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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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思考之一，要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德國經濟社會政策研究設計有特色、有優勢，很重要的是以法治的方式保證政策設計的科學性、可持續性。無論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促進充分就業，還是區域發展、產業轉型、中小企業、能源結構調整、職業教育，都有完善的法律，在法治框架中有序推進工作。近年來，我省在政府依法決策方面，有一些大膽實踐，依法推進各項改革措施、建立政府法律顧問制度、用法治的辦法化解多年遺留的疑難案件等，引起社會良好反響。建議：

1、以落實四中全會精神為契機，省政府和省直部門帶頭，教育和引導各級增強法制意識、法治習慣，增強以法治思維開展工作的能力。

2、加強重點領域地方立法工作。抓住節能減排、大氣污染治理、揚塵治理、生態功能區保護、重大應急管理、城市交通管理、基層社會管理等關系群眾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加強地方立法。

思考之二，推動經濟轉調創，可選擇重點實施突破。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工作重點向結構、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轉變。要用好倒逼機制，在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節能減排、能源結構調整等方面重點突破。建議：

1、探討從產業支持向集群策動轉變。制定促進產業集群的政策，實施政府引導、協會參與、企業與研究機構為主體的模式，推進集群品牌建設。推動與德國產業集群的合作，借助其技術、人才、管理模式，提升我省產業集群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

2、研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應研究建立區域分類指標體系，以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能力均等化為目標，建立針對性的配套政策，既維護統一市場體系、公平競爭，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探索建立規范的區域橫向合作、轉移支付制度。

3、下更大決心推動節能減排。著眼長遠發展，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節能技術改造、能源結構調整力度。推動“外電入魯”、煤改氣等工作突破。

4、有序發展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產業。利用法律和政策引導等間接方式，創造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制定風能、太陽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加大對新能源產業領域的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加強統籌規劃，避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鏈盲目集中于技術含量不高的環節，防止局部產能過剩。

5、推廣電動汽車要避免直接刺激市場需求。借鑒德國做法，不直接補貼汽車購買，而是通過推動技術研發進步，降低購買使用成本，引導產業健康發展。德國專家認為，我國電動汽車發展，特別是電池研發生產走在了前面。山東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優勢。

思考之三，山東發展有活力，民營經濟須更強。近年來，我省重視中小企業發展，理念上有實質性進步，簡化登記注冊、稅費減免、改善融資等政策措施力度不斷加大。這次培訓，使我們進一步深刻理解民營經濟是我省經濟發展新的重要源泉。建議：

1、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堅持降低準入門檻，簡化注冊程序，以信息披露為核心，加強事中事后管理。統籌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協調發展，健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維護中小企業市場平等競爭的地位，營造尊重、激勵中小企業發展的社會氛圍。

2、積極探索推動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社會化。小微企業融資難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國金融業發展滯后，商業性金融競爭不足，政策性金融不完善，加之中小企業缺乏家族傳承，管理不規范，自身信用基礎差，對銀行金融服務依賴大，融資難問題更加突出。應推動政府部門、開發銀行、商業銀行、擔保機構分工合作，健全政府引導、市場配置、利益共享、良性運行的中小企業融資社會化服務體系。如，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提供利息補貼，鼓勵銀行為中小企業發放中長期貸款；鼓勵股權投資、風險投資基金，參與中小企業轉型升級；加大村鎮銀行、民營銀行發展；促進小貸公司、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發展；拓寬中小企業小額、便捷、靈活、多元的資本市場投融資渠道。

3、實行中小企業創新計劃。允許稅前扣除中小企業研發投入費用，鼓勵與大企業建立密切協作關系等。

4、對省內設定的稅費項目，如水利建設基金等，可研究對中小企業的減免措施。

思考之四，加快建設高素質勞動力富集地帶，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之計。專家分析山東發展模式認為，過去10年山東經濟增長率主要依賴不斷增加的投資，勞動力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遠未發揮，高技能勞動力對GDP增長的貢獻更低。資本密集型增長模式導致就業水平低，主要依靠低技能勞動力，導致高等教育的高技能勞動力被閑置。勞動力的質量將是決定山東實現經濟轉型與創新的關鍵因素。近年來，省政府把現代職業教育發展作為重要改革突破，率先制定出臺政策措施，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應用型、復合型人才，在全國走在前面。建議：

1、加大職業教育辦學體制改革。選擇幾個企業開展試點，支持行業、企業與院校組建職業教育集團、專業教學聯盟，實現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的緊密融合。

2、推進高技能人才培養國際化合作。據了解，廣東格力集團與德國達姆士達特工業大學共建“格力學院”。我省也引進了惠普國際軟件人才及產業基地項目、甲骨文人才產業基地項目。應利用青島中德生態園等平臺，加強與德國職業教育的合作。

3、把成熟做法上升為地方立法。德國雙元職業教育實施，關鍵是用法律調節各方面關系。如采取強制手段要求企業按員工7%的比例接受學生實習。應通過地方立法，完善政府主導、企業主體、行業指導的職業教育體制，規范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向高校開放，全面實施高等院校學生實習實訓計劃。推進中等職業學校和技工學校“雙證互通”、各級各類教育互聯暢通的學分認可機制等。

第2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國家政治 案例研究 案例選擇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1 導言

1.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一種解釋社會現象的重要研究方法。案例方法研究專家羅伯特·K·殷為案例研究下了一個經典定義：案例研究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探究，她研究現實生活背景中的暫時現象（contemporary phenomenon）；在這樣一種研究情境中，現象本身與其背景之間的界限不明顯，（研究者只能）大量運用事例證據（evidence）來展開研究。①在這樣的意義之上，案例研究是一種以經驗主義為基礎通過大量的事實證據來研究現象的方法。經驗主義意味著研究的問題立足于研究者本身對問題的基本認知，與研究者緊密聯系；運用大量的事實證據則意味著具有較為普遍的起點，在普遍的起點上能有效的揭示研究對象的內涵。因此案例研究的核心就是經驗主義和研究對象所表現出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案例研究可適用的學科就十分的寬泛，可以作為一種一般性的研究方法運用，尤其是在現象與背景不甚明確并且難以量化如國際政治等的人文社會學科中運用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案例分析的問題也就變得顯而易見案例的選擇可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而減弱其分析能力和結論的合理性，案例的選擇變得尤為重要，這也成為本文的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

1.2 國際政治研究與案例分析

國際政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門經驗性較強的學科，在研究的過程大多數的要素中是很難將其以一種科學化嚴謹模式呈現，因為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存在太多的分析要素（或者說變量），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難以量化和用科學性去衡量，并且會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偶然性因素會成為影響事件的關鍵性因素，第一次大戰的爆發就是一個典型的偶然事件觸發，偶然性因素在一個事件中到底有多大影響是很難以量化的來衡量，并且偶然性因素影響的大小依賴于其他要素在事件中的作用，案例分析無疑是一種對事件本身明晰后的分析，因此案例分析可以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一種重要方法。

為什么案例分析對于國際政治研究重要？案例分析為分析對象提供了一個統一的背景和一種可能性的預測，統一的背景意味著一種限定，可能性的預測則是案例本身發展趨勢具有的可能，二者共同構成了國際政治研究中的變量控制。這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認為的那樣“在統一的背景條件下，通過對案例內的變化所作的預言進行的檢驗（即運用多重‘相符性程序’或‘過程追蹤’方法），可以提供有力的變量控制”。②另外如果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我們將案例假設在一種極端的情況之下，就會出現范埃弗拉所認為的“在所研究的案例中通過選擇研究變量的極端值（高或低），我們也同樣能控制被忽略變量的影響。這種做可以極大的減少第三因素的數目，從而盡可能生產理論檢驗所預言的結果，并且降低被忽略變量導致檢驗通過的可能性”，③也就是說案例研究可以使得忽略變量在校驗理論時對理論的影響甚至不影響。因此，案例分析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可以對變量的限定和對忽略變量的對結論的影響，而對于受眾多因素影響的國際政治研究，案例研究的方法無疑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就作為國際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不完全性，其本身也會影響國際政治研究與國際政治的發展，因為研究者或者事件的經歷者也不可能完全的掌握國際政治中的所有要素，這正如約瑟夫·奈認為歷史不可能完全敘述歷史本身那樣“敘述過去每一分鐘里發生的事件所花的時間，同事件本身所經歷的時間是一樣多的。因此，歷史學家總是要進行概括。為了寫歷史，即使是描述過去1小時或者1天的歷史，我們都必須把歷史加以簡化，必須有所選擇。我們的選擇顯然受到我們頭腦中的價值觀念、偏好以及理論等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顯而易見的，也可能是朦朦朧朧的”。④也正是由于這種不完全性需要在研究時加以限定，以便于研究得以全面進行，案例研究在特定的范圍內也可以提供這樣的全面性。

2 影響國際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選擇的要素

國際政治研究的案例研究的使用為國際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同的研究視角，為了使案例研究更加的富有解釋力，避免因為研究者的主觀性而造成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結論造成的偏差，案例研究中的案例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國際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是什么？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審視與國際政治較為相近的比較政治學中案例研究對案例范圍的限定。在比較政治學中案例研究的案例通常指的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團體或組織、抑或一個事件。在研究對象的意義上國際政治研究和比較政治學有高度的相似性，只不過是對研究對象分析的出發點和層面不同。國際政治中案例分析的著作《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一書中，作者瑪莎·芬尼莫爾也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她選擇的案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由此可見，國際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應該是一個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事件、政策、甚至個人等多個方面。對于這些案例選擇的要素的分析將會從案例選擇的信度和效度、案例與研究主題的因果關系和案例的價值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2.1 案例選擇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指如果多次不斷地重復測量都能產生相同的結果，那么我們說這個測量是可靠的。⑤因為在案例的選擇中，會有和研究主題聯系不緊密案例和不相關的案例存在，它們有可能使得研究出現偏差進而讓研究結果變得不可靠。也就是說信度反應的是一種案例與研究主題聯系可靠性，信度越高案例與研究主題聯系的可靠性也就越高，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案例本身與研究主題的相關度也就越高，這就為高質量的案例研究提供的一個良好的基礎。然而在案例研究中案例有信度還不夠，還需要另外一個衡量因素效度。效度指如果一個測量在事實上反應了它所想要測量的，這個測量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說，原則上如果在測量和概念之間有等值的關系，這個測量就是有效的。⑥如果說信度是案例與研究主題的相關性，那么效度是案例與研究主題有效性，案例是否反應了研究主題想要的結果。信度和效度從橫向與縱向兩個方面衡量案例與研究主題的關系，信度構成了案例與研究主題是否可靠的橫向聯系，效度構成了案例與研究主題是否能夠有效測量縱向關系，二者構成了國際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選擇的最基礎的層面，案例的信度與效度直接影響了國際政治研究中案例分析結構的有效性。

2.2 案例與研究主題的因果關系

案例的信度和效度衡量的是案例與研究主題縱向和橫向上的一種相關性現，那么案例選擇的因果聯系則是案例與研究主題的一種邏輯相關性。這種邏輯相關性源自于“在社會科學里，理論通常是以因果關系的模式來進行陳述的：‘如果X，那么Y’”。⑦案例選擇的因果關系是案例與研究主題的一種因果關系，然而這種因果關系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由案例推導出研究主題，而且也有可能是研究主題推導出案例，二者孰為因果是變化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對案例與研究主題的因果關系的探究，一方面是要確定案例與研究主題的邏輯關系；另一方面是要排除案例與研究主題可能存在的非因果關系，從而確定我們所選擇的案例與研究主題因果關系。

案例與研究主題因果關系的確定，這意味著案例與研究主題的邏輯關系是確立的。這種邏輯關系的確立是建立在“要建立起一個具體的因果關系（A導致B），我們必須排除觀察到的A和B之間的關系是虛假關系（C導致A和B）或相反因果關系（B導致A）的可能性”。⑧也就是說在案例選擇的時候，案例必須與研究主題之間的關系呈現一種單向的關系，案例導致了研究主題或者研究主題導致了案例兩種情形中其中的一種，不可能兩種情形同時存在。如果兩種情形同時存在將案例與研究主題進入循環論證的圈子中，一旦案例與研究主題進入到循環論證的圈子中，案例本身與研究主題之間就沒有了邏輯聯系，沒有邏輯聯系案例與研究主題之間也就沒有了探究的意義。

2.3 案例的價值

案例選擇的信度與效度以及案例選擇的因果關系兩者構成了案例與研究主題之間的關系，然而作為案例本身的價值則沒有體現。作為案例本身的價值卻是模糊和不清晰的，因為通常情況下價值被認為是一種規范性的，而不是一種描述的實然性，并且規范性和描述的實然性是相互矛盾不可調和的。價值在規范的意義上指的是，他們所指的是道德原則和道德理想，記那些應該（should）、本當（ought）、或必須（must）產生的東西。⑨而描述的實然性指的是，那些被認定為客觀且能顯示其存在的“事實”，即指“是”什么。⑩因此，規范性和描述的實然性成為一種二元對立，這種二元對立最為明顯便是20實際70年代行為主義革命所提出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祛除”。然而這種“價值中立”并不能解決研究中所有問題，反而由于“價值中立”使得研究視野變得越來越窄。

案例是對研究范圍和研究變量的限定，提供了描述的實然性；案例選擇的范圍的廣泛和研究者自身選擇的主觀性使得案例的具有了規范性。案例所具有描述的實然性和規范性構成了案例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因此，如果在案例選擇中忽視了案例描述的實然性和規范性兩個方面案例本身就缺少了作為案例研究的核心要素。因此，當選擇的案例所具有描述的實然性和規范性兩方面價值的時候，案例本身才具有了作為一個充分的研究主體來進行案例研究。案例選擇的周全性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研究最后得出結論的有效性，所以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所具有的價值就成為整個研究的關鍵。

3 結論

國際政治研究中的案例研究其實早有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很大的案例研究，并且這個案例全面的揭示了影響雅典和斯巴達走向戰爭的重要因素，也由此成為了一部經典的著作。由此可見案例研究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所發揮的作用，案例研究應當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給予重視。在國際政治研究中，無論是國別和地區研究、非國家行為體的研究、政策研究等都會有案例研究的出現，案例研究在某種意義上避免了宏觀研究所面臨的多變量和多種情況的影響，使得研究不容易推進，即便是研究克服了種種困難后得出了相關的結論，然而結論的有效性也就成為宏觀研究面臨的最大問題。

國際政治中案例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方法，這一方法以經驗主義為基礎，通過案例限定研究的范圍和排除研究中可忽略的變量，通過起核心作用的變量進行研究。因此，在案例研究中案例的選擇成為了決定研究程度的重要因素，這也是本文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從案例的信度與效度、案例與研究主題的因果關系以及案例的價值三方面來分析案例研究中案例選擇的重要性，也就能得出本文的結論：案例選擇中的信度與效度是案例與研究主題之間一種外在的適用性和有效性的聯系；案例與研究主義的因果關系是案例研究能否成立的邏輯依據；案例兩個層面的價值則是整個案例研究的核心。案例選擇的優劣直接決定了案例研究中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有效和具有周延性的案例，對研究的推動將會是十分巨大的，反之，將會帶來研究的困難和研究結論解釋力的缺乏。

注釋

① 黃巖.文明超.案例研究方法評述[J].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08（8）：137.

②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南[M].陳琪，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49-50.

③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南[M].陳琪，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50.

④ [美]小約瑟夫·奈著.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第七版）[M].張小明，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26.

⑤ [美]W.菲利普·夏夫利著.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第六版）[M].新知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53.

⑥ [美]W.菲利普·夏夫利著.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第六版）[M].新知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57-58.

⑦ [美]W.菲利普·夏夫利著，新知譯.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第六版）[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17.

⑧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學研究方法指南[M].陳琪，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8.

⑨⑩[英]安德魯·海伍德著.政治學核心概念[M].吳勇，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

參考文獻

[1] [美]莫頓·卡普蘭著.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M].薄智躍，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

[2] [美]瑪莎·芬尼莫爾著.國際社會中的國際利益[M].袁正清，譯.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團，2012.

[3] [德]馬克斯·韋伯著.社會科學方法論[M].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4] 閻學通，孫雪峰著.國際關系研究實用方法（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第3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英國學派;建構主義;比較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國際關系理論新一輪的論爭中,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出現了社會學的轉向,以芝加哥大學教授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異軍突起,成為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足鼎立的理論范式。①當人們仔細探究建構主義的理論,或者說這些建構主義學者在闡述他們的思想緣起時,幾乎不自覺地把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尤其是布爾的思想聯系起來,有些建構主義學者甚至聲稱布爾應該是他們時代之前的建構主義學者。蒂莫西·鄧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國學派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先驅。②溫特在對國際關系理論定位的圖譜中,明確把英國學派和自己創立的“關于國際體系的建構主義理論”都劃歸到整體主義和理念主義的象限內,而且在他看來位于這個位置的理論可以統稱為“建構主義”。③那么,英國學派與溫特創建的溫和建構主義到底存在怎樣的關系?是簡單的歷史繼承,還是有所發展,本文擬對此做一比較分析。

一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的一致性

1.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與“弱式物質主義”

首先,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都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是觀念而非物質的。英國學派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結構是觀念的,這從英國學派對其核心概念“國際社會”(或國家的體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國學派最早提出“國際社會”概念的曼寧教授認為,國際社會不是一種經驗的存在物,而是一種觀念的實體。④懷特使用的是“國家的體系”概念,他強調國家之間有可能因為共同的文化紐帶而彼此承認,并認同于它們所組成的整體,這與美國學者用的“國際體系論”———強調機械互動論,屬于純粹的物質層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爾的“國際社會”概念對前兩者有繼承、借鑒,同時也有具體修正。布爾認為,“如果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從而組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認為它們之間的關系受到一套共同規則的制約,而且它們一起構建共同制度,那么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就出現了。”①從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認同,共同國際規則的認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國際制度構成了國際社會的核心。這些規則、認同與制度本身是觀念性的形態,構成了英國學派明顯的理念主義本體論。以溫特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同樣也堅持理念主義本體論。建構主義否定了純粹的物質主義,重視共有觀念的作用。溫特承認物質性因素的客觀存在,但強調客觀性的物質因素只有通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行為的意義,才具有實質內容。建構主義的理念主義本體論集中體現在溫特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定義中。溫特批判了新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體系結構是物質能力分配的定義,提出國際體系結構最根本的因素是觀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識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識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行為體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溫特由此進一步把國際體系結構概化為國際政治文化。②

盡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異,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是“國際社會”,溫特的建構主義強調的是“國際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觀念的,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是他們的共同點。

其次,溫特盡管一再聲稱任何建構主義都應該堅持理念主義本體論,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成為一個激進的理念主義者,因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質性因素限制了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社會現象。根據溫特的觀點,這些限制主要來源是人性,這也就是溫特提出的“弱式物質主義”的人性理論。溫特認為人類存在五種基本的物質需要:生理需要、本體需要、社會交往需要(soci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溫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內容”思想,而后者成為布爾在《無政府社會》中闡述的世界政治理論的基礎。④對于布爾來說,人類社會都是通過其規范,以滿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這些需要包括個人的物質生存和穩定的社會關系,特別是財產權穩定以及遵守承諾。即使溫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爾的“最小關心”,二者的相似性也還是明顯的。他們的社會理論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關于人性的前提假設之上。在國家層次上,溫特提出了生存、獨立、經濟財富以及集體自尊是客觀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限制了一個國家對外政策行為。⑤相應的,布爾也認為,從任何特定國家觀點來看,它都希望通過參與國際社會獲得其對外獨立權威的承認,特別是對其居民和領土的管轄。⑥

2.行為主體上的國家中心論

布爾的無政府社會實際上是由國家組成的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國家社會也是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單位。根據布爾的觀點,國際關系存在的前提是國家的存在,現代國家起始于歐洲,是擁有政府、以及具有一定數量人口的獨立政治共同體,不同于歷史上的其他獨立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不管存在什么樣的分歧,它們都被團結在一種信念之下,即認為它們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和權利與義務的主要承受者。⑦布爾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英國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論點。溫特創建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也堅持“國家中心論”。溫特認為,“國家是一種政治權威結構,具有合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壟斷權,因此,要考慮國際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時候,最終要控制的正是國家……國家是研究全球范圍內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單位。”⑧由于國家對有組織暴力合法控制的獨特功能,溫特最后得出,“國家是最主要的中介體,通過這個中介體,其他行為體對于控制暴力的影響得以輸入世界體系。”⑨另外,從理論創建的角度看,由于溫特是要發展一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而不是全球體系的社會學,因此對于他來說不可避免地要把國家作為主要行為體。

總之,溫特和英國學派都相信人類社會按照國家劃分是有益的,他們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怎樣提高國家間和平的預期、怎樣合法使用有組織暴力以及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共存?

3.結構———能動者關系

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國家是由國際社會建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的存在完全取決于國際社會的建構,溫特本人也承認國家存在國內社會的建構。溫特理論的真正含義是,國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現存國際體系的某些特征建構的。特別是,國家是否承認相對于對方自己是敵人、對手和朋友,是由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建構的。相對來說,英國學派的學者在強調國際社會的制度的彈性(resilient)程度足夠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國家社會化時,也注意到國際社會對國家的影響。①

如上所述,英國學派理解的國際社會是由國家組成的社會,主要關注的是國際社會對國家屬性和國家行為的影響。因此,英國學派就其本體論取向看,“他們明確擁護整體論,把影響國家行為和國家屬性的‘國際社會’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爾強調國際規范不僅可以在國際政治中產生約束作用,而且可以產生構成作用。對布爾來說,“國際制度———從國際法到權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認同和維護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的合法行為體,并強調國際社會作為世界政治的最高層次的規范性原則”。③從布爾的研究路徑也可看出國際社會學派的整體論取向。溫特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具有明顯整體論特征。在溫特構建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中,他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假定,承認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導行為體,國際體系結構,或者說國際體系文化不僅可以制約國家的行為,而且可以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議程是研究體系層次上的國際政治文化對單位層次上國家的建構作用,體現了建構主義的整體論觀。④

二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的分歧

對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對兩者的分歧相對沒有引起更多關注。筆者認為,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可以值得關注。

1.價值取向上:歐洲中心主義與價值中立

英國學派具有明顯的價值取向,而建構主義基本上保持價值中立。英國學派的基本價值涉及諸如秩序———社會秩序、國際秩序和世界秩序、正義———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國家和人類的權利等等。盡管有些價值由于已經內化為國際社會共有知識,如原則,今天已經難以辨認出其價值取向,但仍然擺脫不了其西方中心論和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瑪莎·費麗莫認為,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內容來自于西歐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則,伴隨著西方的擴張,這些原則逐漸國際化。⑤中國學者王逸舟也認為,英國學派比西方國際政治學內的任何其他學派都明確凸現了“歐洲中心主義”或“白人中心主義”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認為,“就其源頭,歐洲各國組成的‘社會’,是一種(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員的俱樂部,它最早出現的形態是針對穆斯林的、‘異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贊也指出:“今天的國際社會實際上是個‘混血兒’。它部分產生于文化同質的國際社會,這種社會是由現代歐洲發展、在其全盛時期向外擴張形成的;它還部分反映出同一體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動過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過程。”⑥

與英國學派相比,建構主義的價值取向不明顯,基本保持價值中立。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盡管把國際政治文化概化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這些文化的區分基本上不是從意識形態、宗教或者西方與非西方的關系出發的,而是從行為體主要是國家之間的角色身份出發進行劃分的,即相互視為敵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視為對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視為朋友的康德文化。國際政治文化的演進是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國際社會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這些不同類型的政治文化是國家在互動過程中造就的,關鍵取決于國家之間的互動行為,與國家的類型、屬性、尤其是價值觀沒有必然聯系。建構主義國際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分配、是共有知識,而不是觀念和知識本身。這里明顯體現了建構主義價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與科學方法

布爾認為國際理論是一種古典方法(classical)的運用,而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運用的是科學方法。布爾把“古典”方法概括為“起源于哲學、歷史和法律,具有明顯依靠運用判斷的特征”。①在國際關系傳統主義和行為主義的爭論中,布爾明顯站在傳統主義的一邊。他拒絕承認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價值中立的、可以運用一些模式和假定進行檢驗的科學,反對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而溫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原則,強調可以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象的客觀知識。

作為古典方法的具體應用,歷史分析方法是英國學派的特色。布爾對歷史的關注構成了他國際社會獨特性觀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詳細的歷史分析并非當代建構主義學派的主要方面。而布爾認為國際社會必須進行歷史研究。如果國家和其他行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過歷史互動過程構成的,那么就可以通過持續的、詳細的歷史研究來說明。

布爾也承認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無論怎樣抽象,國際關系都必須置于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正是這樣的文化和歷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時期的社會意識、共同價值觀和共同的目標觀念。②根據阿爾德森和胡塞爾的觀點,布爾強調國際政治古典理論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論分析,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不能脫離它賴以產生的歷史環境,“歷史研究是理論研究的同伴,不僅因為它提供經驗概括需要檢驗的案例,而且理論本身也有歷史,理解理論家的歷史位置,對于對它的批評很重要。”③布爾對國際社會的歷史觀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識:當代問題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國際體系誕生于歐洲的國家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涉及戰爭與和平問題、無政府和共同體問題、法律和道德問題。

溫特創立的建構主義理論運用的是科學方法。溫特在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原則,強調可以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象的客觀知識。盡管溫特本人在建立理論體系時并沒有進行大量的實證分析,但他堅持科學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說溫特的溫和建構主義是從“反思主義”陣營里“脫穎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超越于反思學派,認為人本身可以和認識自然界一樣,認識人處于其中的社會世界,和認識自然界一樣,科學的方法同樣也可以有助于人類社會解釋、預測社會世界的發展規律。對于國際政治理論工作來說,就是認識國際體系發生、演變規律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國家的行為規則。

正是堅持了這樣的認識論、方法論原則,溫特建構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爾茲新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即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他把無政府狀態概化為由國際社會主要國家之間觀念分配構成的國際政治文化,把單一性的國家作為分析范疇,通過大量理論演繹,主要是社會學方法的借鑒,得出的結論是國際政治文化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據國家身份和利益確定的國家政策行為又可以建構無政府的國際政治文化,并且推動國際政治文化在體系層面的演變。在溫特的理論體系里,幾個關鍵變量———體系層次的國際政治文化、單位層次的國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是明確的,體現了科學方法的明顯特征。當然,在溫特的理論分析中,歷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對歷史方法的偏好,英國學派學者對他們研究主題的歷史領域方面非常有興趣,并且積累了大量的關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功能和演化的各種知識。這與溫特關于國際政治文化演變的非歷史理論形成鮮明對照。例如,他們并不進行類似于溫特所做的國家之間從無政府狀態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開始進行理論的實驗,相反,他們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下的現代國家體系的歷史起源,同時也注意不同于現代國家體系的其他國家體系的特征。布爾在討論現代國家體系中國際法的地位就是一個好的例證。④另一個案例是,所有國家體系,包括在歐洲起源的現代國家體系,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爾在對國際秩序進行理論化研究時就注意到這點。但是,溫特在討論霍布斯文化的敵人、洛克文化的對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時,忽略了這點。他認為國家之間的互動,按照“符號互動論”的邏輯,好像雙方在權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權力分配不會影響國際體系的演化過程。而在這方面,英國學派的亞當·沃森就非常關注權力的不平等性。他通過考察大量歷史材料,竭力得出國家體系演化的結論。①

3.國際體系的演變:從合作如何成為可能到如何解釋合作

溫特在其《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七章討論了國家之間如何進行合作導致了集體身份的形成,從而導致國際體系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進。溫特提出了四個主變量作為集體身份形成的機制: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但在英國學派的著作中,我們并沒有發現比較系統的理論努力研究國際體系的政治文化演變,蘇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對于溫特來說,國際政治文化的演變是個重要問題,因為他的初始假定“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第一次遇到必將導致霍布斯文化產生”,然后必須解釋國際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無政府狀態下合作怎樣才是可能”成為溫特的重要問題。但是,無政府狀態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國學派學者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假定是: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也存在相當大程度的合作。②他們的目標在于怎樣解釋這一現象。③二者差異的背后實際上隱含了英美學者對無政府狀態本質認知的差異。美國學者多數認為,無政府狀態是混亂的根源,是災難、無序的禍首;但在英國學派看來,缺少政府的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意味著無序或者混亂。因此,英國學派的學者并不熱衷于研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如何開始的問題。

第二,英國學派盡管承認合作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關系的特征,但他們似乎更關心如何保持現有體系的穩定性,特別是他們更熱衷于討論在威斯特伐利亞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現有的體系向更高層次的秩序和正義推進。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夠引起英國學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國學派總體上趨向于對特定地區國家關系的演變不感興趣。但是,正如溫特承認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說有可能出現在某些核心國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國學派更關心的是結構、功能和作為整體的國際社會的歷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們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轉變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現象。

4.對權力和均勢原則的不同態度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結構主要是觀念結構,物質性權力只有通過觀念才具有意義。英國學派包含了理念主義的本體論,但同時權力和權力政治也構成了布爾理論的核心。這也構成了布爾理論的內在緊張和矛盾性一面:物質性權力和共有的觀念同時在布爾理論中得到強調。特別難以費解的是,布爾把均勢和戰爭作為其確保國際規則運行的國際制度的一部分,帶有明顯的現實主義色彩。布爾尤其反對集體安全的理論與實踐,認為集體安全與均勢原則相抵觸。這與建構主義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體安全制度明顯不同。

第4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現實主義理論是國際關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派別。斯坦利霍夫曼認為，這一理論學派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因為他用一個特殊事件去描述國家行為的永久邏輯川。眾多學者在談到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時，都把它作為一個既定稱謂，把它與國際關系理想主義理論相區別，而極少去關注這一名稱的真正含義。英國有學者認為，現實主義表達的是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命題，它包括:(一)國際政治領域是關于國家行為主體和非國家行為主體之間互動的領域，它與國內政治有著顯著的區別。(二)國際政治領域被定位為無政府狀態的特征，在缺乏某種超級權威的狀態下，存在著對權力、利益和安全的競爭性追求。

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以權力一利益為兩緯向度，他把權力界定為利益，認為這樣界定的權力是普遍有效的客觀范疇。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他認為政治權力是權力的行使者與被行使者之間的一種心理關系。行使者對被行使者思想上加以影響，進而實現對其行為的控制。在摩根索看來，權力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手段。盡管他沒有明確給出國家利益的概念，但他認為把權力界定為利益的概念是客觀的、有效的。因此在他的理論框架下，權力是自變量，利益是因變量。摩根索還認為，國家追求權力，或表現為盡量維持現狀，或表現為極力改變現狀，不管怎樣，都將必然導致權力均衡的狀態。而其他因素如國際法、國際道德和世界輿論，只是國家權力的制約因素，缺乏其本身獨立的本體地位。

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直接從無政府狀態跨越到權力決定論，舍棄那些對塑造國家行為起同樣作用的因素，是不符合國際實踐的。事實上，國際行為體在行為取向上既有對權力的需求，又有對秩序的需求。

古典現實主義理論關鍵的弱點，具有非歷史性和前社會性的特征。只要無政府狀態存在，古典現實主義就不能克服它的這個弱點。因此，對它的批判，首先從質疑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發展到理性主義對制度規則和國際法的重新認識。本質上，國際法只能存在于主權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國際體系中。假設民族國家的主權成為歷史，超級權威機構代替了它，那么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差別就會隨之消失。由于不存在高于民族國家主權的超級機構，這樣無政府狀態就可以繼續存在;而各國在相互交往中又有對共同規范的需求，因此國際法將會一直存在下去。

二、結構現實主義視角下的權力規范與國際法規范

沃爾茲以第三意象為立論起點，以結構作為體系層次的獨立變量，并通過對結構的準確定義，創立出一種可以對國際政治進行系統性分析的理論框架，即國際政治的結構現實主義。

沃爾茲利用微觀經濟學方法，從結構功能主義角度出發，認為無政府狀態就是在主權國家之上不存在擁有合法壟斷武力的公共權威，體系下的國家具有功能上的趨同效應，即各國都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的安全，國家是自助的。在自助體系下，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自身安全。在功能上，沃爾茲認為只要無政府狀態存在，國家在功能上就一直是相似的。在結構上，他認為國際結構隨著其組織原則的變化而變化，如果組織原則不變化，則隨著單位實力的改變而改變。單元之間功能上的差異是不變的，只有單元之間的權勢分布狀況是變量。沃爾茲用他的簡明理論表明:要考查體系層次的變化情況，只要考察國家之間的能力分布情況，尤其是幾個主要大國之間的能力分布情況就可以了。

結構問題是關于體現各部分排列的問題。華爾茲認為，國內政治體系是等級體制，具有集權性、垂直性和同質性。這體現在國內有最高權威的存在，政策按照縱向的緯度來實施，國內各部門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下行使自己的職責，各組成部分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而國際政治體系是中央權威的缺失，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國際政治各單元之間具有分權性、水平性和異質性，國家具有最高主權，在國際法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與古典現實主義強調權力不同，結構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國家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權力獲取安全。一個國家的權力要保持適當的量，太大或太小都有危險。

沃爾茲對層次分析法的最大貢獻，在于通過給結構下一個準確的定義，首次將體系層次的結構和單元層次的變量明確區分開來，從而建構出一種簡明的國際政治系統理論。但是他只選取體系和單元兩個變量，而把過程排斥在結構定義之外。這樣國際法、國際道德等對國際社會的重要作用就被否定了。

三、權力規范與國際法規范的新范式跨學科合作研究

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的跨學科合作研究，最先是由肯尼思阿伯特于20世紀80年代末提倡的。他最先呼吁國際法學者要首先研究機制理論，以便服務于國際法研究。他把綜合了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研究的這一新型領域稱為共同學科。后來，也有學者把這種跨學科的合作稱為學科間合作研究。

出現跨越兩個學科的合作研究，有兩個原因:一是學科外部環境都在不斷變化，這些發展變化包括:國際合作機制的擴展，全球化現象，跨國主義的出現，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國際政治經濟的相互依賴，國家主權的轉移或讓渡等。二是學科內部動態發展的需要，這是對法律規范現實性缺陷做出的反應，這種缺陷就是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它轉向其他社會科學，與具體的社會科學相結合才能完善其自身嘆

這種跨學科合作研究的任務，不僅要描述兩個學科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關系，還要超越從一門學科對另一門學科進行陳述。因此，國際關系和國際法已經突破了外界所認為的它們二者是實證對規范、政治對法律的相互分離的學科界限，它們真正相互發現了對方，變得相互依賴。

在研究方法上，這種跨學科研究大多數采用比較分析法，即對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國際法與國家關系進行橫向比較研究。

首先，二者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國際法律和國際政治關系都從屬于國際關系的范疇叫;在實踐層面上，國家之間的關系既有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也有國家之間的政治互動關系。國際法是在國際關系中形成和發展的，而國際政治關系需要國際法規范來調整，國家之間的交往產生了建立國際法律秩序的內在需求，正是這種需求決定了國際法存在的價值。

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之間存在著二元互動的關系。這主要表現為國際政治催生了國際法，國際政治的演變推動國際法的演變。而國際法對國際政治有規范性作用，這種作用包括:為國際政治的運行提供制度性架構，規范國家的行為，建立價值標準等。還有，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從國家出發，而它們追求的目標也是一致的，即國際和平與安全、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等。

其次，兩個學科存在著區別，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的研究側重點不同。國際法研究國際行為規范，側重于對法律規范的探討，因此它屬于價值層面的內容，具有反映性和主觀性。而國際政治學科研究國際關系的事實，側重于對國家交往活動的探討，屬于國際社會事實層面的內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觀性等屬性。

在實踐層面上，國家所做出的優先考慮也不一樣。通常情況下，國家在對待國際政治問題時，往往首先考慮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等問題，而不會首先考慮法律上的是非判斷。在對待國際法問題時，國家主要從法律上的是否原則來判斷，而不是先考慮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等問題。

國際法與國內法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沒有外部的強制力作為保障。這就為信奉物質權力的現實主義者們提供了懷疑的借口。西方法理學家認為，人們遵守法律，并非由于他們懾于強權機關的權威，而是由于他們同意至少是默許法律的實施與運行。以凱爾森為代表的規范法學派認為，國際法的效力根據是協定必須遵守的基本規范，因為次級法律規范的效力來源于更高一級的法律規范，最高級的法律規范就是法律的基本規范同意與默許，再加上國際法的內在合法性，共同構成了法律得到遵守的原因。

四、新范式研究的意義

跨學科新范式的出現，在繼承國際政治理論的基礎上，突出了國際法對國際社會的重要貢獻。這些貢獻包括:

1.國際法為國際社會提供秩序。現實主義者以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學說為假設前提，認為國際社會是戰爭狀態。國際法的原則和規范可以調整國際行為體的個體行為，促使國家進行多重博弈，制定游戲規則;違反規則可能帶來鏈式反應，這種后果是各國都不愿意看到的。

第5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1 IPE英美學派之爭

 

在本世紀初，國際政治經濟學(以下簡稱IPE)界曾掀起一場大討論，議題是關于IPE英國學派和美國學派之間的差異和優劣，以及這兩派間是否存在“架設橋梁”[3]開展對話的可能性。這場大討論由美國IPE學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發起。他于2007年發表了論文《跨大西洋分歧：為何英美IPE學派如此不同?》[4]，隨后在2008年出版了專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思想史》。在這些著述中，科恩明確劃分了IPE的英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并對兩派的優劣進行了深入剖析，就此拉開了這場跨大西洋大討論的序幕。緊接著在2009年，英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5]把當年的首刊作為特刊專門探討這個議題，這標志著IPE的英美學派之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本次跨大西洋大討論有力推動了英美學派之間的學術交流，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雙方“聾子間的對話”[3]狀態。

 

自此以后，英美學派差異就成為了IPE研究中無法繞過的話題。本文主要探討英美兩派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并以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背景和學術傳統作為切入點，擬對該議題提供新的認識和見解。

 

2 英美學派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

 

IPE英美學派的差異眾多，本文主要關注兩派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

 

2.1 研究范式差異

 

在研究范式上，英國學派趨向多元，包容性更強，而美國學派則相對單一狹窄。此外，英國學派具有多學科或跨學科的學術傳統，能對不同學科的觀點和研究成果包容并蓄。而在美國，至少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自由主義學派就開始長期占據主導。

 

英美學派研究范式差異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對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持有不同態度。在英國，一直是IPE研究的重要學術思想來源，階級關系常被當作研究權力與財富互動關系的分析工具，很多著作都體現了“資本作為一套社會生產關系的概念”。[6]因此，始終是英國學派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與此相反，及其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徑，在美國卻遭到長期漠視甚至不予置信。按照科恩的說法，在美國，“處于受人尊崇的主流學術研究之外”。[4]究其原因，這主要由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背景和學術傳統所決定。

 

一方面，從歷史發展看，雖然英美兩國都經歷過“體系變革”危機，但是其所處的歷史時期以及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都截然不同。英帝國的崛起發端于工業革命，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聯系雖開始加強，但是彼此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并不深。而在當時的英國學術界，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的政治經濟學都是主流學說，因此學者們自然傾向于運用這些學術思想來解釋世界體系的變化，且這種學術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而美國所經歷的“體系變革”時期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世界的政治經濟聯系已經非常緊密，其表現是眾多世界性國際組織的存在，美國通過這些國際組織維系全球秩序。此外，當時世界深處冷戰危機，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國學者的學術范式選擇。再次，美國的霸權雖然遭到挑戰，但是其霸權地位并沒有被它國取而代之。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美國的學術研究范式一直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所主導。而，自然被隔絕到了主流的學術路徑之外。此外，英國對于美國取代其成為世界霸權的心態非常復雜，所以科恩指出：英國學術圈存在“故意與美國唱反調的心態”[4]。

 

另一方面，英美兩國的學術傳統也不同。首先，IPE在英美兩國的學科歸屬不同。在美國，IPE隸屬于國際關系學科。在美國IPE的初創期，政治學家們嘗試運用國際關系的理論來解釋經濟現象，美國IPE所關心的議題如權力與安全，都與國際關系學科的關注點一致。與此相反，IPE在英國被認為是一門獨立的與國際關系平行的學科。英國學派的領軍人物蘇姍·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甚至認為，國際關系應當隸屬于IPE，而不是恰恰相反，因為英國的IPE研究借鑒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知識，有著更為豐富的學術內涵。正如本·克里夫特(Ben Clift)和本·羅森孟德(Ben Rosomond)所說，“(IPE的)多學科性意味它并不緊密依附政治學科的傳統。行為主義革命在英國，從沒有像在美國一樣站穩腳跟”。[7]

 

此外，在英國，關于政治與經濟互動性研究的傳統早就存在。十八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對道德哲學的研究，都是英國IPE的重要靈感來源。政治與經濟的勾連，以及對世界進行描述并做出價值判斷，對于英國學派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帝國主義》的作者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很好繼承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并將之發揚光大。霍布森贊同拉斯金對(新古典主義、邊際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控訴，認為“把‘財富’，‘價值’，‘利潤’這些名詞僅限于商業領域使用，是蓄意和系統化地貶損了這些名詞真實和已被認可的意義。”[6]他認為，政治和經濟關系錯綜復雜，根本不可能對政治與經濟進行分離和專門化研究。霍布森完全反對“當前采納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專業化了的政治科學。”[7]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正是通過這些學者得以不斷傳承和發展。這也是斯特蘭奇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重新發現”或者“重新強調”的政治經濟學傳統。

 

要理解英國IPE學派的特有傳統，還應當把它置于英帝國衰落的特定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同克里夫特和羅森孟德所說，“貫穿于整個二十世紀關于英國經濟的爭論都是與帝國的衰落交織在一起，(這些爭論)是為了總體的英國經濟和具體的英鎊，在這個過程中找尋一個合適的角色和定位。”[7]因此不難理解，英國的IPE研究特別注重國際和國內因素的緊密勾連。斯特蘭奇后來延續了這種研究路徑，并將它用于對英鎊的研究。而斯特蘭奇本人作為IPE英國學派的奠基人，她的研究路徑選擇也對英國的IPE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而在美國，由于IPE從創立以來就隸屬于國際關系學科，其研究視野也受到了學科限制。美國IPE更多關注的是公共政策和國家安全領域，對于跨學科研究也并不熱衷。此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由于擔心純經濟學的研究會受到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斗爭的影響，有意摒棄了對美國霸權衰落的研究。與此同時，越戰暫時緩和了美蘇關系，政治學家得以把注意力轉向衰退中的美國經濟并因此創建了IPE的美國學派，而其方法論也和其他社會學科一樣，受到了當時科學行為主義革命的深刻影響。現今，自由主義學派始終占據主導的根本性原因，是因為其學說能更好地服務于美國在全球推行的經濟自由主義。

 

2.2 認識論差異

 

認識論關乎研究方法和認知立場，雙方的本質區別在于：英國學派主張多科學的兼容并蓄，而美國學派則倚重科學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依靠演繹性邏輯和致求精簡的形式化建模，把事實還原為基本要素。”[8]此外，在方法論層面，英國學派長于質性分析，強調規范性，更關注整體性的理論構建;而美國學派則偏好量化研究，更關注中觀和微觀層次的理論建構。

 

英美學派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科學研究是否應當遵循簡約的原則。英國IPE學者認為美國學派的還原論方法排除了太多因素，這些因素對于理解政治經濟的動態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為了實現簡約而犧牲了描述性的事實和可信度”[3]。而美國的IPE學者則認為，英國的IPE研究過于偏重體系及歷史性分析，闡釋性太強，且因為過于包容萬象而喪失了研究重點。

 

此外，雙方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英國的IPE研究一開始就注重從其他學科吸收不同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而美國的IPE研究從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第二代IPE學者開始，在研究方法上趨于單一。而至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半葉前，美國IPE也是以其豐富的方法論著稱。但是，當政治科學家們設置了IPE的研究議程后，在研究方法上卻偏好使用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熱衷于實證分析，形式化建模以及對于經驗數據的系統性搜集和評估”，被貼上了“蹣跚學步的經濟主義”[7]的標簽。

 

美國學派的研究方法之所以發生了轉向，可歸結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學里的學術訓練更偏向量化研究。其次，美國社會科學的期刊編輯們對于數理與統計技巧更為偏好。再次，經濟學的復雜公式和形式建模總讓外行望而生畏，因此在解釋經濟學現象時，政治學家們總感到力不從心。還有，經濟學在美國的社會科學領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美國，經濟學因其善于以小見大而被尊為“統領社會科學的國王”[9]，正因為如此，美國的IPE學者也想運用“硬科學”的建模來增強IPE分析的形式力度，降低政治分析過程的不確定性。按照科恩的說法，這是因為“IPE的專家們也想贏得尊重。”[3]因此這種“仿效式科學主義”[10]的方法也得到了重視和強化。

 

英美學派對待價值判斷也持有不同態度。美國學派認為研究者應當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以確保研究的客觀性，而英國學派則認為價值判斷必不可少。在英國學派看來，研究者理當置身于研究對象之中，發現問題并匡正錯誤，以此不斷改善世界。總體而言，英國學派更具開放性，其核心研究問題更具普世關懷，涉及所有社會和道德領域，其目的是實現對世界的改造。此外，英國學派還認為“實證研究無法解釋類似于情感、恐懼、迷信、欲望、貪婪等這樣無形之物的決定性作用。”[11]

 

英美兩派在價值判斷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場也與兩國的學術傳統緊密相關。美國學派從“發展于十九世紀末期的傳統社會科學規范中汲取靈感。傳統社會科學并不否認社會道德的重要性，但卻堅持首先要進行客觀地理解，其目的是為了給下一步的變革打下堅實基礎。”[11]而英國學派的學術根源更為久遠，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對于道德哲學的研究。如馬修·沃森(Matthew Watson)所稱，英國IPE“根植于以價值為基礎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12]正因如此，英國學派“不僅要進行價值判斷，又兼具很強的包容性，這無可避免。”[3]

 

3 英美學派的學術對接可能性

 

有鑒于IPE英美學派在研究范式和認識論上的差異，對于雙方能否如科恩所說通過“架設橋梁”實現學術對接，學者們的觀點也不盡相同。

 

3.1 積極的觀點

 

以科恩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英美學派的差異性也是雙方能夠實現學術互補的前提。一方面，科恩認為英國學派過于兼容并蓄，并且“理論建構和驗證的方法不夠嚴格縝密，這使得知識的普及和積累幾無可能。”[3]而另一方面，美國IPE學派過于倚重標準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致使研究議題的設置過于狹隘。因此雙方如果積極開展學術對話，可互為取長補短，更好促進IPE的發展。

 

3.2 消極的觀點

 

但不少學者質疑兩派實現學術對接的可能性。理查德·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和馬修·沃森(Matthew Watson)認為，英美兩派的認識論存在本質差異，因此雙方無法比較，更無可調和。[13]戴維·萊克(David Lake)對此表示認同，他對科恩所倡議的“雙方應當在彼此的認識論鴻溝上架設起一座穩固結實的橋梁” [14]的說法深表懷疑。而且萊克認為，無需擔憂英美學派的差異性，相反，應鼓勵這種差異的繼續存在，這更有利于IPE的發展。

 

除了本文所專門討論的研究范式和認識論差異之外，IPE英美學派之間還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別。比如在本體論上，美國學派以國家為中心，把國家置于其他利益單位之上。而英國學派僅把國家視為利益單位之一，并不把國家凌駕于其他利益單位之上，有時甚至不把國家納入分析之中。因此，兩派之間要實現學術對接，徹底結束“聾子間的對話”狀態并不容易實現。

 

作者簡介：朱振華(1982-)，男，浙江永康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美國研究方向博士生，浙江傳媒學院國際文化傳播學院講師。

第6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國際關系批判理論　包容和排斥問題　政治共同體轉型　三重視角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5－0113－06

安德魯?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是國際關系理論領域中最早從事批判理論研究的學者之一，被譽為國際關系理論中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1982年他以《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人和公民》一書，與羅伯特?考克斯(Cox)和理查德?阿什利(Ashley)的兩篇著名的文章一道，掀起了國際關系理論批評史上第一股批判浪潮，之后阿什利逐漸轉向后現代主義。眾所周知，在西方國際政治研究中始終有一個“美國中心”，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見解，總要經過它的詮釋和傳播才能形成國際研究界公認的“一家之言”。考克斯的批判理論是在這股浪潮之后被主流陣地闡釋和傳播得最充分的非主流理論之一。相對而言，林克萊特的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由于處于學術領域和地域的邊緣長期以來影響居次。在90年代初，林克萊特從澳大利亞來到英國從事研究和任教后，加之冷戰后的國際新形勢和國際關系學科的新一輪論戰的興起，林克萊特的批判理論才逐漸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和影響，成為與考克斯齊名的國際關系批判理論大師。

在國內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在評價國際關系批判理論時經常批評批判理論長于批判，理論缺乏體系、對現實的解釋力和可操作性。而林克萊特批判理論力圖避免這樣的批評，其理論最大的特點是，理論并沒有止于悲觀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時構筑了一套有自己鮮明特色的理論體系：圍繞包容和排斥(inclusion and exclusion)這一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心問題，以規范的(normative)、社會學的和人類行為學(praxeological)三重綜合分析方法為框架，以探究人類解放和重新塑造國際政治理論根基、政治共同體的理論與實踐、基于“不傷害”原則而闡發的全球倫理思想――“傷害理論”為主要核心理論體系的批判理論大廈。本文側重從上述三重綜合分析視角來詮釋林克萊特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中的政治共同體問題。

國際關系中的包容與排斥問題

林克萊特的批判理論認為，由于國家和國家體系本身就是一種包容和排斥體系，所以包容和排斥問題應成為國際關系的中心問題，它可以成為考察世界政治的一個整體要素。事實上，許多著名的國際關系學者早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布爾始終認為：“在過去的國際體系和近兩百年的現代社會中，不論時間和地點，以不同的方式，社會的包容和排斥是重要和普遍存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觀察到了這點。沃爾澤(Walzer)認為，包容和排斥原則對所有社會都是根本的，因為所有社會都不得不決定管理成員資格的分配規則。懷特在他的《國家體系》一書也強調，包容和排斥原則對決定誰屬于以及誰不屬于國際社會和文明的信仰體系而言是根本的。不變的是，他們和有關階級差異、族裔、性別和種族排斥的其它形式相混合。

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中，不斷再現的哲學問題始終關注三種不同的共同體，也就是民族國家(政治共同體)、國家間社會(the society of states)或人類共同體(a community of humankind)孰占首要位置的理由。相對于國家間社會或人類共同體而言，多數理論已經表達了更欣賞民族國家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三種方式可以例證民族國家浸潤在包容和排斥體系的不同層面。第一種也是最明顯的是，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包容和排斥的體系，它有著公民與非公民之間精確的區分，有著和領土概念上的差異。第二種是，具有排斥性的國家參加一個由國際法律規范和道德原則聯系在一起的具有包容性的國家間社會。反過來，國家間社會通過阻止那些被認為是不合適屬于它的那些社會而可能是排斥性的。第三種共同體僅存在于道德信念中，即個體不僅屬于他們各自的國家，而且還屬于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人類共同體。它也是將世界主義的價值觀合并進國家間社會，并超越排斥性的國家到一個統一的世界秩序的觀點的核心目標。在林克萊特看來，大多數國際關系理論的方法考慮國際體系中的包容和排斥問題的一個方面或諸方面，但他的批判理論的分析目標三重視角，能夠更綜合性地考察包容和排斥原則的特性、發展和變化性。

世界政治中的政治共同體問題

共同體問題是林克萊特批判理論的核心關注之一。早在掀起批判浪潮之初，林克萊特就強調，批判理論旨在追求人類的解放，而與人類解放聯系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要動搖新現實主義對國家的界定，就要從理論上重視對國家理論的超越和對更高一級政治共同體的合理性論征。換句活說，他認為可以從政治共同體道德界限的擴張來理解解放的內涵。解放就是國家的邊界失去倫理重要性的過程。而國家理論的動搖則是國際政治理論實質性發展的開始，也是人類共同體向更高層次邁進的開端，人類由此將獲得某種意義上的解放。林克萊特指出，從歷史的長河看，共同體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是多元存在的形式，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人類的自由、自決，人類每前進一步，都有相應的共同體形式，最初有家庭，隨之是部落，后來是國家。國家有其進步性，但離創造“一個由擁有與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權利和義務的自由人組成的社會”這個人類的美好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而每一種更高形式的共同體的出現，都意味著人類自由前進了一步，人類由此將獲得某種意義的解放。

林克萊特指出，政治共同體的生存很大程度歸功于這個事實，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社會結合不會擴展到國家之外的人們。政治共同體之所以能夠持續，因為它們是排斥性的，而且通過強調內部人和外部人(insiders and aliens)的差異來建立他們獨特的認同。共同體不斷地被重塑，它們的道德邊界在兩個不同的方面擴展或縮減。它們或多或少都會發展出針對其他社會成員的特殊主義定位(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s)。因此，質疑國家邊界的精確的道德意義的世界主義倫理的重要性顯現。在林克萊特看來，現實主義與批判理論不同，因為它缺乏對現代政治共同體充分的敘述。他批判現實主義，認為它只關心連續性、國家之間的互動形式(戰爭)、權力制衡，大國的興衰以及大國的關系，而非變化性，諸如全球化和分裂化這樣的全球變化是否影響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的轉型，現實主義并不關心。

鑒于此，林克萊特認為，國家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共同體，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與制度也是一種社會建構，關于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新觀念新形式是可能的。批判理論的方法否認共同體內部人的利益自然地高于外部人的利益。它反對這樣的假設：當對本國公民的義務與對人類的義務發生矛盾時，前者必然居上的觀點。而且批判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變革應該開始于轉型和重構排斥性的政治共同體。支持超越民族國家道德局限性的更普世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重點在于擴大包容外部人的政治共同體，在于使諸多規范普世化，在于實現一種世界主義倫理。盡管后實證主義理論間存在諸多不同之處，但是它們都贊同政治共同體的新形式。國際關系批判理論認為，通過從下面三大維度展開對共同體問題的綜合研究，以促進其實現最終的轉型。

政治共同體的規范的、社會學的和人類行為學的綜合研究維度

林克萊特批判理論大廈中的規范維度，是指從特殊的社會安排中排斥一些人而包容另一些人的哲學緣由；社會學維度主要關注包容和排斥體系的運作和維持；而人類行為學維度則探究包容和排斥體系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林克萊特指出，雖然包容和排斥體系以及共同體問題已經很長時期是國際關系傳統研究的一部分，但是還沒有關于它們的規范的、社會學和人類行為學維度的綜合研究。批判理論的一個目標就是將這種綜合性的研究恢復起來。

1、有關共同體的規范維度

因為批判理論開始于對人的平等的承諾，所以林克萊特首先探討的就是，有關國家的規范性問題涉及到將任何人從任何社會安排中排斥出去的合理性的理由。在西方道德和政治思想史中，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和普世主義(universalism)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個不斷再現的主題。二者之間的沖突，在國際思想史中被有關公民的義務和對人類的義務之間的緊張關系所例證。關于此，沒有哪一種哲學嘗試獲得了持久的一致。其中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所有普世主義代碼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特殊文化或文明的偏好。道德是社會的，道德代碼是不能比較的，共同體不能通過呼吁使某種規范普世化來擴展，簡言之，不存在什么共同的倫理可以去擴展。另一觀點，是17和18世紀社會契約觀點的關鍵，它不討論道德普世主義的存在，認為國家產生了不完美的義務領域，而且，盡管道德普遍性存在于不同的國家關系之間，但它們是不完美的，它既不能要求也不能夠實施將公民聯結到國家這一明確紐帶之外的地方。這種觀點認識到，民族國家是少數已被質疑的排斥堡壘之一，因為它沒有公正地對待它們之外世界的其他人。在現代國家，國家的道德地位已經被許多贊成將公民的權利和人類的權利再結合的觀點所質疑。

林克萊特指出，事實上，文化邊界是高度多孔滲漏的，每一種文化都深深地與其它文化相互作用而被塑造出來的。尤其在現代，被現代性的“世界主義文化”塑造的“外交文化”和“國際政治文化”已經被嫁接在現存的文化體系之上。對普世主義的捍衛并不破壞文化的多樣性，通過使用存在于更先進的道德中的、更具批判的和更加普世的倫理原則和程序，能夠更好地解決國際差異。林氏認為，對普世主義的捍衛強調的是對其他人責任的重要性，是破壞所有系統性的排斥形式的需要，它強調確保擁有人類的每一位成員一致的全球安排的義務的重要性。正如貝茨(Beitz)所言，普遍一致的概念是倫理普世主義的核心。

在現代社會，任何有關美好生活和美德概述得比較完全的概念，是那種原則上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排斥任何人類其他成員的概念。這一概念要求創造一種有著全體人類共存的有關共同體的道德包容的政治學。拓寬將人視為一個道德的人的意識或道德平等意識，以及拓寬能夠普世化的規范的熱望，是兩種更高級的道德律令的主要特征。對此，一個回答是哈貝馬斯的主張：先進的道德律令是承諾準予每一個人以平等權利參與社會和政治配置的公開對話。這個關鍵的結論源自于將任何人預先從對話中排斥出去沒有合法依據的觀點。沒有哪一種排斥體系能通過這種道德測試，除非它的構成原則能被所有人一致贊同，尤其是那些被排斥出這種社會安排的人們贊同。就有關國家和國際關系的規范框架而言，這個結論有重要的隱含意義。林氏認為，在此基礎上，國際關系的批判理論認為，國家不會耗盡我們的道德和政治義務。與個人擁有作為特殊共同體成員的義務共存的普遍義務，要求他們的政治代表去促進更高水平的人類團結和人類共同體。如此，國家就必須贊同給予次國家和跨國家的忠誠以更大的權力，正如布爾所言，倚靠著更古老的但已變形的國家認同，它轉變為不同于現代國家的國家，但不是國家。因此，林克萊特強調，批判理論的規范性目標是推動國際事務中道德和政治共同體的擴展和轉型。

2、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維度

林克萊特指出，由道德共同體比國家更具包容性的觀點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批判理論需要發展一種后時代國際關系出現的限制因素及前景分析的經驗性敘述，以探討政治共同體是否可能拓展或縮減，保持對國家及其變化的密切關注，以便次國家和跨國的忠誠獲得更大的重要性。這也使得發展一種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成為必然。20世紀50、60年代的區域一體化理論的締造者在發展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研究方面最早留下了他們的印記。在此基礎上，批判理論進一步擴展和考查了這一方法。批判理論認為，如果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忽略了對國家的建構、地緣政治和戰爭的分析，那么它將不會走得很遠；如果它忽視了在國內和國際層面的商業或生產的影響，那么這種闡述也不會繼續；如果它不重視塑造國內和國際秩序以及建構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的國際關系的文化維度，這種分析也不會延伸。對這些方面的綜合關注能夠深化批判理論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研究。

對共同體的社會學而言，很少有人會懷疑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林氏認為，綜合這些探討，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的一種有效的方式出現在社會學和國際關系中有關社會學習的相關討論中。自從二戰結束以來，社會學習的思想在國際關系中是一個不斷重復的主題。林氏指出，盡管已有這些相關研究，但在這個領域內還沒有發展出一種有關社會學習形式的合理分類，而這些不同類型的社會學習形式的相互關系塑造了呈現在不同社會中的包容和排斥的安排。以他之見，對共同體的社會學而言更有意義的社會學習的分類之一，來自于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所做的三種分類：技術一工具學習、戰略社會學習、道德實踐學習。他認為，在國際關系中能夠將哈氏對社會學習的分析合并進有關包容和排斥邏輯的社會學分析之內。更明確的是，它能夠用來分析，是否包容和排斥的模式是哈氏所區別的三類學習過程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國際關系中的許多不同領域都包含這些學

習形式所洞察的一個方面或更多方面。在林氏看來，對這種社會學習的聚焦是將不同領域的主題整合在一起的方式。為了發展這種社會學方法，就必須更進一步探討有關國家的建構、地緣政治、戰爭、生產以及道德一文化領域相互作用如何產生國際關系中包容和排斥的主導體系的其它更多方面。而對在文化和溝通上以被歪曲的形式固定下來的不必要的社會限制的批判，仍然是批判理論的最基本的部分。因此，有關共同體的社會學研究對學習過程的聚焦，目的是去理解，共同體如何從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提高自我利益，轉變到學會如何維持不同國家間和文明間的秩序，以及學會定義有關道德的普世主義原則并使這一原則制度化。

3、有關共同體的人類行為學問題

雷蒙?阿隆在反思治國方略時，使用了人類行為學這個詞，林克萊特的批判理論引入了這個詞。人類行為學問題的提出，是因為沒有人的干預政治共同體的新形式就不會發展。在國際關系中，人類行為學的研究開始于這個問題：是否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有選擇形成新的社會和政治關系的自由。林克萊特認為，對這個問題給予充分的回答，是國際關系批判理論的必然要求，而卡爾的政治現實主義是有用的起始點。卡爾認為。對政治實踐的反思應該對體系的制約因素(systemic constraints)有認知，因為這種制約因素將會抑制主動性并導致思想貧乏。通過聚焦這個問題：國家怎樣能夠創造超越對國家安全的決定性的追求的國際秩序，如何將國家間的最小秩序轉變成一種人類的或康德的普遍終極王國式的世界主義共同體，以避免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二元選擇。而且，林氏認為，通過綜合康德在理性主義中提出的一些觀點，這個問題能夠得到最好的發展。康德相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現代國家特性中以及對普遍人權的強調中是內在的。在康德的觀點中，現代公民身份的思想有深刻的國際主義隱含，這也正如邁克爾?多伊爾(Doyle)和布魯因(Brewin)等學者的觀點那樣，自由主義國家不得不在三種相關的公民身份領域――國家的、國際的(international)、世界主義的公民身份中表達他們的政治原則。而在自己邊界之內有各種排斥形式的國家還不得不質疑在國際事務中的排斥。

著名社會學家埃里亞斯(Elias)認為，國家建構的過程也使得新的社會結合的產生和新型認同形式的發展成為必須。現代國家要求領土認同和對國家的政治忠誠意識，并以此來判斷它們外交政策行為的正確性。現代國家的興起使得懷特所稱的“忠誠革命”成為必然，在這個“忠誠革命”中，“忠誠的內部圈擴展”而“忠誠的外部圈收縮”。大體上，國家已經成功地保持了內部成員的忠誠意識，并逐漸限制次國家和跨國家的團結和認同。而捍衛國際秩序的需要被反映在外交政策的語言上，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全人類的福祉作為一種外交政策的原則被調用。涉及到與人類共同擴展的更廣的道德共同體，提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是否外交政策的原則可以沿著從道德的排斥性向道德的包容性方向進一步向前發展。卡爾和福柯通過贊同道德和政治共同體的擴展回答了這個問題。而康德在《永久和平》中認為，國家變得更加意識到需要通過合作來保持國際秩序。這種正在加強的秩序產生了新的希望：國家將繼續認識到由啟蒙思想傳播的國際倫理義務的重要性。

以林氏之見，在無政府狀態下，后國家的建構已經涉及到了國際共同體的擴展和地方權力和認同的恢復問題。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后現代主義者認為，在定義義務的內部圈和外部圈之間的關系時，事實上暗中削弱了國家的角色，是對排斥性國家的壟斷權力的真正挑戰。而且也僅以此方式，新的地方和跨國團結才會開始出現。問題在于，是否存在一種道德普遍性，它使得一些東西進入到國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已經開始被制度化到新的社會結合和政治安排中?林氏認為，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下面三方面的發展例證了這些趨勢中的一些，這些趨勢對國家是國際關系中的主導原則的思想而言，是顛覆性的。在國際人權保護思想方面的顯著進步是這樣一個趨勢。第二個趨勢是認識到對改善國際社會較貧困成員的社會和經濟狀況的集體行動的必要性方面。第三個趨勢濃縮在“人類共同遺產”和“世界遺產”的概念中，強調對自然的責任的全球倫理。前兩個趨勢提供了道德普世化邏輯的證據，因為在討論有關外交政策的目標中，非國家行為主體的權利已經逐漸顯示了更大的重要性。這些趨勢的重要性在于，它們不承認外交政策僅僅只能夠關注國家安全和最小限度的國際秩序。第三種趨勢顯示，技術工具理性的結果可以加鞏固世界共同體(world community)的重要性。所有三種趨勢都與封閉的國家特性不同，它們都揭示，在現代世界中道德包容和排斥的主導類型如何能夠開始被重構。通過例如這些原則，國家和其它社會行為主體如何能產生新的政治共同體和認同的問題，是有關外交政策的批判方法中心關注的問題。

第7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國際經濟合作；國內制度；承諾可信度；政府的透明度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2

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那就是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國際經濟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成為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然說國際經濟合作的研究曾被國際政治所主導過一段很長的時期，但是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心發生了轉移，學者們開始關注國內政治與國際合作與經濟之間的相互聯系、影響的研究，國內制度基礎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內政治是國際合作關系的重要因素，研究的重心也隨之轉向關注國內政治行為體及其偏好。在國內制度的框架內相互作用下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為體逐漸形成國家的政策選擇。因此，加深對國內制度的理解與研究，對于解決或許緩和國際合作所面臨的關鍵性的問題有重大意義。

一、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礎

1.政治制度研究的新進展。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心發生了轉移，學者們開始關注國內政治與國際經濟、合作之間的相互聯系、影響的研究，逐漸關注國內制度基礎。一方面，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國內政治對國際合作關系的意義，并主張重新將國內政治納入國際關系的研究中來。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我們不斷加深對國內政治制度的了解。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理性選擇的方法被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中，這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政治制度的認識。這些進展為分析國際經濟和國內制度合作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政治學家認為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對政治過程和政策結果同樣會有不同的影響。因此，國內制度對國家的經濟合作和經濟政策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2.國內政治與國際經濟合作關系的重新定義。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嘗試打通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努力，對討論國內制度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九十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導致了世界不再是兩級格局，世界經濟也面向全球化發展，眾多學者對國際關系重新思考，為國際關系加入新鮮的元素，那就是國內政治。如何引進國內政治呢？那就需要打破國際和國內束縛和界線，這也就引發了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大思考。一度開來，國內政治引入國際關系成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

3.世界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形勢總體趨緩，雖說世界上地區性沖突不斷發生，但是在近期來看是相對和平的。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愿意刀槍相見，更愿意采用和平的方式進行談判協商解決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各國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共同的利益把各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相互之間更加依賴，誰都離不開誰。世界各國都努力把握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爭取在世界之林占據有力的地位。這樣也就為國際關系的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自己國內的政治發展，以及研究怎樣更好的融入到國際經濟的合作中來。

二、國內制度與承諾的可信度

1.達到雙方承諾的可信度的一致。從可信度一致性角度考慮國內制度，研究國內制度的權力制衡根本，把國內制度視為一種權力運行的制度框架。我們還可以從國內制度的透明度來觀察制度對承諾的影響，這是從制度的特征角度理解承諾的可信度。所謂時間一致性問題，就是如果一個人為了得到某種利益而和其他人達成某種付款的協議，他沒有違約而且能夠使準時的來完成承諾的約定，這就會使他們的承諾可信度達到一致。國際合作也是如此，合作談判的雙方都會作出關于政策調整的承諾，但是雙方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無法履行這種承諾，隨之承諾也就蕩然無存，沒有任何可信度，合作也不會發生。國際合作需要合作雙方有保障的可信賴的承諾。從承諾的角度來理解國際合作，承諾的可信度是保證國際合作的前提。可靠的國際承諾是一個國家從國際經濟合作中獲益的基礎前提。

2.國內制度的設計。政府的經濟制度設計能夠對國家的政策承諾和政策連續性有一定地保障，例如合理的經濟政策能夠促進自由貿易，科學的貨幣政策保證貨幣匯率的穩定性、控制通貨膨脹等其他方面。領域內決策權力的分散或集中程度丟國家承諾的可信度有重要的影響。若某一領域決策權力相對集中，那么他就能集中力量辦事情，這種國內經濟政策的靈活性就會相對較強，但是政府承諾的可信度就沒有絕對的保證；但是假如決策權力分散的話，那么政府承諾的可信度就有了相對的保證。

3.提升承諾可信度的方式。對于國內制度來說，提升政府承諾可信度的兩種方法就是授權和權力制衡。

3.1授權就是直接給予的方式，將某一領域的政策權力授予一個對待政策問題上相對獨立的機構。為了避免社會利益團體的競爭、黨派之間的爭奪等對政策制定的影響這就是授權的作用，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夠按照預定的設計目標來完成。這種貿易政策的授權增加了美國推動自由貿易發展的承諾可信度，在推動美國經濟騰飛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國內制度的改變能夠有利于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3.2權力制衡就是某一領域的政策權力不僅僅一個機構決定的，而是要幾個甚至是全民投票所決定的，從而加強政治的穩定性，和權利的均衡性，也就說明了政府相關政策的承諾具有可靠性。否決權是權力制衡的一個最明顯的制度基礎，權力在制度上越是分散，就越難改變政策，也就是政策的穩定性很強，從而能夠提升政府承諾的可信度；美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就是最好的證明，能夠促進整個國家政治的穩定，以及經濟的繁榮發展。民主是一種典型的權力制衡制度，從國際合作的角度來看，它能夠保證政府承諾的可信度，是有利于促進國際關系的合作與發展。

4.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也是一種增加政府承諾可信度的有效的機制。在固定匯率制下，國際市場決定著政府貨幣供給量，國際金融市場的供求狀態影響著政府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政策。在固定匯率制下，也就把政府采取獨立貨幣政策的能力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圍之內。因此，固定匯率制有利于經濟的穩定發展，同時大大提升了政府承諾的可信度。這樣一來，政府的可信度就能得很好的提升，對于要尋求國際合作的雙方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國內社會基礎對國際合作的影響

1.國內社會基礎是國際經濟合作重要組成部分，對國際合作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無論怎么樣的體制下，贏得民眾、利益集團的支持都是最重要的。國家自身的利益正是在國內社會利益集團的基礎之上來進行界定的。從國內社會基礎的觀點來思考，選擇國家的經濟政策也是具有同樣的道理。

2.社會利益集團的組織與活動是需要成本的，而這些成本往往是這些集團而不想付出，因此他們也就缺乏組織起來參與政策過程的動力。然而制度的制定卻能改變這一現狀，對于社會利益集團來說，制度就是一種激勵方式，能夠使國內不同社會集團參與國家政策所花費的成本得到改變，甚至能夠是他們獲取頗豐的收益，從而能夠使國家不同領域上不同政治力量達到平衡。制度的變革可能也意味著政府對經濟合作態度的變化，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時也就會考慮社會團體參與集體行動的成本與收益，這樣一來社會團體所面臨的集體行動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

四、從透明度來看國際合作

1.信息來源的透明度。政府的政策行為會受到國內社會的分布信息的影響。不同國內社會團體掌握信息的能力是不對稱的：一是民眾缺乏對政府實際行動的檢測能力，二是民眾對政策執行者的目的性缺少了解，這樣一來民眾難以判斷政府是否遵循了自己的政策承諾。但是國內政治制度能夠使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得到緩和，促使政府的責任性得到提升。國內政治競爭能夠有助于信息的披露，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也就得到了提升。

2.透明度主要是指關于政府信息的把握。主要是指關于政府和社會的內部特征信息能夠對外開放。透明度同政府發出信息的可靠度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例如這樣的國內制度自由的選舉、政黨的爭奪、新聞和言論自由等都是能夠使政策透明度得到提高。透明度對國家政策的制定，以及國際合作態度表達也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3.透明度是國際合作的基石。透明度能夠讓雙方互相理解各自不同的重要信息，這種透明度對國際經濟合作是必不可少。把透明度視為一種雙方交往相互信賴的基石，透明度的高低對合作雙方能否愉快的合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透明度較高的制度環境下，雙方都能盡可能多的了解對方的意圖，也就給雙方的合作的機會大大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雙方對合作機會和利益取得的判斷，從而提高了合作的穩定性和承諾履約的強度。

五、總結

國內政治是國際合作關系的重要因素，在國內制度的框架內相互作用下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為體逐漸形成國家的政策選擇。在世界范圍內，我們不斷加深對國內政治制度的了解。更加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理性選擇的方法被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中，這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政治制度的認識。國內社會基礎是國際經濟合作重要組成部分，對國際合作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承諾的角度來理解國際合作，承諾的可信度是保證國際合作的前提。可靠的國際承諾是一個國家從國際經濟合作中獲益的基礎前提。透明度增加了雙方對合作機會和利益取得的判斷，從而提高了合作的穩定性和承諾履約的強度。這些進展為分析國際經濟和國內制度合作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政治學家認為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對政治過程和政策結果同樣會有不同的影響。因此，國內制度對國家的經濟合作和經濟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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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溫特 建構主義 哲學觀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10)5-0088-10

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建構主義理論問世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引起學術界的關注。90年 代之后建構主義在批判借鑒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過程中逐漸上升為主流理論學 派,其中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用社會建構理論全面闡述了國際政治的本質和現象 ,奠定了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體系。

建構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溫特自稱他的知識背景是政治學,其建構主義理論來源于社會學理論,學習了社會學的結構 化和符號互動研究方法。但讀罷《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后你會發覺,溫特建構主義的整個 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即采取哲學的思考和方法,搭建了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理 論,特別是該書的第一部分,“所討論的問題屬于哲學的范疇”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致謝” ,45,即便是學習了社會學理 論,那也是經過哲學思辨的過濾。

溫特給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規定了兩條基本原則:“(1)人類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 觀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2)有目的的行為體身份和利益是由這 些共有觀念構建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③ 同上書:1這兩條原則基本反映了溫特建構主義的世 界觀。在本體論上,建構主義承認世界的物質性和客觀性,將人類賴以生存的客觀世界分解 為自然界和社會界。在認識論上,建構主義強調觀念對物質的能動作用,賦予物質的社會意 義。在方法論上,建構主義不僅考察行為體,還考察行為體所處的社會結構,考察國際社會 結構與行為體的互動關系,認為國際結構或國際制度不僅影響行為體的行為,而且建構行為 體的身份和利益。溫特認為建構主義在認識論上是理念主義,與物質主義相對;在方法論上 是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相對。在溫特看來,物質主義強調物質力量對國際社會的決定作用 和客觀世界的第一性,輕視了主觀世界對國際社會的能動力量,即觀念不僅可以建構物質的 含義,而且可以建構國際社會;個體主義雖然承認國際結構決定行為體的行為,但看不到國 際結構與行為體的關系是雙向的、互動的,國際結構還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行為體的 身份和利益決定行為體的行為并作用于國際結構。溫特在批判吸收物質主義和個體主義的基 礎上,用理念主義和整體主義創建了建構主義,因此,溫特稱他的建構主義是“結構理念主 義”③。由于溫特強調觀念的能動作用,國家的行為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而是身份和利益 決定的,批評者認為溫特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是唯心主義的。對此,溫特指出,觀念對物 質的建構作用并不是否認物質的意義、物質的客觀性。在自然界,物質的客觀性非常突出,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論人們怎么想,怎么去研究,物質的客觀性是無法改變的。但社會 界不同,社會界是因人們的相互關系而組成的,盡管社會界(包括國際社會)是客觀存在的 ,但人處于社會界之中,研究社會科學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自身是社會界的一部分,對社會界 的客觀性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己的主觀意識。所以溫特認為他的本體論是在承認物質的 客觀性、國際社會的客觀性的同時,強調觀念對物質、尤其是觀念對國際社會的結構的建構 作用,也就是說,國際社會、國際結構的客觀性是通過人的主觀性展示出來,通過人們的話 語表示其含義。我們可以發現,溫特建構主義的本體論在論述社會界的客觀性和主觀性時, 回避了物質主義和理念主義誰是第一性的問題,而是在承認社會界的客觀性的前提下,指出 了客觀世界只有通過主觀世界才產生作用,物質的客觀性和作用只有通過觀念的解釋才具有 意義。人類社會的客觀性和主觀性是一枚錢幣的兩個面,好比共享器官的連體兒,缺了誰都 無法生存。由此而引出建構主義的理論作用,人類的主觀世界――觀念對社會的建構作用。 人類不僅通過科學研究議程,經過科學實驗,獲得客觀世界的知識,而且通過對客觀世界的 認識,賦予客觀世界某種含義、某種作用,使得主客觀相互作用,而不只是客觀世界對主觀 世界有決定性作用,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也有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對社會界的作用。物質的 客觀性(物質性)因素只有通過社會性的觀念建構才能發揮物質對行為體的行為的影響作用 。建構主義的兩條定律折射出溫特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所以建構主義在國際關系研 究領域“是一種涉及國家本體地位的哲學思考” 秦亞青.譯者前言//[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31。

溫特通過論證國際社會的物質性和觀念性的雙重性和相互關系,認為被建構的不僅僅是國際 行為體,國際政治本身也是被建構的。“國際政治并不是人們可以通過感官直接感知的,國 際政治的不同理論常常是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上得以檢驗的,也就是說,這是理論家所‘ 感知’的國際體系”[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5。自然界的物質,科學家可以通過科學實驗證實其存在,而社會界的 客觀性,是通過人們的觀察、思辨去感知的。可見,溫特從哲學的角度、從本體論的角度, 既從世界的本源角度探討國際關系的本質、探討國際社會的本質,研究國際政治的基本問題 (即研究國際關系的本體論)。這種研究立意或對問題思考的出發點超出了國際關系和國際 政治本身的使命,也超越了之前所有國際關系理論和流派對國際社會本質的認識和理解。溫 特的建構主義理論至少告訴我們兩點,一是國際政治同人類面臨的其他所有一切問題一樣, 不單單是物質世界的問題,也是意識世界的問題,即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二是任何問題 的探根求源,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界,最終都涉及問題的本源。人是怎么來的,地球怎么 演變的,太陽系之外是什么,宇宙是誰創造的?國際社會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來的?當今 的國際社會為什么是這樣?我們如何認識這個社會?等等。溫特之所以從本體論的角度研究 國際社會,是因為“如果從不同的本體論觀念出發,就會對我們怎樣解釋世界產生實質性的 影響”[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世界觀不同,對社會界的認識就不同,所以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對國際社會的認識不同在于本體論的不同,在于對國際社會性質的把握的不同。

國際社會的結構與觀念的關系

在了解了溫特從哲學、從本體論角度研究國際社會的性質,解釋國際社會的物質與觀念的關 系問題后,現在我們要了解他研究問題的邏輯起點,即了解溫特的建構主義研究國際社會的 結構與觀念的關系問題。

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確立的國家獨立、自主和平等原則具有內外兩方面的政治意義。國家對 內的獨斷權,使國內政治呈垂直特征,表現為等級體制;國家對外的自,使國際政治呈 水平特征,表現為無政府狀態。自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國際社會就處于無政府狀態,兩極、 單極、多極等等都是無政府狀態的不同形式。這是國際社會的客觀性問題。國際社會存在各 種各樣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各種各樣,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解決問題的最極端的 方式是暴力。近代以來,每一次大的國際格局的變化無不是暴力的結果。而國家是最有權 力組織暴力的單位,“具有合法使用有組織暴力的壟斷權”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因此控制暴力首先要控制能 以合法的名義、組織化的方式使用暴力的國家。所以由國家所引發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始終是 國際社會關注的首要問題,控制暴力或抑制暴力成為國際社會最根本的任務。國際關系學就 是要從理論上解決如何減少、制止和消除戰爭,最大限度地實現和維持世界和平,而這涉及 到對國家行為體、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國際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等等的認 識和判斷。這是國際社會的主觀性問題。

作為國際社會單位的行為體,既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個人或非政府組織。威斯特伐利亞體 系開創的國際政治,國家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對象,因為國家是國際社會最主要的活動者,是 國際法的主體,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體系理論也是國家體系理論 。盡管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但行為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隱含著 某種規律和特征,這就是體系或結構與行為體的關系及其對行為體的影響。“結構”是行為 體所處的國際社會的態勢或模式。“體系”或“結構”可以分解為不同的“層次”。“層次 ”是指“體系”或“結構”內部的差異與區別,地區、國家、個人和非政府組織是不同的“ 單位”,即不同的“層次”。

在研究體系結構理論中,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把國際體系比作市場,把國家比作公 司。他認為“國際政治的體系,像經濟市場一樣,從根本上說是個人主義的,是自發產生的 ,不是有意的” [美]肯尼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108。華爾茲對國際社會的認識是,國際體系結構是物質力量的分配,體系結 構變化是大國擁有物質力量大小的結果,大國物質力量的變化決定了體系結構的變化。當一 種權力分配形式轉化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就導致體系結構的轉變。

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與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一樣,依然將國家和結構作為國際關系學研究的對 象和出發點,這是因為他要在批判新現實主義國家體系理論基礎上試圖建立建構主義的國家 體系理論。溫特所研究的國際行為體是國際社會的“單位”,是置身國際結構中的“施動者 ”;所研究的國際結構或體系是“行為體”或“施動者”的活動空間,所處的位置。與華爾 茲的體系結構的物質性完全不同,溫特的體系結構是觀念性的。在這里,建構主義與現實主 義在認識論上的區別在于:第一,現實主義崇拜物質力量,其表現形式是權力,權力的大小 是物質力量大小的體現,權力象征物質力量。建構主義推崇理念主義,物質是分析基礎,是 思辨的對象,觀念是分析工具,激活物質的“活”性,物質的作用并不取決于物質本身的力 量大小,而是取決于觀念對物質意義的建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由 于社會性的基礎是共有知識,作用就導致了理念主義對結構的定義,即:‘結構是知識的分 配’,或者說是‘觀念是無所不在的’(或者說是幾乎無所不在的)”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溫特所確定的“ 觀念是無所不在的”定理有兩層含義:首先,客觀世界是無所不在的,不論是自然界還是社 會界,人類睜開眼睛看到的都是客觀世界。其次,因為客觀世界是無所不在的,而人們總是 面對客觀世界在認識、思考和解釋,所以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活動或觀念就無所不在的了。 第二,在新現實主義眼里,自從具有的國家誕生以后,“無政府邏輯是永恒的常數” 同上書:20,國家為了確保生存安全必須拿起槍桿子,因此國家是自助體系,國與國的關系是殺戮關系 。但溫特認為自助體系不是無政府狀態造成的,而是國家出于安全自私的緣故。安全自私有 三種形式:不顧他人的霍布斯式的自私、自我控制的洛克式的自私、集體安全的康德式的自 私。第三,在現實主義看來,物質力量決定國際社會的文化形態,無政府狀態只有一種文化 形態,即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但溫特認為無政府狀態不只是一種文化,康德式的集體安全 不是自私型的 ④ 同上書:21,相對其他兩種而言是進步的表現,“有時候國家是自私的,有時候國家不 是自私的,這一點就可以改變無政府‘邏輯’”④。因此,由觀念建構的無政府狀態有三種 文化形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溫特進一步指出:“國際社會的特征取決于 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結構而不是 物質結構造成的。這不是說物質力量和利益不重要,而是說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和效用取 決于體系的社會結構,具體地說,就是取決于霍布斯、洛克和康德這三種無政府文化中哪一 種占主導地位。兩極結構對于霍布斯文化來說是一回事,對于洛克和康德文化來說則是另一 回事。根據社會意義上的結構定義,結構變化是指這三種無政府文化的變化(如1989年冷戰 的結束),而不是指以物質力量定義的兩極的變化(如1991年兩極狀態的結束)。”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第四 ,在體系(結構)和單位的關系問題上,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也存在差異。現實主義認為, 物質決定結構,結構決定行為體的行為,作為結構的X和作為行為體的Y是因果關系。溫特認 為,結構是由觀念建構的,被建構的結構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決 定行為體的行為。“在一個建構關系里,X在與Y的關系里存在。X也以Y為先決條件,所以兩 個變量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差別,他們中間的關系是互為必然,不是互為偶然” 同上書:29。結構和行為體是建構關系。

溫特從研究國際社會觀念與物質的關系問題,研究結構究竟是物質決定的,還是觀念決定的 ,指出了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區別,從而我們可以看出溫特建構主 義理論的特征:同上書:24-25

――國際結構是觀念現象,不是物質現象――理念主義;

――國家的身份和利益由國際體系建構而成,不是物質力量決定――整體主義;

――國家間的互動不僅與國際體系有關,而且是被觀念建構的――理念主義+整體主義。

國際關系理論的分野

溫特按照理念主義和物質主義、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將國際關系理論分 解為物質主義-個體主義、物質主義-整體主義、理念主義-個體主義、理念主義-整體主義四 種社會結構理論。

溫特認為,國際結構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但物質力量的意義是觀念賦予的,“物質主義幾 乎無法解釋國際政治”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比如在兩極時期,美國和蘇聯的力量本身沒有好與壞的含義,但 是國家間的觀念導致物質力量具有正負意義。對西歐而言,美國和西歐的共有觀念是朋友, 美國的力量是正數;對蘇聯的東歐盟國而言,與美國的關系是敵人,美國的力量是負數;反 之,蘇聯的力量,對西歐而言是負數,對東歐是正數。力量的意義在于觀念所然。所以“社 會的最基本事實是社會意識的本質和結構(我將其稱為觀念或知識的分配)。有時,這種結 果是通過規范(norms)、規則(rules)或制度(institutions)的形式為行為體所共有, 有時則不是”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

溫特認為,結構與施動者問題的核心是“結構在社會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 ⑤ 同上書:31按照溫特 對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理解,個體主義是研究個體屬性及個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從研究 個體出發,研究結構,即所謂自下而上的觀點。“個體主義理論有助于理解微觀層次上的因 果作用”,但“無法解釋文化結構的建構作用” 同上書:50。整體主義不僅考慮個體(施動者)及 個體間的互動關系,還考慮結構與個體(施動者)的因果關系,考慮個體(施動者)被結構 構建問題,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觀點。⑤對建構主義而言,結構與施動者關系,進一步分 解為,結構與施動者因果關系與建構關系的“關系”,以及結構對施動者身份的作用和對施 動者行為的作用的“關系”。結構對施動者行為的影響只是結構作用的一個方面,不表明施 動者的屬性也是結構決定的,但結構對施動者的屬性發生作用,那么自然影響到施動者的行 為,這是結構作用的另一方面,也是建構主義強調“建構”含義的所在。在結構與施動者關 系中,建構主義關注的是結構建構施動者的性質,結構影響施動者行為僅是其次。所謂的建 構是施動者被結構建構,而不是結構被施動者建構。“建構主義理論考慮的是社會類別是怎 樣相互聯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 同上書:107建構主義的社會結構理論 的 作用是:“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幫助行為體尋找解決問題的共同方案,定義對行為的 期望,確立危險因素等等。”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8這是溫特建構主義理論的指導意義或現實意義。

建構主義的理論根基是社會理論,從哲學的角度研究國際政治的基本問題(研究國際關系的 本體論),溫特借鑒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理論,并試圖超越傳統國際關系 的理論范疇,建立起一種新理論。溫特討論的是,一是國際體系或國際結構是物質性的還是 社會性的(理念型的),二是結構與施動者的關系是因果型的還是建構型的。結構僅影響施 動者的行為,還是建構施動者的身份。建構主義關心的是“國家身份和利益是如何產生的? ” 同上書:40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自私”造成的,國家必須“自助”;溫特 指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 同上書:7,國家是無政府狀態的“罪魁禍首”。現 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只有一種邏輯結果――相互殘殺。溫特認為,第一,無政府狀態是一 種文化,屬于觀念現象,而不是物質現象;第二,無政府狀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呈現遞進 發展的三種不同文化層次;第三,活動于無政府狀態的行為體也有共有觀念,共有觀念是互 動規則的前提。 同上書:51-52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體,國家決定國際關系的結構,尤其是 大國;建構主義承認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體,但強調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身份和利益是由國 際結構建構的;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和利益的大小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建構主義認為“權力 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在文化環境中建構起來的觀念使然” 同上書:49。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最 根本的特征是追求權力和利益;建構主義并不否認國家的這一重要特征,但認為對權力和利 益的追求只有被國際社會建構才顯現出來。在國際關系一系列問題上,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 明顯處于不同的象限。在國際社會的本源問題上,現實主義是物質主義,建構主義是理念主 義;在國際體系結構問題上,因果型的結構是物質主義,建構型的結構是理念主義;在結構 與行為體的關系問題上,現實主義是個體主義,建構主義是整體主義。

第9篇：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

展讀張妍博士的新著《信息時代的地緣政治》，頗有耳目一新之感，深感這是地緣政治理論研究領域一部新的力作。作者在綜合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科技作為打開地緣政治發展歷程內在奧秘的鑰匙，系統考察數千年來科技進步與地緣政治的互動規律，提煉出對信息時代地緣政治的規律性認識，為相關理論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和借鑒。

提出“科技權”，是該書的一大創新。該書從把握國際權力與地理環境的關系角度出發，研究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時代地緣政治形態以及先后出現的陸權、海權、空權、太空權等理論，指出：人類的科技水平開辟了怎樣的空間，就會引領地緣政治實踐發展到那里，科技進步對地緣政治的影響越來越直接而關鍵，貫穿地緣政治發展史的核心線索是科技力量。其后，該書總結信息時代地緣政治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認為信息革命創造了地緣政治“第五維空間”――信息空間，信息時代地緣政治的戰略制高點在于“信息權”，追求“信息權”引領下的“五權合一”成為大戰略方向。由此，作者提出“科技權”是推動地緣政治演進的終極力量，已經并將繼續深刻影響地緣政治權力構成、力量對比、空間關系和國家戰略。雖然此前也有一些學者作出過科技發展導致地緣政治變革等判斷，但鮮有像該書這樣歷史跨度如此之大、理論架構的系統性如此之強的。

該書提出的地緣政治權力新公式是又一亮點。作者以陸、海、空、太空和信息“五維空間”描述信息時代的地理空間狀態，提出長期以來地緣政治權力一直遵循如下公式――掌握最前沿科技+控制關鍵地區或區域=地緣政治主導權。在信息時代，由于“科技權”的最高形式表現為“信息權”，以“信息權”為先導的“科技權”將越來越直接作用于地緣政治發展，地緣政治權力公式應代換為――領先信息革命和高科技創新+控制信息及海陸空太空五維空間=世界地緣政治主導權。熟悉地緣政治的人都知道英國戰略地理學家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說”和美國地緣戰略學家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說”等理論。相對于前人以某個地理區域定乾坤的研究方法，該書所提的新公式無疑內涵更豐富、視野更寬宏，研究方法也更綜合多樣。

該書對地緣政治實踐也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信息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創新時代。在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世界變成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地緣政治的內涵與外延空前拓展，對世界各國產生復雜而深刻的影響。作者倡導樹立長遠的歷史眼光和全球性戰略思維，前瞻性地提出中國提高“科技權”的全方位地緣戰略建議，旨在促進我國和平發展大業在信息時代順利進行。總體看，該書對于信息時代地緣政治的研究不僅豐富了國內學界的相關理論研究，也為新時期國家有關部門制定適應時代需要的地緣戰略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建議。

該書兼具學術創新和政策意義，凝結了作者磨礪多年的思考成果，值得學界和政策研究界重視。我國正面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爭取更多國際話語權的時代機遇，政界與學界交流互鑒、形成合力尤為重要。該書作者張妍博士任職于政府部門，而能堅持學術理論探索、為國際關系理論建設貢獻心力，體現了理論與實踐、學術與政策相結合的意義，是具有一定示范意義的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