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螺旋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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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諾埃爾-諾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悠久的生命,幾乎橫跨了一個世紀的時光,但更為人矚目的,是她悠久的學術影響。

1916年12月,諾埃爾生于柏林。1937年秋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學習新聞學,1940年獲博士學位。她那篇名為《美國輿論與大眾調查――政治與報業方面的民意調查》的學位論文,奠定了她一生的學術基調。不過,其間涉及納粹意識形態的章句,也就此開啟了她晚年有關她及其理論是否為納粹遺孽的是是非非。盡管在后來,一切考據和指責并沒有損害她學術的聲望。

1946年,諾埃爾與德國記者埃里西?彼得?諾依曼結婚。1947年,他們共同創建了阿倫斯巴赫(Allensbach)輿論調查機構,這是德國第一家民意調查研究所,至今在民意測驗與輿論調查領域都處于領先地位,尤其著名的是其對于德國大選的預測。

不過,對于學術界而言,諾埃爾-諾伊曼的學術生涯及學術觀點則是最為重要的。諾埃爾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期間,還兼任著《法蘭克福總匯報》記者。她對新聞學術、傳播學術、新聞實踐的罕見的跨界,源自她對新聞輿論-民意調查領域的真正的關注,而這也最終導致了她堅實可靠、卓爾不凡的學術見識――這其中,就包括經久不息的“沉默的螺旋”理論。

她的這一學說可作如下表述:大多數人在用自己的態度做出選擇時會有一種趨同心態,當個人的意見與其所屬群體或周圍環境的觀念發生背離時,個人會產生孤獨和恐懼感。于是,人們便會放棄自己的看法,逐漸變得沉默,最后轉變支持方向,與優勢群體、優勢意見相一致。這個過程不斷把一種優勢意見強化抬高、形成一種螺旋式的過程。

以我之見,對于生活在當下的吾國吾民來說,諾埃爾-諾依曼的主要命題大致有這樣一些啟迪:第一,少數派會屈于環境壓力而轉向“沉默”或“附和”多數人。在一個以集體利益大于個人利益為文化傳統的社會里,例如中國,“沉默”或“附和”是更容易孳生的。

第二,通常,在有關社會倫理道德、行為規范的爭議問題上,多數意見可以產生巨大的社會壓力,而在一些技術性、程序性的問題上,這種壓力未必有效。尖銳一點說,“沉默的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爭議性議題所表達出來的意見,必須具有道德的成分:爭論的重點不在于對與錯、有價值無價值、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甚至,有時是在于“美”與“不美”。我們時刻都生活在輿論場中,也時常發現輿論的智性有時并不比個人為多。如果你試圖科學地審視那些輿論往事,便不免會有如下感慨:道德,多少輿論假汝以行!

第三,大眾傳播通過營造“意見氣候”來影響和制約輿論。輿論的形成不是社會公眾“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意見氣候”的壓力作用于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行動。由此,你會領悟:對于追求社會輿論一律的政治而言,為什么掌控新聞媒體是重要的。歷史上所有強權政治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遵行此例:以媒體制輿論,以輿論制民心。

諾埃爾-諾伊曼生于印刷時代,死于網絡時代,我們沒有來得及聽到她談及未來社會生存的輿論法則,但基于她的理論,我們相信:在印刷時代,國家容易形成政府輿論本位、對民眾造成沉默的螺旋,而在網絡時代,自由出版、匿名發表促使輿論本位分散而不確定,社會對輿論的控制力在與日俱增。

不過,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當我們目睹網絡民族主義猖獗、網絡輿論審判盛行時,我們會問:網絡時代的人民真的可以避免沉默的螺旋嗎?那些一邊倒的網絡輿論是否有統計學的謬誤?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網民的文化結構,1999年以來,大專及以上網民比例已經從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70%以上的網民收入在2000元以下,并且其年齡以青年為主。另外一個事實是:在網上把控話語權的活躍發言者往往還并不是網民中最深思熟慮的成員。

理解了上述事實,或許我們就可以借著諾埃爾-諾伊曼的學術力量說道:與你想象的正相反,我們今天所依靠的網絡空間恰有可能成為“沉默的螺旋”的高發地帶。簡言之:在可見的未來,“沉默的螺旋”理論的價值將更為重要。那時,我們不是必須保衛國家、或“必須保衛社會”,而是必須保衛理性,并對抗著不健全的輿論。

第2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 傳播學 教學創新

隨著現代教育技術的進步，新媒體技術已成為現代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教學手段。新媒體技術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教學中信息傳播的模式，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促進了教學手段的發展。廣告學專業作為應用性較強的專業，是較早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課程教學的。傳播學是廣告學專業學生的主干課程，同時也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學科。廣告學專業的學生的特點是重實踐、偏實務，希望在學習過程中理論與實踐并重，這給教授傳播學課程的理論課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體技術的出現營造了生動逼真的教學環境，為教師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借用當前網絡信息資源的優勢和便捷的網絡交流平臺，強化信息技術教學手段應用。

一、運用新媒體技術豐富傳播學課程的教學內容

傳播學是一門基礎理論和實際應用緊密結合的一門學科。在教學當中，傳播學的基礎理論，如兩極傳播理論、議題設置理論、知溝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等，在教學和學生的理解中，都存在相當的枯燥性和深奧性。但如果要求學生在手機上安裝五到七個網絡新聞客戶端，以四周時間作為媒介觀察周期，通過這個時間段的新聞事件的報道文本數量、編輯位置安排、文本分析，使學生以觀察者的身份主動自覺地在接受的新聞信息的同時產生理性的邏輯思維和分析，在加上教師準確地論述和適當提問，激發學生從宏觀角度理解把握議題設置理論，最終使學生較深刻地理解這個理論并正確運用它。

二、運用新媒體技術改善教學環境

教育心理學認為，學生學習動機中最重要的是認識興趣。現在教師面對的學生都是90年后出生的，他們的閱讀特點是讀圖重于讀字，娛樂重于教育。前幾年，繪本漫畫大行其道正可謂是投其所好。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時可以使用新媒體對傳播學的教學內容進行案例導入，誘導學生深入淺出地進行學習，從而達到提綱挈領，系統掌握有關知識的效果。

三、新媒體教學效果關鍵在于教師的現代教育理念的更新

新媒體教學強調發揮教師的教學主動性和學生的積極參與性，具有非常強大的交互能力，教師要主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學習新媒體知識，學習網絡知識，不斷充實自己，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教師必須具備現代教育觀念，掌握新媒體使用技能。增強教師的現代教育意識成為實施新媒體教學的重點。同時需要教師搜集大量素材以備媒體開發時選用。教師要主動建立傳播學課程網站，包括課程的教學大綱、教學日歷、教材介紹、授課教案（PPT）、電子教材、參考教材、國內外教學案例、前沿動態等方面的內容。網站的建成及其上網，讓學生可以更方便、更充分地了解當前國內外最新的課程資源、實踐案例、廣告理論前沿、廣告技術動態、人才需求趨勢等方面的情況，從而使學生獲取必須而較為豐富的教學資源，切實擴充教學資源提高人才培養效率。

四、傳播學新媒體教學中高度重視教學設計的優化

新媒體技術的教學設計，就是要應用系統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按照教學目標、教學課程和教學對象的特點，合理地選擇和設計新媒體，好的教學內容，通過好的新媒體的教學設計，可以使它的應用價值升值。傳播學的優化教學設計中包括詳細分析廣告學專業特征和傳播學教學目標、教學內容體系，根據廣告學專業要求選擇和設計傳播學新媒體信息，優化傳播學知識結構和教學程序，并加強教學互動與教學效果的及時評估。

五、運用新媒體技術促進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互動

新媒體教學可以更好的激發學生興趣，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培養學生的探索鉆研精神。同時新媒體技術增加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交互性，這是新媒體技術的最突出特性，它能使信息發送和接收兩者之間進行實時的交換，而不像電視、廣播那樣，受眾只是被動接收節目內容。以信息技術手段促進教與學的互動。除了建立課程網站教學互動平臺外，還可建立主講教師與學生的課程QQ群，以網絡的方式開展教學互動，提高交流互動的快捷性和多樣性。另外，當課堂教學中講到“傳播的受傳者分析”時，正值電影《小時代》成為社會討論熱點，教師可以適當在課間為學生插播該影片片斷，針對大眾傳媒的受者特征與傾向這一理論問題并結合影片的主題思想、受眾定位組織討論。學生可以借助新媒體對電影的評分及評價對《小時代》的社會現象和熱點問題進行了熱烈而深刻的辯論與剖析。

六、加強學校與新媒體行業從業者的交流

在課堂教學之余，教師可以利用各種社會資源，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學方式，有目的地邀請有關新媒體行業的開發者、設計師、運營者等來高校開展學術交流與講座活動，針對新媒體時代的廣告傳播中的實際案例和所遇到的問題作深入地講解和賞析，讓學生從抽象的傳播理論中走出來，通過實際操作，豐富補充課堂理論教學的單一與局限。與業界人士的學術溝通、交流，激發學生對新媒體行業及傳播學理論知識的熱愛。在與業界交流中教師應該講課本知識延伸到的實踐操作中，讓學生既深化了理論知識又提高了專業素養。

參考文獻：

[1] 苗露.淺談網絡廣告與新媒體[J]. 牡丹江大學學報. 2007（06）

[2] 吳輝.時髦話題的理性思索――我國新媒體廣告研究綜述[J]. 東南傳播. 2007（12）.

[3] 付東燕.開展新媒體教學的幾點思考[M].中國現代教育裝備，2006，（3）：38-39.

第3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例如外國有個“media ecology”(媒介生態學)的概念，我國有的研究者把它的所指想象為“媒介是條魚”，于是研究起媒介周圍的“環境”，即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如何影響媒介，寫了論文，出了書，還帶出一群學生。其實，人家外國人說的是各種媒介構成了一種信息環境，人們生活在這種媒介造成的環境中，這種“環境”對人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國幾位研究者生造出傳播學中的一個“學”，面對這種“學問”，真不知該說些什么好。不得已，這本書只得將“media ecology”譯為“媒介環境學”，以示區別。

看來，對我們似乎熟悉了的傳播學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學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論證是怎樣的。眼前的這本書《傳播學關鍵詞》(北師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邁出的便是這樣一步。

這本書從傳播學體系中選出基礎性的，常出現的，也是最重要的25個概念，追溯每一個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內涵后來延伸的情況，提供概念運用的實際情境和范例。

為了防止再發生誤讀，這本書直接面對經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內容翻譯自經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語材料外，還兼顧了法語、德語等語種的材料；從教學的角度來說，本書的編著過程，也是一種特別有意義的教學與交流過程。

讀《傳播學關鍵詞》，也就是對傳播學基礎理論做一次拓展訓練，為以后進一步閱讀經典論著，提供知識和方法論上的準備。

直面－手材料

我們閱讀傳播學的時候，最有效、也最有意義的方法就是直接閱讀專業著作和經典文本，但有的時候又會感覺閱讀起來很困難，因為知識儲備不足、缺乏適合的參考書目等。

《傳播學關鍵詞》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對經典、面對第一手資料。因此，這本書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詞匯，而沒有在外延上擴展――諸如提出，“××傳播學”、“傳播××學”一類的概念，而只是關注傳播學的核心部分，比如“符號”、“文本”等等，從學理角度對這些概念進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紹。

目前的新聞傳播研究，沒有建立嚴格的學術規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對一手資料的忽視，極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義”，生造出一些錯誤的理解，并且繁衍開來，讓人貽笑大方。

翻閱我國傳播學核心期刊中的傳播學論文，輕視一手材料的情況相當普遍，引證的多數是教材。以引證教材為主的學術論文，不可能有學術創新，倒是被誤讀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寫論文是不正常的現象。在歷史學、文藝學等領域中，除非極特殊的情況，都是不允許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況下，學術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須是一手的，所謂第一手資料，就是非轉引的、原初的材料。確實找不到一條資料的最初來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內容是第幾手的呢?恐怕就難說了，起碼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時候，他采用的內容完全可能來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參考資料或許來自《傳播學的進路》等譯文集，由于懂德語的人不太多，譯文可能翻譯自英語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譯過來。

這樣一來，德語翻譯成英語，再由英語翻譯成漢語，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還可能繼續引用這本教材，一個理論經歷這樣一個漫長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錯，也很難避免隔暖的產生。

《傳播學關鍵詞》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內容都直接翻譯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盡管已經有了中譯本，但還是做了重新翻譯。面對一手材料，說起來簡單，行動起來卻不容易。

找尋一手材料本身，意味著龐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費一兩天卻只能找到一兩條材料。但一個關鍵詞的所有材料齊全之后，就非常有意義：通過每一個詞條之后的文獻出處，起碼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繼續參考和查詢的建議。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經過選擇和翻譯的材料，已經不再是“第一手”了，卻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義，能夠指導讀者順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這或許就是“關鍵詞”這一體例書籍的特殊優勢，能夠從縱向解釋一個關鍵詞的來龍去脈，也可以在橫向上無限擴展，提供若干人對這一關鍵詞的理解與解釋、它的原初位置，作為進一步閱讀的指引。

人們想說的，總比實際言說的意義要多

我國的傳播學研究有兩個非學術的取向：一是意識形態的取向，用政治話語組織傳播學的學術體系；一是業務取向，從傳播的具體操作和實踐來界定傳播學。這兩個取向之外，對傳播學學理層面的關注是有限的。讀懂傳播學，需要理解傳播學各種理論或關鍵詞在學理層面的誕生背景、隨后的發展，以及后續的修正等環節。

在《傳播學關鍵詞》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個關鍵詞的意義流變過程，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和學理背景的分析。

一個概念的意義不是常量，在社會現象學學者的眼里，人類所進行的所有互動，比如對概念的理解，都帶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動行為中，互動者與其背景和情境的關聯。人們所要說的，總是比實際言說的意義要多。在理解任何一個概念的時候，存在著索引性的問題。各種概念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下、在不同的學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和特征――概念取決于他們在其中產生的背景。

傳播學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緊密的關聯，比如“大眾”與“受眾”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論背景映襯下，有不同的意義。最典型的就是“符號”這個概念，它在結構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等視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義。

由于不同的環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傳播學關鍵詞》中，特意為每一個關鍵詞提供了十多條定義，以及具體的運用實例(書中的“關鍵視點”)，以及參考書目(書中的“關鍵論著”)。

重視關鍵詞的“索引性”，展現它們原初內涵，以及在適合的情境下對其進行解釋，正本清源，這是學習傳播學必要的閱讀步驟。以前少了這一步，現在得補上。

教與學：一種新型傳播

上個世紀30-40年代，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設立了一門全新的課程――史源學。顧名思義，就是要追尋史料的源頭。他的課程是一門實習課，陳垣讓學生們自己開動腦筋，想盡辦法搜尋資料，解決具體問題。通過這種實習的過程，學生從被動的接受者轉化為積極的實踐者。

這本書的編撰過程，也是一個教與學的過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對每個概念的來源和本學科名家的相關論述進行搜集和陳述，花費了更多的時間，歷經幾屆中國人民大學、河北大學的碩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種的翻譯，每一條論證看起來只有數百字，可能前后經歷了多位參與者的工作”。

傳播過程不僅是信息的傳遞，也是一個構建共同體、形成共享價值觀的文化建構過程。這種通過對經典研讀、分析而促進教學的實踐，是一種成功的師生互動。直接面對經典的學習，往往比看系統化的教材更有效率。梳理的過程，也是和先賢交流、融入一個已然建立或成型的學術共同體、習得研究方法和研究規范的過程。

第4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關鍵詞]大眾傳媒 量化研究 探討

隨著社會科學實現多元化方法的結合，傳播學作為跨學科的代表，也需要多元化方法的結合。我國傳播學研究受西方傳播學實證主義方法、解釋學方法以及人文主義方法的影響，面臨著多元化的視野以及學科邊界模糊的狀況，采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很有必要。我們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兩種：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這里我們主要講量化研究的方法。量化研究是一種用來確定事物某個方面量的規律性的研究，具體是將一些問題和現象用數據來表達，并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考查和解釋，從而獲得一定的規律性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科學實驗研究是緊密聯系的，也就是說，科學上的定量化是要通過實驗研究產生的。

一、大眾傳媒的量化研究傳統

鑒于美國經驗實證主義的研究傳播學學科的建立，這些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為：拉斯韋爾、施拉姆、盧因德、霍夫蘭、拉扎斯菲爾德等。作為傳播學主流學派的經驗學派，提倡的研究學最主要的范式即經驗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經驗學派秉持邏輯實證主義的理念，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提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對社會傳播現象進行研究，特別是對大眾傳媒現象的研究。他們將大眾傳媒媒介和社會的互動情況作為研究的重點，主要研究包括社會結構、經濟體制、政治制度、文化價值等在內的社會現象對傳媒的作用情況，以及大眾傳媒對這些社會現象的反作用情況。大眾傳媒研究最為廣泛和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對傳媒效果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對傳播理論的研究大多數重點放在傳播效果的研究這一塊，也就是說傳播效果研究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很重要的位置。對于效果研究，在發展中經歷了四個階段：魔彈論階段、有限效果階段、適度效果階段、強大效果階段。從1960年以后一直到現在，都處于強大效果階段。在推行經驗主義的浪潮中，大眾研究中的效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為：兩級傳播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涵化理論、適用于滿足理論、知識溝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等等。這些研究成果，為今后的傳播學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法準則，并引導傳播學研究的學者們產生共同的信念。這些傳播學研究的模式形成了一種學術傳統，同時也成為一種利用自身的成功來進行示范的工具、一種用來對比的圖形、一種解決疑難問題的方法。

理論模式的產生和發展，對于任何一門學科來說，都是其自身建立和發展的動力。在實證主義理論模式中，傳播學的主流學派一般采用對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相關的調查研究以及控制實驗等主要方式，以自然科學作為模板，給大眾傳媒研究帶來了具有數學公式特性的，能夠預測、策劃、組織大眾傳媒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標準知識模型。

二、我國大眾傳媒量化研究的現狀

目前，我國國內傳播學界比較盛行的大眾傳媒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鑒美國一些在大眾傳媒界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者的一些代表作品和他們的研究模式、觀點。我國在傳播學研究方面對經驗主義傳播學的研究傳統有所欠缺，針對媒體實踐和互動的一些實證研究也很少，很少有研究能解釋大眾傳媒傳播的一些規律性。對研究傳統的欠缺和研究方式的差異，使得國內大眾傳播界對主流學派的重視有所提升，國內傳播學界對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的重視度在不斷提高，人們開始重視量化研究，并開始將其運用到大眾傳媒的研究中。此外，在傳播學專業還引入了統計方面的課程，對量化研究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們應該考慮自身的社會制度、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等現狀，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科學方法進行量化研究。

三、量化研究在大眾傳媒中的應用

大眾傳媒研究中發展前景和創新空間最大的就是實證式的量化研究。研究者先對研究事件作出假設，從假設出發運用一些較完善的操作技術，對可以量化的部分進行測量、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對研究者先前提出的假設進行證明。這些具體的操作方法見表1。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要對研究保持中立的態度，盡量避免自身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量化研究主要強調經驗主義，需要有系統并且深入的調查資料作背景。量化研究的方法一般用于宏觀或中觀層面上，能夠對事物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和研究，它主要反映一些社會現象的平均值。

以收視率為例。根據量化研究的方法，先要收集大批的原始數據。這些數據包括：①通過用戶入網情況得到的被調查者的資料數據，這是收視率調查和分析的基礎數據；②通過人員測量法或日記法得到的被調查者的電視收視數據；③電視臺提供的或檢測到的電視頻道屬性的數據以及電視節目的播出數據。根據一些指標，對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得出收視率情況。這些指標分為基本指標和派生指標。基本指標為：根據節目計算出的收視率、根據目標觀眾計算出的收視率等。派生指標為：能夠反映市場結構的觀眾組成。得出收視率情況之后，可以根據這些指標來進行觀眾收視行為模式的分析，對收視率變化的影響因素和收視行為模式的選擇情況進行分析。研究主要針對觀眾收視中的選擇行為。根據收視率情況得到的收視率指標主要用來了解觀眾是否選擇觀看、選擇什么時間觀看、選擇什么頻道或者什么節目以及看多長時間等等，并對一些收視行為的改變進行相關的分析。

以廣播電視和廣電網站相互融合中的定量研究為例。在對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選擇媒體模式進行調查時，選擇100位年輕人進行抽樣調查，并在調查中選取35歲以下的年輕人，調查結果見表2和圖1。

這是一個典型的量化研究的例子。調查者根據原先的設想，通過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數據的采集，并對數據進行分析，通過表格和圖形的形式，將結果直觀地表現出來。

四、總結

在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一些社會學科的研究手段在不斷更新，社會學科開始呼吁采用多元化方法相結合的手段進行相關的研究。多元化的方法能夠激發學科研究的動力，有助于新成果的發現。量化研究分為調查法、相關法和實驗法三種方法，它是以科學實驗研究為基礎的一種方法，對于大眾傳媒研究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研究社會傳播現象，特別是在對大眾傳媒現象的研究中要堅持實證主義的理念，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提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經驗法的量化研究為今后的傳播學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法準則，并引導傳播學研究的學者們產生共同的信念。

參考文獻：

[1]張殿元：《傳媒內容的嬗變：作為影響機制的廣告傳播》[A].2006中國傳播學論壇論文集（Ⅱ）[C].2006年

第5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關鍵詞:傳播學　教學技巧　教學效果

    在教學活動中，教學技巧的運用與教學效果的產生有著極大的關聯性，教學技巧是在教學活動中為有效獲得預期的教學效果而采用的策略方法。傳播學理論繁雜而又抽象難懂，要想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除了要樹立新型的教育理念外，還必須在提高教學技巧上下功夫。

    一、運用案例教學

    目前比較流行的傳播學教材大多具有理論豐富、論述抽象、缺乏生動具體案例的特點，學生學習起來有如墜云霧之感，這就要求老師從專業要求出發，結合當下的傳媒現象和新聞熱點問題以及新聞節目、電視欄目來講授理論內容，引導學生結合具體形象的新聞事例或傳媒現象來學習理論，使學生體會更深刻，有“撥開迷霧見太陽”之感，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筆者在講授“培養”理論就結合反腐敗電視劇熱播的現象進行講解:自年春節期間中央一臺播出了反腐電視劇《大雪無痕》后，反腐題材電視劇一部接一部奔涌而來，是什么在持續支持著反腐電視劇的熱播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政治宣傳的需要。腐敗現象在中國大地上出現已不是個別，政府需要解決腐敗現象在民眾心頭投下的陰影，具體做法就是利用大眾傳媒在電視劇中提供很多個案，每個個案都遵循同一模式—黨內個別干部缺乏道德自律導致腐敗，但最終邪惡勢力被正義勢力消滅。大眾傳媒重復這個模式，會不知不覺培養人們對腐敗問題的認知，讓人們接受這個模式提供的因果判斷，從而實現大眾傳媒營造的“符號現實”掩蓋“客觀現實”，影響人們的“主觀現實”。而“客觀現實”與“符號現實”有些偏差，因為腐敗現象出現根源可能是權力缺乏監督和制度問題等，并不是簡單的個人道德問題。可是社會要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存在和發展下去，需要社會成員對該社會有一種“共識”，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建構“符號現實”，來幫助人們培養有利于社會和諧統一發展的“共識”。所以反腐敗電視劇營造“黨內個別干部由于道德自律缺失導致腐敗，但最終邪惡勢力被正義勢力消滅”的因果判斷，培養群眾對政府、黨的信任，培養群眾對正義戰勝邪惡的信心，這樣有利于減少社會的不安定因子，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諸如此類，只要教師平時多做有心人，傳播學的所有理論就都可以找到適當又鮮活的傳媒現象來加以形象地闡述，比如教師可以運用年發生的“·安徽池州”群體性事件來講解群體傳播中“集合行為中的傳播機制”問題;可以結合韓劇在中國的流行，特別是《大長今》的熱播來講解“沉默的螺旋”理論;可以觀察“·”之后“全球”范圍的反恐、阿富汗戰爭爆發和伊拉克戰爭爆發來解釋“信息環境的環境化”問題，等等。

    二、運用多媒體課件輔助教學

    多媒體課件是文字、圖形、圖像、動畫和聲音的集合，能夠讓學生的感覺器官全方位地感受信息，以及盡可能多地獲取和記憶信息;能讓枯燥乏味、抽象的理論講解與生動直觀的案例結合起來，加深學生的了解和認識;同時，課件中優美的音樂、精彩的圖片、視聽結合的視頻還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能為學生帶來愉悅的情感體驗和審美體驗。

    例如教師講授“大眾傳播的社會化功能”時會解釋:社會化指的是個人接收群體的行為和價值(群體規范)的過程;大眾媒介對社會進行描繪，并對受眾灌輸一些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我們通過觀看、聆聽和閱讀來學習人應該如何行動及判斷什么價值是重要的，這就是大眾傳播社會化功能的體現。許多學生對如此講述可能無法迅速理解和接收，如果我們運用多媒體播放一段公益廣告的視頻—“愛情的行為不可隨意”，馬上就能使學生對“大眾傳播的社會化功能”有直觀的了解。廣告由兩對戀人在戀愛中表現的行為組成:音樂浪漫地響起，第一對戀人中的男友為了向女友表白自己天長地久永恒的愛，故將自己的心深深地雕刻在一顆大樹上，女友臉上露出幸福甜蜜的笑容，二人依偎著和美地離去，留下傷痕深刻的大樹，此時廣告話外音適時響起:“愛應該刻在心里，而不是這里”……音樂繼續，畫面上出現第二對戀人，男友在車站的候車室邊閱讀報紙邊等待女友，當女友的身影出現，小別的戀人激動地飛奔向對方深情相擁，而此時手中的報紙和水瓶已經孤零地飄落在地，廣告話外音響起:“愛情可以讓人拋開一切，但不是這些”。兩段畫面播放完之后黑底的屏幕

   

上莊嚴地顯出了兩行白字:“愛情天經地義，行為不可隨意”。這段廣告視頻播完之后能觸動觀眾心靈，在向往美好愛情的同時觀眾不知不覺接受了品德教育，觀眾會不由自主地遵照媒體宣傳的群體規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作為有著受傳者和學習者雙重身份的學生，他們自然很快理解了“大眾傳播的社會化功能”的涵義，而且他們還在精彩視頻中接受了浪漫音樂的熏陶和審美體驗，原本枯燥的理論學習也變得輕松愉悅。

    三、設置課堂

    傳播學中有大量艱深的理論，教師幾乎每節課都會遇到理論的攔路虎，講解起來晦澀枯燥，學生聽后如過眼云煙，可這些理論對理解傳媒現象或學術研究十分有益，所以教師不僅要設法將理論講解清晰透徹，還要生動有趣，讓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師可以通過設置的方式來解決每節課中最艱深難懂的理論問題，也就是動用一切技巧和手段吸引學生眼球，讓學生直接參與到理論的學習當中來，這樣便于學生快捷地理解理論并記憶深刻。具體的做法有:設置一系列問題，讓學生在解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中領會理論精髓;用游戲的方式演繹理論產生的過程，讓學生見證理論的誕生;組織學生討論，讓學生自然地運用理論來思考爭論，在爭論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感受理論的魅力。

 例如筆者在講授群體壓力和趨同心理時，就將所羅門·阿什所作的“線長實驗”搬進了課堂，后來有學生對這次“實驗”作了如下描繪—

    “老師在講到群體壓力和趨同心理的時候，給我們玩了一個很有趣的游戲。她在屏幕的左邊畫了一根直線，在右邊畫了三根直線，她問我們右邊的三根直線哪根直線的線長和左邊的直線最接近。起先，我還在底下暗笑，這不是很明白嗎，右邊的G線和左邊的直線一樣長，視覺效果就是這樣。可是，當她叫起第一個同學時，回答是“A線”，這時候，我在笑話他:“怎么看的啊”。接下來第二個同學也回答:“A線”，我疑惑了:不會吧?難道真是我看錯了，我使勁地擦了擦眼睛，可在我看來，還是C線啊。我沒敢出聲，這時，第三個同學也說“A線”，這下我徹底地暈了，于是一直盯著那兩根線權衡，到底哪根線更接近呢?接下來，又有幾位同學清一色回答了“A線”，但偶爾也有同學回答“C線”。到底怎么啦?如果老師叫我回答，我該怎么說呢?這時，老師說話了:“剛剛我們做了一個實驗，最先站起來回答‘A線’的三個同學是老師事先安排的，我要測試的是你們在面臨群體壓力的情況下會做出什么反應。”我憂然大悟，沒想到我們在這樣一種輕松愉快的氛圍中了解了“線長實驗”，學到了群體壓力的知識。”

    從當時課堂的情況和后來學生的描繪看來，筆者演繹的“線長實驗”收獲了預期的效果，可見設置，讓學生直接參與到艱深的理論中來，不僅能夠讓學生迅速理解和掌握理論，還能夠讓學生體會到學習的樂趣，并且記憶深刻回味無窮。

    四、貫穿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教育

    在傳播學課堂上教師應有意識地在理論教育中貫穿職業道德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道德觀，培養學生的責任意識、人文意識和愛國意識，使學生形成自覺的、公正客觀的輿論監督意識，自覺抵制虛假新聞、抵制有償新聞，自覺拒絕黃色傾向、拒絕低俗化、拒絕惡意炒作等等。例如在講授“群體規范對來自群體外部的信息或宣傳活動的效果具有重要影響”的問題時，教師可以結合案例來分析，并將相關的新聞職業道德教育融會其中——

    “ ·”恐怖襲擊之后，美國民眾沉浸在一片群情激奮當中，并且集體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熱情，美國民眾認為全國人民應該團結起來打擊恐怖分子保衛國家安全。美國廣播公司ABC在他們的新聞節目標志中用了“美國反擊”的字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則在屏幕的下方展示美國國旗，國家廣播公司NBC的主持人在對美國副總統訪談的時候專門佩帶了藍白紅三色的絲帶。媒體的愛國主義表態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也就是媒體表達了與觀眾一致的群體規范或價值取向，所以他們的觀點受到了觀眾的支持擁護，說服效果得以加強和擴大。而有位主持人因為在節目中不慎對劫機者用了“壯士”這個頗有積極意味的詞，引起了許多觀眾的不滿，第二天有廣告商將這檔節目中插播的廣告全部撤消，這就是當傳播者的觀點與觀眾的群體規范不符時，觀眾抵制信息的接受，使說服效果減弱。

第6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是20世紀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發展起來的一個傳播學派。經過三代學者的努力，它已成為與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鼎力的第三學派。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關注媒介技術本身、聚焦于媒介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對技術發展與社會變革關系的反思中，重構理解媒介社會的理論視角。

一、媒介環境學的理論特征

傳統的媒介研究包含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兩大主流，經驗學派是對媒介效果的研究，其研究忽略了媒介技術形式變革對社會的影響（沉默的螺旋，槍彈理論等）；批判學派關注大眾媒介的內容對社會的影響，其中更多的是媒介的所有權。其源頭一部分是法蘭克福學派，關注的是媒介中內容所導致的影響。批判學派不關注傳播的效果影響，也忽略了媒介技術形式方面帶來的社會影響。

媒介環境學一方面強調媒介和人的關系，媒介是人與人之間的橋梁；另一方面強調媒介、技術對文化和社會的影響。關注媒介的不同形式帶來的影響，以新的觀念看待媒介技術和社會相互共生關系。

二、媒介環境學視角下的媒介技術歷史分期

媒介環境學學者認為，人類社會的變革和媒介技術的變革是同步發展的，基于這樣層面，把人類社會變革按照媒介技術的變革作如下歷史分期：

（一）口語傳播時代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依靠人體的發聲，面部表情，肢體手勢動作，簡單物品擺放等完成的，傳播在近距離實現，信息量少，零散無序。信息傳播源是族里長者，是最重要的信息媒介。

（二）文字傳播時代

文字的出現使信息傳播由聽覺符號轉變為視覺符號，文字信息量大，精準，易儲存，實現異地傳播。文字作為媒介的傳播，從時間悠久性、即時性和空間的廣袤、無界限上實現對信息的傳播。

（三） 印刷傳播時代

印刷術給人們提供大批量復制信息的途徑，傳播速度快，范圍廣，使信息傳播進一步民主化。印刷術給大眾傳播信息的同時也給大眾創造新行業和產業，國家的法律條文通過印刷媒介實現信息的有效傳遞。

（四）電力傳播時代

電報、電影、廣播、電視等新媒介技術相繼問世。電子媒介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得到巨大改變，因為媒介傳播給大眾的信息種類繁多，信息量大、質量高。

（五）數字傳播時代

新興起的媒介有電腦、互聯網、萬維網、手機及不同的社交軟件等。信息傳播以數字信號形式進行傳播，傳播速度極快，且及時播報；存儲空間大，可云同步，實現全球性傳播。數字媒介較電力傳播媒介不同的是，使用者可以控制信息流向，實現媒介和使用者的互動傳播。

三、媒介環境學視角下的社會變革

“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如文字的內容是言語，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新媒介的內容是舊媒介的延伸 。媒介社會與人類歷史發展一樣，從口語到文字的傳播時代，社會背景不同，技術也不相同，文字出現使信息準確度得到提升，使口語傳達過時，文字所表達的內容使言語思維得到再現，發生逆轉后出現了印刷技術，印刷技術是被高度抽象化了的言語。而我們今天所處的媒介社會，互聯網使人們認知能力得到提升，它使電視功能被弱化，而互聯網傳達的信息使電視內容得到再現。

媒介對社會的變革產生重要作用。媒介對我們產生影響并不限于內容，媒介技術形式本身一樣帶來了變革。一切的技術都是媒介，一切的媒介也都是我們自己感官的延伸。媒介與社會關系是非線性的，整個人類歷史發展是動態的，是一個范式到另一個范式的轉化，這個轉化并不一定都是前進的，從口語時展到如今的新電子時代，歷經了口語（感知的聽覺）時代，進入印刷（感知的視覺）時代，逆轉回歸了電力媒介（聽覺和視覺結合）時代。

而媒介環境學的基本洞見：“媒介即訊息”，并非字面的意思，媒介就是訊息，并非側重內容，在媒介傳播過程中，媒介本身的形式比媒介所傳播的內容更為重要。每一個新媒介的內容往往與舊媒介相同，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體，理解這些共同體的不同特征，則這些共同體賴以維系的媒介形式本身比他們所交流的具體內容更加重要。

四、媒介環境學的理論命題

媒介即環境，環境即媒介。社會的主導傳播媒介發生變化，符號系統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作為感知環境的媒介。在生理―感知層面，把每種傳播媒介當作感知環境，每時每刻都調動著自身感覺器官去感知周圍環境。而每個人感知世界的程度取決于我們受遺傳獲取的感覺器官情況，感官賦予每個人不同程度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符號層面上，把每一種媒介看作一種符號環境，由一整套的獨特的代碼和句法有條不紊的構成符號環境。一方面，我們憑借感官來感知我們周圍世界，另一方面，我們又從媒介的符號世界內部去思考、感知物質世界。而語言的內部符號結構和邏輯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參數，在這個參數內我們重新構建周圍世界的概念。

總體上看，媒介環境學的理論思維展開，是以下面的基本理論命題為前提的：

理論命題1：傳播媒介不是“搬運工”。不單單只是把數據和信息從原來的地方完整的傳輸到新的地方，不是無價值標準的渠道。界定信息性質的是媒介的結構。

理論命題2：每種媒介具有不同程度偏向性。其中具體包括有時間偏向、空間偏向、形而上、認識論以及政治和社會偏向等。每種傳播媒介均起源于非真空里，都必須以某種物質為載體。

理論命題3：傳播技術對心理、感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影響，這些影響中包含正面和負面影響，而這些影響往往與媒介技術本身偏向有關，兩者是相依相生的。

其理論命題是一個連續體，其兩端是兩種不同的解釋視角，一端是軟技術決定論，在媒介的一系列發展、傳播和使用過程中，人是核心，人的主觀能動性占據主導地位；相反另一端則歸于硬技術決定論，推崇技術至上，技術是引起社會變革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媒介環境學的視角，應該在兩端找到平衡，即媒介技術共生論，認為人的能動性在社會變革中雖占有一定的影響，但既不偏向與媒介技術，也不偏向人的能動性，人與技術或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共生，而引起的社會變革。

五、重構媒介技術與社會的關系

第7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隨著網絡在全球范圍內的飛速發展，網絡媒體已被公認為是繼報紙、廣播、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網絡成為反映社會輿情的主要載體之一。微博客作為網絡傳播的媒介之一，也是當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曾潤喜在《網絡輿情管控工作機制研究》中指出：“網絡輿情就是各種事件的刺激而產生的通過互聯網傳播的人們對于該事件的所有認知、態度、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當絕大多數的網民的觀點聚集時就會由觀點向輿論轉化。”[1][2]

由此看來，微博客輿情就是以微博為載體，以熱點事件為核心，廣大微博客網民態度、情感、觀點、意見的表達，是以個傳播與互動的過程，以及包括后續的各種影響力。

二、微博客輿情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重要性

微博客輿情形成迅速，依托網絡為載體傳播速度快，對社會影響巨大。網絡輿情比起傳統媒體來說，涉及到的內容更廣更全。

（一）面對公共危機反應迅速，傳統媒體無法比擬。以微博為代表的網絡媒體已經逐漸成長成熟并顯示出其最大的優點，即反應速度極快。這種發展趨勢不僅是國內，早在包括“911”事件等在內的諸多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極大影響的公共危機事件的第一信息源都來自個人博客、市民手機拍攝畫面等新媒體資源。

（二）消息來源渠道多、范圍廣，可復制性、可傳播性強，并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先導性作用。由于網絡的普及，博客微博等“零技術、零許可”個人媒體互聯方式的廣泛應用，使得公眾成為了公共危機事件信息的者和傳遞者，而不再是從前單一的接收方。

（三）網民言論所引導的網絡輿情多為情感主導型，易形成極端導向，其非理性因素對于政府危機公關提出新的挑戰。在危機事件中，他們關注的焦點往往不是有關部門處理方式的合理合法性，而是它面對弱勢群體時所表現出的態度和處理方式。

（四）在危機傳播中，微博輿論的力量足以影響官方媒體輿論及政府決策。有傳播界的學者用德國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依曼“沉默的螺旋”的理論來分析網絡輿論的效應。這一理論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愿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就會勇敢的說出來。而且媒體通常會關注多數派的觀點，輕視少數派的觀點。于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形成一種螺旋式上升的模式。[3]

就對公共危機管理來說，微博客輿情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既可以借助微博客輿情強大的自身優勢克服公共危機管理中出現缺點；也要看到微博客輿情的潛在威脅并加以有效的引導和控制。

三、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微博客輿情引導機制

機制是指影響人類社會有規律運動的各要素的結構、功能及其相互關系，以及諸要素之間產生影響、發揮功能的作用過程和作用原理。[4]考慮到公共危機的突發性、不確定性，具體劃分為報道機制，疏導機制，以及預警機制。

（一）報道機制

根據德國學者E-諾埃爾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設，輿論的形成與大眾傳播媒介營造的氣候有直接管理，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上營造出一個“意見氣候”，而人們由于懼怕社會鼓勵，會對優勢氣候采取趨同行動，結果造成“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在微博客輿情報道機制中，政府往往在微博輿論爆發后介入事件，可以說，政府的介入方式、介入手段及其作用直接影響了微博輿情的走向以及公共危機對公眾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信息報道提供了一個事實基礎，另一方面，如實準確的信息報道，有利于輿論發展走向以及事件的解決。

（二）疏導機制

對于公共危機事件，政府部門自身應參與微博客輿論的、信息的傳遞，引導網絡媒體除了參與新聞報道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導網絡民意，為公共危機事件非沖突解決創造平和的輿論環境。政府部門把握這一機制的要點在于，積極鼓勵網絡成為公眾表達意愿和討論問題的有效平臺，收集利用這一平臺所反映的輿情了解公眾需求，為下一步決策提供參考。

（三）預警機制

微博客輿情預警機制是做好公共危機管理中輿情引導工作的首要且基本環節。一方面，關注網媒的預警機制是政府危機管理的主要表現，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建立健全網絡信息和言論管理的法律法規，加強網絡道德體制建設，明確政府管理部門、微博客運營方、微博客適用者等各方責任。

其次，把公民權利置于首位，不斷提高公眾識別網絡輿情能力，增強網絡輿論危機意識。智威湯遜廣告公司與互聯網控股公司IAC做的一項調查，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輕美國人贊同“現實生活中不能說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網上實現”這句話，41%的人不贊同；而在中國的微博使用者受調查者中，73%的人贊同，只有9%不贊同。[5]多數中國公民躲在假身份和化名的后面，這也極大的增加了消息的不準確性。

最后，建立專業機構或職能部門對網絡輿情進行監管、監測，制定預警預案，互通網絡，一方預警，多方聯動，保證及時有效地實現輿情反饋。

注釋：

[1]曾潤喜.網絡輿情管控工作機制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 2009（18）：79-82.

[2]曾潤喜.網絡輿情信息資源共享研究[J].情報雜志，2009 （8）：187-191.

[3]維基百科：沉默的螺旋。

[4]劉靜，突發事件網絡輿情防范機制研究，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1..6

第8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無論是從指導理念還是從具體實踐來看，“走基層”報道都被置于傳統的“內宣”語境，即它所指向的是國內受眾；聚焦的是國內政治與社會議題；滿足的是國內民眾的訴求。如何在“外宣”的語境下和全球傳播的視野當中重新審視“走基層”報道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而提升我國新聞媒體在全球輿論場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并且運用最具前沿性的新聞理論和實踐模式提升“走基層”報道的創新能力，使之成為一個長盛不衰的新聞品類，以上這些應當是我們今后將“走轉改”活動不斷引向深入的路徑和方向。

中國的“基層人物和基層社會”受國外媒體更多關注

與之遙相呼應的是，與“走基層”相類似的選題也成為國外新聞、傳媒界同行關注的對象。近幾個月來，曾任美國新聞雜志《紐約客》的駐京記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assler，中文名字為何偉）出版的《江城》、《尋路中國》等細致描述中國“基層社會”圖景的新聞紀實作品不僅在英語世界成為暢銷書，被翻譯成中文后在我國讀者中也引發了強烈反響。《江城》一書記錄了作者在長江邊的小城涪陵擔任英文教師的親身經歷，《尋路中國》則是作者駕車在中國小城鎮和鄉村進行實地采訪的“旅行日志”，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一個外國記者在中國“走基層”的成果展示。

無獨有偶，近年來在英語世界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新聞紀實類（即所謂的“非虛構”類）書籍中，以普通中國民眾及其日常生活作為選題的出版物在數量上有了顯著增長。筆者對2007-2011年出版的關于中國的新聞紀實類書籍做了一個粗略的統計，發現以“基層人物”或“基層社會”為主題的占到了一半以上，其中產生較大影響力的包括《工廠女孩》（作者為何偉的華裔夫人張彤禾）、《中國課程》（作者為《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潘文）、《北京歡迎你》（作者為美國一家運動網站的總編Tom Socca），等等。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國外媒體把“基層人物”和“基層社會”作為中國報道的重要選題和素材。

顯而易見，“走基層”報道的對象是“基層社會”，其主體是“草根階層”——即身處社會基層的普通民眾。他們的故事受到國外媒體的廣泛關注，這充分反映了全球新聞傳播領域所發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

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對一個國家或組織而言，推廣軟實力和增強吸引力最為有效的手段便是“講故事”。在眾聲喧嘩的微博時代，“誰的故事更受歡迎”便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角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對于信息傳遞和形象/聲譽推廣而言，借助于公民的力量，即所謂的“民間傳播”（相對于“政府傳播”和“企業傳播”而言），這是最有效的手段。

對于已經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的中國而言，外國人最想看到的不只是對我國悠久和燦爛文化的華麗展示，他們更希望了解的是當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更希望認識的是來自草根階層的當代“公民英雄”。因此，我們應當通過講好普通中國人的故事來加強對外傳播的有效性，這恰恰是把目前以“內宣”為指向的“走基層”報道拓展到全球傳播的廣闊背景下進行考量的切入點所在。

未來新聞學對“走基層”報道的啟示

近年來，新聞傳播領域發生的急劇變化對傳統新聞學理論和實踐模式帶來了全方位的挑戰。因此，深化和改革當前“走基層”報道不僅是從“內宣”到“外宣”語境的簡單切換，還涉及到了如何將我國新聞界“走轉改”的實踐與全球新聞傳播的理論創新有機結合起來。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模糊了新聞生產者和接受者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徹底顛覆了“傳播學之父”施拉姆提出的“傳者-信息-渠道-受者”的線性傳播模式，也使得“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等大眾傳播學經典理論無法充分破解在當今的新聞傳播實踐中出現的種種難題和困局。有鑒于此，各國新聞學研究者和新聞工作者都在積極進行理論和實踐模式的探索。雖然目前還沒有一種得到公認的經典理論或模式出現，但已經產生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思路，我們目前暫用一個松散的命名——“未來新聞學”（future of news consensus或FON）來加以概括。

從本質上看，“未來新聞學”是新聞學研究者和專業工作者對不斷變化中的媒體生態和傳播模式做出的回應。其核心觀點包括：

1.新聞報道是記者與其報道對象之間相互對話和溝通的產物，也是不同話語和立場相互沖突、調和與協商的結果。換言之，傳統新聞生產模式是“一對多”的單向傳遞，而在新媒體環境下則演變為“多對多”的“對話”或“協作”生產模式。

2.專業記者應當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與受眾保持“高度粘合”的關系，后者通過“開放源代碼”（open-source coding）或“眾包”（crowd-sourcing）等方式參與新聞生產，為前者提供源源不斷的新聞線索和素材，前者則充當“把關人”的角色，確保新聞報道的公信力和專業品質。

3.新聞文本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開放性的、蘊含多種闡釋可能性的“話語建構”，這改變了傳統新聞學中對結構、文體和專業倫理的嚴格規范與要求。在未來新聞學的闡釋框架下，新聞文本呈現出碎片化和流動性的特征，新聞文本也相應地從一個具有確定意義的“實在”（being）演變為一個不斷自我更新和修正的“形成過程”（becoming）。

第9篇：傳播學螺旋理論范文

在公共利益面前，多一種反對的聲音，就是多一分理性。反對者往往屬于少數派。少數派越來越沉默的現象被稱作“沉默的螺旋”。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數派，聆聽反對者的聲音。反對立場的確立，必須是基于不犧牲幸福求發展，不犧牲個體求公益，不犧牲人性求原則。反對混合著敏銳的洞察力和孤傲的人格優越感，使新事物從僵硬的思想凍土中破冰而出。

因此，反對總是能讓事情變得更好。今天的主流思想，許多出自以前的反對者之口；而他們，無一不是逆流而進的尖兵。

在這里，反對成為日常，成為社會的潮流、時尚和文明指標之一。在這里，基于公眾長遠利益的福祉，我們捕捉、聆聽這個時代值得關注的反對聲音。

50年前，梁思成們保護古城、另建新城的提議沒人理睬。現在北京人被封堵在以紫禁城為圓心的環線上，在高峰時段這座新舊格局混雜的城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停車場。多少年后我們總結出一個道理，叫“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但集體為失誤買單之后我們仍未習慣傾聽少數派的聲音。

假如他們是對的

有學者反對濫發彩票。買彩票帶有賭博性，容易鼓勵人的不勞而獲思想，相對于慈善、教育等公益貢獻，濫發彩票的負面效應也同樣大。

作家葉兆言反對煙花爆竹解禁。不要把放鞭炮和文化攪在一起，這種“泛文化”的思考方式很可笑，相對于每年被炸死、炸傷的人，這種“泛文化”不值得。

詩人于堅干脆反對現代科技。認為西方的所有現代器物都可理解成兇器，“9?11”的飛機就是例證。他認為東方樸素宇宙觀仍然是現代人的生存智慧。

有學者更提醒，假如沙漠化得不到遏制，假如黃河長江斷了流，那么“引黃入京”還有什么用?那時唯一能考慮的方案恐怕只有遷都了。

在預兆2054年的電影《少數派報告》中，湯姆?克魯斯的清白要靠“少數派報告”來證明。系統編程者說，為了保障系統正常運行，少數派報告一律被“抹掉”。“在瞎子王國里，獨眼龍就是王”，這樣就賦予系統操縱者至高無上的權力，當他成為專橫跋扈的君王時，只有恢復少數派報告才能更正系統錯誤。

人都是健忘的。難道改變人類陋習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災變?難道事先沒人發出過警告嗎?應該不是。提醒者的聲音顯然被“抹掉”了。

誰妨礙了我們反對

對公眾意見，人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學者告訴我們這種本能可能會導致集體沉默。

傳播學家諾利?紐曼創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論，認為公眾在接受一個公眾議題時一般會判斷：自己的意見是否與大多數人站在一邊?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站在少數派一邊，他們傾向保持沉默；如果他們覺得與輿論主導相去漸遠，就越會保持沉默。這種使優勢意見越來越占優，少數派越來越沉默的現象就被稱作“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論強調大眾媒介在影響公眾意見方面確有強大的效果。報紙、雜志、電視對某一議題的宣揚在大眾中產生所謂“共鳴”效應，這種共鳴是排他性的，從而使“優勢意見”越來越成為壓倒性意見。

問題是，歷史常常表明，優勢意見并非總是對的和符合大眾利益的，可能符合當前利益卻犧牲了長遠利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經濟增長與環保、新城規劃與舊城保護之間的矛盾。

人們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數派。突變論認為，少數派如果不想被多數派壓倒，一是個體足夠強大、堅定，二是堅持的時間足夠久。一群狼不能容忍一只與眾不同的狼，總會除掉這個不受歡迎的伙伴。這只是自然界法則。

人類社會法則應更有能動性。就是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改變表達意見的環境。長期以來，家長式管制、背書式教育一直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如今的變化是，雞毛撣子換成了軟磨硬泡。家長告誡兒童，如果你不怎么怎么你就會被社會淘汰。方式變了但結果沒變，就是把你變成適合時代潮流的一葉浮萍，建設時代大廈的一塊磚頭。

保護少數派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如果將社會當做一個生命有機體，那么“我反對”就是它必不可少的免疫系統。過去一直無知地以為，人身體上的淋巴、腮腺、盲腸等只是會惹麻煩的可有可無的器官，屬造物的敗筆。生命科學家說它們是人體免疫系統的一部分，除掉它們整個機體將降低人體對病毒侵害的抵御能力。

少數派就是這樣一種系統，讓社會在行動時保持一種提醒狀態。長久以來，我們不習慣在爭論中前行，什么都要統一思想后才放心齊步走。中華民族一向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傳統美德”，缺失的是對少數派的尊重和保護。

現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社會運動正如火如荼，當人們都朝一個方向行進時，總有一些人跳出來說“走錯路了”。