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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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摘要：宏觀經濟學是我國高等院校經濟和管理類專業的基礎課程，然而其“宏大敘事”使其學習起來如“天方夜譚”，嚴重地束縛了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而案例教學則通過其逼真、具體的情景，引導學生進行積極思考和處理問題，利于其綜合素質和開放性思維的鍛煉，是培養創新應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實踐

宏觀經濟學是我國高等院校經濟類和管理類專業的基礎課程，是人文社科類、技術類、工程類及有關學科的專業選修課，也是國內大多數學校經濟管理類研究生入學考試必考課程。宏觀經濟學是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發展起來，并分析這些國家的經濟問題，與微觀經濟學相比，其枯燥乏味，是每一個講授經濟學的老師都能體會的。但是，如何能培養學生對該課程的興趣，以及如何能使學生迅速而直觀地領會其深刻宗旨是值得我們探討和思考的問題。在目前我們《宏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鑒于其較強的理論性，大量的圖形、數據、數學公式及推導、表格等貫穿其中，往往教師會機械地滿堂灌，學生被動地聽，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它的“宏大敘事”，對剛剛從應試教育的重圍中殺將出來的大學生而言，大部分像似“天方夜譚”。這種教學效果嚴重地束縛了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而嘗試運用案例教學法，將宏觀經濟理論與中國本土的經濟實踐案例相結合，將會強化學生對宏觀理論知識的把握，樹立其對宏觀經濟學的興趣，并能提高其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宏觀經濟學》采用案例教學的價值分析

“案例教學法”是美國哈佛大學20世紀初首創的，它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主體實踐活動為形式，以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基本價值取向的課堂教學方式，將教學內容融會于特定案例分析的一種教學組織架構和教學過程，促使學生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過程中，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是一種靈活的行之有效的課堂教學組織方式。

1.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宏觀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需要借助大量的數學論證、圖形、表格等來加以分析和說明，學生普遍感到抽象枯燥且難以掌握。例如，在國民收入決定一章中，對于其中的三市場四部門的分析背景并不完全清楚，以及其中有關支出法對于國民收入的計算及乘數理論亦如此；關于IS—LM以及AS—AD模型的分析中，學生并不能從直觀的感受上來理解，只基于最機械的記憶。因此，有必要尋求一種恰當的載體，將這些理論以一種生動的形式呈現出來，而案例教學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其采用現實經濟問題作為依托，包括當前社會的熱點經濟問題，足以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并吸引他們積極討論、主動思考、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

2.能夠培養學生的經濟學思維習慣。《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目的并非是簡單要求學生掌握書本知識，而是能夠在實際生活中進行應用，注重將知識到技能的轉化。案例教學并非以教師對宏觀經濟原理的講述為切入點，而是從精選出的案例入手，給學生提供一個逼真、具體的情景，讓其通過思考和處理問題得到有效的鍛煉，利于其綜合素質和開放性思維的培養，也符合當前創新性人才培養的需要。

3.能夠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要求學生之間相互合作、交流，有助于培養學生合作共事和溝通交流的能力。其次，案例教學最突出的優勢之一便是采集大量的經濟事例作為教學內容，具有啟發教育的作用，培養其處理復雜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可以選取現實熱點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如在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講述過程中，以當前熱點國際金融危機及債務危機進行剖析，將理論知識寓于案例之中，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有助于學生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能夠真正領會經濟現象的本質。

二、《宏觀經濟學》中案例教學的選擇

總的來說，宏觀經濟教學案例的選擇力求深入淺出，突出實用性，具體如下：

1.案例的選擇應從實際出發，突出實用性、優良性。如宏觀經濟學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宏觀經濟政策等相應章節案例的選擇應從實際出發，包含經濟學原理的基本要素。就通貨膨脹理論這一節而言，應結合通貨膨脹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的通貨膨脹表現、通貨膨脹的類型、通貨膨脹的影響等多個案例，盡可能多角度地全面闡釋所涉及的知識點。選擇和編寫優良的教學案例是成功進行案例教學的前提和基礎，案例是案例教學的核心和靈魂，也是案例教學區別于其他教學模式的關鍵所在。其中，教師可憑借對經濟現象敏銳的觀察力和概括力，以及通過生活實踐、社會調查收集“第一手”資料，充分發揮教師本人對經濟學理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撰寫具有一定真實性和典型性的案例。其次，可借助其他媒介獲得“二手資料”，這要求教師具有較高的抽象概括能力和素材取舍能力。

2.應多增加背景案例的鋪墊。如前所述，宏觀經濟學的各個理論背景，學生往往并沒有清晰的認識，所以就某個理論只能在該理論內部兜圈子，而不能很好地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進行鋪敘，因此，對宏觀經濟知識感覺晦澀難懂。如在介紹關于國民收入的幾個主要概念以及國民收入循環時，關于宏觀經濟分析的三大市場四大部門的介紹是非常必要的；其次，關于宏觀經濟的學派之爭，也要予以必要的時代背景介紹，否則關于各學派的相互區別，學生多機械記憶，瞬間即遺忘，不能將其作為有機體進行對比分析。如古典學派和凱恩斯學派關于利息理論、貨幣理論的不同，應站在一定的高度進行分析。背景型案例的介紹在課堂教學中能夠恰到好處地進行鋪墊，使學生在情景中實現較好的理解。

3.案例的選取應具有邏輯性和時效性。案例的選擇應注重其內在邏輯關系，使案例分析成為對原理的進一步理解和掌握的過程。如在介紹宏觀經濟學的導言部分，需要先對介紹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二者之間的演進過程進行說明，才能理解“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分離”這兩大分支，在對宏觀經濟學有整體把握的前提下，方可開展后面具體內容的探討。在介紹消費理論的同時，可以用關于蜜蜂消費習慣的寓言故事揭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能結合當前社會中的示范消費、攀比消費、中外消費習慣的不同等小故事情節予以透徹的展示。其次，關于宏觀教學案例的選取應當時刻關注當前經濟熱點及最新宏觀政策的動向。如針對國家目前出臺的宏觀經濟調控，可使許多抽象的宏觀經濟理論可通過發生在眼前的事例來加以闡釋；關于貨幣乘數的講述，可對當前我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分析，并搜集關于我國央行實行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歷年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以及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影響數據資料來分析；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講述，可剖析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以及對未來我國宏觀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形成及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等；關于通貨膨脹內容的講述，可結合目前的物價上漲等實例進行分析，并結合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介紹。通過這些發生在眼前和身邊的案例，使宏觀經濟學涉及的理論不再顯得遙遠和空洞。

第2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一.財政的本質

既然不同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有相同之處，那么，從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財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經濟學中的財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義有許多，可以譯為金融、財務、資金，公共的資金即為財政。只是為了與我國的財政作出區別，才將其譯為“公共財政”。所以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二者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至于社會主義財政支出以前以生產型為主，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當時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為一種現代財政學也是經歷過不同經濟階段的發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較小的，這與那時提倡國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關的。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克服日益頻繁的經濟危機，同時為了防止社會動蕩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設法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由此而導致財政支出的日益膨脹。應當看到從生產型過渡到現代財政學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正符合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著名的“瓦格納法則”，即，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門的相對規模也會提高。

西方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一門關于公共部門的政治經濟學，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他們所說的“公共部門”，指的是與私人部門相區別的另一個經濟部門。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這對于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項經濟行為的效率，按照市場規則來規范政府，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場經濟下規范的財政理論不必冠以中國兩個字，也無須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因為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經濟體制又制約著財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論是任何國家、任何經濟體制，它必然要經歷市場經濟下的財政這一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二.財政存在的必要性

1．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認識財政存在的必要性

財政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緊密聯系的。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國家還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說法可能會有改變，其含義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著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財政是其中的一種，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業、貨幣和債務政策等無法比擬的優勢。另外，財政作為一種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所以財政一端與經濟聯系，一端與政治聯系。

2．市場經濟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效率”。問題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同時完全具備。而只要缺少一個條件，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現運轉失靈。導致市場運轉失靈的基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充分地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價格市場不能決定，所以只能由政府來為其定價。此外市場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失靈情況。下面首先來看共用品理論。

（1）共用品理論

共用品是市場機制發生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種公共服務，既包括無形資產也包括精神產品。由于私人部門只追求利益及大化，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較強，所以私人部門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論對于市場經濟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義。它賦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價格。使得等價交換的原則最終適用于共用品，將公共服務與個人納稅等價起來。使得有效利用資源這樣一個私人經濟原則運用于共用品經濟中。

（2）市場失靈的其它方面

微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一是外部效應。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市場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來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邊際效益同社會邊際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二是不完全競爭的存在。不完全競爭是指某些壟斷行業的存在阻礙著競爭。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給量，從而使的物品的出售價格高于該種物品的邊際生產成本時，就發生了所謂“壟斷”。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邊際效益等于其私人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會造成社會凈效益的損失。如果能通過政府部門的干預，強迫壟斷者增加產量，使價格降至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獲得失去的那部分損失。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表現在微觀經濟領域，宏觀經濟領域同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從微觀上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運用帕累托效率準則來評判的。但是，若將該準則推廣到宏觀，則有些不夠用了。宏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的評判，還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標。這就是就業、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在實現宏觀經濟水平方面的失靈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經濟的波動與失衡。為此，唯有政府擔負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經濟才有可能獲得穩定的增長。

三．市場經濟下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應以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為主，以達到資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場機制能夠完全解決好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再介入。只有當市場發生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不過政府介入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使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預市場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便是財政。那么財政的職能也應該界定在市場機制失靈的范圍內。財政的收支范圍是根據政府職能范圍而確定的。因此這里實質上界定財政的職能就是確定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它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源配置職能。也可以稱其為提供共用品的職能。因為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體現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否則就會發生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過的所謂“公共的悲劇”。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于外部效應的存在。此外還有不完全競爭狀態的存在。當發生這些情況時也有必要通過政府的財政手段對現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使其實現最大價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第3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民辦應用型本科院校;宏觀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課程分析

經濟學是經濟管理學科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程，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問題。而宏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部分，主要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研究資源利用問題，這是一門了解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學科。宏觀經濟學的流派較多，政策主張也不同。中國主流的宏觀經濟學教材大多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從需求管理出發去研究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國內外很有多經典的經濟學教材，但國內高等院校較多的使用的經濟學教材是高鴻業先生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分微觀與宏觀部分。以高鴻業先生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為例，課程的核心內容是圍繞國民收入展開，研究如何在不同的假定條件下國民收入如何決定，如何穩定地以較合適的速度增長。主要涉及的知識點有GDP構成，國民收入是如何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失業與通貨膨脹，以及開放經濟下的短期經濟模型，經濟增長等。給宏觀經濟的運行提供測度指標，通過指標反映總體經濟運行的優良。在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中，我們是個與國外不發生經濟往來的封閉經濟，我們不再考慮單個的個體經濟單位，而是假設市場只有三部門：家庭、企業和政府，有三個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勞動市場。宏觀研究的就是這三大經濟部門在這三大類市場的交互作用，圍繞這三個市場，一步步的放松假設條件，研究國民收入到底是如何決定的。后期再引入國際經濟部門，加入開放經濟，國民收入在開放經濟下又是如何決定的。整個知識體系完整，邏輯性較強，教材中會大量的借助圖表、公式和數理模型來解釋理論，說明現象。國內其他的經濟學教材大多會以高鴻業先生的《西方經濟學》為藍本，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的對理論和案例等進行調整，以適應不同學情的學生。

二、學情分析

民辦應用型本科院校，在本科錄取分數線里相對較低，學校所提供的硬件條件和軟件條件與公辦本科院校相比較都會有差距，提供的教育也遠不能讓現在的大學生滿意。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民辦本科院校自身的努力與改革，人們對大學教育的價值和意義都有了重新的定位與認識。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來說，可能在追求理論知識的道路上沒有一本二本的學生那么強烈，因為學校本身的定位就是應用型本科院校，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動手能力，但我們院校的學生活潑不死板、動手能力強，他們有著自身的優點和長處，高考不能決定一個人的發展，也不能成就一個人的一生。因此，在民辦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學中，關鍵是看學校與教師在其學習生涯中如何引導。

（一）基礎知識不扎實且良莠不齊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有著普遍的特征，特別是經濟管理類專業偏文科性質的，英語和數學等基礎都相對薄弱。所以在學習帶有圖形、公式又偏理論的宏觀經濟學課程時就相對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宏觀經濟學一般在大一的下學期或者大二的上學期，在學完微觀經濟學之后開設。而宏觀經濟學知識體系相對抽象，涉及的理論模型也較多，對數學的要求就相對較高，但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學生普遍數學基礎差，由此也讓學生有畏難情緒，進而有厭學現象，導致教學達不到理想效果。

（二）過于強調動手能力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辦學定位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應用型人才，強調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在這種氛圍中，很多學生，甚至教師都會有錯誤的認知，認為理論學習并不重要，過于重視實踐技能。事實上，宏觀經濟學，是融合了多門學科一門基礎理論課程，看起來比較抽象，難以理解，實用性也不強，這就讓很多學生認為學這些理論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又由于民辦院校辦學時間不長，教師普遍年輕化，好多教師都是從“學校到學校”，研究生畢業后直接走向講臺上課，缺乏實踐背景和教學經驗，對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容易理論脫離實踐，課程學完了，學生只記得孤立的理論概念，更是覺得理論無趣，增加厭學情緒，這直接影響教師的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三、教學模式的思考

（一）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學習目標

在每次經濟學開課之前，筆者都會先利用微觀經濟學里選擇和資源配置的知識點，去了解學生的基本情況，包括對學校的認識，對專業的選擇，對自己學習的目的及以后的工作目標等。通過這樣一個理論結合實際的案例，在強化理論知識的同時，也對學情有了基本了解。例如，2016級電子商務專業的學生說，我喜歡計算機，但是我的數學太差了，就沒敢選計算機專業，而選擇了與計算機有點關聯的電子商務專業，但是不知道原來學習電子商務專業也要學習數學，還要學習比數學看著還難的經濟學；也有學生說到對以后學習的目的，是選擇畢業就工作還是繼續深造，有的同學會選擇考研，既然考研，經濟管理類的專業大部分都會考經濟學，那作為教師就需要適時地引導，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學習目標，要求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多積極主動思考。針對學生的不同需求，在教學中定的基調就是如何把理論聯系實際。亦師亦友，多與學生溝通，每個學生都很優秀。

（二）改進傳統的教學方法

目前，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模式中，以傳統教學為主，教師主講，學生主聽。宏觀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門理論基礎較強的課程，討論和實踐的內容少，又加上學生的數學基礎有限，所以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都會降低。又由于課程課時安排的較少，在規定的學時內，必要的理論講解是必須要有的。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的積極性？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我們不能為了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而忽略經濟學對邏輯分析和創新思維培養的重要性。因此，老師首要的重點是需要開啟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教學中，學生不能只是被動的接受已有的經濟結論，而應該主動將學習到的經濟學理論同現實的問題聯系起來。因此，在教學中，我要求學生關注一周的宏觀經濟熱點問題，5~6人一組，每組設組長，由組長負責這組成員的分工協作，然后由團隊制作成PPT在班級匯報，時間8分鐘左右。宏觀經濟學課程一周一次課，所以每周由團隊集體商討這周匯報的主要熱點問題，不限制內容，但匯報的主題要和所學理論知識能聯系起來。在匯報結束后，教師做點評，并就有關問題的掌握情況發問整個團隊，提高他們團隊合作精神的同時，也鍛煉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還有另外一種內容的PPT匯報，是要求學生在課后去查閱和課堂教學內容有關的資料、書籍，把讀后感制作成PPT匯報，再或者是對某一社會經濟現象的思考制作成PPT匯報，至于內容的選擇，教師不做太多干預，由學生自主決定，最后團隊匯報構成平時成績的考核重點。通過這種方法，學生在實踐能力方面得到了提升，首先，這種分享式的匯報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讓學生更多關注到宏觀經濟熱點問題，把理論聯系實際；其次，學生通過分組作業，鍛煉了學生的團隊協作能力，更加注重團隊精神；再次，學生PPT的制作能力得到提升，上臺匯報的同學在語言組織能力、表達能力和學生綜合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如果課程時間允許，也可以組織學生對熱點問題進行辯論，既開擴學生的經濟視野，也提高學生多方面的能力。總之，教師可以通過多種手段最大限度擴充延展課堂，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教學模式的改進策略

在宏觀經濟學的講授中，教師應該要讓學生明確宏觀經濟學解決的問題是什么，為什么要有接下來的理論講解，理論鋪墊是為了什么？因此，教師要讓學生明白，學習宏觀經濟學與其他專業課程學習的鋪墊作用體現在哪里，與相關專業課程有多大的關聯度？要讓學生的知識框架是完整的，知道不同理論模塊之間的聯系是什么，能夠讓學生腦海中有一個大致的網絡架構，而不是零散的理論堆砌。在教學內容上，以經濟學思維培養為核心，以提升職業發展能力為主線，注重經濟學思維方法，以適用性、實用性和應用性為主，注重經濟學原理與生活生產實例的完美融合。明確宏觀經濟學主要是解決經濟蕭條、失業、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初級宏觀經濟學課程中主要是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從短期和長期兩個層面展開，短期內研究經濟增長主要是學習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四個模型，長期內研究經濟增長主要是生產函數的問題，要實現的目標是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根據專業不同，教學內容的選取也應該有所區別。

（四）注重運用案例教學法

宏觀經濟學雖然看上去理論較強，但是又與社會經濟現象緊密聯系。因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都是經濟學家根據西方市場經濟中發達國家多年的實踐積累總結出來的經濟理論與政策主張。任課教師應該充分挖掘各個理論模塊的現實意義，多關注社會經濟現象，積極搜集相關案例并引入到教學過程中。像近期地產行業由火爆轉入平靜、網紅經濟等熱門經濟話題，學生感興趣，也能帶動學習的氛圍并展開討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鼓勵學生多去關注社會經濟發展，關注國內外時事政治對經濟發展的引導等。因此，任課教師在備課時，對于要講解的內容，先應思考該理論可以解讀哪些經濟現象和典型案例，突出宏觀經濟學的實用性和趣味性。

（五）依托精品課程建設提高教學質量

在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過程中可以依托學校和安徽省的精品課程建設，建立一支優秀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團隊，在教材和教學內容的選取上進行研討，搜集案例，改革教學方法，增加經濟學實驗室教學，實現優質教學資源的共享。另外還要充分利用網絡等輔助教學工具。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平臺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任課教師也可以積極利用這些輔助教學手段。當代大學生對手機等網絡資源越來越依賴，可以充分利用這一特點，讓老師和學生之間建立溝通渠道，可以整合資源建立網絡精品課程，建立溝通學習溝通平臺，或者課程學習微信群、QQ群等，可以在這些平臺上溝通交流自己的教學心得，可以解惑答疑，增加了學習效果的同時也增進了師生之間的友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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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占金剛,詹滿琳,黃偉新.應用型本科院校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法的運用探討[J].欽州學院學報,2016（5）

第4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5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財政赤字作為一種世界性現象存在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不同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國家中。表面上財政赤字都是政府財政支大于收的差額。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面臨普遍性的經濟難題。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赤字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赤字有著本質的區別。財政赤字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是資產階級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固有的矛盾決定了財政赤字客觀存在的必然性。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財政赤字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我國在指導思想上歷來對實際赤字政策。財政赤字也絕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社會主義制度下財政赤字，無論是產生的原因、發出的過程，還是彌補的方式、以及形成的后果，都明顯地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赤字。嚴格地區別兩種不同制度下的財政赤字，是分析我國財政赤字的理論前提。

在我國，財政赤字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在許多經濟學論著中列為專題加以論述，。有關財政赤字的專著也陸續出版。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財政理論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在原則指導下我國財政赤字理論研究，一直與綜合平衡理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結合我國的實踐，對赤字的成因、后果、彌補方式及治理對策等多方面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從中得出許多有益的結論，在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現實服務中使財政赤字理論不斷向前推進。然而，目前的赤字理論研究，仍存在種種不足之處，諸如：僅限于政府財政收支范圍或至多把財政銀行關系當作分析的重點；由于財政赤字分析中的“顧慮”頗多，理論研究中的極端化、定式化的傾向時常出現，甚至以政治定論取代經濟分析；側重宏觀分析，缺乏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分析，忽視企業和家庭部門貨幣收支對政府財政活動的影響；赤字理論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薄弱，等等。因此，拓展財政赤字理論研究的視角，轉換思路，并確立和選擇一種較為科學與全面的赤字理論研究方法顯得尤其重要。主要是：跳出單純的財政收支框架，把財政赤字作為內生經濟變量，置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之中，對財政赤字進行全方位的、多視角的考察；運用實證描述的方法，從國民經濟四大主體部門入手，著眼于整個社會資金的流動與平衡，從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結合的角度，對財政赤字進行綜合分析并探尋相應的基本對策；對西方的赤字理論采用批判吸收的態度，借鑒其中對研究我國財政赤字有用的研究成果。

本文最終的基本結論是，以短缺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拋棄“財政赤字幻覺”，不能寄托財政赤字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任何“通貨膨脹紅利”，從指導思想上樹立反赤字政策的思想。財政赤字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政府財政收支差額問題，連年的巨額的赤字是國民經濟運行出現偏差的結果，是經濟生活中諸多的深層矛盾在財政上的綜合反映，是宏微觀經濟效益嚴重下降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的集中表現。因此，抑制和消除財政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從調整國民經濟運行機制入手從事綜合治理，通過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盡快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秩序，將國民經濟導向穩定、持續、協調發展的軌道。

二、

從政府部門入手分析財政赤字，首先剖析了財政赤字的特征，提出時間上多年持續、數額呈擴大趨勢、彌補方式單一和赤字債務化是目前我國財政赤字的基本特征。進而分析了財政赤字的成因及其有關的財政問題。

（1）政府的支大于收是形成財政赤字的直接原因。 1979年以來，國家財政面臨著建國以來罕見的日益增大的支出壓力，支出規模剛性增長，支出結構僵化，財政收入增長緩慢而且增幅波動較大，收支增長趨勢的綜合結果就是赤字的擴大。因此，堅持緊中有活的方針，控制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提高支出效益，完善稅收制度，加強征管，保持經常性收入的適度增長，是逐步縮小以至消除財政赤字的主要財政政策措施。 形成財政赤字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宏微觀經濟運行的不均衡，經濟結構各種內在矛盾相互交織和加劇，國民收入超額分配，“雙包干”與“雙比例”的沖突，財政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失誤。因此，逐步消除財政赤字的根本出路是從整個國民經濟出發，從事綜合治理。

（2）投資與財政赤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重新估價投資膨脹是分析投資與赤字關系問題的理論前提，判斷積累率高低的唯一標準，是看積累所處的客觀環境以及有限的積累資金是否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了實現現代化，必須使全社會保持一定的具有宏微觀經濟效益的積累率。現行投資體制固有的種種弊端，加大了國家重點建設資金不足的壓力。而膨脹、扭曲和低效的地方預算外投資愈演愈烈，投資吸納能力下降，又加大了國家財政赤字規模。相反，巨額赤字降低投資率，減少總供給的增加，影響企業有效投資，從整體上破壞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因此，重塑政府投資主導地位，正確把握投資與經濟發展辯證關系，是治理財政赤字的客觀要求。

（3）政府債務與財政赤字的關系一直是我國財政理論研究中長期爭論的問題。這一爭論直接影響著財政赤字概念的界定和量度標準的選擇，涉及到如何正確認識新時期國家信用的歷史地位和我國財政政策的確立。在我國，國債三大功能正常發揮的前提條件不能忽視，過度的政府債務勢必造成國家財政更加困難，也有可能在增大貨幣擴張壓力的同時誘發通貨膨脹。不宜以理想主義態度來期望現階段的國債可以創造奇跡，長時期內被迫地度地利用債務形式分配社會資金，使國民收入增量難以彌補財政赤字的資金重要。

（4）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實質上是一個財政赤字的資金源泉問題。不同的赤字彌補方式似乎沒有固定的排列順序。國債固然是我國有計劃商品經濟建立和發展中較為理想的彌補方式，但也必須適度。財政透支作為目前財政銀行關系之間矛盾的焦點也不能回避，政府借款行為會影響整個金融系統的貨幣收支運動。不同的赤字彌補方式對經濟生活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財政透支表現出有別于其它彌補方式的特征。作為客觀存在的經濟現實，財政透支已經成為總量平衡的法碼。正視現行體制下財政透支的弊端，承認財政透支對貨幣供給量的擴張性影響，不能將財政透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唯一方式。“興利除弊”，健全赤字彌補機制，是解決財政透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三、

從銀行部門入手對財政分析表明，財政赤字的金融成因不容忽視。財政信貸的綜合平衡比任何歷史時期都顯得格外重要，財政銀行兩大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合理分工與密切合作的現實意義也愈加明顯。

（1）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財政赤字固然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但絕不是通貨膨脹的元兇，問題的關鍵在于宏觀經濟的總體平衡與決策。通貨膨脹使國家財政陷入萎縮狀態，它對國家財政的消積影響難以通過國家財政自身的平衡機制予以消除。信用膨脹造成的擴張性貨幣投放是產生通貨膨脹的前提，遏制信用膨脹勢頭以防通貨膨脹死灰復燃是當務之急。

（2）巨額財政赤字易使利率呈上升趨勢，利率管制使我國財政赤字對利率的上揚作用以擴大社會資金供求缺口、加大社會總需求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從有效地抑制財政赤字角度出發，目前不宜實行低利率政策。利率杠桿作用的真正發揮尚需創造相應的條件，但可以" 放開利率作為我國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突破口，在資金價格非管理制因素下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矯正其它經濟信號的失真工作應同步進行，在有計劃商品經濟逐步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利率是有效抑制財政赤字的理想經濟杠桿。

（3）一個與財政赤字毫不相干的金融體制尚未建立，金融機構的微觀金融運行對財政赤字的生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專業銀行自身低效益運行及其和國家財政緊密的資金聯系，決定了它是財政赤字微觀金融成因的一個基本因素。基層專業銀行經營虧損，銀行信貨、結算、貨管工作上的失衡與混亂，微觀金融運行中的扭曲現象，最終都以加大國家財政困難為代價。一個穩定的經濟需要有一個健全的金融業作保證，專業銀行企業化經濟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應以不加大中央財政困難為前提。

（4）宏觀金融運行中的矛盾尤其是中央銀行自身貨幣政策的失誤，是造成財政赤字的宏觀金融成因。追求最大效用的金融決策者行為，自然也帶有一種通貨膨脹傾向，因此，“貨幣政策財政化”的結論不能完全成立。相互矛盾的雙重貨幣政策目標難以使國民經濟走向良性循環的運行軌道。在新舊經濟體制轉軌時期，過度發行的貨幣并非完全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它更多地是由面對混亂的經濟秩序無能為力以及“樂善好施”而又缺乏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自身素質決定的。因此，從消除財政赤字和穩定經濟角度出發，正確的宏觀金融對策應是實行單一目標的貨幣政策。在此基礎上，要強化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職能，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機配合。

（5）財政赤字環境下，為了緩解中央財政的困難，適時地將部分社會保險基金納入國家財政的建設預算體系，具有現實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這不僅是一個保險基金投資流向轉化問題，而且也是我國資金積累模式歷史轉變時期的客觀要求。不宜過分強調保險機制的金融功能而忽視其財政功能，理論上澄清財政與保險的內在聯系實屬必要。財政部分地運用保險基金，要求建立一種“財政金融型”保險運行機制，以購買政府債券作為財政運用保險基金的基本形式，并通過法律的形式重新明確國家財政與保險業的關系。

四、

從企業部門入手對財政赤字的分析表明，通過企業改革，特別是搞活大中型企業，來增強國家財政力量，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問題，深化企業改革，增強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以技術進步帶動經濟效益的提高，是逐步消除財政赤字的正確選擇。

（1）財政赤字環境下的企業行為與政府行為偏差的出現絕非偶然，完善政府行為和市場環境是實現企業行為合理化的關鍵。企業諸多扭曲行為是以加國家財政負擔、增加財政赤字為代價。外部環境惡化中的企業扭曲行為以及整個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又是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障礙，這是形成國家財政赤字的深層次原因。難以矯正的企業扭曲行為，造成工業企業總產值對國家財政收入增長的邊際貢獻能力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2）在我國總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沒有根本改觀的宏觀經濟運行中，高投入、低產出的企業低效益經營機制，是形成財政赤字的源泉所在，這也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痼疾和國家財政收入增長的陷井。企業虧損只是目前企業效益低下的表癥，實質則在于多年來我國經濟中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尤其是結構性矛盾的加劇，而規模經濟困擾又與結構性矛盾交織在一起，造成企業純收入增長滯后于產出的增長，規模經濟效率下降，企業成本增長過快，邊際利稅率遞減，虧損補貼增加。因此，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是根治財政赤字的根本性措施。

（3）技術進步意味著規模經濟水平的提高，它是工業化的核心問題，推進企業技術進步是增強國家財政力量的戰略取向。長期以來，技術進步因素對企業的激勵作用和增加國家財源的功能被忽視，企業設備陳舊，工藝落后，產品性能差，大量人、財、物的投入換取的是較小的產出，經濟發展速度名義上很快而國家財政力量薄弱。企業折舊制度從技術進步角度反映了企業部門經濟運行與國家財政發展的關系，現行企業折舊制度固有的弊端最終導致企業發展后勁不足，國家財政隨之萎縮。目前國有企業技術進步落后的現實，要求國家對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改造采取傾斜政策，適當地增加技術開發基金的比重。集中力量清查和評估國有資產，大力推進企業技術進步，是培植財源進而增強國家財政力量所必須采取的措施。

（4）企業金融力是企業活力的主要內容，它具體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籌措、運用資金的總體能力。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資金往來日趨密切，企業金融是政府金融的必要補充。我國企業金融力疲軟狀況一直干擾著國家財政收支的平衡。無論是企業籌資行為扭曲，“三角債”大量累積，還是企業資金成本直線上升、預算外資金膨脹，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因此，增強企業金融力便成為有效地抑制財政赤字的著力點和增強企業活力的核心所在。

五、

從家庭部門入手對財政赤字的分析表明，居民家庭部門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日益顯著，它與政府部門保持著相當緊密的資金聯系。居民家庭的資產選擇行為與財政赤字的生成和變動密切相關。

（1）家庭部門是目前我國最主要的資金供應者。家庭部門作為社會經濟運行中的三大主體之一，其貨幣收入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特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的財政活動。國家財政為居民基本生活需品提供價格補貼。職工普遍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等，都使國家財政資金較多地流向居民家庭部門。離開對居民家庭部門貨幣收入的分析，難以從社會資金流動及平衡角度把握財政赤字。

（2）人口膨脹和不規則流向所帶來的教育、就業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給國家財政的壓力越來越大。人口高增長態勢引起的增加社會公共支出的需求，必然會面臨嚴重的資金限制的現實，造成現有的社會福利往往成為必須調整的變數。我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制于伴隨人口膨脹而同時產生的失業。社會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存在，意味著同一時期內居民家庭消費開支增大，而為政府部門提供的資金減少。巨大的就業壓力足以使政府財政處于經常的窘境狀態。大量、長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轉移，加速了財政赤字的生成過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人力資產投資，對于解決人口質量問題的作用不能期望過高，相反，國家財政赤字會在社會保障制度維系現狀的條件下進一步加大。

第6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經濟學；生產理論

作者簡介：劉鳳義(1970－)，男，滿族，河北圍場人，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企業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3；F0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產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經濟學，都有著豐富的內容，而且他們關于生產理論的淵源、具體內容等還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很多人因此認為，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是關于資源配置的一般理論，且有著較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們搞市場經濟，完全可以拿過來“為我所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層面的確有可借鑒之處，但在方法論上卻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對兩種范式的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以期為經濟學的創新拋磚引玉。

一、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研究；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歷史的、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把勞動者既看作生產要素，又作為生產主體來研究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研究生產者如何通過對生產要素的組合，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決策行為，這一研究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以此為基礎，他們建立了以生產函數為基礎的生產者的決策模型。“生產函數是一種技術關系，被用來表明每一組具體投入品(即生產要素)所可能生產的最大的產出量。在每一種既定的技術條件下，都存在著一個生產函數。”(薩繆爾森，1992)為了分析方便，生產函數通常表示為：Q=f(L，K)。生產理論基本內容就是通過生產函數，來研究在各種不同約束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如何通過不同組合形式，實現產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應該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通過建立對現實生產過程高度抽象的數學模型，用簡潔方式描述物質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運用一般形式的生產函數可以分析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對物質生產過程做技術分析，找出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對產出的影響；掌握生產過程中的突變機理，不失時機地調整資源配置方式以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等等。

然而，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建立起的生產理論存在嚴重悖論：即“經濟人”假設把每個人作為自由選擇的主體與生產理論中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之間的邏輯悖論。

在西方經濟學家那里，“經濟人”被看作是對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充滿了自由、平等和博愛，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必然達到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按照這一信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進行，每個行為主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標進行理性選擇。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勞動者；同樣，勞動者也可以自由選擇資本所有者。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約關系。可是，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看到的卻是與“經濟人”假設相背離的另外一番圖景，在那里，能夠按照“經濟人”行為行事的只能是資本所有者(或稱之為廠商)。他們可以依據等成本曲線、等產量曲線等函數關系，通過自己的理性選擇，為實現最大化目標，任意選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排列組合。而勞動者，則僅僅被視為同資本一樣的、服務于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在這里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完全被剝奪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

正是由于把勞動者僅僅看作同資本、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生產性，在生產的過程中，它們共同創造了商品的價值。每個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率，可以通過邊際生產力來衡量。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也就成為分配理論的依據。對此，薩繆爾森(1992)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產理論是作為對收入分配理論討論的序曲，“在經濟學的生產論中，可以找到這種要素定價的關鍵。”所以，“對經濟學中的生產論的一個概略分析可以給理解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鑰匙。”接下來，他們自然就把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搬出來：基于價值創造的貢獻，資本獲得利潤(或利息)、土地獲得地租、勞動力獲得工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多么公平的社會制度呀!

有人可能會說，勞動者也是“經濟人”，西方經濟學已經論證，作為消費者，勞動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進行理性選擇；作為勞動力的要素提供者，他們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則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于這種觀點，馬克思(1867)早就指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至于從消費者的角度把勞動者當作“經濟人”的說法，馬克思也作過深刻分析，馬克思指出，消費是由生產決定的，所以，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決不是單純由個人的理性選擇決定的。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經濟學關于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歷史的、現實的人基礎上的。

應該說，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人”，這一點看上去似乎與西方經濟學沒有區別。但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個人，決是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講的“經濟人”，而是現實生產關系中的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理解這種生產關系，才能理解這種關系中活動的人。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個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觀點，就是因為他們脫離開生產關系來研究人的經濟行為。馬克思把經濟學分析的人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反對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也反對西方經濟學把人看作生來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經濟動物，并認為個人動機決定社會生產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既然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就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

馬克思強調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性和客觀性，同時認識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的生產理論中，勞動者絕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構成能動的生產主體。在創造財富的生產過程中，人作為獨特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勞動這一要素是能動的。勞動過程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實在性的統一。勞動不僅創造了人本身，而且創造著人類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條件。勞動者作為生產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是精神能力和軀體能力的有機統一。他們總是有目的性、計劃性，即主觀能動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再蹩腳的建筑師也比蜜蜂建房有“計劃性”。正因為人的勞動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才不僅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而且創造新價值。社會發展既是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自身不斷走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過程。

同時，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其勞動也必然是在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這使得勞動不再是單個人的孤立行為，而是群體或階級行為，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會因社會生產關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勞動可能是在共同勞動、地位平等、產品平均分配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憑借經濟權利強迫另一部分人勞動，產品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這樣一種階級地位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進行。這種生產關系的性質，最終決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資本家之所以獲得剩余價值，是因為他們擁有占有剩余的經濟權力，決不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對這些要素創造價值的回報。

正是因為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生產過程，所以，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不僅僅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含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經濟學的生產效率含義，不僅僅來自于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組合，還來自于對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勞動者之間、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工協作的協調、組織管理的科學等等。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只研究生產一般，因而使用價值(即效用)范疇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經濟學則不僅研究生產一般，更注重研究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因而把價值范疇作為研究的核心

薩伊是把西方經濟學生產理論引向純粹對生產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產定義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薩伊這個關于“生產”的定義，表面看來無非一個關于“生產一般”的定義，但實際上這背后隱藏著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將發生重大轉變：即這個定義把經濟學引向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薩伊的生產觀對后來西方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薩伊之后，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森等，都把研究財富生產一般作為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比如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論著作――《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中，明確強調了西方經濟學只研究生產一般的觀點，他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這樣經濟學純粹成為一門關于“選擇”的學科。經濟學的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再探究生產和分配變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量’達到均衡的條件，……我們不再把經濟系統視為一架生產總產量的機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決定這種產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種比例分配這種產量，而是把經濟系統視為人與經濟貨物之問的一系列相互依賴而在概念上又獨立的關系……”顯然，在羅賓斯那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制度性因素被徹底隱藏起來了；與之相適應，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只是“人與經濟貨物之間”的關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對生產一般研究的理論意義，然而，抽象掉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只研究生產一般的生產理論，就必然使經濟學“使用價值”成為研究的核心范疇，從而導致經濟研究存在諸多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突出表現在：(1)它是建立在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的基礎上的，把資本等同于生產工具，把資本主義生產歸結為生產一般，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形成過程的同時就是價值增值過程；(2)它混同了產品和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區別，抹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是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卻被用來為替資本主義分配做辯護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做佐證；(4)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的數學抽象方法只能說明漸變的有連續性的生產過程，不能反映生產過程中的突變現象。也就是說，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時期生產力飛躍發展的生產過程，也不能正確地描述生產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桎梏時生產過程的躍變。因此，有必要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有參考意義的東西，建立基于勞動價值論的、不同層次的生產函數(吳易風、王健，1994)。

西方經濟學只研究使用價值，不研究價值，更不理解價值本質，所以，長期以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廠商理論始終回避對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分析。在他們那里，企業始終是一個“黑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看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抽象掉人與人之間關系分析廠商行為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試圖運用“契約”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引入廠商理論，提出了分析廠商內部人與之間關系的基本框架，從而建立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的企業理論。

然而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們研究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時拋開了生產領域，而是局限在交換領域；他們所說的制度，不是生產關系，而是上層建筑層面的一些具體規則。本來，科斯在他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試圖通過視企業為等級制度，把企業內部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與市場交易的自愿平等關系區別開來。循著這一思路，人們可以進一步研究企業內部契約關系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問題。但在1988年的論文中，他又否定了這種認識，他甚至認為這個觀點是那篇論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為它誤導了人們的注意力，使經濟學家

忽視企業的主要活動――企業經營。科斯這一觀點表明，他批評把企業看作不平等關系所結成的契約的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的經濟性質就在于節約交易費用的主張，從而把新制度主義者通過對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企業經濟性質的道路徹底堵死了。因而，他們的企業理論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劉鳳義，2004)。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側重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的雙重關系相適應，生產中的資源配置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體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屬于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體現在一般的勞動過程中，它是一切社會形式的生產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間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這是人類社會進行生產永恒的主題。然而僅僅研究生產一般，無法真正理解具體社會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經濟學認為，研究物質生產只能是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抽象的生產一般，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經濟學研究生產理論時強調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所以，“價值”范疇而不是“使用價值”范疇才成為其生產理論研究的核心。馬克思批判古典經濟學時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確立了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內部的生產關系提供了“鑰匙”。西方經濟學家對此并不理解，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無非就是確定商品交換的量的比例的理論而已。對此，斯威齊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和攻擊，在于他們看待價值問題的態度，使他們有偏重交換比例的傾向，而忽視那隱藏在表象后面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批評，連篇累牘，而難得有一個字談到抽象勞動。

正是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馬克思科學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進而指出在資本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約，占有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同時，資本家用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從而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及其運動規律，就通過價值范疇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也正是運用價值范疇，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經濟的關系科學揭示出來了。國內一些學者談到企業理論，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學派的觀點。筆者認為，從方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學派更為科學的企業理論方法論。突出體現在：馬克思以歷史的、現實的人作為企業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從資本統治下的分工與協作關系中揭示企業的起源與演變；在對生產過程的考察中揭示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通過科學區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破譯“契約自由”的神話(劉風義、沈文瑋，2004)。這些深刻的內容，在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中都無法揭示出來。

三、西方經濟學用個人主義方法，把生產理論僅僅置于微觀領域來研究，致使其理論體系在微觀與宏觀上形成脫節；而經濟學則運用唯物辯證法，在宏觀和微觀的有機聯系中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問題

西方經濟學家把生產理論僅僅視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他們的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方法論密切相關。西方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量上的差別，社會就是個體的集合，總體等于個體的簡單相加。基于這一方法論的生產理論，只需要在微觀領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問題無非是微觀經濟問題的在量上的簡單加總而已。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在研究總量問題時，是通過以微觀領域的生產函數為基礎的加總來進行的。他們假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廠商都是理性“經濟人”，都能夠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投資，那么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是最優的。新古典理論以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為基礎，建立了技術關系的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理論，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這種相對價格也是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指數。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給定偏好和技術，可以求出最優解。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討論宏觀經濟問題時，創造了異質品模型中的總量生產函數這一與相對價格完全不同的理論。顯然，如果是單一產品模型，總量生產函數的使用是沒有疑義的，但把總量生產函數套用在異質品模型中卻背離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理論的宗旨。

盡管西方經濟學家中出現了像薩繆爾森這樣的新古典綜合派，但至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嚴重的矛盾中。盡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試圖把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微觀基礎上，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起來。但問題是“以新古典總量生產函數為基礎的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實物分析，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和現實經濟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衛萍，2005)。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經濟學不僅克服了經濟學研究的形而上學思維，正確處理了微觀與宏觀的辯證關系，而且通過在商品生產中抽象出價值范疇，建立了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橋梁。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個體是作為有機組成部分的個體，而整體又是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有機整體，二者是辯證統一關系。作為經濟學研究方法，個體分析和整體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簡單對立起來。但二者的結合又不是簡單相加，它們之間通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有機聯系起來的(胡釣、劉鳳義，2003)。

在經濟學中，沒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嚴格界限，這是因為微觀與宏觀是相對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機融合才能揭示經濟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無論是從三卷內容的整體安排上看，還是從每一卷具體內容的分析上看，處處都能體現出個體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在第一卷研究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時，馬克思以單個資本主義企業作為分析的起點，接著從第2篇到第6篇，通過對單個企業的剖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然后，在第7篇研究資本主義再生產，則是從整體上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從而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從《資本論》三卷整體來看，對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研究，也是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馬克思通過提出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等微觀概念，逐漸上升到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宏觀概念，把資本主義生產特征及其實現形式徹底揭示出來了。

第7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郭凱想象中的王二，是“一個沒有臉譜的人物”，于是，在他的系列專欄文章中，面目模糊的王二卻漸漸有了幾十張面孔：他排隊購買火車票、賣糧食、買地皮、蓋房子、搞裝修、去打工、開公司、上三險一金、去香港打醬油……王二這個普通人，就這樣擁有了生命中的種種瑣細平常，和我身邊的你、你眼前的他，并沒什么不同。

郭凱講述王二這些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故事，為的是闡述轉型中國必須面對的林林總總的具體經濟問題——收入分配與公平、稅制、房地產、貨幣與匯率政策、發展模式、政府信用、民粹主義、知識產權、人口。郭凱并沒有像許多經濟學普及讀物那樣重點介紹個人的微觀經濟決策，而是以小見大，希望能在宏觀經濟的層面上，“或是表述一個觀點，或是澄清一種誤解，或是提供一個思維的角度”，而且前提、假設、邏輯和結論也都一應俱全。

郭凱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寫經濟學，為的是以王二這個簡化了的“代表性主體”為例，抽象化、濃縮化地理解和描述真實世界。另一方面，郭凱也希望通過經濟學模型的文字化，“講一個誰都能聽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關鍵所在”，盡量避開佶屈聱牙的專業術語，簡單、明了、直觀地展示經濟學原理的強大解釋力。

實話說，郭凱的這本書并不容易讀，因為他剖析的經濟問題紛繁蕪雜，而且正好發生在大變局、大轉型的時代背景之下，更因為他力圖把背后的經濟學說清、說準、說透。郭凱擅長和專注的是國際金融和開放宏觀經濟學，這絕對是初學覺得容易、越深研越覺得高深莫測的領域，但他在談及相關問題時，總是可以精準地勾勒出理論的精妙與現實的復雜，在“深入”之余，也做到了“淺出”，讓人讀起來興致勃勃，欲罷不能。例如，“王二往一桶水里固定兌上半桶酒”和“李四往酒里兌水直到口感合適為止”的區別，就是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之間的差異。專種水果的王村和相鄰專種梨的李村協議把水果的交換比例固定下來，卻因為各自收成波動總是不同步，最終讓王二這樣投機倒把的人把君子協定攪和得失效，恰恰可以說明維持固定匯率的高昂代價。賣糧為生的王二因為公家提高糧食收購價而存款縮水，正好有助于理解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外匯儲備價值的影響。而當王二貪小便宜、舍近求遠地去購買鄰村便宜兩成的低價醬油時，他的套利活動最終也逃脫不開無貿易障礙前提下的價格傳遞效應，也就是著名的一價定律。

雖然郭凱謙虛地說“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領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說很外行的話”，但作為同樣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同行來說，我卻十分贊賞他對“外行”的房地產領域的分析與解說。存糧越存越不值錢，王二必然會選擇買地；類似地，如果存款利息還趕不上通貨膨脹，哪怕房價再高買房投資也不算虧，所以說，“中國這么多人買房用于投資，其實是對中國投資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個理性、自然、正常的反應”。更有意思的是，郭凱構建了一個產權清晰、激勵明確、房地產業迅猛健康發展的“樣板城市”，抽象掉“任何現實中可能存在的腐敗、壟斷、和各種丑惡”，然后告訴我們一個意外的結論：如此充分競爭完美的市場經濟，也未必會帶來社會選擇意義上完美的分配結果。對勤奮工作的王二們來說，擁有自己房子的夢想很可能會一次次地被高漲的地價房價打破，“干得越辛苦，掙得越多，房價也越高，而最后主要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在郭凱看來，房價問題絕不只是價格問題，更是分配問題。“在本質上沒有動力調低房價的地方政府”，正是推動房價不斷走高的根源所在，期望單純依賴行政手段去調控房價，最終只能是緣木求魚、無功而返。

“收入分配問題，也許是當下中國面臨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郭凱之所以一直反對限購、限價等政策，之所以持續關注春運火車票價、油價、房價等等價格問題，其所有分析的著力點與落腳點正在于此。當然，郭凱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局面原因不僅僅是機會不均、權錢交換、壟斷收益、利益集團，還包括了經濟本身的高速增長，“就像一個用百米沖刺速度跑馬拉松的國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還有很多人被遠遠落在后面”。但他提醒我們，我們需要做的不應是質疑市場機制、加重政府戲份、人為控制再分配，而應是加大市場化改革力度，因為這些問題“不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結果，而恰恰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市場經濟”。

事實上，郭凱最想向讀者介紹的，不僅僅是經濟學常識，還有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維方法。他就像劉瑜所說，“既不意圖取悅政府，也不意圖諂媚民眾”，不預設觀點，不立場先行，更不會輕易給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鮮明態度。春運火車票價不應漲價、大石油公司壟斷并非高油價主因、延長養老保險年齡勢在必行，他的這些觀點與主張，很可能讓自己被批評和攻擊。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無論是在理想主義光芒關照下尊崇純正的計劃經濟，還是在經驗主義信條下視市場為圭臬，其實都應該相信，通過有效率的、有自改進演化機能的、有良知的市場來開展交換活動，可以使參與者獲得更好的福利。但這里強調的不應是“市場交換”這一看似絕對的“鐵律”，而應是“參與者獲得更好的福利”的目的。

第8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相對軟性,動態性,政策性,成因,內容,意義

    「正文

    所謂經濟法的相對軟性,主要是指,在經濟生活急劇變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經濟變化的影響,經濟立法變動較快,法律規范與經濟政策之間的界限不甚明顯,較之傳統穩健的具有大陸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顯得較為靈活和多變,并且在經濟執法或司法中顯示出非嚴格性,所以借助國際法中“軟”的概念,取其不穩定、不強硬之意,對經濟法法律規范本身的特點進行一些描述。

    一、 經濟法的動態性

    (一) 經濟法動態性之界定

    法律之穩定性作為法之價值體現,一直以來為學者青睞有加,人們可以憑法而對自己的生活有預期,進而確定自己之行為模式,成為法之社會功能的重要表現。但從本質上說,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絕對穩定的,因為“穩定性和確定性本身卻并不足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還必須服從進步所提出的正當要求”,而經濟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運行”之法,基于調整對象之多變性,更需適時適度的作出變動,體現出獨有之特征。

    首先,“市場失靈”的理論給經濟法提供介入市場的理論基礎。“由于市場缺陷出現的逐步性、階段性、市場缺陷的相對性以及不同性質的市場缺陷的存在,導致不同時期市場對國家干預的需求在質和量上有差異;又由于干預成本、干預能力及經濟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預的范圍不可能一成不變”,因而使干預范圍之確定變得相當復雜而有動態性,國民經濟的各領域都可能成為國家干預之對象,只是在不同階段實際受干預的領域不盡相同。

    其次,既使市場良性有序的運轉,也并非意味市場即靜止不變的,而處于運動發展之中,因而國家不必時刻對某種經濟關系進行干預,經濟法的主體范圍會發生變動呈現出一定之動態性。

    再次,從經濟法之發展趨勢來看,深受經濟學理論之基礎性影響,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大蕭條,凱恩斯革命,大滯漲,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思想通過經濟政策滲透至經濟之法,基于經濟學理論之百家爭鳴及統治者之選擇使用,經濟法也呈現出方向性之變動。

    故經濟法的動態性可界定為:經濟法不可一成不變,為了實現國家干預經濟之職能,必須隨著社會經濟形勢和市場之變化而變化。

    有些學者在界定動態性概念之后,特將動態性與不確定性,模糊性作比,認為 “動態性是具一定客觀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不確定性則不可避免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種不確定性,是法的類屬邊界和性態的不確定性”。然而在法哲學之法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觀念上我們已知道:我國雖繼受前蘇聯之“法的統治階級意志說”,但社會生活之實際、客觀規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脫離了經濟基礎與人們內心對公平正義之認同,法律的社會功效是會大打折扣,甚至于淪為“惡法”的。故在談論法之動態性時,就已經包含了法之客觀性之基礎問題的認同,無需再強調之。

    (二)經濟法動態性之成因

    1.經濟法的外部條件決定之

    首先,“市場失靈”的存在。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為基礎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運行方式,“雖然不具有統一的智力,它卻解決著一種當今最大的計算機也無能為力的涉及億萬個未知變量或相關關系的生產和分配問題。”但在市場經濟中,價格調節和經濟個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即市場失靈。表現在:

    (1) 市場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產品和維護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公共產品具有強烈的“外溢性”,諸如市場主體可以不付代價地得到外部之經濟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損害而得不到應有之補償。而且諸如國防、消防、科教文衛等公共產品,市場機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場競爭的失靈。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往往導致壟斷,而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就會破壞市場機制,排斥競爭,導致效率降低。

    (3) 市場不能實現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場交易原則的平等自愿和等價有償,但由于經濟個體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收入水平必然會有差異,且價格隨供求波動,市場的自發調節易引起收入差距擴大,使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即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場調節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價值規律對市場的調節實際上是一種事后調節,從價格形成、信息反饋到產品生產,有一定的時間差。

    (5) 市場信息不對稱。市場主體是有限理性的,市場價格的滯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雙方不對稱的信息分布,會引發主體的投機主義逆向選擇的道德風險以及商品市場的劣幣驅逐良幣。

    (6) 存在經濟周期。經濟周期是個人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場體制中,每個市場主體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沒有一個主體在主觀上為市場的宏觀效率負責。也就是說,市場是一個沒有“大腦和心臟”的機體,因此運行過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難免。

    市場失靈是在市場發育過程中逐步顯現的,隨著經濟結構、經濟規模、市場成熟度的變化而波動,從而呈現出“動態性”。故對此進行干預的經濟法也必然具有動態性的特征。主要為調整的手段具有綜合多變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敗”的存在。主張運用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干預經濟的各種經濟理論,基于一種認識:即政府比單個經濟主體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種意義上是說政府是一個全知全能的單一主體,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單個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中的試行錯誤。但上世紀70年代“大滯漲”之事實表明,與市場機制的運作失靈一樣,政府也存在失靈。其根本原因在于強調政府對經濟實施高強度干預的主張,過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現代科學技術水平的制約下,政府還不具備足夠的能力去準確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異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與整個社會的要求相一致的社會偏好。因而政府事實上很難做到能夠在最合適的時機、以最適當的強度實施對經濟的干預。而且,即使作為理論概念的政府能作到這一點,也難以保證具體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對政府意志之忠實貫徹,這將帶來巨大的成本。

    故應有謹慎認識政府作用之基礎上,承認政府對經濟之干預,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既能使這種干預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彌補市場機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潛在邊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經濟上,表現為經濟法的調整范圍之不固定性:當市場出現失靈時,需要將原本不屬于經濟法調整的對象納入調整范圍,表現為一定之擴張性。當市場失靈因國家干預而得到彌補后,由于政府失靈的客觀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預之手”,經濟法之調整范圍因而收縮,表現出一定之回復性。

    2 經濟法的自身品格決定之

    首先,經濟法的動態性是由經濟法宗旨決定的。經濟法的宗旨是“政府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經濟運行進行協調,以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保障經濟公平與社會公平,實現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為實現此宗旨,經濟法將其著眼點放在社會經濟運行的各種具體變動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即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著眼于價值規律在微觀經濟領域的運用上。而且從時間上看,市場機制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社會和市場中的各種具體變動因素則具有較大的波動性,多變性。故針對這些變動因素的國家干預也必然具有多變性。

    其次,經濟法的動態性也是由經濟法性質決定的。現在多數學者對經濟法之界定為社會法性質,以期彌補無法純粹將之納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烏爾比安對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寬先生關于現代公私法之觀點:公法調整政治關系以及國家應當實現的目的,有關國家的穩定;而私法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為個人利益確定條件和限度,涉及個人福利。可以認為經濟法帶有強烈的公法性質,其任何一種經濟法律關系都體現出國家公權力的存在。與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權法不同,經濟法之授權法性質又給予經濟法的調整手段和途徑以較大的空間,時時與民商法等私法耦合,這就決定了經濟法變動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這類純粹的私法。因為作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體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圍內排除法律、政府的積極介入,民商法之調整手段可具有原則性統領意義,具體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豐富之,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而國家作為經濟法律關系的一方主體,其權利和義務的運用不允許隨意變通,社會經濟的變化導致舊的經濟法的不適應,不能由經濟法律關系主體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過經濟法的變動去克服。

    (三) 經濟法動態性之內容

    1.變動性

    如前所述,經濟法在調整手段、調整范圍、調控主體等一系列方面隨經濟社會之變動而變動,故此不加以贅述。

    2.擴張性與回復性

第9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2011年5月，中國會計學會組織召開“會計指數研討會”，此次會議就會計指數編制的思路、方法達成了高度的統一。近年來，國內外已有不少學者對企業財務指數進行了探索，洪葒，馮自欽，張友棠 （2009），從財務競爭力的“時空”解析入手，系統地分析了財務競爭力的三維內涵，并建立了三維財務競爭力指數評價體系。劉銳，趙夢晶 （2008）選用12個財務指標，用主成分分析法對2006年滬深兩市104家公司的財務數據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財務綜合指數評價模型。饒育蕾，蔣波 （2009）引入現金流理論和信號理論，構建了財務真實性指數。楊軼，張友棠 （2008）將應用時序多指標動態決策方法進行財務評價，構建了企業財務指數綜合評價模型。

由此可見，企業財務指數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但是仍存在如下問題：第一，當前財務指數大多以利潤指標為基礎，而利潤指標會摻雜較多的人為因素，主觀操作性很大。第二，原有的財務指數是以股東利益為核心的，反映股東權益最大化，難以兼顧債權人、職工、政府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基于此，本文編制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以期克服已有企業財務指數的不足，為新會計指數的編制方法作出建議。

二、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編制理論分析

（一）會計指數 本文規定的會計指數是以企業財務分析過程中選定的關鍵監測指標為依據，相對某一標準而建立的一種反映監測指標相對變動情況的對比值。會計指數可以分為個體指數和綜合指數，會計個體指數是對某一特定的會計監測指標，將該指標的實際值與行業標準值對比后得到的數值，反映了企業某一方面的財務狀況；會計綜合指數是指通過一定的數理統計技術確定會計個體指數的權重，將所有個體指數綜合起來用以反映企業綜合財務狀況的數值。

在中國會計學會組織召開的“會計指數研討會”中，對會計指數的編制思路設計了兩套方案：一套思路是采用加權綜合指數法，設置1個一級綜合總指數，即為“企業效能會計指數”。一級綜合總指數下面設置5個二級指數，分別為企業貢獻價值指數、企業獲利能力指數、企業運營能力指數、企業發展能力指數、償債能力指標指數；二級指數下面再設置若干三級子指數，最終形成企業效能會計指數體系；另一套思路是仿照杜邦分析體系原理，遵循指標之間的邏輯關系，設置價值創造效率指數，按照指標之間的邏輯關系對價值創造效率進行因素分解，反映價值創造的效率。本文正是基于第一套思路，從增值表的視角編制會計指數。

（二）增值表的基本原理 隨著企業投入資本的日益多元化，當今企業已也不再單純是股東的企業，它是由股東、員工、債權人、政府等一組利益相關者契約的集合。股東和債權人為企業提供資金；員工為企業提供人力資本；政府為企業提供政策保障和良好的社會環境。這些利益相關者通過各種形式的資本投入為企業價值創造做出了相應的貢獻，那么他們都應該在企業享有各自的權益。因此企業會計的服務對象也應多元化。但現行的會計報表僅站在股東的角度，很難滿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這就必須對現行會計報表進行改革，而增值表的引入正是解決上述矛盾的有效方法，它能站在社會效益的角度，公平地反映各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其發展方向代表著未來的會計報表發展方向。

增值表是用以反映企業經營過程中增加的價值及其在各利益相關者中的分配情況，與傳統報表的形式和科目構成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將報表分為增值額形成和增值額分配左右兩部分。對企業而言，增值額是指企業在分配給有關利益相關者之前，通過對企業資源生產性使用而創造出來的新增長的價值，它是構成增值表的主要內容。增值額的計算方法主要有毛額計算法和凈額計算法兩種，公式如下：

毛額計算法：增值額=銷售收入-外購材料和勞務=職工工資+稅金+股利+利息+本期留存收益+折舊

凈額計算法：增值額=銷售收入-外購材料和勞務-折舊=職工工資+稅金+股利+利息+本期留存收益

兩種方法的主要區別是對折舊的處理方法不同，前者作為收入的扣除數，后者作為增值額的分配數。常用的計算方法是凈額計算法。因為凈增值額更符合會計學中折舊的定義來評價企業的業績。一般的增值表如表1所示：

（三）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優勢分析 相對于現行的財務指數，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的優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現行的財務指數是以股東利益為核心的，不符合當今會計服務主體多元化的要求。而增值會計指數強調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它既滿足企業及投資者的信息需求，而且還兼顧了員工、政府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要；第二，現行的財務指數大多是以利潤指標為基礎，而利潤表中大多科目會受會計計量方法選擇等人為因素的影響，從而使其帶有明顯的主觀性。而增值額是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與消耗的物資材料之間的差額，數據的來源比較客觀，因而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對企業價值創造的反映具有相對客觀性；第三，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有利于加強會計核算與國民經濟核算的有機聯系。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主要指標之一是國民生產總值，而增值表中的增值額與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增加值的計算原理非常相似，從而為國民經濟核算找到了微觀落腳點。因此，增值會計指數除了可以反映企業微觀財務狀況，還可以體現國家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為經濟管理提供系統完整的經濟信息。

三、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編制

（一）指標體系設計 本文設計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標包括4個準則層和10個具體評價指標（見表2），指標含義如下：

（1）企業貢獻價值。一是勞動者所得率X1=勞動者所得/增值額。勞動者所得率反映了職工獲取增值的份額，可以用來分析工資的合理性。不過不同行業勞動者所得率也有所差異，粗放型企業較高，而集約型企業就相對較低。合理確定勞動者所得率可以激發職工的工作熱情，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二是社會積累率X2=政府所得/增值額。社會積累率，又稱政府所得率，反映企業對政府稅收水平的貢獻程度。此外，社會積累率還可以分析企業經濟效益增長是否與社會效益增長一致；三是增值利稅率X3=（凈利潤+稅金）/增值額。增值利稅率既可以反映企業收益水平，又可以反映企業社會貢獻程度。

（2）企業獲利能力。 一是銷售增值率X4=增值額/銷售收入。銷售增值率反映企業原材料深加工的程度及對增值的貢獻程度。一般而言，該指標越高，表明企業深加工能力越強，產品生產加工后的價值增值越高；二是投資者所得率X5=投資者所得/增值額。投資人所得率反映了投資者獲得增值的份額，該比率越高，說明該股票越具有投資價值，它會影響股東的滿意程度和投資決策；三是企業留存率X6=企業所得/增值額。企業留存率表明增值額中企業所獲得的份額，它反映企業的留利水平及企業的發展實力和發展后勁。

（3）企業運營能力。一是資本增值率X7=增值額/平均資產總額。資本增值率，又稱社會貢獻率，反映企業利用社會經濟資源的效率。該比率越高，表明該企業對社會經濟資源運用得越充分；二是增值生產率X8=增值額/勞動者人數。增值生產率也反映了企業利用社會勞動資源創造財富、創造社會效益的能力；三是折舊增值率X9=折舊/增值額。該比率反映企業潛在生產投資能力的高低。與勞動者所得率和投資人所得率關系密切，前者與后者的消長變化是企業處理消費和積累比例關系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矛盾的決策體現。若折舊增值率過低，使企業發展潛力不足，對企業的發展不利。

（4）企業償債能力。債權人所得率X10=債權人所得/增值額。債權人所得率反映企業償還利息的支付能力。該比率越高，債權人權益的越有保障，說明該企業償債能力越強，但同時也代表用于還債的資金越多，企業的發展可能將受到威脅。

（二）會計綜合指數編制方法

（1）會計個體指數編制。會計指數分為個體指數和綜合指數。個體評價指標一般包含三種類型：正指標、逆指標和區間型指標。針對不同類型的指標，計算相應會計個體指數的方法也不同。

運用正向指標構成的會計個體指數，其計算公式（公式1）為：

會計個體指數=×100 （1）

運用逆向指標或區間型指標構成的會計個體指數，其計算公式（公式2）為：

會計個體指數=×100 （2）

（2）權重確定。本文采用熵權法對上文十個增值會計指數賦權，其步驟如下：

構建待評價矩陣Rx，Ry（如公式3）。設有n個評價指標，m家上市公司，Xij表示第i家公司的第j項會計指標（i=1，2，…，m，j=1，2，…，n），Yij表示Xij對應的會計個體指數。

Rx=X11 X12 X1nX21 X22 X2nXm1 Xm2 Xmn ，Ry=Y11 Y12 Y1nY21 Y22 Y2nYm1 Ym2 Ymn （3）

計算第j項會計指數下第i個公司所占的比重Pij（如公式4）。

Pij=Yij/Yij （i=1，…，m，j=1，…，n） （4）

計算第j項會計指數的熵值ej（如公式5），本文的正熵值簡稱為熵值，下同。

ej=-PijlnPij（i=1，…，m，j=1，…，n） （5）

差異性系數定義。規定gi=1-ej，（j=1，…，n），顯然gi越大，會計指數間的差異越大，該會計指數在模型中的作用越大，反之則作用越小。

定義熵權。通過上文推導的熵值公式，可定義某一會計指數的熵權。熵權的大小可以反映會計個體指數在財務評價中作用的大小。熵權法確定的第j項會計指數的權重為Wj（如公式6）。

Wj=gi/gi （j=1，…，n） （6）

（3）會計綜合指數編制。在本文中，因為要對企業財務的整體績效進行評價，因此在對各會計個體指數賦權后，需要計算會計綜合指數。會計綜合指數計算公式如下（公式7）：

Si=WjYij，（i=1，…，m，j=1，…，n） （7）

四、實證分析

考慮到有關數據的可比性，本以2011年12月底12家電子行業上市公司作為實證樣本。以《巨潮資訊》披露的2011年年度財務報告為依據，分析計算各指標的原始數據，受篇幅限制具體數據表略。由于數據計算復雜，實證分析過程采用Excel2003軟件輔助完成。運用公式（1）和公式（2）將原始會計指標值轉化為對應的會計個體指數值，然后所以運用公式（3）、（4）、（5）、（6）分別計算出每個會計指數的熵值、變異系數及熵權，見表3。

運用公式（7）計算出各樣本公司每個準則層會計指數的評價值及名次排序以及會計綜合指數值及名次排序（見表4）。會計綜合指數值越大，說明該公司的財務競爭力越強，價值創造效率越高。

實證結果分析根據表4可知，社會貢獻價值排名前3位依此是：航天電器、廣電電子、振華科技，這些公司能很好地保障職工權益、增加國家稅收，履行了企業社會責任和義務。獲利能力排名前三位依次是：法拉電子、京東方A、大連控股，這些公司產品的附加值較高、投資報酬率也相對較高。營運能力排名前三位依次是：振華科技、四川湖山、航天電器，這些公司利用社會經濟資源效率和企業資源配置優化程度較高。償債能力排名前三位依次是：振華科技、廣電電子、四川湖山，這些公司償還到期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能力較強。同樣，根據表4可知，綜合會計指數排名前4位依次是：振華科技、航天電器、法拉電子、四川湖山，這些公司在每一方面均有較好的競爭優勢，應繼續做大做強；大連控股、廣電電子、京東方A、上海貝嶺處于中游，這些公司既有優勢的方面也有劣勢的方面，應揚長避短，以提高財務核心競爭力；后4位的華微電子、浙江陽光、晶源電子、長電科技多個方面相對處于劣勢，應深入分析財務管理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切實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予以改進，穩步提升財務核心競爭力。

五、結論

在中國會計學會組織召開的“會計指數研討會”中對會計指數作出了新的要求和編制思路。在此背景下，本文將增值表引入會計指數編制中來，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有別于傳統的財務指數，它將企業微觀核算與國民經濟核算有機結合起來，不僅反映了企業的財務狀況與價值創造，而且還體現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和社會價值貢獻，從而全面地展示了企業微觀經濟和國家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為政府制定經濟管理政策提供了依據。本文主要成果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設計了基于增值表的會計指數體系，并賦予了各指數特定的涵義。第二，運用熵權原理，探索了會計指數編制方法。第三，通過對電子行業12家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驗證了本研究的科學性和適用性。本文只是對會計指數編制技術上新的嘗試，在今后的研究中將結合實際應用情況不斷進行完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