ）、會稽、山陰、蕭山，然后可能由蕭山傳布到杭州[41] ，從杭州經錢塘江水系傳至富陽和新城，也有可能直接由蕭山通過錢塘江水系波及富陽和新城。2、在松太地區，病菌首先在當時國內最大的港口上海登陸，利用當地便利的水陸交通線向北、西、南三個方向蔓延，向西傳至青浦、華亭等地，西北方向傳入嘉定、鎮洋、昆山、新陽等地（唯離上海緊鄰的寶山似乎幸免于難），并跳躍式地延及無錫和金匱，向南則流傳到川沙、南匯、奉賢、婁縣、金山等縣，并于初冬開始在嘉興全府和湖州的烏程和歸安流行[42] 。第二年夏，瘟疫在以上地區重新發作[43] ，同時地處有疫諸縣包圍之中的寶山未能再次逃過此劫。并繼續通過長江、運河、太湖等水路及陸路交通路線向西，向北流傳，蘇州府屬各縣無一幸免，其它運河和長江沿線，太湖周邊的各縣也基本都被波及[44] 。到這一年初冬，疫情基本結束，此后的二三年中，只有少數地區仍有零星流行。

這次大疫前后延續五年，波及江南所有十府一州的50余個縣，是清代江南持續時間較長、影響最為廣泛的一次瘟疫。疫情基本以近程傳播的方式向外擴散，有疫地區大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及內地一些重要交通線上或周圍，浙西西部、浙東南部、寧鎮地區南部等山地丘陵地區的大多數縣均未受到影響，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病菌登陸后，雖然肯定存在著陸路傳播，但內河航線仍然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在受波及地區，危害程度也不盡一致，在人多地狹、交通便利的松太地區，霍亂弧菌一旦上岸，便四處蔓延，而在相對閉塞的象山縣，卻不久就停止了流行。在沿海地區，這一兇猛無比的疫癘曾令時人瞠目不已，而在離登陸地點較遠的江寧，其危害似還遠不如11年后發生的那場有可能是傷寒的大疫[45] 。另外，在易感人群中，兒童受感染的機率似乎也較成人低，比如在鎮海，“惟僧尼孩幼少犯”[46] ，錢泳講述的一則報應故事中，也述及了常熟張氏一家十八口除兩歲幼孩幸免外全部疫死的事實[47] 。而鄭光祖的鄰居，“季龍生一家四口，龍生先死于床”，其婦和十歲的女兒相繼死去，而剛滿月的幼兒最終因無人照顧而夭折[48] 。表現出典型的古典生物型霍亂的流行特點。

四 當時的社會反應與后果

盡管缺乏制度上的規定，清代江南面對瘟疫，無論是官府還是社會力量，一般都不會坐以待斃，而會相應地采取一系列救治措施[49] 。這次自然也不應完全例外，比如，在常熟，疫情發生后，“邑尊劉出百金合藥普濟，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藥”[50] 。不過總體來看，雖然當時的各種文獻，有關這次疫情的記載相對較多，但關乎救治的內容卻明顯稀缺。個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些傳統的救治方法，對這一獨特新奇的疫病，效果不彰。相對于瘟疫強力、迅速的傳染性和殺傷力，這種救治也就很難對時人產生深刻印象；二是由于該瘟疫的兇猛和前所未有，使當時社會出現了手忙腳亂、惘然不知所措的景象，也反礙了進一步救治措施的舉辦。對此情形，史籍中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在寶山寒圩，

道光元年疫大作，似霍亂而實異，病初起忽吐瀉，手足拘攣，六脈俱伏，名轉筋霍亂。有一二日而死、有一二時而死者。好善求方施藥，有服參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針出墨血者，有用姜蘇鹽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51] 。

在其他地區，也多有“針刺醫藥，百無一效”[52] 之類的記載。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對這次大疫，雖然也采取了一些救治措施，想出了種種醫療手段，但效果卻明顯不盡人意。

這樣的大疫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是不難想見的。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死亡，據估計，在這次瘟疫中，災情嚴重地區一般死亡率8%左右，不超過10%，而一般地區，在5%以下[53] 。這一比例，與近來有些研究者高達四五成估計相比，可能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不過它與當時霍亂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是基本一致的，根據麥克尼爾的說法：“1831年，當這種病第一次侵襲開羅時，該城死亡人數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常見，而且在歐洲城市，霍亂所造的人口損失從來沒有這么大。”[54]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死亡率造成的死亡人口已相當可觀，僅受災比較嚴重的蘇松太地區，疫死人數就至少在50萬以上[55] 。除了損害人口外，瘟疫對社會生產的破壞也是顯而易見的。疾病纏染，為了療救，時人或祈神禳疫，或延醫診治，或買藥自救，無疑都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量的人口，特別是成年人，患病乃至死亡，必然會影響當時的經濟生產，甚至可能導致生產停滯，市面蕭條。比如，疫情爆發后，在寶山的羅店，“市中禁屠，過午即閉門罷市”。[56] 。

除了以上有形的影響外，至少同樣重要的是霍亂這一殺手對人們心理造成的沖擊。雖然瘟疫對江南的民眾來說，并不鮮見。但這次卻讓時人真的困惑了。首先，常言道：“大災之后，必有大疫。”但這次大疫來到時，明明是承平豐樂之年。其次，在時人的經驗中，疫癘“所行之地，遠不過數百里，從無延及各省者”[57] ，然而這回，“瘟疫流行，幾遍天下”[58] 。再次，該疫發病之暴烈、癥狀之奇特也令時人甚感恐惑不解。在當時的記載中，像“頃刻殞命”、“即刻斃命”、“不逾時而死”之類的用語隨處可見。對霍亂發作時，手足痙攣，兩腳麻木，特別是泄瀉一如無收束、身體頓然形銷骨立等癥狀，時人困惑不已，鄭光祖曾感嘆說：

凡染此病者，類無六脈，其死不過一兩日，不死即瘥，偶有病至十數日死者。其泄瀉一如無收束，糞直下，色白略同米湯，泄兩日，雖肥人必瘦，筋收則四肢拘攣，手足各指倩人扯拔。如不勝死，則膀肚肉欠過腿攣，手臂肉欠過腋下，肋骨條條岡起，周身之肉不知消歸何所[59] 。

柳樹芳也在描述這次瘟疫的詩中云：“腸胃先巳傷，肌肉登時削。往往一飯頃，便不可救藥。人言鬼作祟，縱疫為擊縛。”[60] 最后，在瘟疫傳染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奇特現象也讓時人產生種種猜疑。這比較典型地反映在西瓜與疫的關系問題上，當時到處傳言，“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61] 。根據我們現代的認識，西瓜與霍亂顯然沒有直接關系，不過，在當時夏秋季節，蒼蠅飛揚，以及小販往往會用已經污染的水噴灑沒有及時賣出去的西瓜以保持持濕度，故西瓜成為傳播媒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就是今日，切開而沒有妥善保存的西瓜也每每是一些腸道傳染病的流傳媒介。不過，江南是腸道傳染病的多發地區，顯然這不是江南腸道傳染病的第一次爆發，那么，何以西瓜的傳播作用至此才引起注意呢？這主要跟疫病的本身的發病特點相關。雖然西瓜既能傳播霍亂病菌，也必然會傳播傷寒和痢疾等其它腸道傳染病的病菌，但我們知道，傷寒起病緩，潛伏期長[62] ，使人難以察覺；而痢疾雖潛伏期并不長，但一者該病常見，危害較小，二者痢疾桿菌生存能力較霍亂弧菌強得多，除水果外，幾乎所有的食品均能成為傳播中介[63] ，因此西瓜不易受到特別的注意。由于時人感覺這是一種新的情況，同時這次的疫情又特別嚴重，所以，猜忌紛起，認為是西瓜中毒，說：“每每破瓜，其中輒物。”[64] 甚至見到“惟是西瓜中切出蚰蝎”[65] 。有人根據自己的經歷斥責其妄，也有人以自己的所見認為并非無稽[66] 。

大量人口以快速而奇特的方式疫死，而時人又對這一切不能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釋，再加上傳統的救療方式很難取效，如此這般，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當時社會充斥著人人自危、驚恐無狀的恐怖氣氛。當時之江南，“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為豐都地獄”， “嘯樑啖寶，草本皆兵”，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經”[67] 。而且這種氣氛迅速擴散，彌漫著整個大江南北。嘉慶季年，疫病雖未傳至江北，但有關瘟鬼將至的傳言早已病菌到達之前捷足先登了，如在河南，“前半年已有謠言云：自龍虎山傳來符咒，將有鬼夜半叫門，應之即吐血而亡，須遵書符咒避之，乃免。……當時人人恐懼，訛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備述，”[68] 。陜西西安也“人情洶洶，流言四起”[69] 。

由此，似乎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出，江南地區的這次大疫實乃超出時人經驗和記憶范圍的一種新疫病，故而，盡管真霍亂傳入我國的時間可能在乾隆中期，甚至更早，但至少對包括江南在內大部分地區來說，應該基本可以認定它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霍亂、全新而且兇猛異常的疫病。

注釋:

[1] 在江南眾多的地方志的“祥異”中，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間，除本次瘟疫外，均未見有其它自然災害的記錄，反而是不少方志中記載，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歲大稔”。桐鄉的柳樹芳的《紀疫》詩則指出：“比來屢豐年，戶口占和樂。日常饜膏盤，幾不識藜藿。”（見張應昌：《清詩鐸》卷23，《疾病》，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72頁）

[2] 參閱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沖擊》，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2—303頁：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見劉翠溶、尹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753—755頁。

[3] 黃啟臣根據梁廷柟《粵海關志》卷10的數字計算而得。參見黃啟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2頁。

[4] 參閱陳尚勝：《閉關與開放》，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8頁；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

[5]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35—83頁。

[6] [6]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78頁。

[7]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第44—49頁。

[8] 轉引自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257，《霍亂門》，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年版，第6冊，第814頁。

[9] 轉引自陳邦賢：《幾種急性傳染病的史料特輯》，《中華醫史雜志》，1953年第4期，第228頁。

[10] 俊著 趙旭初點校：《溫熱暑疫全書》卷3，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11] 如陸以湉指出：“干霍亂，心腹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俗名絞腸沙，不急救即死。”（《冷廬雜識》卷7，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07—408頁）

[12] 參閱陳邦賢：《幾種急性傳染病的史料特輯》，《中華醫史雜志》，1953年第4期，第228—229頁；陳方之：《急慢性傳染病學》，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93—195頁；陳勝昆：《中國疾病史》，臺灣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29頁。

[13] 道光以后，文獻又常稱這種威力巨大的疾病為吊腳痧、腳麻痧、癟螺痧等。

[14] 陳勝昆：《中國疾病史》，第30—31頁。

[15] 徐子默：《吊腳痧方論·論吊腳痧與霍亂相似不同》，見陳修園編撰：《陳修園醫學七十二種》，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4冊，第1961—1962頁。

[16] 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第765—766頁。

[17] 連文沖：《霍亂審證舉要》，見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以下簡稱醫學大成），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冊，第715頁。

[18] 莫枚士：《研經言》卷4，《癟螺痧辨》，見醫學大成，第4冊，第557頁。

[19] 有關古代醫籍對霍亂的描述可參閱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257，《霍亂門》，第6冊，第814—834頁。現代醫學認為，真性霍亂開始發作時，即突然發生極劇烈的腹瀉和嘔吐。腹瀉先是黃色稀糞，以后，即瀉出米湯樣的水，這是霍亂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嘔吐到最后也吐米泔水。吐和瀉的特點都呈噴射式。一般無腹痛癥狀。經過幾小時至十幾小時，病人由于嚴重缺少水分，皮肢干皺，指紋下陷，兩額突起，眼睛下凹。肌肉也因缺水和缺鹽而痙攣抽搐，特別是小腿及腹壁肌肉，成為俗話所說的“吊腳痧”。最后往往因嚴重脫水而死。（ 參閱王季午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頁；余氵賀：《急性傳染病》，科學普及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頁。）而假霍亂即急性腸胃炎，亦有惡心、嘔吐、腹部陣發性絞痛、腹瀉等癥狀。嚴重者可因劇烈嘔吐、腹瀉造成脫水、電解質紊亂、酸中毒或發生休克，而表現口溜、尿少、皮膚干燥、眼球下陷、極度乏力、呼吸深大、血壓下降等。一如真霍亂，但無霍亂菌，而且整體上癥狀較輕，傳染性不強。（南京中醫學院編：《溫病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年版，第249頁；上官悟塵：《霍亂與痢疾》，商務印書館1950年修訂版，第25—26頁。）

[20] 比如徐子默：《吊腳痧方論》，載《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4冊，第1967—1970頁。

[21] 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8、111、114頁。

[22] 陳方之：《急慢性傳染病學》（中冊），第194頁。

[23]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頁。

[24] 轉見程愷禮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第767頁。

[25] 陳修園原評：《急救異痧奇方》，見《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第3冊，第1947頁。

[26] 《急慢性傳染病學》，第193頁。

[27] 《霍亂病的傳入中國》，《歷史研究》，1956年第3期，第58頁。

[28] 《中國醫學史略》，第245頁。

[29] 陳勝昆：《中國疾病史》，第29頁。

[30] 參見程愷禮：《霍亂在中國（1820——1930）：傳染病國際化的一面》，第771—777頁。

[31] 程愷禮前揭論文，第770頁。

[32] 費善慶：《垂虹識小錄》卷7，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專輯”（以下簡稱“集成·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本，第477頁。

[33] 同治《鄞縣志》卷69，《祥異》，光緒三年刊本，第15a頁；光緒《慈溪縣志》卷55，《前事·祥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以下簡稱“叢書·華中”），第213種，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版，第4冊，第1201頁；民國《象山縣志》卷30，《志異》，“叢書·華中”，第196種，第10冊，第3131頁；黃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實》，轉引自羅爾綱：《霍亂病的傳入中國》，第58頁；民國《太倉州志》卷26，《祥異》，“叢書·華中”，第176種，第6冊，第1969頁；光緒《嘉定縣志》卷5，《禨祥》，見 “集成·江蘇”，第8本，第129頁；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叢書·華中”，第143種，第11冊，第3892頁；同治《上海縣志》卷30，《雜記·祥異》，“叢書·華中”， 第169種，第8冊，第2623頁；光緒《青浦縣志》卷29，《雜記·祥異》，第4冊，第2055頁；光緒《川沙廳志》卷14，《雜記·祥異》，“叢書·華中”，第174種，第2冊，第703頁；光緒《婁縣續志》卷12，《祥異志》，“叢書·華中”，第138種，第2冊，第453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叢書·華中”，第42種，第3冊，第1480頁；道光《昆新兩縣志》卷39，《祥異》，“集成·江蘇”，第15本，第637頁；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25，《行義》，“叢書·華中”，第21種，第2冊，第443頁；光緒《嘉興府志》卷35，《祥異》，“叢書·華中”，第53種，第2冊，第841頁；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34，《祥眚》，“叢書·華中”，第59種，第2冊，第681頁；民國《烏青鎮志》卷2，《祥異》，鄉鎮志專輯，第23本，第383頁。

[34] 民國《太倉州志》卷26，《祥異》，第6冊，第1969頁；道光《璜涇志稿》卷7，《雜綴志·災祥》，鄉鎮志專輯，第9本，第198頁；光緒《嘉定縣志》卷5，《禨祥》，第8本，第129頁；民國《錢門塘鄉志》卷12，《雜錄志·災祥軼事》，鄉鎮志專輯，第4本，第65頁；光緒《寶山縣志》卷14，《祥異》，“叢書·華中”，第407種，第4冊，第1559頁；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31，《祥異》，第2冊，第535頁；光緒《江陰縣志》卷8，《祥異》，“叢書·華中”，第457種，第3冊，第927頁；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29，《雜事·祥異》，“集成·江蘇”，第37本，第749頁；光緒《宜興荊溪縣志》卷8，《人物·義行》，第3冊，第1110頁；民國《杭州府志》卷85，《祥異》，“叢書·華中”，第199種，第5冊，第1662頁；民國《新登縣志》卷20，《拾遺·祥異》，“叢書·華中”，第73種，第4冊，第1484頁；光緒《金陵通紀》卷3，“叢書·華中”，第37種，第531頁；甘熙：《白下瑣言》卷1，民國十五年江寧甘氏重印本，第23b—24a頁；光緒《平湖縣志》，卷25，《外志·祥異》，第8冊，第2429頁；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34，《祥眚》，第2冊，第681頁；民國《新塍鎮志》卷4，《祥異》，鄉鎮志專輯，第18本，第944頁；民國《烏青鎮志》卷2，《祥異》，鄉鎮志專輯，第23本，第383頁；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異》，“叢書·華中”，第54種，第3冊，第816頁；民國《德清縣新志》，卷13，《遺聞》，“叢書·華中”，第60種，第2冊，第835頁；光緒《長興縣志》卷9，《災祥》，“叢書·華中”，第586種，第2冊，第781頁；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叢書·華中”，第478種，第8冊，第2885—2886頁；光緒《慈溪縣志》卷55，《前事·祥異》，第4冊，第1201頁；民國《南潯鎮志》卷29，《災祥二》，鄉鎮志專輯，第22本上，第305頁；道光《會稽志稿》卷9，《災異志》，“叢書·華中”，第531種，第1冊，第164頁；來裕恂：《蕭山縣志稿》卷14，《雜記·歷年祥災》，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頁；光緒《余姚縣志》卷7，《祥異》，“叢書·華中”，第500種，第1冊，第130頁；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第11冊，第3892頁；同治《上海縣志》卷30，《雜記·祥異》，第8冊，第2624頁；光緒《川沙廳志》卷14，《雜記·祥異》，第2冊，第703頁；光緒《金山縣志》卷17，《志余·祥異》，第3冊，第771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第3冊，第1480頁；同治《蘇州府志》卷143，《祥異》，第6冊，第3391頁；道光《昆新兩縣志》卷39，《祥異》，第15本，第637—638頁；光緒《吳江縣續志》卷38，《雜記·災祥》，“集成·江蘇”，第20本，第557頁；光緒《常昭合志稿》卷47，《祥異》，“叢書·華中”，第153種，第9冊，第3165頁；光緒《溧陽縣續志》卷16，《雜志類·瑞異》，“叢書·華中”，第471種，第215頁；光緒《丹陽縣志》卷30，《祥異》，“叢書·華中”，第135種，第4冊，第1511頁。

[35] 光緒《寶山縣志》卷14，《祥異》，第4冊，第1559頁；道光《璜涇志稿》卷7，《雜綴志·災祥》，鄉鎮志專輯，第9本，第198頁；光緒《常昭合志稿》卷47，《祥異》，第九冊，第3165—3166頁；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祥異》，第3冊，第924頁; 黃式三：《儆居集》卷5，《裘氏先妣事實》。

[36] 民國《杭州府志》卷143，《義行》，第8冊，第2725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第3冊，第1480頁。

[37] 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第8冊，第2886頁。光緒《溧水縣志》卷1，《輿地志·庶征》，“叢書·華中”，第12種，第1冊，第90頁；光緒《續纂句容縣志》卷19上，《祥異》，“叢書·華中”，第133種，第6冊，第2110頁；石韞玉：《獨學廬詩文稿·四稿》卷2，清刊本，第26a頁。

[38] 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記·遺事》，第3冊，第1598頁。

[39] 據民國《象山縣志》記載，當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癥腳筋抽搐即死，城中設醮教場演武廳，七日疫止。”（民國《象山縣志》卷30，《志異》，第10冊，第3131頁）

[40] 在上虞縣的地方志中，光緒以前的疫情失載，根據圖1揭示的流行路線，上虞發生疫情的可能性極大。

[41] 錢塘和仁和兩縣在康熙以后基本沒有可供利用的縣志，而著名的民國《杭州府志》中也基本沒有這兩個縣的疫情記載，按照一般理解，杭州作一個當時著名的通都大邑，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極大，如果說，道光元年這場全國性大疫沒有波及是頗為奇怪的。道光三年，仁和多疫，但疫情系何種性質，我們并不清楚，不過，根據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中所錄的醫案，道光十七年杭州盛行霍亂轉筋，但在此前的道光九年，已存在霍亂的病例，（卷下，見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以下簡稱醫學大成），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冊，第673頁）可見霍亂當十七年流行之前已經傳入，而在江南，從道光元年到十七年間，并無有霍亂大流行。而且常熟的鄭光祖在這次大疫過后，曾聽說這場瘟疫延及杭州。（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23b頁）因此杭州的霍亂病菌當在嘉道之際這次大疫中傳入，道光三年仁和之疫也應該是真霍亂，但道光三年之疫不過是這次大疫的余緒，顯然，對杭州這樣的大都市來說，在疫病流行是未受到影響，反而要道瘟疫基本結束始才傳入，可能性甚小，何況與杭州相鄰的蕭山和富陽均有疫情發生。所以，筆者認為，道光元年，霍亂曾傳及杭州。

[42] 霍亂的流行時間一般多在夏秋兩季，嘉興和湖州府的疫情出現在冬季，頗多疑惑。不過，在當時的一些記載中，疫情到初冬仍在繼續的情況的確存在，比如，次年昆新等地發生的大疫，入冬才停止（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祥異》，第3冊，第924頁），一種新的疫病對該種病菌的處女人群所具的威力應該不能完全按常規來理解，霍亂孤菌在初冬抵達嘉湖，并發生流行，也不無可能。

[43] 例外的情況是嘉興府的石門和海鹽，他們均處離松江府較遠的嘉興府南端，可能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海鹽的地方志對疫情沒有記載，上年的情況是根據府志得到的，因此海鹽也可能是因為缺乏記載。

[44] 唯一出人意料的例外是鎮江府城所在的丹徒縣沒有疫情記載，這究竟是真的未發生瘟疫，還是因為失載或我們資料搜集不夠全面，于此不敢斷言。

[45] 甘熙在《白下瑣言》中是這樣描述道光十二年之疫的：“大荒之后必有大疫，而道光壬辰最為甚。自三月起，疫氣流行，互相傳染，死亡甚眾。……至立秋，患乃息，誠有生以來僅見之大災也。”（卷7，第5b—6a頁）而關于道光元年的瘟疫，除了描述癥狀等外，只是說：“道光辛巳夏秋之交，痧癥大行。”（卷1，第23b頁）有關這次疫病的分析，請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第60頁。

[46] 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第8冊，第2885—2886頁。

[47] 錢泳：《履園叢話》卷17，《報應》，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61頁。

[48]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b頁。

[49] 具體的論述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第149—164頁。

[50]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a頁。

[51] 道光《寒圩小志·祥異》，鄉鎮志專輯，第1本，第429頁。

[52] 宣統《信義志稿》卷19，《志事·災疫》，鄉鎮志專輯，第8本，第489頁。

[53] 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2期。

[54] 賣克尼爾：《瘟疫與人》，第303頁。

[55] 嘉慶二十五年蘇松太人口總數為10，398，156，（該數字由吳建華根據《嘉慶一統志》中的數據調整而得。參見氏著：《江南人口與社會研究，1644—1911》，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年。）該地區幾乎每個縣都受到瘟疫的侵擾，不過嚴重程度并不一致，即使以較低的5%計，也在50萬以上，若按8%算，則為83萬零。

[56] 光緒《羅店鎮志》卷8，《軼事》，鄉鎮志專輯，第2本，第326—327頁。

[57]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2b頁。

[58] 孫兆溎：《花箋錄》卷17，同治四年刊本，第37a頁。

[59] 《一斑錄·雜述二》，第23a頁。

[60] 見張應昌：《清詩鐸》卷23，《疾病》，第872頁。

[61]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醫學大成，第4冊，第652頁。

[62] 3—35天，平均10天。（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97頁）

[63] 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90、104頁。

[64] 孫兆溎：《花箋錄》卷17，第37b頁。

[65] 張畇：《瑣事閑錄》卷上，第12a頁。

[66] 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上，見醫學大成，第4冊，第652頁。

[67]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二》，第23a —23b頁；光緒《羅店鎮志》卷8，《軼事》，鄉鎮志專輯，第2本，第327頁。

[68] 張畇：《瑣事閑錄》卷上，第11b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