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民族紡織工業向大后方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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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民族紡織工業向大后方轉移是一特殊的歷史現象?？疾鞈饡r民族紡織工業轉移的歷史原因，比較轉移前后大后方紡織工業的狀況，進而分析轉移帶來的影響。

關鍵詞：抗戰時期；紡織工業；大后方；轉移

無論是抗戰時期沿海工礦企業內遷，還是大后方工業建設，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學界均有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但既存的研究似乎更多側重于對其整體的考察，并做出評價。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一個微觀的角度，試圖從關系軍需民用至深的民族紡織工業向大后方轉移的視角，考察抗戰時期民族紡織工業轉移的歷史原因，并比較轉移前后大后方紡織工業的狀況，進而分析轉移帶來的影響。

1轉移的歷史原因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日本向中國發起全面進攻。由于敵我雙方實力懸殊，天津、青島、上海、武漢等主要城市相繼失守，包括紡織在內的工礦企業遭到嚴重破壞，損失巨大。一些沿海城市的紡織工廠被日軍摧毀，比如“八•一三”事變中上海22家紗廠遭到破壞，虹口、南市、閘北大部分綢廠被毀于日軍炮火，幸存織機不足6000臺，勉強能開工的不到一半；一些紡織工廠被日軍占領，在日戰區的日軍淫威下生存，比如天津紡織業幾乎被日本壟斷。而且，為紡織業提供原料的農業受創嚴重，大批桑園荒蕪。這都促使東部沿海城市的紡織企業生存空間日漸狹小，危在旦夕。以當時民族紡織業翹楚———榮氏兄弟的申新廠為例，1931年已發展到9個紗廠，擁有紗錠46萬錠，但由于1932年第一次松滬抗戰的爆發，包括多個分廠的申新系工廠僅布機就損失60％以上，代價不可不謂巨大。在這“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本，布價亦僅及紗價；銷路不動，存貨山積”（榮宗敬語）的時局中，申新廠在20年代憑借舉債和兼并高速擴充的道路走到了盡頭，失去利潤空間也就失去了周旋的余地，即“昔日市況不振之際，稍肯犧牲，猶可活動，今則紗布愈多，愈無銷路，乃至無可犧牲。”1934年6月，申新資產總值6800萬余元，但負債已達6300萬余元。在多年心血毀于一旦的悲痛和日偽威脅的陰影下，榮宗敬于1938年在香港去世，曾輝煌一時的申新系紡織企業分崩離析。盡管日占區的紡織設備數量和紡織品產量因為日本的經濟勢力擴張而有所增加，但民族紡織企業，尤其是那些高舉愛國旗幟的民族紡織企業失去了國家的保護，自然遭到了懷恨在心的日本官商的壓制甚至報復。始終以“使用國貨，抵制洋貨”為己任的上海五和織造廠，早就成為日商的眼中釘，在占領軍的庇護下，日商康泰絨布廠暗地雇用了一批日本浪人，縱火焚毀了五和織造廠的廠房，這一沉重打擊使其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都沒有緩過氣來。如果說這樣的伎倆顯得卑劣而露骨的話，日軍也用殺人不見血的方法來遏制中國民族紡織企業，如曾創造了“抵羊”這樣一個光榮民族品牌的東亞毛織廠，在天津淪陷后即陷入困境，盡管宋棐卿憑借卓越的活動能力勉強維持著生產，但已輝煌不再。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日軍在各條戰線上均告吃緊，加緊了對中國占領區的搜刮，紡織廠的原材料也被列入嚴加控制的物資行列，如此一來，東亞廠陷入了更大的困境。為了增強對日作戰的實力，被迫西遷的國民政府深感必須開發大后方。同時，為了避免東部沿海民族工業毀于戰火，國民政府決定組織動員東部沿海民族工業內遷大后方，迅速恢復生產，保障軍需民用，支援抗日戰爭。從1937年8月起，國民政府組織沿海、沿江工業中的精華、關系戰時軍需民生至深的以兵工、機電、化工和紡織為主的工礦企業大舉內遷。在轉移的過程中，與民生有重要關系的紡織工廠，如榮宗敬的申新紗廠、章華毛織廠、郭順的永安紡織廠等［1］受到政府當局的幫助，向西部地區進行規?？涨暗拇筠D移。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該地區也有一批紡織企業加入內遷行列。中國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將此次沿海、沿江民族工業內遷比喻為“敦刻爾克”。根據《抗戰時期的西南大后方》記載，紡織業共有64家企業加入此次“敦刻爾克大撤退”。這些工廠內遷的隊伍冒著日軍飛機的轟炸，沿著蘇州河和長江逆水航行，浩浩蕩蕩，歷盡千辛萬苦。豫豐和記紗廠重慶分廠闡述了1941年3月拆機時員工努力的情形：“邇時寇迫黃河，飛機時襲，從事拆機員工，數約三千余人，敵機狂炸之下，不顧生死，晝夜分班工作，卒于二十余日內，地下水管，墻上玻窗，悉隨機器拆除殆盡，分裝大小機箱十一萬八千余件，計重九千余噸，更于五十余日內安然離廠，若非員工愛國愛廠之情殷，曷能神速若此?！保?］這一偉大、動人場面體現了愛國廠家和員工抗日救國的堅強決心。根據有關史料統計，紡織工業由政府出資遷到大后方的器材和材料，1938年為26150t，1939年為30822t，1940年為32116t［3］。這些紡織工業的轉移對于推動大后方紡織工業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正如薛毅認為“沿海工礦企業大批向中國西南、西北地區轉移，起到了中國工業近代化的空間傳動作用”，［4］促使中國經濟中心逐漸西移，揭開了開發大后方的序幕。

2轉移前后的狀況比較

戰前，各重要工廠都集中于東部沿海城市，大后方交通閉塞、經濟落后。根據實業部1937年9月統計，當時全國符合工廠法登記條件的新式工廠共計3935家，而西部廣大地區符合登記條件的工廠僅有237家，占總數的6％。如果只算西南地區，所占比例會更小。戰前西南工業資本不到全國的1％，工人數僅占4％。除重慶、昆明等城市有少許加工工業外，西南廣大地區幾乎沒有加工工業。四川紡織業基本上仍停留在機房手工業階段，1937年全省有手工紡車約23萬架，手工布機約10萬臺，沒有一枚新式紡錠［5］；云南紡織業僅有大道生紡織工場以及還在籌建中的云南紡織工廠，再無其他；貴州紡織業大部均屬手工，貴陽市最大的兩家紡織廠是魯豐布廠和協興染織工廠，最先進的機器是手搖鐵機，也僅有21架，其他均為木機，仍未脫離手工工場格局。大后方紡織工業過于落后的狀況，直至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沿海、沿江民族紡織工業陸續轉移至大后方，才逐步得到改變。除了最偏僻的西康、青海、寧夏以外，大后方其他各省紡織工業均有起色。1939年8月，《中央日報》的對四川、云南、貴州三省紡織工業發展情況的調查表顯示［6］，三省中紡織工業資本逾2萬元以上的，共達29家。其中，四川21家、云南4家、貴州4家。豫豐紗廠、裕華紗廠、申新紗廠、美亞綢廠、慶新染廠等遷往四川；和興布廠、遠東布廠、慶豐紗廠等遷往湖南；華中染廠遷往廣西；申新紗廠、震寰紗廠、湖北官布局、善昌新染廠、華東染廠、光華布廠、協昌布廠、正大布廠等遷往陜西［7］。根據1940年底統計，大后方“資本在1萬元以內、勞工在30人以上用動力的工廠”已達1354家。其中，紡織工業就有282家［3］?？梢赃@樣說，戰時沿海、沿江紡織工廠的轉移，給落后的大后方注入了新鮮血液。除了協助日戰區的民營廠礦內遷之外，國民政府對于大后方新建的紡織工業也采取了一些扶持和獎勵政策。1938年12月，經濟部公布《非常時期工礦業獎助暫行條例》，共有9條，規定“凡國人在后方所辦有關國防民生之重要工礦業，實收資本已達必要數額，即可呈請獎助。”1939年底，經濟部公布“小工業貸款暫行辦法”，規定凡經營紡織、制革、造紙、金屬冶煉、化學、陶瓷、農林產品制造等工業，資本在1萬元至5萬元之間者，可呈請經濟部貸款。1940年3月又公布了“小工業示范工廠暫行辦法”，在川、康兩省，設立制革、造紙、紡織、制糖、燭皂、玻璃等示范工廠，參用機器和手工混合制造，以便民眾效仿。這些政策和法規的公布實施，對于大后方紡織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保障和促進作用。因此，戰時大后方紡織工業生產呈現出蓬勃的發展氣象。究竟促使大后方紡織工業產品增加到怎樣的一個程度呢？以國民政府所能直接管轄的各重要廠礦來說，根據1940年全年出品價值統計［3］，已達47萬萬元。從其分配情形來看，紡織工業產值首屈一指

3轉移的歷史影響

在抗戰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大后方紡織工業，盡管條件艱苦，發展水平有限，但對于支持抗戰建國、促進大后方各省經濟發展、安定人民生活、奠定西部各省紡織工業基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3．1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大后方紡織工業是在抗戰這一特定背景下迅速崛起的，肩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適應抗戰之需，生產了大量軍用制品民和民用產品，安定了人民生活，增強了中國廣大軍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物質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戰爭?？箲鸪跗?，重慶豫豐紗廠、成都申新紗廠、廣元大華紗廠等許多內遷紡織工廠盡快重建廠子，復工生產，對于支援前線抗戰有著重大意義。紡織工人不顧寒冬酷暑和敵機轟炸，從選定廠址、建設廠房、安裝機器到開工生產，僅僅用了近兩年的時間。以重慶豫豐紗廠為例，1939年，該廠有工人2800人，年產紗1萬件；到1942年時，該廠工人減為2052人，而紗產量卻增至1．24萬件。八年抗戰中，僅重慶一地，織成布匹3億，供應了大部分軍民用布。由此可知，大后方紡織工業的發展，對于保證軍需民用、支援抗日戰爭起到重要的作用。3．2大后方紡織工業的發展，改變了不平衡格局戰前，中國近代紡織工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沿江城市，西部紡織工業過于落后，幾乎無近代工業可言。隨著民族紡織工業的轉移，大后方各省紡織業在較短的時間內得以工業化，改變了東西部不平衡的格局，并對以后工業發展產生了較深遠的影響。這里以四川為例，根據1938年至1941年遷川工廠數量統計，1938年底紡織工業遷入10家、復工3家，1939年底紡織工業遷入20家、復工13家，1940年底紡織工業遷入25家、復工18家，1941年底紡織工業遷入25家、復工21家。無論是遷入數還是復工數，四川紡織工業逐年穩步增長，由此成為大后方紡織工業的中心。戰時大后方紡織工業的發展，不僅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打下基礎，而且奠定了今天紡織工業的基礎。3．3引入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紡織企業管理人才，有利于大后方紡織工業的進一步發展。隨著沿海、沿江民族紡織工業的轉移，一部分現代意識的紡織企業管理人才隨廠遷入大后方。資源委員會還制定了征集技術人員的辦法，規定凡化學、機械、電器、礦冶、土木建筑、紡織等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或具有相當學識經驗者，均予安排工作。根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記載，抗戰初期，經資源委員會和所屬工礦企業招募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達3000人以上。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紡織企業管理人才的引入大后方，對于推動當地紡織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結語

總的來說，大后方紡織工業興于戰時。戰爭引發的系列變化，為大后方紡織工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條件，而其發展又因應戰時之需，對于保障戰時軍需民用、支援抗戰建國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2編．財政經濟（六）［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2］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紡織工業志［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

［3］經濟部的戰時工業建設［J］．資源委員會公報，1941，1（1）．

［4］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5］侯德礎．論抗戰時期的川省工業［M］／／抗日戰爭史論叢．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5．

［6］時事問題研究會．抗戰中的中國經濟［M］．北京：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

［7］鐘兆璇．戰時之后方工業建設［M］．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1.

作者:吳靜 單位: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