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思想助益公共服務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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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第三次分配深深植根于歷史情境與現實指向之中。通過梳理歷史源泉、精神凝練與現實指向，以中國社會思想史為演繹主軸，以歷史分期為經，以主要人物的思想與行動為緯，進行選取和解釋，將中國社會的第三次分配思想置于時空方位之中進行審視、抽繹和澄清，發現第三次分配精神所展現道義性與歷史性，其中道義性體現于中華文化詞源譜系，歷史性植根于社區實踐，因此探析第三次分配的思想遺產對公共服務提供的價值仍具有積極作用與借鑒意義。

關鍵詞：第三次分配；慈善思想；分配正義；中國社會思想史

一方面第三次分配興起于財富大量涌流的時代，主要行動者為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及法人，他們更積極地從事公益性捐贈；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有其肥沃的社會性土壤，植根于中國集體性情境，于中國的名家詞源譜系、家族歷史傳統、現代過程發酵中皆有跡可循。

一、詞源譜系：“道義”規訓的表征內涵

第三次分配觸及到中國歷史長期演化過程中的分配正義問題，多涉及平均主義、普惠思想與差距縮小思維。然而，縱觀歷史長河可以發現，第三次分配與道義規訓緊密相連，既有對大道之體會與中國社會的闡釋，又有對天下命運走向的解釋和預測，蘊藏著廣袤而深邃的協和萬邦的慈善思想。首先，若根據詞源推考，“道”一詞可追溯至諸子百家，成為探求為人處世的氣質稟賦與智慧滲透的濫觴。在《道德經》中，意指規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其中，規律含義被“萬理之所稽”的韓非子承接，而本真狀態則被孔孟儒學所沿襲，認為“知所先后，則近道矣”。“道”原指途徑，引申為正途與理想，而義則可釋為“宜”推及適當，再推及正當、對賢者尊敬，有如使賢者得到適當回報，合人心與社會正義的要求。而“道”與“義”的銜接，是為分配正義的彰顯與闡揚，“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道義是天地造化與養育功能的助成，是圣人的坦途，不可偏廢：“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統攝道義與完善人格需要闡揚以至誠之心盡人性，而“道”與“義”的分野，在于道亦有著落實到行為上、進行努力的意指，并最終以義籌劃天下。“唯天下至誠……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由此可見，“道義”自圣賢書籍參照以來便帶有第三次分配的內核性特征，遵循著事物的衍生化育。其次，若援引《周易》進行卦象釋義，可從世界觀與哲理俯瞰獲得思考。《周易·系辭上傳》所言“形而上謂之道”賦予了道哲理上的終極關懷向度，而《周易·大有卦》則指出“財富升維，物必歸焉；富人升維，成就君子；社會升維，順天休命”，并且“富以善德固之：喻財富向善，至善無疆”。也就是說，遵道、修德、向善是第三次分配的巨大驅動力，是道義的凝練與升華、集中于體現，因此“從善如流”的是自我實現并被社會所認可的高尚君子。初次分配是勞動和資本的零和博弈，而在第一次分配中，財富的原始積累導致貧富差距難以避免；第二次分配時，引入公共政治權力進行轉移，帶來公平正義；第三次分配則引導財富向善之升維，是比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更高維的財富分配機制。最后，若遵循王國維、陳寅恪堅持回溯民情中體察的社會科學傳統，考據社會結構與地方性知識及其歷史傳統沉淀可發現，中國幅員遼闊，歷史綿延悠久，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崇德向善、扶貧紓難、匡急賑貧、睦鄰友好、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其中，儒家名士縉紳之族既有推己及人之思，又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德，反對野有餓莩而熟視無睹，“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管子的社會救濟、社會福利思想中亦詳細闡述了養老、寬疾、合獨的“九惠之教”，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中占據著一席之地。儒家所提倡的崇禮義、退財利的高遠理想世代相傳，漢代的儒、法、墨、陰陽雜糅的《淮南子》亦將社會紛爭歸咎于人眾財寡以至于“貧者無立錐之地”，儒釋道三源合流的文化底蘊賦予了道義更加豐沛的內涵：儒家的旌德善治、天下為公，佛法的無執無我、因果善惡以及道家的天人合一、功成弗居思想，都已日臻達善的認知境界，這些是促進第三次分配的思想寶庫和不竭源泉，當深入探析，古為今用，發揚光大。

二、士紳發軔：“歷史”起源錨定的思想涌現

為避免陷入現代規范倫理學過于追求普遍性與理性化的倫理教條、割裂倫理與現實生活聯系的窠臼，故將傳統倫理理念及語言分析糅合，縱觀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人與人之間既有強調“義理人情”的價值觀念，亦有在倫理意識的約束下，一方施恩與一方報恩的契約觀念，以及從禮物流動中可以窺探到的等級支配關系。而若分析分配的道義性淵源，則需分析農民生活秩序中的各種技術性、社會性的社會安排———村莊土地作為共有成為農戶避免風險、確保最低收入的鄉土中國的特有內容。首先，薪火相傳的家族傳統、倫理秩序、睦鄰規范成為道德力量推動財富向善的社會基礎。土地集體公有是“對生存安全、福利提供的一種保護性反映，這種群體生存方式產生了延綿不斷的社會關系再造，而人們最為熟悉的是宗族或家族體系”。由此，差序思想、親親倫理得以產生，“感恩”與“報恩”的觀念成為人們除自給自足外，在收獲豐饒時回饋鄉里的行動邏輯———潛藏著報恩較之于直接資助以饗弱貧的文化性依據。隨著家族與村社的擴大，家國的建立，傳統中國治理結構央-地兩個范疇，其底層是地方性的管制單位，國家與社會形成互不干擾的秩序中心，即實質管轄意義的地方體和象征意義的國家權威分立，并成為制度化的社會控制。遍讀泛覽經史子集、歷游考察山東河北諸省的顧炎武亦指出強宗大族進行分配安排的途徑。其次，溫馨和諧、守望相助的社區共同體成為推動財富向善的積極過程。與外國早期社會部落中頭領邀名釣譽、斂聚財富，通過公開展示作為禮物加以饋贈的財富而創推動等級化向上物品積累、加劇社會貧富分化不同，在皇權不下縣的基本結構中，地方鄉紳起而治地方實體，他們通過自致性與文化性的公共身份獲得，道德化的力量輻射、集體資產積累的實踐、私人領域的擴展，掌握將擴充財產的私益事與守護地方秩序安全的公益事一致化的能力，利用地方公共財產操辦經濟事業（育嬰堂、恤撫局粥廠義倉），進行地方學務操辦（設館授徒，修建社學義學，維修貢院，修撰地方志）、地方公務（水利、橋梁、津渡），以及治安（團練）、執法（斷案與調節）等公共事務的操辦成為鄉里之望，獲得公共身份，并由此將擴充財產的私益事與地方社會的安全秩序的公益事進行一致化以常保不殆，同時紳權總是設法避免與吏官權的瓜葛，保持著對地方負責的態度，應付官府等事務，造福著一方水土。再次，朝廷興辦的諸如慈幼莊等各類慈善機構成為對第三次分配惠民的充分肯定，政府亦極為關注勞教建設、鄉村的貧苦轉型以順民、養民、安民，促進社會整合。中國自西周籍載冊以來便有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制民之產”是孟子思想的重要關切。隋文帝時，由民間自行籌措資金、積蓄谷錢的“社倉”興起，不僅解救急難，而且在周濟行旅的同時平抑了物價。農村合作社也在社會保障的農村合作醫療方面進行實驗創新：社員及非社員、本村與鄰村“有求必應，概不收費”；公推馬萬蒼為經理（系義務職），每逢春季“施種牛痘”。此外，諸如蠡縣中滑村社、完縣北大悲社、無極縣北豐村社等優良社均“自制藥材，廉價出售，并設施藥局以濟病人”，為社員及村民看病吃藥提供了不少方便。這些早期農村合作社的醫療設施已經揭示了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誕生。在《平民建設與鄉村建設運動》中亦有水利設施服務的提及：定縣實驗中曾前往四川水利工程學習并且能釋放人民潛在的能量。其中，水利興修、農牧改革，并持有文教、慈善事業與社會的良性機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觀點：勉力賑災、助殘建院，并提出建制的設想，認為自己輾轉募集慈善資金，是為了彌補自治、社會教化的現有不足，是為第三次分配促進公共服務，特別是促進地方事業的發展、地方社會的自治，屬于國家結構分權而治與有效建設地方社會的范疇。最后，在風雨如晦、民族處于危難之際的明末清初，隨著全球現代化的勢位壓力洶涌而至，傳統中國城池營壘的逐步淪陷，中西方之間的社會交流日益增多，外國基督教平等博愛的觀念先導和紅十字會的理念本土化以來的人道主義精神的破土而出，慈善逐漸從宗族哺育、共同體撫養中脫胎，形成社會救助組織性力量，成為承襲民間善舉、推動民族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民群之變端由此可察，以民族企業家為代表的“明分”開始集合成慈善的力量。以實業家張謇為例，其在以經商著稱、為國家政權體系籌謀的同時，也開諸多義賑活動先河，并廣泛地以個人出資的形式進行包括水利、交通、公益、慈善諸事的公共服務建設。

三、結論

傳統文化中第三次分配推動公共福祉累積的思想遺產在選擇性變遷與時代性揚棄中并沒有變得陳腐與迂闊，而添注了道義性、歷史性、現代性色彩。這是中國本土的內在品質、精神品格、資質稟賦、動力使然。現代性的闡揚體現出寬闊的論域，是對經世致用的揚棄，并與塑造單向度的人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制度相區隔，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公共理性社會理想。與此對照，擁有第三次分配仁義道德理念的中國講究的是“人相偶”的交互作用與困難相恤———“能近取譬”。研究通過梳理精神凝練、歷史源泉與現實指向，將中國社會人物的公共服務提供思想置于時空方位之中進行審視和抽繹，對第三次分配思想進行歷史源流倒溯，并在次基礎上對未來進行暢想。首先，發展第三次分配要闡明并且弘揚中華文化精神的資源稟賦，明千古之圣學，以共同富裕為鴻鵠，匡急賑貧，撬動社會資源，實現周代以來業已提出的“保息六策”的慈善道德思想，以恤貧、慈幼、賑窮、養老、寬疾、安富。在老幼關愛、青少年輔導、殘障扶助、教育支持、醫療診治、法律幫助、抗震救災等方面調動同理之心、惻隱之心，用助殘匡弱的仁儒之心、積善行德的付出之心、因果回饋的交感之心等因素與形成財富向善的積極的社會過程，使得物質財富、公共服務、社會幸福感多方面充盈。其次，發展第三次分配要注重社區共同體的氛圍營造與社區睦鄰友好互相幫扶精神傳承。社區作為社會基層的末梢、社會的毛細血管，具有精細化服務提供與困難救濟的作用。社區營造既能夠更好地進行政策落地、資源鏈接、賦權增能，又能夠符合慈善事業常態化、平民化、創新化的需求，而民生微項目也成為地區經驗的重要創制。時至今日，持守桑梓，回饋社區，培植鄉土精神成為人們的青睞性選擇。隨著我國“七位一體”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號角吹響，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旗幟日益鮮明，社區成為財富傳承重要形態的愿景指日可待。最后，發展第三次分配要健全公信力機制與立法途徑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一批慈善家受到媒體的關注、政府的表彰、社會的好評，慈善事業已成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2008年汶川地震救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資輸送更是將民間公益推向高潮。但同時也存在著武漢紅十字會等不得民心的事實。當下，國家經歷了治理手段上從總體性社會到技術性治理、治理形態上從汲取型到懸浮型的轉變，憲法、政府機構、法院建制、代表會議等屬于國家或公民社會各種組織之間的關系的創制成為政策、學理、實證的重要關照，國家立法保障第三次分配成為基礎性安排，履行公信力篩查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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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心韻 單位: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