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導論全文(5篇)

摘要：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具象化、通俗化和大眾化的教學目的，文章首先闡述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對多元化教輔材料的迫切需求，然后提出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目的與路徑，包括緊扣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擴展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具體路徑，最后論述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實踐。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現代教育技術

一、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對多元化教輔材料的迫切需求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很抽象的學科，這無疑加大了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與學的雙重難度，進而導致在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環節中出現了教師教學自信不強、學生學習熱情不高的問題。與師生使用的教材用書相區別，教輔材料是指除教材之外的能幫助學生學習的各類輔助性教學材料，其作用是輔助教學工作，提升教學效果。相較完整成型的教材而言，教輔材料的建設更能夠為教師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提供舞臺，也是發掘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所稱的教學過程中“技巧”和“藝術”兩大源泉的重要發力點[3]。破解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環節中的現有問題，提升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與學的雙重質量，都需要政治經濟學課程授課教師加強多元化教輔材料的建設和運用。同時，促進政治經濟學授課教師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通過多元化教輔材料的靈活運用，也將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主觀能動性，從而形成教與學的良性互動。本科階段的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工作，根本上是要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具象化、通俗化和大眾化，然后將理論知識點傳授給學生。在實踐中，授課教師不僅要熟悉運用教材本身，更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結合授課對象的具體情況靈活組織教輔材料進行輔助教學，這樣做的目的是改變學生在大學課程學習中普遍存在的被動學習狀態。學生一旦處于這種被動學習狀態，必然陷入只求學分、死記硬背的低層次學習方式，面對政治經濟學課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并與現實相聯系的知識點，也就難以發揮自身在理論學習中的主觀能動性。這種不合理學習狀態的形成，既有學生對過去學習方式形成路徑依賴的原因，又有大學課程自身教學方式和內容方面的原因。對于政治經濟學課程而言，后一種原因恰恰體現出當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對多元化教輔材料的迫切需求。

二、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目的與路徑

（一）守初衷：緊扣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根本目的

探討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具體路徑，必須鎖定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的目的。建設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實現其多元化發展，不能陷入“為了建設而建設”的思維囹圄，而是要緊緊扣住更好地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點具象化、通俗化和大眾化的教學目的。因此，無論是運用傳統手段還是運用新興技術，這個目的必須明確鎖定。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具象化、通俗化和大眾化方面，著名哲學家、教育家艾思奇先生所秉持的方式和理念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艾思奇先生在上海參加《讀書生活》雜志的編輯工作時，從豐富多彩的生活實踐中提煉出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道理，用一種具象化、通俗化和大眾化的方式回答讀者提問，引領大批進步青年更深入地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道理，樹立牢固的馬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同志曾對由這些問答集結形成的《哲學與生活》一書表示贊許：“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4]同樣，在新時期，面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輔材料多元化建設，我們應運用更多可供選擇的新興技術，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具象化、通俗化和大眾化。

一、基于遠程教育的高校輔導員專業能力培訓的課程體系構建

（一）輔導員專業能力的基本構成

筆者認為，輔導員的專業能力應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學生事務管理能力和學生發展指導等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是指輔導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學生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社會主義社會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質的工作實踐能力。學生事務管理能力是指輔導員對學生所有非學術活動和課外活動的管理能力。學生發展指導能力是指輔導員通過自身的專業特長幫助學生在某一領域獲得長遠發展或長遠影響的指導能力，如學業指導、職業規劃、創業指導等。

（二）專業能力培訓課程體系設計

高校輔導員的知識結構應包含核心知識層次、重要知識層次和外圍知識層次。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本質和社會發展的理論學說不僅是輔導員知識結構的核心，也是其智能和優勢的核心，在輔導員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結構中起著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教育學、思想政治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可作為輔導員知識結構的重要知識層次，文學、哲學、美學、法學、社會學、信息技術、自然科學等可作為輔導員知識結構的外圍知識層次。基于此知識結構，輔導員專業能力培訓課程應包含通識課程、校本課程。通識課程主要是指與工作直接相關的課程，如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思想政治教育學等理論知識課程；校本課程主要是指所在院系學生所學的專業通識課程，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可以豐富輔導員與學生的知識。

（三）專業能力培訓基本實施方案

參照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學、管理學、心理學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培養方案，綜合輔導員日常工作和長遠發展的具體情況，可將輔導員職業技能培訓體系設計為核心課程、重要課程和拓展課程三個層次。其中核心課程包含教育學基礎、管理學基礎、普通心理學、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教育管理學、教育心理學、高等教育學等；重要課程包含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導論、發展心理學、心理與教育研究方法、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概論等；拓展課程包含西方哲學史、美學概論、民法學、高等教育法規概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創業學、藝術教育等。要求參與學習的輔導員能夠根據自己入職前的專業學習情況與現有的課程體系形成互補，即已經在本科或研究生階段學習過的課程不再要求重復學習。參與學習的輔導員根據工作中的實際需要選擇課程，不要求在固定時間內修完既定課程，但在一定時間內修完一定學分的課程，培訓基地可以授予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

一大學教育與文化戰略

20世紀90年代，教育部已經將“中國文化概論”類的課程列入了高等教育課程。由張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主編的國家規劃教材《中國文化概論》，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的文化觀，為中國大學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確立了理論方向。作為對通論性知識的展開與補充，還有一些大學以經典閱讀的形式開設此類課程。但是作為文化學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是否已經形成？其中應由哪些知識或學術內容組成？隨著21世紀的到來，文明沖突與對話日益激烈，能夠面對時代問題的文化觀應該是什么，傳統文化的教育與此文化觀有何關系？知識不是憑空創造的，因此，大學的傳統文化教育，要重新梳理和借鑒中國現代學術中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果。文化觀念關涉文化共同體的生存與發展，因此，要結合當代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確立新的文化觀。

二近現代中國文化學的建構

中國現代文化觀念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事實上根源于近現代中國文化學的建立。近代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艦炮轟開之后，天朝大國的政治與文化秩序走向崩潰。面對強大的他者和新的世界秩序，中國喪失了文化的自主能力。重建、復興中國文化成了中國知識分子迫切探求的課題。中國的學者開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說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確立中國文化的地位，體現了近現代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對文化戰略的規劃。因為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發達和深厚的傳統，因此中國文化學的主體是20世紀興起的中國文化史學。1902年，梁啟超就發表了《新史學》，他認為西方通行的諸多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提倡開展中國文化史的研究。自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文化的專門史撰述層出不窮。比較有影響的有柳詒徵撰寫于20年代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撰寫于30年代的《中國文化史》和錢穆撰寫于40年代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30年代，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傅偉平開始編纂《中國文化史叢書》，計劃編成八十種，因抗日戰爭中止，共計出版了四十多種，多為中國文化專門史的開山之作。這些著作大都體現了對中國文化的歷史憂患意識和融匯中西、與時俱進的學術取向。如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表明其書宗旨“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一以明吾民獨造之真際。”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認為：“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以文化作為中國歷史的總體觀照，突破了以善惡褒貶和評判興亡成敗為主的的傳統史學疆域。中國文化哲學的建構也開始于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推崇西方民主與科學的知識分子與推崇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之間就產生了論戰。此后又連續發生“科玄論戰”，西方文化派、馬克思主義派和東方文化派之間的文化論戰，直到抗戰爆發才告一段落。在這場論戰中，現代中國新儒家思想逐漸形成，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等都以復興儒學為己任，同時熔鑄西方哲學的學理，構建新的文化理論，如“新唯識論”、“新理學”、“新心學”等。40年代末，梁漱溟完成了《中國文化要義》，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宗旨，探究中國文化的個性特征與精神內涵。1949年以后，新儒家主要活動于我國臺港地區和海外。20世紀80年代大陸地區“文化熱”興起后，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在大陸也得以發展。新儒家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文化保守，而是主張通過復興儒學來重建中國的民族文化。可以說，中國文化哲學的主體是新儒學思想，旨在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傳統。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傳播和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建立也為現代中國文化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20世紀初，中國創辦的一些新式大學已經設置了人種學的課程，西方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也在中國開展調查與研究。“五四”運動前后，一大批中國留學生在歐美學習人類學，受到系統完整的人類學教育。他們在國外就已經發表了中國民族學研究的成果。如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吳文藻的《民族與國家》等。1926年，受德國人類學和文明史學影響的蔡元培發表了《說民族學》，系統介紹了民族學的概念。1927年，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創辦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考古、語言、歷史、民俗四學會，從事調查方言、民俗和古代文化遺址的科學研究工作，是中國第一個人類學研究機構。1934年，中國民族學會在南京成立。黃文山《文化體系學》、孫本文《社會學原理》、陳序經《文化學概觀》、費孝通《江村經濟》、林惠祥《中國民族史》、凌純聲《中國邊疆文化》等，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涌現出的代表性學術成果。

由于中國文化人類學者受歐美不同的文化人類學派影響，他們的學術取向異彩紛呈，對人類學和社會學也各有偏重，但大都主張廣泛吸收西方人類學理論，深入到中國的社會、民族和文化遺址中去調查研究，創立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以人類學的文化理論為根據，融合中西方文化，加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在一個大的世界文明體系中，為建立多元文化民族國家而努力。進入21世紀，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命題，提出：“文化自覺是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意義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及發展的方向。不帶有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但不是‘復歸’，但同時也不主張‘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情景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一文化觀念，超越了中國知識分子長期關注的諸如“文化本位”、“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提倡“國學”等問題，在全球文明對話的視域中深入闡釋中國文化，提出對策，體現了文化人類學思考、應對世界文化格局的能力。可以說，文化史學、文化哲學、社會文化人類學是中國現代文化學的三大學術構成，在此系統中，中國文化的歷史、中國文化的精神和中國文化的結構與功能等問題得到科學的研究和思考，中國文化的話語體系得以建構。盡管他們的解釋方法和價值判斷不盡相同，但由于中國文化既是他們的研究對象，又是他們的鄉土家園，所以他們無不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以探求中國文化的出路為課題。即使是那些批判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也大都出于對中國文化前途的深切擔憂與重新設計。他們科學而冷靜的剖析是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洗禮，他們的文化思想同樣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學的重要內涵。因此，大學教育中傳統文化知識體系和思想內涵應該總結、研究、借鑒上述三個學術領域的內容。

三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化觀

摘要：21世紀是高素質人才培養的新世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會議中提出:把立德樹人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并貫穿全程。由此可見，德育教育的培養在樹立大學生正確意識形態、形成以社會主義核心體系作為價值觀中的重要性。本文通過對阿多諾音樂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分析出三種音樂社會類型對大學生意識形態有較大影響，由三種類型展開論述，用以輔助思想教育工作者引導大學生正確看待社會性的文化藝術品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音樂社會觀；大學生；德育教育

一、音樂社會學的概念

音樂社會學是一門研究音樂的社會運動全過程的學科，它包含了音樂與社會的雙向關系。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美學家、音樂社會學家阿多諾在研究音樂與社會的關系中發現：站在社會成因的立場上觀察，音樂作品的形成本身是社會政治形態的產物，同時音樂又作用于社會。不止是西方音樂社會學的形成，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社會政治歷史流程，其實就涵蓋了整個中華民族音樂的形成。早在夏朝，作為統治階級的夏桀，因過度利用靡靡之音進行狂歡，導致政權衰落，民不聊生；先秦時期，周朝統治者對音樂的社會功能已有相當認識，他們把禮、樂緊密結合起來，作為維持社會秩序、鞏固王朝統治的重要手段。春秋時期因社會變革與政治改革，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人們持有不同觀點與態度，并在音樂領域展開尖銳斗爭，孔子認為音樂是反映社會生活的，具有改變不良社會風氣、加強道德情操修養之用。所以，不論什么時期所產生的音樂形態，都深刻反映了社會時下的意識形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音樂作品出現了繁榮發展，能夠充分反映當時人民大眾辛勤耕作的代表作品有《南泥灣》、《社會主義好》等；反映抗戰勝利的代表作有《游擊隊之歌》等；表達愛國歌曲有《我的祖國》、《我愛你，中國》等。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民族藝術家：冼星海、賀綠汀、李叔同等人。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出現迅猛發展，大眾的生活節奏變得快了起來，同時這一時期創作出的音樂作品形式出現全球大融合傾向，為了滿足商品經濟時代的需要，流行音樂、電子音樂、爆炸音樂、網絡音樂在這一時期悄然出現。

二、音樂社會學觀對大學生德育教育的影響

阿多諾在研究音樂社會學觀發現，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音樂本身屬于社會自律與倡導自由的藝術產物。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階段進階，延展自由的音樂類作品成為了實時社會文化的產物，且資本主義政治意識與文化無所不及的滲透到音樂作品的各個方面，由此而言，音樂成為了資本主義統治下商品交換的產物。商品化是音樂社會觀的第一種類型，也是影響大學生音樂審美與政治審美的第一要素。21世紀音樂類型出現復雜化、跨界化、夸張化，為了滿足商品經濟時代的需求，很多創作人將不利于青少年發展的歌詞進行夸張表達，例如在一首rap作品中寫到：你開著大奔，泡著妞兒，手里舉著二鍋頭，這對于思維正在萌芽發展的青少年是一個危險的誤導，不利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第二種類型是標準化，阿多諾對音樂產品的產生和消費給出標準化解釋，即音樂產品的產出主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所以它成為市場輸出的一種大眾化商品，缺少了思考價值與引導價值。目前中國市場上絕大數音樂作品結構單一、旋律單調，尤其是樂隊配置與和聲走向簡單粗暴，節奏過于生硬與干燥，歌詞粗俗無邏輯性，因此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口水音樂”，這些所謂的音樂作品只為了讓聽眾為此買單，點擊網絡流量賺足人氣，同時讓聽眾對其產生依賴性。因此，作為大學生群體不僅審美得不到提高，反而會影響到審美情趣的退化、生理與心理退化乃至未來人生觀的形成。第三種類型是技術化。藝術產品產生初期是由獨立的個體根據個人藝術修養、基層采風、合理作品配置及極富心思的靈感創作而成，是一種經歷了多年的文化沉淀修煉的成果，隨著商業化模式的組建，音樂產品被工業化替代，甚至產生專門快速制造一系列音樂作品的技術團隊。這類技術團隊會在較短時間內針對不同的人物群體創作出“麻痹”大腦思維的音樂作品讓特定人群消費，用以滿足經濟商品化的需求，因此，快而短的“技術化作品”是毫無生命力、持久力與感染力的，但他們卻深深模糊了大學生對藝術審美的追求與思想文化形態的形成。

三、音樂社會學觀對大學生德育教育的思考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邏輯學的教學形式和教學內容都陷入邊緣化的困境。根據當前國內外趨勢，對我國的邏輯學教學進行批判性審視，可以借助互聯網+技術和5G技術，建設在線開放課程，改革邏輯學的教學形式。其教學內容，可以從如下方面改革：對教學內容進行區分，因材施教；面向日常的世俗生活，開展以論辯邏輯為主的通識教學；將邏輯學與技術性學科和社會科學結合，面向市場培養社會所需要的應用型人才；對專業型的純粹邏輯學研究規模進行適度控制。針對當前邏輯學教學中的弊端進行改革，進一步提高人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對于在新時代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教學形式;教學內容;對策;民主法治

一、教學形式陳舊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經濟的全面展開，社會變化日益加速，傳統的“滿堂灌”教學形式顯得陳舊而滑稽——因為互聯網上有國內外一流大學的在線精品課程，有足夠豐富的知識。一般而言，傳統的教學形式，有如下兩個弊端：

（一）講臺上的“獨角戲”

現在的大學教育活動，因為職稱評價體系的導向性作用，加之時代的浮躁之風盛行，仍然有大部分教師滿堂課都是念PPT，缺乏與學生的互動。不少的大學課堂，教師在講臺上照著PPT自導自演，自娛自樂，學生在課桌前低頭耍手機，這種配合默契的“二人轉”，成為當前高等教育的通病。如此沉悶的教學方式，扼殺了學生的好奇心，使學生喪失了學習的興趣，也使教師的教學活動蛻變成了單口相聲。

（二）課桌前的被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