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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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區別范文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的論述，近幾年來經常見諸報刊。許多農經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見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識，即 必須改變當前狹小的農戶生產現狀，擴大和優化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但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土地規模大小與生產成本、經濟效益之間的經濟數量關系，以及適度規模的量化標準等，卻鮮有論述 或者論述很不深刻。從經濟學的角度，特別是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最終一般都要歸結于數量關系， 才是明確的，具體的，才能對解決實際問題有所幫助。本文試圖根據經濟學的觀點，以定量的方法，探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

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理論依據

規模，按照一般定義，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間范圍內量的聚集程度。一個生產單位的規模，是指在生產單位這一空間范圍內各種經濟數量的聚集程度。生產單位內的經濟數量，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講，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產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為變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關于生產單位的規模，有許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第一種以勞動力數量作為衡量生產單位規模的標志；第二種以固定資產原值作為生產單位的規模；第三種以產量作為生產單位的規模。規模定義的內涵不同，則有關規模經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也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業這一特定的生產領域內，應當采取哪個“量”作為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 我們認為，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一般應當以固定投入的數量為衡量標準，在我國農業現代物質技術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土地是農業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數量作為衡量農業生產單位規模的標準，具有現實的意義。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國農村實行農業，除個別集體農場或專業隊經營外，絕大多數為農戶家庭經營，即一個農戶家庭為一個農業生產單位，土地規模過于狹小。目前， 許多專家學者所論述的農業適度經營規模及其提出的各種擴大和優化農戶土地規模的措施，也是以農戶經營土地數量為依據。因而，為保持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研究的連續性，把土地數量作為農業經營規模標準，也是適合的。原因之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土地是農業中最稀缺的生產要素，無論國家還是農戶，為了獲得最大收益，都必須充分發揮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潛能。因此，把土地數量作為農業生產單位規模標準，研究土地規模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更具有現實的意義。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主要是規模經濟理論。所謂規模經濟，描述的是生產規模與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關系。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下降到某一點，開始上升，如下圖所示 。生產單位的規模在Q之前，隨著規模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只要小于Q的規模投入仍然處于規模經濟區；規模擴大經過Q點繼續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則隨著規模擴大而不斷上升，故大于Q的規模投入，則處于規模不經濟區。而Q點的規模則為產品市場成本最低點，是最佳經濟規模。 （附圖 [圖]） 規模與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這種關系，是由內在經濟與外在經濟決定的。所謂內在經濟是指生產單位的規模擴大時，可從其自身內部的經濟資源配合與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規模擴大，可以使用更先進的 技術，可以綜合利用副產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勞動潛力或相對減少管理人員，可以減少一些共同生產 費用等。但是，如果生產規模過大，則又會由自身內部資源配合不協調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減少，這叫做內在不經濟。如，由于規模擴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種資源閑置，或某種費用增多，或某些效率減低等。所謂外在經濟，是指由于生產單位規模擴大，能給有關的生產單位帶來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使相關的原材料供應、信息、技術和銷售服務等生產單位，得到較多的業務量，獲得較高的收益 。與外在經濟相對的是外在不經濟，這是指由于生產單位規模擴大，而會給別的有關生產單位帶來損失或損害，如引起競爭加劇、銷售困難、運輸緊張和環境污染等。 規模經濟還可以用廠商理論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來說明。如下圖所示。圖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線，LRAC表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 SRAC的每一條曲線代表一個生產規模狀態，曲線上的每一點都具有相同的規模。LRAC表示長期 平均成本曲線，在這條曲線上的每一點都代表著不同的規模狀態。從圖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線SRAC在開始階段是下降的，即隨著可變投入的增加，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單位產品平均成本開始隨可變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RAC，在開始階段，隨著規模的擴大，單位產 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但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單位產品平均成本開始不斷上升。在圖中，SRAC這一規 模狀態下的實際成本是T［，1］所在點表示的成本C［，1］，而這一規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點表示的成本C［，2］，這表示SRAC［，1］這一規模不是最佳規模。生產者可以在長期內不斷調整規模。隨著規模沿LRAC繼續擴大，直至SRAC［，3］這一規模此時短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重合，單位產品平均成本最低，該規模即為最佳規模。這里需要說明，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降 低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可變投入，使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從T［，1］下降至A。另 一種是通過擴大規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變投入），使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從T［，1］降至T［，2］直至 T［，3］。我們所說的規模經濟指的是第二種方式，即由于規模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 與規模經濟相類似的有一種叫做比例經濟或比例報酬，實際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經濟是指所有 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產出變化。用生產函數表示，Y＝f（x［，1］，x［，2］），當投入按 同一比例K（K＞1）增加時，生產函數變為Y·K［n］＝f（K［，x［，1］］K［，x［，2］］ ）。n是一個指數，n＝1表示比例報酬不變；n＞1表示產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報酬增加 ；n＜1則表示比例報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數舉例說明。Y＝A［，x［α］［，1］］［ ，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變為：A（kx［α］［，1］）（kx［β］ ［，2］）＝AK［α＋β］［，x［α］［，1］］［，x［β］［，2］］＝K［α＋β］y。在這里 n＝α＋β，根據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斷比例報酬增加還是減少。（附圖 [圖]）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應當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比例經濟。實際上，可能有的單位也混有比例經濟因素，但從規模經營的主體來講，種植業主要是擴大土地規模，而不是土地、勞動力、資金同比例擴大。特別是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已嚴重過剩，如果再增加勞動力，將使農業生產要素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經濟。 所以，比例經濟不是我國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而且實行規模經營，還必然導致投入生產要素比例 的變化。 規模經濟將會產生規模效益，但是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規模經濟，是指由于規模擴大而 導致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規模效益是指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增加。從表面文字來看，似乎沒有 多大差別，但只要做點數量上的仔細分析，就可看出其區別和概念上的差別。我們可以通過下面圖示，來分析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的區別。 圖中，P表示產品價格，LRAC是長期平均成本曲線，D點是單位成本最低點。在C點，單位產品成 本為P′，高于價格P，總成本為P′OQ［，1］C；規模擴大至A點，單位產品成本與價格相等，總成 本為CQ［，1］Q［，2］A，CQ［，1］Q［，2］A與P′OQ［，1］C相比較，減少的這部分 即規模效益，是由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從Q［，2］至Q［＊］，由于單位產品成本繼續下降低于產品價 格，總成本小于總收入，產生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從Q［＊］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單位產品成本開始逐漸上升，進入規模不經濟區域，但由于單位產品成本仍低于價格，擴大規模仍會增加收益，因此，規模擴大將持續到Q［，3］，即單位產品成本上升至產品價格P為止。在Q［＊］至Q［，3］這一階段上，盡管已處于規模不經濟區域，但卻仍會產生規模效益。所以，規模經濟只是考慮成本的下降，而不考慮價格因素。 規模效益則是由成本和價格共同決定的。也就是說，規模經濟未必產生規模效益，比如當前一些成本高，價格低的農產品生產；規模不經濟也可能有規模效益，比如成本低，價格比較高的農產品生產。同時，通過對 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的綜合分析，可以推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農戶為了經濟利益，獲得最大的規模效益，在最佳規模Q［＊］以后，仍會繼續擴大規模。但是，如果單位產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產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廣種薄收，粗放經營，那么，這種擴大經營規模的行為將會導致社會總產量的下降。盡管農戶會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這就是說，在講求微觀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講求宏觀經濟效益，講求各種資源利用的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第2篇：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區別范文

關鍵詞新區域主義 舊區域主義 理論化 核心特征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7）05-0058-64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歐洲再度引領的區域主義在全球范圍內蓬勃發展，區域主義研究回歸到國際關系理論前沿。國際關系學界將之稱為“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并開始對之進行深入的經驗性和理論性研究。隨著區域主義研究在我國的逐漸興起，“新區域主義”也進入我國國際關系學者的視野。然而，國內學者對“新區域主義”的探討主要是從經驗上或理論上、從國際政治學或國際經濟學等視角分開研究；少量綜合研究也局限于理論或個案，明顯缺乏系統的、多學科的、經驗與理論結合的綜合性分析。所以，這些研究尚未真正反映出“新區域主義”作為一種世界性現象所擁有的實際內涵，以至有學者對是否存在“新區域主義”提出質疑。鑒于此，本文試圖從經驗和理論兩個方面揭示“新區域主義”的核心特征，以期厘清國內學術界對之尚存的片面、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從而推動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持續發展。

一、“新區域主義”的核心特征的經驗判斷

目前，在國際關系學界，談到“新區域主義”首先指的是區域主義實踐的“新浪潮”，以區別于冷戰背景下的“舊區域主義”。用諾曼•帕爾默的話說：“新區域主義不單單是舊區域主義的復興，它正在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重要的新因素。”[1] 然而，“新區域主義”的“新”還不僅限于此。它還明顯地表現在理論層面的創新上。正如弗雷德里克•索德爾伯姆所言：“‘新區域主義’的‘新’主要是經驗上的和理論上的，”它“本質上是一種產生于新的框架并有新的內容的新現象。”[2]

從經驗上看，“新區域主義”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綜合性。冷戰背景下的“舊區域主義”通常表現為區域政府間組織，并以單一緯度的經濟、政治或安全組織的形式出現。前者主要有西歐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后來的歐洲共同體）、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和經濟互助委員會以及發展中國家間各種優惠貿易安排等；后者主要有美洲國家組織、非洲統一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北約、華約、歐洲安全會議等。盡管那些區域經濟組織也帶有一定的政治和安全目標，但其手段和性質是經濟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間的區域政府組織企圖推動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但收效甚微，實質上只是一個政治或安全組織。例如，冷戰時期的東盟，盡管它一開始被設想為一個追求經濟、社會和文化合作的組織，實質上它是一個旨在預防戰爭和解決沖突的“外交共同體”。[3] 然而，“新區域主義”明顯表現出綜合性的特征。一方面，一些原來功能單一的區域政府組織開始朝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等多緯度多議題的方向發展，并日益成為解決區域綜合性問題的一支最重要力量。例如，歐共體過度到歐盟，并開始推行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共同的社會與文化政策；東盟開始啟動自由貿易區和投資區等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進程。另一方面，市場組織、非政府組織開始積極加入“新區域主義”的實踐之中。以東南亞為例，90年代以來，在東盟框架外，各種“自然經濟區”（又稱 “增長三角”）迅速發展起來了。它們代表著一種“市場驅動的”、自發的、跨國的“微區域主義”，已被認為是東南亞宏觀的區域主義的重要表現和實現區域一體化的一種途徑。東盟第4屆首腦會議認定：“成員國之間或東盟成員國與非東盟國家之間的微區域經濟合作安排，能夠作為東盟總的經濟合作的補充。”[4] 以東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為主導的非政府組織所發起的區域層面的會議（包括雙邊和多邊會議），已形成推動東盟官方地區主義的“第二軌道”對話與協商機制。這一機制“給東盟增添了另一種成分，即從建立在國家組織需求之上的現代社會實體轉變為在成員之間具有感情或精神紐帶的‘組織化’實體。”[5]

二是區域間性。與“舊區域主義”基本上局限于一個既定的地理區域內不同，“新區域主義”開始出現一種超越傳統地理范圍的、以多層次區域間關系為特征的、跨大陸或大洋的“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它主要有3種形式，即區域集團間的關系、跨區域的安排以及區域集團與單個國家之間的混合安排等。典型的例子有：關系相對松散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歐亞會議（ASEM）、歐洲-拉美首腦會議、東南亞-拉美論壇（EALAF）以及關系相對緊密的歐洲-地中海國家間“伙伴關系動議”（即“巴塞羅那進程”）、歐盟-非加太國家集團間“伙伴關系協定”（即《科托努協定》）、歐盟與墨西哥、智利、南非等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尚在談判中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歐盟-拉美自由貿易區”等計劃。[6] 與其他區域主義相比，這些“區域間主義”的綜合性特征更加明顯。以《科托努協定》為例。該協定確定：歐盟-非加太“新伙伴關系”有5根支柱，即政治對話、廣泛參與、發展戰略、經濟貿易合作和金融合作等，并明確規定：以通過一體化和發展消除貧困和邊緣化作為基本宗旨；將經濟貿易合作置于發展戰略的框架之內；將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制度在內的區域一體化作為實現其發展戰略的具體工具；雙方合作的角色包括政府角色（含地方、國家和區域政府）和非政府角色（包括私人部門、經濟和社會組織等）。[7] 更重要的是，“區域間主義”大大超越了“舊區域主義”囿于發達國家之間（北北型）或發展中國家之間（南南型）局面，而創造了一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緊密合作的新型的區域主義模式（南北型），成為全球化背景下“新區域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

三是開放性。不管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安全領域，“舊區域主義”都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封閉的特征。前者主要表現為歐共體實施的共同關稅政策、經互會內部的合作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替代戰略與關貿總協定（GATT）多邊貿易規則的矛盾性；后者主要表現為北約、華約和東南亞集體條約組織等對峙的軍事聯盟的存在。而“新區域主義”則顯示出突出的“開放性”特征。經濟方面，區域一體化進程開始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貿易機制趨向一致。比如，“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 ”計劃已明確規定該自由貿易區應尊重GATT談判成果并依照有關協定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有關條款也都明確寫進了歐盟-地中海協定和地中海國家間的經濟貿易協定。歐盟也非常強調所有伙伴國家都成為WTO成員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地中海伙伴國家加入WTO當作推動該區域伙伴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8]

安全方面，開始出現一種全新的、開放型的區域安全機制――“合作安全”。這是“一種廣泛的合作取向，它在范圍上是多維的，在性情上是漸進的；強調確保而非威懾；是包容的而非排斥的；在成員上沒有限制；喜好多邊主義勝于雙邊主義；在軍事解決辦法與非軍事解決辦法之間并非偏愛前者；認為國家是安全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但也接受非國家行為者扮演重要角色；不要求但也不拒絕創立正式的制度。此外，強調在多邊基礎上形成對話的習慣。”[9] 合作安全機制的一個突破性進展是，公民社會組織可以和國家、政府組織一起參與區域安全合作進程，從而出現一種獨特的區域安全合作方式――“研討會外交”或“第二軌道外交”。[10] 20世紀90年代以來啟動的兩個最重要的區域安全機制――歐洲安全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本質上都是“合作安全”機制。“新區域主義”的這種“開放性”特征使之成為“開放的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的代名詞。

四是主體化。與“舊區域主義”時期區域在國際舞臺上被動的客體地位相比，“新區域主義”條件下，一些成熟的區域開始以一個“區域行為體”乃至“全球行為體”的角色在國際事務中日益發揮強有力的主體作用。這就是區域作為一種經濟或政治實體所具有的“角色性”。這意味著這些區域實體開始對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規則負責、能夠制定連續的政策并適時運用政策工具、具有國際談判能力、擁有決策進程的合法性等。[11] 由歐盟所主導的“區域間主義”便是這種“角色性”在全球范圍內的顯著體現。[12] 東盟也由于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10+3”合作機制和新啟動的東亞首腦會議中擔當至關重要的“推動者”的角色，已被參與各方公認為這些重要的區域和跨區域合作機制建設的“領導者”。[13] 這表明，區域主體已成為推動“新區域主義”縱深發展的主角。所以，“對我們來說，新區域主義意味著該區域努力成為國際關系中一個政治主體。”[14]

五是趨同化。不像“舊區域主義”明顯表現為西歐緊密的一體化（強制度建設）和發展中國家間松散的區域合作（弱制度化）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新區域主義”的發展進程日益走上趨同化。這種趨同化既表現為它們共同擁有綜合性、開放性等特征，還表現在其發展道路的趨向一致。宏觀的區域主義多由區域經濟一體化驅動，并顯示出從創建自由貿易區開始，經由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最后到經濟共同體乃至政治共同體的發展軌跡。現實的情況表明，在原已存在松散的區域合作或缺乏實質性區域合作的區域，“自由貿易區”（有時包括關稅同盟和共同市場）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前者如“東盟自由貿易區”、“安第斯自由貿易區”、“阿拉伯自由貿易區”等；后者如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美洲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自由貿易區”建設已成為新興的各種“區域間主義”的核心支柱和發展先鋒，如“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歐盟-非加太互惠貿易區”、“美洲自由貿易區”、“APEC自由貿易區”等。一些區域開始從自由貿易區走向關稅同盟或者共同市場，如南非發展共同體、南方共同市場等；或者從后兩者走上經濟與貨幣同盟，如歐盟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等。“區域共同體”建設開始成為許多區域近期和長期的目標，如“東盟共同體”計劃、“東亞共同體”設想；一些區域組織開始用“共同體”來命名，如加勒比共同體、安第斯共同體等。[15] 同時，微觀的安全區域主義也開始從冷戰背景下以權力政治為工具、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均勢”、軍事聯盟等傳統的模式，走上“綜合安全”和“共同安全”等新的安全觀念主導下“合作安全”機制；一些區域開始形成或走向以區域一體化建設為核心保障的“安全共同體”，如歐盟和“東盟安全共同體”計劃等。“安全共同體”已成為安全區域主義實踐所追求的根本目標。[16] 總之，雖然這些區域主義形態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和運作方式存在一些差異，但總體上顯示出一種日益趨向一致的發展軌跡。

二、“新區域主義”的核心特征的理論分析

與“新區域主義”實踐在世界范圍內的縱深發展相適應，“新區域主義”的理論成果也是層出不窮。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主流理論，開始用新的眼光審視這場區域主義的“新浪潮”；[17] 新的理論流派也迅速加入到這一研究的行列，從而推動“新區域主義”研究越來越具有明顯而獨特的理論色彩。[18] 具體而言，從理論上看，“新區域主義”的核心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體系化。在“舊區域主義”時期，雖然理論界已將“區域”當作國際體系的“次體系”，但分析的焦點依然是民族國家，即強調區域內國家間聯合和一體化在區域主義發展中的核心地位。他們“過分強調一體化理論”，而“相對缺乏對日益增加的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影響的考慮。”[19] 連當時最著名的一體化理論家厄恩斯特•哈斯也承認，他們沒有充分考慮到“外部因素”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是一個“主要錯誤”。[20] 同時，他們忽略了國內政治在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這一時期，自由主義占主導的一體化理論主要興趣點是探討如何實現突出集體決策能力的政治共同體，而“低估了當時許多國家的反多元主義、中心主義和政權建設的傾向。”[21]

“新區域主義”研究與之明顯不同，它開始將區域主義置于全球化變革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即“必須在全球視野中去審視區域主義和區域主義者計劃的復興。”[22] 學者們開始采用體系的方法分析“區域主義”的發展和區域體系的變化。體系的方法首先表現在多層次的互動分析。最著名的有戴維•萊克和帕特里克•摩根使用的全球-區域-國內“三層博弈”分析方法、 [23] 比約恩•赫特納等人采用的全球-區域間-區域-國家-地方“五層互動”分析方法[24] 和巴里•布贊等人采用的國內-區域-區域間-全球“四層互動”模式。[25] 這種多層次互動分析不但提供了將區域內國家內部因素、單元間關系、區域間關系、區域動力與全球體互動等聯系起來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區域主義和區域體系的變化既可以是自下而上（或由內及外）也可以是自上而下（或由外及里）的進程。體系的方法還表現在“新區域主義”行為主體的多元互動分析上。其中，最著名的是赫特納等人提出的“國家-市場-社會復合體”的觀點。他們認為，正是包括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在內的各種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推動一個有獨立權利的區域角色的形成。[26] 所以，“新區域主義”事實上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合理性之間的妥協。[27]

二是社會化。與全球化背景下對“區域”和“區域主義”等概念的再定義相適應，“新區域主義”理論開始將區域主義和區域化視作一種社會建構的、動態的、歷史的發展過程。最有名的是赫特納等人提出的“區域性”（regionness）概念和安德魯•赫里爾提出的“階段論”。“區域性”是指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從消極的客體向積極的主體轉變，并能夠將這個興起中的區域的跨國利益聯結起來的進程。它顯示出一個特定區域不斷發展的多維的區域化進程。“區域性”有5個不同的層次，即“區域空間”（元區域）、“區域復合體”（作為社會體系的區域）、“區域社會”（區域公民社會）、“區域共同體”（一種行為主體）和“區域國家”（一種制度化的政治實體）等。這些不同層次的“區域性”共同構成區域化的自然演進史。[28] 赫里爾的“階段論”把區域主義觀念分為5種依次遞進的類型，即區域化、區域意識與認同、區域國家間合作、國家推動的區域一體化和區域內聚體等。[29]

這些觀點表明，區域主義呈現出從松散的“區域合作”到緊密的“區域一體化”的不同發展階段， 這就是區域主義的社會化進程。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本質上是區域無政府狀態的、國家主導的、中心型的國家間合作，是一種“維持現狀”模式；后者本質上是超越無政府狀態的、“共同體”觀念主導的、區域政治實體化的“變革”模式。這正如喬根森•達爾所言，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組成一個“連續統一體”的各個部分，一旦合作進程穿越一個門檻就會轉變成為一體化的進程。這個“門檻”就是“由先前依賴于個體國家轉向功能和權力的區域實體”。[30]

三是綜合化。“新區域主義”理論的“綜合化”既表現在區域主義動力的多層次和多元行為主體的互動分析，也表現在它所涉及議題的多緯度互動分析，更表現在國際關系大理論的“綜合”上。在“舊區域主義”時期，區域主義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不但局限于國家這一單一層次和單一行為主體，而且時常將政治與經濟分開進行。約瑟夫•奈指出，當時人們在討論著兩類主要的區域主義活動：一方面是包括正式經濟一體化的微觀經濟組織，另一方面是用以控制沖突的宏觀的區域政治組織。[31] 就國際關系理論而言，當時形成了兩大流派：一派是主要以卡爾•多伊奇為代表的“交流主義”和厄恩斯特•哈斯為代表的“新功能主義”構成的、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一派是斯坦利•霍夫曼為代表的“政府間主義”構成的現實主義。他們從自己的理論視角就歐洲一體化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論觀點。[32] 與之不同的是，研究“新區域主義”的學者開始將區域主義視作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環境、社會、文化等多個緯度的實踐。赫特納強調，在“新區域主義”時期，區域化進程表明從一種涉及不同緯度的相對異質性到不斷增加的同質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安全、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變化。這些緯度的變化成為區域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33] 布贊等人將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和環境等5個領域視為特殊類型的互動，也就是說，各個領域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每個領域僅僅被看作整體的一個緯度。[34]

在大理論上，“新區域主義”研究顯示出日益深化的“綜合化”趨勢。首先是理性主義框架內的“綜合”。主要成果是安德魯•穆拉維斯克所代表的“自由政府間主義”。他在吸收國家偏好形成的自由主義理論、討價還價的政府間主義理論和強調可信的責任重要性的制度主義選擇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一種關于歐洲一體化的“三種組合框架”，即將一體化進程解釋成國家偏好形成、國家間談判和制度選擇三個階段。[35] 其次是反思主義框架內的“綜合”。主要成果是赫特納等人提出的“新區域主義方法”。他們將社會建構主義與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中的全球社會理論結合起來，并融入發展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內容，強調對“區域主義”的多層次、多元行為主體和多緯度分析以及區域化進程的社會建構。[36] 這樣，“新區域主義方法”就“超越了理性主義的本體論和理論上的過分簡約，而走上一種更綜合的社會科學。”[37] 最后是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折中方法”下的“綜合”。主要成果是赫里爾提出的“階段論”。他強調，必須探索當代區域主義中不同邏輯之間互動的本質，即將物質刺激與主體間結構、行為體的認同與利益、國家間合作與國內政治聯合、國家與社會等新區域主義所依賴的互動形式概念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從新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尤其是強有力的霸權）開始，經由制度主義（強調制度、利益與偏好），最后到建構主義（強調區域認同和共同體）來研究新區域主義的不同發展進程。[38] 這種方法就形成一種類似于亞歷山大•溫特等人所描述的、以物質主義（包括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底端、以社會學觀點（包括建構主義、批判理論）為頂端的 “理論連續統一體”。[39]

四是秩序化。與“舊區域主義”研究孤立于全球主義和國家主義并局限于實現福利、安全等目標有所不同，“新區域主義”研究承認區域主義（區域化）與全球化（全球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共存于同一進程之中，認為區域主義作為對全球化的一種持續的現實回應力量，它不但可以在國家主義和全球主義之間搭起一座互通“橋梁”，而且可以成為走上區域化的世界新秩序的有潛力的途徑。[40] 赫特納指出，“新區域主義”就是要通過良性的區域主義消除非對稱的和極化的區域間結構性鴻溝，以創建一個平等的后霸權世界新秩序。主要由歐盟推動的“區域間主義”就是這樣一種重要的努力。這種區域化世界秩序是一種挑戰美國單邊主義的“多中心”的世界秩序，是“我們所能夠預期的最好的世界秩序。”[41] 所以，“新區域主義”理論“不能僅僅涉及興起的區域本身，它必須是一種關于變革中的世界秩序和多層次治理模式的理論。”[42] 阿米塔夫•阿查亞強調，如果撇開“新區域主義”而“討論21世紀之初興起中的世界秩序就是不完整的。”[43]

三、小結

總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區域主義”的核心特征已經彰顯：經驗上主要表現為綜合性、區域間性、開放性、主體化和趨同化等；理論上表現為體系化、社會化、綜合化和秩序化等。它是對全球化的一種重要回應，是民族國家和其他行為主體在全球化背景下謀求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手段，“新區域主義”已經是一種現實存在。

注釋：

[1]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1, pp. 1-19.

[2]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the New Regionalism”, paper for the XIII Nordic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Aalbog, 15-17 August 2002, pp. 3, 13.

[3] Michael Leifer,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2-6, 52-88.

[4] 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hancing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gapore, 27-28 January 1992, 省略

[5] Jusuf Wanandi, “The Future of ARF and CSCAP in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Jusuf Wanandi ed., Asian Pacific After the Cold War, Jar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p.231.

[6] 參見Heiner Hänggi et al.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7] 參見EC, The Cotonou Agreement, ec.europa.eu/development/ICenter/Pdf/agr01_en.pdf

[8] 參見 “The Euro-Mediterranean Agreements Official Journal L097, 20/03/1998 P.0002-0183; “Survey on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European Commission, DG/BA.4, April, 1999.

[9] Paul M. Evans ed., Studying Asian Pacific Security: The Future of Research Training and Dialogue Activities, Ontario: University of Toroto- York University, 1994, p.38.

[10] 參見Emanuel Adler, “Seeds of Peaceful Change: The OSCE’ s 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8-142; Brian Job, “Track 2 Diplomacy: Ideatio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ving Asian Security Order”,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41-275.

[11] C. Brethereon and J. Vogler, Europe as a Global Acto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5.

[12] 參見Fredrik Söder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Special Issues: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2005.

[13] Yang Razali Kassim, “Minister: ASEAN will always have Driver’s Seat in Forum”, Business Times, 25 July 1994, p. 3; “首屆東亞峰會簽署吉隆坡宣言”, news.省略/w/2005-12-14/13347707371s.shtml, 2005年12月14日。

[14] Fu-Kuo Liu and Philippe Rognier,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1.

[15] 參見Robert Devlin and Antoni Estevadeordal, “What’s New i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merica?” INTAL-ITD-STA working paper 6, May 2001; Sheepoon Kim, “East Asian New Regionalism”,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 2003, pp.57-87; Candice Moor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African Initiatives”, Policy: Issues and Actors, vol. 17, No. 3, 2004, pp.1-17.

[16]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6-58.

[17] 參見Edward E.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 參見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2003.

[19]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11.

[20] Ernst B. Haas,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p. 9.

[21] Shaun Breslin, and Richard Higgott, “Studying Regions: Learning from the Old, Constructing the New”,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 335.

[22]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Introduction”, in Louise Fawcett et a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

[23]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19.

[24] 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örn Hettne, Andrάs Innotai et a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p.11-16.

[25]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p.72.

[26]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44-45.

[27] Björn Hettne,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World Order: A Regionalism Approach”, in Sheila Page ed., Regions, and Development: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44-45.

[28]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pp.37-45.

[29]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et a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pp. 37-73.

[30] Arnfinn Jorgensen-Dahl,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25.

[31]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32] 參見Karl W. Deutsch and Sidney A. Burrell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1-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elus, vol. 95, No. 2, 1966, pp. 863-882.

[33] 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11-16.

[34]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Björn Hetnne et al.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p.1-25.

[35] 參見Andrew Morava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a to Maastrich,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pp.33-47.省略/conference-2004/paeprs/wunderlich-conceptualisation-regions.pdf

[38]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p. 37-73.

[39]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et al.,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7-52.

[40] 參見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p.20-23; Andrew Gamble, and Anthony Payne eds.,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41] 參見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en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3, March 17, 2003.

[42]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p.34.

[43]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Sovereignty, Autonomy, Identity”, in Shaun Breslin et al.,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