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思想文化全文(5篇)

本文作者：劉曉琴 單位：鹽城衛生職業技術學院公共基礎學院

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人本主義思想

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說：“二儀之內，陰陽之中，唯人最貴。”他把自己盡畢生心血寫成的兩部方書命名為《千金方》，就是因為：“人命至重，貴于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他在《大醫精誠》中這樣論述道：如果遇上有患病來求救的人，不能夠詢問他的貴賤貧富，年齡大小，是朋友還是敵人，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是聰明還是愚笨，都只能一樣看待，都像對待最親近的人那樣為他考慮。“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像這樣才可以成為老百姓的大醫，否則就是百姓的大敵。“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人的生命是醫學的出發點和歸宿，為醫者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責任感，不論貴賤貧富，一視同仁；不計名利得失，一心赴救。孫思邈以病人為本，全心全意為病人考慮，對待求治的病人他不分貧富貴賤、老幼美丑，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珍愛生命，成為后世行醫者的楷模。醫學是直接服務于人的生命科學，對生命的輕視和對人性的冷漠是醫家的大忌。自古以來，歷代醫家關注人們的生命，強調對生命的敬畏和終極關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的生命是天地間最為寶貴的財富。《周禮•天官•冢宰》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2］可見，早在古老的周代就設有分管醫療的醫師，并把治病救人作為宗旨，以醫治的效果作為考核醫生和制定俸祿的依據。這種以人為本救濟天下的思想就是對百姓生命的最大關愛。醫學與人的生死安危密切相關，要真正尊重生命的價值、實現生命的價值，從醫者就必須首先樹立“以人為本”的自覺意識。我國古代醫學和醫學教育的發達就是基于人為貴、人命至重的思想，出于對百姓的關愛，對生命的尊重。從根本上說，醫學治病救人的宗旨是通過對人的“關懷”來體現的。從傳說中神農遍嘗百草的滋味、天下水泉的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到伏羲畫八卦，得以類推百病醫治的原理，嘗試百藥而創制九針的醫術，“以拯夭亡”；到張仲景的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再到孫思邈的精勤不倦，大醫精誠；乃至李時珍不顧生命安危，親自試服草藥，完成了偉大的藥學巨著《本草綱目》。“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孕育于久遠的古代，經過歷代醫藥家們的言傳身行，得以不斷地傳承演進，并成為醫學和醫療事業持續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經久不衰。因此，歷代的醫學前輩們在開展醫療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在漫長的歷史積淀中，催生了中華醫學“以人為本”的原始醫德［3］。

醫乃仁術、濟世救人的儒家仁愛思想

在我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史上，醫儒不分，儒家思想為醫學倫理思想及醫學理論注入了強有力的活力。“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所謂“仁”就是“愛人”。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儒家強調仁者愛人，而醫學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徑。醫學為“生生之具”，醫學的目的是仁愛救人，為醫者，最重要的應當有仁愛之心。行醫治病、施藥救人就是施仁愛于他人，儒家的仁愛思想因此也成為醫學道德的理論基礎。面對滿目珍饈，只能“看有若無”，因為“病人苦楚”，“不離斯須”，作為大醫，只能產生“慚愧、凄憐、憂恤”之心，“發大慈側隱之心”、“普救含靈之苦”。“仁者愛人”，面對病人的痛苦、百姓的災難，掌握醫術濟世救人是醫家最好的仁愛惠心。具“仁心”，行“仁術”，做“仁人”，成為古代許多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理想選擇。只有心存仁義之心的仁愛之人才能將醫學真正變成濟世活人的仁術。“仁心仁術”賦予醫學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內涵，同時也強化了醫生職業的神圣與高尚，集中體現了儒家傳統倫理的仁愛、仁慈和仁義觀，成為古今醫家普遍遵守的職業倫理道德原則。孫思邈將幼時病痛的經歷化作對醫學的執著和對病人的同情，由自己的病痛想到天下百姓的病痛，將愛己的心擴大到愛“天下人”的心，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儒家“仁者愛人、兼濟天下”的人生追求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可以說在孫思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有仁愛之心，才能博施濟眾，對所有患者都“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有仁愛之心，才能做到“勿避險巇”“一心赴救”；有仁愛之心，才能“省病診疾，至意深心”。沒有了仁愛之心，就缺少了對患者心靈的呵護，再先進的儀器，只能帶來令人生畏的冰涼；沒有了仁愛之心，就缺少了對他人苦難的關懷，再精良的醫術也會失去人性的溫暖。“醫乃仁術”，簡單而樸實的四個字，卻概括體現了醫學的真正精髓，體現了儒家仁者愛人、生命至上的仁愛思想［5］。

博極醫源、精勤不倦的民族敬業精神

在中國的傳統醫學文化中，歷代醫圣名家都強調了為醫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必須具備孜孜不倦、專心致志的敬業精神。《素問•著至教論》中要求醫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孫思邈在《千金藥方》卷一《緒論》第一《大醫習業》中要求醫生：“凡欲為大醫……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睹事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須探賾，若能具而學之，則于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矣。”［4］孫思邈不僅是醫學大家，同時精通儒、道、佛及諸子百家，這些名家經典不僅增加了孫思邈的見識，也對他的精研醫學起到了極大的輔助作用。沒有知識的廣博全面，哪來技術的圓通周密。只有廣泛博覽諸家經典，涉獵不同領域學科，從典籍中汲取知識和經驗，才能才高識妙，具有精湛的技藝，才能臨事不惑，游刃有余。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說：我看當今的醫生，不考慮探究經文的含義，用來擴大自己的知識范圍，而是繼承各自祖傳的醫技，始終沿襲舊法。查詢病情，只追求口才敏捷；面對病人一會兒，就處方用藥。“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所以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為的是“多聞博識”、“視死別生”。李時珍愛讀古典著作，就如同吃了蜜糖一樣，他搜羅百家著述，博覽群書，稍有心得就寫下來。醫術的高明源于他飽讀經書，博聞強記，只有勤求古訓、精究方術，才具備了“蒼生大醫”的基礎。正因為醫學的博大精深，經方的玄妙深奧，所以只有用心精微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探討醫學問題。如果用最粗淺的思考去探求最高深的醫學，難道不危險嗎？孫思邈批評社會上有些愚昧的人，讀了三年方書，就認為天下沒有什么病值得治療；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沒有總是對癥治病的良方可用。因而學醫的人“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步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4］必須廣博深入地探求醫學的淵源，并精心勤奮，毫不厭倦，刻苦鉆研，精益求精，方能精通醫術，明辨病因，成為大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病家兩要說》所述：“然必有小大方圓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會精神于相與之際，燭幽隱于玄冥之間者，斯足謂之真醫，而可以當性命之任矣。”只有掌握精湛醫技的人，才可以擔當性命的重任。而高超醫術的獲得，必須要有精勤不倦、刻苦鉆研的精神。

摘要：初中是學生價值觀念形成的非常時期，教師應提高對學生思想教育的重視程度，以確保其身心健康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歷經數年傳承與發展，在世界歷史長河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并深刻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同時也是促進民族發展的基石。然而，并非所有的傳統文化都是寶貴的。這需要教師有意識地對其進行深入挖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引導學生正確理解傳統文化，培育其高尚的道德修養，塑造美好品德。

關鍵詞：中華傳統文化；初中思想教育；運用策略

中華傳統文化作為促進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基石，理應深植于每個中華兒女的心中，滲入各行各業，影響人們的認知與行為。實踐證明，中華傳統文化和初中思想教育的結合有利于學校自身獲取豐富的教學資源，促進其內涵式發展，從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并實現傳統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一、中華傳統文化與初中思想教育結合的現狀

（一）重視程度有待提高

新課程改革至今，我國思想教育教學改革與建設取得非凡成就，然而，受應試教育與外界因素的影響，在實踐教學當中依然存在諸如“重智育、輕德育；重成績、輕品德”的問題，初中思想教育被列入“副科”行列，經常性出現被其他科目占用課時的問題［1］。一方面，很多家長認為學生在學校就應該多學習文化知識，取得良好的學習成績，從而忽視學生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學校本身也不太重視思想教育這門課程，教師也是照本宣科，將知識直接講給學生聽，學生被動接受，不能夠起到思想教育的價值。

（二）教學內容有待完善

陳鶴琴在對中國古代先哲教育思想進行研究時就特別推崇孔子的教育思想,認為孔子倡導的“因材施教”、“個別教育”、“行重于學”等教育思想非常先進,很值得研究。后者則可以直接對這些文化的實體展開研究。此外,還有一類是以非物質文化的形式存在,看不見,摸不著,如民間藝人的技藝等,陳老認為這類傳統文化遺產更為寶貴,后人可以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學習與傳承。總之,我國的傳統文化是博大而精深的,需要我們全面而廣泛地加以學習與研究。為更好地傳承我國的傳統文化遺產,陳老主張成立專門的機構對傳統文化遺產進行科學的研究。為此,陳老曾多次呼吁成立專門機構,組織專業人員,對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專項研究,以確保對傳統文化遺產的正確解讀和傳承。例如,1962年陳老在江蘇省政協會議上提議,在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內成立兒童教育研究室,以研究兒童教育的歷史和現狀,加強、改進兒童教育工作[1]406;1978年陳老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第一次會議上,提出關于設立全國兒童玩具研究促進會的建議[2]659。在對傳統文化遺產展開研究的同時,陳老主張以辯證的態度來傳承傳統文化遺產,認為對傳統文化遺產應進行合理的繼承、改造和創新。陳老的“活教育”理論就是在繼承儒家教育思想和美國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基礎上,革新創造出更具有活力的教育理論。在對待中國古代經書典籍問題上,陳老辯證地指出,“《三字經》、《百家姓》當然不是幼年兒童所能理解的”[2]636,“如果是為研究古代文學,那么這么多經書,大學專科里才有讀的必要”[3]140,而如果讀經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兒童的人格,那么經書是需要重新改造的,他特別反對“把經書熟讀在肚里,將來自然就會應用”的“反芻式的教育”[3]140。同樣,在對待私塾教育問題上,陳老認為:“私塾教育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它的優點,我們應當采用,并發揚而光大之,但是它的弱點太多,它的組織,它的內容,太不適于現代的情形了。”[1]535反觀當前有學者鼓吹所謂的“兒童誦經運動”,則愈彰顯出陳老對待傳承傳統文化遺產的這種科學而辯證態度之先進性,對指導當今幼兒教育工作仍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當年,陳老就是以這種開放兼容的思想,科學地處理了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外來優秀文化的吸收關系。陳老在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同時,也非常注重對世界各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他認為,外國有很多先進的教育經驗和教育理念很值得我們借鑒。陳老認為,中國的兒童不僅要汲取本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還要了解、吸收世界優秀的傳統文化。兒歌“小星星”本是法國的一首民歌,為了讓中國兒童了解法國的文化,陳老譯配了歌詞后將之編進幼兒園教材,至今“小星星亮晶晶,滿天都是小眼睛……”這首兒歌在中國代代傳唱[4]1。當年,在陳老主持的南京鼓樓實驗幼稚園的教材中,加入了不少外國文化的元素,許多世界經典的文化,如“荷蘭的小英雄”、兒童舞蹈“土風舞”等也列入幼兒園教材。此外,陳老還曾親自編寫小學英文教材,其中1939年編寫的英文教材《少年英文詩歌》一書,共選錄43首世界各國經典的童謠、詩歌。

作為一位幼兒教育家,陳老認為傳統文化遺產的繼承與弘揚應從幼兒園開始抓起,為此,他為幼兒教師提出一系列有效的教育教學方法,引導幼兒教師在日常教育教學工作中做好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工作。陳老認為,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遺產應堅持創新性,要有時代精神,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主張用革新升華的方法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遺產,最為集中地體現在陳老在幼兒教育目標的制定上。陳老十分贊賞孔子的“做人教育”思想,當年陳老的“活教育”目的論——“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3]352,就是在繼承傳統教育核心價值或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結合時展的實際需要而提出的。陳老的“活教育”目的論是對古代有關“做人教育”思想的批判與繼承,為“做人教育”賦上時代的烙印,使“做人教育”的內涵得到升華。陳老認為,幼兒教師可以通過對傳統文化遺產進行改編與創新,將傳統文化遺產有機地填充到幼兒園的教材中,“經書的文字古奧,敘事說理多偏于政治道德方面。幼年兒童不易明白,只好選擇其適合兒童心理之記述,改編作故事或戲劇的體裁,教他們閱讀,教他們表演,他們自然就能明白了解,興趣濃厚”,“將經書變成明白淺顯饒有興趣的現代兒童讀物,那讀經一課在學校里面才可以有利無弊。”[3]140為了讓兒童以寓學于樂的形式來學習、接受中華傳統文化,1938年,陳老與陳選善主編了《中國歷史故事》一書,該書以淺顯的文字、兒童的口吻、生動活潑的形式,將中國古老的歷史編成少年兒童喜聞樂見的故事。此外,陳老認為不少民間歌謠、兒歌很適合幼兒學習,為此,在陳老主持的南京鼓樓實驗幼稚園教材編寫時加入了很多民間的元素,如民間兒歌“放紙鷂”,民間游戲“獵人、老虎、槍”等。陳老認為,我國不少的傳統文化遺產是可以通過改良制作而成為很好的幼兒園教具、玩具的。例如,麻將是我國的國粹,是很具吸引力的賭博工具,當年陳老獨具慧眼,將麻將變成幼兒識字的活字塊教具,具體做法是:先從兒童用書中選出了200多個字,在每塊麻將上刻上字,每個字各刻2塊,并選用兒童喜歡的顏色,“比如‘雞’、‘鴨’二個字,‘鳥’部用紅的顏色,‘奚’、‘甲’部都用綠的顏色”[5]109。活字塊主要有兩種玩法:一種是湊對子,一種是拼句子,都很受幼兒喜歡。后來在民間藝人的啟發下,陳老又創制了“過橋洞”、“放電影”、“益智盤”、“傀儡戲”、“皮影戲”等幼兒喜歡的教具、玩具。其中“傀儡戲”、“皮影戲”就是采用民間藝人制作傀儡和皮影戲的方法,將適合幼兒的劇本或故事制作成傀儡戲或者皮影戲,由幼兒教師或幼兒進行表演操作。同樣,在樂器的選擇上,陳老大量地選用我國民間樂器,如鼓、鈸、鐘、簫、磬、木魚、琵琶、笙、簫、古琴等取代昂貴的鋼琴、西洋樂器,這在財力匱乏的年代確實是非常明智的選擇。陳老十分珍視被舊社會有權勢者所瞧不起的所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當年為了讓幼師生學習傀儡戲、皮影戲、木偶戲的操作技能,陳老曾多次把木偶戲班請到學校里來。當年,陳老邀請民間藝人到鼓樓幼稚園現場表演木偶,通過口傳心授的方法,讓幼兒教師學習掌握了木偶的具體操作手法;不僅如此,陳老甚至把玩猴戲和玩西洋鏡、拉洋片的賣藝人也請進學校給幼師生演出。當年,為了研制幼兒園教具,陳老曾拜街頭巷尾的民間藝人為師,如向民間捏面人學習用面粉替代橡皮泥做美工材料的方法;研究街頭小販賣糖人的轉盤并改制為“得賞盤”、“識字盤”[6],并分別作為幼兒學數學和學語言的教具……實驗證明,這些民間技藝改制的教具玩具很受幼兒的喜歡,同時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木偶戲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陳老認為木偶戲相當于立體故事,有會活動玩具的功效,是教育的利器,幼兒園可以利用木偶進行教育。當年,國難當頭,為了激發民眾的愛國救國熱情,陳老與虞哲光合作組建了兒童木偶表演隊,利用木偶表演的形式到社會上進行愛國主義宣傳。當年,由他們組建的兒童木偶隊演出的木偶劇有《原始人》、《臥薪嘗膽》、《文天祥》、《木蘭從軍》等,他們曾利用“三八”婦女節和國際兒童節到蘭心劇院對外演出,新型的兒童木偶劇的誕生,受到了人們熱烈歡迎;在鼓樓幼稚園,陳老還利用民間樂器,如小鼓、小鑼、小木魚、小磬、小鐃鈸,組成兒童小樂隊,學習民族樂器的演奏,當時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影響。

文化傳承作為一項全面的系統工程,需要各種專業人才參與其中,而老師則應首當其沖、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項神圣的使命。幼兒園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教育和終身教育的奠基階段,理應成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第一站。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中也明確指出:“要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引導幼兒實際感受祖國文化的豐富與優秀。”“適當向幼兒介紹我國各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7]幼兒教師應在踐行“新綱要”精神的活動中,自覺地將傳承傳統文化遺產視為己任。筆者認為,幼兒教師要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有效傳播者,一是幼兒園管理者應有目的、有計劃地組織全園教職工加強傳統文化的學習、培訓,如購買圖書、補充學習材料、聘請專家做專題報告、開展專題討論、舉辦知識競賽等,拓寬教師的知識面,提高幼兒教師的文化素養。二是要善于將傳統文化有機地滲透到各種教育教學活動中。從幼兒園的環境布置、教材內容、教學途徑、教學方法等多方位地思考,將傳統文化有機地滲透到幼兒一日生活中。三是應向家長普及傳統文化知識。不少家長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存在偏差,他們過多關注孩子知識、技能的發展,而忽視了孩子態度、情感、價值觀的正確形成。幼兒園教育需要家園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因此,針對目前家長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普遍模糊的狀況,幼兒教師必須大力加強宣傳和指導工作,如采取發放宣傳單、園內開辟專欄介紹、組織專題討論、網上留言互動、家長經驗介紹和推廣等多種形式,提升家長的傳統文化素養,共同承擔起傳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擔。

中華民族擁有上下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蘊,民族傳統文化遺產可謂博大而精深,但縱觀當前幼教界,特別是幼兒教育機構,在對傳承傳統文化遺產的理解上卻是出現了明顯的偏差。其主要表現為:一是內容被窄化。不少幼兒教師將傳統文化教育內容片面地理解為蒙學教育、歷史教育,甚至將“讀經”理解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唯一形式。不少幼兒教師一提起傳承傳統文化遺產,最直接的反應就是讓幼兒誦經,似乎傳承中華傳統文化遺產就只有這些經書了。其實,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內容非常廣泛,它包含神話故事、歌謠、民間游戲、猜燈迷、漢語言文字、印染、國畫、刺繡、剪紙、泥人、皮影、腰鼓、地方戲曲、茶文化、酒文化、十二生肖、京劇臉譜等多種形態[8]。幼兒教師應全面地理解傳統文化遺產的內涵,并根據本地區的資源及本園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內容,進行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教育。二是功能被弱化。在實施的過程中,幼兒教師往往過于重視對幼兒進行傳統文化知識的簡單灌輸,而忽視對幼兒民族精神的教育、民族情感的體驗,其實傳統文化遺產中的知識只是外殼而已,其深層次承載的價值觀念、思想和行為方式才是傳統文化遺產的內核。因此,幼兒教師除了需要向幼兒介紹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更要重視幼兒民族情感的體驗和民族精神的培養,以提高幼兒的民族自豪感,萌發愛國的情感。三是形式被簡單化,突出表現在幼兒教師對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過于簡單地照本宣科,缺乏對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必要的改造與革新;簡單地模仿、套用其他幼兒園已有的做法,忽視因地制宜地開展富有本園本地區特色的教育活動[9]。當年,陳老就告誡過幼師生,在對待傳統文化遺產問題上要有辯證的態度,傳統文化遺產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因此,要創造性地學習,汲取傳統文化中精華的部分,改造甚至剔除其中的糟粕,只有這樣才能讓傳統文化遺產在新的時期更具生命力,永遠發揚光大,傳承不息。（本文作者：嚴碧芳 單位：泉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前教育系）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傳統文化結合的可行性

（一）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品質

中華民族憑借著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國歷史上涌現了一大批以拯救和發展國家為目的的民族英雄，奠定了中國特色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正因為愛國主義思想與愛國主義行為一直延續著，所以中國才可以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領先于世界。在學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學生對愛國主義的認識，踐行愛國主義行為，培養愛國主義品質。

（二）和諧是傳統文化的主流，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和諧人際交往觀

從老子“清靜無為”“小國寡民”開始，一直到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佛教“一切隨緣”，無一不體現和諧。正因為這些和諧思想，才塑造了中國人溫文爾雅、中正和諧的處事方式。而和諧思想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內容，體會并學思想，有利于緩和人際關系，發展良性的人際關系。

（三）理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有利于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一個個中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所表現出來的艱苦奮斗精神也值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鑒。“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都從天、地、人高度來表達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滲透理想教育，有利于樹立學生的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集中蘊含在儒家和道家等思想流派的樸素哲學生態觀念之中，對此可從系統論、價值論、方法論三個層面予以歸納總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思想啟迪我們，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時，要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做到和諧相處;在改造自然時，要尊重客觀規律，實現有序推進;在開發資源時，要秉持節制有度原則，確保永續發展。

關鍵詞：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

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豐沃土壤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深入挖掘歷史文化傳統中蘊藏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對于在新時代繼續發揚古代生態建設的經驗智慧、建立健全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結構層次和體系流程、鞏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推動生態建設方面的顯著優勢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我國傳統思想中的生態文明觀念

生態文明是人類為保護和建設美好生態環境而取得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總和，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程度。把握和理解中國傳統的生態文明思想必須立足于中華文化傳統。首先，從系統論角度來講，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建設思想體現在“天人合一”的價值觀念之中。生態文明建設思想是人們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過程中的觀念認知，旨在探究人與自然之間的結構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儒家傳統思想認為，天地在世界萬物中居于根本地位，所謂“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禮論》)，天地只有在與人彼此感應貫通的交互過程中才能實現“天人合一”;孟子也指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通曉人心、明了人性也就認識了天性;董仲舒則以“天人感應”為基礎闡釋了“天人合一”思想，指出“天人并生”(《春秋繁露•陰陽義》)，自然與人相互依存、共同發展;張載認為“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稱》)，天性可與人性相通，只有順應自然萬物、尊重客觀規律才能實現“天人合一”;王陽明則指出“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傳習錄•門人黃省曾錄》)，借助人心才能實現人與宇宙萬物的交融統一;王夫之在《周易外傳•系辭上傳》一書中認為，“天人合一”的根本前提是天、地、人三者各得其所、各司其職。在道家看來，世界萬物的本源都可以追溯至“道”，無論是作為個體存在的人，還是作為精神存在的“天”，都源自“道”這一本體。莊子在《齊物論》中認為，因為“我”與這天地共存，才能實現世間萬物合一;只有明晰無為乃天地之根本，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共生共存。概言之，貫穿儒家思想始終的“天人合一”觀念，實質表現為對人與自然共同發展的樸素追求，自提出之日起便為后世學者所推崇，并逐漸繼承、發揚，成為追求人與自然共同生存的重要理論［1］。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則以“出世”為主要理想，強調自然而然的和諧狀態才是天道體現，其“天人合一”觀念體現了一種“無我”之境，強調只有“無為”，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其次，從價值論角度來講，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人相宜”觀念蘊含著生態文明建設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思想傾向于將人視作自然界的組成要素之一，反映出對人與自然地位平等的價值追求，尤其反映在以“天人相宜”思想為代表的、從地位平等的價值論視角出發辯證地看待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的相關思想之中。在儒家看來，事物存在即有價值，存在的價值不僅具有相關性，而且具有共時性。“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張載《西銘》)，天地生養撫育包括人在內的宇宙萬物，人與自然雖有“類”的不同，卻無價值的差異和地位的區別。張載從人與自然地位平等的角度出發，認為民眾與自然都屬于“我”的同胞，應該以對待自己手足同胞的態度與情感去對待自然。道家從地位平等的視角出發，審視“天”“地”“人”三者的關系，反對將自然視作人類的附庸。老子主張“道”是最高的價值標準，形態各異、功能不同的世間萬物只是“道”的多樣化形態的具體體現。“道”“天”“地”“人”共同構成了世間萬物，萬事萬物都有固定的發展規律和目標取向，萬事萬物地位平等，人類并不居于優越地位。莊子在《秋水》中指出，以“道”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則人與物之間并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道”的整體價值體現在萬物的局部功用之中，萬物在“道”之下功能有異卻價值等同、分屬各類卻并無貴賤;“天與人，不相勝也”(《莊子•大宗師》)，大自然與人和諧共處，不應相互克制，既要賦予萬物以主體地位，也不應否定萬物的自身價值。總體而言，儒家思想作為側重入世的哲學思想，在看待人與自然關系時，強調以其功用價值為標準，萬物存在皆有其價值，人們不僅應尊重自己的生命，同樣應該重視世間其他萬物的生命。道家認為，世間萬物均生于“道”，“天”“地”“人”在本質上是平等的，在“道”面前，無論人與自然的能力有何差異、價值有何不同，其地位理應平等。再次，從方法論角度來講，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強本節用觀念蘊含著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蘊含著豐富的方法論思想，具體包括尊重客觀規律、辯證看待自然生態、發展理念奉行以人為本等。這些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法論在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中有著深刻的淵源。就和諧共生而言，儒家認為“天”“地”“人”是共同構成世間萬物的基本要素，“天”與“人”必須和諧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同時，儒家也注重在尊重固有規律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孔子說君子當“畏天命”，這里的“天命”指的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自然世界的客觀規律。此外，儒家學說也倡導“節制資源”。“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說明索取自然資源時應適度且均衡，開采自然資源應秉持“以時禁發”的原則［2］。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一篇中也提出“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糧食谷物的豐收和建材木料的穩定供應。儒家認為自然萬物的生存發展有其固有的規律特征，生態文明建設應按客觀規律行事，但也并不認為人們應完全屈從于自然，譬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類在自然面前并非無能為力，可以在總結分析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生態加以開發利用。在改造和開發自然資源方面，道家傾向于選擇“無為而治”，認為生態文明建設應在順應自然規律的前提下謹慎行事，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須建立在生態環境足以承受的基礎之上，在“克勤克儉”和籌謀規劃的前提下開發自然資源，以滿足人類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是對自然資源的無端開采和任意濫用。人類若是違背客觀規律從事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所以，道家反復強調必須嚴格尊崇自然之“道”去改造自然。老子在《道德經》里指出:“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意即違背客觀規律肆意妄為，往往容易招致禍患。總體而言，在分析如何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和自然資源開發時，儒、道兩家不同的思想家均立足于尊重規律、強本節用等原則，這是因為中國古代長期處于農業社會，萬千農民以農為本、靠天吃飯，對氣候、土壤、節氣等極為依賴，所以人們在與生態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將尊重自然規律放在首位。同時，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效率低下，極易遭受環境影響而呈現較大不穩定性，這使得強本節用、反對浪費、崇尚儉樸的思想觀念盛行。

二、我國傳統文化中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現實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