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藝文化論文：中國茶藝館的崛起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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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靜 單位：本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在社會與政治的變遷中傳統被“發明”，或是重新構建起來，而且當社會發生迅速轉型，在舊傳統的社會模式被摧毀或者是產生了舊傳統不能適應的新的社會模式的情況下，需求方與供應方發生極大變化，傳統的重建會更加容易發生。筆者認為以該理論為基本方向，可以比較容易認識70年代中國臺灣地區茶藝文化的興起。

1．臺灣社會的轉型

1952年，臺灣貨幣改革的實施使得通貨膨脹得到抑制、完成、美國援助恢復、農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臺灣經濟進入初期的轉換期，到1963年GNP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長。這段時期農業在經濟的發展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牽引出口增長24．8%的主要是農產品。1964年到1973年臺灣地區更是邁進經濟高速成長期，GNP年均增長率為11．4%。這一期間由于引進大量的外資和廉價勞動力的大量供給，工業化發展取得了飛躍超過農業生產，工業制品的出口爆發出強大的競爭力。雖然1973年和1979年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給臺灣地區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這段期間也創造了GNP年均8．4%的增長率。可見從1952年開始臺灣地區的經濟在短時期內得到了極大的成長。(5)經濟的發展隨之帶來了社會其他方面的變化。如表1所示，同1952年相比臺灣人均收入在1975年增加了將近6倍，之后更是急劇上升。在1965年臺灣地區的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工業)已經超過第一產業(農業)，也就是說臺灣地區在60年代初期已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開始進入工業化國家。到1975年農業所占的比重不到15%，五年后的1980年更是降低到不足一成，與此相對的是各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也發生了巨大變化。60年代初還占了一半的農業人口，在1975年不到1/3，1980年降到了20%以下，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則不斷的上升。這些數字的變化“廣義上說明近代勞動者大幅增加，從而形成了新的城市勞動階層。臺灣地區社會轉變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業社會。(6)”除了經濟領域外，臺灣地區社會的意識文化形態領域也發生了變革。由于中國大陸發生了，臺灣地區當局國民黨政府在1966年11月領導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明令公布制定中華文化復興節，各界人士籌備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推行綱要。以全國國民學校教師及中等以上學校在校生為對象，推進“青年生活規范”實施，將文化復興運動具體落實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7)傳統文化復興不是一味繼承恢復古老的文化，正如中國文化的兩個特性“創造力和時代性(8)”一樣，是要發揮創造力以適應時代的需要。這就涉及到如何對待“西化”的問題。比如在藝術方面，60年代的臺灣地區青年人以會唱洋歌為榮，愛國劇的人被認為是思想落伍，習國畫書法等的青年人也很少;在飲食文化方面，可以推測由于外資企業的進入西式飲食文化也進入臺灣地區，連純吃茶的茶店也是以賣咖啡、可樂、果汁飲料、冰淇淋等西洋飲料為主(9)。在西洋文化的沖擊下，傳統文化復興是要放在現代化的脈絡里，考慮如何復興才能促進現代化(10)，與發生了變革的社會相適宜。

2．臺灣茶藝文化的構建

在臺灣地區社會的經濟、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發生變革的同時，臺灣地區茶葉也面臨著一些需要轉型的危機。歷史上的臺灣地區茶葉基本上是以對外銷售為主。在臺灣地區經濟的初期轉換期間，首先是在1954年茶葉的出口達到1480馀萬公斤創造了空前的紀錄，政府不斷努力開拓市場使得這一出口量基本維持。可是進入1970年代，特別是1973年后由于支撐出口十多年的“綠茶市場大大的不振“，臺灣地區茶葉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11)70年代之前80%以上出口的茶葉該何去何從，自然是要尋找內銷的道路。為了適應臺灣地區內部的需要以及尋找國際市場，1975年起臺灣地區農林廳輔導鼓勵生產高級包種茶，臺灣地區農會也推出包種茶優良茶比賽及展示會吸引臺灣人關注，拓展內銷。同時，臺灣地區文化界出于復興傳統茶文化，也為臺灣茶葉作出了一大貢獻———構建現代茶藝文化。歷史上的茶藝在文人雅士間流行，但是，清朝末期國家政治腐敗，經濟衰退，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以說茶文化出現了近兩百年的斷層。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大力恢復茶葉生產，為了支持國家工業建設，茶葉除為了維護民族穩定用來邊銷而外，主要是出口換取工業發展所需的原料和資金。臺灣地區雖然與大陸隔離，但是從產茶區福建等沿海移居而來的移民帶去了飲茶的習俗。可是，70年代以前，由于茶葉主要是用于出口，飲茶并沒有在整個臺灣盛行。在農村，庭院里擺上桌椅，下棋，聊天，邊飲茶的“老人茶”雖有，但城市里這種飲茶的簡單“老人茶室”只能偶見。在城市中的所謂“茶室”，其實是借飲茶之名從事風化業的場所。70年代中后期，臺灣地區經濟實力強大，人民富裕，傳統文化復興運動在開展將近10年后，也初見效果，很多傳統民俗以及民族藝術(剪紙、打陀螺、放風箏、布袋戲、國樂、國畫、國劇等(12))逐漸開始熱門。這個時候愛好茶文化的知識分子們，也醞釀恢復飲茶習俗之計。與中華文化復興需要創新和適應時代需求同出一理，飲茶習俗的恢復也需要在繼承傳統飲茶文化的同時，創造出適應現代臺灣地區社會的方法。庶民的“老人茶室”低俗的“茶室”已經不能適應社會變革后的臺灣。那么中上層的、高級的、優雅的飲茶文化便迫不及待地需要被創新出來。然而作為生活樣式的文化是無形的存在，要面向大眾推廣，需要一種形式也需要一種名稱將之表現出來。于是，致力于恢復飲茶習俗的知識分子們，在古代中國茶藝特別是在功夫茶的基礎上，結合參考日本茶道等，創造出了新的飲茶程序和方式。在為其命名時，考慮到與不太好在大眾中普及的、比較嚴謹的日本茶道有所區隔，把飲茶作為一種比較容易接受的生活藝術文化來推廣，于是創造出了“茶藝”一詞。所謂“茶藝”，是涉及茶葉的生產、制造、經營、飲用的技藝與藝術的廣泛概念;狹義的理解是泡好一壺茶的技藝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藝術(13)。有了“茶藝”這一名詞和相應的概念之后，民間的推廣活動相繼展開，到1982年以“復興中華茶藝文化，發揚中國品茗技藝，提高國民生活品質，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發揮茶葉之經濟效益為宗旨(14)”的“中華民國茶藝協會”成立，有了全國性的機構，推廣工作也就得到了更順利的進行。除了各種機構的努力外，茶藝館的產生和迅速展開也直接帶動了茶藝文化的推廣。茶藝館可以簡單的說就是展現茶藝文化的場所，它最不同于過去的飲茶場所的是，通過飲茶環境的布局和相關文化要素的裝飾、泡茶的技藝、享受茶的藝術將原本屬于日常生活的飲茶，創造成富有高度文化性的品飲藝術。也就是將飲茶藝術化并賦予哲理，使之很好地體現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和品德(15)。1977年接受過西方文化教育的管壽齡小姐在其經營出售國畫和瓷器等的畫廊里提供比較講究的茶飲，開設“茶藝館”，被看作是首家茶藝館的誕生。之后，茶藝館如雨后春箏般出現在臺灣地區的大街小巷，形成了一個新興的行業。茶藝館不僅帶動了臺灣地區茶葉的內銷，還成為臺灣地區高級文化的載體和象征，將現代茶藝文化和這一經營形態傳播到茶文化圈各國家和地區，當然也重新返回茶文化的發源之地，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中國大陸“茶文化”的蘇醒

臺灣地區茶藝及茶藝館之所以能重返茶文化發源地，與80年代中國茶文化的蘇醒有很大的關系。茶藝館在臺灣地區如火如荼般地發展的80年代，中國大陸茶葉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了換取工業發展所需的材料和資金，新中國建國以來國家茶葉工作的重心是恢復茶葉生產和開拓出口。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里，正如“為革命種茶”所示，中國茶葉具有很高的政治性。在茶葉的祖國，一方面國民沒有足夠的茶葉可以消費(也可以說消費不起)，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特別是期間，高雅的飲茶有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之嫌而受到排擠(16)。這樣一來，根植于國民日常生活飲茶場所之茶館也被當作“舊社會的遺留，藏污納垢之地被取締(17)”，就連在首都北京，茶館也消聲匿跡(18)，可以說中國的傳統茶館已經衰亡。直到1978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國家建設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人的傳統飲茶習俗才慢慢地開始蘇醒。由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茶葉生產量的大幅度提高，發展茶葉經濟需要開拓國內消費市場;同時國民經濟的增長也使得國民的飲茶需求產生。于是“茶文化”作為茶葉經濟的一翼(另一翼是茶科學)在國內被推廣開來。“茶文化”的推廣、飲茶習俗的復蘇，80年代的這段“茶文化”演變，創造了茶藝館在中國誕生的條件。因此在探討現代茶藝館在大陸興起時，這段茶文化演變史是不可被忽視的。

1．“茶葉問題”的出現

為了爭取茶葉生產的更大發展和速度的加快，1974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茶葉生產會議上，依照主席“全國要搞好一百個左右年產茶葉五萬擔左右的重點縣，作為茶葉的生產基地”的指示，規劃在全國以縣為單位建立119個年產5萬擔的茶葉基地。(19)之后幾年茶葉產量顯著增加，從1974年不足20萬噸(20)，1978年達到26．8萬噸，1980年更是超越了30萬噸，1982年又飛躍到近40萬噸。可是說茶葉緊缺的歷史在此打上了休止符(參照圖1)。但是與生產量突飛猛漲相對的是出口增長的緩慢，即兩者增長的不相稱。如從圖1可以明顯的看出，從1979年開始，生產量和出口量的差量(可以簡單地視為存在于國內市場的茶葉總量)急速擴大，使得茶葉一時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因此導致了茶葉積壓在倉庫，發霉變質等“茶葉問題”的出現。所謂的“茶葉問題“其實并不是茶葉絕對的供大于求，而是在新中國建國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為了恢復茶葉生產和開拓出口實行的是統購統銷的經營體制和“獨家經營、計劃收購、固定調撥、統一牌價”的流通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茶葉生產量創了新高，然而“銷售量沒有相應擴大，經營部門資金占用多，利息負擔重，存茶又不斷陳化，經營十分困難不適應(21)”。國家為了擴大茶葉銷售，使茶葉經濟持續發展，1982年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當前農村經濟的若干問題》(22)，提出了調整農副產品的購銷政策，適當允許多渠道經營。1984年國務院文件(23)，規定內銷茶葉和出口茶的經營實行議購議銷，按經濟區劃組織多渠道流通和開放式市場。茶葉市場放開，國內市場得到開發。然而，茶葉問題的出現，其實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當時中國人民的飲茶習俗沒有得到恢復。有著悠久歷史的飲茶是中國的一大傳統文化，這一傳統還需要用“文化”的藥劑來復蘇。

2．“茶文化”一詞的誕生

茶的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但正如阮浩耕先生指出的一樣，在中國“茶文化”是1980年代的一個新生詞語，在1999年版的《辭海》里都還沒有出現。(24)例如，現在被稱為世界最早的一本茶文化專著———陸羽所著的《茶經》，在文化浩劫結束之后的1978年被界定為的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關茶葉制作的專著(25)”。可以考證的“茶文化”這一詞語的創造者應該是“茶學泰斗”莊晚芳。在茶葉產量大增的1979年，莊晚芳受主管茶葉的農業部之委托編寫面向大眾的茶葉科普書籍。1981年中國第一本茶葉讀本《飲茶漫話》出版，在1980年9月作的序言中莊晚芳寫到“飲茶文化是我國整個民族文化精華的一部分(26)”。除了“飲茶文化”外，莊晚芳先生同時還提出了“茶葉文化(27)”。這兩種說法可以認為等同于現在使用的茶文化一詞。為了聯合茶界，振興華茶，莊晚芳與1982年在杭州成立第一個民間茶文化團體“茶人之家”，以“普及茶葉科學技術，宣傳茶葉文化，開展國內外茶葉學術交流，促進茶葉生產和貿易發展，以利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為宗旨，并創辦茶文化雜志季刊《茶人之家》，以茶文化的力量來促進茶葉經濟的發展。

3．大眾媒體的參與

在復蘇飲茶文化的過程中，大眾媒體充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70年代末以前，對茶葉的關注，報刊基本上是茶葉生產和出口等的相關報道記事，涉及茶文化方面的寥寥可數。就中國具有全國性的面向大眾的《人民日報》來看，自第一個民間茶文化團體成立的1982年起，出現了“茶圣”陸羽的介紹(28);引用《本草綱目》的記載說明茶葉的營養價值很高，宣傳喝茶有益;(29)與日本茶道相聯系介紹中國式茶會以及提出中國飲茶的悠久歷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飲茶的國家(30)”……關于茶文化方面的內容在報端開始多見。另外，諸如“茶水表面的漂浮物是否影響健康能否飲用(31)”、“隔夜茶能喝嗎?(32)”、“用茶水服藥有害無益嗎?(33)”等讀者來信和專家解答的內容也開始出現。除了報刊之外，80年代初茶葉知識與茶文化的電視節目也開始制作和播放。為了解決茶葉滯銷，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通過電視媒介宣傳飲茶的好處來帶動國內的消費，促成中央電視臺1983年開辦了“喝茶的學問”、“茶的妙用”、“品茶經”等欄目，之后中央電臺也參與了茶文化的宣傳(34)。透過大眾媒體的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人們的飲茶知識還很貧乏，但同時也可能窺測到飲茶文化已經受到人們和社會的關注。

4．醫學界的聯合

在人們對茶葉知識還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借助醫學的權威宣傳茶葉與健康的關聯，一方面能起到普及茶葉知識的作用，同時又能在很大程度直接觸動消費欲望的產生。1983年10月浙江省茶葉學會先后與中華醫學會浙江分會、全國中醫學會浙江分會聯合召開“茶葉營養與藥理作用”、“茶與健康、文化”兩個學術研討會(35)。茶葉界與醫學界的聯合研究，推動了茶葉藥用價值和茶葉新商品的開發，為茶葉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力量。

5．恢復茶館的呼喚

有了茶學專家對茶文化的弘揚，有了媒體對茶文化的推廣，有了醫學權威發放的健康的保證，當然還有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國民對飲茶的需求逐漸展現出來，消失一時的傳統飲茶場所———茶館的蘇醒也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為了響應黨中央發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號召，在全國的茶館都還處于沉寂狀態的1982年，許多公社和文化站在園林名勝中辦起了文化茶室。茶室中備有書報雜志和各種棋類，開展有益的文娛活動(36)。這一江南水鄉城鎮習俗的恢復受到群眾的好評。80年代中后期，在茶文化的推動下國內消費市場逐漸打開，曾經滯銷的茶葉出現了內銷見旺、產銷值得向往的局面，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經濟的發展則帶動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中國人民渴望茶文化提高水平，渴望茶文化回到“受到了嚴重創傷的精神生活領域中(39)”。也就是說，中國社會需要的不僅是茶館的恢復，還向往能得到高度文化感染的飲茶場所。

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的茶藝文化交流

1980年代中國的社會變革，特別是上述茶文化在國內的推廣，使得國民對更具文化性的飲茶產生了需求，可以說為茶藝館的誕生創造了內在的因素。可是事物發生變化一般還需要或多或少的外在因素。在海峽兩岸被隔離近40年的歷史結束之后，茶文化的交流，特別是發展了10多年已經比較成熟的臺灣地區茶藝文化的進入，為中國大陸茶館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型，成為了中國大陸茶藝館出現的一大契機。

1．80年代末之前的臺灣地區茶文化在中國大陸

雖然茶藝文化在80年代已經風靡臺灣，然而由于兩岸戒嚴人民不能自由往來，茶文化方面的直接交流還沒有發生。當時在中國大陸有關臺灣地區茶及茶文化主要是透過新聞報紙等形式被介紹。從最大眾的主要報紙之一《人民日報》來看，這種介紹的主要內容有三方面。一是臺灣茶葉的發展史與大陸的關聯，如烏龍茶從大陸移植。(40)二是透過茶葉及茶具等大陸商品在臺灣的銷售情況的簡介傳遞出的臺灣地區茶藝館、茶行的信息。(41)三是臺灣地區舉辦的茶藝比賽事宜的報道。(42)直到1987年7月15日戒嚴令解除，臺灣人民赴香港、澳門的觀光自由化，以及同年11月赴大陸探親正式實施以后，兩岸的茶藝文化的面對面交流才得以實現。這些交流活動在《中華茶藝雜志》第86期到94期，《臺灣茶文化論》以及《茶人六載話茶》中均有個別的介紹，筆者以時間為軸，將其整理歸納。

2．“茶藝特使”的到來

1988年兩岸經歷近40年的隔絕終于被解除。第一個正式代表臺灣地區經濟、文化界的“臺灣經濟文化探問團”赴大陸訪問，進行了友好交流。該團的到來在現代中國茶文化的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茶藝特使”范增平代表茶文化界隨同該團來訪。范先生于7月8日在上海與陶藝大師許四海先生，以及新聞界人士共談臺灣茶藝的發展，并且首次表演了臺灣地區茶藝。范先生呼吁“在兩岸統一之前，茶先統一起來。弘揚茶文化是振興中國的基礎，因此，在宴會、座談會等場合，應該提倡以茶來代替咖啡，可樂等洋飲料”，得到了與會者的強烈贊同。(43)此次茶文化交流引起了媒體的極大關注，7月9日《文匯報》以專訪的形式報道了“臺灣茶藝特使在上海”，之后人民日報海外版也進行了轉載。“茶藝特使”為中國大陸帶來了茶藝一詞以及茶藝表演，茶界人士共同探討茶藝，拉開了兩岸當代茶文化交流的序幕。兩岸茶文化人士都重視互相之交流，探訪團返回臺灣之后“一直籍著書信來往，彼此交流。(44)”這次茶文化交流也可以說是兩岸共同“復興茶藝”的一個開端。之后，臺灣茶界前往大陸的茶文化交流開始頻繁地開展起來。

3．茶葉界同仁的交流

1989年4月4日至4月22日，臺灣區制茶工業同業公會組織“大陸探茶之旅(45)”，包括茶葉制造、銷售、茶葉機械、茶葉文化團體的一行17人，探訪桂林、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廈門、廣州、深圳等主要產茶地和茶葉消費流通地。所到之處均在中國茶葉公司的接待和安排下，與當地茶葉研究所及茶界相關人士進行了交流。除了茶葉生產、制作等方面，大陸探茶之旅還直接促進了茶藝文化的交流。“中華茶藝協會秘書長”范增平應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之邀請在上海錦江飯店公開表演了中華茶藝。該交流會由上海市政府顧問汪道涵先生主持，文化界名人、專家學者及媒體相關人士30馀人出席并觀看了范增平的茶藝表演。(46)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刊出消息做了相關報道。為了促進兩岸茶文化有更多的交流，大陸探茶之旅期間，范先生還與北京的一些文化學術界人士一同向中央民政部提出成立“中華茶文化協會”的申請。

4．茶藝文化訪問團的到來

繼臺灣茶界各行業來訪之后，以茶藝文化交流為主要目的的臺灣陸羽茶藝文化訪問團的到來又推動了中國大陸茶藝的興起。訪問團一行20位茶文化藝術家1989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進行茶藝表演和茶文化交流，后赴合肥、南京、宜興、蘇州、杭州等地進行茶文化交流。27日上午在茶文化推廣人士聚集的杭州“茶人之家”，舉行了兩小時的“茶道與香道”表演。(47)使用的茶葉除了臺灣的凍頂烏龍茶和白毫烏龍茶外，還有當地的名茶龍井茶。表演過程中講解了小壺茶沖泡的18道程序以及賞茶、聞香、浸泡、嘗味、葉底等品賞方式，為浙江茶文化的興起添加了一道盛宴。至1988年茶藝特使帶來茶藝文化促動中國大陸當代茶藝文化復興的展開，到茶藝文化訪問團在各地的茶藝交流，是一段極為短暫的歷史。正是在中國民眾對茶文化提升的向往中與臺灣茶藝的這種局面，使得具有高度文化性、藝術性的高雅文化之茶藝正好符合了人們對茶文化的渴望，“大陸始知喝茶還可以這么有文化，茶藝遂開始流行。茶藝館也開始萌芽(48)”。

5．茶藝同臺演示

1989年9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的“茶與中國文化展示周”應該是當代茶藝文化發展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事件。這次活動是國家商業部和農業部合辦，也是國家部門首次正式將茶作為國家文化、民族文化來展示的國際性活動。應中國茶葉進出口公司之邀，臺灣地區茶界人士也參加了這次活動。這次展示活動，除了觀摩將茶藝帶到中國大陸的范增平作為臺灣地區代表表演的臺灣茶藝之外，首次匯集了云南、四川、湖南、安徽、浙江、廣東、福建等國內各地代表，展示了各具特色的各地茶藝。日本里千家也進行了茶道表演。茶藝表演代表們同臺表演，相互交流。臺灣地區茶藝表演者范先生不僅用實際操作演示了茶藝之外形美，還將蘊含于茶藝之中的中華文化哲理解釋于觀眾(49)，加深了大家對茶藝文化的理解。這次茶藝文化的同臺登場，演繹出了當代茶藝文化復蘇起航的歷史。

中國茶藝館的興起

在中國社會對茶的文化性滿懷期待的時間里，以融合中華文化的高度文化性的高雅文化為特性的臺灣地區茶藝進入中國大陸，其高度的文化氣息讓中國大陸茶葉界耳目一新。“茶藝特使”在中國大陸首次演示茶藝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展現這種高雅茶藝文化的茶藝館便在福建誕生了，臺灣茶藝在中國大陸被接受的速度實在是驚人。同時，正如90年代之后提到中國茶文化，專家學者們都會說是以茶藝為表現形式一樣，臺灣茶藝對當代中國茶文化發展的影響也可謂是巨大的。90年代初誕生的茶藝館主要是以兩種形式在國內發展開來的。一種是為弘揚茶文化而創新開發出的注重品茗空間，以展現現代茶藝為主，多以“茶藝館”命名，它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新生事物。另一種是以茶文化為媒介，透過茶文化與地方文化的和諧映襯來達到弘揚、振興民族文化的目的。這類茶藝館一般是在傳統茶館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基本上沿用之前的“茶館”、“茶樓”等店名。

1．新興茶藝館

此類茶藝館最先成立的是位于福建博物館內的“福建茶藝館”，它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家茶藝館(50)。1990年2月10日福建省博物館、福建省茶葉進出口公司、福建省旅游學會、福建省考古博物館學會、福建省陶瓷工業公司聯合創立該館。(51)說該館是新興的茶藝館，是因為它與傳統茶館有根本上的區別。首先是茶藝館創辦的目的是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促進文博、旅游和經貿，也就是說它的性質不是單純的商業性，不是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的。“福建省政府撥發10萬元人民幣作為專項資金，主要是為了挖掘，弘揚福建的茶文化。(52)”由此可見這家最早的茶藝館是作為“文化事業”來經營的。其次是主要通過泡茶和飲茶的藝術化來弘揚茶文化。創館當時可以說在全國喝茶都還不講究形式，南方普通的喝茶方式就是在一個大茶杯或玻璃杯里放一把茶葉再沖入開水。然而福建茶藝館卻率先創造出了一套固定的泡茶程序，并且有專職人員為客人表演茶藝。這一歷史創造者之一是曾經在“茶與中國文化展示周”上和臺灣地區代表范先生一起表演茶藝的吳雅真。80年代末，可以說茶館業自身都還沒有得到復蘇，除了臺灣地區茶藝有過表演而外，中國還沒有一家茶館有茶藝表演。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吳女士深入閩南，學習流傳于民間的泡茶習俗，將之與臺灣地區茶藝結合，針對福建茶葉的特點，創建了18道程序的“閩式功夫茶泡茶程序”(也叫福建功夫茶)。(53)吳女士參加了福建茶藝館的創立過程，將她創新開發的茶藝作為傳播茶文化的載體，用福建功夫茶、擂茶、花茶、白茶茶藝吸引了眾多海內外游人和茶客。品味名茶講究環境，福建茶藝館除了泡茶藝術和茶藝表演之外，突顯茶藝館特點的是其具有文化氛圍濃郁的室內陳設，將飲茶的空間也藝術化。作為福建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窗口，館內用福建茶業相關的文史資料展示了福建茶文化的悠久歷史。樹立對茶文化做出貢獻的當地出身文人蔡襄手書之《茶錄》碑亭，置放惠安“烏龍噴泉”之石雕，鑲嵌用福建名茶鐵觀音、大紅袍為素材創作的大型茶事之壁畫，開設海內書畫名家之藝術畫廊，擺設世界最大之脫胎茶壺，陳列“福建現代茶具”之展覽，專辟品茗之雅座。整個空間集茶文化歷史館和藝術館為一體，置身于此，品茗的文化氣息也自然變得濃厚了。福建茶藝館得到了海內外友人的贊賞和關注，也掀起了福建茶文化的熱潮(54)。此后，茶藝館相繼在各地出現。福建茶藝館創立次年上海宋園茶藝館在上海開館。在福建，1993年別有天茶藝居成立，舉辦常年招生開展茶藝培訓，為茶藝館的發展培育人才。1994年第一家引進臺灣地區功夫茶的連鎖性茶藝館五福茶藝館在北京開設，同年，已經有豐富的經營經驗的臺灣地區茶藝館也開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臺灣地區博士茶藝館在上海成立。至此，茶藝館這種業態被業界紛紛接受，成為當代茶館的主流(55)。

2．傳統茶館的轉型

新型茶藝館從無到有的生成，對傳統的茶館也造成了一種沖擊。在茶藝文化的影響下傳統的茶館也以一種新的姿態呈現出來。它與新興茶藝館的區別主要可以從經營宗旨、品茗藝術的表現以及相關文化活動這三個方面來觀察。位于北京繁華地段前門西大街的老舍茶館是這類茶藝館的一個典型，也是先驅。老舍茶館的前身是1979年創建的“青年茶社”。為了解決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創辦人尹盛喜帶領20多名知青，賣起了兩分錢一碗的大碗茶。大碗茶店逐步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大柵欄商貿集團公司，并在1988年投資新建了老舍茶館。80年代中國社會開始關注文化，出現了以“傳統—現代”為核心展開的“文化熱”，然而“反傳統的思潮在社會上居主導地位(56)”，傳統文化仍然處于窘境。就連“國粹”京劇的聽眾也減少，有些曲藝因老藝人沒有固定的演出場所幾乎是后繼無人。(57)愛好京劇、對二胡、說書、書法等均有一定造詣的老舍茶館創始人以“振興古國茶文化，扶植民族藝術花”的理念和歷史使命感投身于傳統文化的振興。也就是說老舍茶館的前身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就業問題，而轉型后的宗旨則演變為弘揚茶文化和其它民族文化。新型茶藝館的側重點是在茶文化，而老舍茶館是在茶文化的振興中扶植起其它的民族文化。老舍茶館在振興茶文化上，主要是將飲茶的文化性作了提升。前身經營大碗茶的“青年茶社”，只是一個小“茶棚”，顧客買茶主要是為了解渴，這點從“大碗茶，兩分一碗，既解渴又爽口的大碗茶，兩分錢一碗(58)”的吆喝聲中便可察知。然而80年代末的“老舍茶館”，一棟三層大樓的建筑造型古樸典雅、具有濃厚的中國民族風格，大廳一樓的陳設再現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館》里的風貌。作為茶館，在茶上做足了文章。匯集全國各地的傳統名茶和新品牌的好茶，也創制出了藝術造型茶，為賓客提供不僅口味上乘，而且觀賞性強的茶品，甚至將茶點小吃也定位為“工藝化”并加入茶的元素。同時茶館在茶藝上也下足了功夫，成立了茶藝表演隊伍，每天表演烏龍茶、文士茶、農家茶、茉莉花茶、八寶茶等，還將逐漸消失的老北京特色四合院搬到室內，創建成古色古香的四合茶院供品茗之用。老舍茶館將一個大碗喝茶解渴的“茶棚”轉變成了一個將地域文化融入其中的文化茶館。老舍茶館的特色還在于它作為品茗會友的茶館的同時，還是北京當地傳統文化，如京劇、曲藝等的大舞臺。正如茶館的尹經理分析的一樣，“客源主要來自旅游團體和新老戲迷，人家到老舍茶館來喝茶主要是想領略京味文化。(59)”館內設戲曲館、電影館、照相館、圖書館，工藝美術館等10個館展示傳統民俗文化，每天上演北京琴書、京韻大鼓等傳統藝術表演，吸引了眾多的國內外游客來品茗看戲聽京劇，品味北京文化;茶館為普及戲曲為業馀愛好者提供活動場所，使得很多戲迷們成為常客來此品茗會友，同時又可以得到演練的舞臺。老舍茶館從通過弘揚北京優秀傳統文化來扶植民族藝術之花。茶文化在這里，是媒介也是對象之一。老舍茶館從開業起接待了不計其數的國際友人，匯集了世界名流，它將北京的傳統文化展現給了世界，成為了北京一張新的名片，也使得在北京消聲匿跡幾十年的茶館轉變成了民族文化的窗口。繼老舍茶館之后，在茶館發源地四川也出現了弘揚茶文化、振興川劇的茶館。比如重慶劇場2樓的“巴渝茶樓”就是為了“振興川劇，讓民族文化占領文藝陣地，讓川劇愛好者有個欣賞和自娛的地方”，而開辦的“高雅戲劇茶座”。茶樓里陳列名人字畫，四壁點綴川劇臉譜，雕梁畫棟，格調古樸、典雅、環境舒適清新，一開張就引來了大批川劇迷。(60)在北京有展現老北京文化的京味茶館，在上海有再現近代上海歷史文化的老上海茶館……這種成為地域文化窗口的茶館，90年代后在全國各地開始出現。

結語

為適應由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工業社會，在傳統文化的復興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臺灣地區茶藝文化作為高級文化被創新構建出來，并使得展現這一文化的茶藝館行業興起，而且傳播到茶文化圈的各地，包括發源茶文化的中國大陸。這種文化的再輸入，與當時中國社會需要復蘇茶文化，促進茶葉經濟的需求緊密相關。中國大陸茶藝館的出現，除了臺灣地區茶藝文化的刺激以外，還與自身的經濟發展，國內的經營體制的轉變，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與日本茶道交流等等有很大的關系。但是筆者將視覺焦點放在了首先創造茶藝文化，興起茶藝館的臺灣地區，主要分析了臺灣地區茶藝產生的社會變革因素，以及臺灣地區茶藝和茶藝館之所以能再輸入到中國大陸的社會原因。自臺灣地區茶藝在大陸首次演示后，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的茶文化交流頻繁展開，大陸迅速借助和參考臺灣茶藝，創造出了現代茶藝，并發展出茶藝館這一新型的業態，且成為茶館業的主流。茶文化專家陳文華先生這樣評述“茶藝一詞的創造以及茶藝館業的形成，是臺灣地區茶藝界對祖國文化事業的重要貢獻之一。(61)”在中國茶藝館的產生中，臺灣地區提供了文化的模式和經營的模式。在臺灣茶藝和茶藝館的影響下，中國大陸各地的飲茶習俗得以開發成各具特色的茶藝，這些茶藝又與臺灣茶藝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在茶藝館中得到了推廣。中國茶藝館作為一種文化經濟，達到了80年代以茶文化促進茶葉經濟發展的效果，同時，商業形態之一的茶藝館又被賦予高度的文化性，“被譽為能與‘風雅’及‘風雅人士’不期而遇的地方(62)”。茶藝館致力于茶文化的弘揚，通過茶藝表演與茶藝知識的宣傳等，使得高雅的茶藝文化不僅深入國內廣大人民群眾之間，還在各種國際性場合(如北京亞運會、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上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當下，茶文化不再如同80年代，僅僅是促進茶葉經濟發展的一翼，而是作為和諧文化，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載體。茶藝館也將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