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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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設計藝術學；設計史；六朝時期；物質文化生活；文化特征；新視角

中圖分類號：J5 文獻標識碼：A

六朝（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是中國中古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六朝時期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有十分顯著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1.高度集權的統一王朝的消失，從動亂分裂走向再度統一。

2.漢代經學的消退，玄學、佛學、道學的興起，形成三位一體，互通互補。

3.長江流域經濟開發，促進南方經濟重心的形成。

4.精神思想自由，科學技術發展，文化繁榮，盛況空前，燦爛奪目。

5.秦漢文化的承繼，隋唐文化的孕育，承上啟下，完成歷史的轉折。

我們對于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為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還有一些新的認識。

六朝歷史文化的創造，造物設計作為文化載體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設計的演變，對六朝社會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特征，六朝社會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設計的面貌。六朝時期的造物觀、設計形式以及由此而成的禮俗制度，不僅規范著六朝人的生活、生產方式，也對之后的中國社會文化表現出很深的歷史影響。

論及六朝，以政治上的分裂、偏安、短促而輕視其地位、貢獻，是片面的，①重讀六朝，如果在文化上重精神、輕物質，重宮廷、輕民間，重文學、輕器物，重經典、輕一般，同樣是片面的。②如何把握這一巨大轉折時期的歷史，的確需要全面的探討，應開拓新的專題，力求“建立起對六朝歷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體認識”。③六朝這一歷史階段的文化、生活及民族心理，是一個多層次、多方向凝聚而成的歷史結構，精神與物質、宗教與現實、藝術與實用，清與濁、縱與橫、進與退相互交織，在戰亂與紛爭中，一系列新的思想與審美情趣日益興起，一種清新簡約、超然絕俗的文化獨特新風才漸漸形成，我們的考察與辨識，正在于此。

一、六朝造物設計在遺傳與變異中形成清新靈動的特色，呈現出不同于漢代傳統的物質文化新格局。

六朝作為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變革時期，在思想、文學的進步之外，還特別表現在物質文化新格局的建構上，其中，造物設計的作用尤其明顯。經先秦長期發展至漢代逐漸形成的造物規范體系，不僅在六朝初期的設計中仍然有著明顯和切實的影響，而且在物質文化領域中有著更為重要的制約整合作用。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的車輪駛入六朝，佛教傳入、道教意識、玄學思想、個性價值，登上了文化藝術的舞臺，一個新的物質文化時代也就正式揭開了帷幕。在這場空前的歷史變革中，文化的進步在巨大的歷史動蕩中邁出了艱辛的步履。雖然在東漢末期，新的文化觀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已經孕育，然而，單就某個方面的吸收，某種思想知識的選擇，只能形成一般意義上的傳承和演變，還不能構成新的格局。新的物質文化格局是一個時代“文化基因”上的遺傳與變異所致，尤其在六朝時期，遺傳與變異是文化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但文化不只是宮廷、士人的專利，也有民間工匠造物的參與，如佛教的異文化知識及宗教功能只有當它經由“物”的呈現，使一般民眾也感受到精神的解脫時，才能發揮其作用，才能構成地域性文化的世界圖像。

從這一角度看，新的基因上的突變，既同這一時期讖緯神學轉向玄學本體有關，同科學發展與經濟開發有關，同社會風尚與審美風貌的轉變有關，也同物質文明與生活方式有關。因此，六朝物質文化新格局還不能只是從政治、思想、宗教、文學等方面來解釋，而應結合“物”的世界來把握，考察造物在六朝時期的傳播與衍變，考察定型的漢代造物技術、知識的完整結構如何在六朝被打破，漢代造物的意匠化與政教功利結構如何變異為宗教化與清新靈動結構。而這一造物結構的變動對于探尋六朝物質文化新格局極具價值。

二、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設計的共通性。六朝設計并不因政治上的分裂、偏安而中斷了與外界的交流，并不因南北對峙而局限于“地域特色”。

從普通陶器、瓷器、織物、漆器等日常器物以及農用器具、交通工具、工藝作坊、物品流通等等生活設計史要素而論，六朝設計在許多方面與北方地區的設計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有著相對的一致性，尤其在社會下層、民間生活用品上十分明顯。這是因為一方面，東晉時期的大遷徙不僅有大批工匠南下，帶來北方造物的種種技術、觀念和形式，也與南方造物相融、相合，逐步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六朝設計；另一方面，南方造物也不斷影響北方，至南朝時，南北雙方在設計方面仍交流不絕，《齊民要術》中多有南方事物的記述，所錄北方事物也與南方事物相類同，可見在造物上的息息相通。

這也為肯定六朝歷史地位再次提供了物質文化方面的依據，秦漢造物傳統在六朝得以發揚廣大，傳統成熟的造物文明在南方延續、發展、創新，并給予北方設計較大影響。顯示出六朝造物設計是這一時期最為發達、時尚、先進、周密、合理的類型，具有整體的代表性。誠如范文瀾所言，“東晉南朝對歷史是有貢獻的，不能因為政治上是偏安，輕視它們的貢獻”，④現代學者也多有呼吁和論證“六朝對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⑤歷史上也有以東晉、南朝為正統者，如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如此，六朝設計史的“共通性”、“代表性”與“整體”面貌才可以被理解。

三、北方造物工藝的傳入，加上江南經濟的開發，服務于六朝社會生活的造物設計十分活躍，并朝著生活化、個性化方向發展，構成了六朝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性。

在江南經濟開發中，六朝時期造物技術不斷提高，造物種類有所拓展。從織物技術看，南方麻織技術達到了很高水平，會稽所產越布號稱精美，⑥絲織技術也普遍提高并推廣；從服飾設計看，北方服飾傳至江南，結合南方原有樣式，在適應中不斷發展出符合南方生活的變化多樣的、個性獨特的新款式；從建筑設計看，宮苑、臺閣、士族莊園雖規模遜于北方，但精致、奢糜、朝隱、野致遠勝于秦漢與北朝。

在“六朝金粉”之外，普通民居、生活器物、生產用具在種類、樣式、功能上也表現出江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多樣和豐富，各類物品隨社會經濟的進步而呈全面發展景象。儉樸與豪華、普通與珍貴上下互動，迭合一起，在六朝人的生活中發揮出巨大作用。

四、六朝時期文化上繁榮，精神上自由，精英階層推己及物，影響六朝藝術朝著“超然絕俗”的傾向發展，民間工匠順應其變，產生設計上的充實感性與唯美風格。

如果說六朝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時期，呈現出物質文化新的格局，那么，其中關鍵之處在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境界的追求。這是一個崇尚自然、禮贊生命的時代，一個個性與才華閃耀的時代，活躍著一些敢于超脫禮法，發揮無畏精神，胸襟瀟灑、氣度超邁的年輕精英，他們勇于創新，敢于實踐，引領時尚。也活躍著大批技藝高超、眼界開闊、不甘束縛、努力創新的無名工匠，他們雖然身份卑微，難于“自由”，但卻能超越技術，順應潮流，推陳出新。這是一個在造物上精英與工匠、經典與一般、精致與儉樸并存，共同創造的時代。過去我們只關注藝術上的空靈、絕俗，而少注意設計上的充實、感性。對于六朝藝術的理解，我們一直強調文學、繪畫、雕刻中自然與生命、玄遠與意趣等精神領域，這當然是最主要的一面，但六朝藝術還有諸多器具、服飾、工具、建筑甚至農具等方面的發展與進步，這些日常生活中獨具感性與唯美的“實用藝術”鋪墊了六朝物質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因此，我們對于六朝文化藝術的認識，還可以看得更寬一些，進入到“物”的領域，觀察得再深、再細微一些，惟有如此，我們對于六朝文化轉折及其物質文化新格局的過程，才能看得更加全面，其軌跡更顯清晰。

五、佛教傳入與外來文化的引進，最先滲透進造物領域，構成造物設計的異域風尚，為六朝設計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迅速影響六朝社會民眾的信仰世界。

東漢末至東吳時期，已有數量眾多的與佛教有關的器物發現，⑦到南朝時期，佛教在造物領域已經全面滲透，傅抱石曾經說，魏晉南北朝“洵可說是完全的佛教美術時代”。⑧理解“佛教美術時代”的造物，可以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造物的文化機制，一是造物的交流與傳播。⑨任何一個開放時期的造物，都是這兩個方面相互交織的產物。

東漢帝國崩潰，舊有傳統動搖，宗教新派蜂起，形成思想多元的局面。自漢代完善起來的造物系統并非死板一塊，而是“在內部機制上做了變革的準備，佛教傳入與南北文化的碰撞，成為突破的契機”。⑩從造物的文化機制上看，中國造物文化中，對外來的文化藝術均有共存、包容、吸取的氣度。但無論如何變異，即使是“完全的佛教化”，卻始終不會完全“異域化”，六朝造物仍然是中國樣式的繼續，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另一方面，六朝時期在思想、文化、藝術上的活躍，正是這個全面開放時期中外“物”的交流引發的，以絲綢為主的大批六朝物品輸往大秦、波斯、東南亞、南亞等地，東羅馬、薩珊王朝的手工制品包括玻璃器、紡織品等奇珍異物也相繼傳入中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它深刻廣泛地影響到中國造物設計的歷史發展，于是，包容、吸收、共存的造物文化機制和中外交流、南北相融、佛道互補的狀況迭合到一起，成為六朝物質文化風會之所在。

六、六朝設計不滯于“物”的實用，而擴展至心靈世界，達到了“創造生活”這一設計的終極目標。六朝設計既創造了六朝人生活的價值，也創造了六朝人生命的價值，體現出中古時代中國文化的智慧，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典范。

六朝之際，不僅在造物上，也在社會、生活、藝術的各個方面都是一個歷史的分界或轉折。在社會生活中，南朝寒人興起、宗族突顯，逐漸改變著東晉以來的貴族制社會格局，佛教依附玄學又擺脫玄學，真正滲入到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心理之中，道家學說的現實與超脫理想，契合社會安定與生活中樂生重生的追求。在藝術上，山水畫的產生，表征著繪畫從原來附著器物的形式轉而獨立為純藝術的開始。在造物上，設計的發展不再強調物的日用和繁復雕琢的裝飾形式，而是致力于表現內在的品質和靈性，一種“情必極貌，物必追新”的造物傾向逐漸形成。

這種“質而有趣靈”的變化，表明造物設計正從對“物”的瑞祥寓意裝飾，轉向對人的內在情感的表達。由于長期戰亂帶來生活現實的痛楚，需要一種精神的傾瀉與慰藉，人自身的價值也在此時得到認識，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器物也被賦予一種精神情感色調。社會生活中的清談風氣進一步強化了“物”重質輕文的轉變，從而創造了六朝人的生活價值和生命價值。

六朝物質文化的轉折，有三個至為重要的關節：一是設計中對人及生命價值的重視和表現，由此而轉化了儒家“政教”規范，使造物理想和設計終極目標得以實現；二是設計中對自然美的發現、欣賞和表現，轉化了造物評價系統，對物質文化的發展帶來重大的轉變；三是設計中佛道思想的影響和體現，深刻地轉化了造物觀念及人們的精神價值取向，物質文化結構因此而得到更新建構。

第2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1997年，我們來到南方某經濟開發特區的一個小鎮。從90年代初，一些外地人就開始在這里經營“路邊店”，也就是提供包括在內的飯店。我們到達時已經不是“路邊店”的鼎盛時期，但仍有30家左右。

這些店共有200多位服務小姐，年齡在14～27歲，小學沒有畢業的人有35％～40％，90％以上沒結過婚，絕大部分來自南方農村。一開始，服務小姐們對我們非常戒備。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后，我們才以平等的態度和真誠的關心獲得了她們的信任。

在回答“是否有經歷”這個問題時，一半以上的服務小姐坦然承認有，12％的人否認，還有30％的人拒絕回答。在這些年輕的女孩子中，有17％的人告訴我們自己懷過孕，13％的人說曾經做過人工流產，10％以上的人說自己得過“性病”。由于女孩子們常常不愿意坦率承認這些行為，再加上婦女患性病后大部分沒有明顯的自覺癥狀，所以可以肯定，實際情況要比這些調查數字糟糕得多。

我們發現，所有提供的婦女有一個共同特點：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都比較差，普遍對疾病預防有錯誤認識。譬如，她們認為懷孕比染上疾病更麻煩。她們大多在“入行”后會學到一些避孕辦法，但是由于得不到正規指導，不知道有些辦法自己并不適用，甚至還會有增加感染疾病的危險。又譬如，她們不知道女性感染性病后可以沒有明顯的表現，普遍認為沒有癥狀就是沒病，根本不知道有的性病可能會使自己喪失生育能力。有些人即使意識到危險，也只知道“清洗”――性活動后用水或一些洗滌品洗外陰，甚至用這些洗滌液灌洗陰道。有的人會定期到一些診所去做陰道灌洗、放消炎藥（一些抗生素類藥），或者打“消炎針”。對這些所謂的“預防”辦法可能帶來的問題甚至危害，她們常常一無所知。對艾滋病，她們了解得就更少。該地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這些在刀尖上跳舞的女孩子們卻根本沒有意識到致命的危險。

第3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立體農業；小流域

我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我國人民在防治水土流失的長期實踐中創造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中，一條非常寶貴的經驗是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小流域綜合治理。

1998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中國21世紀議程”與國務院指示的精神，編制了1999一2050年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流域管理被列為該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使我國的流域管理事業更緊密地與全國生態建設及持續發展相結合。1998年11月國務院在全國了《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要求“用大約50年的時間，動員和組織全國人民，依靠科學技術，加強對現有天然林及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大力開展植樹種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設生態農業，改善生產和生活條件，加強綜合治理力度，完成一批對改善全國生態環境有重要影響的工程，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勢頭。”

1 如何逐步建立主體農業結構

從我們的國情、省情出發，如何因地制宜地建立起立體農業結構，的確是個涉及多學科而又十分復雜的研究課題。我們也僅是開始思索、探討這個問題。

1.1 在建立立體農業結構的原則和指導思想上，要樹立系統觀念、整體觀念、綜合觀念和動態平衡的觀念。在結構的具體設計上，我們認為要堅持以下幾條原則：一是要盡可能擴大對空間的利用；二是要盡可能延長農事生產季節；三是土地三個層次的盡可能充分利用，四是系列開發，深度加工、綜合利用、多級增值；五是要保持能量轉換和物質循環的動態平衡，不斷改善生態環境；六是獲得最大宏觀經濟效益和不斷滿足社會需要。

1.2 在建立立體農業結構的程序上，應按以下步驟進行：

（1）清查資產，分析條件，進行建立立體農業結構的可行性研究；

（2）因地制宜，研究設計與不地資源條件和特點相適應的立體農業結構模型（方案）；

（3）分別不同類型地區（深山、淺山、丘陵、平原、城市郊區等），不同發展水平，按照先易后難，由簡到繁的原則，有計劃、分階段的進行。日前，不丁先從自然條件好，人多地少，科學技術水平較高夕科技力量較強的農業高產地區或科技戶中進行。首先在農村產業結構改革中，通過立體農業結構的建立，打開向資源利用深度和廣度進軍的大門，解決高產地區農業更上一層樓的問題；

（4）在一個地區范圍內建立立體農業結構，應由簡到繁，由初級到高級，逐步配套完善。從縱向上，首先解決喬、灌、農作物的結合；從橫向上，首先解決多級生產的配套成龍、系列化問題，即一種、二養、三加工、四運輸、商業服務業的協調發展。特別是各地已有的農林（農桐、農果、農條）間作和農作物內部的間作套種（麥棉套、麥油套、糧豆間作、糧、菜間作等）成功經驗的推廣應用，進而隨著品種改良、栽培技術水平的提高，生產條件的改善，耕作制度的改革，進行不同農時季節、不同植物品種的生產搭配，逐步建立起高功效的立體農業結構。

2 新時期發展現代立體農業與推進生態強省建設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一是要加強區域生態經濟發展框架下的現代立體農業系統理論研究。現代農業具有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特征，表現出企業化、專業化、集約化、產業化的特點。因此，要在區域生態經濟發展框架宏觀背景下，明確闡釋現代立體農業的發展方向與內在機理，深入分析不同組合體系的多級循環與轉化效率，以求揭示現代立體農業的科學內涵、集聚功能、優勢疊加、變化規律、能值匹配、重點取向、管理機制與發展趨勢。完善現代立體農業理論體系，并及時進行系統總結與提升，以求更有效地指導生產實踐。

二是要深化南方丘陵山地現代立體農業發展模式與配套技術研究。立足于農業生態學的新視野，將南方丘陵山地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自然經濟單元，實行科學規劃與合理開發，構建山地農林牧復合生態經濟系統，并遵循其自身的規律性進行運作管理，在深入分析區域自然資源特點和社會經濟狀況基礎上，因地制宜地創立現代立體農業技術模式。要研究并拓展與綠色產業相結合、與資源循環利用相結合、與保護生態環境相結合的南方丘陵山地現代立體農業的管理機制與配套技術體系。建立一批以企業為主體的示范基地及現代立體農業綜合開發示范區，著力提高南方丘陵山地現代立體農業技術水平與產業化生產能力，不斷完善開發模式和經營管理機制。

三是要深入開展以休閑觀光為方向的多功能立體農業關鍵技術創新研究。要充分發揮農業多功能性優勢，重點研究與合理利用區域功能的多樣性與疊加性，結合縣域經濟特點、民族文化特點、生態資源特點、區位產業特點，構建以休閑觀光為方向的鄉村現代立體農業配套技術，發揮區域農業生產的多樣功能集聚效應，讓現代農業的立體開發充分顯示勞動體驗、旅游觀光與科普教育功能。有計劃地合理布局與優化建設一批集生產—生活—生態為一體的現代立體農業旅游觀光示范村、示范鄉鎮，使其成為發展區域生態經濟的樣榜區，并定期開展評選 “十佳”示范點活動，規劃并引領經濟發達、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優美鄉村建設。

四是要充分發揮鄉村特色庭院經濟在新農村建設中的推動作用。發展庭院經濟式的現代立體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產業支撐，尤其是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以庭院經濟式的現代立體農業帶動新農村建設，不僅有利于促進多樣性開發與農民增收，而且有助于推動先進科技文化傳播，讓綠色農業更加引人入勝。可以有目的地規劃并建設一批示范村 （ 場） ，尤其要在城郊或者城鎮周邊引導農民連片建設。形成規模，形成產業，實現聯動效應，讓立體農業和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促進城郊農村經濟轉型升級與產業壯大。

五是要建立適宜大面積推廣應用的現代農林牧復合生態農業示范區。實踐證明，農林牧復合經營的高效生態農業模式是福建省山區農業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也是防控山區水土流失的一項重要的組合技術。要深入研究農林牧有效結合在生態系統中的內在結構、物質循環、能量流動、生態優勢與節能減排效應。要注重推廣與普及以優質林木、特色林果、綠色茶園、草山草坡、林下經濟，以及以農林牧結合為基礎的特色種養模式，調整和優化山區產業和產品結構，發揮區位與資源優勢，保障山區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因地制宜建立綜合示范區，例如在閩北山區建立農牧、農林、農菌、果牧相結合的現代立體農業綜合示范區； 在閩西建立農林牧草以及豬沼果菌等優化組合的綜合開發基地，并延伸建立以防控水土流失為主要目的的小流域綜合治理示范區；建立農業綜合開發與流域生態保護有機結合的綠色高優型示范區。通過因地制宜地建立形式多樣的山區現代農林牧復合生態農業示范區，

并大面積推廣應用，既讓區域資源得到持續利用，又讓山川更加秀美壯麗，使區域生態經濟開發與生態文明建設在農業可持續發展中得到高度統一。

3 結語

可見，流域管理的總體發展趨勢為：在流域治理規劃的目標上，著眼于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通過各種綜合技術（如3S技術的應用，土壤侵蝕規律的研究成果）和科學的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地挖掘資源生產潛力，實現流域資源的合理運用。

對水土流失嚴重的山丘地區來說，水土保持與生態農業的內涵十分相似。水土保持以保護水土資源和生態環境為前提，著力提高環境容量和林草覆蓋率，通過建設立體農業使低產低效的劣質土地變為高產高效的優質土地。

參考文獻：

第4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4月22日，山東大學“全球化與中國經濟中心”創新轉化系列論壇啟幕。作為首場論壇嘉賓，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作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宏觀經濟形勢》的報告，本刊記者就當前一些熱點問題采訪了牛犁。

中國為何要改革供給側？

中國為何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牛犁看來，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需求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以“住行”為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個性化、多元化、高端化。全球低增長困境弱化外部需求，特別是國際分工格局出現重大調整，原有“大三角”格局打破。二是需求管理政策難以解決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表現在產能嚴重過剩，經濟結構惡化、杠桿率持續攀升等。三是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目前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體制機制則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

“我國經濟延續供給側企穩，需求側走弱的態勢。”牛犁分析，根據最新數據，從供給側來看，2017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6.9%。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城鎮新增就業334萬人，增加16萬人。用電量、鐵路運量有所回升；工業生產出現回升，服務業增長好于預期；國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工業生產者價格見頂回落；從需求側來看，有所改善，總體呈疲軟態勢。居民實際消費增速放緩，外部需求有所改善。

中國經濟的“三大失衡”

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了擺脫“薩默斯魔咒”的跡象，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三低狀態”正在打破。從重要經濟體的情況來看，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有序退出，自動減支的影響將會逐步減弱，經濟將延續溫和復蘇態勢；歐洲已走出通貨緊縮，寬松政策、低油價等推動歐元區經濟溫和回升；日本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產業空心化、老齡少子化、收入分配等長期結構性問題突出，經濟仍難以擺脫停滯狀態；俄羅斯、巴西有望擺脫衰退狀態，使得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將加快。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在好轉，主要發達國家的先行指數有所回升。當然，英國脫歐談判、特朗普上臺等重大事件，使得反全球化逆風飛揚，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中東、東北亞地區地緣政治風險等不確定性加大。

如此背景下，牛犁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增長的有利條件和機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現積極成效。新技術廣泛深度應用，加快培育新動能進而催生新經濟已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區域戰略及其重點區域分類指導效應開始顯現，新型城鎮化、特色小鎮建設，將會帶來新增長極。企業效益出現改善，工業領域進入補庫存周期。宏觀調控政策仍有一定空間，同時可以更加注重相向著力、協同發力。總體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將呈現小幅緩降態勢。預計2017年GDP將增長6.5%以上。

同時，牛犁也指出，我國經濟也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當前最突出的三大失衡：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具體說來，中國經濟還缺乏新的具有較大帶動作用的經濟增長支撐點。隨著今年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實施，可能導致企業貸款成本上升，經營壓力上升，制造業不良率會提高，企業債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等也在加大，導致今年需要重點防控金融風險。

“我國現在地區經濟的差距地區分化嚴重，由原來的東中西差距變成了南北差距。”牛犁介紹，從產業轉型來講，南方新興領域，如無人機、機器人等業態活力非常強。而從京津冀協調一體化發展到雄安新區的設立，都是國家試圖探求北方經濟增長機遇的表現，另一方面，許多北方城市，包括一線城市的經濟規劃存在不合理之處，這些問題都要通過供給側改革慢慢調整。

尋找風險期的經濟增長新動能

《齊魯周刊》：國內外大環境下，山東省的經濟結構呈現出何N狀態？

牛犁：山東省綜合實力比較強，經濟實力位列全國第三位，從資源到市場的整體協調性比較好。當其他地區拉閘限電的時候，我們這里是不缺電的，當別的地方鬧油荒的時候，咱們沒有鬧油荒。但從經濟成分來講，國企的比重比較大，經濟活力不足。這幾年山東正經歷一個經濟結構改革風險期，在石化等重化工業調整方面面臨的壓力比較大。

《齊魯周刊》：作為大象經濟的代表省份，山東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應當如何尋找？

牛犁：首先要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使市場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發展，山東在加快培育新興業態方面確實需要大量的工作，但在加快海洋經濟發展，促進藍色經濟開發方面有自己的區域優勢。傳統的以規模取勝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新常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所以要加快研發，依靠技術改造、設備升級，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以質取勝。還要進一步加強投入，培育經濟新的增長點，提高原始創新的力度，提高經濟的可持續性。積極轉變觀念，努力爭取設立自貿區，爭取拿到先行先試的機會，實現與國際對接。

《齊魯周刊》：從房地產這方面來講，濟南、青島這種級別的城市，房價上漲的可能性有多大？

牛犁：如果買房是為了自住，越早買越好。如果是僅為了投資，那就需要謹慎了。全國房地產都一樣，都是長得太快，10年時間北京等城市房價基本漲了十倍。一個地方的房價有沒有繼續上漲的空間和潛力，關鍵看這個地方能不能培育出新的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5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5-0051-02

縱觀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是因海而興、因海而強、因海而昌盛。世界上10個最發達國家中有8個在沿海，如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世界五大產業帶全都瀕海而建。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人類越來越認識到海洋擁有無法估量的通道價值和戰略價值。中央在十報告中高瞻遠矚提出“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強國”戰略，海南也及時提出“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推進海洋強省建設”。

一、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

海洋經濟一詞的較早表述，見于1999年10月12日―13日加拿大AVSL舉辦的主題為“海洋經濟與圣勞倫斯發展”的論壇，該論壇主要探討海洋經濟在圣勞倫斯可持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2009年6月，美國出臺了國家海洋經濟計劃的第一份獨立報告《美國海洋和海岸經濟（2009）》，并召開了美國“海洋經濟：海洋在國家經濟未來發展中的作用”聽證會。后來，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關于改善海洋、海岸和大湖地區、增強海洋經濟實力發展計劃”的備忘錄。至此，美國海洋與經濟的聯系以及海洋在經濟中的地位，才首次被提升到國家海洋發展戰略的高度。Rockefeller（2009）指出，“海洋經濟及其重要性在當今得到了很好的見證，從食品到燃料，我們依賴于海洋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來驅動經濟發展。”關于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IUCN（2009）提到“健康的海洋經濟”（Healthy-

blue economy），事實上是將海洋生態和海洋可持續發展理念滲透入海洋經濟中的發展思維，是海洋生態系統與海洋經濟系統統籌協調的發展模式。

（二）國內研究

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五次海水養殖浪潮，被稱為我國海洋經濟發展史上的五次海洋產業技術革命。20世紀80年代，我國又提出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向海洋乃至內陸水域索取人們所需要的、更多的優質水產品的“海洋革命”的新構想。此后，“海洋產業”、“海洋經濟”的口號頻繁出現于我國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的文獻中。宋幼勤（2001）認為，海洋經濟即為藍色經濟，或者將藍色經濟解釋為海洋經濟的衍生形式。還有學者提出了更狹義的海洋經濟概念，將海洋經濟定義為海洋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車亭，2007）。而近期，尤其是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戰略提出后，國內各界對于海洋經濟的理解（姜大明，2009；龍永圖，2009）雖然在具體表述上略有差別，但基本上都已將海洋經濟與藍色經濟做了區分，將藍色經濟視為較之于海洋經濟的一個更為寬泛、更具發展內涵的概念，更強調海洋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海洋生態與經濟、社會等子系統的協調，海洋產業外延的擴展，即由單純的海洋經濟擴大到海洋、臨海、涉海三方面，以及海陸統籌一體化發展[1]。

二、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現狀、問題及挑戰

（一）發展現狀

海南省四面環海，海域面積約200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海域面積的2/3，海岸線長度1 823公里，擁有國內唯一的熱帶海洋性氣候，海洋資源十分豐富。作為中國海洋面積最大的省份，海南省2011年海洋生產總值達到612億元，占全省GDP的比重提高到24%，逐步形成了海洋漁業、濱海旅游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油氣業等四大支柱產業；2011年，這四大支柱產業增加值396億元，占全省海洋生產總值的64.7%。逐步形成了以海口市為中心的北部綜合產業帶、以三亞市為中心的南部休閑度假產業帶、以洋浦經濟開發區和東方工業區為主體的西部工業園區和圍繞“博鰲亞洲論壇”的東部旅游農業產業帶。濱海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海南省航空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酒店業的快速發展，刺激了該省的消費需求，有力地拉動了海南省經濟增長[2]。海洋港口體系建設不斷加強，形成了北有海口港、南有三亞港、西有洋浦港和八所港、東有清瀾港的“四方五港”格局。

（二）存在的問題

1.海洋產業結構有待優化。海南省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比重過高，第二產業發展滯后、比重過低。2010年，海南省海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為22：23：55，而全國海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為5∶47∶48，與全國對比，海南省海洋經濟第一產業比重過高，第二產業比重過低。

2.海洋科技力量較為薄弱。海南省海洋人才缺乏，科研機構分散、規模較小，尚未形成合力，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大型研發基地，影響了海洋科技綜合優勢的發揮。科技成果產業化進展較慢、轉化率較低。

3.海洋產業投入不足。目前，海南省海洋產業投融資體制不健全、渠道不暢通，各級財政沒有設立海洋產業專項資金，不能發揮財政對海洋產業投入的帶動作用。同時，涉海企業也沒有直接進入資本市場融資，融資渠道不寬。造成海洋產業融資能力弱，投入嚴重不足，而海洋產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投入不足直接影響到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進程。

4.海洋法律法規體系有待健全。海南省海洋立法進程相對滯后，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現行海洋法律法規過于原則化，有些已經建立的海洋法律制度內容不夠完善、不配套、不系統，沒有形成完善的海洋法律體系。

（三）機遇與挑戰

海南省雖擁有獨特的海洋資源優勢，但是2011年海洋經濟總產值僅為612億元，與廣東（9 807億元）、山東（8 300億元、浙江4 500億元）、福建（4 420億元）等沿海省相比差距很大，這與其海洋資源大省的地位極不匹配，離海洋經濟強省差距甚遠，大海洋小產值矛盾尤為突出。“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海南省如何在較短時期通過跨越式發展，達到或超過沿海強省海洋經濟水平，是建設海南省國際旅游島和實施綠色崛起面臨的重要挑戰。機遇與挑戰并存，在我國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背景下，作為海洋大省的海南省迎來了發展海洋經濟的重大機遇，海南省該如何利用好遼闊的海域，抓住機遇建“海洋強省”。海南省應大有作為，也義不容辭。因此海南省應利用好優勢的海洋資源，跨越式發展海洋經濟，加快推進“海洋強省”戰略步伐，早日實現國家的戰略意圖。

三、加快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的策略

（一）培養海洋意識，維護海洋權益

應加大宣傳教育力度，通過網絡、媒體、展覽等多種途徑，強化海洋國土觀念，增強科學開發利用海洋意識，強化海洋環境資源意識，深刻認識發展海洋經濟對維護南海和海洋權益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加強漁監船隊建設，開展南海定期巡航制度，依法開展巡航監視和執法檢查，對越境捕撈漁船依法查處。建設南海維權基地，在西南中沙群島設立行政機構，加強對西南中沙群島的行政管理。鼓勵海南省漁民建造鋼質大型漁船，建設西南中沙漁業補給基地，發展外海捕撈，進一步維護我國南海[3]。

（二）實施科技興海，加快發展步伐

整合現有的海洋科技力量，以海南省水產研究所、海南省海洋開發規劃設計研究院為基礎組建海南省海洋科學研究院。建立軍隊、企業、科研院校研發體系，支持海洋重點實驗室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建設，爭取設立國家南方海洋科研中心和科考基地。多渠道增加海洋科技投入，財政逐步增大社會發展科技專項資金規模，支持海洋領域科技創新活動，推進海洋高新技術成果集成創新和產業化。建設南海海洋科技研發基地和產業園區，加快海洋高科技產業化進程。科學開發西南中沙海洋資源，同時在三沙市建設海洋生態保護區，并加強漁業基礎設施建設。

（三）加大投入力度，壯大產業規模

政府應加強財政資金對發展海洋經濟的支持，特別是要增加對公益性海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積極爭取將南海油氣開采稅收的一部分用于軍民共建海防體系建設，力爭海洋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物資、裝備免稅。搭建投融資平臺，逐步建立起財政扶持、金融支持、群眾自籌、吸引外資等開放式、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積極爭取商業銀行的信貸投入和國家中長期政策性貸款的支持，鼓勵金融機構將資金向海洋產業傾斜[4]。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極吸引外商采取各種投資方式興辦海洋外資企業。

（四）抓好項目建設，強化帶動作用

應實施大項目帶動戰略，引入一批關系全局和帶動性強的重大海洋經濟項目。要加強協調配合，提高辦事效率，優先保障具有重大影響的海洋項目用海用地指標，并以此類項目為突破口提升帶動輻射功能，促使相關海洋產業集中集約發展，推動海洋產業結構升級和布局優化，壯大海洋經濟總體規模，增強海洋經濟發展后勁。重點抓好海洋旅游、海洋石油化工、海洋船舶制造、濱海礦砂項目和重大海洋科技項目的建設。在國家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引進國內外有實力的企業開發西沙、中沙、南沙海域資源。

（五）完善法律體系，提升管理能力

完善地方海洋立法內容，重點推進法規空白領域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增強海洋法規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加強港口管理、海洋漁業管理、海洋資源管理、海岸帶保護與開發管理、海島開發與保護、海域管理和海洋環境保護等法規體系建設，形成更加完備的海洋綜合管理法律制度，做到依法“管海”、依法“用海”和依法“興海”，把海洋資源開發和管理活動真正納入法制化軌道。建立海上執法協調機制、海上執法信息通報和案件移交制度，開展海上聯合執法行動，提高對海上綜合案件的處置能力，制定海上應急執法工作預案，提高海上執法的整體力量與優勢。

（六）實施人才戰略，增強發展后勁

突出引進和用好高層次海洋創新創業型人才，加強重點海洋產業領域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創新海洋人才工作體制機制，營造適合海洋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制定海洋人才管理政策，狠抓落實，把海洋重要人才的優惠政策真正落實到人頭上。實施海洋人才工程，重點引進和培養海洋高層次創新創業型人才、海洋基礎科技人才和海洋管理人才；加快推進濱海及海島旅游業、海洋漁業、海洋工程、海洋新興產業、南海資源開發等重點海洋產業的人才工程建設。建立健全海洋人才公共信息與公共服務平臺。

參考文獻：

[1] 崔玉閣.山東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05.

[2] 齊美東.基于SWOT的海南海洋經濟發展探討[J].生產力研究，2011，（1）：135.

第6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 “141”空間發展戰略 合肥 城市形態 快速公交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在全球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下，國內各大城市的城市化趨勢也日漸明顯，城市人口與土地面積不斷增加。與此同時交通供需矛盾突出，居民交通需求往多元化發展。快速公交的引進與城市空間形態發展息息相關。由于快速公交（BRT）的造價低、建設周期短、運行速度快、運量大、靈活等特點，它往往作為軌道交通與常規公交的一種過渡交通方式。

本文以合肥為例，通過介紹合肥市城市形態發展背景、規劃發展模式以及近、遠期規劃方案，針對城市交通遇到的問題進行研究，并結合快速公交在合肥運營情況，總結分析合肥城市形態發展與快速公交相互關系。最后對合肥市未來快速公交系統規劃提出意見和建議，同時為其他城市建設快速公交提供經驗參考。

合肥市城市形態發展歷程

解放前城市空間形態 （1949年以前）

解放前，合肥地區經濟發展緩慢。1948年的省會合肥地區修建計劃，將老城區內外分別進行規劃：老城區內為行政區、文化區、商業區、住宅區、綠化區；老城區外開辟新區作為工業地帶、商業地帶、住宅地帶和綠化地帶。到1949年解放時，合肥老城區僅有5萬人口，土地面積5.2平方公里。城市建設主要集中在護城河范圍內進行，以居住和商業功能為主。形態方整，布局集中，與外界聯系基本靠水運，城市的空間形態表現為單一而緊湊的團狀。

圖11949年合肥市現狀圖

“風扇形”城市空間形態形成 （1949年——1991年）

五十年代開始，合肥市大力發展城市道路，將原有街巷調整、分類、拓寬。老城區道路網規劃成井字形，對外公路規劃為放射性干道，沿古城墻設置的內環道反映了以老城區為中心的功能分區。同時“一五”期間，為了適應地方工業的發展，東郊被選為合肥第一個工業區的所在地。伴隨著東部、北郊和西南郊三片工業區的確立，從此奠定了合肥以老城區為中心，伸展三翼的布局雛形。

1963年，新編制的《合肥市城市建設十年規劃》確定了“城內填補，東郊調整，北郊補齊，南郊收攏”的指導思想，調整了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將城市規模縮小為50萬人，城市骨架不變，仍保持以老城區為核心的風扇形態，為今后城市發展留有余地。八十年代，合肥市城市規劃布局以“三翼伸展、田園楔入”的風扇形城市形態而聞名全國。

圖二 合肥市1979-2000總體規劃

“風扇”翼間城市空間填充與跳躍發展 （1991年——2000年）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經濟發展的恢復和體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城市開始聚集擴張。合肥城市形態呈現出外部指狀分散，內部極核夸張的狀態。原有的城市形態限制了城市快速拓展的需求，各扇翼之間擴張速度也并不均衡。例如，西部高新區的設立使西南翼快速拓展，而北翼拓展最慢。與此同時，城市環路建設導致城市“三翼”之間的拓展，其之間的綠色空間不斷被開放利用，城市呈現出“攤大餅”趨勢。

隨后在1995年的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了合肥主要向西南方向發展，適當向東、西兩個方向反戰，同時控制城市向北過度拓展。最終確定“單核、多中心、組團式”城市形態，即以老城區為中心，在東、北、西南和新城區建立4個副中心，并保證組團間以綠地、河流、農田等生態用地為隔離帶。

圖三 合肥市1995年城市總體規劃圖

“141”組團模式城市空間形態 （2000年以后）

進入21世紀，合肥經濟發展步入高速發展時期，原風扇形的中心組團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出現多中心發展趨勢。2006年，合肥市制定了最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提出141空間戰略發展構想，即“一主城、四組團、一個濱湖新區”，同時建設一批特色鮮明的新市鎮。

圖四 合肥市“141”空間戰略規劃

快速公交（BRT）在合肥前期準備及線網規劃研究

2.1 前期準備

合肥市人口和用地的快速增長，如何保證相對較少的土地消耗承載快速增加的城市發展增量也是城市即將面臨的一大難題。隨著合肥市“141”空間戰略的確定，合肥市中心城區空間距離發生了較大變化，中心城區的影響范圍擴大。由于城市建設資金有限，合肥市軌道交通建設尚處于規劃待建階段，大力發展常規公交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任務。因此城市急切需要建立以區域快速公交為骨干的交通網絡，一方面引導老城區向新區擴張，另一方面加強老城區與其他組團的聯系，帶動新區的開發模式，促進土地的緊湊型發展。合肥市快速公交被定位為“主城區內輔助常規公交，加強城市組團之間的交通聯系，緩解城市中心區交通壓力，形成格網式布局；新城內作為軌道交通延伸，構建指狀放射線，促進城市新區發展”。

2.2 快速公交線網規劃

基于合肥多中心結構中新增加的副中心如濱湖新區、政務新區等，為達到減少中心市區交通壓力以及吸引力，并兼顧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開發）原則在快速公交網絡的體現，根據對客運走廊及城市未來發展中逐漸形成的交通主軸的分析，快速公交線網規劃如下圖所示：

圖五 BRT近期規劃方案

近期規劃方案為“三橫三縱”，線網總長度為199.5公里，共十條線。目前已建成通車快速公交1號線，2號線，4號線和5號線：1號線覆蓋徽州大道，連接濱湖新區和主城區；2號線沿著金寨路，連接經濟開發區和主城區；4號線和5號線是東西向，經由城市發展軸長江西路和長江東路，是主城區、東部組團和西部組團之間最重要的聯系通道。

遠期BRT規劃結合軌道交通建設，在中心城區避免與軌道線路重合，局部BRT過渡為軌道交通，BRT覆蓋次Ⅰ級的客流走廊，連接城區大型Ⅰ級樞紐。最終與軌道交通系統共同構成客運系統的骨架，利用公共交通線網串聯城市功能中心，采用TOD模式優化樞紐周邊土地利用，形成“珠鏈式”布局形態。

合肥城市空間形態演變與快速公交發展的相互影響

城市空間形態往往決定了城市交通量，交通源的分布，以及市民是否選擇乘坐BRT作為出行方式。首先，根據合肥城市總體規劃及“141”空間發展戰略，中心市區與各組團之間的道路條件及客運需求，確定公交優先發展的可能軸線，指導快速公交線網的規劃：

中心區與濱湖新區發展軸 （快速公交1號線、7號線）

規劃的濱湖新區是合肥市的城市副級中心，其功能定義：以行政辦公及商務

金融、旅游會展、居住等功能為主的生態濱湖新區，是區域性的現代服務業中心。

中心區與經開區發展軸 （快速公交2號線）

經開區是以現代大工業、高技術產業、教育科研為主導的城市綜合功能區。

中心區與高新區發展軸 （快速公交4號、10號線）

中心區與高新區之間有快速的客運方式才能發揮高新區對合肥市的輻射帶

動作用。此發展軸將帶動西部工業組團的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創新示范區和蜀山經濟開發區的發展。

第7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流域經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區域經濟。流域經濟合作是以江河為紐帶和軸心，通過區域內水資源、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的優化與整合，形成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具有開放性的經濟區域。[1]雖然流域經濟不同于以行政區為劃分標準的區域經濟，但是，以流域作為經濟活動空間，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流域經濟不僅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許多國家的經濟社會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區域經濟的主要生長點，河流兩岸是各行政區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例如，我國歷史上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歐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河流都是流域經濟的紐帶，主要的產業都集中在流域區，流域經濟在區域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區系上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在交通運輸、物質交流、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珠江是我國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處滇、黔、桂、湘、贛、粵六個省區，流域面積44萬km[2]，河長2000km，水量豐富，年徑流量為3000億m[3]，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12.3%，僅次于長江，是黃河的5.7倍。經過“八五”、“九五”的建設，珠江已經成為帶動流域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從香港始發的萬噸海輪可逆江而上，直達廣東港，千噸級船舶可直達梧州、桂林、貴港和南寧，120噸級的機動船可進入紅水河和南盤江。[2]同時，南昆鐵路和成都至廣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線貫通，使廣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對中上游地區的輻射能力增強，便利的水陸交通，加強了流域內的人員交流和物資流通。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世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機遇，一舉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雖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近年來，經濟迅速恢復。珠江流域具有優越的區位，整個流域地處我國南方，瀕臨太平洋，面向東南亞，具有沿海、沿江、沿邊的地理優勢，又具有亞太地區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已經躋身于世界新興工業化地區之列，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貿易中心，擁有資金、技術、信息、國際市場營銷網絡等優勢。中上游的廣西和云南與東南亞國家“山脈同緣，江河同源”，擁有我國通往東南亞的最重要的戰略通道，區位優勢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這一區位優勢，加強流域的經濟合作，實現流域內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集團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珠江流域攬括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的區域經濟特征，它以其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在我國流域開發中，特別在西部開發中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區域經濟帶的建立和發展，并依靠其聯動作用和輻射作用來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一條較為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就一直作為全國率先實行開放的前沿陣地，發展速度遙遙領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抓住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三角洲地區的深圳、珠海、廣州、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都步入全國50強的行列。據統計，1996年珠江三角洲總人口2166萬人，占廣東的31%，占全國的1.77%；國內生產總值4474億元，占全國的6.6%，占廣東的70%；出口總額537億美元，占廣東600億美元的89.5%；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6.6%。但是，近年來，三角洲地區受到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一次能源和礦產資源缺乏，發展原材料和能源工業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區某些產業和產品已經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較優勢。其次是生產力諸要素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價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導致企業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資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產業階梯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上游的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區礦能資源極為豐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礦藏資源豐富，并且種類比較齊全，有“有色金屬王國”、“植物王國”、“動物王國”之稱。中游的貴州煤炭資源居全國第五位，居長江以南各省區之首。廣西錳、銻、錫等10種礦藏的保有儲量居全國第一；水能資源豐富，如云南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達7116萬千瓦，居全國第二位，貴州、廣西也有豐富的水能資源，紅水河水力發電梯級開發是國家三大水電建設基地之一，它將是華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從低海拔向高海拔過渡的特征，緯度低，氣候類型復雜，特有的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豐富的生物資源；同時，中上游地區還有極為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奠定了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決定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遼闊，各地區的經濟地理、自然條件不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弱點。中上游地區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劣勢也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基礎設施落后、人口素質差、技術落后、資金缺乏等。通過開展流域經濟合作，可以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實現全流域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二、積極開展珠江流域多行業多形式的經濟合作

珠江流域的經濟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使下游地區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經濟信息和企業經營管理知識經驗等向中上游地區流動，與中上游地區的自然資源、能源、原材料、廉價勞動力等相結合，以實現中上游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和下游地區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就目前來看，合作應當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開展資源性合作，為下游地區建立穩定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多年來豐富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和產業、產品優勢。相反，一些地區隨著資源的開采，不是越來越富，而是越來越窮。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資源開采企業屬于鄉鎮企業，企業規模小，生產技術落后，產品大都屬于基礎性的上游產品，產業鏈短，加工程度低。同時，近年來，以依托資源優勢形成的產業體系，在全國結構調整力度不斷加大、市場約束增強的情況下，出現了能源、原材料工業品滯銷的現象。因此，當前一方面應當充分利用廣東及三角洲地區的先進技術和資金聯手開發當地的優勢資源，提高產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長產業鏈，這樣，既有助于將上游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又可以為下游地區建立原材料的綜合加工、銷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應當依據市場需求和比較優勢原則，調整投資方向，重點開發那些有市場、發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業。

2.積極開展資產型合作，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包括企業托管、產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形成新的生產組合和新的競爭力。在20世紀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在當時廉價的勞動力、廉價土地、稅收減免等要素的優化組合下，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目前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迫切需要進行經濟轉型與產業轉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經過40多年的建設，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工業為基礎和軍工企業相結合的工業體系；而且中上游地區腹地遼闊，已經得到了初步開發，土地、勞動力、能源和礦藏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在相應的產業和產品生產上具備或者正在獲得比較優勢。通過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上下流域的產業結構都可以升級，實現結構的高度化，從而雙方都將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通過產業的轉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帶來更大的市場空間，創造出更多的產品需求。

產業的轉移，必須通過企業來實現，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且也應當成為流域經濟合作的主體。因此，應當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到中上游地區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源型合作。如鼓勵三角洲地區的名牌企業與中上游地區的同類企業進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區的土地、部分設備和資金建立生產基地；采用技術轉讓、產權置換、產品調整、市場轉移興辦合作開發項目等等。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與合作。加強中上游地區的基地設施建設，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也是構成產業群落經濟基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國家和中上游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鼓勵下游企業到中上游地區投資不僅會有好的回報率，對于開拓市場、轉移投資風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中上游地區的農業、環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且投資環境正在不斷改善。當前尤其應當加強在區際交通、通訊信息、江河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尤其是強化在流域整治規劃上的相互銜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和規模經濟效益。

4.積極開展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區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學技術不發達是根本原因。要改變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斷努力，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人才。引進技術包括引進國外的和國內發達地區的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引進國內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成本更低，更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因此，應當積極開展流域地區的科學技術合作，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科技優勢，通過科技成果轉讓，技術、專利入股，聯手進行科技攻關，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路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區傳統產業升級優化。同時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有重點、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5.積極開展生物資源、旅游資源方面的開發與合作。珠江流域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和旅游資源。近年來，流域各省區都把綠色產業、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加以發展。如云南提出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貴州、廣西也提出加快旅游業和生物資源開發目標；廣東憑借區位優勢，旅游業發展迅速。但是，從生物資源開發看，中上游地區由于科學技術落后，開發程度比較低；旅游資源由于跨省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整體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在生物資源的開發中，應加強流域各省區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的科技、人才優勢；在旅游業的發展上，流域各省區應盡量做到統一規劃，搞好跨省區的流域旅游線的共同開發，加強流域內外的聯合促銷，實行旅游網絡資源、旅游信息資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經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目前，珠江流域經濟合作與建設還處于自發階段或者萌芽階段，目前的合作還是零散和小規模的，流域經濟合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間的政府，應當加強溝通與聯系，達成共識，加強合作的規劃與建設，積極引導下游沿江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通過流域經濟專業化協作與綜合發展，最終實現整個流域經濟的統一、聯動和協調發展，為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創造良好的條件，真正發揮東部地區的主力軍作用。

2.與行政性區域經濟相比，流域經濟活動是經濟協作式的，而非行政行為。流域經濟組織是以經濟關系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政權組織或者部門，因而組織形式具有多樣性、松散性。流域經濟合作的上述特點，要求在開展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要求堅持互惠互利，力爭實現雙贏。[4]但是，單純的市場調節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機制上應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政府部門予以積極的推動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手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同時又必須樹立新型的市場觀念，避免不正當的干預。

3.中上游地區必須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體制機制環境，對外開放程度，企業家創業精神，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珠江中上游地區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要改變落后面貌，必須硬件軟件都要抓，不僅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還要消除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克服那種不思進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錢被別人賺走、得過且過的自然經濟意識。樹立“以開放求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產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以政策換效益”[5]的新的發展觀。應進一步把擴大開放與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切實加強軟環境建設，把稅收、土地使用、企業開辦、項目審批等方面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環境，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強對勞動者的技術培訓，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通過軟環境建設吸引下游地區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優勢的產業，以帶動經濟的發展。

4.正確處理產業轉移與接受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下游地區一些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是必然趨勢，那些高耗能產業、勞動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產業和產品將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不僅有利于下游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對中上游地區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產業的轉移不應當是簡單的搬遷，必須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大趨勢，以科技為先導，盡可能科學、合理地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使環境的破壞嚴格控制在極小的范圍；在決策過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選擇環境與發展政策，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可持續發展受損。中上游地區雖然具有豐富的資源，但是生態脆弱，必須盡量避免那種“邊開發、邊破壞、邊治理，邊污染”的現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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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體開發的戰略思考[J].熱帶地理，1996,(1):27.

[3]王文長等.西部特色經濟開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第8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一、不能忽視近10年來我國糧食供給保障的不利因素

長期以來，由于自然稟賦匱乏和人口超多原因，造成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弱質三性”——脆弱平衡、強制平衡、緊張平衡。所謂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資源條件貧乏；所謂強制平衡，是經濟社會要素投入大，政府強力主導；所謂緊張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糧食安全的總供給能力不寬裕。改革開放以來實現的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給略有節余，即建立在此基礎之上。近10年，我國糧食供給總量中進口比重越來越大，開始明顯突破95%的糧食自給保障線，是糧食安全“弱質三性”加深的重要標志。至少可從三個角度分析判斷：

一是在糧食總產實現首次“七連增”的同時，也首次出現了大豆凈進口“七連增”。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我國進口糧食從調劑品種轉變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主要品種是大豆。1990—2003年14年間，我國較大規模凈進口糧食接近1000—2000萬噸以內，僅有4個年份，且沒有連續性，屬于調劑品種性質。2004—2010年，我國大規模連續凈進口糧食，7年內從2000萬噸迅速增加到近6000萬噸，2010年占當年國內糧食產量的10.8%，其中主要是大豆。

二是糧食安全儲備中的進口替代因素突出。2009年3月底，我國庫存糧食約占全年消費量的40%，遠遠高于國際上約18%的糧食安全儲備標準。但是，庫存糧食不是當年全國糧食消費之后的節余，而是多年節余的積累。若扣除1990—2008年我國糧食凈進口1.6932億噸，2009年3月底庫存糧食只有5608萬噸，僅占年度消費量的10%左右。

三是大規模“進口土地”已經成為常態。目前，我國油料播種面積約2億畝左右，而進口大豆、食用植物油所需播種面積遠遠超過此數。按國內大豆畝均產量120公斤計算，2001—2010年每年進口大豆需播種面積由不到1億畝增長到4.42億畝，2010年相當于國內現有播種面積的18.3%。同時，與糧食具有緊密替代關系的食用植物油進口迅速增長，2000—2009年由不足200萬噸增長到900多萬噸，其中，2007—2010年年均進口約800萬噸，約占我國年消費總量的40%，如果按照大豆出油率計算，相當于進口大豆4000多萬噸，年需播種面積3億多畝。

當然，目前我國糧食對外依存度的上升，并非國內糧食生產水平絕對下降，而是各種消費因素交織所致，但也表明，國內糧食生產能力提高已經明顯趕不上消費需求的增長。

二、未來我國糧食供給保障將更加艱難

（一）糧食消費需求將穩步增長，糧食需求缺口增大

目前我國人均消費糧食為395公斤，到2020年人均消費將很可能達到410—415公斤，其增長部分主要來自農村人口消費增加。我國城鎮人口現有食物營養水平已經與日韓相當，最近10年主要食物消費呈現穩定，估計未來保持緩慢增長，但農民糧食消費需求將明顯增長。目前，農村食物消費水平遠低于城鎮，其食物消費支出、肉禽蛋奶類消費均不到城鎮居民的一半。按照規劃，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現在翻一番，以目前城鄉食物消費差距，假定到2020年農村居民動物性食物消費達到目前城鎮居民消費的70%，需增加40公斤飼料糧。考慮到同期價格上漲和住房、醫療、教育等支出增長的制約因素，估計全國實際人均增量為15—20公斤。2020年，按14.3億人口、人均消費410—415公斤計算，總需求量將達到5850—5920億公斤（包括直接食用、飼料、工業、種子用糧）。

（二）水資源進一步趨緊，西北、華北糧食生產前景堪憂

我國耕地不足與糧食總產不足的實質是水資源總量不足與分布嚴重失衡。目前，我國水資源供給特點是“一缺兩不均”，“一缺”，即人均水資源量2200立方米左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總量超過400億立方米；“兩不均”，即水資源分布在區域上分布不均、在季節分布上不均。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的南方地區占有全國水資源的81％，人口占全國的55％；北方地區雖擁有黃河、遼河、海河和淮河，占有全國水資源的大約14％，但人口卻占全國的43％。大體上，約4/5的水資源分布在南方，而2/3的耕地卻在北方，北方每公頃耕地水的占有量僅為南方的1/8。在此背景下，雖然年年艱苦抗旱，每年仍然減少糧食產量約300億公斤，占各種自然災害損失總量的60％。

《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提出，到2030年，城鎮和農村配置水量的比例由現在的31∶69調整到37∶63；全國農業配置水量由現在的3707億立方米增加到4078億立方米。據國家氣象局預測，我國未來氣候條件不容樂觀，與2000年相比，2020年我國年平均氣溫將升高0.5—0.7℃，降水的不確定性較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銳。水利部估計，“十二五”時期，在全球氣候變化和大規模經濟開發雙重因素的交織作用下，中國水資源形勢將更加嚴重，北少南多的水資源格局可能進一步加劇。

水資源評價最新成果顯示，1980—2000年水文系列與1956—1979年水文系列相比，黃河、淮河、海河和遼河4個流域降水量平均減少6%，地表水資源量減少17%，海河流域地表水資源量更是減少41%。

華北平原“水危機”更加嚴重。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課題“華北平原地下水演變與調控”表明，目前華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開采地下水支撐，其開采程度（實際開采量與允許開采量之比）很高，河北省達126%，北京109%，其它省（區、市）都在70%以上，特別是大中城市處于超采或嚴重超采狀態；過去半個世紀，華北平原地下水超采總量約1300億立方米，在14萬多平方公里區域形成2萬平方公里淺層地下水漏斗和7萬平方公里深層地下水漏斗，為世界之最。

（三）繼續大規模占用耕地難以逆轉，宜農后備耕地不足以彌補占用缺口

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到2020年，各類建設占用耕地新增面積控制在4500萬畝以內，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05億畝（現有耕地18.26億畝）。

確保耕地長期保持在18億畝以上，是否擁有大規模宜農后備耕地是關鍵。大體估計，目前全國后備耕地大約3000萬畝左右，但不能彌補2020年占用4500萬畝的缺口。

其一，長期內西北地區不能提供大規模可耕之地。2003年，中國工程院課題組向國務院提供的《西北地區水資源配置、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西北地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和內蒙古6省、區）水資源量多年平均僅占全國總量的5.84％；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嚴重超高，全國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平均為20％，西北地區為53.3％，其中甘肅的河西走廊各河、新疆的塔里木河和天山北坡各河都超過70％，有的甚至超過100％；農業用水占89.3％，農田平均每畝實灌定額671立方米，比全國平均高40％，而水資源糧食生產效率0.58公斤/立方米，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4％。該研究報告認為，西北地區是我國最干旱地區，生態環境極其脆弱，水土資源主要為農牧業所消耗，主要危機綜合表現為土地荒漠化，是造成西北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未來50年西北地區氣溫的變化趨勢估計為變暖，但即使轉為“暖濕型”氣候，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西北地區干旱氣候區的基本狀況。該報告提出，西北地區今后應當調整產業結構，減少糧食生產用地用水，以改善生態環境，而不是繼續開墾土地用于糧食生產。

其二，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不能根本改變西北部地區嚴重缺水狀態。據樂觀估計，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可能的調水量約為150—170億立方米/年，扣除20%的損耗，實際可利用的只有120—140億立方米/年。按照60%比例用于農業，則有70—80億立方米／年農業灌溉用水。以目前西北地區較先進的用水定額1公斤糧食1噸水記，最多可以生產糧食80億公斤；以農田平均每畝實灌定額671立方米，則最多可開墾耕地1200萬畝。

（四）耕地質量繼續下降難以避免

我國耕地總體質量不高，現有耕地中，中低產田占1/3。優質農田與劣質農田的糧食產量差距至少達2—3倍。但目前保護耕地“重數量、輕質量” 的傾向普遍，“占優補劣”現象嚴重。我國長期以來城鎮化、工業化空間布局特點，一是依城鎮周圍就地“攤大餅”擴張，二是全國人口和產業向中東部集聚，三是圍繞交通沿線質量好、基礎設施好的區域開發工商業，其結果是不斷占用優質農田，相當部分新補充耕地主要分布在耕作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1999—2009年建設占用耕地接近3500萬畝。據農業部統計，近10年全國耕地“占優補劣”，導致糧食生產能力至少減少120億公斤。

我國耕地質量等別分布上存在著人口稠密地區、經濟發達地區與優質耕地分布區域三者高度復合的特點。我國水資源充沛、積溫充足的優質耕地僅僅占全國的1/3，又主要分布在東部、南部地區；83個5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有73個分布在全國53片耕地集中分布區；東部地區集中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的低端企業。《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兩橫三縱”城市化空間戰略格局，到2020年占用4500萬畝耕地，主要落足于上述區域，無疑大多數占用的是良田沃土，這相當于劣質耕地1億畝以上，如果不能根除耕地“占優補劣”狀況，按照前10年的狀況，推算減少糧食生產能力當在160億公斤以上。

（五）退耕還林將減少現有耕地

為改善生態環境，確保國家生態安全，國家從1999年起開始實施全國性退耕還林工程，到2007年總計退耕還林1.4億畝。為確保“十一五”期間耕地不少于18億畝，從2007年起停止增加退耕還林面積。而實際上，我國未來還必須進一步退耕還林。正如中國工程院課題組《西北地區水資源配置、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建議，西北地區應當減少糧食生產以改善生態。但這些地區仍然繼續擴大耕地、增加糧食生產。由此可見，我國土地過度開墾在保障生態安全方面還有欠賬，稍有退耕即會突破18億畝耕地安全線。

三、增強糧食資源危機感、緊迫感，抓牢全局主動權

綜上所析，確保我國未來糧食安全并非容易之事。我國人口與經濟高度集聚區域往往是缺糧區，容易成為國際糧市波動的傳導區。例如，1993年底，我國糧食庫存充足而糧價突然暴漲，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糧價走高，廣東等沿海地區從進口轉向國內糧市，以及國內通貨膨脹預期和投機炒作等。目前，廣東省糧食播種面積比上世紀70年代末減少50%，糧食自給率不足40%。前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地緣戰略》一書中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軟肋是能源和糧食供給，糧食依賴進口將給中國經濟資源造成緊張，也使中國更容易受到外部壓力的打擊。

（一）調整現有工業化、城鎮化空間布局戰略，確保糧食資源

加強國家層面對人口分布、經濟布局、資源環境相互協調戰略的研究，不斷摸清家底、優化思路，拓展可持續發展空間。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今后可用于工業化、城鎮化開發及其他方面建設的面積只有28萬平方公里左右，約占全國陸地國土總面積的3%，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要著力構建我國國土空間的“三大戰略格局”——以“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以“七區二十三帶”為主體的農業戰略格局、以“兩屏三帶”為主體生態安全戰略格局。但是，就其總體發展思路看，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發展模式，其城市化戰略重點區域是推進陸橋通道、沿長江通道、鐵路動脈沿線和環渤海、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中西部地區城市的擴張，形成若干城市群，所處大多皆良田沃土、膏腴之地，對實現其提出的農業戰略格局十分不利。應當對我國國土資源進一步深入研究，擴展優化國土利用。比如，有研究提出，黃河“幾”字灣區域應當是我國發展的又一“增長極”，即黃河流經甘、寧、蒙、陜、晉5省區接壤地帶的14市和寧東能源化工基地，面積41萬平方公里國土，其煤炭探明儲量占全國總儲量的66.5%，煤層氣探明地質儲量占全國煤層氣總資源量的50%，天然氣探明地質儲量占全國總儲量的37.8%，原油探明地質儲量約占全國總儲量的7.5%，鈉鹽保有儲量約占全國總儲量的70%。如果在國家層面再培育1—2個類似空間規模經濟區域，大規模集聚人口與產業，就能夠極大地擴展國土利用空間，極大地減輕“渤海灣”、“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地區耕地的占用壓力，保護有限的優質耕地。

（二）大幅度減少耕地占用指標，實行部分農田的“零占用”制度

在沒有發現確切可靠的大規模后備糧食資源之前，必須堅持從緊控制耕地占用的方針，鼓勵減少耕地占用。劃定部分優質高產的基本農田，至少在20年內禁止“農轉非”；對到2020年的各類建設耕地占用指標，減少1/3甚至1/2；對保護耕地突出的地方，給予財政、金融、稅收方面的支持。

（三）增強利益激勵，著力調動糧食主產區政府和糧農的積極性

對糧食主產區政府財政支持，首先以不低于本省縣（市）中等水平為標準給予財政補償，以后按照全國中等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在目前補貼政策的基礎上，對糧農實行收入補貼；對糧食主產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項目，給予財政、金融、稅收方面的傾斜。

（四）建立糧食進口多元戰略支撐點和后備梯隊，避免受制于人

第9篇：南方經濟開發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東中西部城市 發展戰略 轉型調整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報，2010年我國城鎮人口達到6.66億人，城市化率達到49.68%。但同時，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東、中、西部之間較大的不平衡。2008年，中部工業化率比東部低2.9個百分點，比西部高3.72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9個百分點；東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為55.90%；中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為40.90%；西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為41.50% 。

一、東、中、西部城市轉型發展的內因——發展階段

從城市化發展的總體進程看，我國已經處于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但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東、中、西部城市化的階段化差異還是非常明顯。東、中、西部城市各自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了她們轉型的必然性，也是她們轉型的內因所在。

（一）東部城市——服務經濟的輻射能力提升階段

東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廣州、深圳、濟南等區域核心城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基本超過了8000美元。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城市發展已經到了重化工業中后期，轉型為該階段的主題。這一階段的特征，主要體現在“城市第一定律”與“城市第二定律”相互作用，上海、深圳、蘇州、無錫等高度發達城市以“城市第二定律”作用為主。在“城市第一定律”作用下，城市的重化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向第三產業轉移。這一規律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在東部地區整個區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城市第二定律”即當第三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面臨了迎接先進制造業的挑戰，這就是先進制造業在提升能級、自主創新和世界市場的份額等諸多方面都比傳統工業有質的飛躍。例如東京在現代服務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仍然保留著強大的現代制造業，在工業轉移的背景下，東京出現了一批創新型中小企業，從而繼續保持著東京主導工業的發展態勢。這使得我們需要在城市轉型過程中，必須處理好服務經濟與制造業之間的關系。因此，這一階段城市轉型的關鍵是構建有利于城市發展的服務經濟體系，而且服務經濟體系不是割裂的，是與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相互融合的生產業與消費業相結合的體系。

（二）中部城市——現代制造業帶動現代服務業發展階段

目前，中部城市正處于城市化發展的加速時期。同時，與西部相比，中部城市化水平大大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一方面，西部地區資源豐富，資源型城市建設具有后發優勢，對區域發展起到較大作用。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支持西部工業化發展的政策，大型重化工業企業的“企業建城市”模式對城市化的支持力度較大。面對具有資源優勢、政策優勢的西部和市場化程度、開放程度較高的東部，中部城市在我國區域發展戰略中無法把要素與體制機制因素有機融合起來，沒有真正起到“承東啟西”的銜接作用，這也是造成中部城市化水平大大滯后于工業化水平的主要原因。因此，中部地區正處于在東部地區構建服務經濟過程中，東部制造業通過“騰籠換鳥”的趨勢必然需要中部地區進行承接，并且要通過承接制造業轉移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三）西部城市——資源及延伸制造業發展階段

從世界城市發展的規律看，要素資源支持城市化階段實質是重點以資源相關產業帶動城市化發展，仍然處于是城市化初級階段。目前，西部地區逐步從城市化初級階段結束，開始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體現在支柱產業從資源開發為主向資源深加工及相關制造業延伸。同時，相比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城市化呈現超常發展的趨勢，主要是由于我國西部許多城市的發展是“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工業布局調整的結果，外部導入的人口、技術、文化占相當大的比重，再加上西部開發十多年的政策優勢，帶動了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另外，這也與西部地區人口基數低有關。隨著城市化進入加速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化的超常發展的不可持續性開始顯現。主要體現在雖然城鎮體系框架初步形成，但結構非常不合理，集中表現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數量少，城市之間相互封閉，缺乏有機的聯系。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產業二重經濟結構十分突出等。例如2007年底，甘肅省形成了五級城鎮體系，其中100-200萬人口以上、50-100萬人口、20-50萬人口、10-20萬人口、1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的比例為1：1：10：2：3，城鎮體系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

二、東、中、西部城市轉型發展的外因——外部環境

總體上看，城市轉型的外因是由于我國整體區域發展差距大，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都必須通過資源要素的轉移尋求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加劇了外部環境對東、中、西部城市轉型的影響，但由于東、中、西部城市所處的區域不同，自身發展的實際不同，對外部環境的反應也各不相同。對東、中、西部不同的城市而言，城市化過程中的某些優勢可能成為劣勢，某些矛盾既可能逐步放大為發展中的瓶頸，也可能轉化為有利因素。

（一）東部城市轉型外因——資源和成本

近年來，東部地區工業發展中土地、水資源、生態環境等約束性矛盾日益突出，逐步成為城市發展的瓶頸。與之相應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供給趨緊、產業升級壓力增大、企業商務成本不斷提高等問題，加之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優勢逐步喪失，使東部發達地區增長速度明顯放慢。蘇州工業園區、經濟開發區等地已經開始考慮進行“無土招商”。同時，城市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社會服務性需求上升，新二元結構、收入分配、福利等社會問題在經濟速度放緩的情況下顯現出“放大效應”，逐步成為發展的瓶頸，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壓力。另外，全球經濟危機對以外向型為主導的一些東部城市也帶來了直接影響。

（二）中、西部城市轉型外因——東部產業轉移

在資源和成本壓力下，東部地區重點發展高附加值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金融、貿易、航運服務、生物科技、信息等現代服務業。在這種情況下，東部地區通過“騰籠換鳥”逐步實現現代制造業產業鏈下端的技術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的中西部轉移。中部地區具有商務成本低、鄰近東部市場的區位優勢，以及較為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和人才資源，成為承接東部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轉移的首選地。例如，2010年1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安徽沿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為推進安徽參與泛長三角區域發展分工，探索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新模式，也為中部地區加速崛起點燃了助推器。同時，皖江城市帶靠近東部，以合肥為中心，半徑500公里覆蓋上海、江蘇、浙江、河南、江西、湖北、山東、安徽七省一市，這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高，消費潛力巨大。合肥更是以其良好的制造業技術和人才基礎，吸引了海爾、江淮汽車、安凱客車、佳通輪胎、聯合利華、美菱電器、榮事達、合力叉車、格力電器等知名企業的入駐，成為制造業基地。西部城市由于具有資源優勢和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優勢，大大提升了與東部地區合作的地位和機會。例如，廣西具有的“西南出海大通道”區位優勢，西部開發和國家區域發展的政策疊加優勢逐步凸顯。在此基礎上，簽訂了《進一步深化桂滬合作的框架協議》，合作領域涵蓋了重點經濟區、金融、主要產業、市場開拓、制度建設等諸多方面，突出了合作的戰略性、高層次與互補性。

三、“十二五”期間東、中、西部城市轉型的總體戰略

“十二五”期間東、中、西部城市轉型的總體戰略思路是三個地區共性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六個方面。

（一）轉變理念是城市轉型的關鍵

我國總體上還處于重化工業階段，城市化的發展經驗主要還是以招商引資為主的制造業發展模式為主。這種模式比較適應工業化大生產方式，其發展理念突出地表現為“直線型”發展，即單純強調以土地、資源、政策來換取增長，以投資拉動增長，以規模求得增長。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這種模式，經過多年的發展，已過渡到以服務經濟發展理念來支持城市發展，即從經濟增長向經濟社會發展轉變、從增量擴張向存量優化轉變、從要素布局向制度安排轉變、從空間結構設計向功能設計轉變、從服務性規劃向公共性規劃轉變、從建設向治理轉變等等。因此，不論東、中、西部的城市，都要轉變以往以土地、資源和政策等要素來爭取項目的傳統觀念，以依靠科技、依靠人才、依靠創新的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理念引導城市發展，推動城市從工業型階段順利過渡到服務經濟時代。

（二）內涵發展是城市轉型的根本

城市的內涵型發展強調城市的結構優化、功能完善、綜合實力強，強調城市發展的內在需求，而不是片面強調數量增長、規模擴大、空間拓展等外在形式。從國內外城市發展規律看，城市轉型只有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才能真正適應環境的變化，并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例如，美國鋼城匹茲堡從單純依靠鋼鐵業，轉變為融合新技術、醫療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務業為一體的與自身需求相適應的內涵式發展道路，成為300多家美國和跨國公司的總部所在地。

（三）功能轉型是城市轉型的核心

以往我國城市發展中重經濟、輕社會文化；重建設、輕戰略；重空間、輕功能；重項目、輕配套的現象很多。例如，我國許多地區的工業園區規劃建設目標是工業基地，配套設施的建設跟不上，往往造成園區與城市“兩張皮”現象，園區功能與城市功能脫節。這種現象比較普遍，也逐步引起重視。目前，一些發達地區開始以產城融合為重點進行城市功能轉型，但一些中西部城市仍然在走發達地區工業基地建設模式的老路，再進行轉型時往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四）突出地方特色是城市轉型的重點

任何城市轉型都不能脫離當地的資源要素、區位條件，以及經濟、文化、科技等實際。例如景德鎮，經過1000多年的大規模開采，已進入瓷礦資源枯竭期，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公布的“第二批32個資源枯竭城市”名單中榜上有名。景德鎮抓住國家對資源枯竭型城市財政支持的機會，緊緊圍繞“瓷都”這一品牌，高標準打造國家陶瓷高新技術研發基地、國家陶瓷教育和人才培養基地、陶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國家陶瓷產業基地、陶瓷技術和藝術國際交流中心和產業集群基地，形成以高新技術陶瓷引領的制造產業；同時，開放景德鎮御窯場遺址、景德鎮民窯博物館、中國陶瓷博物館等，發展瓷都文化，用文化產業來推動當地旅游業，讓旅游產業成為當地的又一經濟增長點。

（五）社會轉型是城市轉型的支撐

社會轉型對城市轉型的支撐作用將隨著城市的發展而顯現出來。從廣義上講，社會轉型將構建新型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城市發展的軟環境；從狹義上講，社會轉型將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提供必要的保障。例如，上海市張江、漕河涇等高科技園區的高端人才往往看重的不是薪水本身，而是注重子女教育，由于子女教育方面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另選其他城市的現象有許多。

（六）明確主體是城市轉型的保障

在城市化進程中，行政和經濟手段的推動作用都十分重要。但從我國城市發展階段看，以“政府為主導推進城市化，以市場為主導推進工業化”的模式應該成為“十二五”期間的主要模式。行政區劃問題在“十二五”期間將還是我國城市化面臨的主要矛盾。行政區劃問題在東部發達地區已經有了區域一體化的經驗，但中西部城市發展過程中，往往還是要面對由于地方利益導致的惡性競爭，這就需要通過政府之間的合作打造城市總體發展平臺，以市場為主導，推進工業化發展。

四、“十二五”期間東、中、西部城市產業轉型的路徑

根據東、中、西部城市城市發展實際，其轉型的路徑和重點各有不同。

（一）東部城市產業轉型發展路徑——“保留、優化、提升、創新”

保留既有產業中適合東部城市的先進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這些產業兼具高科技和高產能的特征，對于推動東部城市產業轉型、提升經濟效益、推動產城融合具有重要意義。例如，東部沿海地區可以對石化、機械及汽車零部件、服裝等制造業實現產業鏈主要環節的空間配置優化和分解，拓展產業鏈布局。在發展進程中，需要擴大對外研發合作、整合產業鏈，以培育優勢產業集群為目標，提升區域乃至國際競爭力。

通過推動東部城市傳統產業的高端可持續發展，優化提升符合現代服務業發展方向，能夠為東部先進制造業發展提供研發、銷售、技術服務等支撐服務的生產業。同時，要注重提升能夠為產城融合發展提供支撐的商業商貿、生活休閑等傳統消費業。

以創新的視角鼓勵和培育新興現代服務產業，同時，加大現代服務業領域的改革和開放力度，積極引進國內外知名現代服務業企業和品牌，形成內外并舉的開放式現代服務產業集群。另外，要大力發展總部經濟，提升城市的產業能級。

（二）中部城市產業轉型發展路徑——“優化、提升、延伸、預留”

中部城市大多數都具有重化工業基礎和技術優勢。優化提升就是通過引進項目體量大、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裝備制造業，并圍繞這些大型項目優化空間布局，形成大規模制造業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格局。例如，長沙市積極引進重化大項目，推動長沙工業上體量、擴規模、增能級，并整合優化“兩區八園”，通過點軸開發與網狀開發相結合，構建起放射狀的“三區三帶”工業經濟新格局。

延伸包括產業的區域發展延伸和產業鏈延伸兩個方面。區域延伸發展方面，中部城市的產業布局要站在區域的高度進行規劃，重視周邊城市產業資源的布局，積極引導產業和產業鏈向周邊區域延伸和融合。這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市場化程度發達的東部區域已經開始形成產業聯動規劃的格局。產業鏈延伸方面，要走“精深重工”帶動“高效輕工”的發展之路，積極發展附加值高的深加工產業，提升產業資源轉化能力，把產業規模轉化為經濟規模。

預留是借鑒東部發達地區以往的工業發展經驗和教訓。目前，東部地區土地資源緊張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時，張江高科技園區、漕河涇經濟開發區、蘇州工業園區等眾多的工業園區容積率卻比較低，影響了土地產出率和城市發展效率。因此，預留部分土地是面向未來的城市發展之路。香港就嚴格控制土地開發強度規劃，建設緊湊型城市，為未來優勢產業留有發展空間。

（三）西部城市產業轉型發展路徑——“引進、吸收、創新、集聚”

引進就是要用好用足國家的西部政策，根據本地產業基礎和文化特色，通過引進東部產業，形成城市發展的主導產業。

創新主要是通過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創新市場環境，為企業發展提供優化產業環境。目前，西部市場壟斷現象還在許多地區和城市存在，阻礙了東部企業去西部投資的步伐。同時，在產業選擇方面，由于地方利益驅動，許多城市往往還在走東部發達地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老路。

西部地區由于人口少，面積大，往往影響了產業和人口的集聚，影響了城市的發展。一般來說，現代服務業的人口聚集程度要高于現代制造業，但西部城市的產業仍然要以制造業為主，這就需要城市發展過程中以集聚為核

心，充分考慮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考慮融合布局與發展。

五、“十二五”期間東、中、西部城市空間結構轉型的路徑

東、中、西部城市空間轉型的重點各部相同。總的來說，東部城市空間結構轉型的重點是以合理布局人口和產業為導向；中部城市由于重點承接東部現代制造業轉移，空間結構的轉型是以園區為重點進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注重區域一體化發展；西部的重點在“兩頭”，即注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發展。

（一）東部城市空間結構轉型路徑

一是控制大城市中心城區人口。目前，東部地區大城市城市化率大多數都接近或超過了70%。根據世界城市發展規律，逆城市化階段應該到來，但城市中心城區人口仍然過度集聚，造成邊際效應遞減，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影響到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因此，控制大城市中心城區人口是“二十五”期間大城市的主要任務之一。二是注重新城建設。為了引導中心城區人口向郊區疏散，合理布局產業，東部城市紛紛進行新一輪的新城建設。本輪新城規劃的起點應是“城”，在人口、產業、配套基礎設施之間具有相互緊密聯系的綜合功能，而不同于以往規劃的具有單一“工業基地”功能的衛星城。三是注重產城融合。在新城建設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產業分工明確、空間形態融合、功能聯動發展態勢，成為新城發展的主要載體。四是立足周邊區域，完善區域城鎮體系布局。東部城市的發展要考慮區域一體化，與周邊形成布局完善、聯動發展的城鎮體系。

（二）中部城市空間結構轉型路徑

一是注重產業布局。中部城市要以合理優化園區布局為重點，發揮園區的載體作用。同時，中部地區相對市場資源、社會資源相對豐富，要重點進行整合。二是大力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中部城市空間布局要注重區域一體化發展，更要與東、西部城市進行聯動，融入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發展。三是注重基礎設施的配套。中部城市的大力發展園區的同時，要吸取東部地區園區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注重配套設施建設，注重園區軟環境建設。

（三）西部城市空間結構轉型路徑

一是注重首位城市的戰略定位。西部城鎮體系不完善，就必須發揮首位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就需要明確首位城市的戰略定位。目前，西部一些大城市開始認識到城市定位不能僅僅是資源型城市，而是要成為區域中心城市。二是完善城鎮體系布局。筆者認為，由于西部地區人少地廣，“十二五”期間西部城市應選擇“增長極”模式與“點軸開發”相結合的模式，“網絡開發”模式由于分散資源，不建議大范圍采用。三是注重中小城市之間的聯系。西部地區要以中小城市發展為主，形成對大城市的支撐，逐步使城鎮體系向規模化、合理化方向發展。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