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師范學院高校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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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秩序

（一）整飭校園

1944年秋，國立湖北師范學院校舍主體工程全面竣工，校園實行分區規劃，設置教學區（包括各系教室）、行政區（辦公室）、教學設備區（包括圖書館、音樂廳）、文娛活動區、大飯廳、職工住宅區、學生宿舍等。據1948屆校友傅一勤回憶，汪院長在任內所做的整飭校園的“功德事”，一是把同學們每天上下山必走的泥巴路鋪上了石子，并修了部分石條臺階，解決了大家每天上下課行路難的問題；二是在大禮堂添置了新的餐桌。用汪院長自己的話說，即“我把大家從地上請起來能站著吃飯了”，等到山下餐廳完工，就不再在大禮堂吃飯了。同時，山下建了明亮的新宿舍，也不再窩在山上那老舊陰暗的茶廠廠房了。國立湖北師范學院1948屆校友朱希潞想起當年的校園，仍歷歷在目。朱希潞說：“至今我仍想起那山頭的院本部、禮堂、教室，那一坎坎梯田茶園，那山下的涌泉水潭、宿舍和飯廳。我們每天早起盥洗、朝讀、上課、吃飯，到晚上，自習，就寢，一天要沿著石階上上下下來回多次，倒也鍛煉得大家腿靈身健。”

（二）確立學制與專業

一是確定學制。國立湖北師范學院確定學制為五年，同時設置各專業課程，規定一定的學分。第一至第四學年，學校要求學生在校修業，在限期內完成專業課程，達到規定學分；第五學年，要求學生充任實習教師，實習期滿后，必須撰寫實習報告，及格后方可畢業。二是設置專業與科目。國立湖北師范學院成立后，相繼設置8個專業，相應建立8個學系，即教育學系、國文學系、英語學系、史地學系、數學系、理化學系、音樂學系、體育學系。各系規定了學生必修及選修科目，同時規定了各專業的修業科目和學分。

二、延聘良師

在美國流行一句名言，即“有好的教師才有好的大學（Good　faculties　and　good　university）”。汪院長深知此道。汪院長上任時，正值國立湖北師范學院改制伊始，師資力量薄弱。因此，他四方奔走，廣泛延攬人才。為了壯大教師隊伍，他提出的原則是：“唯能勝任愉快者是用，原有教授、副教授、講師，一律續聘任教。尚有余額，則延聘時下名流。”由于他的聲望高，一批名流慕名而來。因汪院長的聘請而來校執教的有：理化系主任李家光教授、史地系主任唐祖培教授、英語系主任李毓華教授、教務長周光達教授（國內知名琵琶專家）、總務長尹聘伊教授、鋼琴專家鐘林以及臺大教授程璟、張昭麟、齊植采、齊植朵、陳志純、沈雨生、楊大鈞、劉式昕、程發韌、李叔熙、饒校文等。教學人員共約60人，創造了“五峰山時期第二個師資鼎盛的高峰”。英語系程仰秋教授在語音方面頗有研究。他用雙語教學，講課聲如洪鐘，板書清晰，講課有一種震撼效應，給人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聽課的學生每次邊聽邊記，生怕漏記要點。一位同學說：“他的課給我們打好英語語音知識基礎，使我們在以后幾十年教學中受用不盡。”程教授在上“翻譯”課時，把國立湖北師范學院院歌譯成英文，以為示范，顯示其翻譯的功力。院歌中“五峰”一詞，其中“五”最直接的翻譯當然是five，不過為了格律關系，需要一個二音節字，最后選了拉丁字“penta”，把“五峰”譯為pentapeak。這給當時的學生傅一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一勤說：“之后我翻譯唐詩的興趣，或許受到此課影響。”理化系齊植朵教授講授微積分、微分方程等課程。理化系1948屆校友成崇椿當時是國立湖北師范學院籃球隊隊員。在一次比賽勝利后，齊教授對他說：“你球打得好，書也要讀好，微積分的習題要多做不可少，今后我會注意你的。”成崇椿聽了此番叮囑，心中七上八下，深感不安，對微積分唯有多做多練。“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由于對微積分多下了功夫，小考、大考均順利過關，甚至在二年級微分方程由齊植朵教授任教時，亦順利通過。老師的督促認真，使學生學習獲得益處至深且廣，對崇椿日后教學之影響甚鉅。”雖然以上事例僅為國立湖北師范學院五峰山時期師資之一斑，但從中可窺當時教師隊伍之全豹。正是由于有一大批專業造詣深厚且師德高尚的教師，才使國立湖北師范學院在五峰山時期有較大發展，為湖北乃至全國培養了大量人才。

三、營造風氣

（一）營造良好的治學風氣

國立湖北師范學院辦學正值戰亂時期，物資匱乏，五峰山信息閉塞，圖書欠缺，即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學子們也苦學不輟，學風甚優。史地系1946屆校友屠炳春得知其班友魯祖鴻私藏一套“開明版《二十二史》”，經多次懇求，終得借閱一冊，如獲至寶，就著公共場所如飯店、澡堂似月光般朦朧的燈光啃讀。他至少有三個學期伴著點三支燈芯草的桐油燈挑燈夜讀，并利用總務處廢棄紙張背面的空白作為資料卡，分類摘錄原始文獻，對每一條目注明出處，為其日后治史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48屆同學三年級時的必修課“哲學概論”，由張聿非教授講授。張先生概述了西方哲學流派及其主張，著重講述了社會主義理論及唯物辯證法。課后同學們紛紛前往圖書館，借閱社會主義思想史、大眾哲學等社科方面的書籍，其中有的是禁書，有的已被借出了。圖書館門口十分擁擠，同學們只得高喊書名，圖書館員簡直應接不暇。一位同學說：“我稍晚了一步，悵然借到半本社會主義思想小史。翻開一看，原來后半部有十月革命等內容被‘開天窗’了。我想，管它是空想社會主義還是什么理論，反正多少是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便拿起筆認真抄起筆記來。”用理化系1947屆校友向淦之的話說，理化系“不僅課程多，而且學習條件很差。但是我們的學習情緒是很飽滿的”。當時理化系所開設的必修學科和選修學科都沒有課本，學習資料是油印的。由于當時學校圖書館藏書并不多，學生難以借閱參考書，同時也難以買到參考書，只能“聽老師的口講而手抄隨堂筆記”。因此，每天下課后的自習時間，學生首先核對和整理課堂筆記，然后做練習，復習每天所學內容。學生做實驗要到離學校近20里的湖北省立科學館，每次做實驗前一天，都要抄寫和預習實驗內容，到做實驗的那天，吃了早飯就立即出發，完全靠步行，即使不停地趕路也需要2個小時。若遇雨天，同學們則“滿身淋濕，半身稀泥……回校后既無水洗，又無火烤，濕透了的衣服換了以后，往往要等到星期天才能下河去清洗”。雖然如此，但每次實驗都沒有人請假或遲到、早退，“這也表明了同學們的求知欲望強烈和把專業課學好的決心”。良好的學風，令汪院長引以為自豪。1945年5月9日，他在接受《武漢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本人所引以為最大樂觀者，即本院學生簡樸之風與讀書之風……本人主講過的大學，不下十余校。各地學生，各有其長，各有其短。而此地學生，有各地之長，無各地之短。校址雖然在這偏僻的城市，交通不便，參考書籍缺乏，但一般教育程度均在現階段大學生水平線以上。”

（二）營造濃郁的學術氛圍

1942年秋，陳友松先生擔任湖北省立教育學院（即國立湖北師范學院的前身）首位專任院長（之前的幾任院長都是教育廳長兼任的）時，感到學院學術空氣淡薄，便敦聘名師宿儒到五峰山授課或進行專題講演，力圖營造學院的學術風氣。汪院長延續了這一好傳統，親自參與，并積極推動學術活動的開展。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國立湖北師范學院適時舉辦了一場學術報告會，由汪院長主持，理化系吳元海教授作了關于原子彈的學術報告。前來聽報告的人員包括戰時湖北省會恩施的政要、專家學者、兄弟院校的師生，大家濟濟一堂，座無虛席。汪院長在報告會上作總結發言時從哲學的角度指出：“世界是物質的，由細小微粒構成，原子核有裂變聚變，看來二元論可能為一元論替代，使人聯想到中國的前途是不是也會由一元論統一天下。”這場關于原子彈的報告頗振奮人心。在汪院長任內，各系紛紛組建各種學會，推動學術研究。當時國立湖北師范學院成立了文史學會、教育學會、數理化學會、英語學會、史地學會、國文學會，公開出版了《學風》《教育研究》《楚風》《史地副刊》等刊物。學校舉辦的學術報告會、文物展覽會都對外開放。報刊常用整版的篇幅刊登國立湖北師范學院某學會成立、某學會周年紀念、某學會文史展覽等信息。《學府動態》常刊登國立湖北師范學院的新聞。文史學會在校外舉行的一次演講會上，曾請汪院長作“中西文化之比較”的演講。濃郁的學術氛圍，使國立湖北師范學院呈現勃勃生機，也極大地擴大了學校的社會影響。1946年6月，國立湖北師范學院因種種原因遷到沙市。在辦公室、教室、醫務室、圖書室、師生宿舍等各項基礎設施不健全的情況下，院方努力重建教學秩序，恢復規章制度。汪院長為新建的一棟兩層樓房題名“習坎樓”，寓意“遭遇重重坎坷而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以此鼓舞大家樹立信心，克服困難。學院的師資隊伍逐步恢復到60多人，同時也恢復了部分學會活動。新聘教師中有的教學水平相當高，有的進步教師講授新知，頗受歡迎。在那個動蕩的時期，同學們追求新知的欲望特別強烈。1948屆校友朱希潞仍記得國文系教授開“紅學”講座，大講“紅樓夢研究”，轟動一時。開講時高朋滿座，教室門口、窗臺都坐滿了人。正如《湖北大學校史》所言，“在當時辦學條件極度困難，因遷校而不斷引起風波的情況下，國師尚能講學危城，弦歌不輟，這與汪先生治校有方是分不開的”。

作者：沈曦 單位：湖北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