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論文全文(5篇)

一、中國古代文學課是留學生漢語言專業培養目標的要求       

我們應該重視漢語言本科專業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質。漢語言專業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擔著對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的責任。所以，漢語言本科專業教育與我們的漢語國際教育還有一些區別，即它更應該具有大學本科教育的系統性以及育人性。崔永華老師在其論文中非常有見地地提出了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文章認清了留學生漢語言本科教育與單純的漢語國際教育即漢語教學的區別。對留學生進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國大學教育的要求，而中國古代文學中優秀的文學篇目可以給學生這樣一種熏陶和培養。“在古代文學中學習中國語言之美，學習中國文人憂國憂民，淡泊致遠的精神操守，這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觸及中國文化的靈魂方面有著不可比擬的作用。”

二、對比國外高校的中文專業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的重要性

在國內大學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體系中，中國古代文學課或者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是一門專業必修課，是中文專業的重中之重。該課程一般有兩學年的教學任務量，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在中文專業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國外大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在歐洲，開展漢學研究較早的大學里，教授很重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甚至很重視培養學生對古文原典的解讀學習。在近鄰韓國，中國文學課在很多高校的中國語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韓國大學里開設中文本科專業的學校現在超過了一百所，各大學的專業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作中國語言文化專業，有的稱作中國語專業，還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設立不同的專業方向，比如中國通商、中國語言文化等。這里談的主要是中國語言文化方向的中文專業的情況。筆者 2012 年曾在韓國慶南大學中國學部講授一年漢語，了解了慶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課程設置。在大二和大三兩個學年中，學部為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分別開設了中國古詩選讀、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小說和中國古代文論四門課程，學時與其他專業基礎課等同，均為每周 3學時。通過對這四門課程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比較系統分項地學習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閱讀了經典的原典，同時對中國文學的特質以及主要的文學類型的發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學生們學習的文本是繁體漢字，這樣可以一邊學習古代文學一邊實現認知繁體漢字的目的，這對于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必要的。韓國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視古代文學課程。韓國學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舉對比了首爾大學和成均館大學的中文課程。其中首爾大學在一年級開設中國古典文學探索，二年級開設中國歷代詩歌講讀，三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47%。成均館大學二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三年級開設中國名詩鑒賞、中國小說概論、中國詩曲的理解等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26%。有的學校在專業學習的初級階段概括介紹中國的文學概況，隨著學生漢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在三四年級開設文學、詩歌等文獻閱讀課程，此階段倡導學生閱讀中國文學原著，切身感受中國文學的魅力。朱錦嵐老師提到韓國加圖立國立大學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取消了畢業論文，代之以 5 門課的畢業考試，而這 5 門課中，有 3 門是必選課，包括中國文學史、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2007 年畢業考由 5 門減少為 3門，即中國語、漢字和中國文學史。可見，在對中文專業畢業生的學科知識要求方面，中國文學史的內容絕對不可缺少，是在課程體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專業課程。同時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言專業與中國學生學習外語語言文學專業相類似，都是以學習母語以外的其他語種的語言文化為基準的四年制本科學習。從國內外語專業的名稱來看，我們的外語專業的名稱都是語言與文學并重，如: 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俄語語言文學等，專業的名稱就體現出了學習的內容，即要學習該門語種的語言也要學習用該語種成就的文學。例如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課程就一定要開設英國文學選讀、美國文學選讀或英美文學史這類課程。學生們通過對這類課程的學習，可以學習到經典英語作品，真正掌握該語言在文學方面的體現和運用，進一步增強其對語言的領悟。因此，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專業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古代文學是留學生探尋中國文化內核的一把金鑰匙

語言是工具，是載體，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展現豐富的人性以及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一種映現。它對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蘊有重要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文化精華土壤的語言是蒼白的，也是沒有深度的。季羨林老先生曾寫道: “離開了內容，離開了語言的內涵，根本談不上什么語言。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風習等等，語言是學不好的。這是學習語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學習外國語言者，都必須把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結合起來。”中國文化的內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國文人高潔的品性，憂國憂民的情懷，謙遜重義的處事準則都體現在古代文學作品中，這些承載著中國寶貴文化的文字都傳承著中國文化的血脈。“文學語句中包含著漢語本身的文化內涵及中國人的審美心理。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具體的方式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古代文學作品中深深地蘊含著中國的精神和中國的脊梁。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一方面體現在中國的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精髓中。中國古代文學課就是這樣一門讓學生體會文化精髓的課程，它承擔了審美鑒賞與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務。黃愛華老師認為“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透過語言的外衣深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誠哉斯言! 通過朗讀并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可以讓學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風光中見詩人心情的恬靜，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顯深遠的精神境界，讓學生體會中國文人的精神情懷; 在白居易的現實主義詩歌中與詩人一同體會平民百姓的艱難生活，從而也培養學生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詞作中領悟含蓄蘊藉，詞的委婉曲折并留有無限想象，好似中國水墨畫般悠長。這些都是屬于中國的文化經典，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四、從中國古代文學的世界性意義

一、傳統的文學教育與癸卯學制頒布的背景

中國傳統的文學教育，歷代有不同的特點。先秦諸子的學術傳授中蘊涵著文學教育的成分。兩漢時期，太學的教學中文學教育作為經學教育的附屬物而存在。魏晉六朝，文學教育存在于貴族文學團體內部以及家族成員的創作、品賞、評論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視。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促進了文學的興盛，文學教育得以發展。元明清時期，不管是各級官學、書院，還是民間的義學、私塾，文學教育大都服從科舉考試的需要。雖然中央與地方、都邑與鄉村、廟堂與民間各有不同，地域的發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從總體上看，政治倫理色彩與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學內容上的經學中心與廣義的文學觀念相關聯，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舉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凸顯。王士禎曾記載進士不讀《史記》的怪事:某一前輩老甲科見一孩童讀《史記》，問知作者是司馬遷，竟問“渠是某科進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說明問題。科舉考試講求以八股文體作文章，文章題目從四書中來，因此文學教育的功利色彩極強，一些讀書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識。清末，從鴉片戰爭開始，經歷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可謂內憂外患。面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進行了洋務運動、等尋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變革。為培養操辦實際事務所需要的人才，洋務派開辦了新式學堂，特別注重外語、軍事和專業技能教育。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主要開設外語、天文、科技等課程。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學的體系。1901年，清政府頒布詔書，鼓勵各地設立學堂。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頒布，對學堂的目標、年限、課程設置等制定了規范。1903年，張之洞、袁世凱上書，提出廢除科舉制。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等人，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形成《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得到光緒皇帝批準并在全國推行。隨著各地學堂的開辦，1905年清政府最終廢除了科舉制。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轉型

(一)古代文學教育地位的變化

癸卯學制對學堂的招生、課程設置、考試等都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將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三類，又按程度高低將整個教育過程分為三段七級:一是初等教育(含蒙養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學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通儒院)。蒙養院教學內容中的“歌謠”一條，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均與文學教育有關。高等學堂按照學生日后預備入學的方向，將學科分為三類，中國文學屬于三類共有的必修內容。大學堂中，文學科大學分為9門，其中“中國文學門”的主課有理論性質的“文學研究法”，還有“說文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另有“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相當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課程，還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補助課”“四庫集部提要”，以及中國及西方的歷史、外國科學史、外語等相關內容。“研究文學之要義”共41則，對授課內容作出了細致規定。由于中國古代傳統中沒有純文學的觀念，文學教育往往附屬于經學、史學等，明清時期更成為科舉考試的工具。癸卯學制第一次從制度上將“中國文學”與“讀經講經”并列，作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學文學科還設立了“中國文學門”，這是我國中小學開設“國語”“國文”“語文”課、大學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開端。然而，古代文學教育獲得地位并非順理成章，而是來之不易的。癸卯學制的主要起草者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實學著稱。加上清末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迫切的富國強民愿望彌漫朝野，在這種救亡壓倒一切的語境下，出于經世致用的需求，科學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文學則無容身之處。但是癸卯學制參照日本學制，而日本又是學習西方的，不管西方還是日本，學制中都存在文學這一學科。

也許正是基于此，中國文學終于擠進了新教育體系中。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下，傳統文學教育必須證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會接納。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文件《學務綱要》中專門有一條指導意見:“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煞費苦心地為中國文辭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國的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如果不讀經書，那么就失去立國之本，“安有富強之望乎?”這樣的解釋巧妙地將儒家經典與外國的宗教比較，又將讀經與民眾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聯系在一起，賦予了讀經令人信服的意義。這樣一來，學習中國文辭自然也就有了價值與意義。按照“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的精神，“讀經講經”一科在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的課時設置中，分別占周課時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國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作用，那就是寫奏議、書札等實用文章。與之相應，在各級學堂具體的授課內容中，也一再強調學習中國文辭“以備應世達意之用”“適于實用”。這里并沒有提到對科舉的作用，應該是廢除科舉制醞釀已久，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詔實施了。這樣古代文學教育實際上陷入了某種尷尬的處境中。文學被正式立為一科，第二年科舉制又被廢除了，擺脫了桎梏的文學教育本該獲得自由。但其賴以論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對經學的助益。也就是說，古代文學教育以喪失獨立性為代價，得到了獨立的地位。而廢除科舉制，固然打碎了文學教育的桎梏，卻也部分消除了文學教育存在的依據。實用的文體，雖然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學性。一味追求實用，文學教育將走向偏狹。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連“奏議、公牘、書札、記事”也開始使用現代漢語，慢慢和古代文學脫離了關系。這時候連實用性的理由也變得不能服人了。再后來“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興起，由于古代文學被視為舊思想的載體，這些任務自然又落在了白話新文學上了。概言之，中國文學自癸卯學制以來，固然得以被專門列為一門學科，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由于長期受制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審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一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一、從學科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進行認識

在我國古代文學的不斷發展中，“文學”在很多典籍中出現過，例如：孔子的《論語》就是比較經典的古代文學。在漢代時期，“文學”也被稱作是“文章”，是一切書面行為和作品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文學和國學在早期時候沒有明確的被區分開，古代文學既包括現代人公認為文學的相關題材，也包括部分不屬于文學的體裁。因此，從學科史的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探討發現，部分研究者給以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屬于國學范疇，但是，實際上古代文學和國學又存在一定差異。

二、從研究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存在的異同進行分析

從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來看，國學研究的是詞句、文理、考據等，是對事物的本真進行分析和辨別，主要包括文字學、版本學、辨偽學、目錄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多個方面。從古代文學的作品來看，主要分為先秦、秦漢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這四個時期，其中，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都是古代文學的體裁。在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相互影響下，中國文學文獻學的形成，給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偽、檢索等，對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影響。由于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樣的作品會產生不一樣的研究效果，從兩者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對《詩經》進行研究時，國學研究的是其中的目錄，古代文學研究的是各種詞賦的寫作手法和表達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見，從研究史來看國學與古代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使國學與古代文學具備各自的特色和研究體系。

三、從學術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

一般情況下，學術史包括學術人物、學術事件、學術流變等，從學術史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進行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國學學術史和古代文學的學術史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國學與古代文學之間的相互滲透，早很多古代文學中得到了證實。其中，宋學和宋代文學觀念的關系，是國學與古代文學相互滲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國學學術史具有比較獨特的特點，在很多時候可以更好地凸顯文學家多方面的思想觀念，使古代文學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時，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學的文學成就；三是，現代文學研究中，國學學術史和古代文學學術史的相關研究必須客觀、公正，才能對國學學術史和古代文學學術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和評價。因此，從學術史角度進行研究，可以對國學和古代文學的關系有更系統的了解，從而為相關研究提供可靠參考依據。

作者：牟春語 冀馬超 陳旭健 單位：沈陽理工大學

一、信息革命對文化媒介傳播路徑的影響         

傳承文化經典的最好方式，是讓傳統與創新兩種創作狀態比翼齊飛，因為改編經典也是原創力量的一種展現。我們過往亦有一些出色的案例，比如電影《英雄》中對反恐戰爭的隱喻，《臥虎藏龍》中對江湖天下的重塑。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機•富春山居圖》雖然有一個宏大的文化愿望，但缺乏高質量的劇本支撐，最終的藝術效果令人失望，更遑論比肩《達芬奇密碼》了。值得一提的是，皮影動畫戲劇這種新藝術形式，創造性地應用高科技將皮影戲與真人表演相結合，實現了環境渲染、內心折射以及虛擬對話等多重功效，讓觀者驚嘆古老的藝術也可以如此前衛。還有像昆曲《牡丹亭》在舞臺上建造了一座雕梁畫棟的飛檐亭臺，越劇《柳毅傳書》以超屏天幕海市蜃樓般展示出美輪美奐的“龍宮”，這些都體現了媒體融合技術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方面的巨大功效。以交互為特性的超設計( hyper design)成為信息革命影響下文化傳播的未來途徑，它已無限接近印度裔美國人類學家阿爾讓•阿帕杜萊( Arjun Appadurai) 所稱的全景式“媒介景觀”( media scapes) 。而基于大規模遠程通信技術的遙在藝術( telepresence art) 形態，則使得文化產品的遠程制作、操控、傳輸、接收、欣賞成為可能。因此，探討傳統人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在信息社會里已演變成一個新媒體語境下文化實踐領域的問題，其分析必須置于信息化視野下的文化生態環境和文化經濟立場中，并以平和與開放的胸懷來審視古代文學經典元素在當代社會中的保存、發展、變遷，建設一種面向世界的傳統文化的創新傳承氣度與全球傳播機制。

二、信息社會中古代文學全球傳播的機遇

2013 年 12 月 4 日，部長劉奇葆與來華參加“漢學家與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各國漢學家座談，寄望大家持續關注、積極譯介中國優秀文學藝術作品，使國際社會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國，認識到實現“中國夢”也是世界的機遇。在當今時代，中國傳統文化可以通過各種媒體融合平臺和新傳媒渠道來實現全球傳播，并且光耀和潤澤其他文明。講好中國傳統故事，能夠使西方認識到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平等、個體尊嚴等價值觀，如果不與東方文化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對話，極可能異化為非價值，而人類整體文明要繼續前行，也必須有中華文化的注入和補充。通過中國古代文學故事的當代改編和創新傳播，可以使西方國家更清晰地意識到，自由之外有正義，理性之外有慈悲，權利之外有責任，東方文化以其生動的人文主義特性，能夠成為世界哲學的原創組成部分，并提供完善的世界性公民語言和信仰體系。在美國哈佛大學，由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瓦爾特•克萊因中國歷史終身講席教授”普鳴( MichaelJames Puett) 主講的“中國傳統道德與政治理論”，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三門選修課之一。

在大數據( bigdata) 時代，全球文化創意產業格局正在重塑，中國古代文學傳播必須在新的產業鏈中謀求新突破，尤其是借助信息科技和媒體融合環境更好地倡導恕道和仁道，以平等對話的姿態緩釋和滌除西方強權主義所致的零和博弈之消極后果。而傳統藝術的全球傳播不僅有利于弘揚中國文化，也為世界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雖然我們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但今天的觀眾一般不會主動去閱讀傳統的文獻記錄，在媒體融合技術日益發達的社會情境下，必須憑借多維的信息媒介使古典資源與經驗得到最大程度的輻射與推衍。也即是說，要想不斷延長傳統文化的藝術生命，就要與時俱進地加入新編元素、增加新創內容，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打磨新經典。我們完全可以借力媒體云上的傳播優勢，引導全世界的受眾主動關注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產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經濟也形成基本共識，接下來需要考慮的就是信息社會中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的可持續性，即經濟意義上的文化資本及其存量所產生的線下與線上服務流的良性運行。古代文學的跨媒介傳播手段可以多種多樣、異彩紛呈，尤其是小眾藝術家甚至一般文藝工作者、愛好者都能以個性化的眼光和策略，關注中國古代文學內含的各種生動的主題，并以自身經驗創制跨媒介的新媒體文藝作品，創造性地傳承和傳播民族傳統文化。像流傳在浙江地區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其衍生作品竟有幾十種地方戲和曲藝形式，著名導演李翰祥、徐克等都先后拍攝過同名電影。又比如動畫片《蝴蝶夢》將該民間故事演繹得凄美生動，更憑借劉若英演唱的主題曲《蝴蝶》、蕭亞軒演唱的插曲《你是我心中一句驚嘆》，以及 B． A． D 演唱的插曲《馬文才》贏得了年輕人的廣泛關注。著名音樂人陳鋼與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和臧天朔創作并演唱的《夢蝶》，更是把梁祝的浪漫意境在聽覺藝術中發揮到了極致。正如西班牙裔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 Manuel Castells) 所說: “( 網絡社會中) 權力和財富的空間不斷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延伸，但人的生活和經驗則永遠根植本土，即在其自身的漫長歷史里，它循環往復于特定文化的表現序列中，而每一種具體的排序也均是依據特定文化結構所致的不同路徑和意圖而定”。

在全球化的信息社會中，我們需要真正進入由偉大預言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近兩個世紀之前提出的“世界文學”的傳播場域中，就像著名批評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30 年前所言，“世界文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重塑，因為它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模式。如何借助日新月異的信息與傳媒科技，更好地向發達國家輸出自己的傳統文化，創建自己的藝術品牌，提升軟實力水平，這是今天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直面的核心命題。由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制作中心策劃立項，著名導演高希希執導的新版《三國》，獲得 2011 年東京國際電視節海外電視劇特別大獎，甚至有一些日本粉絲團體組建了一個新聞編輯部，模擬派出記者穿越到三國時代采訪，隨著劇情進度持續發回相關報道，這些都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名著的海外傳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一個不容小覷的文化輸出途徑就是網絡游戲產品，玩家在參與游戲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感受和解悟到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觀念，如《赤壁》《誅仙》《畫皮》《封神榜》《夢幻西游》《水滸 Q 傳》《成吉思汗》《仙劍奇俠傳》等都是這樣，許多甚至風靡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各種創意產業模態的介入，可以有效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承與傳播。我們必須把握住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帶來的契機，深刻認識信息社會、媒介社會的本質特點，主動面對新媒體技術可能導致的國民文化自信心弱化的挑戰，積極創造多媒體融合的藝術語境，激勵古代文學傳播的研究者與實踐者積極應對信息化浪潮的沖擊，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與增益全球化( Grobalization) 相結合的新思維方式推動中華傳統文藝的復興。

三、媒體融合語境中的跨媒介文學傳播方式

一、古代文學課堂教學與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探討

針對當前中國對古代文學的課堂教學和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做出以下總結：

1．在教學中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學的傳統課堂教學內容包括作者生平簡介、個體文學的講授和介紹、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講解等，這種教學方式過于死板、拘于形式，沒有注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當今的古代文學課堂教學應該注重學生全方位的發展。在具體的教學環節、教學內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師應著重注意學生的人格培養、情緒調適、意志培養、認知糾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內容。

2．在課外學習中加強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師不僅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要加強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給學生布置適量的課外任務以提高對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例如古代文學作品的賞析和閱讀、讀書筆記、寫作練習、撰寫論文等內容。教師可以通過布置作業或是以心理健康為題讓學生思考并創作論文，從而達到在課外學習中滲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學中教師應該樹立良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