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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環境學媒介生態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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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環境學媒介生態學論文

        一、媒介生態學派與媒介環境學派及其名實之爭

        兩論在對學派稱謂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學術緣起,在學理資源的“認祖歸宗”中進一步厘清了兩者的不同。媒介環境論論者批評媒介生態論者并不是一種對于北美學派的繼承與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環境學)概念之時,就沒有真正地對其進行全面地介紹與闡釋,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媒介生態進行了中國式的闡釋和發揮。其對于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闡述及其在中國的確立,沒有起到真正廓清認識并加以推廣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與發展中,也并未與北美媒介環境學派進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融通。而媒介環境論本身則是從譯介出發,在對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理論的梳理中確立的學派。媒介環境學派的貢獻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譯介了相關著作,從學派的歷史、理論、應用三個領域,全面地介紹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從而讓學界重新認識了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相關理論。媒介環境學派是正宗的北美學派的中國代言。他們汲取北美學派有益的學術思想,開拓思維,為中國學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與角度。媒介生態論論者早就對自己的學術緣起有清醒的認識,崔保國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的展開,來自于我國傳播學者的自覺,不同于傳播學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盡管美國學者開展媒介生態研究和日本學者開展媒介環境研究要比我們早很多年,但似乎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最初的展開與他們并沒有什么淵源。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痹诤髞砼c媒介環境學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態論論者一直堅持認為,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是在傳播學、生物學和生態學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學科,并不是對北美MediaEcology的簡單繼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識是原發的,這是中國媒介生態論論者獨樹一幟所在。3.對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對“環境”與“生態”二詞的常規理解與表述中,兩者常常會互為解釋和相互融入,這也是最初造成兩論難以厘清的原因所在。兩論以“環境”與“生態”名號加以區別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號下強調著研究向度上的側重和差異。媒介生態學從一開始就直接汲取生態學原理,將其與傳播學的相關理論結合。從邵培仁早期的相關論文和著作的闡述上來看,媒介生存是中國媒介生態學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處的生存狀態,包括媒介與人的生存關系狀態、媒介與自然環境的生存關系狀態、媒介與社會環境的生存關系狀態。讓中國的媒介能夠熟悉和了解自己所處的媒介生態,進而保存自身并求得發展,是中國媒介生態學派展開理論拓展與研討的動力和起點。在與媒介環境論的爭辯中,他們對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關注媒介在所處生態中如何自處與如何他處的相關策略研究、媒介與社會間的子母系統互動研究,他們提出“這些互動不僅僅有媒介系統的內部要素互動,還有人與媒介、媒介與媒介、媒介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這些紛繁復雜的整體互動關系會導致信息、能量、資源的交換、交流與共享,還有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實證研究與調查實驗等方式與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與媒介時間方面進行了相關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拓展大大擴展了中國媒介生態學派關注的領域與范疇。北美媒介環境學派對于“生態”或者“環境”的闡釋則與媒介生態學不同。在與媒介生態學的爭辯中,媒介環境學派強調指出,媒介本身即構成環境,媒介環境的變化(主要是指媒介技術的變化與提升,使得由媒介構成的環境不斷地發生變化)必將對環境中的人產生影響。因此,媒介變化、媒介所構成的環境及其變化對人產生的種種影響及人在媒介環境中的自處與他處,是媒介環境學越來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們對此深入地分析與探討,力圖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為環境對于環境中的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其現實意義在于讓研究重新回歸到人的邏輯起點,從人的角度去審視所處環境因媒介的衍生與演進帶來的變化,人當如何正視洶涌而來的媒介技術大潮的裹挾與沖擊。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及對當下人類生活的貼近性的闡釋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的差異

        中國媒介生態論與北美媒介環境論的碰撞,使我們得到了兩種研究范式和方法,這對于拓展學術研究的思路,拓寬研究視野是大有益處的。但有必要從學理上對其差異進一步分析。從詞義上分析,“生態”指主體(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對象)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狀態,“生態”概念中包括主體,由主體與其生存的環境共同構成,是兩者關系狀態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藸枺‥rnstHaeckel)首次提出這一詞匯時,將其描述為: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媒介生態學這里,主體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狀態,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與人、媒介與自然環境、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狀態,是研究兩者間的互為與互動,是關系研究;“環境”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外界事物“,環境”概念中不包括主體。在媒介環境學這里,主體指人,媒介是構成主體人所生存的外在環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環境學將媒介作為一個環境構成的要素來研究,研究其在技術的迅猛發展作用下所帶來的環境變化及其對人產生的影響,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無論哪一學派都必然研究媒介與環境,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媒介與自然的三個向度上來觀照兩論之間的差異。

        (一)關于媒介與人

        媒介環境學重在研究媒介對人的影響,屬于影響研究。他們以媒介技術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人類的生活,從而造成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結構性的變化入手,試圖辨明這其中隱含的結構,并試著探明這種由媒介變化而導致的環境改變,對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緒的影響。波茲曼曾有過如下表述“:媒介環境學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具體地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它試圖說明我們對媒介的預設,試圖發現各種媒介迫使我們扮演的角色,并解釋媒介如何給我們所見所為的東西提供結構”〔7〕。媒介生態學重在研究兩者的關系,是在兩者共在互存的認識下的兩者間性研究。媒介生態學更為關注媒介與社會系統間的互動,它對于人的關注,體現在對于人與媒介間互動的關注。因為在媒介生態學論者看來,人與媒介間的互動會導致信息、能量、資源等的相互傳遞、溝通與共享,其中也必然體現出影響與建構的交互性?!懊浇樯鷳B學是人類在處理‘人—媒介—社會—自然系統’相互關系的生態智慧的結晶。它既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現象和媒介生態規律的漫長認識過程,也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經驗和媒介生態知識的逐步積累和系統建構?!薄?〕媒介生態學中的人僅僅作為人與媒介、社會、自然系統中的一環,對于其觀察主要體現在對于人與其他范疇發生相互關系時的認識與體悟。媒介生態學所觀照的是作為生態的整體中的人與媒介、自然及社會的關系,而不是以人類為關注焦點展開的研究。

        (二)關于媒介與社會環境或社會生態

        媒介環境學鮮明地提出“媒介即環境,環境即媒介”的觀點。從自然媒介到社會媒介的變遷過程,不難得出如下認識: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類的生活中,媒介與自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難分彼此。媒介環境論者發現我們與世界交流的媒介傳播手段,即我們使用的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恰恰是參與現實構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構現實的過程中持續地發揮著影響??谡Z文化的社會、書面文化的社會、印刷文化的社會和電子文化的社會,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為在不同的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的參與下各有不同,這種媒介環境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正是結構性的。在觀照媒介與社會的關系時,媒介生態論認為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已然構成一種彼此平等且共生的關系。媒介猶如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和生態系統,從屬于社會生態系統,是其子系統之一,在與其他社會子系統相互作用時,甚至還會與其他子系統產生競爭的關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會大系統中,就要促使自己內外兼修,要適應社會的大生態,還要維系自己內部的小生態,同時還要適應媒介行業內部的中觀生態,試圖在各種關系的適應與掌控中達到生存、平衡與和諧。

        (三)關于媒介與自然環境或自然生態

        媒介環境學很少討論媒介與自然環境的話題,兩者關系基本不在其關注的題域。但是在媒介環境論者對媒介環境學起源的梳理時,曾經提及對芒福德(LewisMumford)啟發頗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國生物學家、社會學家,也是城市規劃和區域規劃理論先驅之一。他對于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以及人類文化間的相互關系的研究,給了芒福德深刻的影響。他提出的“人類生態”概念,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證明了生物學原理能夠給人類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為媒介環境學公認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論著得以從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入手闡述其對于人和人類文明的影響,從而為媒介環境學的興起奠定基礎。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環境學已經完全進入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在林文剛《媒介環境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一文的結尾處提到“:從媒介環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處的傳播研究領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現象(如天體或相對論)的規律。媒介環境學者探尋的是人類社會文化,它們牽涉到很多難以捉摸和不可預知的變量(variables),例如各種各樣的人類情緒、感覺以及動機,而這些變量由于時空或背景的遷異而千變萬化。因此,媒介環境學是一個社會文化研究領域?!泵浇樯鷳B學則特別強調媒介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媒介生態論者看來,人與媒介不僅存在于社會系統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統之中,必然會與其產生相互關聯與影響。媒介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點,所在區域的自然狀況是媒介生存與發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條件。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與發展所在地點的自然狀況,并探討自然環境與媒介發展間的關聯而進行。事實上,自然環境狀況與媒介生存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的形成有著毋庸置疑的關聯性和必然聯系。這種地理、氣候、歷史、文化間潛在的關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態學對這個領域的關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態學能夠生發出最為直接和切近現實的指導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的同一與涵容

        作為同為媒介研究的兩個學派,在相互碰撞中實際上又相互啟示,從學科研究的同門、學科研究對象的相同與相近來說,兩個學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與融合。

        (一)媒介生態論與媒介環境論的同一

        兩論雖然在差異中各自成長,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顯。其一,兩論汲取的理論資源具有某種程度的同一性。誰也不能否認,20世紀初期技術的迅速進步給環境帶來的后果,對于生態意識的崛起以及在學界也隨之刮起一陣生態學范式及思維方式的旋風所產生的強大推動力。人們開始關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正如媒介環境論者沃爾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對宇宙的整體聯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細的知識,我們的確生活在名副其實的生態的時代。我們時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聯系,至少就人類的感知能力而言是這樣的?!薄?0〕無論是媒介生態論者還是媒介環境論者,他們受生態學的影響,都汲取了生態學意義上的“環境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養分。媒介生態論者駐足于媒介彼此之間以及媒介子系統與社會大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媒介環境論者則從肯定人在環境中的主體地位出發,更為關注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其二,兩論研究目的的同一性。無論是媒介生態學,還是媒介環境學,其研究目的都是為了謀求人與其所生存環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動與發展。生態論論者是在承認人與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體而微地關注媒介一方的發生與發展,并對此種狀況進行相應地描述及對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尋求媒介與媒介所在環境的平衡,根本上說是媒介與人生存環境的平衡。媒介環境學則更多地從批判的眼光指出現代社會的媒介本質,越來越多的媒介構成了人生存的環境。媒介構成了人生活的生態。媒介如何構成了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媒介環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或者改變了人,人又當如何應對,如何尋找到媒介現實下的人與媒介環境間的平衡。探尋人與媒介間的關系,在批判中尋找人與媒介間的平衡與和諧的良性互動,這正是同一稱謂下的兩論研究的共通之處。

        (二)媒介生態論與媒介環境論的涵容

        作為同為媒介研究的兩個學派,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兩者必然存在著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為研究對象。無論是媒介生態學還是媒介環境學都是在媒介發展迅猛的當下,對于媒介的一種關注與研究。兩派都強烈地意識到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媒介彼此之間的這樣一種共生的關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構成中的一部分,是人類交往不可規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間交融互生。媒介生態學對媒介及其生態關系的研究,往往具體而實際,致力于為業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與指導。而媒介環境學對于媒介的研究,則以人為關切對象,致力于媒介技術的宏觀視野,力圖指明媒介技術對于社會文化的重要影響。但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無論是具體而微的媒介,還是線條粗獷的技術分野,媒介始終在兩論共同關注的視野之中。不論是出于傳播研究的考量,還是文化研究的思索,兩論都承認媒介業已成為構建當下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對象的同一關注,必然帶來研究內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態環境為研究題域。媒介生態學所關注的環境,是以媒介為中心,媒介所在生態圈層的其他因素的綜合。在媒介生態學的有關研究中,媒介生存脫離不了媒介所在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外部環境的作用,研究這些外部環境與因素,才能夠為媒介的生存與發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環境學所指向的環境,則直指媒介技術本身??谡Z、文字、印刷、電子媒介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語)。這種環境論,既提供給媒介研究與文化研究以新的視野,但也并未脫離具體的媒介而成為虛無的想象。媒介環境論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須結合這種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時代、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其他具體因素。換句話說,媒介環境學的研究中也必然考慮到媒介與其他文化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構成的生態與媒介間的相互影響。對于共生關系的肯定和強調,正是兩論的共同認識,也必然會因此在研究中出現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與環境的關系。兩論從不同的向度出發,但關注的卻都是媒介與環境間的關系。媒介環境學關注的是媒介形式構成環境,進而構建社會,形成文化,產生影響。如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該書用較大的篇幅闡述了印刷技術媒介產生的時間與背景,及由此產生的印刷文化,并進一步闡釋印刷技術對于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學的影響,從而導引出媒介技術與社會發展存在必然關聯的宏大主題。而媒介生態學也關注媒介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媒介生存的影響,從而實現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許多媒介生態學視角下的對具體媒介及媒介現象的觀察,像《媒介生態學視閾下作為空間的華萊塢電影》《從媒介生態看城市臺民生新聞的困境》等媒介生態學領域的研究往往針對具體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與所在環境間的關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與發展的規律,并提出相應的策略或辦法。顯然,兩論都承認媒介對社會的參與作用,并從媒介的角度重新審視社會與文化,對于政治、經濟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審慎的態度。這種共識指引下的研究,雖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過程中,也必然出現彼此涵容。

        四、結語

        媒介研究的意義在于,既要掌握媒介技術與形式這一“容器”對于人類與社會的影響,又要看到具體時空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于媒介生成及生存所產生的作用。在諸多因素的合力中,媒介之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作用與影響也才能顯現出獨特的價值與意義。我們對于兩論的理解與運用,當然可以根據研究目的和向度的不同分而用之,但當我們試圖談論某一具體的媒介對于歷史與文化的影響與作用時,我們不妨從媒介環境學的宏大視角切入,并在微觀研究中采用媒介生態學觀照媒介與其他社會環境因素間的相互作用,這不失為一種更為科學且現實的研究方法和路徑。

        作者:王彤 王純菲 單位:遼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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