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經濟全文(5篇)

一、危機成因的多元性和危機本質的系統性

首先，從經濟角度看，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美、英等西方國家推崇的新自由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總爆發，集中暴露出它們所推崇的金融領域“去規制化”進程嚴重忽視金融全球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和特點，缺乏對金融體系運行的有效監管，喪失了應有的預警功能。

其次，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現的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機的政治原因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凸現的結果。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性市場運行對資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而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卻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為國際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的經濟政策制定的國別化，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矛盾的累積和激化。

二、世界經濟格局新的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拉開序幕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勢有五方面的影響：

其一，從危機發生至今全球工業產值和貿易規模的萎縮比例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程度已經超過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蕭條時期。

其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在各國經濟衰退的陰影下有所抬頭。

自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學者也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做了大量的理論與經驗分析。在理論研究方面，劉駿民、伍超明研究發現，虛擬資產收益率和實物資產收益率的差異是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的主要原因，而收益率差異又根源于股市結構和實體經濟結構的非對稱性，這種非對稱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市場體制改革的滯后［1］。Crochane通過建立股票溢價和消費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模型，認為金融市場回報率與實體經濟密切相關［2］。運用ARCH模型，并利用美國股市的閱讀數據，Gregoriou等研究發現，股市波動情況能較直觀地反饋實體經濟的變動狀況，并對金融部門的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消費及短期內的實際貨幣供應量，故消費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是比股市回報更為敏感的經濟變量［3］。周瑩瑩、劉傳哲的研究也表明，長期內我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聯動效應，盡管短期內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負向沖擊，但長期內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顯著，且對實體經濟發展變化的解釋程度不斷提高［4］。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理論與實證分析，但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分歧。但是，鮮有學者從結構視角對二者的關系進行分析，基于此，本文試從結構的視角對二者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為研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關系提供新的視角。

全球視角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結構關系

經濟虛擬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其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本部分基于全球視角，從虛擬經濟的存量和流量兩個方面分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關系。

(一)存量分析

目前，全球虛擬經濟的規模大大超出了實體經濟。由于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產品是虛擬資產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以股市市值、債券市值、金融衍生產品未清償合約之和來衡量虛擬資產的存量規模，以GDP來衡量實體經濟，以兩者的比例來衡量全球虛擬經濟的發展程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的數據，全球虛擬資產總量占全球GDP總量的比例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1997年以前(除1993年)，全球虛擬資產總量占全球GDP總量的比例處在1．5－4．0的水平;1998—2000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趨勢平穩，兩者比值穩定在5．5附近;2001年后，該比值開始迅速上升，在2011年達到8．5。這表明虛擬經濟發展迅猛，其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但是，虛擬經濟各組成部分的發展存在一定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從全球虛擬資產總量的增長速度來看，增長最快的是金融衍生品。衍生品未清償合約名義余額從1990年的3．45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95．3萬億美元，增長了172倍多;同期，債券余額從18．02萬億美元增加到80．22萬億美元，增長了大約4．5倍;股票市值從8．89萬億美元增加到62．75萬億美元，增長了大約7倍。就不同的虛擬資產而言，其存量規模占GDP總量的比值變化趨勢也存在明顯不同。比如，金融衍生品未清償合約余額占GDP的比例變動趨勢，與虛擬資本存量占GDP比例的變動趨勢趨同，二者都呈現出持續快速的上升勢頭。具體而言，1997年之前(除1993年)，金融衍生品未清償合約余額的增長速度在年均15%左右，但1998年以后，該比值增長速度加快，1998年該比值增長到31．9%，到2003年該比值為64．7%，增長了1倍多。與金融衍生品不同，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和債券市值占GDP的比值變化趨勢就顯得比較平緩，而且二者的變化趨勢也不盡相同。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在1990—1999年期間處于上升趨勢，在1999年達到峰值1．17，隨后呈下降趨勢，而且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基本上處于0．4－1的范圍內，變化幅度較小;而債券市值占GDP比值在1990—2003年期間卻一直處于緩慢上升中，雖然增長勢頭不強，但上漲趨勢不變;2001年之后的增長趨勢變強，增幅變大。由此可見，不同虛擬經濟產品占GDP規模的比值變化趨勢有著顯著的差異。從虛擬經濟的規模來看，全球上市公司的總市值于1999年底首次超過全球GDP總值，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虛擬經濟占實體經濟的比值遠遠超過了100%。特別地，全球期貨交易規模在不斷上升，盡管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但全球69個期貨交易所交易的該年期貨及期權的總交易量仍同比上漲13．7%。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在2005年底，中國A股市場總市值占GDP的比重僅為17．7%，而美國股票市場市值占GDP的比重為130%，韓國、印度、日本等國約為100%，東盟國家在70%－80%之間。2005年我國進行股權分置改革之后，股票市場實現了大跨越發展。滬深證券交易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5月31日，我國滬深兩市股票總市值達24．69萬億元，其中流通總市值為19．55萬億元，已占2012年GDP(51．93萬億元)的48%。

(二)流量分析

自1986年開始，國際清算銀行(BIS)每間隔三年就會公布一次外匯交易額數據。由于國際清算銀行統計報告中的數據存在估計成分，匯率波動被夸大等原因，導致國際清算銀行年報的數據不是精確數據。因此，本文只是將這些數據作為流量分析作為參考。1980年，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量僅為870億美元，到2007年達到了32100億美元，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增長了近36倍，這體現了全球外匯交易的巨大而強勁的增長。從占全球出口額的比值情況來看，1980年全球外匯交易額占全球出口額的比值僅為11．18，而到1986年該比值迅速上升為35．93，到1998年更是猛增到74．99，之后略有下降，但是2001—2007年間，該比值一直穩定在55附近波動，雖然相對穩定，但是此比值仍處在一個較高水平。與此同時，在2001—2007年期間全球服務于外貿的外匯交易額所占全球外匯交易量的比例不足2%。這表明，全球外匯交易額與出口額之間的差距較大，而且這一差距隨外匯交易額的增長而不斷擴大。這意味著全球外匯交易與全球貿易出現了嚴重的脫離，全球的實際貿易對全球外匯交易的影響十分微弱，外匯交易的目的主要來自于貿易之外的純粹金融因素和動機，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虛擬經濟與全球的實體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虛擬經濟發展具有自己的獨立性。結合虛擬經濟存量分析發現，股票市值占GDP比值在不斷上升，并且其發展趨勢與外匯交易占出口比值的增長趨勢相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不管是虛擬經濟存量分析還是流量分析，結果都是類似的。

[摘要]伴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事件、美國退出TTP等事件的發生,“逆全球化”成為當下世界經濟的關鍵詞。文章首先闡述逆全球化的基本內涵及其興起、分析逆全球化的現實原因以及對我國帶來的不利沖擊,最后重點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方面探索逆全球化背景下實現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調控轉型的具體策略。

[關鍵詞]逆全球化;宏觀經濟管理;轉型策略

伴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事件、美國退出TTP等事件的發生,“逆全球化”成為當下世界經濟的關鍵詞。當下,全球經濟形勢呈現出弱復蘇、低增長、通貨緊縮、高失業等主要特征。世界經濟的發展存在明顯地不確定性。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亦面臨著一些壓力和難題,如何理性進行分析,結合我國經濟新常態的現狀探索宏觀經濟管理轉型策略,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是當下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逆全球化”含義及其興起

(一)逆全球化的含義

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相對于經濟全球化而言的一個概念,是指經濟全球化發展到特定水平之后市場再度表現出分割態勢,其與全球化進程是背道而馳的。逆全球化既包括市場全面開放轉變為有條件的限制性開放,也包括市場完全封閉。其表現是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一些隱性或顯性的阻礙因素使得市場中的產品、勞動力或資本無法按照市場規律流動,折射出一個國家對于多邊開放態度的轉變或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態度的轉變[1]。通過經濟全球化,世界各國經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發展,然而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大蕭條(GreatSatgnation),使得各國極為迫切的想要回到經濟復蘇的理想軌道,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對逆全球化問題加以重視,也正因此,回顧全球化的發展歷史并從中汲取經驗顯得十分緊要。

(二)逆全球化的興起

一、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一)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

一些學者研究了主權債務危機的制度性和機制性原因。應霄燕認為，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各種反經濟危機政策和措施疊加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和政治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1］劉志強認為，一國內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財政收支制度的軟約束和非正式規則下的各種機會主義行為，都是財政風險形成及擴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歐元區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財政風險向債務危機轉化而沒有平穩過渡的重要因素。［2］陳新認為，歐債危機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為救助機制失調。基于道德風險考慮，歐盟本無成員國貨幣救助機制。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試圖增強金融穩定機制的作用，但卻面臨各成員國不同的經濟、政治和利益立場歧異導致的決策困境。［3］一些學者從經濟結構、財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陳志昂等認為，希臘等國長期以來不僅承受著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同時面臨發達國家的生產率沖擊，導致產品喪失競爭力，這種結構性矛盾與失衡產生“夾層效應”并最終引發危機。［4］鄭慧認為，公共財政負擔沉重、經濟缺乏競爭力是引發債務問題的根本原因;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國別差異較大是引發債務問題的結構性原因;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二元結構矛盾”、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缺失是引發債務問題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計劃遲緩出臺、措施實施困難重重是債務危機久拖不決的現實原因。［5］郝宇彪等認為，希臘等五國長期形成的高額財政赤字是引發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下調希臘等五國債券評級對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起了助推作用;歐元區的經濟制度缺陷與內部的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6］

(二)主權債務危機的國際影響

一些學者分析了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孟艷認為，主權債務風險加大將拖累全球經濟發展:使經濟復蘇前景更不樂觀，加劇了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動蕩，使未來通貨膨脹風險日益增大，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面臨資產貶值和經濟滯脹風險。［7］孫韶華等引用了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梁艷芬的觀點，認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從希臘等邊緣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擴散，從公共財政領域向銀行體系擴散，引發金融市場持續大幅震蕩。各成員國債務鏈相互交織，危機加深并拖累銀行系統和實體經濟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學者著重分析了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郭春松等認為，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有以下影響:一是使中國外匯儲備風險劇增。二是使中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增大。三是中國出口業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四是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9］姚鈴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對中國和歐盟經貿合作產生一系列不利影響:使中國對歐出口增勢明顯減弱;使歐盟內部保護主義傾向抬頭，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激進;歐盟自貿區戰略對中國構成潛在威脅;中國對歐“走出去”面臨兩方面處境，一方面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很多歐盟國家和企業資金短缺，為中國企業擴大對歐“走出去”提供難得的機遇，另一方面多數中國企業還不具備在歐盟這一成熟市場開展大規模投資經營的能力，勉強進入，最終可能大敗而歸。［10］

(三)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謝世清認為，歐洲主權債務與“中國式主權債務”———地方政府債務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卻存在本質區別。雖然我國并不具備爆發“歐洲式主權債務危機”的相關條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權責不對等、熱衷追求GDP和政績工程、經濟發展模式不合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原因，我國仍存在爆發“中國式主權債務危機”的隱患。［11］鄭慧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對我國有如下啟示:審慎退出經濟刺激計劃，防止宏觀經濟大幅波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重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熱錢的流動，防范投機資本的沖擊;完善金融體系，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12］王黎明等認為，要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和金融市場的監管，避免經濟無序發展。在房地產政策調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外，對中央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為也要采取適當的行政干預。［13］

關鍵詞：經濟綠色化；人民幣國際化；綠色信貸；綠色債券；ESG指數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深入，再疊加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下行，中國經濟結構亟需調整。原先高速增長的經濟模式忽略了環境保護，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應對目前國外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國經濟需要向高質量增長階段發展。綠色金融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為新興清潔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不同，綠色金融更加注重環境保護和社會效益。以綠色金融作為切入點，能夠推動經濟向高質量增長結構轉型。2020年6月，世界貿易組織更新全球貿易預測報告，該報告指出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第一季度商品貿易額同比下降3.8%，預測第二季度貿易額下降18.5%，對于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也下調至4.9%。面對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強烈沖擊，各國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恢復的過程中也更加重視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氣候變化帶來的物理風險使得家庭、企業的財務狀況惡化，繼而造成銀行壞賬率的上升，銀行信貸規模收縮，引發經濟下行。為應對氣候變化，各國企業向綠色化企業進行轉型，轉型導致資產價格的重新評估，會造成投資者的財務損失，甚至會造成企業破產，引發經濟下行。雖然此次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經濟萎縮，但也推動了全球經濟實現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使得經濟綠色發展成為全球共識。各國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開始考慮氣候變化帶來的金融風險并將其納入宏觀審慎體系，經濟綠色發展逐漸成為全球共識。在恢復經濟的后疫情時代，綠色金融作為推動全球經濟綠色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也是中國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機遇。

1人民幣國際化實現路徑分析

1.1跨境人民幣結算

當一國貨幣能夠在國際上自由流動和使用，該國所發行的主權貨幣就稱為國際貨幣。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作為充當價值儲藏、記賬單位以及交易媒介的商品存在。國際貨幣作為貨幣的貨幣，同樣具有這些貨幣的職能。從貨幣職能的角度衡量一國貨幣國際化，要求貨幣首先要成為結算貨幣。一國貨幣在對外貿易過程中作為結算貨幣是一國貨幣實現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只有一國貨幣實現國際儲備職能時，才是實現了一國貨幣國際化。跨境人民幣結算以人民幣作為結算工具，降低了因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減少境內外企業的成本，使越來越多的企業以人民幣作為結算工具。跨境人民幣結算實現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結算職能，也增加了國外央行國際儲備中人民幣的占比，推動了其儲備貨幣功能的實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9年，中國人民幣跨境結算收付總額達到了19.67萬億元，人民幣結算占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金額比重的38.1%。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使得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人民幣份額提升，實現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跨境人民幣結算作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步，其便利度有效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功能，拓寬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投資職能和儲備職能。

1.2人民幣幣值穩定

維持貨幣幣值穩定是實現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基礎。當一國貨幣有升值預期時，國際投資者基于投資獲利的心態，持有以該國貨幣計價資產的意愿強烈，非居民會增加該國貨幣計價的資產。但是，當一國貨幣升值預期結束或者貨幣升值結束，非居民持有以該國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的意愿減弱，就會拋售所持有的金融資產。貨幣預期升值從短期來看有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但從長期來看，通過貨幣升值對貨幣國際化的促進作用是不健康的。只有使人們對該國貨幣的信任程度提高，才有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人們對貨幣的信任程度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情況、貨幣政策的穩定程度以及幣值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