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生態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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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破解生態危機的三重向度

1.1技術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時，技術總是被一些學者認為與生態危機的產生密切相關，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批評，認為技術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的想法，實際上是脫離了經濟規律及社會生產方式抽象的談論技術，這無益于探究生態危機與技術的關系，探究技術與生態危機關系的正確方式應該是將技術及其背后操控技術的生產方式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將技術置于其存在發展的經濟活動之中進行考察，這樣才能真正的厘清技術與生態危機之間的關系。依據上述的分析路徑，福斯特指出，“技術樂觀主義”者認為的技術進步就能解決生態危機，技術落后就會導致生態危機的觀點，用“杰文斯悖論”就能輕而易舉的進行反駁。福斯特依據經濟學家杰文斯通過統計學得出的結論，即當某種自然資源利用率提高時，非但不能減少對這種自然資源的使用量，反而會激發市場對這種自然資源的需求，從而揭示了技術進步背后的經濟學規律，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效率的提高，在經濟理性的作用下，生產規模也在不斷的擴大，進而對某種資源的需求與使用量也會增大，這樣技術的進步不但不會減少資源的使用量，反而會加速資源的枯竭。結合“杰文斯悖論”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驚人數據，福斯特不免發問，“在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新研發的技術就能夠解決環境惡化問題嗎”［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術奇跡能夠解決生態危機的想法在本質上等于忽視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里技術的發展是從屬于市場需求的［1］。”既然技術的發展不能解決生態危機，反而刺激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加劇了資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術悲觀主義”提出的通過抑制技術的發展就可以解決生態危機的觀點更有道理了呢?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同樣給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技術本身無所謂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生態危機的解決，因為技術不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術根除生態危機，技術本身不具有獨立性，它的生態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產方式以及這種生產方式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種追逐利潤的經濟理性所導致的，技術只不過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潤的工具，“與資本在工廠中對技術的那種配置和運用方式———目的是為了控制勞動和生產剩余價值及利潤———相比，也許技術本身不應受到更多的指責［2］。”至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完成了對“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的雙重批判，將技術從紛繁復雜的生態危機之中摘出，進而開始關注掌握技術的資本之手，逐步將生態危機的根源定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不是技術。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批判的矛頭轉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時，他們便獲得了站在更廣闊的視角上重新審視技術問題的機會，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使得資本主義技術的每一次發展都是以攫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生態效益基本不在其考慮的范圍內，因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斷定，那些有利于協調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技術，即“好的技術”、“替代技術”、“軟技術”、“小規模技術”也從來不會被以經濟理性為原則的資本主義所選擇，由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正式開啟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批判。

1.2以生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能根除生態危機

在對“經濟簡化論”、“技術樂觀主義”以及“技術悲觀主義”進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終于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批判的理論準備，亮出了自己的理論底牌，即生態危機的總根源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態危機的終極方案，即以生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根源的理論依據。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性與生產條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類矛盾”，“第二類矛盾”與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一樣都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克服的固有的頑疾和本質缺陷。“第二類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資本主義生產規模擴大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滯，而以生產條件為其表現形式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則是有限的，二者之間的矛盾就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則從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經濟運行規律的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持續性。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方式及其經濟運行規律可以概括為，想盡一切辦法地進行資本積累、不斷地加快資本周轉、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那種要求遵循生態原則，從整體的視角通盤考慮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與冷酷的資本需要短期回報的本質顯然是不相符的”［1］，而這一切必然導致整個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的損害。在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本質進行揭示之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態危機的終極方案，即以生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進而實現生態危機的徹底解決。生態社會主義是按照生態理性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它倡導和堅持一種能夠維護生態系統整體平衡的人類中心主義［3］，它堅持自然資源公有制，通過以自由人聯合體為代表的國家權力來解決生態問題，政府擁有強有力的生態管制權，可以有效地實現對生態的監管，克服資本主義制度在生態問題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社會主義視為建立生態文明的理想的社會形態，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全面超越，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具備生態理性萌發的條件，社會主義與生態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結合在一起。對此，奧康納指出:“社會主義需要生態學。因為后者強調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還賦予了自然內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以特別重要的地位。生態學需要社會主義，因為后者強調民主計劃以及人類相互間的社會交換的關鍵作用”［2］。

2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破解生態危機所引發的爭議及其評析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危機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態文明研究領域的三個有爭議性的問題，即市場經濟是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生態系統的保護;技術的發展是保護了還是破壞了資源環境;資本主義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如果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生態危機。對這些有爭議性問題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為客觀的評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并從中找尋有利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2.1市場經濟對生態系統保護的利弊之爭

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經濟簡化論”的批判而引發的市場經濟對生態系統保護的利弊之爭，實際上是市場經濟對于稀缺性自然資源使用規模的影響問題，即市場經濟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資源的使用量，還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長?筆者認為，在微觀經濟運行層面上，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高效作用，為自然資源制定反應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態學規律的市場價格體系，使自然資源、自然環境所承載的自然法則轉化成引導、調節現實經濟活動中資源消耗量的價格信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達到調節自然資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完全否定市場在生態系統保護方面的積極作用未免有失偏頗。同時，“經濟簡化論”所主張的，完全依賴市場自發地調節自然資源的使用量，而不考慮生態規律，僅憑市場自由競爭原則所形成的價格體系來配置自然資源也是十分危險的。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不受政府生態監管的企業往往就會掠奪性開發資源，造成自然資源的破壞。“經濟簡化論”將生態危機完全歸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無論是“經濟簡化論”，還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都各有其積極的一面，同時又各有其局限性。應該積極汲取兩者理論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態理性原則指導下的有政府進行生態監管的市場經濟，既充分發揮市場在稀缺性資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為市場劃定生態規制，消除其生態負面作用，這才是通向生態文明建設的正確道路。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市場經濟的生態作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正向效應，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2.2技術對保護資源環境的利弊之爭

技術對保護資源環境的利弊之爭實質上是后現代思潮中“技術雙刃劍”問題在生態領域的延伸，而“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在生態危機問題上的雙峰對峙，正是傳承了后現代思潮那種抽象的、符號化的理解技術的衣缽。筆者認為，無論是“技術樂觀主義”還是“技術悲觀主義”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術，并各自抓住技術生態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術在治理或者破壞生態系統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技術應用的生態后果與其背后的社會制度、生產方式以及經濟規律聯系起來進行考察的觀點才是正確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既反對單純的技術進步可以解決生態問題的觀點，也不贊成完全否定技術的積極作用，而是主張通過轉變掌握技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使技術獲得生態學意義上的解放，主張轉變擁有技術選擇權力的經濟理性為生態理性，使技術沿著綠色的方向發展。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這種具體的歷史的理解技術的生態功能，體現了其理論的唯物史觀依據，為分析解決生態危機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同時，筆者也認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在論述技術的生態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暢淋漓的完成了對“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雙重批判之后，并沒有給出如何發展技術、選擇技術、發揮技術積極作用解決生態危機的具體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規模技術”、“中間技術”等概念，盡管有其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積極意義，但又有在“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悲觀主義”之間尋求妥協之嫌，有在發展技術或抑制技術之間折中處理的味道，沒有體現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態理性原則選擇技術的設想。

2.3資本主義制度是否為生態危機根源的爭論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理論特點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批判，將資本主義制度視為生態危機的根源。而關于這一問題，學界有著一定的質疑，質疑產生的緣由就在于既然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為何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反而成效顯著呢?筆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與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成果顯著之間不存在邏輯上的矛盾。首先，資本主義制度唯利是圖的本性決定其只有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不斷地挑戰資源環境承載底線，才能滿足其對剩余價值無限貪婪的內在要求，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開進，資本不斷地滲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態危機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深化［4］，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論斷與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性質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生態文明建設都那么成效顯著，事實上除了少數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以外，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危機仍然十分普遍，這也從側面再次印證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危機的內在聯系。最后，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根源”一詞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是無法克服的，這是由其社會基本矛盾———不斷擴大的生產規模與自然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但這不妨礙那些為數不多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方式來暫時性的延緩生態危機。實際上這少數的本主義發達國家只是通過環境立法、環境行政監管、大眾環境意識的培育以及生態殖民入侵等方式暫時性地解決了本國的生態危機問題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過于利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包括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內的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生態殖民入侵。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急于發展經濟解決本國人民生活問題之際，通過資本輸出的方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來保障本國自然環境不受破壞;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直接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有毒垃圾廢料，用貿易利益誘使發展中國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貿易剪刀差效應，從發展中國家大肆掠奪自然資源、能源來維持本國高消費、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態福利是建立在廣大發展中國生態貧苦基礎之上的。既然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那么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很嚴重的生態問題呢?筆者認為，首先應該肯定的是，社會主義作為解決生態問題最理想社會形態的觀點應該堅持。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6］。到了共產主義時代，人與自然的矛盾已經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決，而解決這一矛盾的過程，則是在其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完成的，它們二者都是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新的社會形態，擁有著相同的性質，只是發展程度上有所差別，正如列寧在解釋社會主義制度時所說的，“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7］。這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具備了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發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其次，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在本質上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有效途徑，但是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用鄧小平的話說“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這就使得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把本國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為直接、緊迫的任務列為頭等考慮的問題，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產生矛盾的時候，環境保護往往被忽視，于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優勢在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反而許多導致生態危機出現的誘導因素在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廣泛存在，這就回答了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生態危機的疑問。以我國為例，當前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解放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國現階段發展的首要任務，生態建設往往被排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之后，加之我國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之間的協調機制也尚未建立起來，傳統的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尚在逐漸轉型的過程之中，現代化的綠色技術體系遠沒有形成，體現生態理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綠色法律法規體系尚未建立健全，民眾的生態文明意識還很淡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我國的生態殖民入侵不斷上演，這些都是導致我國資源環境問題存在的現實因素，這也成為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瓶頸。

3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給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危機的破解及其所引發的爭議，給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我們既要認清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質，又要清醒的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態文明建設的緊迫性和艱巨性，因此不能坐等資本主義的滅亡來解決我國的生態問題，而是要立足于當下，關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困境，加強國際合作，堅持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凸顯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優勢。首先，發展體現生態理性的市場經濟。我國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生態學的意義上深刻理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8］”的新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價格機制的積極作用，讓市場價格客觀地體現生態規律、生態原則，通過價格機制實現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從生態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基本原則，將自然資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納入到效率體系之中，通過市場的效率優先原則引導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自然資源消耗量;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將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企業擠出市場;政府要以公平為原則使各種經濟主體可以平等的利用、享有自然資源，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堅持誰污染誰治理，誰使用誰付費的公平原則。同時，政府要依據我國的資源環境的實際承載能力為市場制定生態準則，為市場限定合理發展規模、劃定生態邊界，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由政府出面重新恢復市場機制在保護資源環境方面的活力，政府應幫助市場明晰自然資源的產權關系，明確相關利益主體的生態責任，建立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強對市場的生態監管，通過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來嚴格管控那些只顧經濟利益、不顧生態效益，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經濟主體，進一步消除市場經濟在生態保護方面的局限性，使市場經濟在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框架內運行。其次，研發、選擇符合生態原則的綠色技術。應該將技術的生態作用置于具體的經濟活動之中進行考察，探究掌握技術發展方向的經濟規律，將技術的生態作用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進行思考。

我國政府應充分來利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價值規律、競爭機制來引導技術的研發與選擇融入更多的生態理性，為技術的綠色化轉向創造必要的經濟條件。具體而言，在技術研發方面，我國政府應積極地動用國家財政進行綠色采購，完善綠色市場準進標準，使運用綠色技術、生產綠色產品的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以此來鼓勵企業大力推進綠色技術創新，使企業的技術研發更加側重以生態理性為原則，使企業努力將生態理性以各種形式滲透到技術中去，并將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最能反映人與自然本真關系的客觀規律注入到技術研發當中。在技術選擇方面，我國政府應充分發揮作用，對使用綠色技術、進行綠色生產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經濟獎勵，激勵其進一步選擇綠色技術、使用綠色技術;通過頒布有導向性的政策法規進一步引導技術的綠色化轉向，逐步擠壓黑色技術的生存空間，抬高企業使用有害技術的成本，將其排斥于選擇之外。同時，我國應該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有利契機，加強綠色技術研發的國際交流與協作，通過合理的選擇技術來轉變我國落后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優先發展生態工程技術、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等高效率、低排放的高新技術，通過結構性調整來使我國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向綠色化方向升級，從而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打造強有力的技術基礎。最后，加強國際合作，抵制生態殖民主義入侵，突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優勢。現代生態學的發展告訴我們，整個地球就是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生態系統，生態文明建設早已超出國家、民族的狹隘界限，演變為一個關涉利益分配、政治博弈、價值選擇的世界性課題，因此必須加強國際生態合作。為此，我國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積極的吸取國際上生態文明建設的成功經驗，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我國也要積極地參與到國際生態安全合作組織的建設之中，聯合各方國際力量共同抵制生態殖民主義對發展中國進行的生態剝削與壓迫;充分利用我國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有利時機，通過國際環境保護公約、國際環境會議來抵制生態殖民主義的入侵，維護我國生態安全。另外，還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優勢，在生態學意義上凸顯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除貧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特質。具體地說，就是要實現以公有制為保障的生態公平，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實現城鄉、區域生態建設的均衡發展，確保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地占有和分配自然資源，消除弱勢群體的生態貧困，消滅富人對窮人進行的生態剝削;實現以人民民主為原則的生態參與，保障人民對資源環境治理規劃的知情權，使人民切實的參與到生態文明建設的管理決策之中，依靠人民的參與來建設人民自己的美麗家園;實現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生態幸福，通過改善人民的居住環境來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通過倡導綠色休閑、綠色生活來豐富發展人的交往形式、生活形式以及休閑形式，進而豐富人性、完善人格，滿足人民的生態需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作者：王寬 秦書生 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