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風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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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政策 國際協調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呈現國際化趨勢，資本流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大，人們稱之經濟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所運用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容易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國際金融渠道相互傳遞、相互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課題。我國在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聯系進一步加深，宏觀經濟政策也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原來主要運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不得不考慮外部經濟環境，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將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注意內部的協調，更要兼顧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大國的政策協調。本文就是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協調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運用時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分析

自從20世紀50年代世界經濟聯系加強，西方經濟學者就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間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就需要這些政策工具相互協調配合。在論述內外均衡時，產生了有名的"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特別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爾提出"政策配合說"（Policy Mix Theory），強調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這些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世界各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我國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針對我國特殊經濟環境提出了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認為，在我國國際資本流動管制不對稱情況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線是折線而不是直線，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搭配理論。今天，在我國已加入WTO、經濟全球化形勢更為明朗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借鑒西方成熟的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還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國經濟現狀的政策協調理論。

二、我國90s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互動效應加大，二是我國的改革開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受經濟全球化影響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覺地要求與外部經濟協調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利用世界經濟穩定形勢，專注于國內均衡，在內部協調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在20世紀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美國、西歐經濟相對平穩，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比較穩健，這給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這一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集中于國內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過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緊"搭配，成功地實現經濟的"軟著陸"。同時，我國政府還對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為日益開放的經濟提供了又一政策平臺。但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雙緊"政策同時運用，使國際收支出現較大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增大。

2、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不得不與之協調配合。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匯率壓力和外貿壓力。由于周邊國家的貨幣都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形成了對出口部門沉重的壓力；而且，這些國家自我保護的外貿政策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進一步地，東南亞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更深遠的影響是外資政策。國際投資者出于對投資風險的考慮而減少對外投資，使外資政策效應減弱。據國家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97年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長逐步放緩，貿易順差減少，貿易部門效益惡化，外國資本流入減少，國內資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終減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導致1998年"通貨緊縮"現象出現。

這一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與外部經濟協調，實行人民幣匯率貶值，外貿政策更為寬松，貨幣政策需要擴張；另一方面，為防范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政策不便使用，貨幣政策也不能過于擴張。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堅持穩定的匯率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的運行。政府也運用外貿政策與國際經濟協調，增加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力度、減免部分出口商品稅收，鼓勵出口。但是，世界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的衰退，以及亞洲諸國采用"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外貿出口更為困難。1998年，我國商品出口總額1836億美元，增速僅為0．5%。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需的減少就加劇了國內經濟的緊縮。這也就是為什么1997-199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國政府繼續為解決"通貨緊縮"而努力，大力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金融政策，側重于內部政策的協調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經濟增速為 7.1%，物價則持續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眾多的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經濟要盡快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外部政策如匯率政策、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必須同時加大調控力度，才能與世界經濟協調配合。

3、2000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整體放緩，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特別是美國、西歐、日本三大經濟實體出現衰退，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到我國經濟，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注重國際協調。

面對經濟的衰退，美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動用行政手段推行貿易擴張和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雖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經濟各國的經濟信心，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貫性，便于治理"通貨緊縮"；但是，它使我國外貿出口形勢更為嚴峻，外貿政策效應更小，匯率政策又面臨協調變動的情形。出于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和國內的經濟形勢，2000年以來，我國的匯率政策并未改變，只是強調了外貿政策、外資政策與外部經濟協調，鼓勵出口，同時利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外國資本進行協調，引進外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依舊側重在國內經濟部分，這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三、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看出，政府出于各種經濟的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以國內經濟均衡為主要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側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而對于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和外資政策的協調使用則比較慎重。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客觀上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北京國際會議中心。

中國證券市場＇96回顧與＇97展望高級研討會。

1996年，中國股市在經歷了3年“熊市”之后，迎來了久違的“牛市”。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資本市場雖入“牛市”但問題尚多，相關各方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學界、業界對于中國資本市場的研究更是處于迷茫時期。

作為今天“中國資本市場論壇”的雛形，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于1997年舉辦的“中國證券市場＇96回顧與＇97展望高級研討會”，打開了我國學術界系統研究資本市場的大門。與會專家及當年會議的主題報告對1996年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經驗教訓做了系統的回顧和總結，并對1997年中國證券市場的走向以及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前景進行了展望。

這里，我們將再現當年會議主題報告中的部分內容，讓我們來共同感受11年前的中國資本市場。

1996年是中國證券市場大豐收的一年，也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伴隨著指數的增長，市場規模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擴張，投資者隊伍迅速增加，心理素質日益成熟，投資者行為正在回歸理性。于此同時，市場監管和運行機制的規范化水平有所提高，政府著力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規范。監管市場的法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此前頒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規所存在的不足，為1996年中國證券市場的規范化運行和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必要的法律保障。

＇96中國股市的階段性特征

1996年中國證券市場呈現出三個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階段是從1996年3月至10月中旬。這期間，上證綜指從550點左右上漲到900點附近，深圳成指從1000點左右上漲到3000點附近。其主要特征是優質股領漲，投資者有一定的風險意識，收益與風險處在相對均衡的狀態。因而，這一階段的指數成長基本上是正常的，合理的，我們把它稱之為合理成長階段或理性投資階段。

第二階段是從1996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中旬。這期間，上證綜指從900點附近猛漲到1250點以上，深證成指從3000點附近猛漲到4500點以上。其特征是爆炒個股、惡炒垃圾股，投資者風險意識極度淡薄，其指數的成長帶有很強的投機性，泡沫成份急劇增多。我們把它稱之為泡沫產生階段或過度投資階段。

第三階段是從1996年12月中旬開始，到1997年1月中下旬。由于受到政府強有力的干預，這一階段的最初6個交易日。上證綜指從1250點附近下瀉到900點左右，深證成指從4500點的歷史最高位狂瀉到3000點左右，跌幅之深、跌勢之猛，實屬罕見。其主要特征是績優股和含權股微挫，垃圾股暴跌，投資者信心嚴重受挫，但風險意識得到切切實實的加強。這一階段的指數下調帶有明顯的非市場色彩。我們把它稱之為強行滅泡階段或強行整理階段

＇97中國股市展望

總體判斷：跨年度的“長牛”發展格局

我們之所以認為中國證券市場從1996年開始進入一個跨年度的“長牛”發展格局，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分析：

一是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成長階段，而且這種經濟的高成長性與以往相比，具有更多的結構色彩和質量特征。

二是中國高成長性的經濟，已開始越來越依賴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市場的發展，為高速成長的中國經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雄厚資本支持，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顯重要。

三是中國證券市場是國民經濟體系中最年輕的市場形態，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因而，其成長率快于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成長率，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我們認為，對中國證券市場的上述特征和內在趨勢的準確把握，無論是對投資者，還是對研究者、市場宏觀監管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進中求穩：＇97發展主基調

1997年是中國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國證券市場充滿希望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將在1996年政策的基礎上保持其連續性，穩定性和必要的靈活性。宏觀經濟運行也將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的條件下保持良好的運行態勢。當然，1997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運行也會發生一些變化。

一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將會有所調整。在過去的三年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通貨膨脹。1997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仍要把控制通貨膨脹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不能不考慮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較少失業。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持續增長和減少失業應當成為1997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

二是，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會有進一步微調。其主要表現在，為了保持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貨幣供給量和信貸規模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存款準備金率也會有所降低。

三是，由于1996年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實現了“軟著陸”，經濟運行的宏觀環境趨于良性。在這樣的條件下，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將快于1996年，有可能達到11％－12％。國民經濟較高速度的增長為1897年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創造了有力的宏觀背景。

四是，規范證券市場發展的一些重要法規和措施，有望在今年出臺。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關鍵詞：技術轉讓體系；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政策工具(工具組合)

基金項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創新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作者簡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華容人，管理學博士，河南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主要從事風險投資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術轉讓體系研究的基礎上，選擇“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以下簡稱體系)為研究對象，進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組成、發育的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外部條件。本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為體系設計提供科學、系統、全面的理論依據(特色、原則、方法)；實踐意義在于為體系培育提供先進、實用、富有中國特色的構想(手段、工具、條件等)，它們對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的融合與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述評

(一)就體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體系主要提供咨詢、交易、成果轉化、金融與科技成果確認等服務(傅文園、王勉青，2006)。其咨詢服務無法描述與推介高新技術；交易無法解決產權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雙方融合組成風險企業后的委托一問題)；成果轉化服務無法解決高新技術的高風險試驗開發資金問題；金融服務不能滿足風險投資的要求；其成果確認無法判定高新技術的價值。總之，本體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討。

(二)就體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雖分別站在高技術擴散、高技術尋求工業合作伙伴和風險投資的角度研究了單個中介(不是體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統。

(三)就體系組成而言

張信等人(2005)提供了豐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據其他大量文獻進一步歸納出12種提供創新服務的中介，但它們目前還不具備針對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提供融合服務的特點與特征，不是我們期望的體系組成要素。

(四)就促進體系發育的經濟政策而言

大量文獻分別研究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政策、風險投資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兩類政策共同促進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融合并促進相應中介、體系發育的功能需要進一步研究。祝曉蓮(2006)研究了三種制度安排促進體系發育的問題，但沒有進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實現手段――經濟政策刺激體系發育的層面。

(五)就促進體系發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這方面研究亟待加強。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雙方的功能外，還能促進體系的發育，可看作是促進體系發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獻雖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馬欣(2005)，但它們只是著重高新技術的孵化功能，較少涉及風險投資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載體作為工具促進體系發育的問題更是沒有涉及。

(六)就促進體系發育的外部條件而言

馬丁?黑米格(2005)指出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涉及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務等，但沒有說明中介及其體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條件發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務。徐小欽、石磊(2005)只研究了產業集群的空間布局對體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視野較窄，且沒有涉及這一外部平臺條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內容

對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轉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進行文獻綜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內涵、方式、技術轉讓體系的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內容；再對比研究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體系，尤其是美國的，以利于判斷我國技術創新服務體系發展的階段，并為利用發達國家相應階段的經驗打下基礎；進一步對比研究中國、美國的立法和行政、市場力量推動，研究美國的政策土壤和我國的技術轉讓體系發育的環境、經驗與教訓，找尋體系建設的立法、行政、市場推動和其他路徑；據此設計中國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在體系要素與結構清晰的條件下，進一步研究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宏觀發展政策對技術轉讓機構的影響，研究技術轉讓機構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需求，研究技術轉讓機構與宏觀經濟政策的互動，從而再進一步研究推動技術轉讓體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組合)的設計、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信任危機的機理、機制、組織形式也需要進行研究，但不在本文進行敘述。

(二)基本思路

如圖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課題采用歷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體系發育狀況、歷史經驗和教訓；引入多視角對比研究方法，通過體系要素、體系功能、體系發育階段及其推動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對比以尋求借鑒；利用個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國體系的特殊環境、階段與特征以論證借鑒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對體系發育的影響與作用。

三、研究重點與難點

(一)中國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設計

劃分基本融合服務類型；設計體系――勾勒體系要素與構成(重中之重，見圖2)，分析體系要素的相互聯結與影響(難點)，匹配要素功能；此外，還研究體系運行的外部平臺。

美國的技術轉讓體系結構與要素聯接見圖2。

體系運行的外部平臺是產業集群、信息融合等平臺，其功能與作用見圖3。

圖中通道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它分別代表支持產業集群、機構融合、信息融合平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雙方到這三個平臺上，這三個平臺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雙方融合的功能。不過，信息融合平臺、產業集群平臺如不能完成雙方融合的使命，則流轉到技術轉讓機構融合平臺上，這種流轉形成了層間通道。層間通道的使命是由技術轉讓機構開發的政策工具(工具組合)來完成的。

綜合體系要素與結構的應有形態，結合我國體系發育的現狀，我國體系的基本形態如圖4所示。

(二)中國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發育路徑設計

分析推動體系發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場機制、信任約束)；分析推動體系發育的內部力量(政府機構、公共機構、商業機構)；探討外部力量與內部力量推動體系發育的途徑(難點)；設計體系發育路徑(重中之重，見圖5。無形之

手――市場機制未予圖示)。

(三)經濟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動體系發育作用研究

進一步細分不同的產品與服務領域需要的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融合服務；進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機構特點及作用并匹配相應的服務功能；定性研究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的相應著力點(機構和功能)，定量研究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的相應作用(難點)；設計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見圖6)。

設計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項目、產業集群工具(高新技術開發區與孵化器)、公共機構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術轉讓許可、研究資助直接參與融合雙方的活動、工作小組、技術咨詢、人員交流、設備利用、實驗室參觀、信息交流與擴散)。

四、主要創新之處

(一)世界各國體系比較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表明，美國體系已發育成熟，體系完整，最具有借鑒意義。美國體系中商業機構發達，功能強――提供專利銷售、專利與產品開發、許可證貿易、風險投資服務、風險開發與管理、技術孵化、信息服務；中國體系中商業機構少，功能弱――僅僅提供信息服務和有限制的技術孵化服務；美國體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機構、公共機構、商業機構)相互之間聯系緊密，而我國則關系松散，缺乏凝聚力。總之，我國體系處于發育過程中的初期階段。美國體系也是由初級階段經歷了立法、行政推動、市場機制相互作用，最終市場機制主導的發展歷程而成熟的。中國雖處于起步階段，但具有后發優勢，可在體系要素、功能、組成、推動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鑒美國的經驗。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在設計原則、設計方法、設計內容上有所創新。即提出了借鑒與創新相結合、宏觀與微觀功能考察相結合、過程與結果相統一、整體與局部相統一的體系設計原則；采取了融合功能劃分、要素――功能匹配、體系功能統籌的設計方法；設計體系的同時，將體系運行外部平臺納入研究視野。

(二)體系發育應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場力量逐步推進的原則

體系發育階段的各種力量強弱、終極目標決定了這一原則的采用。體系發育初期，行政力量強，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組建有關機構提供融合服務并培育公共機構；發育中期，公共機構力量較強，除承接部分政府職能、直接服務商業機構外，更重要的是架設政府――商業機構橋梁以放大政府引導作用；發育后期，商業機構有了一定實力，新的商業機構接受公共機構的輔導，老的開展競爭，政府不再干預，最終實現市場之手調節整個體系結構、規模和競爭水平的目標。

相比于已有文獻，創新了體系發育路徑(見圖5)和行政推動機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場、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雙方的信任約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體(政府、公共、商業機構)，形成了豐富多彩、功能側重、相互協同的體系發育路徑。就其中的行政推動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權力制定經濟政策并開發相應的政策工具，推動政府與公共機構履行職責與使命，扶持商業機構開展融合業務；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權力，引入市場機制并最終以此來催熟、駕馭整個體系。這就是一對矛盾。解決的辦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規約束機制、協會自律機制、20／80優勝劣汰原則、價值鏈創造與分享原則。這是現有文獻沒有涉及的最大難點，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創新點。

(三)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分別刺激、推動體系形成

經濟政策刺激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融合的技術轉讓體系運行外部平臺(信息、產業集群等承載體)的形成，并為平臺融合雙方、體系發育提供條件，同時刺激技術轉讓體系內的機構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機構、公共機構分別與財政、稅收、貸款支持政策結合在一起實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輸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業機構則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榮、壯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發育自身并促進體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經濟政策并彌補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現有文獻只是零散、個別、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對技術轉讓體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課題首次界定了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們的作用，因而具有創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結果

影響高新技術與風險投資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從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單方面研究其發展，而是橫向擴展到兩方面，再在融合促進的角度上選取技術轉讓體系作為研究對象，并進行縱向延伸，即研究體系促進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進而研究體系的組成、發育及體系建設的條件。例如：(1)本文采用歷史分析與對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備、體系完整的技術轉讓體系的組成要素、結構組成。(2)針對技術轉讓體系設計難點，提出設計了中國技術轉讓體系的原則，設計了技術轉讓體系，并就技術轉讓體系的關鍵點進行了結構與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個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國技術轉讓體系的特殊環境、階段與特征，并以國內外對比研究結果為基礎，以分析判斷中國技術轉讓體系發育階段為前提，探索了技術轉讓體系建設的立法、行政、市場推動途徑。(4)首次區分了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組合)，并闡明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宏觀經濟政策是技術轉讓機構開展融合服務的環境條件；政策工具(工具組合)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延伸。(5)技術轉讓體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組合)支持才能發育，而且要以宏觀經濟政策與政策工具(工具組合)的配套與交融為基礎。如對風險企業的財政、稅收支持政策與對高新技術、風險投資融合機構支持可以在產業集群的范疇內得以解決。在政策工具(工具組合)與宏觀經濟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組合)的設計具有重要意義。政策工具的組合設計源于各種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種政策工具組合使用，才有可能發揮整體效應。在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政策和風險投資發展政策的環境條件不夠成熟的條件下，更需要多項工具組合使用，方能彌補環境政策的缺陷。

第4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中國房地產上一階段的發展基本與美國同步，同樣是住房價格的持續上漲與住房抵押貸款的迅速擴張，高增長的表象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同樣孕育著不小的風險，次貸危機的爆發，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重視房地產及其抵押貸款市場中存在的風險。

(1)我國房地產企業對銀行資金依賴度過高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自有資金非常薄弱，房地產開發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以全國銀行發放房貸總額為例，1998年全國銀行房貸總額僅為426億元，到了2005年房貸總額為近5萬億元。房貸總額在7年間飆升115倍。根據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銀行資金占其資產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產還牽涉著數十種上游產業，這些相關行業為滿足房地產膨脹所帶來的硬性需求，擴大產能而進行了數目龐大的基礎投資。而這些基礎投資很大程度也是來自銀行的信貸。這意味著，除了目前銀行已知的5萬億元房貸外，銀行還向更多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投入資金。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的周期將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的質量，在當前房地產價格回調的情況下，尤其構成中國銀行系統安全的隱患。

(2)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資產風險可能比預期的要高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住房抵押貸款被公認為安全性較高的信貸業務，但次貸危機的爆發顯然打破了這個神話。2000年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期末余額僅為3316億元，而2007年底則高達2.7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2.42%，高于同期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的增長率。尤其是在中國當前并未實現完善的個人信用管理制度情況下，申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門檻較低，國內居民及住房投資者在辦理住房按揭貸款時，很多人不能滿足個人每月按揭貸款還款額不得超過個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假收入證明、假工資證明現象屢見不鮮。業績壓力也使得國內部分銀行在房貸時放松了貸前審查。因此，在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良莠不齊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信用風險很可能要比預期的要高很多，中國同樣需要對信用風險保持足夠的警惕。因此，對于未來中國房地產發展來說，有幾個問題需要盡快解決。首先，必須要重視高度房地產周期波動導致的風險在銀行系統的高度集中問題，不僅加強對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質量的監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房地產企業資金來源單一問題，同時通過審慎推進優質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化解當前房地產金融風險。其次，必須加強住房抵押貸款申請審查，制定更加嚴格的住房貸款審批程序，優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質量。再次，必須盡快完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實現對個人信用的科學評估，從源頭上降低信用風險。

二、合理運用反經濟周期調節政策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美國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紀網絡經濟泡沫破裂以后，美國經濟陷入低迷，為對抗經濟周期，美聯儲采用不斷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9•11以后，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聯儲連續13次降低利率，貨幣政策的放松帶來了貨幣供應量的急劇上升，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開始發生。這帶給我們一個思考:反經濟周期政策應該如何使用?現代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強調宏觀經濟調控應該反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以保證經濟體穩定增長。但這一理論特別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在理論上遭到了眾多經濟學家的反對。弗里德曼堅決反對以利率作為實施貨幣政策的媒介。他認為，當國家運用利率作為中介指標時，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一種不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信號，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貨幣當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減少市場上的流動性，這時可能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經濟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信號。在此情況下，市場參與者認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考慮到把貨幣持在手中或存入銀行只會使貨幣相對于物價的上漲而貶值，而不如盡快將持有的貨幣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費出去。這樣，流通中的貨幣就會變得更多，物價會繼續上漲，利率的提高本來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使得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通貨膨脹更甚了，使得調控的結果與初衷相悖。同時，宏觀調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能夠分清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并且能夠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事實上，由于宏觀經濟的復雜性，這兩個前提都很難滿足。前者依賴于政策制定者的經驗和判斷，而后者歷來是各種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難以形成定論。而更重要的是無論哪種宏觀經濟政策都有弊端，都將對市場主體利益產生影響，而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很有可能扭曲整個市場，進而導致宏觀經濟更大的波動。因此，反經濟周期的調控政策必須要慎用，政策調控不僅要考慮到當下的經濟狀況以及政策之間的搭配，還必須考慮到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考慮調控政策出臺的時機，才有可能熨平經濟周期，否則就會適得其反，可能只是將經濟危機延后，帶來未來經濟更大的動蕩。盡管是由金融創新工具引發，但金融創新卻并非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有其弊的一面，但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只有創新不當和監管不力才會引起市場風險，合理運用不但能夠規避分散市場風險，而且能夠增強一國的金融市場競爭力。事實上，金融創新也并非現代獨有，翻開金融發展史，無論是從金幣或過渡到紙幣還是從單一的商業銀行過渡到商業銀行、保險業、證券業并重，每一次進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創新，而每一次金融創新，都極大的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與歷史上的金融創新相比，現代金融創新只是更加人為化，技術上更加先進，但在其本質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根源就在于其強大金融創新能力。因此，不能因為次貸危機就對金融創新退避三舍。金融創新應以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協調為最基本的標準。與美國市場不同，中國金融創新不是創新過度，而是創新不足的問題。2007年末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69.14%，而由于金融市場的縱深度和多樣性不足，中國儲蓄轉化投資的比率并不高，導致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大國，實體經濟巨大的資金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國內投資仍然相當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資與國際資本。因此，為了解決投資需求與儲蓄資本的轉化問題，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轉化能力，提高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必須加快推進金融創新。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金融監管機構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不足，使得系統風險不斷累積，最后導致危機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進中國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對其加強監管。首先，必須吸取次貸危機教訓，對金融創新的基礎資產質量進行嚴格監管，防止金融創新產品先天不良，將風險轉嫁到整個金融市場。其次，提高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創新技術，使金融創新在陽光下運行，降低信息的不對稱風險，使投資者能夠充分認識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再次，加快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還不完善，如多部門管理可能導致市場分割，不利于建立統一的金融市場;各部門監管標準存在差異，各部門間的監管權力之爭可能誘致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產生道德風險，不利于金融穩定等。盡管美國監管體系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監管體系依然比中國先進，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借鑒其合理之處，吸取其教訓，防止出現監管重疊、監管遺漏或空缺的現象，次貸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案例學習機會。最后，監管手段要緊跟金融產品創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同時還要保護創新主體的熱情，鼓勵與支持進一步創新。

三、結語

第5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從宏觀經濟政策和利率政策看，收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往往帶來股指的大跌。例如1993、1994年針對經濟過熱而推行的“治理整頓”，以及利率的不斷提高，導致股市1994、1995年連續走熊。最高曾經從1558點下跌到325點。最大跌幅79.1％。最長調整時間長達36個月。最大跌幅并不比2000年初以來美國納斯達克的跌幅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實行收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不斷升息，一方面導致資金向銀行回流，一方面導致企業的財務成本等不斷上升、企業擴張困難、效益下降。也即：購買股票的資金少了，同時上市公司的業績下降了、市盈率高了。

相反從1996年5月開始，采取松動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及利率的不斷下調，帶來了1996、1997年的大牛市。股指從1996年元月的512點啟動，到1997年5月中旬的1510點，最大漲幅194.9％。運行時間長達16個月。期間出現諸多漲幅超過10倍的股票；深市股票的炒做結果之一是：深市曾被稱為“傻子也能賺錢”、“越傻越賺錢”的寶地。“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的豪言壯語，也是誕生于1996、1997年“熱火朝天”的年代。松動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直綿延至今，這是不斷出現波段性上升行情的重要基礎之一。

影響股指最直接的是供求關系、監管、以及輿論導向。這體現了管理層對于股市作用的態度。1996年12月的暴跌、1995年5月之后的暴跌，直接導火線都是管理層通過媒體干預股市的“過熱”。1996年12月中旬甚至了巨額的新股發行額度以大擴容來調控股指。同時還通過重新恢復實施漲跌停板制，抑止過渡投機。其結果是：1996年12月股指從最高點1258點直跌到當月的最低點855點，最大跌幅32％；之后1997年元月、2月大多時間在870點上方整理。1997年5月股指從最高點1510點直跌到9月的最低點1025點。最大跌幅也為32％。

而1999年的“5.19行情”、2000年的“2.14缺口”，助推器都是管理層強調“恢復性行情”。2000年2月的“十條”，則以實施新股配售、允許券商抵押融資、允許三類企業入市等擴大資金供應的手段為主。結果是：1999年的“5.19行情”，股指從1047點漲升到1756點，最大漲幅67.7％；而“十條”的效應，則使股指從1999年12月28日的1341點，波段性上升到2001年6月14日的2245點，最大漲幅167％。

第6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一年多來的大規模刺激放松政策的負面效應已經顯現。產生上述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貨幣信貸環境以及項目審批過于寬松,這樣的政策導向不利于資源向有競爭力的領域配置,對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運行,也是不必要的。經濟運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正常化。這意味著一年多來可以用過于寬松來定義的宏觀政策需要進入退出周期。鑒于中國經濟周期領先西方各主要經濟體,政策退出也就應該走在前面。實際上,不少國家早已陸續在試著政策退出了。

綜合來看,現在政策面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應對后危機。這具體體現在,如何限制大規模刺激計劃負面效應的繼續擴大,這需要有某些政策的陸續退出,還至少需要對傳統的經濟模式作出局部改善。

可以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還會出臺一些趨于收緊的政策,預計政策退出策略將具有提前的或漸進式的特征。其實,政策面在去年8月就提出了貨幣政策要動態優化的主張,當然直到最近一個月才開始真正體現到政策步驟上。目前中國政府正從四個方面逐步退出寬松政策:一是通過多種手段控制信貸增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增速; 二是抑制地產領域的過熱和過度投機;三是加大股市擴容,控制股市膨脹;四是加強與公眾溝通,管理好通脹預期。顯然,這些政策的微調和動態優化,需要在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尚未啟動退出進程的背景下完成。前些天,美聯儲和歐央行均決定保持零利率水平,所謂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規模也未見縮小。而國際宏觀經濟周期以及由此而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周期的不協調,會大大增加中國處置后危機時期事務的政策難度。

當前,我們主要依賴行政性和數量型政策工具來完成率先退出的任務。這些政策工具一方面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也是政策面駕輕就熟的措施;另一方面,行政性和數量型政策工具也能將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失調效應的負面影響降到最小。很久以來,眾多學者對率先啟動加息總是持排斥態度,認為這會加劇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加劇國內資本市場泡沫化的壓力。盡管這一論點缺乏嚴格的數據支持,但從之者甚眾。此外,在敏感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這次的達沃斯論壇上,我們勢必還將聽到歐美方面更多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然而,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的參差不齊,使得中國經濟的強勁復蘇主要依賴著投資,而在出口未能確定取得平穩較快增長之前,人民幣重新啟動新一輪升值的意愿就不會強烈。2007年“匯改”的重要背景,是中國出口規模空前膨脹,以至于甚至都感覺不到20%左右的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影響。而當前這個背景已不復存在。

現在的問題在于,這些價格工具一旦被鎖定,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將有所增大。當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獲得貸款就等于獲得一筆補貼,這反而會增加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難度。我們看到,在浙江等地形成的具有市場利率特征的民間借貸利率,總是處在相對較高水平上,借貸對象主要就是民營企業。從維持外向型增長模式而言,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必要的,但這又有可能使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還會在危機前的程度上進一步加劇。

第7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論文摘要　亞洲特別是東亞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亞洲出現了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的趨勢，亞洲金融危機加快了亞洲貨幣合作的步伐。亞洲實行貨幣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從目前來看，實行區域貨幣合作的困難重重。展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如果亞洲各國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亞洲經濟能夠相對平穩發展，亞洲區域貨幣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間。

現在，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同時，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又出現了區域匯率協調安排和貨幣區域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預言在未來十年內將會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合作區。目前歐元區和美元區正發展得如火如荼。亞洲貨幣合作，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開始啟動。亞洲貨幣合作的直接動因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發生的貨幣危機起始于泰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擴散到東亞其他國家，最終發展成為地區性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有必要加強本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以下從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開始，到貨幣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論述國際貨幣合作，之后結合亞洲發展現狀分析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必須加強亞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

開放經濟中所有的宏觀經濟原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都涉及到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問題。各國要實現國內充分就業，維持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以及國際收支平衡這樣一個內外均衡的宏觀經濟，必須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此外，還要使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國的經濟政策相協調。匯率政策是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之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穩定匯率。穩定匯率的目的就是能夠保持與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固定匯率，減少國際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穩定發展，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個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擁有自主地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利，為了能夠比較自由地選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各種組合，為更好的管理國內經濟提供更多的政策選擇。第三個目的是防止投機。防止投機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方便地控制投機性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以防止這種資本流動可能帶來的不穩定的經濟沖擊。

二、國際貨幣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國際貨幣合作形式

為了解決以上三者間的問題，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實行國際貨幣合作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就像麥金農和蒙代爾所建議的那樣建立最佳貨幣區，或者象歐盟那樣建立單一的貨幣聯盟或單一貨幣區。下面就國際貨幣合作程度的差別，簡述貨幣合作的形式。

1.匯率聯盟。匯率聯盟要求各個成員國相互之間實行不可改變的，純粹的固定匯率，而且不允許做出任何邊際調整。這樣的國際貨幣合作顯然要求各個成員國對短期資本國際流動進行控制。否則，短期資本流動會使固定匯率難以維持。

2.貨幣一體化。貨幣一體化也叫最優貨幣區，它包括的內容有: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

3.貨幣單一化。這種貨幣合作形式有三個要素組成:統一貨幣，統一儲備，統一央行。成員國沒有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匯率水平以及儲備數量由統一的央行來決定。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外匯支付與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來處理;每個成員國的金融當局只能擁有少量的外匯儲備用于日常的周轉支付。

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證成員國同時獲得匯率穩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資本流動這三個目的，充其量只能獲得其中的兩個。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國家還熱衷于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呢?這個問題只能從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貨幣合作不是最優的政策選擇，但確實次優的政策選擇。

(二)國際貨幣合作成本

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匯率調整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因為參與貨幣合作要穩定匯率，所以成員國失去調整和選擇匯率的權利，參與貨幣合作的結果將合作前的匯率沖擊轉化成合作后的貿易沖擊。

2.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貨幣政策自主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成員國不能自主控制貨幣政策，那就必須面對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失業率。

(三)國際貨幣合作收益

國際貨幣合作的收益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1.可以降低國際貿易的匯率風險。對于國際貿易商來說，不穩定的匯率是它面臨的風險之一。通過貨幣合作可以形成相對固定的匯率，那么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進各國貿易的增加和國民收入的增長。

2.可以減少貿易商貨幣兌換的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合作，各國貨幣就難以自由兌換，那么貿易商貨幣對方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就大大增加。通過貨幣合作可以降低這種交易費用，刺激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帶動各國經濟增長。

3.可以減少國際貨幣投機的沖擊。一方面成員國之間匯率和貨幣收益因為貨幣合作而趨向于拉平，貨幣差價縮少，減少投機利潤;另一方面因為一體化之后貨幣的絕對規模擴大，國際投機者沒有那么大的經濟實力沖擊一體化的貨幣體系

4.可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益。由于貨幣合作而導致的貨幣一體化的結果將穩定匯率和減少國際貨幣兌換成本，推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由此產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將大于自由貿易協定或直接跨國投資而產生的效應。也就是說貨幣合作將進一步放大自由貿易協定或跨國直接投資產生的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

三、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從最優貨幣區理論來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國家適合組成貨幣合作區:經濟開放程度較高，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性較強，工資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等等。

(一)對外經濟開放度。伴隨經濟一體化的投融資活動的一體化，因此，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應僅僅以對外貿易占GDP比重來衡量，還應該考慮綜合開放程度，以體現一國貿易，投資，金融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和的程度。東亞地區的綜合開放度比較高，但國別差異較大，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區性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而中國，日本，韓國綜合開放度較低。因此迫切需要穩定匯率，進行貨幣合作。

(二)工資價格剛性。亞洲地區的工資和價格具有較大的彈性。這是因為亞洲是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中地區，一些國家的工業化剛剛完成，而另一些地區則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轉移，這種轉移在滿足工業化過程對勞動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另外，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國家相比較弱，談判能力低，失業保障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

(三)要素市場的靈活性。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亞洲各國和地區目前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包括語言障礙，法律障礙，文化障礙等，這都使亞洲各國的勞動力流動程度很低。其次，亞洲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亞洲區域大國——中國，韓國，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資本流動存在一定的障礙，致使整個亞洲區域的資本流動性不高。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貨幣合作各方的政策協調越容易，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亞洲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差異很大，為建立貨幣合作區的政策協調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目前，亞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個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存在差異，貨幣合作便經常在兩國或三國之間進行，以兩國或幾國簽訂協議的形式存在，具有雙邊性。此外，亞洲各國還沒有涉及匯率穩定的嚴格的框架協議，只是進行匯率穩定的嘗試性合作，如建立雙邊或多邊的政府貨幣互換協議，緊急時刻貨幣援助協議，共同干預市場匯率的行動等等。

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要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匯率聯盟、貨幣一體化、貨幣單一化三種形式。亞洲的最優選擇應該是第二種演進路徑。貨幣一體化要求: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與歐洲相比，亞洲貨幣合作的困難可能主要來自政治方面，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存在分歧，如領土糾紛，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差異等，因此他們更多的是對方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合作伙伴。其次，貨幣合作要求各國要讓度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這就要求亞洲各國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行相近的通貨配置率和失業率;要實現區域貨幣合作，就要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亞洲國家和地區要顯示出愿意放棄貨幣自主權以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第二，加強亞洲各國的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各自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交流說實行政策對經濟形勢影響的看法;只有這樣，成員國相互間才能增進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邁出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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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璋.國際金融.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5).

第8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關鍵詞：理財消費；宏觀調控；市場收益

一、引 言

2010年，我國名義GDP總值突破58786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名義GDP總值54742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和企業的財富也在近年來隨之得到迅速積累，催生了對財富保值增值以及資產管理的巨大市場需求。從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人們對理財活動的需求明顯增加。隨著我國理財消費市場的不斷建立和完善，層出不窮的各類理財工具也逐漸成為社會公眾管理財富的重要方式，理財消費市場整體規模得到了快速擴張。然而在2011年，由于我國政府對房地產宏觀調控以及控制物價等原因，中央推行了一系列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劇了各大商業銀行的資金困境，為了滿足行業監管要求，各大銀行相繼通過銷售理財產品的方式吸納資金。但同時，與高收益率相對應的高風險卻被絕大多數消費者忽視，理財產品的消費者權益保護也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那么，對于剛起步的我國理財消費市場有何特點？影響其發展的因素主要又有哪些？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有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更有利于增加第三產業的消費需求，優化消費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文獻回顧

在國外，理財消費市場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1929-1933年的美國銀行擠兌危機和股災使人們普遍喪失了對銀行和券商的信賴，加之嚴重的經濟危機給人們的未來生活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保險公司提供的可以滿足不同需求甚至為客戶量身定制的保險產品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謝懷筑、陳利敏，2004）[1]。目前有關銀行理財消費的研究文獻主要集中于理財消費的風險收益比較、居民理財消費的行為特點（廖理、張金寶，2011；余永定、李軍，2000）、銀行理財產品業務發展趨勢（楊飛，2009；劉安霞，陳昭旭，2010）、銀行理財市場與國家宏觀調控（舒皓、劉洋，2011）等方面。李秀芳、王麗珍（2011）建立了關于消費、保險、投資的隨機最優模型，采用蒙特卡洛模擬，得到最優的家庭資產配置策略并對部分影響因素做了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遺產動機影響壽險需求，對消費和投資基本無影響；消費的跨期替代偏好影響消費和投資需求；投資、消費、財險需求與家庭財富正向關，壽險需求與其反向關[2]。馬秋君、李巍（2011）則選取我國銀行2009年至2010年發行的部分結構性理財產品，分別對其收益與風險進行分析，發現我國銀行結構性理財產品總體呈現收益與風險非對稱且中外資銀行的產品收益與風險特征差異大[3]。盧滿生（2012）研究認為滾動發行短期理財產品推高銀行體系流動性風險，儲蓄存款向理財產品分流導致M2統計失真，同時銀行借道理財產品將表內業務表外化增大了社會融資總規模調控難度[4]。孫從海（2011）認為我國銀行理財市場的興起與發展帶有明顯的金融創新本土化的特征，銀行理財產品不僅已經成為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主流產品，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家庭的金融資產選擇，而且深刻地改變著中國普通家庭的財富觀念[5]。徐加根、陳恪（2011）利用全國12個城市2009年的全部銀行個人理財產品數據，研究了市場結構、銀行績效與理財產品市場穩定的關系，結果表明，地區競爭程度的升高會提高理財產品的平均收益率，進而降低銀行的績效水平，而市場中處于弱勢的銀行表現得尤為明顯，而較低的績效水平以及較高的競爭程度會導致市場處于不穩定狀態，不僅銀行有減少產品發行量的動機，還很有可能選擇退出市場[6]。周榮芳（2011）則認為我國商業銀行通過產品創新規避存款利率管制，這既反映了市場的真實資金供求狀況，也包含了市場對通脹和貨幣政策調整的預期，特別是短期理財產品的收益率較高，顯示其對通脹更為敏感，相對同期存款定期而言，更能體現即時的市場資金溢價[7]。

盡管近年來有關理財消費市場的研究結果較為豐富，但大多數還局限于對理財市場的現狀描述以及與宏觀經濟形勢的關系研究，而關于我國理財消費市場發展的內在原因的探討則鮮為少見。與以往文獻不同，本文分別從居民財富、物價水平、同類市場表現以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等幾個方面深入考察了影響我國理財消費市場發展的主要因素，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文獻，更有利于認識我國理財消費市場的發展特點和發展規律，為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提供參考。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量

根據西方消費理論，與其他消費品一樣，理財消費作為一種金融消費，其消費需求與居民收入密切相關。隨著我國居民財富的增加，人們對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也相對增大，不難看出，銀行理財消費與居民收入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此外，本文還進一步考察了如下因素對我國銀行理財消費市場的影響：（1）物價水平。近年來，由于我國居民消費價格處于高位以及美元貶值等原因，人們的存量財富受到侵蝕，再加之物價水平過去一段時間內一直高于基準利率，因此，人們在客觀上需要通過非存款類的其他理財方式來對沖風險，消除物價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本文認為，物價水平越高，銀行理財消費需求越大。（2）同類市場表現。根據消費函數理論可知，消費主體對某一特定理財產品的消費通常是該理財產品收益的正函數，是替代類產品收益的負函數。因此，我們認為，當同類可替財消費產品的市場收益率越高，銀行理財市場收益率則相對降低，人們對銀行理財產品的需求就減少。（3）宏觀經濟政策。從大量現實可以看出，我國銀行理財市場除了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外，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當資金面由于受到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而處于緊張時，則通過發售超短期高收益產品以維持理財資金鏈的正常運轉，以重慶為例，2011年上半年發行的理財產品中，6月末未到期理財產品余額約350億元，但累計發行額超過1300億元，其中1個月期以內的占比達58.36%（盧滿生，2012）。因此，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越緊縮，銀行理財消費市場規模越大。以上命題是否符合我國現實情況，還需進一步經驗證據的檢驗。

（二）模型設計

根據上述研究假設，為了深入考察影響我國經濟社會中各類主體對理財消費的主要因素，同時考察到自變量之間存在較為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見表2），因此本文分別構建了如下兩個研究：

其中：Financet表示銀行理財消費市場發展水平，采用全國各大銀行當月發行的理財產品數量總額來衡量；Stockt表示同類市場表現，采用上證A股當期（本月）考慮現金紅利再投資的月市場回報率（等權平均法）來衡量；Incomet表示居民收入，采用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CPIt表示物價水平，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衡量；Reservet表示存款準備金率。實證模型（1）用于分析股票收益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價格指數對理財消費的影響，模型（2）用于分析股票收益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存款準備金率對理財消費的影響。此外理財消費市場（Financet）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t）采用自然對數形式。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文中的銀行理財產品發行規模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信托和理財研究所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外的《銀行理財產品月評報告》并經整理而得，涵蓋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36個月數據。消費價格指數（CPI）、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數據均來自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中的宏觀月度數據，股票收益率（Stock）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另外，我國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Reserve）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考慮到通常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在一個月份中期，因此同一月份可能存在有兩個存款準備金率的情況，本文將每月最后一天執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作為當月存款準備金率。為消除月度數據的季節因素和不規則因素的影響，本文采用HP（Hodrick-Prescott）濾波法對月度數據進行了季節調整[8]。

四、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與多重共線性檢驗

本文首先對研究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從中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1年間，我國上證A股月平均收益率為2%，最大單月跌幅達到16%，最大單月漲幅高達23%，表明我國資本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性較大。CPI在2009-2011年間平均月漲幅達到2.69%，通貨膨脹最嚴重時高達6.5%。另外平均存款準備金率在樣本期間內高達17.78%，最低降至15.5%，最高達到21.5%，這表明我國在過去3年間受到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等不確定和非預期因素的影響，宏觀政策也處在一個動態調整期，這些因素的變化都可能對理財消費產生深遠影響。

為了保證研究模型多元回歸估計的有效性和無偏性，本文在利用經驗數據對理財消費市場的發展進行研究之前，還對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進行了檢驗。從表2相關矩陣的報告結果來看，物價水平（CPI）與存款準備金率（Reserve）之間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相關系數為0.86），這主要是因為存款準備金率常作為調控物價的一種貨幣政策導致的，其他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本文分別將物價水平（CPI）與存款準備金率（Reserve）納入研究模型中。

（二）分析結果

本文分別考察了同類市場表現、居民收入、物價水平和宏觀經濟政策對銀行理財消費市場規模的影響。從表3報告的結果來看，盡管股票市場收益率對銀行理財消費市場規模的影響不顯著，但是二者之間的負向關系（-0.63）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股票市場與銀行理財消費的相互“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如果股票市場收益率偏低，銀行理財產品市場則會比較景氣，這主要是因為在銀行理財產品中，有部分理財產品具有保本功能，能較好的滿足在市場風險較大時的保值需求。

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對銀行理財的消費需求起著極大的促進作用，二者變量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這表明，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不斷增加，人們對財富管理的需求也隨之增大。我們可以合理預期，金融危機后，作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突出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國居民收入將在未來期間得到快速增長，對理財消費的需求也將在優化消費結構方面做出較大貢獻。

表3還同時報告了物價水平對理財消費市場的影響，從中可以得知，物價水平是影響我國銀行理財消費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間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這表明，當居民消費價格處于高位運行時，對理財消費的市場需求也隨之增大。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當物價水平較高時，人們更多的趨向于“存款理財化”，通過將存量財富從單純存款的管理方式轉變為配置理財產品的管理方式，進而在保證流動性和承受較低風險的同時，獲取高于存款類產品的收益，這一現象在2011年物價水平與基準利率倒掛的背景表現尤為突出。

從有關宏觀經濟政策與理財消費市場發展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我國銀行理財產品消費市場的發展與宏觀經濟政策密切相關，銀行理財市場規模（Finance）與存款準備金率（Reserve）之間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相關。與觀察到的實際現象一致，當國家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收縮銀行信貸時，銀行資金面也變得緊張，為了滿足有關監管要求，商業銀行采用大幅提高理財產品收益率的方式來吸納社會資金，進而緩解資金面的壓力，在高收益率的引導下，理財市場也表現出了繁榮的景象，市場規模得以增大。

當把所有自變量納入到統一研究模型中，其結果未發生本質變化，如表3中回歸結果第五列和第六列所示，這里不再贅述。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擁有的財富也隨之增加，對財富保值增值的客觀需求極大地促進了理財消費市場的繁榮。然而，由于我國金融業的市場化改革起步較晚，理財消費市場目前還處于不成熟的階段，金融消費者通常只關心該市場能夠帶來的回報，而對其所內含的風險水平及特征還認識不足，由此而產生的理財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也日益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為此，本文結合現有研究成果和我國現實狀況，考察了我國銀行理財產品消費市場的發展特點以及影響該市場發展的內在原因，旨在更深入的理解我國經濟社會中各類主體的理財消費行為與特征，進而促進理財消費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研究結論表明，我國銀行理財消費的市場規模與股票市場收益率不存在顯著關系，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物價水平與宏觀經濟政策都對銀行理財市場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具體而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刺激了對理財產品的消費需求，此外，當出現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時，人們所擁有財富的實際購買力因物價上漲而減弱，尋求相對收益較高的理財產品則成為了人們此時的現實需求，在這種需求的刺激下，理財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不僅如此，我國銀行理財產品市場的發展還受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尤其是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導致銀行資金面緊張時，商業銀行則通過提高產品收益率來擴大人們的理財需求，進而滿足政府的各類監管，最終傳導理財消費市場的短暫繁榮。

從以上實證結論可以得到如下啟示，理財消費作為一種對金融產品的消費，在擴大內需、提升消費質量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這一消費行為不僅可以滿足人們對財富管理和財富規劃的需求，實現財富保值增值的目的，而且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物價水平變動對居民購買力的侵蝕。但與此同時監管層更應當關注在發展我國銀行理財消費市場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利因素，正如本文研究結論所指，銀行采用不合理手段刺激理財消費時，加劇了理財產品所內含的風險積累，這不僅損害了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而且與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背道而馳，弱化了宏觀調控效應，這將是管理層未來工作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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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孫從海.商業銀行理財產品供給行為分析[J].經濟導刊，2011，（10）：32-33.

[6] 徐加根，陳恪. 市場結構、銀行績效與理財產品市場穩定——基于12個城市數據的實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1，（10）：57-62.

第9篇：宏觀經濟政策風險范文

銀行信貸風險是各種經濟風險的集中體現，不僅影響著金融體系的穩健性，而且會影響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打亂市場秩序，造成經濟動蕩。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銀行的信貸風險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很容易引發碩士論文受信主體信貸前的逆向選擇和信貸后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引發銀行的信貸風險，影響金融體系的安全。

而銀行的信貸征信恰恰是解決信貸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最好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解決銀行信貸信息不對稱問題和降低銀行信貸風險的目的，期望通過對國內外的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情況的比較，得出對于我國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的有益啟示，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完善我國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的建議。

關鍵詞：信貸征信體系；國內外比較；信用評級

第一章引言

第一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研究背景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銀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對于大多數銀行來說，其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信貸風險，即貸款的信用風險。銀行信貸風險是各種經濟風險的集中體現，不僅影響著金融體系的穩健性，而且會影響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打亂市場秩序，造成經濟動蕩。

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銀行的信貸風險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作為受信主體的銀行借款客戶對碩士論文自己的經營狀況及其信貸資金的配置風險等真實情況更了解，處于信息優勢地位，而作為授信主體的貸款方銀行則對客戶的相關財務信息和風險了解不夠，處于信息劣勢地位。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很容易引發受信主體信貸前的逆向選擇和信貸后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引發銀行的信貸風險，影響金融體系的安全。

而銀行的信貸征信恰恰是解決信貸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最好方法。通過銀行信貸征信，能夠增加借貸雙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記錄、監督和約束機制，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本文正是基于解決銀行信貸信息不對稱問題和降低銀行信貸風險的目的，期望通過碩士論文對國內外的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情況的比較，得出對于我國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的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