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民幣國際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一)資本項目開放的選擇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項目的開放并不算等價的，但是，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后，以人民幣為基礎的計價結算業務必然會大幅增加，同時境外經濟主體需要將其日益增長的人民幣存款進行投資，而其投資的方向必然是境內的人民幣資產。隨著對境內人民幣資產投資需求的日益強烈，資本項目開放就是在所難免的了。如果流出國內的境外人民幣不能夠順利回流，人民幣的海外增長量就會受到抑制，因為發達的離岸市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在岸市場的支撐。但是中國的資本市場主要是金融體系還不完善，市場規模還比較小，流動性相對較差，資本的定價機制不夠健全，同時利率市場化剛剛起步，在資本項目以及資本市場開放后，國際游資會大規模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進行套利，對中國的資本市場進行攻擊，嚴重干擾國內經濟的運行，大大增加了銀行業爆發危機的風險。如果不能夠建立完善的人民幣回流機制，解決資本項目是否開放以及如何開放的問題，中國的宏觀、中觀、微觀經濟都將會面臨不必要的風險。
(二)地緣政治的權衡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后，日元作為亞洲的國際貨幣，必然會受到沖擊，同時，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宰地位也會受到威脅，美國為了鞏固其全球霸主地位一定不會坐視不理，而歐洲各國在鑄幣稅收益受到影響后也必然會采取措施，這就會導致我國與關系國發生地緣沖突與摩擦。如果地緣關系問題得不到解決，人民幣就會像盧布一樣面臨危機，受到來自西方其他國家的制裁，對中國現有的經濟體系帶來沖擊，使人民幣不但不能順利實現國際化，反而國際地位會一落千丈，給中國的和平崛起帶來很難解決的挑戰和阻力。
二、人民幣國際化:合理應對，穩定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被熱烈討論的話題，雖然在實施進程中會遇到很多難以調和的矛盾，但是作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大國，中國的外匯儲備量巨大，對外貿的依存度極高，如果真的實現了人民幣國際化，給中國造成的有利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首先，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后，中國的企業在計價和結算貨幣的選擇過程中將具有更大的自，降低匯率風險，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使得國際貿易中交易結算的費用降低，減少了企業的成本，促進了國際貿易與投資;其次，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人民幣將會成為許多國家的儲備貨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可能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推動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升了中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與此同時，人民幣的回流需求的增強必然會倒逼中國的金融機構對現有的金融體系與制度進行變革，以適應國際金融形式的變化，這將會促進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為了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受益，中國要合理應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采取有效的措施，平穩的漸進式的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一)專注發展，將特里芬難題的影響降到最低“特里芬難題”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直到現在都在一直困擾著美國，它幾乎是一個不可戰勝的挑戰，連美國也只能依靠其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影響來增強公眾對美元的信心，維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所以中國在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中應當立足于國內經濟的發展，培育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增強經濟實力以及金融實力，完善現有的監管體制，正確判斷資金流動形式的變化，改革現有的外匯資金管理系統，構建一個統一的監管平臺，根據宏觀、中觀、微觀的管理的需求建立一個包括中央銀行、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以及全國支付清算中心在內的金融高邊疆體系，保持宏觀政策的協調性，減輕資本流動不穩定帶來的沖擊，增強公眾對人民幣的信心，將特里芬難題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統籌規劃，步步為營，實現資本項目的開放人民幣實現國際化，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國外的角度，資本項目都必然要開放。資本項目的開放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涉及國內外、政治經濟的各個方面，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規劃，逐步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將資本項目開放可能會帶來的不利沖擊降到最低。1、打好利率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礎利率市場化的實現，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資本項目的開放，這三者的實現是有一定的順序的，要想順利實現資本項目的開放就必須首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市場為導向引導利率的正常發展變化，穩定幣值;然后，對中國現有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進行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避免在資本項目開放后人民幣的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阻礙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2、確定資本項目的合理開放順序資本項目這一大項包括許多二級項目，要根據國內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國際總體的經濟形勢確定其開放順序，以平衡國際收支，促進經濟發展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例如，我國現階段外匯儲備量較為充足，同時國內的產能過剩，國際游資進入國內市場蓄勢待發，我國就可以采取“嚴進寬出”的順序來維持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3、建立完善的離岸金融中心資本項目開放后，以人民幣為主要貨幣的計價結算業務會大幅增加，人民幣回流的需求會上漲，完善的離岸金融中心可以為人民幣的回流，境外資金的自由出入提供一個平臺，為人民幣的回流提供便利，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從而進一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三)體系多維，成功應對制約人民幣國際化一旦實現，意味著下下一步人民幣將會被納入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以及大宗商品交易體系，這勢必會威脅到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分割美國的鑄幣稅收益等利益，美國一定會采取各種力量對中國進行制裁，使人民幣國際化止步不前。而從英鎊以及美元國際化的歷史經驗來看，任何一個國際主導貨幣的背后必然有強大的復雜的政治及軍事體系，因此，中國要想在人民幣國際化后成功應對西方國家的制約，就應該構建多維的體現。首先，大力發展國內實體經濟，振興制造業，擴大實體經濟的規模，構建雄厚的產業體系;其次，加快技術創新，開創內生性技術提高產業競爭力，構建強大的技術體系;其次，大力推進金融工具的創新，促進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構建完善的金融體系;最后，加強軍事建設以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提高軍事戰斗力，構建堅固的軍事力量體系。
三、結語
第2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作為最大的債主，中國將是美元貶值風險的最大受害者”，很多專家深以為憂。人民幣國際化乃至最終成為國際上重要的儲備貨幣被認為是根本的解決辦法。近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出，無疑是向這一目標邁出了最具實質意義的一步。然而，這個過程有多長？取決于哪些條件？將帶來哪些影響？《小康》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兩位國內資深的金融專家：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和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實驗研究室主任劉煜輝。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水到渠成
《小康》：近日，上海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等城市將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這是否正當其時？另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與“貨幣互換協議”有什么不同？
吳曉求：貨幣互換協議是雙邊的，協議雙方進行貿易和投資時，可以不使用第三國貨幣，而直接使用本國貨幣來計價和結算，從而避免不必要的匯兌損失。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則是多邊的。
以前人民幣還不能作為結算貨幣，條件也不成熟，大家也不太認同。金融危機之后，美元、歐元，都像在競相貶值一樣。很多人開始對美元、歐元以及其他西方貨幣開始更多地擔憂。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會受到全球貿易伙伴的歡迎，從這個意義上可謂正當其時。
劉煜輝：經過多年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所需要的現實的經濟格局已經初步具備。最近五到十年中，在泛太平洋地區，已經形成以中國內陸為中心的生產和銷售的物質流。從現在來看，日本、臺灣、韓國、東盟包括澳州、巴西這樣的原料國，他們的經濟對我們需求依賴非常大，中國需要從他們那里大量進口核心配件，原料以及能源。對這些國家，我們都存在著比較龐大的貿易逆差，中國需求因此成為他們經濟核心的一個重要的成份，成為他們未來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人民幣被這些國家逐步接受，肯定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基礎。
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我們跟其他國家簽訂的一些貨幣互換協議，已經達到了六千到七千億美金之多，這都是幾個月之內完成的！之所以推得這么快，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現實的經濟格局在里面。
從結算到儲備貨幣是市場認同的過程
《小康》：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推出會帶來哪些影響？
吳曉求：在金融危機走勢不確定的情況下，美元包括其他貨幣都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人民幣結算方式，對于我們的外貿企業出口應該可以起到一個積極的推動作用，幫助企業規避匯率波動所帶來的風險，穩定外貿企業的利潤。同時提升人民幣的全球影響力，
從長期看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人民幣國際化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的步驟，因為國際化必須要從貿易結算開始，因此，像跨境貿易結算和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應該都在程度不同地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當然也是對改革全球貨幣體系、建立多元化貨幣體系一個重要的安排。
劉煜輝：從目前看，我們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在明顯加快，主要的一個促動因素就是，美國和歐洲實行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以直接從貨幣當局購買政府公債的方式來轉移危機。這樣一來，特別是對中國――全球最大的一個債權國威脅最大。因為以直接印鈔票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未來通貨膨脹的危險是可以預見的，這對于債權國來說肯定是不利的。總書記和總理都很強調這一點，并在多種場合下敦促美國，希望能保證人民幣龐大的美元資產的安全。
從現在來看，中國能夠反制的手段并不是沒有，但是也都存在著風險。比如短期內，我們可以拋售美債然后換成別的美元資本，或者做一個別的風險機制的安排。但是中國在操作方面還存在著經驗欠缺的問題，這都需要我們放開思路，特別是具體的金融操作部門要放開思路，既然人家用一個超常規的貨幣政策，那我們肯定不能用常規的方式來應對。
從中期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定要推動的方向。因此，周小川行長在G20峰會前拋出一些聲音，引發了超級貨幣這樣一個討論，這都表明，中國對單金貨幣體系壟斷格局的不滿，對美元的發行不受約束表現了深切的擔憂。因此，中國除了在會上，或者政府層面的利益訴求的表達以外，還要加快推進我們的實際行動。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一個重要的選項。
《小康》：既然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只是一個階段性的步驟，那么距離最后目標的實現還有一個怎樣的過程？需要多長時間來完成？
吳曉求：下一步是人民幣自由兌換，最后才是人民幣國際化變成儲備貨幣。我認為，人民幣自由兌換在兩年內就可以實現，這并不是難事。然而，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只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初級階段，將來的目標是成為儲備貨幣，至于要實現這個最終目標的整個進程有多長，主要是一個判斷問題：基于對中國經濟的判斷。
從結算貨幣到儲備貨幣這是一個市場認同的過程，不完全取決于我們。畢竟要人家把你的東西作為寶貝一樣拿著，那是別人的事情，人家需要對中國經濟實力、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人民幣未來穩定性、以及對法制法律環境進行判斷。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到很多方面。經濟實力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產業的競爭力，增長模式的定位等等都是能否得到人家認可的重要指標，這里面是很復雜的。因此，我們也很難判斷最終成為儲備貨幣的時間有多長。當然還有一個影響因素就是美元會不會變壞，如果美元變壞了，人們就要拿另外一種貨幣來替代，這個過程就會縮短。
劉煜輝：第一步是試點貿易當中的人民幣計價，下一步可能人民幣離岸市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要建立這樣一個離岸的國際金融中心，因為人民幣的金融服務這一塊下一步必須得跟上了。結算得用他，將來人民幣走出去，直接在境外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可以用人民幣債權的方式換別人的商品和服務；同時包括中國的金融體系走出去，為這樣一個貿易提供一個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等。第三步，最后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不就是可自由兌換嗎？如果到了這步，實際上就已經完成了國際化的過程了：資本項目完全開放，跨境直接流動。但這步可能要放到最后，要謹慎，不可能一口吃個胖子。從貿易關系上來說，當人民幣能夠被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所接受，并且成為越來越多的經濟體中官方和私人儲備的一個重要的選擇幣種的時候，最后一步放開自然就水到渠成了。甚至最后放開不放開實際上已經無所謂了，因為已經是實質性的了。
通過人民幣國際化這個進程，能夠促使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向一個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推進，形成這樣多元競爭的市場之后，對美元的發行就是一個有效的抵制。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與經濟結構調整同節拍
《小康》：本幣國際化應該是很多有實力的強國的心愿，我們知道日本也曾經努力過，但是并不成功，原因是什么？中國會不會也存有這樣的風險？
劉煜輝：日本之所以不成功，就是他的全球貿易逆差關系并沒有形成，那是在經濟基礎并不特別明顯的時候就強推日元國際化的結果。
當時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個時代全球的生產和銷售，從初級到中級再到最終產品都是在一個國家完成的，生產鏈在一個國家很長，不是像現在由跨國公司來組織，每個國家都變成一個產品的一個環節或者一個車間。現在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任何一個國家都很少再能見到從初期到最后產品都在一個國家完成。基本上全球是一個分工協作的關系。當時日本本身是一個嚴重外向型的經濟結構，主要是做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從海外進口的主要是原料，是一個強順差國，因此，日本的需求并沒有成為人家經濟增長的一個的重要條件，人家又怎么會接受你的貨幣呢？當時的日元從這個角度上說他的彈性是不夠的，他只能貶值，升值肯定不行。因為如果升值，整個貿易部門都受影響。美國人抓住這個軟肋弄他幾下，十幾年的時間經濟就停在那個地方。
但中國與日本不同，中國城市化的基礎比較低，還有這么龐大的人口，是轉向內需的一個重要條件。當然中國的經濟結構一定要調整，這樣就可以避免像日本的日幣那樣缺乏彈性的風險。如果內需起來了，中國就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發動機，因為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都要依賴于中國的需求，這樣你才可能形成基礎，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走得順不順，不只是取決于基礎條件，還取決于中國經濟的轉型。可以說轉型對中國來說也是人民幣國際化一個重要的條件，只有成功轉型以后，全球的這些經濟體，對于中國的需求和依賴程度才會加深。
為什么目前是美元本位的格局，就因為全球的經濟都綁在美元戰車上，完全靠美國的需求，在美國由一個復雜的金融部門不斷創造出這樣一個需求來拉動全球經濟的增長。中國有這個條件，因為他是個大國，他不像日本，我們需求的潛力遠遠沒有挖掘出來。但目前我們這一塊的潛力是被一些體質和機制方面的弊端束縛了，包括我們增長路徑的問題，過度地依賴投資對經濟的主導以及收入分配嚴重不合理等等這些問題都抑制了內需的快速增長。一旦我們把這一塊真正解決了，對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是一個極大的推動。
《小康》：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成果，我們應如何判斷和預期其成敗？
吳曉求：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之一是最終目地，但儲備貨幣也是一個過程，比如原來你只占全球儲備貨幣1％的比重，現在你占了3％，那就是增長了2％，但無論是1%還是3%，甚至日后的10%甚至更多，都是儲備貨幣。它的比重是一個慢慢推進的過程。目前日本在全球的儲備貨幣只占3％，英國占26％，美元占65％。
劉煜輝：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多事情就是一步步推進。現在的基礎很好，這么個關系已經形成，這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積極地去做。無論是貨幣協議、貿易的人民幣計價的問題、市場的問題，這些東西在這個平臺上面都將得到加速，只有推到一定程度，現有的國際貨幣格局才有可能真正被撼動。如果光是喊口號不可能有效地去打破這樣一個困局。全球都需要美元，所有國家的經濟增長都需要美元，但是美元的發行機制又不受約束，持有美元就會面臨貶值的風險，這兩者不能統一和協調。但是，如果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形成了以后，美元的發行本身就有了一個約束條件，困境才能夠逐步得到解決，也就是說全球不僅能夠接受美元，同時也能接受人民幣和其他的貨幣。
《小康》：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整個進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什么？
劉煜輝：還是加快我們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的進程，必須和我們的風險監管能力和結構化管理的進度匹配起來，如果不匹配就容易產生一些風險。其實一些國家金融開放、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也出現過這樣的問題，資本項目開放自由兌換的進程，超越了經濟發展的進程，這個過程中就產生了很多風險，這是要注意的。
亞洲金融危機時就是這樣，當時幾個亞洲國家的受挫是由于經濟結構自身的缺陷導致的，并不是開放本身的問題，資本項目開放和貨幣自由兌換超越了經濟發展的進程，經濟結構形成很大的瑕疵，乃至于跨境流動資本一下子找到了這個經濟弱點，對之進行一個貨幣偷襲的話，就很容易發生風險。
第3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但是，人民幣國際化所取得的這些成就是否就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呢？一項事業的初始成就顯然不等于最終的成功。相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遠大目標而言，人民幣國際化僅僅算是邁出了步伐，在國際貨幣舞臺上嶄露頭角，尚不能說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
什么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遠大目標”呢？對此人們或許有不同看法。一個可行的做法是看看歷史經驗，看看其他貨幣的情形。
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貨幣的境外流通當作是這個貨幣國際化的成功。19世紀墨西哥鷹洋在亞洲廣泛流通，20世紀80年代港幣在中國大陸南方地區也十分活躍，這些都不是貨幣國際化的典型事例。一種貨幣有很繁榮的離岸交易市場也不能算是貨幣國際化的有效標志。20世紀90年代前期泰銖也有過發達的離岸市場，瑞士法郎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一直在歐洲的離岸金融市場十分活躍。這些也都不能看成是貨幣國際化的成功案例。
許多人傾向于這樣的看法，貨幣國際化高度成功的范例歷史上并不多見，或許就只有19世紀的英鎊和20世紀的美元。那么，英鎊在19世紀和美元在20世紀有什么特征呢？主要是兩點：一是成為國際貿易的計價單位；二是成為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
一國貨幣如何能夠成為國際貿易的計價單位呢？這主要取決于該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和大宗商品國際市場的交易制度。按貨物進出口額計算，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第一大貿易國，但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遠遠不及當年英國或美國所占的比重。中國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目前為10%，當年英國或美國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均在20%以上。若中國貿易能在某些領域中開發出世界主導性的交易市場及其制度，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計價單位的作用才有可能出現。
一國貨幣如何能夠成為各國主要儲備貨幣？究其根本，主要取決于國際流動性的提供能力和流動性市場的開放度。各國持有儲備的基本目的在于為本國對外支付提供流動性保障。當年的英鎊和美元之所以能成為各國儲備貨幣的首選，原因在于它們能充當國際支付的“流動性保障”。
歷史上，有若干貨幣也曾試圖努力提升自身的國際貨幣地位，并在一定范圍內取得了局部性的成功。法郎、聯邦德國馬克和日元等都屬于這種類型。
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期間，許多歐美列強紛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英國首先推出了“特惠貿易制”，即在聯合王國本土及其附屬殖民地范圍內（即“英聯邦”區域內）推行貿易促進的特別措施，并輔之以“英鎊區”的做法，試圖從貨幣角度鞏固貿易區的發展。針對這種情況，法國也推出了“法郎區”的做法，將法郎與許多法屬殖民地的貨幣相掛鉤，并企圖以此來推進法國本土與殖民地的經濟貿易關系。“法郎區”的實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繼續存在。一些法屬殖民地在取得獨立以后，仍然繼續留在“法郎區”內。但是，法國經濟在戰后的復蘇和增長遜于同在歐洲大陸的聯邦德國，法郎并未成為那時已成為世界主導性國際貨幣美元的強有力競爭者。
向美元國際貨幣主導地位挑戰的貨幣是聯邦德國馬克和日元。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聯邦德國馬克在世界各國儲備貨幣總額中所占份額就超過了英鎊，成為當時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儲備貨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國可識別儲備貨幣的統計，聯邦德國馬克在世界儲備貨幣總額中所占份額在1989年占到了17.8%，達到高峰。當年美元的份額下降到其歷史低點，在世界儲備貨幣總額中所占份額為51.3%。這個時期也是聯邦德國與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一起積極追求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即統一貨幣歐元的時期。十年之后，聯邦德國馬克與法郎等一些歐洲貨幣退出歷史舞臺，讓位于歐元。
在亞洲，日本經濟增長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一個巔峰。日本官方機構也在當時提出了“日元國際化”的意向，并在其對外貿易結算、對外投資和對外經濟援助和合作等領域中大力推進日元使用。日元在世界各國可識別外匯儲備總額中的比重自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后逐步上升，并在1991年達到最高點，占到了8.7%，成為僅次于美元和聯邦德國馬克的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
資料來源和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報附表和COFER（官方外匯儲備幣種構成）數據庫；聯邦德國馬克數據為1976年～1998年（1999年后馬克為歐元取代）。各年度年報數據相互之間及與COFER數據之間略有差別（這主要是因為外匯儲備的加總數據常常受到匯率因子及其調整的影響）。本文以下各圖資料來源與本圖相同，不再說明。
圖1顯示了聯邦德國馬克和日元在長達24年里在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所占比重的情形。兩者都有一定的上下起伏，德國馬克在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快速上升，此后出現波動的走勢，即圍繞著15%的水平上下波動，最高時比重接近18%（1989年）。日元比重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持續上升，上升趨勢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之后日元比重基本上表現為持續性的下降，到2007年，日元比重下降到2.9%。近年來，日元比重重新被英鎊超過。
21世紀初以來，日本國內外許多人士都在談論“日元國際化”的不成功及其經驗教訓，其中許多見解值得重視。但其中有一個問題似乎被忽略了，即日本自身的外匯儲備行為與日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的相互關系。日本外匯儲備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快速增長并成為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并將此“稱號”一直保持到21世紀初的幾年中。既然一國外匯儲備不包含本幣，本國外匯儲備的較快增長當然意味著世界范圍內非本幣外匯儲備的相對減少，即本幣在世界外匯儲備總額的比重下降。考慮到這一點，筆者現在可以說，導致“日元國際化”不成功的因素有多種，其中，日本追求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行為是加速“日元國際化”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類似的道理也可以運用到歐元上。圖2體現了歐元誕生以來世界兩大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在歐元誕生之初的1999年，歐元的比重達到17.9%。到2001年，歐元在各成員國零售市場上正式流通，歐元的比重升為19.2%。此后，歐元比重逐年有所上升，最高時在2009年達到27.6%。與此同時，美元比重在1999年～2001年期間基本不變，占71%左右，這大大超過了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此后不斷下降，2007年達到其最低點61%，但仍然占到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的近三分之二。
看到圖2，人們或許會問：歐元誕生帶給美元國際貨幣地位變動的作用難道就表現為后者在1999年之后十多年時間里有10個百分點的下降嗎？為什么沒有下降得更多？
回答這個問題又將筆者的思路帶回到前面提到的有關國家外匯儲備行為的事情上。歐元區作為一個集體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外匯儲備顯然不能包含歐元資產在內。當歐元區外匯儲備增加時， 這種增加不一定意味著歐洲中央銀行決定購買新的外匯資產，而是由于新成員國的加入而帶來了新的外匯資產，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美元作為儲備資產而增多了。而在美元方面，美聯儲很少增加其外匯儲備，從而也就很少促使歐元作為儲備外匯而增加了。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種關系，筆者給出圖3和圖4。圖3是1999年～2011年美元和歐元在所有發達經濟體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圖4是1999年～2011年美元和歐元在所有發展中經濟體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圖3兩條曲線各自上下移動，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固定關系。圖4兩條曲線在1999年～2003年呈現出非常明顯的替代關系，即一條曲線的上升伴隨另一條曲線的下降， 反之亦然。
如果說歐元區與美國是發達經濟體中兩個“大塊頭”，它們之間的彼此儲備貨幣持有在很大程度上就影響了圖3中兩條曲線的走勢。這兩大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很少甚至幾乎不調整其儲備貨幣的基本構成，從而使得美元比重和歐元比重兩條曲線的走勢一方面變動不大，另一方面也不表現出相互替代關系。
對美元或歐元來說，所有發展中經濟體事實上就是“第三方”。各個發展中經濟體基本上不持有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它們的外匯儲備選擇主要在美元與歐元之間進行，有時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會涉及到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的貨幣（如日元、英鎊、瑞士法郎等）。這樣，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匯儲備理論上就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當它們減持美元儲備時，歐元儲備就增加；當它們減持歐元儲備時，美元儲備就增加。因此，兩者之間就出現了相互替代的關系，即此消彼長。
當然，這種關系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必然如此。在一些時候，發展中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對所持有的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不進行調整或這種調整的規模很小，圖4中兩條曲線的走勢就會基本不變。圖4中兩條曲線在2004年～2011年的走勢反映了這種情形。
上述分析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及其前景來說意味著什么？就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的前景而言，筆者給出三點推論：
第一，人民幣勢必將進入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外匯儲備的可選幣種。各國外匯儲備的可選幣種取決于各國對外貿易和對外金融關系發展的趨勢和需要。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貿易國，涉及人民幣的國內金融交易和國際金融交易與日俱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各國官方機構自然會逐漸形成并增加人民幣作為其外匯儲備。歸根到底，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一個結果。各國官方機構的政策調整只不過是對市場客觀變化趨勢做出的一個反應。
第二，從長遠觀點看，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的發展前景與中國自身的外匯儲備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如前指出，當一種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選項時，其地位將取決于各國外匯儲備的選擇行為。近年來中國是外匯儲備增長最快的國家，而且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外匯儲備已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的三分之一。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及其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世界外匯儲備中各個幣種的地位。但是，人民幣不能成為中國外匯儲備之一。也就是說，中國外匯儲備增長越快，客觀上就形成了對人民幣以外其他國際儲備貨幣越來越大的支持，進而也就在客觀上牽制了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上升。
這種“牽制效應”，在人民幣剛剛進入國際儲備貨幣市場時可能還不顯著。但當人民幣在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所占比重達到一定程度時，來自中國外匯儲備行為的“牽制效應”就會開始凸顯出來。設想未來年份中國外匯儲備繼續按照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遞增，在這個背景下，外國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若在世界外匯儲備總額中的比重保持不下降甚至還要上升，這就需要外國對其儲備貨幣構成進行調整。近年來許多國家已經減少了或相對減少了諸如日元、英鎊等的外匯儲備。這些國家如若進一步對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調整，勢必就需要針對美元、歐元來進行。而美元和歐元正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構成。因此，在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條件下難以指望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進一步上升。
第三，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的地位的上升，必然會提出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和發展的新要求。前面已經提到，國際儲備貨幣的主要功能在于為國際社會提供流動性支持和保障，而這需要有一個高度發達和開放的國內金融市場。歷史上英鎊和美元都有過這樣的基礎。美元在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制瓦解之后、在美元已經失去黃金所提供的支撐基礎之后，之所以能夠繼續發揮著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作用，主要歸功于其國內金融市場的發達和開放。
目前，世界各國外匯儲備總額為9萬億～10萬億美元。其中若有3%到4%的比重（目前英鎊和日元的情形）為人民幣所占有，這就意味著有3500億美元或2萬億左右人民幣元的規模。外國官方機構持有這么多的人民幣資產，勢必會投放在中國國內證券市場上。如果人民幣在世界外匯儲備總額中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那將意味著有至少1萬億美元或6萬多億人民幣元的人民幣資產為外國官方機構所持有。很明顯，如果國內金融市場沒有相應的量和質的發展，就難以滿足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向這種高級階段前進的需要。
第4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匯率 國際貨幣體系 國際化進程條件路徑選擇
近年來，我國隨著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化的步伐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入提速階段，但也面臨巨大挑戰。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進展
首先， 逐步完善人民幣流出、回流機制，有序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不斷擴大與其他經濟體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一）中國人民銀行已先后與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在內的14個國家和地區貨幣當局簽署了總額為1.3萬多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金額累計達到13362億元人民幣。(二)開展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目前已擴大至全國。(三) 推動個人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人民銀行將適時進一步放寬個人人民幣業務的相關政策，個人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將更加便利， 使人民幣境外回流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
其次， 中國香港地區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已建成。具體表現為：(一)繼續擴展人民幣債券市場。至2011年11月末，中國香港地區累計發行人民幣債券1811.6億元。（二）人民幣存貸款業務快速發展。目前，中國香港地區人民幣存款余額已占總存款的10%左右，共發放人民幣貸款256億元。（三）推動境外人民幣業務發展。截至2011年11月末，通過中銀香港收付的跨境人民幣結算資金已達22219.3億元。（四）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離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幣對外流通的一個支撐點，是人民幣的市場和落腳點。人民幣存款、貸款、企業債券、銀行債券、貿易融資、國債、衍生產品等大力推行增加人民幣回流途徑，和境外影響力。
二、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第一，中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尚待提升。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場，“中國供需”成為大宗商品價格漲跌的絕好理由。（一）在稀土礦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賣主；在鐵礦石上，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買主。在我國，有著“工業維生素”之稱的稀土等不可再生資源產品。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的定價權決定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上博弈中的勝負。（二）中國的加工貿易在外貿中占比很大。商品最終是由中國出口而主要生產環節并不在中國，從增加值的角度看，將直接導致中國企業在貿易往來中的風險。
第二，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亟待完善，其規避風險能力較弱。在中國金融市場上，利率、匯率等關鍵變量尚未實現市場化；金融產品種類匱乏、單一化、金融深化程度不足。相關金融市場的交易量規模相對較小，在這樣的條件下，金融市場應對供求因素沖擊的自我調整的能力非常有限，需建立健全與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相適應的資產交易市場。
第三，中國金融市場管制較為嚴格，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仍有距離。目前，中國計劃在深圳開展人民幣可兌換的試驗。這一舉動預示著中國將開放其資本賬戶，為人民幣自由兌換拉開帷幕。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一個長期且循序漸進的過程。就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和歷史經驗來看，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必須在“有序、積極、穩妥”的開放原則下謹慎而積極地推進。
第四，在實施人民幣國際化中的阻礙。一是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內部條件還不完備。即價格杠桿工具要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利率、匯率的進一步市場化改革尚不完善。二是資本項目的可兌換有序推進。三是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缺乏收益性和流動性。此三方面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障礙。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有資本的完全兌換、流動性的貨幣和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等各個要素相互結合。
第五，中國在周邊地區擴展貿易、金融，勢必會沖擊美、日現有利益格局，為此，美國發起“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 以加強亞太經濟的主導權，推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
美國長期以來的金融創新打破了消費者購買力的約束，支撐了美國貿易逆差的格局。未來，中國將面臨如何接受貿易逆差（這甚至有悖于我們勤儉節約的文化）的格局、建立新的消費文化等從未有過的價值觀挑戰。另外，美國強調通過金融創新來強化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而亞洲國家更多的強調通過金融監管控制金融風險，甚至還抑制金融創新（管理匯率和利率等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關鍵指標）。這也是一個價值觀的挑戰。
三、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
第一，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與更多國家締結在雙邊貿易中以人民幣計價的合作協議，建立貨幣互換關系，以此擴大雙邊貿易中人民幣計價的范圍，完善地區多邊金融合作機制，成為其他國家外匯儲備一部分的重要方式。
第二，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自由兌換，建立健全金融市場深度、廣度（一）深化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完全自由兌換進程。（二）加大金融市場改革力度，穩步推進人民幣的投資化或儲備化，擴大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范圍。
第三，確保貨幣價值穩定合理，健全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一）進一步推進匯率制度市場化改革，推進在國際貿易中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客觀要求。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順利推進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時，帶來加劇匯率波動、沖擊國內企業的風險和挑戰。（二）繼續穩定雙邊匯率、加大貨幣自由兌換力度、加深人民幣區域影響力，有效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第四，加快包括利率市場化在內的金融市場化改革（一）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推動國內金融市場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二）協調國際、國內政策，加快推動國內產業升級，鼓勵低端企業、加工貿易向周邊地區轉移，有助于穩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參考文獻
[1]鄧，李稻葵.人民幣國際化:下一個十年重大的發展趨勢[J].當代社科視野，2011(Z1).
[2]何東，馬駿.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發展［J］.中國金融，2011(16)
[3]巴曙松.2009:人民幣國際化的起步之年[J].經濟，2009(06).
第5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結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人民幣匯率改革等問題,建議與爭論紛繁而至。一個認知則是:中國深味“貿易大國、金融小國”之兩難,人民幣國際化已成客觀需要,且具初始條件,但其進程恰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難題在于,人民幣國際化是在資本與匯率管制的前提下開啟。在探索“魚與熊掌得兼”之時,香港、上海兩座金融中心城市的角色差異與微妙競爭,也逐步浮現。
6月19日,人民幣匯改重啟,制度層面繼續松綁;6月22日,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由最初5個城市擴大至20個省區,人民幣向國際結算貨幣轉化的過程得到進一步夯實。
同時,一項旨在引導境外人民幣回流的人民幣QFII(境外合格投資機構)計劃,也已提交國務院。這將有限聯通境內外資本市場,解決境外人民幣頭寸的保值增值問題,為人民幣成為投資貨幣鋪路。
離岸、在岸市場并行
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有金融市場載體。一些學者建議,為便于設置金融防火墻,香港應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首選之地。香港金管局助理總裁何東表示,這應當是一個合理而合適的選擇,有利于解決許多暫時的政策難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建議,香港制度建設完全與國際接軌,有著豐富運營經驗,既可以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場,也可以成為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窗口。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談及香港作為離岸中心的特殊性時說,中國“有可能建立一個具有彈性的固定收益市場,以此部分緩解或吸收國際資本的瞬時沖擊。這恰恰是內地資本市場的薄弱之處。香港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中國在匯率、資本管制還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僅靠香港遠遠不夠。2009年3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到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與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此舉的核心,上海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認為,在于建立一個基于人民幣的國際金融中心,目的是促進中國金融體系的強健,提升人民幣對全球資產的配置能力,更好地參與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同時,中央支持上海“先行先試”,也是希望從政策層面加快推進金融體系的改革。
上海金融辦研究員趙明輝認為,走出去的貨幣仍然存在國內銀行體系的事實,說明人民幣國際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一個無法分離的協同進程,上海作為人民幣在岸市場,必須快于境外離岸市場的發展。
上海崛起并不意味著香港衰落。夏斌表示:“如果在香港搞離岸市場,同時上海、香港有打通的渠道,慢慢做大,把風險先暫時隔離在境外,這樣對上海金融市場為標志的中國金融市場改革的深度可以加大,速度可以加快。”
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也說:“滬港不應像摔跤比賽非要有輸贏。由于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它們更像二重奏樂手,其主旋律將最終落在人民幣國際化這一大趨勢上。”
從離岸到在岸,人民幣國際化市場載體,呈現出香港和上海兩個城市因自身差異而負載的階段性使命,背后則是中國金融的戰略抉擇和全局安排。
上海如何傾力突破
上海市副市長屠光紹在陸家嘴論壇上表示,金融中心建設的核心內容是要進一步健全金融市場體系和結構。他宣布,上海將搭建信貸資產轉讓市場、保險交易所、非上市公眾公司股權轉讓市場以及信托資產的登記轉讓市場,籌建工作已獲得監管部門支持。
這是繼銀行間市場清算所、股指期貨等金融體系創建后,上海最近一年多來,在金融中心基礎市場和制度建設方面可望實現的最新突破。
一年來,上海出臺《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制定上海金融國資國企改革意見、成立上海清算所、完成上海金融產業基金掛牌、組建上海市再擔保機構,等等。
一些金融改革項目再度矚目。一家投行負責人透露,“2007年年底被擱置的大量資本市場創新現在又重新成為熱點。”其中包括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國際板以及金融和商品期貨等。
在政策措施推動下,上海金融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大。2009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場(不含外匯市場)交易總額251萬億元,同比增長41.7%,增速同比提高10.8 個百分點。
按倫敦金融城2009年9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上海排名從2008年的第25位提升至第10位。
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傅思途認為,過去十年中,亞洲金融中心的硬件建設迅速。但基礎設施更需適當“軟件”來配合,這些“軟件”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技術,更是精通專業的人才。在稅收和監管方面,上海需要更具可預見性和穩定性。
原央行副行長蘇寧6月25日撰文提出,雖然交易量等規模指標已在全球領先,但上海金融市場形成的價格對國際市場影響力較小。為此,要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使境外參與者能更大程度參與上海金融市場。
在“2010陸家嘴論壇”的與會者看來,屠光紹的演講透露出一種緊迫感。他直言:上海的金融衍生品,如股票、貨幣、利率及證券市場的衍生品還比較單一;債券市場不夠發達。
不可回避的是,央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等監管機構、四大國有銀行總部均在北京,上海不僅需要頻繁與中央部委溝通,一些具體的金融業務也遜色于其他城市。
據統計,北京的人民幣清算業務量勝過上海,天津的產權交易和私募股權投資亦有后來居上之勢,至于企業和個人財富集聚,以及私募基金管理規模,深圳勝過上海。
金融人才的巨大缺口,也成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主要瓶頸之一。在紐約、倫敦、東京等金融中心城市,10%以上的人口從事金融業,而目前上海這一比例只有1%左右。香港擁有近80萬金融人才,而上海不足11萬。
據傅思途介紹,倫敦金融城有300多種語言進行業務交流,上海僅英語人才即缺乏明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對方星海說,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一定要有充足的英語人才。
更重要的共識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指標是人民幣國際化,中央明確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方向和時間表,但核心決策非上海能夠左右。
人民幣國際化路徑清晰
“從步驟上考慮,從目前用于貿易計價,結算起步,進而人民幣支付及在金融市場上的借貸和投資,最終成為儲備貨幣;從區域考慮,從港澳臺起步,進而在周邊國家,尤其是東亞和中亞地區,最終全球化。”曹遠征對記者說。
2008年12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決定,對廣東和長三角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云南與東盟的貨物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試點。去年4月8日,中央決定在上海、廣州、珠海、深圳和東莞5城市與香港、澳門和東盟的貿易伙伴間試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人民幣國際化由此正式啟程。
穩固推進人民幣成為貿易結算貨幣,被多數人認為現實可行。
人民幣在港澳臺地區及周邊國家使用,已使人民幣具有了區域性的信用基礎;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和東盟等國家貿易逆差,使之具有對外支付的可能;中國與若干國家的貨幣互換以及清邁協定等雙邊和多邊協議,使人民幣在該地區的使用具有了制度前提,而香港地區的人才和金融基礎設施,亦為人民幣國際使用提供了技術保障。
2009年9月,菲律賓正式推出人民幣產品和服務,標志著人民幣作為國際儲蓄貨幣的一個局部實質性突破。
央行5月10日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銀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月均增量上升,至一季度末業務總量219.4億元。相關信息顯示,人民幣貿易結算在4月底總規模已達330億元,5月近400億元。
相比中國2009年近15萬億元人民幣的進出口總值,試點擴大只是向前一步。相關測算顯示,人民幣結算量只有到1萬億元以上,才可能在跨境貿易中產生一定影響力。
“現在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也沒有途徑對沖風險,實現保值增值。因此企業選擇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有所顧忌。”一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行人士表示。
解決之道,就是原央行副行長、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2009年12月在《財經》年會上所說的:“如果沉淀在海外的人民幣有投資渠道,會增加人民幣結算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取決于人民幣的流出機制,也決定于人民幣的回流機制。
香港承擔新角色
香港作為離岸市場,為人民幣國際化趨利避害創造新契機。而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早已寫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中。
早在6年前,香港商業銀行即已開辦香港居民人民幣存款、匯款和兌換服務。香港甚至已經實現了滯留境外的人民幣可以通過貿易融資用于貿易結算。
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也已初具雛形。2009年9月28日,中國財政部在香港發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在大陸以外地區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外債。
香港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發行主體由過去單一的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發展至財政部。這不僅為境外人民幣提供了投資出路,也為海外人民幣債券的發行提供了基準利率依據。
隨后,香港金管局將人民幣債券發行主體進一步拓寬,經內地批準的機構可以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非內地機構亦可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只要不涉及資金跨境流入或流出內地。
香港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近期宣布,今年將發行兩年期人民幣企業債券,成為首家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非金融香港企業。業內預計,其發行規模可達10億元人民幣。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2月24日向香港特區立法會提交2010年-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時表示,將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推動資產管理業發展、完善金融規管制度。
在現有管制體系下,香港的特殊角色可從其人民幣回流機制的安排中得到啟示。曹遠征認為,香港涉及資本項下人民幣回流的三個渠道不僅各自運作流暢,而且相互連接緊密,整體運行良好,表明資本項下人民幣回流的某種特殊安排是可行的。而目前即將推出的境外人民幣QFII計劃,即是回流機制的體現。
由此,利用香港金融市場,尤其是香港已初具規模的人民幣債券市場,一方面滿足非居民持有人民幣頭寸投資或變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延緩人民幣資本項下開放進程,以便贏得時間,讓包括上海在內的內地資本市場做好準備。
滬港之爭與“雙軌互通”
前央行副行長蘇寧3月29日表示,在資本項下人民幣兌換尚未放開時,我們支持和鼓勵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支持在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同時也在研究在上海建立離岸市場的可能性。
香港會成為另一個波士頓嗎?香港一位銀行家說,當時腦海里閃回當年波士頓淪落二流金融城市的歷史碎片。
上海的行動很快。2010年6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其中上海市金融運行報告中透露,目前,已完成境外人民幣回流境內金融市場的初步方案,央行上海總部還在積極研究擴大符合條件的境內企業開設離岸賬戶的試點。
但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中國金融學會執行副會長任志剛表示,香港和上海并不存在激烈競爭。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在法規上對人民幣逐漸國際化有利。
6月26日,屠光紹也表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迫切需要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加強合作。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各個方面的優勢都值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很好的學習和借鑒。
正如余永定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上海與香港存在競爭關系。然而,上海與香港之間存在著更為密切的合作關系。”
但兩座城市表面的彼此寬容,并不能替代各自對未來角色定位的探索。
迄今,香港商業銀行擁有的人民幣產品包括存款、債券、跨境貿易結算及相關融資,以及支付性的匯款、兌換、銀行卡和支票服務等。但關鍵的人民幣資產性和收費性產品,如貸款、投資及財富管理等仍然欠缺,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設存在巨大空間。
上海金融界呼吁,上海的在岸人民幣市場應快于境外離岸市場的發展。夏斌則認為:上海和香港同時實施國家金融戰略的兩個支柱。未來十年通過發展香港人民幣市場可以更快地推動中國金融開放,更快培育人民幣資產市場。
接近決策層人士向《財經》透露,一度呼之欲出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國際板之所以被擱置至今,其中一個阻力來自香港,他們擔心其資本市場邊緣化。
香港政經高層頻頻造訪北京,以期助推更多人民幣金融產品在港推出。6月7日,香港金管局宣布,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穆懷朋借調至金管局出任高級顧問,其職責就是“促進香港和內地的金融合作、推廣和深化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支持香港金融業拓展內地市場等,提供意見及協助。”這被視為香港與北京建立的又一金融政策協調通道。
2010年1月19日,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在港簽署《關于加強滬港金融合作的備忘錄》,以積極推進滬港金融合作和聯動發展。
“一條軌在境內,按照國家內部的宏觀情況,按自己的節奏來開放資本賬戶;一條軌在香港,用較快但可控的步伐實現人民幣的非居民可兌換性。”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認同內地學者提出的人民幣國際化路徑。而雙軌發展的概念,也同樣出自曾蔭權之口中。
夏斌提出盡快形成人民幣市場的三條核心思路:其一,想盡辦法讓人民幣先盡快流到香港;其二,想盡辦法在香港形成以人民幣為標的的各種金融交易活動,可以做存款、貸款、財富管理和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其三,開通一定“管道”,讓香港人民幣部分回流內地。他認為目前上海和香港都在做打通兩個市場的事,機構也在做人民幣的離岸工具。
余永定則建議,上海應該將資本項目可控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結合起來,推進金融創新。一是允許外國企業或金融機構在上海股票市場上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即國際板的推出);二是允許外國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在上海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即“熊貓債券”)。
長遠看來,傅思途說,雖然香港比上海更加成熟,但香港的重要性已經隨著上海等城市逐漸國際化而減退。對此,李小加概括為“階段性差異”,并呼吁滬港兩地“非常冷靜、自然地去看待這個發展”。
“在中國國內資本市場還不太發達的時候,香港幾乎是中國企業海外集資的主要集聚地,同時得到了最大繁榮,但香港不應將此視為理所當然獨享的權利。香港從來不對紐約、東京有挫折感,為什么要對上海有挫折感。” 李小加說。
第6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關鍵詞】 貨幣 金融 匯率 路徑
一直以來關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特別是在當今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越來越認識到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等過度依賴美元的風險，逐步開始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今年人民幣與日元的直接交易無疑加快了人民幣的國際化。然而，筆者并不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人民幣也并非國際化不可。
1. 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尚不成熟
一般來講，一國貨幣國際化要經歷從結算貨幣到投資貨幣再到儲蓄貨幣三個步驟。從2008年以來，中國先后與韓國，馬來西亞，香港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簽訂貨幣互換協議。2009年后，國務院隨即開展人民幣跨境業務結算試點，使得人民幣跨境交易額猛增。盡管人民幣在向邁向國際化的潮流中有了很大發展，但到目前為止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只能是準國際化，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數據顯示，到2010年人民幣在整個外匯交易市場上的份額也只占到0.4%，速度在增長，但從整個量的積累上看明顯不足。
從最近人民幣的走勢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尤其是在人民幣的結算量上看，今年前四個月跨境人民幣結算僅5500億元，相當于去年二季度三個月的水平。香港人民幣存款也由2011年11月的6273億逐步回落到3月底的5500億。人民幣在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風順。
其次，從國際投資和儲備來看，美元，歐元，日元依然是主要的國際投資和儲備貨幣。這些國家不僅有著完善發達的金融系統，同時也擁有各自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國的紐約，日本的東京，英國的倫敦都是國際重要金融中心，脫離了它們整個外匯交易市場就難以為繼。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缺乏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再次，人民幣投資和儲蓄功能的實現有賴于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的廣度和深度以及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從目前的情況看看，境內和境外的人民幣投資產品還比較單一，產品的流動性很低。另外，中國金融市場的實質性開放程度還很低，難以滿足外國投資者的需求。
2. 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分析
2.1關于一國的貨幣政策問題，學界上有一個有名的“三元悖論”，即著名的“蒙代爾三角形”。其基本含義是：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不可能三者兼得。
中國從2005年起開始逐步推行浮動匯率制，開始以市場為基礎，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一旦人民幣國際化，勢必將導致資本的自由流動，大量外國資本會涌入國內，
根據蒙代爾的理論如果我們保持浮動匯率制那么將面臨著匯率急劇變動的風險，因為大量資本進入中國必然引起國際市場上人民幣匯率的急劇波動，這時國家必須采取固定匯率才能抵消資本的自由流動所帶來的風險。但采取固定匯率制后又會面臨喪失本國貨幣獨立性的問題，因為根據不可能三角形這一理論，一國只有在實行浮動匯率的條件下才能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綜上所述，如果人民幣國際化，將面臨著喪失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風險，最終將受制于人。
2.2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是否會遭遇“特里芬“難題？
“特里芬難題”最初是用來說明美元的問題，布雷頓森林體系要求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淀，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構成了一個悖論。
由于這一難題的存在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而我們要探討的也就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后會不會也有這種困擾。中國經濟現在高速增長，對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都保持著很強的順差優勢，從現在來講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后的幣值應該是可以穩定的。但考慮到我們共同關心的另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到底還能夠撐多久？人民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必須還要保持高速增長下去，但這種增長能否支撐到成為國際貨幣的這一天似乎沒有確定的答案。我們假設中國經濟還會有20年的高速增長，人民幣也會在這一時期成為國際貨幣。但一旦如此就意味著外匯市場上的人民幣將會越來越多，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勢必影響到中國對外貿易，順差會逐漸轉化為逆差。同時，人民幣還將面臨著被做空的風險。一旦外匯市場大量拋售人民幣，人民幣的幣值將不再穩定。到時候，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不僅僅是“特里芬”這一個難題，不是矛盾，而是雙方都難以為繼。
2.3人民幣存在匯率超調的現象
3. 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尚不統一和明晰
一直以來，學界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問題就有不同的爭論。一部分學者主張借鑒英鎊，美元和日元等國際化的經驗直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而不經過區域貨幣這一階段。另一部分學者主張人民幣應該先成為亞洲的區域性貨幣，然后再過渡到世界貨幣。這部分學者認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中國應該吸取日元的經驗，因為在當今貨幣體制下，一國貨幣不可能直接國際化來挑戰美元的霸權。歐元的實踐告訴我們有必要先建立區域性貨幣。
從現階段人民幣發展的趨勢來看，基本上是沿著后者的思路在進展。從香港，到周邊國家再到整個東亞，人民幣實際上是按著先周邊化再東亞化再國際化的道路穩步推行。但從近期來看，人民幣開始逐漸與一些國家的貨幣進行直接交易，人民幣也開始成為一些國家比如伊朗的儲備貨幣，這其實是與人民幣逐漸國際化的步調不一致的，人民幣的區域基礎還沒有打好就急于跑出去，雖然表明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很快，但過快的速度很可能打亂穩定的步伐。
筆者認為，當下人民幣的發展還是要進一步發揮好香港這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作用，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在整個“中華經濟圈”的影響力，同時加快自身金融中心的建設，擴大人民幣的輻射范圍，增加其輻射深度。無論是通過周邊化，區域化和國際化這一“三步走”戰略，還是通過結算，投資，儲備這一貨幣職能的“三步走”戰略，時機都還不太成熟。人民幣要想真正國際化，還是要首先強化內部機制。
總結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化注定是一種趨勢，但正如馬克思所講，新事物的成長總要經歷一個曲折和復雜的過程。人民幣在成長過程中還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盡管現在的條件不盡成熟，但筆者也堅信，人民幣終會有一個美好的前程。
參考文獻：
[1] 《金融學》 ，林俊國. 廈門大學出版社.
[2] 《國際經濟學》，克魯格曼.第7版.
[3] 宋梁，曾子炎.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研究綜述.東方企業文化.2010年第3期.
[4] 徐統生.中國貿易成本的數量，效應及其決定因素.當代財經.2010年第3期.
[5] 林國雄.人民幣國際化之我見.中國經貿導刊.2011年第3期.
[6] 牟曉鳴.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與面臨的任務.金融觀察.2011年第1期.
[7] ，王鑫.從日元的國際化看人民幣的國際化.宏觀經濟.
第7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眼下，人民幣逐步成為環球貿易結算貨幣及國際間的投資貨幣。其離岸產品的種類亦日漸增多，涵蓋存款、債券、股票、基金及衍生產品等。部分國家亦開始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之內，可說為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邁出了一小步。
然而，即使人民幣國際化之旅已經展開，要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成為真正的全球性貨幣，尚需時日。我們相信內地政府會維持雙線發展，在更多境內外金融中心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之余，繼續落實國家金融市場改革及開放資本賬，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
人民幣國際化之旅始于香港。2004 年香港銀行率先獲準向個人客戶提供人民幣存款、貨幣兌換、匯款及信用卡服務。2007 年，當局進一步放寬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限制，容許內地金融機構于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然而，初期香港居民將存款由港元及其他貨幣轉為人民幣的意向不高，發展步伐相對緩慢。其他法規限制亦使人民幣在離岸市場的可兌換性受限。
2009 年內地政府批準香港與內地試點城市的跨境貿易可用人民幣結算，帶動人民幣國際化迅速發展。央行的數據顯示，2012 年國內全年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結算金額累計達29352 億元人民幣。
2010 年當局宣布更多措施進一步拓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與中國銀行（香港）簽署協議，容許人民幣存款于香港跨銀行轉賬，以及香港公司可以無上限地以外幣兌換人民幣。其后一個月，內地政府再宣布容許外國中央銀行、香港及澳門的人民幣清算行，以及參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境外銀行，有限度參與內地的銀行同業債券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展開，香港亦順理成章成為主要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在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計劃推出以后，香港人民幣存款自2010 年起大幅增加，2012 年11 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達5710 億元人民幣，約占銀行體系總存款9%。計及人民幣存款證，香港的人民幣存款規模更為龐大，達6700 億元人民幣，遠超其他人民幣離岸中心。
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為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重要里程碑。自2009 年當局放寬有關限制以后，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金額大幅上升。央行的數據顯示，2012 年國內全年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金額，如計入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 累計達29352 億元人民幣。
至于經香港作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金額，2012 年首11 個月每月平均為2150 億元人民幣，遠高于2010 年下半年每月平均的570 億元人民幣及2011 年的1600 億元人民幣，顯示香港在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當中所扮演的領導角色。
內地經濟改革
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好處甚多，最直接的莫過于為從事跨境貿易及投資的內地公司節省交易成本。內地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所面對的匯率風險亦會相應下降。長遠而言，在環球貿易及投資交易增加使用人民幣，可使內地收取“鑄幣稅”之利，一如美國政府正享受美元作為全球主要貨幣的好處。更為重要的是，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減輕美元匯價波動及美國經濟政策更迭對內地經濟的影響，以及提高內地于環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力。人民幣國際化的其他正面影響還包括促進內地金融及匯率改革，而該改革對人民幣能否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至關重要。
比如，利率改革。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央行只負責設定銀行同業隔夜利率，如美聯儲的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及歐洲央行的主要再融資利率，商業銀行則以此作為厘定貸款利率的參考。然而，央行卻負責厘定所有主要利率，包括商業銀行貸款及存款的基準利率，再交由國務院審批。目前內地的利率厘定制度存在不足之處。譬如過低的銀行存款利率可能導致存戶實質收取負投資回報。基于投資選擇不多，存戶或因而傾向將銀行存款用于房地產市場及股市之上，繼而釀成資產泡沫及引發通脹加劇。對銀行體系而言，商業銀行采用統一的存貸利率，意味銀行之間缺乏競爭，容易導致營運效率低下及經營規模過大，亦是銀行缺乏改善財務風險管理能力或提高經營效率的誘因。
再比如，匯率改革及開放資本賬。誠然，人民幣匯率改革已歷時30 年，起初容許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其后則容許其升值。自2005 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升值超過30%。與此同時，人民幣匯價波幅限制亦有所放寬：兌美元的波幅限制由2005 年的0.3%擴大至2007 年的0.5%，其后于2012 年4 月再擴大至1%。觀乎近年市場走勢，人民幣匯價再不只是單邊發展，而是更為雙向浮動。隨著內地逐步減少依賴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經常賬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或逐漸穩定于大約3%，人民幣雙向浮動的趨勢亦會持續。我們預計，2013 年底美元兌人民幣將趨近6.20。此外，當局可能放寬人民幣兌美元目前1%的匯率波幅限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開放資本賬是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的關鍵。我們認為，準許更多資金進出內地的進程已經展開，未來更會加速。雖然內地仍然實施資本管制，但當局正以循序、有選擇及審慎的方式撤銷有關限制。隨著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及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等計劃陸續擴大，進出內地的資金流量正不斷增加。
2013年展望
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為人民幣可完全自由兌換，使其可用于全球貿易結算、投資及儲備管理。不過，要達成此愿，內地進一步推行結構性改革無可避免，當中涉及推行利率及匯率市場化、金融市場改革，以至開放資本賬。
未來數年，內地政府將推行更多政策，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當中可能包括鼓勵更多人民幣跨境流動、擴大人民幣兌其他主要貨幣匯率之雙向浮動，以及為人民幣交易設立更多離岸及境內試點城市。金融機構或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對沖、投資、貸款及保險產品。
人民幣在環球經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亦會受惠。我們的預測如下：
人民幣兌美元逐步升值，主要因為內地出口回升，帶動貿易順差增加。中國人民銀行訂定的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或于2013 年底趨近6.20，意味人民幣匯價較2012 年底上升1.4%。
當局或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波幅限制由目前的1%擴大至1.5%-2%。
隨著內地經濟回穩，以及預期房屋市場氣氛改善，年內人民銀行進一步放寬銀根的壓力得以舒緩。我們預計貸款基準利率年內保持不變，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維持于6%。
香港撇除存款證以外的離岸人民幣存款增長會加快，以反映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增加及銀行可能以高息來爭取更多人民幣存款。
人民幣存款占香港總存款的比例，或由2012 年底少于10%升至2015 年的25%以上。屆時人民幣將取代美元長久以來在香港銀行體系的地位，成為香港存款第二大主要貨幣。
第8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關鍵詞】日元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 路徑選擇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討論也進一步熱烈,人民幣國際化究竟選擇何種途徑則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縱觀一些國際貨幣的國際化途徑,由于條件所限,中國不可能選擇美元或歐元的國際化策略。而在東亞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貨幣是人民幣和日元,人民幣若想成為區域內的主導貨幣,進一步實現國際化,日元的國際化經驗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日元的國際化進程及啟示
1、日元的國際化進程
縱觀日元的國際化過程,大體上可以將其分為四個階段。
(1)起步階段(1964年至70年代末)。1964年日本正式接受IMF的第八條款,承諾履行對日元自由兌換的義務,美元的霸權地位并沒有給日元國際化留下很大的空間。1973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日元憑借迅速崛起的經濟實力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嶄露頭角。但從日本國內來看,日本政府對日元國際化持一種否定態度,甚至采取種種措施加以限制,國際化在這一階段并沒取得實質進展。
(2)迅速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盡管日元國際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開始,但它正式成為日本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卻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根據1984年5月發表的《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書》,大藏省發表了題為《關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的政策報告,正式拉開了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序幕。其后,由于日本政府在推進日元國際化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日本的經濟繁榮,日元國際化也出現了迅速發展的局面。
(3)停滯和倒退階段(20世紀90年代)。1985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國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舉行會議,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旨在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下調。廣場協議后,日元拉開了不斷升值的序幕,但是日元的過度升值逐漸引起人們的恐慌,日元持有者紛紛開始拋售日元資產,導致了日元的大幅度貶值。隨后的十年里,日本經濟陷入停滯,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泡沫經濟崩潰及長期經濟停滯的影響,日元國際化出現了停滯和倒退的局面。
(4)戰略轉換階段(1997年至今)。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和1999年歐元的啟動,迫使日本政府開始反省以往的日元國際化進程,更加積極地探討日元國際化的新戰略。自此,日元國際化戰略開始發生新的重大轉變。
從圖1、表1可見,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所占比重隨著日元國際化進程的開展也經歷了不同的變化。縱觀日元的國際化進程,中間充滿了曲折,卻始終沒能成為真正的國際性貨幣,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忽視了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地域經濟基礎,試圖走一條直接的、功能性的貨幣國際化道路。
2、日元國際化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
(1)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的發展。日本經濟在早期的迅速發展為日元的國際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條件,而后期發展的不平穩則明顯阻礙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我國國內經濟的持續發展將會給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2)不斷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要通過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若干階段,逐漸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提高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程度、漸進放開資本項目、實現人民幣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使人民幣的自發地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貿易結算、資本計價和外匯儲備工具。
(3)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日本走的直接的、功能性的國際貨幣道路被證明是錯誤的,忽視區域性的經濟基礎只會影響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對于人民幣的發展,加強區域的貨幣合作與協調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要以人民幣的區域化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現狀分析
1、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有利條件
(1)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從圖2、表2可知,我國的貿易總額由1978年的32名上升到目前的第三名,在世界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達到7.7%。200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5616.3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23倍,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97.5億美元增長到14285.5億美元,增長146倍;進口總額從108.9億美元增長到11330.9億美元,增長103倍。
(2)國內幣值穩定,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在人民幣的對內價值上,盡管80年代和90年代經歷了高通脹,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一直較為平穩。在人民幣的對外價值上,自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一直保持著強勁的升值勢頭,但升值幅度較平穩,同時,國內充足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的堅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對人民幣被世界廣泛接收提供了堅強后盾。
(3)中國正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從1978年起,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由此拉開了外匯體制改革的序幕,資本賬戶的開放也隨之不斷取得進展。改革至今,中國資本賬戶下的大部分子項目已有相當程度的開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劃分的7大類43項資本賬戶交易中,目前我國有20―30個資本賬戶交易基本不受限制或較少受限制,人民幣資本賬戶下已經實現了部分可兌換。
(4)人民幣區域化進程加快,終于實現跨境結算。截至目前,人民銀行先后與韓國央行簽署了1800億元框架協議,與香港特區金管局簽署了2000億元正式協議,與馬來西亞央行簽署了800億元正式協議,與白俄羅斯央行簽署了200億元正式協議,與印度尼西亞央行簽署了1000億元正式協議,央行行長與阿根廷中央銀行簽署了700億元框架協議,總的互換金額達6500億元。2009年7月1日,由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部門聯合共同公布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決定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四市為先行試點城市。盡管跨境結算的貿易總額并不是很高,但它卻為人民幣實行周邊化、區域化乃至國際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2、人民幣國際化的制約因素
(1)我國只是經濟大國,不是經濟強國。盡管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經濟規模上居全球第三,但個人平均收入水平仍然遠遠落后于其他主要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2)人民幣還不能真正實現自由兌換。為了成為國際貨幣,首先要求人民幣能實現自由兌換,但由于監管障礙限制對本國資本市場的進入,中國同國外市場的交流以及向世界的開放程度仍然非常有限。同時,高交易成本、監督管理架構脆弱等因素也成為中國資本市場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障礙。
(3)國內金融市場還不發達。作為一種國際貨幣的所屬國,它應該能提供開放而先進的交易所,供外國交易商交易多種貨幣主導型的金融產品。同時還應落實監管和宏觀經濟保障措施,以便將貨幣的動蕩和與匯率相關的風險降到最小。與發達的資本市場相比,我國的資本市場顯然還處于初始階段,不能有效地滿足這種需求。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
從日元國際化過程可知,強調貨幣的地域性經濟基礎、加強貨幣的區域合作對貨幣國際化有著重要的作用。鑒于我國在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時還有諸多復雜因素,使得我國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必須遵循周邊國際化―亞洲化―國際化的漸進過程。其中,人民幣周邊國際化是人民幣亞洲化的基礎,而人民幣亞洲化的實現,對于人民幣成為世界的關鍵貨幣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也就是說,我國需要通過不斷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來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從而為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提供堅實的區域經濟基礎。在具體實施時,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推行穩健、有效的經濟政策
要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應在進一步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建立有效的防范金融風險制度和健全的金融體系、提高監管水平和風險管理水平的基礎上,選擇適當的時機加快實現人民幣的可完全自由兌換,為人民幣最終走向國際化做好必要的準備。
2、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組織
在經濟區域組織內擴大人民幣的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地位。目前倡導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就是這一行動的具體體現。為了擴大區域合作,還可以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加強雙邊經濟合作,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的影響。
3、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
2005年7月以來,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彈性有所增強,但人民幣仍然面臨著不斷升值的壓力。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必然要求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化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所以說,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過程的不斷深入以及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必然要求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來增加人民幣的匯率彈性。
(注:本文得到北京物資學院工商管理創新基地項目資助,項目編號WYJD200904。)
【參考文獻】
第9篇：人民幣國際化范文
考慮到中國金融市場也有亞洲金融市場的特點，筆者審視當前關于中國金融國際化的討論――這個話題常被總結為人民幣的國際化。筆者覺得中國采取的方式嚴重限制了人民幣的國際化。盡管人民幣貿易結算額不斷增大，中國政府也出臺了許多鼓勵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但要真正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依然存在著若干障礙。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是缺乏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完全可兌換的保證。事實上，交易成本、支付結算成本以及由貿易產生的任何資金流動的相關成本，都與資本是否自由流動和是否具有市場之外的獨立性有關。中國正嘗試用離岸市場銀行去推動人民幣和其他貨幣之間的直接兌換，但這不太可能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大的進步。
亞洲金融市場的特點和弱點
1.兩次金融危機和被改善的市場結構。在過去的20年間，亞洲已經經歷了兩次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然而，這兩次危機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嚴重，后者相對溫和。危機產生的影響是，亞洲金融市場取得了更好的恢復能力，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政府及中央銀行能夠更加密切地配合。
亞洲金融危機凸顯了亞洲各經濟體的結構性缺陷：第一，企業融資仍然高度依賴銀行。第二，該地區金融業有貨幣和期限的多重錯配，尤其是銀行業。因此，亞洲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變化中是脆弱的，其充足的儲蓄并沒有有效調動起來。
為糾正對銀行過度依賴的問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即EMEAP，由11個央行和該地區的貨幣管理機構組成），發起了亞洲債券基金（ABF），它是旨在擴展與深化亞洲各經濟體及區域債券市場的一項倡議。與此同時，東盟10+3成員國的政府正在執行“亞洲債券市場提議”（ABMI）來放松管制，并創造一個有利于投資的環境。這個舉動成果顯著：從政府和企業債券的欠款來看，亞洲貨幣債券市場獲得顯著發展，如圖1所示。盡管增加幅度相當不平衡（見圖2），亞洲貨幣債券在全球債券市場的份額從1996年底的2.1%增加到2011年底的8.4%。值得注意的是，亞洲本地貨幣債券市場上的外國投資者正在迅速增加，如圖3所示。這不僅是因為債券發行者的信用度和債券收益的改善，還因為這些經濟體市場基礎的完善。
此外，貨幣錯配問題也得到顯著改善。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外國借款者的貸款占本國融資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圖3所示，雖然這類貸款的期限仍然為一年內或一年。
2.發展具有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的挑戰。然而，要把亞洲地區國家（日本除外）變成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仍然面臨眾多挑戰。雖然在某些領域已經有所改善，但要把亞洲建成和發達地區一樣，需要在以下五個方面建立多樣的、深度的、良序的金融市場。前兩個挑戰是老問題，現在依然存在，其余三個則是相對較新的挑戰。
（1）解決貨幣和期限的雙重錯配。銀行部門的貨幣和期限的雙重錯配問題，尤其是期限錯配。雖然這個在中國還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所謂的國際化進程迅速推進的話，那這個問題也可能會影響到中國，這主要取決于中國銀行業的調整。
正如筆者已經提到的，這個問題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剛結束時被發現的。當銀行用外幣短期借款、兌換為當地貨幣，并投資國內的長期資產時，就要面臨貨幣和期限的雙重風險。對于一些外部原因，如果短期外幣借款在市場上變得很困難，銀行往往就要面臨資金問題。更有甚者，如果本國貨幣同時大幅度貶值，外幣的負債沒有套期保值，那么以本國貨幣衡量的該外幣負債就會大幅度上升，這就最終導致了資產負債表的惡化。事實上，當雷曼兄弟倒下的時候，這樣的脆弱性在亞洲經濟體中就出現了。
過去的十年中，這種結構性問題還是沒有根本改變。如圖4所示，2000年之后，外資銀行對當地居民以當地貨幣計價的跨境信貸迅速增長。然而，與發達地區相比，他們對外國貨幣的依賴程度仍然較大。正如圖5所示，期限錯配導致的金融脆弱性依然常見，雖然據報道，錯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2）改變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結構與過度依賴外國機構的情況。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媒介機構基本沒有改變。中國也是如此，其實在中國這個問題最嚴重。
雖然近年來這個問題有所緩解，但是企業對間接融資的依賴程度仍然很高。當一個大的負面沖擊擊中金融機構時，不管這些非金融企業的財務狀況多么健全，非金融企業可能會發現很難從這些金融機構順利獲得債務融資。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亞洲的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相比，尤其是制造業的廣度與深度都非常不足。對銀行融資的高度依賴，意味著該地區企業債券市場的不完善。另外不完善的衍生品市場使得合適的風險交易非常困難，也就是說對沖風險的工具是非常有限的（見圖6）。此外，由于這些地區證券化市場的不完善，亞洲經濟體不能充分享受到證券化過程以及吸引各種投資者根據風險承擔能力來投資的好處（見圖7）。筆者要強調的是，這里缺欠的是真正的新的重新分配風險的金融創新，而不是簡單承諾高收益率的“創新”，這些新“創新”本質上都僅僅是規避各種監管的舊金融工具。從更廣泛的角度講，在亞洲以本地貨幣計價的投資機會依然不多。亞洲區域內有著豐富的儲蓄，這些儲蓄沒有在本地區得到充分投資，而是最終投資到了區域外，如美國和歐洲。
此外，亞洲地區的融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國金融機構。例如，在項目融資和貿易融資領域，亞洲地區持續地大量依賴外資金融機構，尤其是歐洲的銀行。事實上，在歐洲債務危機之后，這些地區在2012年8月到12月，除了10月外，都出現了凈資本流出，雖然資本在2013年1月份回流到該地區。亞洲金融市場也受到了由全球資本流動造成的大幅波動，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或多或少也經歷了相似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背景是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如債券市場仍然不發達。雖然亞洲債券市場已有所發展，但在企業債券市場深度和流動性方面仍然是有限的。
（3）致力于發展抵押交易市場。第三個挑戰是對發展抵押交易市場的重要性應更加強調，以發展更深層的、富有彈性的金融市場，例如發展債券回購協議。就像歐債危機這樣相對緊張的市場狀況，讓市場參與者更加傾向于使用有抵押的交易，而非無抵押的交易。這就顯示了具有合格債券交易的牢固的市場基礎，以保證穩定的市場交易的重要性。
（4）促進金融創新。第四個挑戰是開發創新型的金融產品，以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在亞洲，人口老齡化正在加速。不只在日本，在其他經濟體如中國、韓國和泰國也是如此（見圖8）。金融創新對于提供多樣化產品、適應不同年齡層的群體極為重要。從這方面看，證券化的發展，似乎是一個關鍵點。盡管自雷曼沖擊以來，證券化受到一些負面影響，但簡單的證券化產品也有助于實現包括貸款在內的金融交易的風險調整收益率，讓金融機構更好地運作。此外，作為對傳統的補充，信貸中介渠道變得更為多層，勢必會通過分散風險來加強金融體系的風險承受能力。所以說，把有用的證券化技術重新安裝到這個金融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5）增強金融的包容性。第五個挑戰是增強金融的包容性。從開發深層金融市場的角度看，改善基礎設施，讓世界上更多的人可以獲得金融服務也是同樣重要的。據報道，全球有超過25億成年人不能得到金融服務，同時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小企業正面臨著嚴重的融資問題。亞洲也不例外。事實上，與此同時，亞洲也有一些地區顯著依賴于所謂的小額融資。小額融資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的經濟體的持續增長來說，因此也一直是G20會議的主要議程。然而，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小額融資的主要商都是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它們沒有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督，但是像銀行一樣，向客戶提供存款和貸款。這就意味著，如果小額融資商的存款和貸款的市場份額成為了不可忽略的部分，有可能成為金融系統的一個風險因素。
中國的金融國際化
在中國，已經有很多有關金融國際化的討論，尤其是最近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在貿易和金融政策上都有討論。
一般來說，一種貨幣的國際化，就是結算、計價和儲備功能擴大并超出一定區域。為了充分維持這些功能，貨幣完全可兌換必須能夠一直得到保證，資本流動必須是自由化的，用來避免多重風險以及遵守國際海關條約的支付和結算制度也必須建立。換句話說，如果這些基本條件被違反了，或者被政治上修改了，真正的金融國際化將無法實現。
1.人民幣正在崛起但仍存嚴重限制。從這個角度來看，觀察一下近期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是值得的。近年來，我們觀察到以下現象：（1）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量有所增長，（2）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3）在香港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有所擴大。（4）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最近宣布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由此可見，人民幣已經在跨境金融交易中應用得越來越廣泛，同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廣泛關注。
尤其是中國貨幣當局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幣的結算功能，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隨著雷曼沖擊在全球金融系統中的擴散，中國貨幣當局希望減少中國企業在其貿易結算中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同時減少中國企業和政府部門持有的巨額美元頭寸面臨的外匯風險。
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在2009年7月開始試點，即在上海、廣東的四個城市、東盟、香港、澳門等地之間的365個指定企業之間進行。從那之后，結算量在2011年第三季度達到創紀錄的6000億人民幣（大約7萬億日元）（見圖9）。
然而，貿易結算量的顯著增加并不能自動保證人民幣的國際化。相反，一些限制正在阻止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突破。應當注意的是，要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首先人民幣應該流出中國。其次，人民幣應該在境外發現一些投資機會，最后它應該流回到中國。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并不是簡單地使用人民幣作為國際交易媒介，資金流動才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相比之下，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僅僅是使用人民幣結算以往使用外幣結算的金融交易，減少以外幣計價的匯率風險。這種方式并沒有顯著減少資本管制。雖然人民幣在離岸市場跨國貿易結算額逐漸增長，但是，在現行的中國政府對資本流動嚴格管制下，離岸人民幣流回大陸的空間依然有限。
持有人民幣并投資大陸機構的需求日益增加。實際上，香港離岸市場在吸收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大陸市場監管嚴格，價格不能像發達經濟市場那樣反映市場參與者的金融狀況。但是，香港管制放松的離岸市場，能夠較好反應市場參與者的狀況。然而應該記住的是，如果兩個緊密聯系著的市場中的一個監管嚴格且不靈活，另外一個監管不嚴格且靈活的市場就會背負兩個市場調節的壓力和負擔，從而波動性巨大。雖然香港離岸市場提供了有效的市場信息，但它依然反映了監管嚴重的大陸市場的某些扭曲。
所以，假設人民幣國際化會在沒有明顯減少資本管制的前提下進一步發展，這是不切實際的。實際上，現在對資本回流到大陸的嚴格管制，正在成為進一步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巨大障礙。發行以人民幣計價即所謂的點心債券（dim-sum bonds）的需求畢竟有限。在香港離岸市場，點心債券發行在外的余額大約是700億人民幣，與6000億人民幣計價的存款相比數量很小。如果中國想要進一步發展人民幣國際化，解決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問題是必要的。
2.新舉措：增加除香港之外的其他離岸市場。現在把焦點聚集在中國政府想要得到的匯率風險的降低上，看一看這樣的企圖是否得到滿足。實際上，從2011年以來，中日這兩個亞洲經濟大國的貿易額擴張了2.5倍，2010年達到了26.5萬億日元。同一時期，把公司運作從日本擴張到中國的日本企業數目增長了1.5倍，達到22000家。然而，以日元或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額依然非常有限（見圖10、圖11）。考慮到兩國之間牢固的長期經濟聯系，以及他們對亞洲地區貿易的重要性，通過以雙方任意一個國家的貨幣進行貿易結算，從而減少進出口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是具有很大意義的。
現在在外匯市場上進行人民幣和日元之間的交易時，美元一般被作為中間貨幣。所以結果就是，日元和人民幣的價格是由日元-美元、人民幣-美元的交叉匯率決定的，最終還是需要美元結算。如果具有日元-人民幣之間的直接匯率交易市場，并且該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動性，就能降低交易的成本。不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金融機構的結算風險也會降低。所以，發展以人民幣-日元直接計價的金融和外匯市場是應對金融穩定的重要議題。不僅對中日很重要，對亞洲和其他地區也非常重要。
雖然表面上看日元和人民幣的直接交易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實際上優勢并不是這么明顯，因為存在與之相關的各種貿易支付、結算的成本和風險。通過美元交易且使用運行良好的支付和結算系統，能夠明顯降低結算風險。使用美元支付和結算的成本其實是不高的，因為大部分結算僅僅是貿易本身的，大額交易占主體。與之相對的是，人民幣結算成本對大額交易來說實際上是很高的。雖然市場貼牌交易成本并不高，但人民幣市場是一個缺少流動性的淺層次市場。
強調一下，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是匯率風險降低的問題，而是更廣泛的有關降低支付和結算風險、增加流動性（其中貨幣自由兌換是核心部分）、降低資本進出中國成本等一系列結構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人民幣的全面可自由兌換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
應該看到，中國金融市場與亞洲其他金融市場同樣面臨諸多脆弱性和挑戰。中國官方深知這一點，他們在資本流動自由化和允許外匯交易市場自由決定人民幣、美元及其他匯率方面極為謹慎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們寧愿對這個現行體制小修小補。然而，如果他們真的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再多這樣的小修小補也不會形成一套框架。如果中國官方依然想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改革決定，遲早都會到來。
3.未來人民幣和日元之間的協同效應。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幣在國外結算中的使用量正在穩步增加。隨著資本交易自由化方面的發展，使用人民幣的數量預期還會增加。另一方面，日元已被視為可自由兌換且具有良好交易市場基礎的國際貨幣，就像美元、歐元、英鎊一樣。所以，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會提出來，人民幣國際化之后，日元的角色是什么？
在發展中日之間金融和外匯市場的過程中，日元及日本政府債券大有可為。在這方面，日元、人民幣之間存在著協同效應。
要發展具有高度流動性和深層次的債券市場，市場上的價格透明是必不可缺少的，同樣不可缺少的是作為定價基礎的穩定的收益率曲線。發展包括企業債券市場在內的風險金融產品市場，發展能夠反應經濟基本面的外匯利率等。利率信息得到改善后的市場環境同樣非常重要。在歐洲，德國政府債券不僅是德國境內金融產品的價格基準，同樣也是歐洲其他地方交易的固定收益產品的價格基準。現在在亞洲，日本政府債券因價格穩定、交易結算迅速，成為類似承擔基準角色的候選貨幣。此外，日本政府債券的發行數量夠大，且信用評級很高。
日本政府的債券發行量在世界上是最大的，而且存在著發展良好的以當地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同時，由日本銀行管理的日本政府債券支付和交易系統，在未來幾年內有望會在其容量、可得性及與其他系統的聯系方面得到顯著改善。還有就是日本債券市場保持了高度的流動性。流動性對抵押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使用具有高度流動性的日本政府債券作為提升亞洲各國間有抵押交易的工具，這是非常重要的。
結語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政府如果想把該國經濟從廉價勞動力制造變成真正發達的工業體，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是必要的。另外，日益明顯的是，中國政府嚴格監控資本流動，及漸進的、碎片式的人民幣國際化政策措施，是不大可能對國際化的范圍、速度、內容有很大影響的。這是因為，國際化需要一個系統性的方法，這涉及到支付和結算系統間相聯系的發展，涉及到金融市場的多樣化和深度，包括政府在內的市場參與方的相互信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對市場任意突然干預都是不該有的，這樣的干預危及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這方面，我們需要更加系統的方法，必須考慮到金融市場參與者之間復雜甚至隱蔽的互動，以及市場結構問題，這樣才能保證資本流動的有效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